历来史家对“大中政治”评价较高，或称之为“大中之治”。不过详细考察大中政局，实际上只是唐宣宗凭借超强的个人能力，勉强维持统治而已，对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则视而不见，或者是故意回避。因此，宣宗死后，被掩盖的矛盾立即爆发，迄于唐亡。

     尽反会昌:宣宗反会昌政治的行动极快，基本上没有留下缓冲的时间。即位不到一月，武宗尚未下葬，就出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诏书一下，举朝惊骇。李德裕所提拔的一些官员纷纷落马；武宗所宠任的道士赵归真被杖杀，轩辕集流岭南，（但宣宗晚年竟也将其召回询问长生之术）。武宗下葬后，李德裕调任东都留守，但同平章事被解除；次年冬，武宗朝的吴湘冤案被重新审理，李德裕由此贬潮州司马；大中二年秋，再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次年冬李德裕卒于贬所。

人事上同时进行的还有三件事。其一是改变会昌时期精简人事的政策。至大中元年下半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吏部上报“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其二是大力提拔为李德裕所排斥者。其中牛党成员自然首当其冲，其被流岭南的五大骨干李宗闵、杨嗣复、李珏、牛僧孺、崔珙同日北迁；文学之士马植不为李德裕所重，宣宗用之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白敏中原本为李德裕擢拔，但宣宗即位后马上倒戈，竭力攻击李德裕，成为政治红人，宣宗以之为相。由他引荐的崔元式、韦琮等辈，多是李德裕在位时所薄者；魏谟入相，也和他与牛党关系密切有很大的关系；会昌中宰相崔铉与李德裕交恶，至大中竟也由此而再次拜相。其三是大力打击压制会昌时期的大臣。通过重新审理吴湘案，西川节度使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桂管观察使郑亚亚贬循州刺史，连死去的会昌宰相李绅都被追夺三任告身；李德裕所重用的名将石雄请求一镇终老，宣宗不许，石雄怏怏而终。

不过宣宗的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理智，有一个名叫丁柔立的官员，在前朝为李德裕所抑，但是他在李德裕被接连贬黜后站出来为其鸣冤，宣宗竟以阿附李德裕的罪名贬他为南阳尉。旧史往往说宣宗明察，善于纳谏，从此事来看是不尽然的。相似的事件还有，王皞上言请将郭太后和宪宗合葬，但是宣宗以为宪宗的死和郭太后有关，一直待郭太后礼薄，不允许合葬。王皞此举触怒宣宗，被贬为句容令。这充分体现了宣宗的“小过必罚”（范祖禹语）。宣宗最不喜欢大臣谈论立太子的事情，魏谟曾着重向宣宗强调这个事情，但没有下文；后来裴休也提醒宣宗，宣宗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胡三省注通鉴时对此评曰：“孰谓宣宗明察，吾不信也！”

会昌灭佛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宣宗对此亦想有所更张，于大中元年三月下诏“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通鉴对此评曰：“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胡三省也在此后叹道：“观通鉴之书，则会昌、大中之是非可见矣！”宣宗此举的弊端在当时就有人提出，大中五年进士孙樵上书曰：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右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

中书门下也奏报：“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

当时国用已经不足，并且正在准备最党项羌作战，宣宗感到了来自舆论和财政的双重压力，才下令限制建造佛寺。但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举效果并不佳。次年底，中书门下再次上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宣宗从之。至此对灭佛的矫枉过正才煞住车。

    唐武宗时期靠着薛元赏费尽周折终于辖制住了神策军,但宣宗一即位就将薛元赏贬出长安,神策军也重新被宦官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中书门下令剥夺宦官控制的祠部的发放度牒权而复归鸿胪寺,这无疑在一定打击了宦官的经济实力,但宣宗即位后却又将发放度牒的权力重新交给宦官所控制的祠部。

      世人皆说唐宣宗善纳谏,于是我就找了一些资料:有一个名叫丁柔立的官员，在前朝为李德裕所抑，但是他在李德裕被接连贬黜后站出来为其鸣冤，宣宗竟以阿附李德裕的罪名贬他为南阳尉。旧史往往说宣宗明察，善于纳谏，从此事来看是不尽然的。相似的事件还有，王皞上言请将郭太后和宪宗合葬，但是宣宗以为宪宗的死和郭太后有关，一直待郭太后礼薄，不允许合葬。王皞此举触怒宣宗，被贬为句容令。这充分体现了宣宗的“小过必罚”（范祖禹语）。宣宗最不喜欢大臣谈论立太子的事情，魏谟曾着重向宣宗强调这个事情，但没有下文；后来裴休也提醒宣宗，宣宗说“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胡三省注通鉴时对此评曰：“孰谓宣宗明察，吾不信也！”
      这里是中国通史的评价: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

      在藩镇问题上河朔是藩镇割据的源头,河朔三镇联盟在会昌年间就随着唐武宗调外将张仲武入主卢龙而不复存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河朔诸将帅皆庸者,正如王夫之所言:

           河北诸帅皆庸竖尔，是弗难羁?勺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视东南为噬
肤不知痛、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鹜也。“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岂不信夫？

          唐宣宗时期东南军乱不断,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军乱规模不大都是倏起倏灭,影响不大。如以下材料: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事件平息后，宣宗以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并下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大中十一年，容州军乱，逐经略使王球。此时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经略使，正在安南对溪洞蛮作战。宣宗以涯为容管经略使。

大中十二年，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宣宗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以百人定岭南”。李承勋为名将李光弼的后人。

就在李承勋赴岭南的同一天，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悰，杀都押牙王桂直。韩悰平日待将士刻薄，故有此乱。陕南东道节度使徐商有精兵名为捕盗将，诏讨湖南乱军，徐商遣捕盗将二百人讨平之。

一月不到，江西也发生军乱。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宣宗以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以讨毛鹤。韦宙之父韦丹元和朝为江西观察使，在江西有惠政，故宣宗择韦丹为帅。 韦宙先克洪州，然后与徐商的捕盗将联合，彻底平定叛乱。

又没有隔一个月，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逐观察使郑薰。淮南节度使崔铉马上反应，出兵宣州。宣宗以铉兼宣歙观察使，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崔铉捕得康全泰及其党羽四百人，尽杀之。

年底，容管都虞候来正谋叛，经略使宋涯效仿忠武黄头军及李承勋定岭南之法，很快平定。此时安南亦有人作乱，闻黄头军来，顷刻瓦解。

大中十三年，武宁（徐州）再次军乱，其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被士卒所逐。左金吾大将军田牟以前镇守过徐州，有能名。宣宗复以田牟武宁节度使，军中遂安。康季荣被贬岭南。

以上列举的事实足以说明大中朝地方的不安定。尤其是大中十二年一年军乱不断，遍布南方。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相当恶劣。深受宣宗信任的翰林学士韦澳，在大中十一年提出出镇的要求，宣宗对此感到不悦。韦澳私下对外甥说出了理由，其一为不想受到宰相的猜忌；其二他说“时事浸不佳”。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刻了，大中九年，连淮南这种经济发达区域都发生了饥荒，“民多流亡”；大中十二年秋东部又发生大面积的水灾。大中十三年，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浙东爆发。吏治方面，也到了“乱则未乱，但侥幸者多，乱亦非难”的程度（蒋伸语）。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随便有所震动，这座大楼就可坍塌。宋祁在《新唐书.叛臣传》后的赞里面，总结了这时的情形：

“唐亡，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太宗之遗德馀泽去民也久矣，而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时也，天将去唐，诸盗并出”

        很多人认为宣宗有规复河湟之功,但很多史学家却对规复河湟之功作出了另一种评价以下是我摘录的部分资料:《中国通史》范文澜:当时吐蕃内乱，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据秦（治成纪，甘肃秦安县北）、原（治高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安乐（鸣沙县，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三州及七个关（原州有七个关）来归。三州士民千余人到京师阙下朝见唐宣宗，欢呼舞跃，庆喜得回到故国来。士民当场解除吐蕃服装，换上唐朝衣冠，观欢都感动得高呼万岁。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肃敦煌县）人张议潮，乘吐蕃大乱，率汉民众逐走吐蕃守将，夺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来朝。唐宣宗任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张议潮发兵收复瓜、伊、西等十州，使张议潭奉十一州地图户籍来献，河湟土地上汉民众全部归唐。唐在沙州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节度使。唐肃宗时，吐蕃夺取西北州镇，唐国境退缩到凤翔、邠州一带，原因是安史叛乱。唐宣宗时，十一州来归，原因是吐蕃内乱。唐朝君臣不在这一点上有所戒惧，却早在三州七关来归时，宰相便以克复河、湟为理由，请唐宣宗加尊号，唐宣宗也认为河、湟克复了，给唐顺宗、唐宪宗上尊号“以昭功烈”。事实上，唐宣宗君臣这种浮夸不实的做法，正说明满足于三州七关的取得，并无勇气去收复河湟。河湟收复，是汉族民众的力量，唐朝廷并没有什么“功烈”可说。
蔡东藩: 观宣宗之复河陇，未始非一时机会，遣将四出，不血刃而得地千里，天子御延喜楼，亲受河陇人民朝谒，反夷为夏，易左衽而为冠裳，岂不足雪累朝之耻，副万民之望？时人号为小太宗，良有以也。然版籍徒隶强藩，田税未归司计，有克复之名，无克复之实，终非尽善尽美之举。

       史家言宣宗在位时勤于吏治,多减赋税。但唐宣宗大中十三年的裘甫起义却打碎了这种梦境,裘甫起义爆发时唐懿宗继位还不到半年,根本来不及施展他的昏庸。裘甫起义爆发的原因也是大中朝的吏治腐败和大中时期唐朝加重了对江南的盘削所致(所谓的多减赋税,只不过是拆东墙扑西墙顾此失彼)。裘甫起义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裘甫起义之前中晚唐的各种农民反抗运动只是一些小规模的农民暴丅动,但自裘甫起义开始农民反抗运动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多人都认为是唐懿宗败光了武宣二宗留下的基业,对此我持不同看法,唐懿宗的确是个昏君,但是唐宣宗留给他的局面并不是小康或小安,相反唐宣宗留下的是一个军乱频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北司斗争激烈的烂摊子。再加上唐懿宗本身的昏庸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唐朝也在唐宣宗死后几十年就走向了灭丅亡。
中国通史:唐宣宗时，统治集团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额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众起丅义反抗的条件成熟了。起丅义首先在拥虚兵的南方地区爆发起来，从而引起骄兵的叛变，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统治继续瓦解着，大规模的农民起丅义更得以顺利地进行。

     中国通史:唐宣宗自恃有智术，察察为明，相信自己的见解一定都是对的。他的意旨，只许群臣顺从，不许违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时，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为谏官。八四七年，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丁柔立上书替李德裕讼冤。唐宣宗说丁柔立阿附，贬为县尉。所谓阿附，就是不顺从他的意旨。令狐绹最能顺从也最得信任，自称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见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违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独揽用人大权，州刺史赴任，必先来京朝见，皇帝亲自考问，按答话优劣，再定用否。当然，他认为可用的人，尽管不胜任，再也不会有人敢说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蒋伸宛转地对唐宣宗说，近来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唐宣宗自以为用人非常严格，听了惊问，这样，不是乱了么！蒋伸说，乱倒还没有，不过，侥幸的人多，乱也不难。唐宣宗很满意蒋伸的话，说，过几天，我不单独接见你了。唐制，宰相不单独见皇帝，这句话就是说要任用蒋伸为宰相。果然，蒋伸被任为宰相。蒋伸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觉得几句话中听，立即决定给宰相做，依然还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侥幸。从蒋伸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吏治很坏，已经到了乱也不难的时候。

    还有关于唐宣宗结束党争的说法,实际上党争在唐武宗会昌晚期就已经结束,唐宣宗只是让胜利者变成了牛党。并且党争结束不久,就因宣宗自身的施政失误又引起了南北司之争比之党争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史料摘自《中国通史》:八五四年，唐宣宗与令狐绹商量尽杀宦官。令狐绹密奏说，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补，自然会逐渐耗尽。这个密奏被宦官看见，因此，宦官更与朝官相憎恶。朋党的争斗，因李德裕朋党的完全失败，渐趋平息，南北司的争斗从此又表现出紧张状态。
    宦官问题:唐宣宗在位时对宦官在小范围内进行抑制,再加上自仇士良死后宦官集团就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内耗和宦官在会昌朝已遭到极大削弱,宣宗也从未采取解决宦官的行动,因此大中朝时宦官除在唐宣宗死时干了次老本行外其它时候都比较安分。宣宗禁止宦官与外臣结交,但宣宗发现宰相马植与马元挚结交,也只敢处置马植一人。宣宗曾经将一些犯过的地位低下的小宦官当着朝臣面杖死,想以此震摄宦官集团中的实力派。这种方法的效果有多大(我想在下不说,大家也比我清楚),宣宗与韦澳,令狐 等人的“削宦大计”也只是议与皮表,未见真章。

            实际上大中朝宦官集团权力比之会昌朝还要有所恢复,这很大得益于宣宗对会昌之政的清算,比如武宗灭佛时下令剥夺了宦官控制的祠部的发放宗教度牒权而复归泓胪寺,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宦官集团的经济实力。而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出于拉拢宦官的目的重新恢复了祠发放度牒的权力并为仇士良及仇家“昭雪”。抛去宣宗贬李德裕不谈,光他贬一个薛元赏就已是他一大弊政。薛元赏是当时的朝臣中唯一一个能让神策军为之忌惮的朝臣,贬走薛元赏无疑为宦官和神策军再次成为死党,打开了一条方便之门。武宗朝时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不管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得到了打击,而宣宗时期宦官对神策军的控制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得到了恢复。
        用人:宣宗对元和政治的追求热情很高，最可体现之处还在于人事。宣宗在宪宗的葬礼上对当时的山陵使令狐楚印象颇佳，他向白敏中打听令狐楚后人的情况，得知楚子绹有才能，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其培养成宰相；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宣宗问其家世，回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裴度的儿子裴谂做翰林学士，宣宗幸翰林见之，面除翰林学士承旨；宣宗与大臣谈论元和循吏，得知韦丹在江西观察使任上功绩很大，于是马上擢用韦丹之子韦宙。元和的家世，无用的可能只有李吉甫了。

以上可见，宣宗用人主观因素很大。还有其他的几例也可说明这个问题。如宣宗见李远有“长夏惟消一局棋”诗句，马上取消其出任杭州刺史资格；又如宣宗微行遇温庭筠于逆旅，温庭筠出口张扬，宣宗即将其否定；同样又遇一文人于路，此人稍谦恭，即与一官（事见《北梦琐言》）。以上可以看出的是宣宗极重细节，这样便有了很大的偶然性。又如宣宗连宫中的清洁人员的姓名都可记得；某次一文书有一错别字，宣宗竟将承旨学士贬谪；再如某次宣宗打猎途中遇一农夫赞扬其县令，宣宗记下其姓名，该县令很快得到升迁。如此种种，国之铨选制度已被架空。所以范祖禹在《唐鉴》中评论宣宗：“抉适细微以惊服群臣，小过必罚而大纲不举、、、、特一县令才也。”孙甫亦于《唐史论断》中评曰：“（宣宗）知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体。”以上宣宗所择人中，魏谟、韦宙尚值得一提外，其他人大多庸碌无为。宣宗虽有小太宗之誉，但大中一朝，庸相扎堆，全贞观无名臣辈出之局面，这恐怕和宣宗这种存在私心的用人态度是有关联的。

      史家评价大中之治
王夫之评价
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令狐纟父子
黩货于上，省寺相师而流及郡县，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唐
之亡，宣宗亡之，岂待狡童继起，始沈溺而莫挽哉？于是藩镇之祸，且将息矣，
河北诸帅皆庸竖尔，是弗难羁勺驭者，彼昏不知，惴惴然防之，而视东南为噬
肤不知痛、沥血不知号之圈豚池鹜也。“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岂不信夫？
民者，兵之命也；安者，危之府也；察者，昏之积也；弱者，强之徒也。可不慎
哉！可不慎哉！  

     蔡东藩评价大中之治

李德裕以一代功臣，骤遭贬死，虽德裕未得为完人，究无窜殛之罪，直书窜死，所以甚宣宗之失也。德裕死而托梦令狐绹，冤魂其果未泯乎？ 观宣宗之复河陇，未始非一时机会，遣将四出，不血刃而得地千里，天子御延喜楼，亲受河陇人民朝谒，反夷为夏，易左衽而为冠裳，岂不足雪累朝之耻，副万民之望？时人号为小太宗，良有以也。然版籍徒隶强藩，田税未归司计，有克复之名，无克复之实，终非尽善尽美之举。即如大中政治，亦不过粉饰承平，瑜不掩瑕，功难补过，甚至以立储之大经，不先决定，及驾崩以后，竟为宦竖握权，视神器为垄断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夫懿宗本为冢嗣，大中已乏权阉，乃无端委任中官，再令其佣立嗣君，无惑乎唐室之天下，与阉人共为存亡也。世有贾生，岂徒痛哭流涕已哉？
    不过唐宣宗终究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在下在此文也只是为了指出唐宣宗的弊政而己。

部分资料转自唐宣宗“大中政治”述评
张卫东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