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的新概念，其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贫抚孤，社会福利等几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历史悠久，《周礼》中的“荒政十二策”即是政府在应付突如其来的灾害时所采取的救济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抵御自然灾害，缓和社会矛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物质基础。有关唐代的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但由于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加上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还有分歧，因而这一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
据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记载，唐朝历时289年，共计受灾493次，其中旱灾125次，水灾150次，风灾63次，地震52次，雹灾37次，蝗灾34次，霜雪27次，歉饥24次，疫灾16次。仅据《两唐书·五行志》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因水灾一次死亡就达两万余人，损失千人或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就有十余次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例如：对生产方面的破坏，总章二年七月“益州大雨，坏居人屋宇。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九月十八日括州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九千七十，牛五百头，田四千一百五十顷。”[1](《唐会要》卷43《水灾上》)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2](《新唐书》卷34《五行志》)永贞元年九月“朗州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暴涨，漂万余家。十一月京兆府长安等九县，山水暴涨，害田苗。”[1](《唐会要》卷44《水灾下》)长庆三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万顷。”[2](《新唐书》卷35《五行志》)中和四年六月己巳“太原大风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2](《新唐书》卷35《五行志》)对生活方面的破坏：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连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余人”[3](《旧唐书》卷37《五行志》)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天宝十载，“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十三载，九月，东都浐、洛溢，坏十九坊。”[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广德二年秋，“关辅大饥，米斗千钱。”[2](《新唐书》卷35《五行志》)贞元二年七月“洪州，火，燔民舍万七千家。”[2](《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在巨大在自然灾害面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仅凭借个体的力量显然难以保障其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为此，唐初以来，就不断完善各种救灾机构、制度和法令，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灾后设立临时性的救灾使职
唐初，统治者吸取隋短命而亡的教训，竭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大规模的灾难大都派遣使者勘察灾情，并且因地制宜的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据《唐大诏令集》卷116载，“自汉魏以来，水灾之处，必遣人巡问以安集之，国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抚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遣使，“分行四方，延问疾苦。”[4](《唐大诏令集》卷103《遣使巡行天下诏》)据《新唐书》卷116载：垂拱中，历司属卿，时山东饥，及善为“巡抚赈给使。”就在这一时期，政府已经正式设立救灾使职了，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救灾使职。如：开元四年，河南，山东，河北发生蝗灾，朝廷让御使狄光嗣，康瓘，敬观道等人担任河南、河北检校捕蝗出巡地方，巡检灭蝗情况。[3](《旧唐书》卷37《五行志》)开元十五年，八月，河北州县水灾，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宣抚使巡检水损地方。[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开元十二年，河北谷贵，又以太子宾客卢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救饥。[3](《旧唐书》卷100《卢从愿传》)后来，还有宣慰使和赈恤使参与地方救灾。开元二十年，江南、淮南发生旱灾，而河南数州却被水淹没，次年二月以检校尚书右丞相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检校尚书吏部侍郎刘彤充“江东河西宣慰使”，尚书兵部侍郎李镇充“山南道宣慰使”赈济百姓。[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据毛阳光先生《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一文所述，唐代，朝廷共设职遣使赈济多达76次，尤其是太宗和玄宗时期。[6]可见，遣使救灾在唐代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承担着一定的作用。
据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记载，唐朝历时289年，共计受灾493次，其中旱灾125次，水灾150次，风灾63次，地震52次，雹灾37次，蝗灾34次，霜雪27次，歉饥24次，疫灾16次。仅据《两唐书·五行志》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因水灾一次死亡就达两万余人，损失千人或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就有十余次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的损失，例如：对生产方面的破坏，总章二年七月“益州大雨，坏居人屋宇。凡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家，害田四千四百九十六顷，九月十八日括州海水翻上，坏永嘉，安固二县，百姓庐舍六千八百四十三家，溺死九千七十，牛五百头，田四千一百五十顷。”[1](《唐会要》卷43《水灾上》)开元二年韶州鼠害稼，千万为群”[2](《新唐书》卷34《五行志》)永贞元年九月“朗州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暴涨，漂万余家。十一月京兆府长安等九县，山水暴涨，害田苗。”[1](《唐会要》卷44《水灾下》)长庆三年秋“洪州螟蝗害稼八万顷。”[2](《新唐书》卷35《五行志》)中和四年六月己巳“太原大风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2](《新唐书》卷35《五行志》)对生活方面的破坏：咸亨元年五月，“十四日，连日澍雨，山水溢，溺死五千余人”[3](《旧唐书》卷37《五行志》)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天宝十载，“广陵大风驾海潮。沉江口船数千艘，十三载，九月，东都浐、洛溢，坏十九坊。”[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广德二年秋，“关辅大饥，米斗千钱。”[2](《新唐书》卷35《五行志》)贞元二年七月“洪州，火，燔民舍万七千家。”[2](《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饥，人相食。”[2](《新唐书》卷36《五行志》)在巨大在自然灾害面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仅凭借个体的力量显然难以保障其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为此，唐初以来，就不断完善各种救灾机构、制度和法令，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灾后设立临时性的救灾使职
唐初，统治者吸取隋短命而亡的教训，竭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大规模的灾难大都派遣使者勘察灾情，并且因地制宜的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据《唐大诏令集》卷116载，“自汉魏以来，水灾之处，必遣人巡问以安集之，国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抚恤。”贞观八年正月，太宗遣使，“分行四方，延问疾苦。”[4](《唐大诏令集》卷103《遣使巡行天下诏》)据《新唐书》卷116载：垂拱中，历司属卿，时山东饥，及善为“巡抚赈给使。”就在这一时期，政府已经正式设立救灾使职了，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救灾使职。如：开元四年，河南，山东，河北发生蝗灾，朝廷让御使狄光嗣，康瓘，敬观道等人担任河南、河北检校捕蝗出巡地方，巡检灭蝗情况。[3](《旧唐书》卷37《五行志》)开元十五年，八月，河北州县水灾，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宣抚使巡检水损地方。[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开元十二年，河北谷贵，又以太子宾客卢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救饥。[3](《旧唐书》卷100《卢从愿传》)后来，还有宣慰使和赈恤使参与地方救灾。开元二十年，江南、淮南发生旱灾，而河南数州却被水淹没，次年二月以检校尚书右丞相皇甫翼充“河南淮南道宣慰使”，检校尚书吏部侍郎刘彤充“江东河西宣慰使”，尚书兵部侍郎李镇充“山南道宣慰使”赈济百姓。[5](《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二》)据毛阳光先生《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一文所述，唐代，朝廷共设职遣使赈济多达76次，尤其是太宗和玄宗时期。[6]可见，遣使救灾在唐代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承担着一定的作用。
三、设立悲田养病坊
病坊是唐代的一种“恤贫宽疾”的社会保障机构。病坊主要收留乞儿、老人、穷困和残疾之人、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咸亨元年十月，高宗下诏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于京师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检括具录姓名本贯属，于“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县官和监官相互管理。这种“屯监”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早期的病坊。据载，唐代的病坊是由“悲田”演变而来的，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与佛教有关。玄宗开元五年，宋璟奏称：
“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1](《唐会要》卷49《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8](《资治通鉴》卷241“开元二十二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称：
“恤贫宽疾，著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蓍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1](《唐会要》卷49《病坊》)
懿宗咸通八年，敕曰：
“朕比寒暑致疾，绵滞经时，令旬朔之间。……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原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录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行道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连其申奏，候之定数。即以潘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写录敕，牓于州县间，并坊市村要路。其州县所给恤绢米，恐之所隐欺。仍委刺史县令设法颁布，不得令到本身。所在给恤之后，一一分析闻奏，俾令速济病，称朕意焉。”[4](《唐大诏令集》卷10《痊复救恤百姓僧尼敕》)
懿宗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而增加了对悲田的供给，而且改进了对悲田的管理，使之更加系统化。不但有执行机构，而且有了监督的机构及法律的保障。
唐代的病坊起初仅分布在两京附近的佛教寺院，牛肃《纪闻》中有陕州洪昉禅师建病坊的记载：“昉于陕城中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壮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9](《太平广记》卷437《赵叟》)武宗“会昌灭佛”以后，病坊无人主管，武宗听取李德裕的建议，令“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管理。后来病坊不仅推广到大民间，而且范围也由两京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州镇，成为定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福利机构，也成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病坊是唐代的一种“恤贫宽疾”的社会保障机构。病坊主要收留乞儿、老人、穷困和残疾之人、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咸亨元年十月，高宗下诏雍、同、华等州百姓有“单贫孤苦不能得食，及于京师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检括具录姓名本贯属，于“故城内屯监安置，量赐皮裘衣装及粮食”，[5](《册府元龟》卷105《帝王部·惠民》)县官和监官相互管理。这种“屯监”管理方式可以说是早期的病坊。据载，唐代的病坊是由“悲田”演变而来的，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年)，与佛教有关。玄宗开元五年，宋璟奏称：
“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1](《唐会要》卷49《病坊》)
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诏：“禁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8](《资治通鉴》卷241“开元二十二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称：
“恤贫宽疾，著于周典，无告常馁，存于王制，国朝立悲田养病，置使专知。……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蓍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1](《唐会要》卷49《病坊》)
懿宗咸通八年，敕曰：
“朕比寒暑致疾，绵滞经时，令旬朔之间。……应州县病坊贫儿，多处赐米十石，或数少处，即七石，五石，三石。其病坊据原敕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录参军，县令纠勘。兼差有行道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连其申奏，候之定数。即以潘镇所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写录敕，牓于州县间，并坊市村要路。其州县所给恤绢米，恐之所隐欺。仍委刺史县令设法颁布，不得令到本身。所在给恤之后，一一分析闻奏，俾令速济病，称朕意焉。”[4](《唐大诏令集》卷10《痊复救恤百姓僧尼敕》)
懿宗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进而增加了对悲田的供给，而且改进了对悲田的管理，使之更加系统化。不但有执行机构，而且有了监督的机构及法律的保障。
唐代的病坊起初仅分布在两京附近的佛教寺院，牛肃《纪闻》中有陕州洪昉禅师建病坊的记载：“昉于陕城中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寺极壮丽，远近道俗，归者如云。”[9](《太平广记》卷437《赵叟》)武宗“会昌灭佛”以后，病坊无人主管，武宗听取李德裕的建议，令“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管理。后来病坊不仅推广到大民间，而且范围也由两京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州镇，成为定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福利机构，也成为唐代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其他方面
唐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除了政府专门设立以上几个部门有针对的进行社会保障外，唐政府还通过颁布诸多行政法令来作为以上社会保障机构的补充。如历代诏令的要求“理丧恤葬”和敬老、养老以及《唐律疏议》中的相关规定等方面。
关于“理丧恤葬”的诏令，如：唐武德三年六月，诏：“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渠，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骨。”[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瘗隋末丧乱骸骨诏》)贞观二年四月也曾下诏“掩埋露骸”，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3](《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天宝元年三月敕曰“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其先未葬者，即勒令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抑所在村邻，相共埋瘗。无令暴露。”[4](《唐大诏令集》卷114《埋瘗暴露骸骨敕》)至德年间，颁布《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对于阵亡将士“悉收骸骨，埋葬致祭。”并且“优恤其妻子”和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宝应年间“或岁时不稔，道馑相望，枯骨转尸，多未埋瘗。……其京内外应有旧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当收拾埋瘗，仍令中使，与所由计会致祭。”[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瘗京城骸骨诏》)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政府于不同时期安葬战乱中死亡的人，因灾疫死亡的人，以及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并慰问家属，这一方面是美化生活环境，并从心理上给人民以安慰，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这种做法也表现了唐政府“以人为本”的政治作风，体现出了政府人性化的一面，这也是唐代政治文明的进步。
敬老、养老等方面，唐朝统治者认为“百行之本，要道维孝”。贞观三年四月诏曰：“其孝义之家，赐粟五石，高年八十以上，赐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疋。”[4](《唐大诏令集》卷80《赐孝义高年粟帛诏》)政府对施行孝道、崇敬老人的孝义之家以及高寿的老人都有大量赏赐。贞观十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监国，为表示“事亲敬老”曾赐宴定州宗姓老人。[4](《唐大诏令集》卷80《定州赐宗姓老人宴会敕》)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则天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帛三段，百岁以上各赐粟五石，帛十段”。[5](《册府元龟》卷55《帝王部·养老》)开元二年，玄宗令僧尼按儒家之礼拜父母，并为父母服丧。唐玄宗曾亲自注释儒家经典《孝经》，并颁布天下，以大力提倡孝道，力图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的社会风气。[10]同时，统治者认为“古之为政，先於尚老”，因此，倡导“居则致养，礼传三代，行则就见，制问百年”，并且赐给老人“几杖”和“鸩杖”以示敬老之意。“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鸩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遂稳便设酒食。”[4](《唐大诏令集》卷80《老人赐几杖鸩杖敕》)同时，对于病老，薨卒的朝臣也有赙赐，诏令规定，朝臣有薨卒者，自今以后，“其月俸宜全给，仍令更准本月俸料，以为赐给”并且“吊祭之礼，务从优厚”[4](《唐大诏令集》卷101《朝臣薨卒给俸料赙赠诏》)唐政府不仅颁布诏令敬老、养老，同时还在病坊之中专门收养鳏寡孤独、无力生活的穷苦老人，确保他们能够平安、幸福的渡过晚年。
在《唐律疏议》中虽无系统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具体规定，但仍可以找出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条文。如：对于囚犯的恩宥、优恤和对普通婢女生命的保障。
唐律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11](《唐律疏议笺解》卷4《名例》之《老小及废疾有犯》)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小孩免除刑事责任，体现出了唐政府爱幼养老的一面。对普通囚徒行刑的程度和数量上也有限制“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量不得过二百”[1](《唐律疏议笺解》卷29《断狱》之《拷囚不得过三度》)对囚犯生活方面保障也有规定，“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而未脱去者杖六十，以故死者徒一年。”[11](《唐律疏议笺解》卷29《断狱》之《不给囚衣食医药》)以上法律条文规定对囚犯的恩宥、优恤，足以显示出了政府在施行刑罚上的人道主义作风。对孕妇囚徒的恩宥，“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11](《唐律疏议笺解》卷30《断狱》之《处决孕妇》)还规定若孕妇囚徒还没有生产完而行刑，则判处执行官两年的罪。对于拷打孕妇囚徒也有规定：孕妇犯罪，本应拷打和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11](《唐律疏议笺解》卷30《断狱》之《拷决孕妇》)同时，普通婢女的生命安全也有法律保障，在役的工匠或官吏家的奴婢，侍女若生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11](《唐律疏议笺解》卷26《杂律》之《丁防官奴婢病不救疗》)对孕妇囚徒以及普通妇女在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唐律的这一规定是具有其时代特征的。
唐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中，除了政府专门设立以上几个部门有针对的进行社会保障外，唐政府还通过颁布诸多行政法令来作为以上社会保障机构的补充。如历代诏令的要求“理丧恤葬”和敬老、养老以及《唐律疏议》中的相关规定等方面。
关于“理丧恤葬”的诏令，如：唐武德三年六月，诏：“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渠，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骨。”[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瘗隋末丧乱骸骨诏》)贞观二年四月也曾下诏“掩埋露骸”，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3](《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天宝元年三月敕曰“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其先未葬者，即勒令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抑所在村邻，相共埋瘗。无令暴露。”[4](《唐大诏令集》卷114《埋瘗暴露骸骨敕》)至德年间，颁布《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对于阵亡将士“悉收骸骨，埋葬致祭。”并且“优恤其妻子”和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宝应年间“或岁时不稔，道馑相望，枯骨转尸，多未埋瘗。……其京内外应有旧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当收拾埋瘗，仍令中使，与所由计会致祭。”[4](《唐大诏令集》卷114《收瘗京城骸骨诏》)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政府于不同时期安葬战乱中死亡的人，因灾疫死亡的人，以及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并慰问家属，这一方面是美化生活环境，并从心理上给人民以安慰，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这种做法也表现了唐政府“以人为本”的政治作风，体现出了政府人性化的一面，这也是唐代政治文明的进步。
敬老、养老等方面，唐朝统治者认为“百行之本，要道维孝”。贞观三年四月诏曰：“其孝义之家，赐粟五石，高年八十以上，赐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岁加绢二疋。”[4](《唐大诏令集》卷80《赐孝义高年粟帛诏》)政府对施行孝道、崇敬老人的孝义之家以及高寿的老人都有大量赏赐。贞观十九年十一月，皇太子监国，为表示“事亲敬老”曾赐宴定州宗姓老人。[4](《唐大诏令集》卷80《定州赐宗姓老人宴会敕》)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则天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赐粟二石，帛三段，百岁以上各赐粟五石，帛十段”。[5](《册府元龟》卷55《帝王部·养老》)开元二年，玄宗令僧尼按儒家之礼拜父母，并为父母服丧。唐玄宗曾亲自注释儒家经典《孝经》，并颁布天下，以大力提倡孝道，力图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的社会风气。[10]同时，统治者认为“古之为政，先於尚老”，因此，倡导“居则致养，礼传三代，行则就见，制问百年”，并且赐给老人“几杖”和“鸩杖”以示敬老之意。“九十以上，宜赐几杖，八十以上，宜赐鸩杖，所司准式，天下诸州侍老，宜令州县遂稳便设酒食。”[4](《唐大诏令集》卷80《老人赐几杖鸩杖敕》)同时，对于病老，薨卒的朝臣也有赙赐，诏令规定，朝臣有薨卒者，自今以后，“其月俸宜全给，仍令更准本月俸料，以为赐给”并且“吊祭之礼，务从优厚”[4](《唐大诏令集》卷101《朝臣薨卒给俸料赙赠诏》)唐政府不仅颁布诏令敬老、养老，同时还在病坊之中专门收养鳏寡孤独、无力生活的穷苦老人，确保他们能够平安、幸福的渡过晚年。
在《唐律疏议》中虽无系统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具体规定，但仍可以找出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条文。如：对于囚犯的恩宥、优恤和对普通婢女生命的保障。
唐律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11](《唐律疏议笺解》卷4《名例》之《老小及废疾有犯》)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小孩免除刑事责任，体现出了唐政府爱幼养老的一面。对普通囚徒行刑的程度和数量上也有限制“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量不得过二百”[1](《唐律疏议笺解》卷29《断狱》之《拷囚不得过三度》)对囚犯生活方面保障也有规定，“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而未脱去者杖六十，以故死者徒一年。”[11](《唐律疏议笺解》卷29《断狱》之《不给囚衣食医药》)以上法律条文规定对囚犯的恩宥、优恤，足以显示出了政府在施行刑罚上的人道主义作风。对孕妇囚徒的恩宥，“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11](《唐律疏议笺解》卷30《断狱》之《处决孕妇》)还规定若孕妇囚徒还没有生产完而行刑，则判处执行官两年的罪。对于拷打孕妇囚徒也有规定：孕妇犯罪，本应拷打和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11](《唐律疏议笺解》卷30《断狱》之《拷决孕妇》)同时，普通婢女的生命安全也有法律保障，在役的工匠或官吏家的奴婢，侍女若生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11](《唐律疏议笺解》卷26《杂律》之《丁防官奴婢病不救疗》)对孕妇囚徒以及普通妇女在人身安全方面的保障，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唐律的这一规定是具有其时代特征的。
五、结语
总的来说，唐代的社会保障缘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其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国家保障模式，是由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社会保障。唐政府在不同时期通过设立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进行赈济，设置常平仓、义仓用以调节粮价、备荒赈恤以及设立悲田养病坊以“恤贫宽疾”并颁布诸多法令作为以上社会保障机构的补充，从而，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社会保障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保障。从它的体系来看，虽然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大多数只是涉及到社会救济方面很少涉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但它在政府重视和主导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社会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因而对于社会的和龘谐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总的来说，唐代的社会保障缘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其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国家保障模式，是由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社会保障。唐政府在不同时期通过设立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进行赈济，设置常平仓、义仓用以调节粮价、备荒赈恤以及设立悲田养病坊以“恤贫宽疾”并颁布诸多法令作为以上社会保障机构的补充，从而，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社会保障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社会保障。从它的体系来看，虽然总体上处于低层次水平，大多数只是涉及到社会救济方面很少涉及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但它在政府重视和主导下，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社会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因而对于社会的和龘谐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