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中叶哈萨克的迁徙路线
仅中国境内徒步距离 约 3100 公里，进入克什米尔以后有坐车，坐船不计在内。
其中，一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约 400 公里，另一队杀过马家军肆虐的青海约300公里。
两队在青海西藏交接处汇合，横穿西藏阿里无人区约 1400 公里，平均海拔 4500 米，气候极端恶劣。
下面这个地图公布于 1956 年。
如此凶险恶劣的路线，仍然有奇迹。一个年仅 9 岁的男孩，不幸在战乱中落单，却仍然沿着前人留下的痕迹跋涉 5 个月，独自穿越阿里无人区。当时的西方记者留下了这样的纪录：
There followed a period of uneasy quiet and, during it, before the inevitableexplosion, little nine-year-old Abdul Mutalip suddenly walked into the encampment having been about five months on the road, all alone since he had separated from Ali Beg's party. His horse was still alive, and one sheep,though neither was nearly so much alive as their owner who had travelled on his own over mountains and valleys, streams and rocks and occasionally ice and snow... The miracle of Abdul Mutalip heartened the Kazak refugees greatly...
然而，据记者记载，这个勇敢的男孩最终没有走出西藏，他死于边境线上的一场战斗。
Yet he very nearly did die, and the others with him...
@米了好汉
历史有很多谜团，并不完全是后人描述的样子。据美国人的记录， оспан 有毛子护卫队，是逃到新疆的白俄士兵。
护送马克南的毛子卫兵都有名有姓记载，应该不会造假。
历史有很多谜团，并不完全是后人描述的样子。据美国人的记录， оспан 有毛子护卫队，是逃到新疆的白俄士兵。
护送马克南的毛子卫兵都有名有姓记载，应该不会造假。
@阿拉什之子1:
你的依据是西方记者的记录，可以研究，但不能盲目全信。他们也会根据自己需要修改历史。
哈萨克行动路线的地图，就是个无法篡改的证据。他们如果一开始就明确要出国，那么最佳路线向西是经喀什南下去和田，再往下300公里，即可绕开苏联到达克什米尔。
实际哈萨克人的路线是绕了一个巨大半圈，其中仅西藏高原就 1400 公里，远远超出正常路线，导致死伤无数。那时候中原军团还没到完全控制南疆，绿洲自然环境要容易很多。
而哈萨克人恰恰逆着中原军屯进入新疆的路线迁徙到青海，说明他们起初不是因为中央军团而迁徙。
你的依据是西方记者的记录，可以研究，但不能盲目全信。他们也会根据自己需要修改历史。
哈萨克行动路线的地图，就是个无法篡改的证据。他们如果一开始就明确要出国，那么最佳路线向西是经喀什南下去和田，再往下300公里，即可绕开苏联到达克什米尔。
实际哈萨克人的路线是绕了一个巨大半圈，其中仅西藏高原就 1400 公里，远远超出正常路线，导致死伤无数。那时候中原军团还没到完全控制南疆，绿洲自然环境要容易很多。
而哈萨克人恰恰逆着中原军屯进入新疆的路线迁徙到青海，说明他们起初不是因为中央军团而迁徙。
作者 房建昌
【摘要】1940年10月，约7百帐哈萨克族带着他们的驼牲羊马和所有的财产，被迫从他们居住的马步芳统治的青海省出发，开始了一场悲剧的，但是毫不动摇的逃亡。
除了马步芳军队不断的攻击和追讨，哈萨克族牧民在此旅行遭受了极大的和可怕的艰辛，他们越过无水的荒漠，他们的牲畜被渴死，他们进入了千里冰封的没有食物和遮蔽处的西藏高原，翻越了海拔8千英尺高的诸山口，穿越过广大的无路可寻的敌对之地。
约10个月后，丧失了约四分之一以上的原始人数，他们终于拖拖拉拉、精疲力尽，但是坚毅地进入了东部克什米尔。
在此，他们得到了庇护地，但是，这是暂时的，更多的这些骁勇的人们在找的落脚处和在印度建立新生活机会前还会经历死亡。
此文首次告诉大家这个大迁徙事件，有人认为可比喻为以色列逃亡。
此文详细描述整个事件及其起因，还有涉及此事件的人们。
此文最后记述了在经历了多为悲伤，但是仍不绝望的经历，哈萨克族试图开始重建他们在印度的新生活。
上世纪30年代，新疆巴里坤等地的哈萨克族大量东迁，进入甘、青。
他们到甘、青后，发生民族纠纷，后又遭当地驻军的欺压。
自1905至1950年，哈萨克族至少三次从新疆流寓西藏：
第一次，1905年从新疆抵达藏北当雄后，经过驻藏大臣与新疆官方联系后，被遣返回新疆。后两次，是从青海西北部进入藏北那曲，再经西部西藏进入克什米尔的拉达克。
1956年，一位英国记者在伦敦出版了《哈萨克大逃亡》一书，记述他采访了土耳其的来自中国的第三次流寓过西藏的哈萨克人。
对此前的两次流寓西藏也有所简要叙述，但是语焉不详，且有一些错误。
1993年，新疆出版了哈萨克族专门学者集体编写的《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内谈及哈萨克族流寓西藏情况，大多得自口传，亦语焉不详。
我为此根据当时国内鲜有人提及的清光绪末期中文史料和后来的外文史料，在2000年的《西北民族研究》发表了《哈萨克族流寓西藏考》一文，此文就19世纪前半叶哈萨克族三次从新疆流入西藏的简史记载为依据，综述其经过，并对有些书中的疑点加以去伪存真，以期对研究近代哈萨克史有所帮助。
2014年，我在《柴达木开发研究》第二期发表了7千多字的《柴达木哈萨克族经西藏入克什米尔考（1941年）》一文，对第三次的情况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现主要据英国档案对1941年哈萨克族经西藏入克什米尔作更加详细的讨论，以供从事近代中国哈萨克族史研究的同志们参考，这对于近代西藏史的研究也是有裨益的。
【摘要】1940年10月，约7百帐哈萨克族带着他们的驼牲羊马和所有的财产，被迫从他们居住的马步芳统治的青海省出发，开始了一场悲剧的，但是毫不动摇的逃亡。
除了马步芳军队不断的攻击和追讨，哈萨克族牧民在此旅行遭受了极大的和可怕的艰辛，他们越过无水的荒漠，他们的牲畜被渴死，他们进入了千里冰封的没有食物和遮蔽处的西藏高原，翻越了海拔8千英尺高的诸山口，穿越过广大的无路可寻的敌对之地。
约10个月后，丧失了约四分之一以上的原始人数，他们终于拖拖拉拉、精疲力尽，但是坚毅地进入了东部克什米尔。
在此，他们得到了庇护地，但是，这是暂时的，更多的这些骁勇的人们在找的落脚处和在印度建立新生活机会前还会经历死亡。
此文首次告诉大家这个大迁徙事件，有人认为可比喻为以色列逃亡。
此文详细描述整个事件及其起因，还有涉及此事件的人们。
此文最后记述了在经历了多为悲伤，但是仍不绝望的经历，哈萨克族试图开始重建他们在印度的新生活。
上世纪30年代，新疆巴里坤等地的哈萨克族大量东迁，进入甘、青。
他们到甘、青后，发生民族纠纷，后又遭当地驻军的欺压。
自1905至1950年，哈萨克族至少三次从新疆流寓西藏：
第一次，1905年从新疆抵达藏北当雄后，经过驻藏大臣与新疆官方联系后，被遣返回新疆。后两次，是从青海西北部进入藏北那曲，再经西部西藏进入克什米尔的拉达克。
1956年，一位英国记者在伦敦出版了《哈萨克大逃亡》一书，记述他采访了土耳其的来自中国的第三次流寓过西藏的哈萨克人。
对此前的两次流寓西藏也有所简要叙述，但是语焉不详，且有一些错误。
1993年，新疆出版了哈萨克族专门学者集体编写的《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内谈及哈萨克族流寓西藏情况，大多得自口传，亦语焉不详。
我为此根据当时国内鲜有人提及的清光绪末期中文史料和后来的外文史料，在2000年的《西北民族研究》发表了《哈萨克族流寓西藏考》一文，此文就19世纪前半叶哈萨克族三次从新疆流入西藏的简史记载为依据，综述其经过，并对有些书中的疑点加以去伪存真，以期对研究近代哈萨克史有所帮助。
2014年，我在《柴达木开发研究》第二期发表了7千多字的《柴达木哈萨克族经西藏入克什米尔考（1941年）》一文，对第三次的情况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现主要据英国档案对1941年哈萨克族经西藏入克什米尔作更加详细的讨论，以供从事近代中国哈萨克族史研究的同志们参考，这对于近代西藏史的研究也是有裨益的。
一、1905年屈莽山哈萨克族布克一股进入西藏北部
哈萨克人进入柴达木最早的记载为20世纪初。
1902年，塔城哈萨克潜行四出,北至迪化、阜康、奇台、绥来、精河,南移焉耆、若羌一带,沿屈莽山进入青海。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65卷》记载：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己酉……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奏、屈莽山尾股逃哈布克等不服驱收，伤害弁兵团丁。派员收捕情形。并请将阵亡把总张凤生王得胜暨阵亡兵团三十九名分别议恤。得旨、仍著妥慎办理。余依议。”
屈莽山的哈萨克1905年逃至西藏,其后驻藏大臣有泰上奏，《光绪实录卷之五百五十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三月。“癸巳”：[[1]]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所有新疆哈萨克收归阿尔泰山原牧。将次告竣。内有小头目布克一股。不服驱收。流入藏境。穷蹙难堪。现在捻充地方。暂行安插。以待新疆派员来藏。收回原牧。得旨、即由锡恒、联魁、有泰、妥速办理。”①
“捻充”在西藏北部今天的当雄县境西北，即念青当拉山岭的念青。
《光绪实录卷之五百七十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九月。“乙丑”：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哈萨克流民九十余人。由藏归牧。业交新疆委员接收。并派兵护送。报闻。”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73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四月癸酉科布多帮办大臣锡恒奏、前在屈莽山滋事哈民。随同头目布克窜入西藏。现已悉数收回原牧。酌加赈抚。分地安插。下部知之。”
《清史稿》卷七十六志五十一地理新疆焉耆府婼羌部分记载：南有“大中小屈莽山”。
那么，这三道“大中小屈莽山”的顺序方位如何呢？
1911年出版的新疆官志《新疆图志》“道路三”“婼羌县”部分记载：
“城南四十里羊大石哈，七十里托和拉卡克，七十里乔罕插衣，五十里雀和克堡，七十里阿五拉斯（有稽查防卡，支路二：
一东南达青海，二西南达西藏），二十里坤大湾，四十里赛堡乌拉卡，五十里小屈莽山（再南为中屈莽、大屈莽），又四程至吐门里克，达蒙古游牧境（此据婼羌县道路表）。”
1635年冬，固始汗与巴图尔珲台吉一行十人扮作香客前往西藏朝佛，侦察虚实，了解行军路线。他们入噶斯口南行，翻越大小屈莽山入藏。这条路线是新疆等地朝佛香客和商队经常行走的道路，为固始汗等人乔装入藏提供了掩护，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据史载，阿尔萨兰本人的宗教信仰并非笃诚，他虽受命进藏扶持噶举派，打击格鲁派，但他对这两个教派并非十分了解。当兵抵金沙江(长江)上游时，与固始汗等人相遇。同路去拉萨途中，固始汗向阿尔萨兰阐述了不可危害格鲁派的道理，阿尔萨兰后到了拉萨。
屈莽山究竟在何处？
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后面的索引没有“屈莽山”地名。不过，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青海、新疆两幅均有现代地名祁漫塔格山，在茫崖地区南部的新疆与青海交界处。
《青海省地名录》（1978年）记载：
祁漫塔格（山），位于茫崖镇的37.6/90.7处。
我认为：清末的屈莽山即今天的祁漫塔格（山）。
“屈莽”与“祁漫”乃一音之转。
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青海、新疆两幅均有现代地名祁漫塔格山，但是没有考证出清末的屈莽山即今天的祁漫塔格（山）。十分可惜。
关于1905年进入藏北的布克，在哈萨克史诗中作“布克·巴特尔”（ Boko Batur，蒙古语英雄），后来的乌斯满（Osman Batur）匪徒被认为是该巴特尔系列的第二人。
只是布克入藏的年份，前面提到的1956年英国记者在伦敦出版的《哈萨克大逃亡》一书，记述他采访了土耳其的来自中国的第三次流寓过西藏的哈萨克人。对此前流寓西藏布克也有简要叙述，这是西方文献首次记述布克。但是定为1913年（p.31）。这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乌斯满1899年生，《哈萨克大逃亡》一书以相当篇幅记述了布克在阿勒泰对少年乌斯满的培养。这是不确实的。因为布克离开屈莽山时，乌斯满才4岁，离懂事的少年还差几年。②
哈萨克人进入柴达木最早的记载为20世纪初。
1902年，塔城哈萨克潜行四出,北至迪化、阜康、奇台、绥来、精河,南移焉耆、若羌一带,沿屈莽山进入青海。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65卷》记载：
“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十二月……己酉……甘肃新疆巡抚潘效苏奏、屈莽山尾股逃哈布克等不服驱收，伤害弁兵团丁。派员收捕情形。并请将阵亡把总张凤生王得胜暨阵亡兵团三十九名分别议恤。得旨、仍著妥慎办理。余依议。”
屈莽山的哈萨克1905年逃至西藏,其后驻藏大臣有泰上奏，《光绪实录卷之五百五十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三月。“癸巳”：[[1]]
“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奏、所有新疆哈萨克收归阿尔泰山原牧。将次告竣。内有小头目布克一股。不服驱收。流入藏境。穷蹙难堪。现在捻充地方。暂行安插。以待新疆派员来藏。收回原牧。得旨、即由锡恒、联魁、有泰、妥速办理。”①
“捻充”在西藏北部今天的当雄县境西北，即念青当拉山岭的念青。
《光绪实录卷之五百七十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九月。“乙丑”：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哈萨克流民九十余人。由藏归牧。业交新疆委员接收。并派兵护送。报闻。”
《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73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四月癸酉科布多帮办大臣锡恒奏、前在屈莽山滋事哈民。随同头目布克窜入西藏。现已悉数收回原牧。酌加赈抚。分地安插。下部知之。”
《清史稿》卷七十六志五十一地理新疆焉耆府婼羌部分记载：南有“大中小屈莽山”。
那么，这三道“大中小屈莽山”的顺序方位如何呢？
1911年出版的新疆官志《新疆图志》“道路三”“婼羌县”部分记载：
“城南四十里羊大石哈，七十里托和拉卡克，七十里乔罕插衣，五十里雀和克堡，七十里阿五拉斯（有稽查防卡，支路二：
一东南达青海，二西南达西藏），二十里坤大湾，四十里赛堡乌拉卡，五十里小屈莽山（再南为中屈莽、大屈莽），又四程至吐门里克，达蒙古游牧境（此据婼羌县道路表）。”
1635年冬，固始汗与巴图尔珲台吉一行十人扮作香客前往西藏朝佛，侦察虚实，了解行军路线。他们入噶斯口南行，翻越大小屈莽山入藏。这条路线是新疆等地朝佛香客和商队经常行走的道路，为固始汗等人乔装入藏提供了掩护，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据史载，阿尔萨兰本人的宗教信仰并非笃诚，他虽受命进藏扶持噶举派，打击格鲁派，但他对这两个教派并非十分了解。当兵抵金沙江(长江)上游时，与固始汗等人相遇。同路去拉萨途中，固始汗向阿尔萨兰阐述了不可危害格鲁派的道理，阿尔萨兰后到了拉萨。
屈莽山究竟在何处？
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后面的索引没有“屈莽山”地名。不过，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青海、新疆两幅均有现代地名祁漫塔格山，在茫崖地区南部的新疆与青海交界处。
《青海省地名录》（1978年）记载：
祁漫塔格（山），位于茫崖镇的37.6/90.7处。
我认为：清末的屈莽山即今天的祁漫塔格（山）。
“屈莽”与“祁漫”乃一音之转。
谭其骧的清代历史地图青海、新疆两幅均有现代地名祁漫塔格山，但是没有考证出清末的屈莽山即今天的祁漫塔格（山）。十分可惜。
关于1905年进入藏北的布克，在哈萨克史诗中作“布克·巴特尔”（ Boko Batur，蒙古语英雄），后来的乌斯满（Osman Batur）匪徒被认为是该巴特尔系列的第二人。
只是布克入藏的年份，前面提到的1956年英国记者在伦敦出版的《哈萨克大逃亡》一书，记述他采访了土耳其的来自中国的第三次流寓过西藏的哈萨克人。对此前流寓西藏布克也有简要叙述，这是西方文献首次记述布克。但是定为1913年（p.31）。这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乌斯满1899年生，《哈萨克大逃亡》一书以相当篇幅记述了布克在阿勒泰对少年乌斯满的培养。这是不确实的。因为布克离开屈莽山时，乌斯满才4岁，离懂事的少年还差几年。②
二、1940年10月哈萨克族艾里斯汗逃往西藏的背景
哈萨克族先后来到青海境内后，游牧于柴达木盆地的都兰、茶卡一带。他们曾派出代表与驻牧在甘肃酒泉一带的哈萨克族头人阿多巴依、哈木克等人，一同前往西宁晋见当时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请求以同教的关系，对入居青海的哈萨克族予以安置和救济。
马步芳也利用同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块招牌，欺骗哈萨克族人民，以“访问”、“安置”、“照顾”为名，派出以马忠奎为首的工作人员25人，分别到哈萨克族的三个居住区进行人口、牲畜、枪枝弹药等登记。调查登记结束时，马忠奎等向哈萨克族头人说：
“我们回到西宁后，把你们的困难向马主席（马步芳）报告，送来些面粉、茶叶和布匹等物品救济你们。”当
时哈萨克头人和群众信以为真，经部落头人商议，为了感谢马步芳对哈萨克族的照顾和安置，决定由各部落派出猎手，猎取1万多张野驴皮，奉送给马步芳作为骑兵鞍缰之用，不料马忠奎等回西宁后，很长时间根本没有音讯，期待了半年，什么东西也没送到。
东、西两个哈萨克族设治局设立以后，向哈萨克族牧民一次就征收好马1000多匹，并摊派了各种税款一大批银元，限期如数交纳，声言违者将予严惩。
在此情况下，哈萨克族的部分头人和牧主，利用马步芳催交马匹和税款的机会也从中加倍勒索，饱充私囊，致使哈萨克族一般牧民更加陷入穷困境地。
因而，很多牧民再次逃跑，流浪为生，还有部分群众很想起来反抗马步芳。但头人和牧主们生怕惹事生非，多次劝解阻挠，未能行动起来。
哈萨克族牧民陆续迁到甘、青边境后，国民党政府曾有划定牧地来安置哈萨克族牧民的拟议，并明确规定了三项原则：
1.国防边境要地；2.交通重地；3.连接或接近汉民耕地易起纠纷者，均不得划为哈萨克族牧地。虽然有划地拟议，但又怕哈萨克族聚居整快地域，容易形成“势力”，发生事端，不利于对哈民的统治，故未作划界之举。因而造成哈萨克族牧民实际上在甘肃境内没有固定牧地，只好辗转游牧漂泊流浪。
同时，流落在安西、玉门、敦煌、酒泉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因这些地区牧地狭窄，水草不良，再加上因生活和生产问题，经常与住地群众发生矛盾，纠纷时起，以致迁徙流动频繁。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后方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前方战事的胜败。
1938年初，国民党第八战区组成调查组，由王德诠任组长，王泽戎等人为调查员，前往哈萨克族所在地调查处理。第八战区司令部指示：“哈萨克族入甘青后，经常发生盗窃案。事关甘青两省后方治安，尤其为保护玉门油矿的安全施工，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遂派八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金在治为安抚哈萨克族专员。金在治抵达酒泉后，与驻军马步芳部队的旅长马步康商洽，并邀请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出面协助，召来哈萨克族各头人，经商议后，达成如下安抚办法：
1.赈济哈萨克族贫民，在甘肃境内者，由甘肃省政府拨款。在青海境内者，由金在治专员赴青海与青海省政府商洽。
2.现值抗战时期，极度需要军马，由政府以高价购买哈萨克族群众的马匹（实际上以购买马匹为名，来防止哈萨克族到处流窜，减少事端，并防止与毗邻发生矛盾）。
3.甘、青两省政府根据哈萨克族人数和贫困情况，适当发给部分牛羊，以解决生活困难。
4.设立“哈萨克族管理局”，专门负责其行政事宜。
国民党当局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治理少数民族的“抚”、“拒”兼施，“以夷治夷”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他们的做法是对迁入甘青边境的哈萨克族牧民分散安插，并与当地居民尽量隔离，后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甘青两省哈民安抚及管理暂行纲要”，饬令甘青两省遵照办理。当时，甘青两省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成立的甘青新边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按军队编制以部落大小及住地范围分设大队、中队进行管理。各队的户数、人数时有增减，住地也常有游动，并不固定。甘青两省为管理哈萨克族而设立的设治局和管理局均先后撤销，按军队编制的管理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哈萨克族先后来到青海境内后，游牧于柴达木盆地的都兰、茶卡一带。他们曾派出代表与驻牧在甘肃酒泉一带的哈萨克族头人阿多巴依、哈木克等人，一同前往西宁晋见当时青海的统治者马步芳，请求以同教的关系，对入居青海的哈萨克族予以安置和救济。
马步芳也利用同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块招牌，欺骗哈萨克族人民，以“访问”、“安置”、“照顾”为名，派出以马忠奎为首的工作人员25人，分别到哈萨克族的三个居住区进行人口、牲畜、枪枝弹药等登记。调查登记结束时，马忠奎等向哈萨克族头人说：
“我们回到西宁后，把你们的困难向马主席（马步芳）报告，送来些面粉、茶叶和布匹等物品救济你们。”当
时哈萨克头人和群众信以为真，经部落头人商议，为了感谢马步芳对哈萨克族的照顾和安置，决定由各部落派出猎手，猎取1万多张野驴皮，奉送给马步芳作为骑兵鞍缰之用，不料马忠奎等回西宁后，很长时间根本没有音讯，期待了半年，什么东西也没送到。
东、西两个哈萨克族设治局设立以后，向哈萨克族牧民一次就征收好马1000多匹，并摊派了各种税款一大批银元，限期如数交纳，声言违者将予严惩。
在此情况下，哈萨克族的部分头人和牧主，利用马步芳催交马匹和税款的机会也从中加倍勒索，饱充私囊，致使哈萨克族一般牧民更加陷入穷困境地。
因而，很多牧民再次逃跑，流浪为生，还有部分群众很想起来反抗马步芳。但头人和牧主们生怕惹事生非，多次劝解阻挠，未能行动起来。
哈萨克族牧民陆续迁到甘、青边境后，国民党政府曾有划定牧地来安置哈萨克族牧民的拟议，并明确规定了三项原则：
1.国防边境要地；2.交通重地；3.连接或接近汉民耕地易起纠纷者，均不得划为哈萨克族牧地。虽然有划地拟议，但又怕哈萨克族聚居整快地域，容易形成“势力”，发生事端，不利于对哈民的统治，故未作划界之举。因而造成哈萨克族牧民实际上在甘肃境内没有固定牧地，只好辗转游牧漂泊流浪。
同时，流落在安西、玉门、敦煌、酒泉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因这些地区牧地狭窄，水草不良，再加上因生活和生产问题，经常与住地群众发生矛盾，纠纷时起，以致迁徙流动频繁。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后方安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前方战事的胜败。
1938年初，国民党第八战区组成调查组，由王德诠任组长，王泽戎等人为调查员，前往哈萨克族所在地调查处理。第八战区司令部指示：“哈萨克族入甘青后，经常发生盗窃案。事关甘青两省后方治安，尤其为保护玉门油矿的安全施工，必须采取适当措施。”遂派八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金在治为安抚哈萨克族专员。金在治抵达酒泉后，与驻军马步芳部队的旅长马步康商洽，并邀请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出面协助，召来哈萨克族各头人，经商议后，达成如下安抚办法：
1.赈济哈萨克族贫民，在甘肃境内者，由甘肃省政府拨款。在青海境内者，由金在治专员赴青海与青海省政府商洽。
2.现值抗战时期，极度需要军马，由政府以高价购买哈萨克族群众的马匹（实际上以购买马匹为名，来防止哈萨克族到处流窜，减少事端，并防止与毗邻发生矛盾）。
3.甘、青两省政府根据哈萨克族人数和贫困情况，适当发给部分牛羊，以解决生活困难。
4.设立“哈萨克族管理局”，专门负责其行政事宜。
国民党当局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治理少数民族的“抚”、“拒”兼施，“以夷治夷”和“分而治之”的反动政策。他们的做法是对迁入甘青边境的哈萨克族牧民分散安插，并与当地居民尽量隔离，后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甘青两省哈民安抚及管理暂行纲要”，饬令甘青两省遵照办理。当时，甘青两省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均由国民党政府成立的甘青新边区行政专员公署管辖，按军队编制以部落大小及住地范围分设大队、中队进行管理。各队的户数、人数时有增减，住地也常有游动，并不固定。甘青两省为管理哈萨克族而设立的设治局和管理局均先后撤销，按军队编制的管理形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3年）记载：
行政长阿拜前往宣慰, 劝令回新,如有形迹可疑者,应由当地文武逮案察问,妄图以武力阻止哈民东迁。
1937年7月,镇西哈萨克头目艾里斯汗(属塔斯比克部落,是年20岁)率部众136户、680多人东迁甘肃,进入祁连山北麓。同行者有1929年曾来甘肃后西返的阿齐巴依(属克烈部贾迪克部落,是年65岁)等42户、210人。
同年8月初,艾里斯汗部阿音巴依、艾力巴依、沙吾提巴依、哈木克等联名提请甘肃省酒泉专区,愿举艾里斯汗为千户长。……（p.80）。这是第二批东迁的哈民。
1939年5-6月间,艾里斯汗部、扎依甫部也率部进入青海。
同年8月,艾里斯汗部因马步芳军队的疯狂掠夺和压迫,“率精壮千余人”继续往印度方向迁移。马步芳闻讯后,即派国民党政府陆军100师298旅副旅长韩进宝率兵130余人、地方武装1 500余人前去追击,在阿尔顿曲克(今格尔木)将这部分哈民包围,艾里斯汗等头目被捕,哈民的枪支、牲畜都被没收,妇女遭侮辱。
由于马步芳军队的疯狂掠夺和不断追剿,使入甘的哈民没有安定的放牧及生活环境,因此他们不断地辗转流徙。[[2]]
英国人的哈萨克族第三次迁徙西藏的专著[[3]]和英国印度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约在1940年初），约5千哈萨克族克烈部和奈曼部[[4]]分小股从（茫崖地区）嘎斯湖进入青海腹地。[[5]]
民国29年(1940)夏，马家军驻酒泉的旅长马步康(一百师二八七旅)派副旅长(一说二九八旅)韩进宝进剿哈萨克人。
当马步芳的两路部队追至阿尔顿曲克草原时，即将逃亡的哈萨克族包围起来，并强迫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原地去，马主席就会很好的安置你们。”哈萨克族牧民既不相信，也不愿回去。后来追击部队发现被包围起来的哈萨克族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青壮年由于生活困难去昆仑山打猎、寻找食物去了。于是韩进宝立即派人去昆仑山对那些青壮年许愿。诱骗说：“你们没有牲畜，也没有吃的，看来生活实在困难。马主席说，只要你们回去安分守已，马主席一定很好的安置救济你们。”哈萨克族头人提出：
“你们包围了我们的全家老小，先把他们放回到山里来，然后我们再商量回去的办法。”
韩进宝故意满口答应。不久，从西宁派来了一个阿訇，欺骗哈族群众说：
“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我是念经人，是阿訇，根据圣人经典，人应该无虚无邪，不然就有罪。现在我以阿訇的身份向你们发誓担保，只要你们投降了马主席，回去后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安排。”
结果，在山上的哈萨克族青年们相信了阿訇的话，都下山回到了原住的帐房。韩进宝看到这种情况，即派人对哈萨克族的人口、牲畜和枪枝弹药等一一进行了登记，并哄骗群众返回原地。当哈萨克族群众返回到宗加、巴隆一带时，韩进宝的部队将哈萨克族分三处包围起来。背信弃义地收缴了群众的枪枝弹丅药（部分枪枝被隐藏下来），并抓走艾里斯汗等头人和部分群众共150多人，戴给铁绊，以防逃跑。同时又将艾里斯汗的小老婆和一些年轻漂亮的妇女强行拉到帐房里任意进行奸污。这些暴行使哈族群众忍无可忍，大家群情激愤，萌发了复仇之心。
韩进宝被杀以后，马步芳对留在甘、青境内的哈萨克族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他们曾将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围困俘虏后，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有的用乱刀砍死；有的集体活埋，有的被勒致死。对老弱病残者则用大石头压死。有的借练兵机会当做活靶子射死。对妇女儿童随意砍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残杀事件时有发生。
国内有的甘肃哈萨克族历史著作将“阿尔顿曲克草原暴动”定在1939年[[6]],这显然是错误的，应当是1940年。看来，有必要仔细探讨，解决这一年代问题。
英国印度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1935年，新疆镇西一带的哈萨克族牧民，曾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在遭受镇压后，被逼迫逃到甘新青的交界线上。这一部分哈萨克族原有十六个大部落和一些小部落，散居在青海边境的就有五千八百多户，计三万七千多人。
1939年春，艾里斯汗（尔里斯汗）部派代表抵西宁晋见马步芳，以同教关系，请求安置。马步芳认为这些哈萨克人既不服盛世才，谅也难服从他，于是佯装欢迎，实际上定了消灭的决心。随之放任他们由台吉乃尔等地向都兰寺、茶卡一带发展。
等到艾里斯汗、胡赛英、扎乙夫等部落逐渐集中了，马步芳就派出骨干韩三成、马进福，以设局名义，划分哈萨克族为两大部分，分别管理。随之不断征派骆轮、马匹。未及一年，哈萨克族在马步芳的掠夺下牲畜缺少，生计难持，迫使他们挺而走险，从事抢劫。
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初，所有居住在塔尔丁、甘森、乌图、台吉乃尔（台积乃）等地的蒙族牧民，先后都遭到了哈萨克族的劫杀。结果，可里沟（柯鲁沟）原有蒙古族一千余户，三千五百多人，劫后仅剩六百余户，二千余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十多万只，劫后只剩两万多只。
台吉乃尔原有六百多户，一千八百余人，结果被惨杀的有四百四十七户，一千二百多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多万只，最后只剩六十多只。尤以王府受损最惨重，所有历年积蓄的物资及武器，均被抢劫一空。宗加、巴隆等旗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使这两个旗分别流散到新疆南部和甘肃河西和额济纳一带零星散居了。
哈萨克人控制了茫崖至噶尔穆（格尔木）一线，对于地处其地的柴达木台吉乃尔扎萨克旗和柯鲁沟固山贝子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行政长阿拜前往宣慰, 劝令回新,如有形迹可疑者,应由当地文武逮案察问,妄图以武力阻止哈民东迁。
1937年7月,镇西哈萨克头目艾里斯汗(属塔斯比克部落,是年20岁)率部众136户、680多人东迁甘肃,进入祁连山北麓。同行者有1929年曾来甘肃后西返的阿齐巴依(属克烈部贾迪克部落,是年65岁)等42户、210人。
同年8月初,艾里斯汗部阿音巴依、艾力巴依、沙吾提巴依、哈木克等联名提请甘肃省酒泉专区,愿举艾里斯汗为千户长。……（p.80）。这是第二批东迁的哈民。
1939年5-6月间,艾里斯汗部、扎依甫部也率部进入青海。
同年8月,艾里斯汗部因马步芳军队的疯狂掠夺和压迫,“率精壮千余人”继续往印度方向迁移。马步芳闻讯后,即派国民党政府陆军100师298旅副旅长韩进宝率兵130余人、地方武装1 500余人前去追击,在阿尔顿曲克(今格尔木)将这部分哈民包围,艾里斯汗等头目被捕,哈民的枪支、牲畜都被没收,妇女遭侮辱。
由于马步芳军队的疯狂掠夺和不断追剿,使入甘的哈民没有安定的放牧及生活环境,因此他们不断地辗转流徙。[[2]]
英国人的哈萨克族第三次迁徙西藏的专著[[3]]和英国印度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约在1940年初），约5千哈萨克族克烈部和奈曼部[[4]]分小股从（茫崖地区）嘎斯湖进入青海腹地。[[5]]
民国29年(1940)夏，马家军驻酒泉的旅长马步康(一百师二八七旅)派副旅长(一说二九八旅)韩进宝进剿哈萨克人。
当马步芳的两路部队追至阿尔顿曲克草原时，即将逃亡的哈萨克族包围起来，并强迫他们说：“只要你们回原地去，马主席就会很好的安置你们。”哈萨克族牧民既不相信，也不愿回去。后来追击部队发现被包围起来的哈萨克族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而青壮年由于生活困难去昆仑山打猎、寻找食物去了。于是韩进宝立即派人去昆仑山对那些青壮年许愿。诱骗说：“你们没有牲畜，也没有吃的，看来生活实在困难。马主席说，只要你们回去安分守已，马主席一定很好的安置救济你们。”哈萨克族头人提出：
“你们包围了我们的全家老小，先把他们放回到山里来，然后我们再商量回去的办法。”
韩进宝故意满口答应。不久，从西宁派来了一个阿訇，欺骗哈族群众说：
“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我是念经人，是阿訇，根据圣人经典，人应该无虚无邪，不然就有罪。现在我以阿訇的身份向你们发誓担保，只要你们投降了马主席，回去后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安排。”
结果，在山上的哈萨克族青年们相信了阿訇的话，都下山回到了原住的帐房。韩进宝看到这种情况，即派人对哈萨克族的人口、牲畜和枪枝弹药等一一进行了登记，并哄骗群众返回原地。当哈萨克族群众返回到宗加、巴隆一带时，韩进宝的部队将哈萨克族分三处包围起来。背信弃义地收缴了群众的枪枝弹丅药（部分枪枝被隐藏下来），并抓走艾里斯汗等头人和部分群众共150多人，戴给铁绊，以防逃跑。同时又将艾里斯汗的小老婆和一些年轻漂亮的妇女强行拉到帐房里任意进行奸污。这些暴行使哈族群众忍无可忍，大家群情激愤，萌发了复仇之心。
韩进宝被杀以后，马步芳对留在甘、青境内的哈萨克族采取了更加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他们曾将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围困俘虏后，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有的用乱刀砍死；有的集体活埋，有的被勒致死。对老弱病残者则用大石头压死。有的借练兵机会当做活靶子射死。对妇女儿童随意砍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残杀事件时有发生。
国内有的甘肃哈萨克族历史著作将“阿尔顿曲克草原暴动”定在1939年[[6]],这显然是错误的，应当是1940年。看来，有必要仔细探讨，解决这一年代问题。
英国印度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1935年，新疆镇西一带的哈萨克族牧民，曾反抗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在遭受镇压后，被逼迫逃到甘新青的交界线上。这一部分哈萨克族原有十六个大部落和一些小部落，散居在青海边境的就有五千八百多户，计三万七千多人。
1939年春，艾里斯汗（尔里斯汗）部派代表抵西宁晋见马步芳，以同教关系，请求安置。马步芳认为这些哈萨克人既不服盛世才，谅也难服从他，于是佯装欢迎，实际上定了消灭的决心。随之放任他们由台吉乃尔等地向都兰寺、茶卡一带发展。
等到艾里斯汗、胡赛英、扎乙夫等部落逐渐集中了，马步芳就派出骨干韩三成、马进福，以设局名义，划分哈萨克族为两大部分，分别管理。随之不断征派骆轮、马匹。未及一年，哈萨克族在马步芳的掠夺下牲畜缺少，生计难持，迫使他们挺而走险，从事抢劫。
从1939年冬到1940年夏初，所有居住在塔尔丁、甘森、乌图、台吉乃尔（台积乃）等地的蒙族牧民，先后都遭到了哈萨克族的劫杀。结果，可里沟（柯鲁沟）原有蒙古族一千余户，三千五百多人，劫后仅剩六百余户，二千余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十多万只，劫后只剩两万多只。
台吉乃尔原有六百多户，一千八百余人，结果被惨杀的有四百四十七户，一千二百多人；大小牲口原有二多万只，最后只剩六十多只。尤以王府受损最惨重，所有历年积蓄的物资及武器，均被抢劫一空。宗加、巴隆等旗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使这两个旗分别流散到新疆南部和甘肃河西和额济纳一带零星散居了。
哈萨克人控制了茫崖至噶尔穆（格尔木）一线，对于地处其地的柴达木台吉乃尔扎萨克旗和柯鲁沟固山贝子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大员罗家伦奉命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抵达西宁，他执笔的《西北建设考察团报告》特种报告宗族篇写到：
“三十二年（1943年）哈萨克人窜入柴达木和硕特部，北左旗（柯鲁沟固山贝子旗）及西右中旗（台吉乃尔扎萨克旗）受害最烈。此二旗为柴达木区最富足者，经此摧残，柴达木区蒙民已成强弩之末矣”。
这是最及时的记载。只是“三十二年”应当为“二十八年”。这是误将调查年份当成了事件发生年份。
马步芳为了加剧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纷纠，一面鼓励哈萨克族，发给他们枪支，说什么“我们都是伊斯兰教，利害一致”。同时，马步芳也利用蒙族的复仇心理，在保卫地方治安的借口下，发枪给蒙族人，煽动他们向哈萨克人反击。
另外，马步芳还向同样受哈萨克族抢劫的汪什代亥、千卜录等处的藏民，发放枪支，叫他们整顿队伍，攻袭哈萨克族。
于是，双方兵祸连年，仇杀不绝。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相互仇杀，彼此将对方被俘人员残酷施刑，挖眼割耳，剖腹抽肠，割舌断足等等酷刑，不一而足，双方伤亡都很大。
其后，蒙古族和藏族合力自卫，以重大代价迫使哈萨克族退居于都兰北部的地区。
马步芳为了收揽蒙藏人心，于1940年4月，调派韩进宝率部越祁连山入青，会同汪什代亥等地的藏蒙各族人夹攻哈萨克人。
哈萨克族即在重重包围中缴械。韩进宝俘获了艾里斯汗以下七百多人。
马步芳责令将艾里斯汗解送西宁。行至宗家乌呼图尔，韩进宝诱奸了与艾里斯汗同行的小妾。艾里斯汗打开镣铐，号召被俘部众反攻，将韩进宝在帐幕中砍死，救出妻小，捣毁电台，向西逃亡。
这时，流散在察汗乌苏和希里沟一带的哈萨克族，闻风奔赴，艾里斯汗的势力又复振兴。
此讯传到西宁，马步芳即派出韩进禄率部追击。
为了彻底消灭哈萨克族，强令汪什代亥、千卜录、苏哈、宗加、巴隆等处的蒙藏二千五百多人，组成了一个军事组合，于五月初沿青新公路（应当为青藏路），搜索前进。
这吋，艾里斯汗率部西逃（应当为向西藏当拉逃跑），韩进禄部日夜兼程，终在临近西藏的堪布俄博地方追上。这时，正适艾里斯汗及其青壮男丁都外出打猎未归。韩即命部下将聚居在帐幕附近的哈萨克群众数千人尽数杀戮，景象惨不忍睹。有的记载是：
哈萨克人“被韩进禄在西藏边境追及，千余户人丁，大部被屠，仅尔里斯汗（艾里斯汗）及青壮年逃往印度，……”[[7]]
另外一说是：
“由韩进禄指挥，日夜兼程追赶。在堪布俄博地方追上后，大肆抢劫屠杀，杀死妇幼老弱千余人，……”[[8]]
以上屠杀千余人以上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哈萨克族是有准备逃跑，不可能这么笨，“大部被屠”。况且，这批哈萨克人总数不过7百余户。而且，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大屠杀记载。
艾里斯汗等闻讯逃散，才得以幸免。
俘获妇孺四百余人在迁送西宁途中，死亡过半，其余拨往义源工厂做苦工。后因不堪凌辱和疾病，有的自杀，有的病死和饿死，又死亡一半，最后幸存者仅一百数十人。
这次追剿，掠回羊两万余只，牛五千五百余头，骆驼一千余峰，马三百余匹，及金银财物多种。
这些财产，原为哈萨克族掠自蒙藏人民的，转手之间就成了马步芳所有了。
“三十二年（1943年）哈萨克人窜入柴达木和硕特部，北左旗（柯鲁沟固山贝子旗）及西右中旗（台吉乃尔扎萨克旗）受害最烈。此二旗为柴达木区最富足者，经此摧残，柴达木区蒙民已成强弩之末矣”。
这是最及时的记载。只是“三十二年”应当为“二十八年”。这是误将调查年份当成了事件发生年份。
马步芳为了加剧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纷纠，一面鼓励哈萨克族，发给他们枪支，说什么“我们都是伊斯兰教，利害一致”。同时，马步芳也利用蒙族的复仇心理，在保卫地方治安的借口下，发枪给蒙族人，煽动他们向哈萨克人反击。
另外，马步芳还向同样受哈萨克族抢劫的汪什代亥、千卜录等处的藏民，发放枪支，叫他们整顿队伍，攻袭哈萨克族。
于是，双方兵祸连年，仇杀不绝。蒙古族、藏族和哈萨克族之间，相互仇杀，彼此将对方被俘人员残酷施刑，挖眼割耳，剖腹抽肠，割舌断足等等酷刑，不一而足，双方伤亡都很大。
其后，蒙古族和藏族合力自卫，以重大代价迫使哈萨克族退居于都兰北部的地区。
马步芳为了收揽蒙藏人心，于1940年4月，调派韩进宝率部越祁连山入青，会同汪什代亥等地的藏蒙各族人夹攻哈萨克人。
哈萨克族即在重重包围中缴械。韩进宝俘获了艾里斯汗以下七百多人。
马步芳责令将艾里斯汗解送西宁。行至宗家乌呼图尔，韩进宝诱奸了与艾里斯汗同行的小妾。艾里斯汗打开镣铐，号召被俘部众反攻，将韩进宝在帐幕中砍死，救出妻小，捣毁电台，向西逃亡。
这时，流散在察汗乌苏和希里沟一带的哈萨克族，闻风奔赴，艾里斯汗的势力又复振兴。
此讯传到西宁，马步芳即派出韩进禄率部追击。
为了彻底消灭哈萨克族，强令汪什代亥、千卜录、苏哈、宗加、巴隆等处的蒙藏二千五百多人，组成了一个军事组合，于五月初沿青新公路（应当为青藏路），搜索前进。
这吋，艾里斯汗率部西逃（应当为向西藏当拉逃跑），韩进禄部日夜兼程，终在临近西藏的堪布俄博地方追上。这时，正适艾里斯汗及其青壮男丁都外出打猎未归。韩即命部下将聚居在帐幕附近的哈萨克群众数千人尽数杀戮，景象惨不忍睹。有的记载是：
哈萨克人“被韩进禄在西藏边境追及，千余户人丁，大部被屠，仅尔里斯汗（艾里斯汗）及青壮年逃往印度，……”[[7]]
另外一说是：
“由韩进禄指挥，日夜兼程追赶。在堪布俄博地方追上后，大肆抢劫屠杀，杀死妇幼老弱千余人，……”[[8]]
以上屠杀千余人以上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哈萨克族是有准备逃跑，不可能这么笨，“大部被屠”。况且，这批哈萨克人总数不过7百余户。而且，英国方面没有任何大屠杀记载。
艾里斯汗等闻讯逃散，才得以幸免。
俘获妇孺四百余人在迁送西宁途中，死亡过半，其余拨往义源工厂做苦工。后因不堪凌辱和疾病，有的自杀，有的病死和饿死，又死亡一半，最后幸存者仅一百数十人。
这次追剿，掠回羊两万余只，牛五千五百余头，骆驼一千余峰，马三百余匹，及金银财物多种。
这些财产，原为哈萨克族掠自蒙藏人民的，转手之间就成了马步芳所有了。
三、1940年末艾里斯汗进入藏北及1941年经过西部西藏
艾里斯汗（一作“爱里斯汗”，'Ali-yas-Han'/'Ali Yas Han'）一行，西藏当局称呼为哈萨克巴（'Ha-sa-k'a-pa，Asakhas）。目前中国的史料记载：
西藏地方政府要哈萨克人缴械、献马后才准入藏。哈萨克人先缴部分枪支和马匹以迷惑西藏地方政府，然后用火力掩护，使其大部入藏，到达安多以后，便向羌塘西行。
西藏地方政府让他们从当拉北路（Tang-la，Northern Route）返回。[[9]]
哈萨克人没有后路，只有奋勇向前[[10]]
1941年5月，西藏西部边外的巴什哈尔地方的罗阇（土王，Raja of Bashahr）首次报告，在离西部西藏夏季首府噶大克约20站外的地方，有8000名军事强人出现，民族不详。
英印驻锡金政务官认为，此即此年2月份已经报告了的哈萨克人，而且人数被夸大了。
5月以来，印度政府不断接到巴什哈尔地方的罗阇和英印驻噶大克商务委员的关于哈萨克人的报告。[[11]]
但是，西藏达巴宗（今天的扎达县东部）的官员并没有向南部境外的觉哈日商人反映这一情况，结果，商人们依旧6月中旬入西部西藏贸易，导致损失惨重。
哈萨克人先抢劫了西藏地方政府设在玛旁雍错东面的海拔15700英尺的图钦（thog-chen,即河口慧海游记中文译本的“塔逊”）驿站，③收获不小。
图钦即今天的普兰县托克钦村，据同治年间印度班智达的观察，该Ta-sam马站位于一些河流的右岸，只有帐篷，没有房子。
哈萨克人从图钦驿站向西偏北行，搞不清楚是1941年7月还是晚了约一个月的藏历七月，哈萨克人出现在神山圣湖间的巴嘎平原，抢劫了这里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海拔15150英尺的巴嘎（巴卡，bar-kha）驿站，收获也不小。
从图钦驿站到巴嘎驿站有34英里。
斯乃林是位英国主要研究西方人在冈仁波齐峰西部西藏游历朝圣史的专家，1983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圣山：在西部西藏冈仁波齐峰的旅行者和朝圣》，其中叙述了Kirghiz-kazaki depredations（吉尔吉斯-哈萨克人1941年的劫掠）活动。[[12]]
有印度人记载了哈萨克人在西藏神山圣湖的活动。[[13]]此书后出了修订版。[[14]]
哈萨克人从巴嘎驿站向西部偏北行，抢劫了不丹在噶尔县门士的飞地及附近的直达布日寺。
1931-42年，生于俄亥俄的犹太裔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斯坦纳（American Christian Missionary Ezra Burkholder Steiner，1877-1955年在世）在神山圣湖一带游历传教。
1924年后，他与同教们在普兰南部的阿尔莫拉建立了传教点。[[15]]
他们了解的哈萨克人在普兰北部和噶尔地区活动的情况是：
当地一处宗教设施按照宁玛派的根本教法，亦称“大圆胜会”（旧密说心性自体性空为法身，自性光明为报身，大悲普照为化身，三身一切功德任运圆满，即是诸法真实理趋）之说法，此地是地下八政之一，系金刚亥母宫。后由不丹噶举派掌管，改宗噶举派。1941年被哈萨克人完全毁坏后，1947年又由此迪·益西班丹重修，并任住持；随后，该寺又成为普兰谢佩林寺的分寺，但仍奉噶举派。寺内主供莲花生大师（梵文名“帕达玛萨瓦拉”，亦称“乌金大师”，8世纪时印度僧人）、无量光佛塑像及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空行母益西措杰（莲花生之夫人）、多吉帕姆（胜乐金刚之明妃）8岁时的脚印等。寺内有莲花生、果仓哇、多吉帕姆的三处修行地。寺前有一温泉，泉周围形成大理石般的泉华地貌，香客们在这里可捡到叫做“岗提”的石灰石，据说可以驱病消灾。寺庙周围有许多风化的石林，象征大黑天、天鹏鸟（此岩石底下有白土称“琼萨”，对污水、污土之病有特效）、胜乐父母、药王宫、古如八尊等。
直达布日寺西面萨特累季河（Satlaj，朗钦藏布，象泉河）对岸有一紫色岩石象征十万空行母宫，其下方平地为空行母舞台，江畔的红白相间的岩石为空行密道，相邻的黄色、蓝色岩石分别象征财神和狮面空行母宫。江边岩石山采取有一神殿，殿内岩洞是果仓哇的修行洞，后门，规定一般凡人不得入内，其内供有四壁大黑天（藏语称“贡布”，梵文称“玛哈嘎拉”。古印度把他视为军神或战神）。佛教密宗认为，他是大日如来降服恶魔时所呈现的忿怒形，为众神之首，系噶举派的主要供奉神）、多吉帕姆泥塑像及果仓哇从圣湖中迎请的一块矿石，极为殊胜。
直达布日寺在“文革”期间被毁，1983年政府拔款重建。现有2名僧人和2名管理人员。
古如甲寺今天位于噶尔县境内门士乡，属苯教寺庙。《西藏自治区地图册》噶尔县部分作“故如甲木寺”。由琼钦·晋美朗嘎多杰(Khyurn-Sprul 'Jigs-Med-Nam-Mkha'i-Rdo-Rje）创建。[[16]]
艾里斯汗（一作“爱里斯汗”，'Ali-yas-Han'/'Ali Yas Han'）一行，西藏当局称呼为哈萨克巴（'Ha-sa-k'a-pa，Asakhas）。目前中国的史料记载：
西藏地方政府要哈萨克人缴械、献马后才准入藏。哈萨克人先缴部分枪支和马匹以迷惑西藏地方政府，然后用火力掩护，使其大部入藏，到达安多以后，便向羌塘西行。
西藏地方政府让他们从当拉北路（Tang-la，Northern Route）返回。[[9]]
哈萨克人没有后路，只有奋勇向前[[10]]
1941年5月，西藏西部边外的巴什哈尔地方的罗阇（土王，Raja of Bashahr）首次报告，在离西部西藏夏季首府噶大克约20站外的地方，有8000名军事强人出现，民族不详。
英印驻锡金政务官认为，此即此年2月份已经报告了的哈萨克人，而且人数被夸大了。
5月以来，印度政府不断接到巴什哈尔地方的罗阇和英印驻噶大克商务委员的关于哈萨克人的报告。[[11]]
但是，西藏达巴宗（今天的扎达县东部）的官员并没有向南部境外的觉哈日商人反映这一情况，结果，商人们依旧6月中旬入西部西藏贸易，导致损失惨重。
哈萨克人先抢劫了西藏地方政府设在玛旁雍错东面的海拔15700英尺的图钦（thog-chen,即河口慧海游记中文译本的“塔逊”）驿站，③收获不小。
图钦即今天的普兰县托克钦村，据同治年间印度班智达的观察，该Ta-sam马站位于一些河流的右岸，只有帐篷，没有房子。
哈萨克人从图钦驿站向西偏北行，搞不清楚是1941年7月还是晚了约一个月的藏历七月，哈萨克人出现在神山圣湖间的巴嘎平原，抢劫了这里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海拔15150英尺的巴嘎（巴卡，bar-kha）驿站，收获也不小。
从图钦驿站到巴嘎驿站有34英里。
斯乃林是位英国主要研究西方人在冈仁波齐峰西部西藏游历朝圣史的专家，1983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圣山：在西部西藏冈仁波齐峰的旅行者和朝圣》，其中叙述了Kirghiz-kazaki depredations（吉尔吉斯-哈萨克人1941年的劫掠）活动。[[12]]
有印度人记载了哈萨克人在西藏神山圣湖的活动。[[13]]此书后出了修订版。[[14]]
哈萨克人从巴嘎驿站向西部偏北行，抢劫了不丹在噶尔县门士的飞地及附近的直达布日寺。
1931-42年，生于俄亥俄的犹太裔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斯坦纳（American Christian Missionary Ezra Burkholder Steiner，1877-1955年在世）在神山圣湖一带游历传教。
1924年后，他与同教们在普兰南部的阿尔莫拉建立了传教点。[[15]]
他们了解的哈萨克人在普兰北部和噶尔地区活动的情况是：
当地一处宗教设施按照宁玛派的根本教法，亦称“大圆胜会”（旧密说心性自体性空为法身，自性光明为报身，大悲普照为化身，三身一切功德任运圆满，即是诸法真实理趋）之说法，此地是地下八政之一，系金刚亥母宫。后由不丹噶举派掌管，改宗噶举派。1941年被哈萨克人完全毁坏后，1947年又由此迪·益西班丹重修，并任住持；随后，该寺又成为普兰谢佩林寺的分寺，但仍奉噶举派。寺内主供莲花生大师（梵文名“帕达玛萨瓦拉”，亦称“乌金大师”，8世纪时印度僧人）、无量光佛塑像及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空行母益西措杰（莲花生之夫人）、多吉帕姆（胜乐金刚之明妃）8岁时的脚印等。寺内有莲花生、果仓哇、多吉帕姆的三处修行地。寺前有一温泉，泉周围形成大理石般的泉华地貌，香客们在这里可捡到叫做“岗提”的石灰石，据说可以驱病消灾。寺庙周围有许多风化的石林，象征大黑天、天鹏鸟（此岩石底下有白土称“琼萨”，对污水、污土之病有特效）、胜乐父母、药王宫、古如八尊等。
直达布日寺西面萨特累季河（Satlaj，朗钦藏布，象泉河）对岸有一紫色岩石象征十万空行母宫，其下方平地为空行母舞台，江畔的红白相间的岩石为空行密道，相邻的黄色、蓝色岩石分别象征财神和狮面空行母宫。江边岩石山采取有一神殿，殿内岩洞是果仓哇的修行洞，后门，规定一般凡人不得入内，其内供有四壁大黑天（藏语称“贡布”，梵文称“玛哈嘎拉”。古印度把他视为军神或战神）。佛教密宗认为，他是大日如来降服恶魔时所呈现的忿怒形，为众神之首，系噶举派的主要供奉神）、多吉帕姆泥塑像及果仓哇从圣湖中迎请的一块矿石，极为殊胜。
直达布日寺在“文革”期间被毁，1983年政府拔款重建。现有2名僧人和2名管理人员。
古如甲寺今天位于噶尔县境内门士乡，属苯教寺庙。《西藏自治区地图册》噶尔县部分作“故如甲木寺”。由琼钦·晋美朗嘎多杰(Khyurn-Sprul 'Jigs-Med-Nam-Mkha'i-Rdo-Rje）创建。[[16]]
庞特义·拉尔·辛格（Pangtey La1 Singh,1914年生)从事边境贸易，是蒙斯牙日（Munsyari）政治家，据对他的1987年10月16日的访问，哈萨克人抢劫一路，[[17]]攻打过古如甲寺。
目前，古如甲寺主要建筑有卡洞拉康、祖拉康(立柱24根)、藏康(立柱5根)、噶丹居拉康(立柱6根)等。寺内主供珍巴南卡石雕像、金铜佛母强玛、铜质敦巴赤祖甲瓦、塘玛美珍像、琼钦仁波且泥塑像等及苯教始祖善业唐卡12幅。此外，还有佛塔、苯教经典、法器等。“文革”期间被毁，1983年重建。现有10人。现任住持革龙单增旺扎是阿里地区著名的藏医专家。[[18]]
根据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的中外史料的记载，从克什米尔拉达克首府列城和西藏拉萨之间，一直有着长年的行商贸易。
当时，根据1684年西藏和拉达克之间在丁莫岗（Tingmosgang）签订的和平协定的记述：
主巴噶举派尊者喇嘛米庞旺布（Sixth Brug-chen Mi-pham dbang-po Mipham Wangpo）及其历代前世转世为拉达克王之施主，从拉萨来扎什岗安排该和平协定，拉达克王是不会拒绝尊者喇嘛的安排的，签约内容包括：
只有拉达克人被允许进入阿里三围从事羊毛贸易；
只有拉达克王室的贸易者被准许进入日土；
每年第巴雄（Deywa Zhung，即拉萨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从拉萨发2百匹驮着茶叶的马来拉达克；
每三年从列城派洛洽带礼品去拉萨。
关于带给所有普通喇嘛们的布施的品种质量和价值没有达成规定，但是给拉章强佐（Labrang Chhakdzot，达赖喇嘛财库）的礼品是有规定的。
洛洽使团的所有成员在拉萨逗留期间，将被免费提供食品，旅行时提供200匹驮牲、25匹坐骑和10个仆人。旅行至荒漠时为使团提供帐篷。
拉达克穆斯林朝贡贸易使团每三年从列城赴拉萨一次，实际上来回均享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免税和免费乌拉差，因此颇有盈利空间。
反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三年一届的查巴贸易（茶贸易），当然是从拉萨至列城。
从拉达克输入拉萨的主要是藏红花和其它西藏缺少的印度纺织和饰品等货物，当然也有少量的沿途贸易；
从拉萨输入列城的主要是麝香和茶叶，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西藏的麝香和茶叶之路。
此后，从列城约7或8月份出发，每三年的出发年份为：1844、1847、1850、1853、1856、1859、1862、1865、1868、1871、1874、1877、1880（此年延迟一年出发）、1883、1886、1889、1892、1895、1899（此年开始延迟一年出发）、1902、1905、1908、1911、1914、1917、1920、1923、1926、1929、1932、1935、1938年。
1941年又应当从列城出发，由于哈萨克人的逆行进攻，没有成行(实际上为1942年出发)。
1942年，负责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财物的西藏贵族宇妥·顿珠南杰（1890-1951年在世）被西藏地方政府派赴西部西藏调查（上一年）哈萨克人的抢劫行为。
他的夫人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侄女。[[19]]
目前，古如甲寺主要建筑有卡洞拉康、祖拉康(立柱24根)、藏康(立柱5根)、噶丹居拉康(立柱6根)等。寺内主供珍巴南卡石雕像、金铜佛母强玛、铜质敦巴赤祖甲瓦、塘玛美珍像、琼钦仁波且泥塑像等及苯教始祖善业唐卡12幅。此外，还有佛塔、苯教经典、法器等。“文革”期间被毁，1983年重建。现有10人。现任住持革龙单增旺扎是阿里地区著名的藏医专家。[[18]]
根据清代中后期和民国年间的中外史料的记载，从克什米尔拉达克首府列城和西藏拉萨之间，一直有着长年的行商贸易。
当时，根据1684年西藏和拉达克之间在丁莫岗（Tingmosgang）签订的和平协定的记述：
主巴噶举派尊者喇嘛米庞旺布（Sixth Brug-chen Mi-pham dbang-po Mipham Wangpo）及其历代前世转世为拉达克王之施主，从拉萨来扎什岗安排该和平协定，拉达克王是不会拒绝尊者喇嘛的安排的，签约内容包括：
只有拉达克人被允许进入阿里三围从事羊毛贸易；
只有拉达克王室的贸易者被准许进入日土；
每年第巴雄（Deywa Zhung，即拉萨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从拉萨发2百匹驮着茶叶的马来拉达克；
每三年从列城派洛洽带礼品去拉萨。
关于带给所有普通喇嘛们的布施的品种质量和价值没有达成规定，但是给拉章强佐（Labrang Chhakdzot，达赖喇嘛财库）的礼品是有规定的。
洛洽使团的所有成员在拉萨逗留期间，将被免费提供食品，旅行时提供200匹驮牲、25匹坐骑和10个仆人。旅行至荒漠时为使团提供帐篷。
拉达克穆斯林朝贡贸易使团每三年从列城赴拉萨一次，实际上来回均享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免税和免费乌拉差，因此颇有盈利空间。
反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三年一届的查巴贸易（茶贸易），当然是从拉萨至列城。
从拉达克输入拉萨的主要是藏红花和其它西藏缺少的印度纺织和饰品等货物，当然也有少量的沿途贸易；
从拉萨输入列城的主要是麝香和茶叶，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西藏的麝香和茶叶之路。
此后，从列城约7或8月份出发，每三年的出发年份为：1844、1847、1850、1853、1856、1859、1862、1865、1868、1871、1874、1877、1880（此年延迟一年出发）、1883、1886、1889、1892、1895、1899（此年开始延迟一年出发）、1902、1905、1908、1911、1914、1917、1920、1923、1926、1929、1932、1935、1938年。
1941年又应当从列城出发，由于哈萨克人的逆行进攻，没有成行(实际上为1942年出发)。
1942年，负责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财物的西藏贵族宇妥·顿珠南杰（1890-1951年在世）被西藏地方政府派赴西部西藏调查（上一年）哈萨克人的抢劫行为。
他的夫人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侄女。[[19]]
四、艾里斯汗从克什米尔拉达克到印度南部博帕尔
塔库尔·谢尔·辛格勇敢地跟随哈萨克人进入列城，向拉达克长官总督申述。哈萨克人答应将抢劫来的东西交给西部西藏总督堆噶尔本或克什米尔政府，但是，这并未兑现。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1993年）记载：
这一次，哈族群众被打伤600多人,被俘妇女300多人,100户人家被杀光。被抢去骆驼约500峰,羊约1万只,牛马100余头(匹)。剩下的800户逃到阿尔顿曲克后,为了躲避马家军的再次追杀,除100户由头人沙布日巴依带领逃往尕斯（嘎斯）,另100户即向国外逃跑。
哈萨克牧民处于慌乱状态,艾里斯汗、扎依甫率众3000多人(多系青壮年) ,先是折向北，窜入藏新交界处之昆仑山中，然后向东南，入格尔木南部地区,在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
到达安多以后,便向西行,一路上与藏民多次发生冲突。
他们一边打猎,一边盲目向西走。
路上,扎依甫因积劳成疾而病故（享年61岁）。[[20]]
他们听说印度有穆斯林,本身又无立足之地,便直奔狮泉河、巴里加斯,于1941年初进入克什米尔。
当艾里斯汗率领3 000多人进入克什米尔后,被全部缴械,并送进了集中营, 1000多人死于非命。
当地穆斯林首领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一年后,才将拘禁的哈萨克牧民全部释放。
以后，流落到喀喇蛮、孟买、新德里的有数百人。
民国32年(1943)，有192人到印度中部的博帕尔；
还有一些人流落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卡拉奇等地。（p.110）。
以上情况在英印档案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21]]
中国国内目前普遍不准确的记载是：
哈萨克人于民国30年(1941年，藏历铁蛇年)初进入克什米尔，向拉达克长官投降（surrendered to the Wazir in ladakh）。应当是1941年冬初。
塔库尔·谢尔·辛格勇敢地跟随哈萨克人进入列城，向拉达克长官总督申述。哈萨克人答应将抢劫来的东西交给西部西藏总督堆噶尔本或克什米尔政府，但是，这并未兑现。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1993年）记载：
这一次，哈族群众被打伤600多人,被俘妇女300多人,100户人家被杀光。被抢去骆驼约500峰,羊约1万只,牛马100余头(匹)。剩下的800户逃到阿尔顿曲克后,为了躲避马家军的再次追杀,除100户由头人沙布日巴依带领逃往尕斯（嘎斯）,另100户即向国外逃跑。
哈萨克牧民处于慌乱状态,艾里斯汗、扎依甫率众3000多人(多系青壮年) ,先是折向北，窜入藏新交界处之昆仑山中，然后向东南，入格尔木南部地区,在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
到达安多以后,便向西行,一路上与藏民多次发生冲突。
他们一边打猎,一边盲目向西走。
路上,扎依甫因积劳成疾而病故（享年61岁）。[[20]]
他们听说印度有穆斯林,本身又无立足之地,便直奔狮泉河、巴里加斯,于1941年初进入克什米尔。
当艾里斯汗率领3 000多人进入克什米尔后,被全部缴械,并送进了集中营, 1000多人死于非命。
当地穆斯林首领向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一年后,才将拘禁的哈萨克牧民全部释放。
以后，流落到喀喇蛮、孟买、新德里的有数百人。
民国32年(1943)，有192人到印度中部的博帕尔；
还有一些人流落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卡拉奇等地。（p.110）。
以上情况在英印档案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21]]
中国国内目前普遍不准确的记载是：
哈萨克人于民国30年(1941年，藏历铁蛇年)初进入克什米尔，向拉达克长官投降（surrendered to the Wazir in ladakh）。应当是1941年冬初。
印度人的日记记载：
1941年11月18日（3rd Mangsir，普兰南部境外印度人日历，下同）：经过喇嘛玉如抵达悉尼斯库特。
1941年11月19日（4th Mangsir）：从悉尼斯库特出发，经过木尔别克抵达卡尔吉尔。
1941年11月20日（5th Mangsir）：在卡尔吉尔。
1941年11月21日（6h Mangsir）：从卡尔吉尔出发，晚上抵达席木苏。晚上一穆斯林说哈萨克人在贱卖羊和马。
1941年11月22日（7th Mangsir）：抵达达拉斯。自卡尔吉尔以来极寒。
1941年11月23日（8th Mangsir）：从达拉斯出发，路上大雪。
1941年11月24日（9th Mangsir）：艰难地翻越（约海拔16000英尺）左吉拉。比哈萨克人先行一日。
1941年11月25日（10th Mangsir）：抵达宋马阁，休息屋全部住满了警察们。
1941年11月26日（11th Mangsir）：从宋马阁出发。
1941年11月27日（12th Mangsir）：至斯利那加。[[22]]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1993年）记载：
他们率领哈萨克族牧民分三批,先后跟随印方人员沿着崎岖的山路到达列城附近。
他们首先被安排在列城附近的山区,四周有印度军队看管。
由于长期没有吃面食,他们以自己赶来为数不多的牲畜,高价换取粮食,有的竟用一只羊换一个馍。
当时,正值雨季,使得他们破旧的帐篷和衣服霉烂,疾病流行,有许多人死去。
这种处境,得到了印度广大穆斯林的关注和同情,为他们进行募捐。
据印度官方公布,自1942年至1943年,对他们的赈济费用共25，8万卢比(参见《阿勒泰月刊》1943年创刊号第33页)。
英国殖民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也供给了一些衣食,解决了部分住宿。
到冬季,瘟疫才得到彻底控制。这时,哈萨克族牧民人口已锐减到不足2000人。
此后,他们分为三部分:
半数人随艾里斯汗去了离旁遮普不远的山区；
约1 / 4的人去了印度中部的博帕尔(穆斯林居多) ；
约1/4的人去了喜马拉雅山区。
去博帕尔的哈萨克族牧民,分得了一些土地,自己建造了房屋,当地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一一哈族中心。这个中心 ,一方面医治病人,一方面安排哈萨克牧民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还成立一个临时学校,让适龄儿童入学。
其他两部分人,后来完全靠流浪度日,过着乞讨的生活。流落到喀剌蛮、孟买、新德里有数百人。
1943年,定居在印度的哈萨克族头目35岁的艾里斯汗在白沙瓦病故。...（p.115）”
1941年11月18日（3rd Mangsir，普兰南部境外印度人日历，下同）：经过喇嘛玉如抵达悉尼斯库特。
1941年11月19日（4th Mangsir）：从悉尼斯库特出发，经过木尔别克抵达卡尔吉尔。
1941年11月20日（5th Mangsir）：在卡尔吉尔。
1941年11月21日（6h Mangsir）：从卡尔吉尔出发，晚上抵达席木苏。晚上一穆斯林说哈萨克人在贱卖羊和马。
1941年11月22日（7th Mangsir）：抵达达拉斯。自卡尔吉尔以来极寒。
1941年11月23日（8th Mangsir）：从达拉斯出发，路上大雪。
1941年11月24日（9th Mangsir）：艰难地翻越（约海拔16000英尺）左吉拉。比哈萨克人先行一日。
1941年11月25日（10th Mangsir）：抵达宋马阁，休息屋全部住满了警察们。
1941年11月26日（11th Mangsir）：从宋马阁出发。
1941年11月27日（12th Mangsir）：至斯利那加。[[22]]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1993年）记载：
他们率领哈萨克族牧民分三批,先后跟随印方人员沿着崎岖的山路到达列城附近。
他们首先被安排在列城附近的山区,四周有印度军队看管。
由于长期没有吃面食,他们以自己赶来为数不多的牲畜,高价换取粮食,有的竟用一只羊换一个馍。
当时,正值雨季,使得他们破旧的帐篷和衣服霉烂,疾病流行,有许多人死去。
这种处境,得到了印度广大穆斯林的关注和同情,为他们进行募捐。
据印度官方公布,自1942年至1943年,对他们的赈济费用共25，8万卢比(参见《阿勒泰月刊》1943年创刊号第33页)。
英国殖民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也供给了一些衣食,解决了部分住宿。
到冬季,瘟疫才得到彻底控制。这时,哈萨克族牧民人口已锐减到不足2000人。
此后,他们分为三部分:
半数人随艾里斯汗去了离旁遮普不远的山区；
约1 / 4的人去了印度中部的博帕尔(穆斯林居多) ；
约1/4的人去了喜马拉雅山区。
去博帕尔的哈萨克族牧民,分得了一些土地,自己建造了房屋,当地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一一哈族中心。这个中心 ,一方面医治病人,一方面安排哈萨克牧民从事一些手工业劳动,还成立一个临时学校,让适龄儿童入学。
其他两部分人,后来完全靠流浪度日,过着乞讨的生活。流落到喀剌蛮、孟买、新德里有数百人。
1943年,定居在印度的哈萨克族头目35岁的艾里斯汗在白沙瓦病故。...（p.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