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辣人类思想史（真诚、有料、易懂）
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弘扬和发展，至唐代达到鼎盛。可是印度本土的佛教却在公元13世纪初消亡。虽然佛教被赶出了出生地印度，但它在印度之外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成为当今的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就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代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材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繁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而分析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做“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只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唯识学认为中观太强调“空”，那么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我们普度的到底是谁？于是，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名字叫“阿赖耶识”，就是轮回和众生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做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所谓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著，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末那识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著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叫做“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的因果过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末那识又产生了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造业的结果，本质是“空”的。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第六识和第七识幻化出了我们的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的五识幻化出了种种感觉，才让我们误以为存在山河大地等万物。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修行的目的，就是破除前七识的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就能成佛。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什么会产生出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结果是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书籍。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众生成佛的根据在于自己的本心，修行实践活动应当是自主的，具体的修行方法没有通行的固定模式，觉悟解脱是一种豁然贯通而又无所得的境界。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也不强求你出家，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禅宗的目的是为了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被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曾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也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是一个*丝逆袭的经典案例。
在诸多的佛教派别中，有两支派别特别有意思。一支是超级难的“唯识宗”，可谓是佛学中的博士后学位；另一支是不立文字的“禅宗”，是佛学中最擅长搞怪的，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级别，大家都能学。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印度的一些大乘佛学家们提出了和中观不同的学说，就是“唯识学”。唯识学家们觉得龙树强调“空”强调得太过了，有一些事物还是实有的，所以唯识学也称为“大乘有宗”，与“空宗”相对。主张唯识学的学派又叫作“瑜伽行派”，《瑜伽师地论》就是唯识学的经典。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唐代对外交流很活跃，对待外来文化也采取开放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成熟了起来，中国僧人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工作，先后形成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玄奘法师就不远千里到印度本土去留学，这个《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唐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玄奘最擅长的就是唯识学，毕竟他是个高材生嘛。但唯识学实在是太难了，非常繁琐复杂难懂，对老百姓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唯识学在中国难以发展下去，毕竟曲高和寡，太不合群了。
“万法唯识”是唯识学的基本命题，他们关于这一命题的论证主要有三自性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唯识四分说。
唯识学特别注重对法相（事物现象）的分析，而分析的结果是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识”的变现、不能离开识而独立存在。“识”也叫做“心”，它是意识主体对事物加以了别（了解、分别）的功能。所谓主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依托于识的假象，只有识才是真实的存在，这就叫“万法唯识”。
唯识学认为中观太强调“空”，那么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么轮回的主体到底是谁？当我们说普度众生的时候，我们普度的到底是谁？于是，唯识学认为，在十二因缘中的第三个因缘“识”，有一部分是实有的，不是空的，名字叫“阿赖耶识”，就是轮回和众生的主体。它承载着我们做过的种种业，也承受相应的果报。阿赖耶识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根源。
唯识学构造了一套精巧复杂的理论，便于在不违背基本佛教思想的情况下，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一切。在唯识学的框架里，意识分为三类八种。第一类是“了别境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前五种相当于人的五种感觉，“意识”相当于直觉和思维，也就是所谓的“第六感”，既可以了别外境，也可以省察内心。
第二类是“末那识”，也就是“第七识”，梵文manas，意译为思量。按照玄奘的解释，这种意识“恒审思量”，它是一种持续不断意念作用，它所思量的内容就是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末那识让我们产生了“我”的概念，它是由阿赖耶识产生的，同时也是第六识的生起根据，所以它类似于现在说的心理深层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深深地固执于所谓的自我实体，即“我执”。于是，它既是颠倒的执著，也是众生烦恼的根源。末那识是虚幻的，是“空”的。
第三类就是“阿赖耶识”，即“第八识”“本识”。梵文alaya，意译为藏。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所执著意念的那个“我”，它好比一个仓库，所以叫做“藏识”。
阿赖耶识缘起的因果过程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存在一个实有的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产生了代表着自我意识的末那识，末那识又产生了剩下的六识。除了阿赖耶识之外，其余的七识都是无明、造业的结果，本质是“空”的。代表着自我意识的第六识和第七识幻化出了我们的心理活动，代表着感官的五识幻化出了种种感觉，才让我们误以为存在山河大地等万物。只有阿赖耶识才是实有的、纯净的，修行的目的，就是破除前七识的幻象，只剩下最纯净的阿赖耶识，就能成佛。
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为什么会产生出虚幻的末那识和其余种种识呢？假如这是造业的结果，那么纯净的阿赖耶识怎么会造业呢？
阿赖耶识是一个容器，可以储存各种“种子”。所谓种子，就是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可以引起和产生自身结果的东西，也称作“习气”。指的是意识活动的潜在势能，习气储藏在第八识中，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既是过去前七识活动留在第八识的痕迹，又是诱发未来前七识活动的潜在势能。
种子被“业”污染了，就会产生种种虚假幻象。之所以种子会被污染，是因为拥有这个种子的生命造下了业，污染了种子。生命造业的结果是熏染种子，被熏染的种子变出的幻象就是生命所受的业报。在这个过程中，阿赖耶识始终是纯净的，它不过是个容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跟它没有关系，被“业”污染的只是其中的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识本身。
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实践派，号称传的是佛祖的心印，即佛教的觉悟之心，故也称“心宗”“佛心宗”。传统说法是，由佛陀弟子迦叶传承佛心到菩提达摩，在印度共传28代，即“西天28祖”。达摩于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传法，历经“东土六祖”，慧能之后，众弟子分头传法，禅宗逐渐传遍大江南北。禅宗有两脉，神秀是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南禅的创始人。慧能是禅宗的主要代表，所著的《坛经》一书是中国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书籍。
禅宗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觉悟解脱的可能性和根据问题，二是关于修行实践的方法问题，三是觉悟解脱的境界问题。
禅宗的基本看法是“自性成佛”“心法与无法”“顿悟与无心无所得”。众生成佛的根据在于自己的本心，修行实践活动应当是自主的，具体的修行方法没有通行的固定模式，觉悟解脱是一种豁然贯通而又无所得的境界。
这就使得修行成佛的形式大大简化了，把学佛和修行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样，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就都能参与进来，而且传播起来也非常容易，成本很低。所以，禅宗走的不是精英教育路线，而是大众普及路线，与“科普”类似，禅宗相当于“佛普”。禅宗不立文字，它不需要你饱读佛经，也不强求你出家，不要求你坐禅，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修佛，都能成佛。因为人人身上都具有佛性，只要你明心见性，顿悟了，即可成佛。由此可见，禅宗是佛教派别里最自由的一个。
禅宗里最引人注意的，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公案。禅宗的典籍里记录了大量的故事、对白。由于这些故事和对白中有大量莫名其妙的内容，学习者要像研究法庭案例那样反复琢磨，所以这些故事和对白被称为“公案”。
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用故事来进行教育，内容生动鲜明，能触动人的情感，同时便于记忆。所以，禅宗的方法是很聪明的。禅宗大量的公案都属于答非所问的对话。通过各种千奇百怪、答非所问的回答，禅宗的目的是为了破除人们日常习惯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以达到进一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使人顿悟的目标。
此外，还有“当头棒喝”，禅机不一定要用语言来表达，使用出其不意的行为也可以表达。只要达到吓人一跳的效果，人们的理性思维就会被暂时中断，在愣住的那一瞬间，心底里的佛性就有可能显现。
禅宗独树一帜的特色，使得它在中国的历史上曾辉煌一时。到了今天，它也依然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学派之一，是一个*丝逆袭的经典案例。
第三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和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研究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著书立说，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看作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战国时，儒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既有着艰难的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如泰山压顶般的僵滞。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的组织十分严密，纪律严明。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活动于战国中后期。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主张多有继承，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的规则和理想主义思想，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人，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法家占据了统治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汉武帝尊儒之后，法家的影响逐渐式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诸子百家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和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研究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著书立说，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局面。
从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来看，诸子百家以及三教九流可看作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和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下面让我们大致浏览一下几个主要的派别。
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儒”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子去世后，战国时，儒家分化为诸多支派，“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在儒家诸派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最富有思想性，影响也最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逐渐被神圣化、绝对化，在中国历史中，既有着艰难的系统有序的发展，也有着如泰山压顶般的僵滞。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在创始人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糅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了道教，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的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用老庄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一套宗教哲学体系。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墨家的代表著作《墨子》是由墨子的弟子根据授课笔记编撰而成。
墨家的组织十分严密，纪律严明。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活动于战国中后期。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两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主张多有继承，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的规则和理想主义思想，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法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管仲、商鞅、慎到、李斯、韩非等人，法家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就政治层面而言，远比其他各家的影响大，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法家占据了统治地位。
秦始皇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学说为指导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汉武帝尊儒之后，法家的影响逐渐式微，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都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法。
道家老庄（一）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公元前604年生，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晚年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踪。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公元前369年出生，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道家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影响深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影响却经久不衰。到了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为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由于当时的人主要研究《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故称“三玄”，又因为谈论的内容大多涉及远离具体事务的“玄远之学”，所以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现在很多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一种本意上的曲解。但是，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基本没人再研究了，差不多等于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味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喜欢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于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以后，道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受到王权的推崇和扶持，发展到了鼎盛阶段。金元时期又产生了较大的教派“全真教”。此后，各派之间逐渐融合，明清之后，道教逐渐走向了衰落。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页很庞杂。简而言之，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鬼神崇拜、道家思想，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谶纬思想，还有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尊崇《道德经》《南华经》《抱朴子》等众多道家经典，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无需听命于天，因而主张修道养生。道教成仙的修炼方法有很多，如炼丹、服食、吐纳、胎息、按摩、导引、房中术、辟谷、服符、诵经等。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道家和道教这两个词，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个学术流派，以其思想演变和代表人物为研究内容；后者是宗教，有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然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者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道家与道教纠缠成了一团，血脉相通，颇难分开。道教是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
道家学派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老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约公元前604年生，姓李名耳，字聃。他曾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学多才，晚年骑青牛西去，在函谷关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也称为《老子》），然后不知所踪。
自老子创始之后，道家学派又分化出不同派别。其中，庄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子的道家思想，成为道家仅次于老子的第二号人物，与“孔孟”相类似，“老庄”成了道家的代称。
庄子又叫庄周，约公元前369年出生，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身世不详，据说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庄周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他写作的《庄子》一书，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都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人类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道家及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影响深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成为非主流思想，但对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影响却经久不衰。到了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政治分裂，儒家趋于衰落。魏晋时代，知识分子喜欢谈玄论道，探求人生意义，一时蔚为风气，道家思想的衍变迈入新的阶段。由于当时的人主要研究《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故称“三玄”，又因为谈论的内容大多涉及远离具体事务的“玄远之学”，所以后世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称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现在很多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一种本意上的曲解。但是，玄学自魏晋时代后基本没人再研究了，差不多等于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学也慢慢变味变质了。流传到了今天，玄学这个词真的就成了鬼怪灵异和各类迷信的代名词，实质就是一种巫术的变种。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不谈国事、民生等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乃是当时的时尚。山水也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他们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
由于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个体生命，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喜欢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气，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
儒学的思想和主张，在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太平、中央集权强大的时期是比较管用的，是统治者很好用的一个社会政治管理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民不聊生的时代，儒学就很难奏效了，因此就逐渐衰落，这一衰落就是几百年之久。
在乱世中，人们严重缺乏安全感，在政治上也看不到希望，那在心理上自然就会转向避世，倾向于逃避现实，关注于个人和精神生活，关注宇宙规律、人生意义等形而上学的问题，不愿意去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在魏晋时期人们就倾向于道家玄学，还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道家和佛家，可以给乱世中的人们以心理安慰，影响力在中国社会逐渐扩大开来。儒家代表入世，道家和佛家代表出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是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心理的反映。
出世的心态很容易造就一种宗教。道家学派产生后，在乱世中逐渐形成了道教。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形成。以后，道教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和发展，到隋唐时期受到王权的推崇和扶持，发展到了鼎盛阶段。金元时期又产生了较大的教派“全真教”。此后，各派之间逐渐融合，明清之后，道教逐渐走向了衰落。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一种多神论宗教，在中国古代的影响仅次于佛教。道教历史渊源较早，内容页很庞杂。简而言之，包括了先秦时期的古代巫术、鬼神崇拜、道家思想，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谶纬思想，还有部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等。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无所不在，无所不包。道教奉老子、元始天尊为教主，尊崇《道德经》《南华经》《抱朴子》等众多道家经典，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提倡修炼丹药，实施祈祷等宗教仪式。
道教重生恶死，认为人的生命可以自己做主，无需听命于天，因而主张修道养生。道教成仙的修炼方法有很多，如炼丹、服食、吐纳、胎息、按摩、导引、房中术、辟谷、服符、诵经等。
道教的派系众多，因分派标准不同而名称各异。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医学、化学、建筑、养生、民俗等方方面面，影响延续至今。
道家和道教这两个词，经常被不加区别地使用。其实，道家与道教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是一个学术流派，以其思想演变和代表人物为研究内容；后者是宗教，有神仙崇拜与信仰，有教徒与组织，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然而，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者又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道家与道教纠缠成了一团，血脉相通，颇难分开。道教是脱胎于道家，道家哲学思想是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宗教理论的主干。
道家老庄（二）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提出这一概念，是源于对世界万物最初从何而来的追问和思考。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它无处不在，又视而不见。“道法自然”，它大公无私，任物自然，无所为又无所不为。它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规律”、“势”或“必然性”的东西，也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的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真正的“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出色的，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看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和传播道家思想和玄学呢？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老子》《庄子》这些书。既然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庄鄙视逻辑语言，又因为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就导致了老庄的著作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看懂的怪话。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完全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如此一来，讨论就变成了越说越错，说多错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弃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
如果严格按照原著的字面意思，老庄其实是没法学的。要想按照老庄的主张来生活，就必须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强行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副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要求君主舍弃自己的意志欲望，听任百姓自己想做的事情，使百姓处于自然状态。
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事情做得过多了。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其机构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要求达到的是强求一律和压制差异，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的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还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希望回到原始社会去。他觉得，世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强盛的国家的终点必然天下大乱，早晚要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还不如一直就待在原始社会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么？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么？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不止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给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要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都是顺其自然的对立面。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行事，这时人的生活就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善恶。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因为欲望太多，知识太多。
人们竭力满足欲望，以求快乐，却因欲壑难填，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人还要绝圣弃智，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的知识越多，就越不知足。
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上，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待”。庄子在《逍遥游》中，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待”的，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人生乃至万物的最高境界是“无所待”，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逍遥游》文字简单，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的思想主要是说，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自由发展人的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
庄子描述了他理想中达到至乐的人，这是完美的人、心灵自由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他”能够纯然快乐，因为他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也就是说，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
庄子追求清静无为，返璞归真，追求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斗争，不为世俗所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提出这一概念，是源于对世界万物最初从何而来的追问和思考。这是彻底的形而上学路子，“道”的概念中就包括了本体论和宇宙论，还具有生成论的意义，是老子抽象出来的一个形而上学假设。
根据老子的描述，“道”是非常玄妙的，既具有物质的某些属性，又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化生万物、生生不息、又非他物所生。它无处不在，又视而不见。“道法自然”，它大公无私，任物自然，无所为又无所不为。它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规律”、“势”或“必然性”的东西，也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总之，“道”的概念十分丰富、深奥、复杂，用语言文字很难加以准确的表述。
《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意是：道是抽象的、超验的、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久的道，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久的名，除了“可以命名”的形而下的事物之外，还有“无法命名的”形而上的事物。老子还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认为，语言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本质，这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一种歪曲，真正的“道”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语言描述不出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出色的，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看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和传播道家思想和玄学呢？
要传播思想就要写书，即使不写书也得演讲和口授吧？那就离不开语言文字。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于是就有了《老子》《庄子》这些书。既然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
老庄鄙视逻辑语言，又因为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就导致了老庄的著作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看懂的怪话。庄子的著作相对来说还好点，有散文和诗的气质，也有许多比喻，可老子的著作就真的是“有话不好好说”了，完全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
不用逻辑语言，那就难以辩论，如此一来，讨论就变成了越说越错，说多错多。老子主张人应该抛弃掉理性思维，才能更好地效仿自然。既然不用理性也不讲逻辑，那就只有靠“悟”了。
如果严格按照原著的字面意思，老庄其实是没法学的。要想按照老庄的主张来生活，就必须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强行加入自己的理解，其中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大。每个人的领悟和理解都不同，所以每个人眼里的道家思想都不太一样，这就好比一副艺术品，没有严格的、唯一的答案，而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老庄”。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要求君主舍弃自己的意志欲望，听任百姓自己想做的事情，使百姓处于自然状态。
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事情做得过多了。国君应该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庄子强烈反对政府运用其机构实行统治，因为一切体制、政府、法律，要求达到的是强求一律和压制差异，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要让大众享受自由，率性自然。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的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可见，道家的政治主张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体制。
老子还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希望回到原始社会去。他觉得，世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强盛的国家的终点必然天下大乱，早晚要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还不如一直就待在原始社会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始社会真的不如后来的社会好么？狩猎采集时代的人们，每天工作时间很短，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不愁吃，生活还是蛮富足的。他们的幸福感难道比农业社会的人差么？对远古时代怀有玫瑰色幻想和好感不止是老子一人，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卢梭看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是因为人心和社会被农业文明给污染了。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怎样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做事为人，要顺乎自然，不要强求，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都是顺其自然的对立面。人顺德，就是顺着事物的本性行事，这时人的生活就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善恶。人失去了原有的德，是因为欲望太多，知识太多。
人们竭力满足欲望，以求快乐，却因欲壑难填，效果适得其反，所以老子强调要清心寡欲。人还要绝圣弃智，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的知识越多，就越不知足。
在人类的生存方式上，道家重视人性的自由，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生活方式来面对世界，主张“齐物”、“逍遥”，对万物的态度是“无所待”。庄子在《逍遥游》中，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有所待”的，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而人生乃至万物的最高境界是“无所待”，这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
《逍遥游》文字简单，却充满了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的思想主要是说，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自由发展人的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
庄子描述了他理想中达到至乐的人，这是完美的人、心灵自由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他”能够纯然快乐，因为他超越了普通事物的界限，超越了主观和客观的界限，也就是说，他超越了“我”，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与道合一。
庄子追求清静无为，返璞归真，追求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斗争，不为世俗所累，从而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逍遥境界。庄子十分重视自由和快乐的问题，如果要做一个类比的话，庄子就是东方的伊壁鸠鲁或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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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全《目录》：
第六部分 奇迹般的二十世纪
第二十章 新物理学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普遍联系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思想的盛宴
实用主义
人才辈出
现象学
存在与时间
维特根斯坦
第二十二章 科学是什么
逻辑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科学历史主义
科学实在论
第二十三章 理论的繁荣
存在主义
后现代主义
社会理论
女性主义
第二十四章 意识的奥秘
心智和意识
前沿专家的观点
神奇的大脑
第二十五章 复杂的世界
复杂性和复杂系统
复杂网络
复杂性科学
终章：我们的未来
第六部分 奇迹般的二十世纪
第二十章 新物理学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普遍联系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思想的盛宴
实用主义
人才辈出
现象学
存在与时间
维特根斯坦
第二十二章 科学是什么
逻辑实证主义
证伪主义
科学历史主义
科学实在论
第二十三章 理论的繁荣
存在主义
后现代主义
社会理论
女性主义
第二十四章 意识的奥秘
心智和意识
前沿专家的观点
神奇的大脑
第二十五章 复杂的世界
复杂性和复杂系统
复杂网络
复杂性科学
终章：我们的未来
第六章 新儒学的复兴
儒学的自我更新
公元589年，中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统一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隋朝又被更加强大、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唐朝所取代。从文化和政治上看，唐朝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时代，可以与汉朝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汉朝。在海外，有众多的唐人街，唐人与汉人一样，都成了中国人的代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年代。
经过几百年的乱世，儒家已经逐渐衰落。新的、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儒家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公元622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标准的开科取仕制度开始建立。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中修建孔庙。后来又下诏，命令硕学大儒审定儒家经典标准文本，挑选出经书的标准文本，然后再作出官方审定的注疏，由皇帝颁布，在太学中讲授。这样，儒家思想再一次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通行全国。
不过，这时候的儒学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和汉朝时所拥有的活力，虽然经书文献都还在，注释之类也比过去更多，但它们既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个时期的人们更喜欢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人的本性和命运问题更加感兴趣。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使人们感到，旧的儒家思想传统已经不足以应付时代的挑战，尽管皇帝手下的官方学者已做了巨大的努力。
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最缺乏的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缺乏宇宙论和本体论。如果想要和道佛竞争，重现儒家的辉煌，就要对整个儒学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抓住人心，重回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直到唐代中叶以后，韩愈和李翱才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他们再次提出“道统说”。后世许多人认为，道统的传承到孟子就中断，李翱认为自己对于道统有所了解，并相信自己的教化活动是继承了孟子的统绪。自此以后，经过更新的儒家都接受了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并以继承了道统自诩。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复兴一直要等到宋代才正式开始，因为整个唐代基本是道家和佛家的天下。
宋代的新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来源是佛家思想，以及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第三个思想来源是道教，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儒学所持的宇宙论观点，主要来自于此。
这三种思想成分混杂在一起，有很多地方是存在互相矛盾的。当时的哲学家们要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自然需要许多时间。混搭风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还得自圆其说，这确实相当不容易。
因此，虽然新儒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但是它的思想体系明晰形成则要等到11世纪的宋朝。在新儒学的形成初期，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宇宙论问题，这也是旧儒学中最缺陷的问题。
儒学的自我更新
公元589年，中国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分裂之后，又统一在隋朝的统治之下。不久之后，隋朝又被更加强大、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唐朝所取代。从文化和政治上看，唐朝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黄金时代，可以与汉朝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汉朝。在海外，有众多的唐人街，唐人与汉人一样，都成了中国人的代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和骄傲的年代。
经过几百年的乱世，儒家已经逐渐衰落。新的、强大的唐王朝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儒家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公元622年，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标准的开科取仕制度开始建立。628年，唐太宗下令，在太学中修建孔庙。后来又下诏，命令硕学大儒审定儒家经典标准文本，挑选出经书的标准文本，然后再作出官方审定的注疏，由皇帝颁布，在太学中讲授。这样，儒家思想再一次成为国家确认的官学，通行全国。
不过，这时候的儒学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和汉朝时所拥有的活力，虽然经书文献都还在，注释之类也比过去更多，但它们既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个时期的人们更喜欢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人的本性和命运问题更加感兴趣。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使人们感到，旧的儒家思想传统已经不足以应付时代的挑战，尽管皇帝手下的官方学者已做了巨大的努力。
与道家和佛家相比，儒家最缺乏的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缺乏宇宙论和本体论。如果想要和道佛竞争，重现儒家的辉煌，就要对整个儒学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儒学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抓住人心，重回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一直到唐代中叶以后，韩愈和李翱才对《大学》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释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他们再次提出“道统说”。后世许多人认为，道统的传承到孟子就中断，李翱认为自己对于道统有所了解，并相信自己的教化活动是继承了孟子的统绪。自此以后，经过更新的儒家都接受了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并以继承了道统自诩。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道学家”，他们的哲学被称为“道学”。这种经过更新后的儒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亦称宋明道学），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复兴一直要等到宋代才正式开始，因为整个唐代基本是道家和佛家的天下。
宋代的新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来源是佛家思想，以及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第三个思想来源是道教，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儒学所持的宇宙论观点，主要来自于此。
这三种思想成分混杂在一起，有很多地方是存在互相矛盾的。当时的哲学家们要把这些思想糅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自然需要许多时间。混搭风如何做到没有违和感，还得自圆其说，这确实相当不容易。
因此，虽然新儒学的思想可以上溯到唐代的韩愈和李翱，但是它的思想体系明晰形成则要等到11世纪的宋朝。在新儒学的形成初期，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宇宙论问题，这也是旧儒学中最缺陷的问题。
新儒学的宇宙论
周敦颐（1017—1073年）是第一个讲宇宙论的哲学家，他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创人。据说，周敦颐从某位道士手里得到一张图像，他把图像改画，用以说明宇宙演进的过程。这个图像名为“太极图”，他对太极图用了一篇很短的文字进行说明，即《太极图说》。仅读《太极图说》，便足以了解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
《太极图说》是对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简洁论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文字上看，《太极图说》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宇宙万物如何形成，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周敦颐认为，“无极”在“太极”之前，而太极是阴阳乃至万物产生的根源。虽然他没有对无极和太极进行准确地解释，但“无极”无疑意味着先于天地万物的某种无形的存在，大概更多的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物，是最有灵性的生物，周敦颐的宇宙论图景明确了人的这一地位。并且，他认为天地人之道，都是圣人立法的结果，这就将人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
周敦颐的第二篇重要著作是《通书》，在其中，他解释的“无欲”和道家所讲的“无为”，以及禅宗对“无心”的解释是差不多的。他认为，圣人和一般人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既然如此，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成为圣人。周敦颐认为无欲而静是圣人设立的，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前提，无欲近圣，学习的过程就是明白做人的标准而切实贯彻的过程。
在新儒家看来，如果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就如同一面明镜，能够时刻反照镜子前的事物。当人心里没有自私的欲望时，他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直截了当的，就是所谓“动直”。人在“动直”状态时，内心就是正直的，大公无私的，不会厚此薄彼。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成圣方法，它接近于禅宗所倡导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
另一位讲宇宙论的哲学家是邵雍（1011—1077年），他和周敦颐一样，在形式上借鉴了道家，用以对儒学的改造。邵雍根据《易传》以“太极”为世界第一原理，并用“数”来解释易象。他同样也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说明他的原理。
在邵雍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这跟《易传》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他明确地用数来描述这个过程，以此更为严整地表达了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而且，他对整个宇宙的日月星辰、虫鱼鸟兽等等进行了数目运算，并构造了世界生成发展和毁灭再生的年表，为世界构造了一个“数”的图式。并且他认为，数的图式是来自于“心”的，事物的图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并决定事物。
根据《皇极经世》中的详细年表，世界由生到灭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129600年。现存世界的黄金年代，即尧的时代，已经过去，至于现今的世界，相当于剥卦，这是万物没落的开始。
邵雍关于宇宙来源的理论，完全是从他的图中演化出来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细致、联想力最丰富和最会画图的人了吧。
第三位谈到宇宙论的哲学家是张载（1020—1077年），他同样是从《易传》中发展出宇宙论，但所持的却是另一种观点。他的学说是以“气”为本的，这个“气”的观念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里，越来越居于重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也提出了“气”是世界的本体元素，与张载的“气”有些许类似的地方。
在张载看来，太极就是气，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的生成和消灭是由“气”的聚和散导致的。气是动的，意味着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就是“太和”。“太虚即气”，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源，既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太虚”是指气的本体，“太和”是指宇宙的混沌统一的状态，太虚和太和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太虚不是绝对的真空，它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态下，人凭肉眼看不见而已。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气、心、天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性二重说，即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源自气之本性，即天地之性，而天地之性进入气聚集成形的身体后，被其束缚，则为气质之性。不过，人虽然为形体所束缚，但天地之性本身不会被形体所遮蔽，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通过它来通达天地之道。
由于世间万物有了“气”这个共同的本源，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就得出一个结论：万物是一体的。因此，人与他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服侍乾坤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看待世人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人为社会大众所做的事情，同时就是为宇宙、父母所做的事情。这便是一种博爱精神了，而且强调了人的责任。人活着，就应该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死亡来临时便可以安息了。
周敦颐（1017—1073年）是第一个讲宇宙论的哲学家，他也是宋明理学的开创人。据说，周敦颐从某位道士手里得到一张图像，他把图像改画，用以说明宇宙演进的过程。这个图像名为“太极图”，他对太极图用了一篇很短的文字进行说明，即《太极图说》。仅读《太极图说》，便足以了解周敦颐的宇宙论思想。
《太极图说》是对于整个世界图景的简洁论述，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从文字上看，《太极图说》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宇宙万物如何形成，二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周敦颐认为，“无极”在“太极”之前，而太极是阴阳乃至万物产生的根源。虽然他没有对无极和太极进行准确地解释，但“无极”无疑意味着先于天地万物的某种无形的存在，大概更多的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存在物，是最有灵性的生物，周敦颐的宇宙论图景明确了人的这一地位。并且，他认为天地人之道，都是圣人立法的结果，这就将人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了。
周敦颐的第二篇重要著作是《通书》，在其中，他解释的“无欲”和道家所讲的“无为”，以及禅宗对“无心”的解释是差不多的。他认为，圣人和一般人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既然如此，那普通人就可以通过学习来成为圣人。周敦颐认为无欲而静是圣人设立的，作为人的存在和行动的前提，无欲近圣，学习的过程就是明白做人的标准而切实贯彻的过程。
在新儒家看来，如果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就如同一面明镜，能够时刻反照镜子前的事物。当人心里没有自私的欲望时，他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直截了当的，就是所谓“动直”。人在“动直”状态时，内心就是正直的，大公无私的，不会厚此薄彼。
这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成圣方法，它接近于禅宗所倡导的“率性而活，率性而行”。
另一位讲宇宙论的哲学家是邵雍（1011—1077年），他和周敦颐一样，在形式上借鉴了道家，用以对儒学的改造。邵雍根据《易传》以“太极”为世界第一原理，并用“数”来解释易象。他同样也是用图解的形式来说明他的原理。
在邵雍的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中，他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这跟《易传》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他明确地用数来描述这个过程，以此更为严整地表达了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而且，他对整个宇宙的日月星辰、虫鱼鸟兽等等进行了数目运算，并构造了世界生成发展和毁灭再生的年表，为世界构造了一个“数”的图式。并且他认为，数的图式是来自于“心”的，事物的图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并决定事物。
根据《皇极经世》中的详细年表，世界由生到灭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是129600年。现存世界的黄金年代，即尧的时代，已经过去，至于现今的世界，相当于剥卦，这是万物没落的开始。
邵雍关于宇宙来源的理论，完全是从他的图中演化出来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细致、联想力最丰富和最会画图的人了吧。
第三位谈到宇宙论的哲学家是张载（1020—1077年），他同样是从《易传》中发展出宇宙论，但所持的却是另一种观点。他的学说是以“气”为本的，这个“气”的观念在后来新儒家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思想里，越来越居于重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也提出了“气”是世界的本体元素，与张载的“气”有些许类似的地方。
在张载看来，太极就是气，气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的生成和消灭是由“气”的聚和散导致的。气是动的，意味着矛盾和矛盾的统一，就是“太和”。“太虚即气”，太虚之气作为万物的本源，既是万物存在的本体，又是万物存在的法则。“太虚”是指气的本体，“太和”是指宇宙的混沌统一的状态，太虚和太和的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太虚不是绝对的真空，它只是宇宙处于气散的状态下，人凭肉眼看不见而已。
张载还着重讨论了气、心、天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性二重说，即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张载认为，人的本性源自气之本性，即天地之性，而天地之性进入气聚集成形的身体后，被其束缚，则为气质之性。不过，人虽然为形体所束缚，但天地之性本身不会被形体所遮蔽，人的气质之性也可以通过它来通达天地之道。
由于世间万物有了“气”这个共同的本源，万物都是气的聚散变化，张载就得出一个结论：万物是一体的。因此，人与他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从根本上说都是一体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服侍乾坤如同服侍父母一样，应当看待世人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人为社会大众所做的事情，同时就是为宇宙、父母所做的事情。这便是一种博爱精神了，而且强调了人的责任。人活着，就应该尽一个社会成员、一个宇宙成员应尽的责任，死亡来临时便可以安息了。
程朱理学
进入北宋到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是一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弟弟程颐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理学”。哥哥程颢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都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受了张载和邵雍的直接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灭，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分成不同的门类。程颐的“理”的观念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我们所见宇宙的万物，不仅是“气”聚集而生的，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花之所以成为花，是因为它的“气”按照花的“理”而聚结，于是便生成为花。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永恒的，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在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源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地位降格了。“气”和宇宙总则的“理”，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个理气统一体里，“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至高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标准，它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一类事物的每一个个体之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既然每一个事物从生成开始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所以人性就是人类的“理”。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禀受的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张载早已对此加以区别，朱熹只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因此，心和其它个别事物一样，也是理气结合的产物。心和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既然每个人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那就有清浊之分。天地之性的气是禀清的，是良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就有清有浊，善恶相混。气质之性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也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原因。因此，朱熹认为，人们必须放弃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否则就会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把“气”给搅浑浊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使“人心”回归“道心”，也就是让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回归、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相应的，在政治上，既然世上每样事物都有它的理，国家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也必定有国家和政府的理。如果国家和政府按照“理”来组织，按照“理”来行事，就必定兴旺发达。否则，国家就要陷入混乱和瓦解。
这就好比造房子。一栋房屋要想建成，就要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建造。这些原理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世界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治国，就是按照为政之理来治理国家，任何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遵行了为政之道，即政治的“理”。柏拉图提出“哲人王”思想，同样，中国哲学家中多数也持这种看法。因为只有让圣人，或者哲学家来治国，他们才懂得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原因自然是由于他们懂“理”。
程朱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意思是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了解外部世界的目的，就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的内心之性。我们越多地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因为人的心通常被人的禀受之气所蒙蔽，人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个珍珠再现出来。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将程朱理学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进入北宋到公元11世纪下半叶，新儒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学派，分别以周敦颐的两个学生，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为创始人，他们被称为“二程”。这是一对“龙兄虎弟”，虽然学术观点不一致，但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
弟弟程颐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由朱熹集大成，史称“程朱理学”。哥哥程颢创立了另一个学派，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史称“陆王学派”或“心学”。程氏兄弟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实现了新儒学的复兴，意义重大。但是，朱熹和陆九渊两个学派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激烈的学术争论，两个阵营都有自己的粉丝，双方各种斗法、辩论，却谁都不能说服谁，往往不欢而散。
程颐的“理”的观念，是受了张载和邵雍的直接启发。张载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万物的生灭，这个理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万物为什么分成不同的门类。程颐的“理”的观念便是针对这一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我们所见宇宙的万物，不仅是“气”聚集而生的，还因为其中有它各自的“理”。花之所以成为花，是因为它的“气”按照花的“理”而聚结，于是便生成为花。
这就相当于古希腊哲学家们所讲的事物的形式和质料的区别。“理”是事物的形式，“气”是事物的质料。比如我们用陶土捏一个碗，陶土是制作这个碗的材料，而碗的形状和样子则是碗的“理”。我们是依据“理”的形式，用陶土（也就是“气”）来捏成一个碗的。光有物质材料，缺乏碗的“理”，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个碗，可能捏出来的是其他的东西，成为废品，那就不能用了。
程颐逝世22年后，朱熹（1130—1200年）出生于福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带“子”字的称呼是对这个人学术地位的最高表彰。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朱熹成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虽然朱熹受到心学的挑战，但程朱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
朱熹的理学，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型论”有高度的相似性。理是永恒的，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所对应的理便已存在。朱熹认为，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理”决定“气”，理气的结合则构成天下万物。任何事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在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源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地位降格了。“气”和宇宙总则的“理”，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个理气统一体里，“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世界被一分为二，理代表的是形而上的世界，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型世界”，而气代表的是形而下的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理是永恒的，永恒是超越时间的，而气的世界是有时间的，所以理和气之间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毕竟一个在时间之外，一个在时间之内。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个理便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终极标准。那么，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至高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标准，它是一切“理”的概括。这个“理中之王”被朱熹称为太极。朱熹还认为，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一类事物的每一个个体之中。每个具体的事物，不但有它个别的理，还有太极的整体之理。所谓“一沙一世界”，太极无所不在。
既然每一个事物从生成开始就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就构成了事物的本性。人和其他万物一样，也是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事物，所以人性就是人类的“理”。人类的理是共同的，大家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个人都不一样呢？因为光有理还不够，还需要气。一个人必须禀气而后生，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不相同，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理是永恒的、完美的、善的，可是形成每个人的质料却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有的人善良，有的人邪恶，这就是朱熹关于恶的来源的学说。
“气质之性”是一个人禀受的人性，它是不完美的，必须向着它的理念原型，也就是完美的“天地之性”看齐。张载早已对此加以区别，朱熹只是继承了这个思想。因此，心和其它个别事物一样，也是理气结合的产物。心和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活动，比如思考、感觉，但性却不能有这些活动。根据人性的二分法，在朱熹看来，心是心，性是性，人性中有相应的理，二者不能混淆。而陆王学派则认为，心即是性、心即是理。这就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思想分歧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既然每个人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那就有清浊之分。天地之性的气是禀清的，是良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就有清有浊，善恶相混。气质之性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欲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也是好人变成坏人的原因。因此，朱熹认为，人们必须放弃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否则就会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把“气”给搅浑浊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使“人心”回归“道心”，也就是让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回归、看齐。这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相应的，在政治上，既然世上每样事物都有它的理，国家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事物，也必定有国家和政府的理。如果国家和政府按照“理”来组织，按照“理”来行事，就必定兴旺发达。否则，国家就要陷入混乱和瓦解。
这就好比造房子。一栋房屋要想建成，就要按照建筑学的原理来建造。这些原理是永恒存在的，即使世界上没有一座房屋，建筑学的原理依然存在着。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就必须充分懂得建筑学的原理，按照这个原理来设计、施工，这样建造的房屋才能持久牢固。要不然就是豆腐渣工程，很快就倒塌了。
圣人治国，就是按照为政之理来治理国家，任何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遵行了为政之道，即政治的“理”。柏拉图提出“哲人王”思想，同样，中国哲学家中多数也持这种看法。因为只有让圣人，或者哲学家来治国，他们才懂得如何更好地治理国家，原因自然是由于他们懂“理”。
程朱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意思是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了解外部世界的目的，就是扩大我们对永恒之理的认识。“格物”是为了从有形之物中体认出超越物体的“理”，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格物”来“穷理”。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既领悟了理念的永恒世界，又领悟了自己的内心之性。我们越多地领悟“理”，也就越多地领悟“心性”，因为人的心通常被人的禀受之气所蒙蔽，人通过“格物穷理”，就可以使“理”这个珍珠再现出来。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都将程朱理学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有人批判程朱理学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各位网友
本书正在谈，很有可能要出版了。对方要求是我不能在天涯上发全文，因为要保证实体书出了之后，有一部分内容是新的，别人没看过的。
到时请捧场，买我的书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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