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泾阳之战，唐军暂时控制住了突厥抄寇畿内的局面，但是，如何退敌，仍然是摆在太宗面前的一大难题。

颉利在八月癸未（二十八日）回到咸阳附近的渭水便桥后，派出执失思力前去探虚实，“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资治通鉴》），双方的斗智斗勇也精彩上演。

一、执失思力入见

执失思力在公开觐见太宗时，应该说是履行了颉利交给他的使命的，“思力盛称“颉利、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资治通鉴》）

对此，太宗也进行了公开回击。不过，太宗的这段话，诸书记载是不一样的。一种以《册府元龟》卷991为代表：

帝谓之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又义军入京之初，尔父子并亲从我，赐尔玉帛，前後极多，何取将兵入我畿县？尔虽突厥，亦颇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

《通典》边防典及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与此基本相同。

从这一记载来看，太宗责备的是执失思力，并未过多的涉及颉利，岑仲勉先生认为，太宗此举，“意在专责思力，以为拘留口实，盖突厥背盟，有颉利自当之，故不过轻责两句”（《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太宗责执失思力”）。

这里要说明一下，太宗所谓“尔父子并亲从我”，指的也是执失思力父子。据《大唐朔方公执失府君墓志铭》记载，“曾祖淹，本蕃颉利发。皇初起太原，领数千骑援接至京”，执失淹的儿子叫执失武，执失武的长子就是执失思力，可见执失家族是协助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赐尔玉帛，前後极多”，说的也是赐给执失家族的。因此，后面才会说“何得全忘大恩”。

另一种以《资治通鉴》为代表：

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

在这里，太宗责备的重点变成了颉利，前后逻辑也就相应出了问题。既然前面说的“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是给颉利的，那对执失思力哪里来的大恩？又怎么能因此威胁要杀执失思力呢？

因此，笔者认为，两相对比，《册府元龟》的记载合乎逻辑和语境，应是正确的。《资治通鉴》恐有曲解。

那么，对执失思力的处置，按照《册府元龟》卷991的记载：

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还，当谓我惧。”遂絷思力於门下省。

这其实是对颉利的进一步反击，你敢派使者威胁我，我就把你的使者都扣下，你硬我更硬，从气势上压倒突厥。

当然，以上是正史记载，在《大唐朔方公执失府君墓志铭》中，记载则完全不同：

於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蚁结蜂飞，云屯雾合，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

在这里，执失思力背叛了颉利可汗，反而向太宗献策。

哪种记载准确呢？墓志后面记载的“遣与李靖计会，内外应接，因擒颉利可汗”，显然不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事情，倒是有点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颉利“使执失思力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旧唐书》突厥传）。墓志很有可能是把执失思力的两次入朝合并成了一次，可信度大打折扣。

那么，墓志所记是否完全不可信呢？笔者认为，似乎也不宜完全否定，因为，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遭到太宗的责备后，“思力惧而请命”，请命，胡三省对其的解释是，“请贷其死命也”，也就是请求饶命，那么，执失思力是简单的大喊饶命呢，还是向太宗说出了什么、以此作为交换请求饶命呢？笔者不能确定，但是，执失思力向太宗透漏情报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墓志将其美化为“入朝献策”，也并非完全是无中生有。

太宗囚禁了执失思力，表现了自己的强硬，但是仅有强硬的态度并不能退敌，太宗如何化解眼前的局面呢？对此，太宗采取了文武两种措施。

二、军事部署

先说武的一手，即军事部署。

谈到渭水之盟，很多人集中于议和的讨论，殊不知，渭水议和，是在军事准备已较为充分的情况下才展开的。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突厥这一次得以深入畿内、兵临渭水，主要是因为泾州和豳州的守将出现了状况，突厥通过这一缺口才如此深入，并非因为突厥击败了多少唐军。这种情况下，在唐军没有集结应战时，突厥自然可以掌握暂时的主动权，但是，一旦唐军开始集结，由于唐军并未遭受多少损失，因此，突厥的主动权就相应丧失了。相反，由于突厥过于深入，其外围的唐军在完成集结后，反而对深入畿内的突厥军队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早在八月丙子（二十一日），即突厥攻至武功、京师戒严的第二天，唐朝方面就开始集中讨论御敌之策。据《册府元龟》卷991记载：

（八月）丙子（二十一日），检校户部尚书裴矩等二十馀人各陈御寇之策。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岂使凶徒，虐我黎庶。朕将御戎，躬亲剪扑，先事灭之，然後施行，公辈不须为虑也。”

从这段话来看，太宗明显是把军事手段放在了优先位置。那么，具体如何部署呢？

前文已经讲了应急措施，那就是派出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率部出击泾阳，迫使突厥回师西返。在这一措施的基础上，太宗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集结关中诸军

《册府元龟》卷991记载，八月癸未（二十八日）执失思力事件后，“于时兵将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劳”，可见当时已在集结兵力。

另外多部史书均记载，在八月癸未，太宗与颉利隔渭水对峙的时候，唐军大部队相继到达：

《贞观政要》九：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

《旧唐书》太宗本纪：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

《旧唐书》突厥传：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

《新唐书》突厥传：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虏大骇。

《册府元龟》卷991：俄而众军继至，精甲曜日，连旗蔽野。

《通典》边防典：而众军径至，颉利见军容大盛。

那么，当时太宗集结的是什么部队呢？从当时唐军的分布情况来看，只能是关中十二军。而从十二军的位置上，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的态势。下面为方便介绍，以关中十二道的道名来代指十二军。

十二军中，宁州、泾州、豳州三军在长安以北，岐州、西麟州二军在长安以西，同州、华州二军在长安以东，此七军形成了长安的外围防御。其余五军均位于京兆府，形成了长安的内线防御。

而内线五军中，万年、长安二军位于长安城内，在渭水以南；醴泉、宜州（华原、同官、宜君一带）、富平三军在渭水以北。而突厥当时在哪里呢？在咸阳、泾阳一带，恰好处于内线五军的包围之中。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与突厥正面对阵的唐军，可能主要是万年和长安二军。

从兵力上看，查《新唐书》志27，关内共有军府273府，京兆府就占了131府，达到了40%多，按此比例推算，关中十二军二十余万人，内线五军就可达到约十万人，其兵力已经与突厥旗鼓相当。

因此，从内线来讲，由于出击泾阳、以及唐军主力的陆续集中，已经出现了阻挡乃至围堵突厥的态势，突厥的主动权已经开始丧失。

（二）封堵豳州缺口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关中十二军中有两军布置在泾州和豳州，按说这里的防御是比较坚固的，但是，由于守将的问题，出现了缺口。为堵住这个缺口，太宗从灵州召回李靖赶赴豳州。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幽州（当为“豳州”）以待之”。

另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颉利可汗入泾阳，靖率兵倍道趋豳州，邀贼归路，既而与虏和亲而罢”。

这样，通过以上2项措施，太宗在军事上做好了准备，突厥反而处于一种不利的态势，按照太宗的说法，“虏若奔还，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矣”（《资治通鉴》）。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既然唐军在态势上已经占优了，为什么不打、反而要议和呢？

任何一场战役，仅仅看态势或者在地图上推演是不够的，必须要分析交战双方的具体战力。从武德九年当时的情况看，对唐朝来说，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

先看有利因素，那就是当时突厥的凝聚力已经不行了。

对于突厥内部来说，太宗的评价是，“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资治通鉴》），也就是说突厥内部是相对松散的，“多而不整”，战斗力相应也会受到影响。太宗进而说，“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

太宗的这一评价是否正确呢？先说关于当时突厥的一般意义上的松散、分离，有以下史料可以佐证：

第一，突厥郁射设已经离开颉利，单独活动了，据《旧唐书》列传19记载，“时突厥携离，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对此，笔者在中篇已经详细分析。

第二，曾依附于突厥的铁勒诸部也出现叛离。据《旧唐书》列传59记载，“武德九年，延陀、回纥等诸部皆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击之，复为延陀所败”。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时候，突厥的凝聚力确实已经出现了问题。

再说说“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这一具体的细节。有人怀疑这条记载的真实性，认为不可能，突厥既然来抄寇，为何警惕性会如此之低。

笔者认为，这条记载的关键在于，这一局面出现的时间是在突厥请和之前还是之后。对此，两唐书突厥传、《通典》边防典和《册府元龟》卷991均未明确记载，但是，《资治通鉴》明确提出了时间是在“当其请和之时”。注意，突厥请和是在八月癸未（二十八日）太宗与颉利隔渭水单独交涉以后，此时议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战争氛围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达官皆来谒我”的局面是很正常的。这其实也说明了太宗所谓“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只是一种假设，不好实行，因为如果太宗这么做了，就是严重的失信行为，无益于刚刚达成的议和。

此外，太宗此话是对谁说的呢，诸书记载一致，是对萧瑀说的，萧瑀当时是左仆射，而且直接参与了本次对突厥的决策过程，因此，是否出现了这种局面，萧瑀应该是很清楚的，太宗也不可能骗过萧瑀。

但是即便如此，突厥的高官们在其可汗还没动的时候（可汗独在水西），自行过河拜谒唐朝皇帝，也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其松散程度可见一斑。

以上是有利因素。

再看不利因素，那就是当时太宗刚刚即位，政权交接还需要时间。

太宗在六月庚申（初四日）玄武门之变后掌握政权，八月甲子（初九日）即位，到八月下旬不过二个多月的时间，而当时需要进行的人事调整很多，需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太宗尚未完全建立好新的班子，诸如罗艺、张瑾等需要调整的人也没有完成调整，新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制定和实施。对此，太宗也有清醒的认识，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对萧瑀说过以下的话：

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

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宗没有与突厥正面决战，而是开始议和。这种议和，是在军事准备已经较为充分的情况下开展的，是在已有其他可选方案（军事打击方案）的前提下，权衡利弊后做出的选择。

三、议和

太宗的议和把握着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在气势上压住对方。此前扣押执失思力，已经压了突厥一头，但是还不够。为此，太宗在议和之前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对此，太宗曾对萧瑀有过总结：

瑀又以轻敌固谏於马前，帝曰：“吾已筹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盖以我国家初有内难，朕又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朕若闭门，虏必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故独出，以示轻之，又曜军容，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虏入既深，理当自惧，与战则必克，与和则必固。朕服匈奴，自兹始矣。公等宜记之。”（《册府元龟》卷991）

总结一下，太宗主要采取的是两项措施，一是“朕故独出，以示轻之”，这就是著名的“六骑临渭水”，二是“又曜军容，使知必战”。“曜军容”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下面重点说说“六骑临渭水”。

据《册府元龟》卷991记载，“帝出自玄武门，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其酋帅大惊，皆下马罗拜”。

先数清楚渭水六骑都有谁。

上面引文明确记载了3人，“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另外，左仆射萧瑀既然能够“以轻敌固谏於马前”，说明萧瑀也在内。

此外还有一个安元寿，依据是《安元寿墓志铭》，“贞观元年（当为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拥徒卅万众来寇便桥，太宗亲率精兵出讨。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其所亲信，多类此也”。

还有一个疑似的，是李孟尝，依据是《李孟尝碑铭》中“岂止渭桥下拜、燕山纪功而已”一句。

如果大家把武德七年突厥入寇的情况回忆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六骑临渭水，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百骑出阵挑战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地点由豳州五陇阪换到了渭水便桥；此外，太宗带的随从更少了，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豳州五陇阪与突厥相隔的是一条“沟水”，而这次与突厥相隔的是渭水，以此作为缓冲，安全自然更有保障。

这样，太宗以六骑临渭水，则颉利负约，紧接着，“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再加上此前扣押执失思力，这3个因素共同作用，终于对颉利产生了震慑，“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才正式开始谈判，“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资治通鉴》）。太宗与颉利的具体谈话内容已不可知，但是，双方显然就基本的意向达成了一致，因为，“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资治通鉴》）。

关于这次请和，《安元寿墓志铭》有详细的记载，“颉利遣使乞降，请屏左右，太宗独将公一人于帐中自卫”。“于帐中自卫”，可见是位于前线，因此这次“遣使”显然不是执失思力，而是太宗与颉利单独谈判以后突厥派出的使者。“请屏左右”，可见这仍然是一次秘密谈判，具体的谈判内容不得而知。但是，双方显然正式达成了一致，因为突厥请和后，“上即日还宫。乙酉（三十日），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资治通鉴》），唐朝与突厥再次结盟，突厥撤退，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大规模入侵至此结束了。

那么，这次议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议和达成以后，唐朝又采取了哪些善后措施呢？笔者在下一部分继续分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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