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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骥

提要

氐、羌在五胡之乱时期曾先后建立过多个政权，现今氐族已消失於历史舞台，羌族存者不过十馀万人。作为中国中古政治上的活跃民族，历史文献与地下史料存留下来者皆不多，用以研究其在华建国统治已感窘困，至於了解其原有文化更见困难。然而，欲了解氐、羌之统治问题，却不得不先研究其原本面貌。从其种姓文化、原居地与迁徙地，及其与中国不同时期各阶段性的关系，始可知其较原始的状态，变迁的情况，与及汉化的趋向，斯然后可据以进一步探讨其建国与统治的种种问题。此为本文所由作的原因。

壹、前言
《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此下殷周文献，往往有氐羌连称之辞，是知氐、羌二族在上古应有一定的关系，而又皆与中国密切，较匈奴、东胡更为悠久；但是，他们汉化的脚步与程度，为何落后於匈奴和东胡？而且氐、羌入塞居中国内地亦远较匈奴和东胡为早，然而五胡政权为何却不是由他们率先建立？他们的种族文化究竟发展如何，与秦汉魏晋的关系进展如何？此种种问题，即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中心。

笔者曾经分就匈奴、羯胡、慕容鲜卑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注一）主要是欲讨论他们汉化、起事与统治诸问题。笔者对氐、羌此类问题同样有兴趣，只是若不先解决上述疑惑，则显然难以探讨下去；若勉强为之，深度也不会大。因此，这裏欲以秦汉魏晋时期的氐羌为主体，一索其究竟。

有关中古氐羌的重要考古甚少，历史文献也不多，主要见於汉晋南北朝诸正史。大抵上，先秦视氐、羌为西戎，秦汉以降，则将氐族视为西南夷，羌族则划为西戎或西夷，因此《史记》及两《汉书》之〈西南夷传〉实为对氐的基本史料，而由於东汉「羌患」严重，故《后汉书‧西羌传》更作专篇以载述之。上述三正史诸列传，对氐、羌往往亦有散漫的记叙，魏、晋二史尤其为然。至於（曹）魏人鱼豢之《魏略‧西戎传》，被裴松之收入於《三国志》卷三○作注，对氐族有较完整记载，可补三史之不足，弥称珍贵。南北朝诸史中，《宋书》有〈氐胡列传〉，大抵为北《魏书》以下所本；后者另有宕昌羌、邓至羌等传，述两晋南北朝早期间事，大抵又为此下诸正史所本，只有《陈书》及《北齐书》对氐、羌全无所述。

氐、羌曾经分别建立过前、后二秦政权，但前秦苻坚对其国史曾有焚史之举，使史事十不留一。（注二）《史通‧古今正史》称秦亡后，有裴景仁等相继追修，今亦亡佚。（注三 ）《晋书》二秦载记多据崔鸿《十六国春秋》而成，但叙氐、羌先世历史文化甚略，不足以考论中古氐羌。

氐族与羌族的主体已融入中国，现今仍存者不过十馀万人，与汉晋时声势不可同日而语。近人马长寿曾走赴其地调查研究，撰有《氐与羌》遗稿，洵为力作。不过其书接近通论性，未能解答笔者上述之疑惑，故本文仍有进行之必要。

贰、氐羌的原住地与种姓
古代氐、羌被视为西戎族系，不论其种族血缘与中古氐、羌关系如何，要之后者在秦以降，分布於沿祁连山以东至陇山，从嘉陵江上游西向跨越岷江上游，以至青藏高原一带的高原山地地区。此地区位置就秦汉中国本部言，固属西部地区，所以汉人视之为西戎，西夷，亦可想而知。

上面所述位置只是粗略而分，其实氐、羌作为不同的两族，他们的分布地区亦有所不同。

先就氐族而言，《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注四）駹即冉駹，在今四川茂县地，两汉曾置汶山郡於此，但以汶江县或汶江道隶於蜀郡为常。（注五）此地区以东北皆为氐类，君长以什数也就是部落以什数，只是以白马氐最大而已。

白马氐因白马水而得名，《水经注‧漾水》条云：


白水西北出于临洮县西南西倾山，水色白浊，……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

《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北部都尉治阴平道，即今甘肃省文县地，长松县则约在阴平道西南，是则白马氐居於此地之白马水流域，因水名而称其部落也。（注六）汉制有蛮夷之县则称为道，是则阴平道盖因有白马氐等居住而称之。

又秦及汉初，边郡都尉并主蛮夷，其后别创属国都尉制度，专主蛮夷。（注七）阴平道为广汉北部都尉治，北部都尉在东汉改为广汉属国，据《续汉书‧郡国五》，谓此属国领阴平道、甸氐道（今文县西）、刚氐道（今平武县东）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甸氐道在阴平道之西，刚氐道在阴平道之南，三道位於白水（白龙江）及涪水（涪江）上游之间，而皆为氐族所居之县，故置都尉主之。这三道位置在冉駹东北，应属於君长以什数的部落。

广汉北部都尉治阴平道，此道所居部落应为白马；但是白马氐是沿著白水流域分布的最大氐部，故溯水北上应仍有不少白马氐。西元前一二二年（元狩元年），汉武帝因张骞之言复通西南夷，至西元前一一一年（元鼎六年）因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五郡，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谓以「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是也。

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冉駹夷》条，谓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汶山郡当在今成都与松潘之间，为江水（岷江）上游所经，由是知此地区为西夷、羌族和氐族的杂错居住地区。此地区东北广汉属国，是氐族核心区之一。广汉属国之东北即是武都郡，在西汉隶属益州，在东汉隶属凉州；郡地界岷山之东、南山（秦岭）之西，跨在白水和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云：


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续汉书‧郡国五‧武都郡》则称武都县为武都道，《三国志‧杨阜传》称沮县为沮道，是则九个县道之中，只有上禄与河池未有道之名。依诸史所记此郡地的民族活动看，大体皆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很可能即以氐族为主，尤其是白马氐，但是也不排除有其他氐或羌，例如应劭注《汉书‧武都郡》即称有「白马氐、羌」。羌族确有白马羌种落，疑亦因居住於武都郡白水流域而得名者，东汉此郡增有羌道一县，或与此有关。

在两汉西南夷系统中，指明是氐地的尚有蜀郡湔氐道，在今四川松潘县北岷江流域，湔山、湔水之名与之有关。（注八）

总之，从岷山南麓之蜀郡湔氐道起，东向经广汉属国，再东北向经武都郡，是秦岭以南的氐族核心区，他们的部落殆因地而命名，故有多少县道即可能有多少氐族部落（参 图一），是以君长以什数，而以白马最大。他们隶属汉朝为县道，很可能需要负担赋役的，（注九）所以西汉时这些郡县的户口数目也不少。

至於武都郡之北，为渭水上游陇右地区，这裏也有氐人，但是两汉史书并无专篇载之。首次在专篇中提及汧陇氐的是鱼豢，已是魏晋以后之事，裴松之於《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其自相号曰「盍稚」。
鱼豢於此传中自称颇有「传闻」、「汜览」的成份，故引起笔者有三个怀疑：(一)汉开武都后是否有排其种人的政策？(二)汧陇之氐是否来自武都？ (三)氐族居住地理条件与其民族称号之关系究竟如何？

关於第一个问题，由於汶山、武都等开郡，是此地君长震恐於汉武帝平定南越及西夷的兵威，自动「请臣置吏」而开置的，故《史》、《汉》的〈西南夷〉及〈司马相如传〉皆无「排其种人」的纪录。西汉於昭帝元凤元年（西元前八○年）曾因武都氐人反，而诏马适建等将率徒刑之士往击之，此后亦无闻。（注一○）不过，《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则明载武帝开武都郡，「土地险阻，……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武都郡为边郡，广汉郡更置北部都尉，王莽甚至更改其名为「摧虏」，可见此地区在西汉的确常有战争，氐人分窜山谷，据险阻，依固自守的可能性极大。在这种情况下，促使「排其种人」，民族移动的确也有其事。例如《后汉书》同传载西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武都郡河池氐起事失败，汉武帝将之「分徙酒泉郡」。酒泉郡据《汉书‧地理志》治禄福，《续汉书‧郡国志》作福禄，今甘肃嘉峪关市，鱼豢所谓「或在福禄」者是也，亦即向西北迁至河西走廊。马长寿据《艺文类聚》卷八二引《秦记》谓「苻洪之先居武都」，又《晋书 ‧吕光载记》推论后凉吕氏原籍是仇池氐，（注一一）仇池属武都郡，可证氐族在汉或曾有北迁至汧陇之事实。

但是，这并不表示汧陇氐全部来自河池。陇指陇山陇坻，汧山在陇坻东南，汧水出其南麓，汉陇县、汧县即分在陇坻之西、东，鱼豢所谓「汧陇左右」是也。北《魏书‧氐》云：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巴蜀，种类实繁。
《北周书》、《北史》大抵同此，可见汧陇以至巴蜀，皆为氐人的居地。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谓此郡秦置，其中有一县曰氐道县。此县注云：「养水（漾）所出，至武都为汉。」是则与武都白马氐同一水流，可见汧陇以南，自秦汉即为氐地。诸史载河池氐杨氏原出略阳清水，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可证陇右原本就有氐族居住；其中苻氏、吕氏曾向北迁徙，而杨氏则由清水向南迁徙至河池也。《晋书‧地理上‧秦州略阳郡》条，谓此郡下辖临渭（今天水县东北），平襄（今通渭县西北），略阳（今张家川西）和清水（今清水县西北）四县，杨氏原居清水，苻氐由武都迁至临渭，吕氏自称出於略阳，可见五胡之中，氐人所建政权之统治者竟然大多出於此郡。请参〈图一〉。

《魏略》后文又谓氐族「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两汉陇西有氐道县，而街、冀、豲等县则属天水郡，（注一二）是则北自陇坻（约35°N），南至冉駹（约 32°N），东自汧山（约106.5°E），西至豲道（约105°E）之间，皆为秦汉氐族原居地，而周边间或与夷、羌错居。魏晋将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置为秦州，即以氐族分布区为主。106°E北自清水县起，经临渭县，以至河池县，即由陇坻至河池，大约即是氐人居住的轴心线，在此线上氐族政治人物辈出。请参〈图一〉。

鱼豢《魏略》说氐族「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

按氐、羌为汉藏语系民族，与蒙古草原阿尔泰语系的北狄不同。氐族自号「盍稚」，不知何义。鱼豢称他们为「虫之类」，恐有贬意；而当时中国人以其服色分称之，是辨别其种落的分号。不过，自《史记》以来即谓氐类「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是则氐人有不同种落不必赘辩，只是以服色称之，则仅见於《魏略》，秦汉时人称呼氐人种落，大都是以地名作称呼的，如白马氐，故（道）氐、甸氐、湔氐、略阳氐、河池氐、武都氐等。

氐之为义，近人一般同意许慎《说文》之说法，即「秦谓陵阪曰阺」，也就是指生活在陇坻（陇山、陇坻），及与之相近而地理构造类似的地区，今陇山以南，岷山以东，接秦岭山地的甘、川、陕交界，地形即是如此。（注一三）所以氐是秦汉人的称呼，意指居住於陵坻的山地民族。《三国志‧徐晃传》载汉未曹操「别遣晃讨攻椟、仇夷诸山氐，皆降之」。所谓山氐，殆正指山民而言。

羌族显然与氐有所不同，《说文》释羌是「西戎牧羊人」。《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应劭《风俗通》，谓「羌本西戎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这代表了汉人对羌族命名的看法，近人对此多无异议。（注一四）由汉人对氐、羌称呼意义之不同，显示了汉人认识此二族有生活文化的不同，容下节讨论。要之，所谓「羌患」是两汉内政及国防上的重要问题，《后汉书》即有〈西羌传〉以专述之，故东汉人对之认识也较深，是以许慎和应劭之说实具有权威性，不同於氐族的命名，因近人间接推论而知之。

羌族是东汉安全的严重问题，而以河湟羌为最，所以古今研究汉晋羌族的焦点皆集中於河湟羌，甚至以此为羌族的核心区。关於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尚有商榷的馀地。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述羌之初始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於赐支，至乎河首，鶡a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按羌族之本及被流是否如此姑不论，章注谓「三危山在今（指唐初）沙州敦煌县东南」。按《汉书‧地理八下‧敦煌郡》条谓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氐置水当即今党河，从祁连山南麓青海省界发源，西北流经敦煌县，至玉门关东北流入湖泽中。祁连山汉人称为南山，《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云：「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乃远去，过大宛。……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氐」。又《史记 ‧大宛列传》载张骞使西域不得要领，「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是则秦、汉之间，敦煌、祁连一带有羌族居住，被视作南山羌或南羌。敦煌西南行即出阳关，沿今阿尔金山西行南道诸国，所至首国就是婼羌，婼羌西行之次国就是鄯善。现今青海省西北有当金山口北出甘肃敦煌，其东属祁连山脉，其西属阿尔金山山脉，称为祁连山－阿尔金山山地，也就是在此山地区域之青、甘、新交界地带，秦汉以来一直为羌族地区。（注一五）祁连山是西北－东南走向之山脉，为河西走廊与青海高原之界山，《后汉书‧ 西羌传》说：


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及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是则武帝以前，沿著阿尔金山、祁连山山脉至今兰州一带，皆为羌分布区，应无可疑。这一区带的诸羌曾经臣属於匈奴，故武帝乃实行通西域、开四郡，以「隔绝羌、胡」的政策，情况甚明。

上述区带以南即是青海高原，由河首（黄河发源地）向东至赐支河曲，再东至今甘肃大夏河之西的河关，绵地千里之地，范晔指出亦是羌族分布地，所谓「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注一六）由此可以判断，祁连山以南几乎整个青海高原，应皆为羌族居住地。他们西北抵天山南道与鄯善相接，东南至康定（川西）高原，与西南夷相接，正东与氐地相接。〈西羌传〉记载广汉、蜀郡徼外种羌如白马种、大牂夷种等在东汉来附者，前后有五十馀万人以上，种落不明者尚不算在内。降至隋朝，《隋书‧西域‧党项列传》仍称党项羌「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同卷〈附国列传〉亦称党项南方，蜀郡西北，「连山绵数千里，……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这一广大地区，〈西羌传〉多有其活动记载，只是河湟羌与汉郡相接，长期战争，故汉人认识较深和记载较多而已。

与东汉周旋相始终的河湟羌，主要以爰剑种族系集团为主体，他们是继秦朝经略西戎后，接大荔和义渠而兴起者，〈西羌传〉云：


秦穆公（约三十七年，西元前六二三年）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至周贞王八年，（前四六一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馀义渠种焉。…… 至王赧四十三年（前三二六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於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急，藏於岩穴中得免。……既出，又与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妇，……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同传称「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戎」，诸戎逃向汧陇，是与秦厉公等征服政策有关，爰剑只是其中之一。戎与羌究竟关系如何，暂不论之，要之爰剑原来并非河湟羌种，他是辗转逃入三河间，集结此地羌人种落而自成酋豪者。是则爰剑逃来之前，三河间早已有羌人种落。

〈西羌传〉述爰剑亡入「三河间」，此即已逾汧陇；复述其在「河湟间」得羌人敬信，则是三河间与河湟间应该指同一地区。章注云：「《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黄河当指今甘肃临夏县－当时河关附近－以东的黄河河段；赐支河则其西段，即经河关而西流入青海省，辗转回曲以至於河首的河段，秦汉称回曲河段为赐支河曲，河源为赐支河首者是也。湟河即湟水，发源於青海湖东部，流入金城郡而汇於黄河。秦长城的西端，起自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至狄道（甘肃临洮）；又自洮、黄交界北段至今甘肃靖远附近亦筑一段，使西汉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在其东受到屏障，正是为了防范《史记‧大宛列传》所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的胡与羌也。三河间也正是《后汉书‧西羌传》与东汉名将〈皇甫张段列传〉中所载汉、羌战事频繁的地方。

秦汉不断西进，爰剑族类则不断西迁及南迁，於是其种落渐渐遍布於青康藏高原，原来不为汉人所知的发羌、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乃至征服氐羌地的鲜卑吐谷浑等，遂於魏晋以后陆续为华人所知。〈西羌传〉对爰剑种落集团在秦汉的发展叙述颇详，今略节其大要以见梗概：


秦献公初立，（西元前三八四年）欲复穆公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爰剑曾孙）忍季父昂，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这是在始皇统一以前之发展，他们已发展至蜀汉西夷之地，与夷、氐相错了，广汉之地原有白马氐，亦有白马羌，由此可见不应混为一族。（注一七）同传之末，范晔更总结两汉以来爰剑后裔的发展，说其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或在赐支河首，或在蜀、汉徼北，大概已由黄河、湟水之地，广泛分布於青康藏高原了，他们的居住地比氐族大了若干倍。是则若说爰剑种落的核心区在河湟可，至於说「诸羌」以河湟为核心区则尚待商榷者，以此也。请参〈图二〉。


参、氐、羌的部落文化
秦汉以来，氐族居住於自汧陇抵巴蜀的陇南山地，地理位置接近汉之三辅政经文化核心区，而羌族分布於其西的陇西、甘南以至青康高原广大地区，故二者接触及吸收汉文化的便利性与过程甚不相同。

冉駹在西元前一世纪早期被汉武帝开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由此愈向东北则愈进入氐族的核心区，即司马迁所说「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之地。君长什数应即是部落什数，前面提及「其种非一」、「种类实繁」、「排其种人」诸文，显示魏晋以后，华人对其部落以血缘为基础的形态略有认识，以其服色而称其为青氐、白氐等，仅是方便辨别而已。他们可能以氏族血缘为纽带而形成部落，这种情况殆与羌族被称为种羌、种落的情况相似；只是氐族居地很早即被汉人开置为郡县，故被汉人依其居地地名而称呼之，所谓湔氐、甸氐、故氐、清水氐、白马氐等是也。至於羌族则血缘纽带更清楚，而且开置较晚，甚至许多地方迄两汉犹未开置，故常被称为某种，如前述越巂羌称为氂牛种，广汉羌称为白马种，武都羌称为参狼种，单单爰剑族系即分化有一百五十种者是也。

有关氐人的部落文化，最早涉及的是《史记》，司马迁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但似乎未曾与氐族有过接触，故只略谓冉駹东北有君长什数，白马最大，而又於〈货殖列传〉中概略叙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这句话的内涵可能有二：一是此四郡汉人与关中汉人的风俗相同；二是天水、陇西的氐人可能因已汉化，故如同当地汉人般，风俗同於关中。后来《汉书‧地理八‧秦地》条，则较清楚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武都地杂氐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据考自先秦至南北朝，此地氐人皆是板屋而居的。（注一八）然而《汉书》所称之「民」，极可能包括汉人的编户齐民，是则陇南山地的氐、汉，皆是因山所出，木板筑居，居住形式大抵相同。假若天水、陇西俗同关中，而武都与天水又俗颇相似，则当地氐、汉文化殆已有融合接触的迹象。

陇南山地海拔二千至四千公尺，山高谷深，峰锐坡陡，《魏略》所谓「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称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可以略窥氐人谷地田畜的形态和民族性格。这是他们对汉朝可以「依固自守」，魏晋以降可以长期建立仇池国的原因与条件。虽然他们因地形而能自保，但是其地已为汉朝郡县，又与羌族杂错而居，故文化上不免分受汉、羌双重影响。《魏略‧西戎传》云：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猪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人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羌。
这是中古记载氐族种落文化最详细的一段文字。据此以知氐人种族与羌不同，他们虽无文字发明的纪录，却有自己的语言，（注一九）发式和服色，以及山谷耕织畜牧的形式。板屋、耕织及畜养猪骡等，显示他们的文化颇高，不像被发的羌族般游牧。其妇女的服装分受汉、羌影响，尤以嫁娶与羌相似，但是与汉人相处则多知中国语，还种落始讲氐语。

前引《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条，说蜀北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接著云「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此地夷、羌、氐杂错，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夷人在冬寒时节因高山山地耕畜不易，故入蜀为佣，氐人可能也是如此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卓氏及程郑，在汶山一带，贾滇蜀椎髻之民鼓铸，富拟人君，即可能包括了夷氐之人在内。所以《魏略》才有「其自还种落，则自氐语」之说。这种生活方式，殆是自汉以来，氐人接触汉文化及汉化的契机。经长期接触影响，始有《魏略》所述的汉化情况出现；降至南朝时代，则更如《南史》所言，「言语与中国同，……地植九谷，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了。（注二○）

其次，氐人在山谷间板屋耕畜，应是定著性的，可能也是「聚邑」而居。殆撰於东晋间的《三秦记》，记述仇池氐於仇池「山上立宫室，囷仓，皆为板屋」，（注二一）《南齐书‧ 氐传》称於山「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正是定著农耕、聚邑而居的表现。后来北魏征服其地，建州郡，置官吏，「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注二二）显示此时氐族在上述基础上已汉化如同内地。

大约氐族从汉朝以来，由於开置郡县，地近内郡，与汉族接触，故其文化已不能保存纯粹，渐渐由分受汉、羌双重影响，转变成大受汉文化影响，经数百年发展，竟至全盘汉化，终於消失於隋唐时代。

上古及中古虽然常将氐、羌连称，但是两族的部落文化显然有很大差异，《后汉书‧西羌传》云：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以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
此段记载主要指河关之西南羌地的概况。此地区主要为高山山地及高原山地地区，一般海拔高度在二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之间，山峰常年积雪，无霜期短，降雨量小，因而地少五谷，而以游牧为业，养成羌人堪耐寒苦的性格。

这地区自然条件虽然如此，但也并非就表示羌人全无农业，在地势较低的山谷和盆地，往往也有农耕作业。羌族最早的农业纪录殆以无弋爰剑为首，他在西元前五世纪中叶曾为秦人所执，以为奴隶，可能是农奴，故逃至三河间，被「诸羌」推以为豪。前引〈西羌传〉谓「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甚后世世为豪」。爰剑被人称为无弋，也就应是农奴的意思，河湟诸羌原为山地狩猎民族，因爰剑教以田畜，乃开始从事田作与畜牧，遂迳以「无弋」称呼此从事新兴产业的新部落。可证此时以降，黄河、湟水两谷地以「无弋」为核心的羌人，已发展至有农业与畜牧业了。

笔者无意说爰剑以后诸羌已普遍农业化了，根据南北朝宕昌、邓至与党项诸羌的记载，这些在武都、阴平以西，至赐支河首之间，现今青康高原区域的种羌，大体上仍过著游牧生活，而无农业之纪录。由於羌族分布远较氐族为广，高原与山地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亦颇有差异，故川西、藏东、河首之间一带种羌，殆一直保持其畜牧的生活。只有以无弋为核心的种落集团，始进入了田畜的文化，并且随著其种落的繁衍分布，由河湟谷地向西发展至青海高原北部的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注二三）再过去的婼羌就「随畜遂水草，不田作」了。

氐族「嫁娶有似羌」，种羌是以较原始的氏族血缘为纽带，行烝报婚的，只有吐谷浑所属贫穷地区见有抢婚方式。（注二四）种羌「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此则与氐「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的制度不同。无弋集团以优势生产方式结合羌人，较其他诸羌富裕当可想而知，因而其子孙乃有财力实行多妻制，致使种落繁衍成一百五十种之多。正因爰剑集团有生产与婚姻的优势，所以其子孙种落经常有抗汉的能力，例如〈西羌传〉记载在东汉章、和时代（西元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爰剑裔落迷唐，与汉争峙於於黄河大、小榆谷（约今青海贵德县附近）之间，最后麦作被收，牛马羊被虏，撤至赐支河首，依发羌而居。此地暂无羌寇，据隃麋相曹凤上言云：


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非，难以攻伐。南得锺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青海湖）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
按爰剑十三世孙之一为烧当，因强大而以为种号，迷唐即其裔种（爰剑十九世孙）之一。〈西羌传〉末谓锺存种也是爰剑一百五十种之一，胜兵十馀万。是则迷唐种落居大、小榆谷以至西海之地，以其田畜优势生产力雄视诸种，并结集以抗汉。迷唐既撤至河首，曹凤乃上言请於其地广设屯田，后至「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窃疑此三十四部屯田，殆皆因循迷唐原来田畜之基础，而非新开垦者。

若以青海湖为中心，其东姑称为湖东区，即河湟山地与谷地，诸羌以种麦（大、小麦不详）为主，畜养马牛羊驴骡；其西为湖西区，在晋时为吐谷浑所征服，以种大麦、粟、豆、芜菁为主，见有牛马驼等畜；其南为湖南区，即川西、藏东高原，后为宕昌、邓至诸羌地，畜有犛牛、牛、羊、猪等，（注二五）显示区域地理条件影响了诸羌的生产方式，使之产生区域性差异。此地自古多禽兽，可能射猎始是其共同传统的生活方式。

氐人「善田种」，汉魏时陇南山地的氐人有谷、麦的耕作收成，而与氐族接壤交错的陇右种羌，似乎也已经种谷了。（注二六）当时谷不是泛指包括麦的五谷简称，《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即称汶山郡「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邛都夷〉则称「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表示秦岭，陇南一线氐人所居山地，当时应是稻、麦耕作的交错线区，或许部分种羌与氐族移居杂错，也或许守塞屯田（详后），而开始了稻谷的耕作。

爰剑以优势生产方式结集诸羌的庐落种人。诸羌以氏族血缘为纽带而称为种羌，则种人自是种落之人，不必赘解；只是庐落一词〈西羌传〉常见，其真正内涵则不明，尚待进一解。

按〈西羌传〉开始即谓羌人云：


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传末又云：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锺最强，胜兵十馀万；其馀大者万馀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
以后－史料爰剑种落集团情况，可以印证前－史料所论诸羌的普遍情况。大体诸羌以氏族血缘为纽带，且种姓不断分化，始终未发展至区域性联盟，乃至统一国家的阶段。

爰剑种落集团是湖东区河湟羌的主流，小月氏退保南山羌，逐渐通婚羌化「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馀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显示羌化后其种落社会亦与河湟羌相同。（注二七）至於初时仅拥有青海湖东南甘松之地的吐谷浑，二传其子吐延，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遗嘱部落「速去保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制」，表示湖西区诸羌也是因种落分化而力弱。（注二八）南北朝时代宕昌、邓至等湖南区种羌，史称风俗相同，宕昌羌由中华至西域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注二九）党项羌地亦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馀骑，小者千馀骑」；其南接的附国更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 ……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注三○）可见自先秦至隋，约凡一千年间，诸羌的社会种落、政治组织，实无多大演进。

地理条件影响诸羌政治组织、种落分化及社会生活如此之大，是值得注意的。氐族亦居住於高山山地，但是他们分布区域小，又分布於许多河流台地谷地，乃至成徽盆地之间，农业发展较优，生活上族群未见有摩擦，社会上种姓较少分化，这是二者不同之处。

肆、秦汉与氐族的政治关系
中国与氐羌的关系历秦汉、魏晋、五胡三个阶段，逐渐加强加深，以至由边裔关系发展为中原内部关系。这裏主要论其第一阶段的关系。就秦汉阶段而言，朝廷与氐族关系大体是和平的，与羌族关系则是紧张的和战争的。

氐族分布地区不大，种姓较寡而人口较少，在国家安全上不致构成中国的威胁；而且秦汉长城西段即已将陇南山地划入内郡地，至汉武帝时又从巴蜀北上，将武都、广汉建为郡县，遂使氐地完全变为中国郡县，氐族在性质上成为少民。氐族与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所以上述其人民有编户纳赋的迹象，有进入平地为汉人作佣工，乃至有因接触而汉化的发展。

不过，就种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言，氐族维持时间相当长久，两汉政府乃针对此结构，而与之发展政治关系。大体汉武帝自西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开通西南夷以来，即承认以什数氐类君长（酋豪）的政治地位。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武帝时所承认的氐类君长，政治地位似乎并不高，故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而已。

按东汉殆仍西汉政策，对西南夷羌酋豪封以邑君邑长为常，如《后汉书‧ 西羌传》载云：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一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西元九四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馀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
又如同书〈西南夷‧莋都夷〉亦云：

按鱼豢所称建安中的百顷氐王千万，据《宋书‧氐胡列传》云：


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始徙仇池。…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
是则杨氏自秦汉世居略阳郡清水县，为氐人某种落的豪族，降至建安时始成为大豪。稍后杨驹方徙居至武都郡之仇池，驹后杨千万始为魏封拜为百顷氐王。情况甚明，南北朝诸史大抵本之。另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西元二一三年）十一月条：「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此年稍前，曹操自立为公，建置府朝，时在交替之间，说杨千万为汉封可，说为魏封似乎也可。盖是月杨千万以百顷氐王身份，率部落由武都仇池百顷山根据地，北移至汉阳郡之兴国，响应马超反曹也。

建安（西元一九六－二二○年）间，据《三国志》尚见有武都河池之氐王窦茂，其正式名号殆为「兴和氐王」。（注四一）其后进入三国，「武都氐王」苻健统有「氐民四百馀户」，蜀汉后主建兴十四年（二三六年）请降，最后发展成苻健只身来降，部民却由其弟带领降魏。（注四二）五胡乱华之后，由於吐谷浑王氐羌地，故《南齐书‧河南列传》更称之为「氐王」了，则此氐王与汉魏间者又不同。

由此可推《后汉书‧马援列传》、《魏略‧西戎传》所述，似乎两汉以来氐类即有侯、王之封拜，殆未能确定。要之，汉魏之间，因战争需要，战略因素，氐类始见有王号，而且连小部落之小豪如苻健，也有王号之例，是则万落大豪就不必赘了。

上述已知诸氐王，阿贵在汉阳郡之兴国，杨千万在武都郡之武都县（仇池在武都县），窦茂在同郡之河池县，而苻健则在同郡不详何县道，《魏略》所谓「今虽都统於郡国，然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可证汉魏晋之间，氐类王侯为所在郡国统领，已完全纳入属国体系。此种政治关系，殆自西汉已如此，只是单就氐类而言，西汉时但有君长而无王侯而已。（注四三）

氐族居地自两汉已置为郡国，故其部落即使有国之名，如《后汉书‧西南夷》所称的「白马国」，也不过是汉朝的属国罢了，大体广汉属国即是统领此等部落形式的国落机关。氐人在西汉颇有抗争，东汉则较少，揆其性质，可以视作汉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充其量也只是统一政府下的种族矛盾与冲突而已；至於羌族，则显然并不尽然。

伍、秦汉与羌族的政治关系
前论西元前四世纪八十年代秦献公西进以后，爰剑之孙昂畏其威而西迁赐支河曲，其种落以后分衍成越巂羌的氂牛种、广汉羌的白马种、武都羌的参狼种等，这是蜀、汉徼外之羌种，约至东汉以后始与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留在河湟的爰剑曾孙忍和舞，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合二十六种之多。其后分衍更多，〈西羌传〉所录二、三十种之中，基本上以此种系集团为主。（注四四）

秦始皇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汉高祖於前二○二年继兴，其时羌族与中国实为外国关系，而与秦汉及匈奴之盛衰息息相关。〈西羌传〉云：


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至於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显示种羌因始皇东进蚕食诸侯之政策实行，是其得以更繁息的原因。及至中国统一后，虽颇西进，但至河、洮一线，取得天然国防以筑长城而止，不再进逼。此下即是匈奴崛起，臣服诸羌的时代。西元前二○○年平城之役以后，汉、匈和亲，此后如文帝国书重申和约所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其南、北分治和亲共存的局面，维持至前一三三年马邑事变而止。（注四五）

在此百年期间，因诸羌臣属於匈奴，故东亚只有秦汉与匈奴的国际关系，而无秦汉与诸羌的国际关系。至汉景帝（前一五六－前一四一年）时，匈奴颇侵汉。留居河湟的研种－忍子研的种落，请求入守陇西塞，汉徙之於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县，也就是沿洮水长城以至於陇西郡和武都郡之间。这是种羌内附东徙守塞的最早纪录。诸羌既臣於匈奴，而文帝曾与匈奴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的协定，是则研种的入守必然导致汉、匈关系的紧张。（注四六）自负其能而常与匈奴合战的陇西名将李广，在陇西太守任内，曾因羌反，而诱杀降者八百馀人，（注四七）开创了两汉将帅守宰诱杀降羌的恶例，成为此后羌患的重要原因之一。种羌畏惧匈奴，又不能信任汉朝，遂伏下此后依违於两大，或独自为求生存奋斗的情势。

马邑事变为汉、匈关系的转捩点，自后汉朝采取主动的开塞攻击战略，於西元前一二一年取得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领地，置五属国。两年后霍去病封狼居胥、禅姑衍，匈奴自是北徙，种羌渐渐脱离其势力。於是，汉朝在前一一五年通西域，置酒泉、武威二郡，又在前一一一年分二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此即河西四郡，实施「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政策。

本文宽河西四郡原为休屠、浑邪二王地，故汉朝攻击匈奴，也就如〈西羌传〉所言，同时进行了「西逐诸羌」，影响了种羌的生存空间，引起羌、匈联合反攻，及汉朝对羌建立监护体制的结果。〈西羌传〉云：


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馀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根据《汉书‧武帝纪》，「西羌」十万众与匈奴联合，时在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翌年平定，此年汉置武都郡，分置张掖、敦煌二郡。汉朝自此年将氐、羌分开统治，故二族在两汉始终未发生过任何政军的关系。但是，武帝对羌随著武力的攻击之后，设置护羌校尉以资监控，并寻而筑塞，分河西为四郡，又稍移民实之，其实是施行武装殖民的政策。种羌虽暂时退居西海（青海湖）一带，然而河湟生存空间之争夺战，却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羌、汉各种政军经关系，也由此时正式展开。两汉羌、汉的军事关系，〈西羌传〉载述甚详，於此不赘，仅略论其政治关系。

西元前八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匈奴谋与汉和，苏武等被释归，汉、匈关系缓和，昭帝乃於河湟地区置金城郡。河湟置郡，表示汉朝决心贯彻武装殖民，将此地划入中国领土，这是汉、羌为生存空间冲突严重化的关键。〈西羌传〉载宣帝时先零种羌要求「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后将军赵充国反对，然种羌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此事表示：第一，先零羌撤退至西海一带半个世纪后，重新要求返回故地；第二，他们只求在故地畜牧，原来的耕地已遭汉人占领，他们殆无意取回；第三，尽管汉人未准许，他们已强行回归，金城郡县政府不能制止。此问题在先零羌而言是返回故土，在汉朝而言是主权领土的问题。汉朝以往容纳内附部落并不鲜见，当时湟中尚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注四八）充国所以主张不接受者，实基於国防上的考虑。

《汉书‧赵充国传》云：


羌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前六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馀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征和五年（前八八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
按先零种强还湟中约在西元前六三年以前，此时匈奴正经营西域，赵充国疑惧者正在此。且先零既归，复与二百馀酋豪结盟，则汉朝不能不惧。金城郡是分张掖、酒泉二郡地而置，原属匈奴右王，而臣诸羌之领地，赵充国所得情报正是匈奴约先零豪共同光复故地的消息，故怀疑密约、强渡、结盟是匈、羌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是则收容先零於湟中与否已不是重要问题，先零行动后面的匈奴问题才是关键。

相对的，先零种既然在汉朝未准许前强还湟中，他们必然也畏惧汉军的攻击，所以与二百馀豪解仇结盟，以为自保。不幸充国奏对后的同年（宣帝神爵元年，前六一年）后月馀，「羌侯」狼何果然向匈奴借兵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狼何是羌化小月氏的领袖，但其行动却影响了「西羌」，使先零种由返还故地求生存之举，被判断成汉、匈战争的先兆。〈赵充国传〉续云：


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於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馀人，以尤桀黠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馀级。於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
按狼何的位置，应与西域南道、阿尔金山北麓之婼羌接近，或许部落多为「南羌」，故被封为「羌侯」。然而南羌向匈奴借兵攻汉之事，当「西羌」先零集团与汉关系处於紧张状态之时，却被汉朝判断为西羌与匈奴的军事联盟问题。汉朝一面下令边兵戒严，一面派义渠安国视察诸羌，在高度疑忌紧张之间，安国如李广般采取了诱杀诸豪的手段，并纵兵攻击，遂导致诸羌对汉信心的解体而叛变。先零之强返故土，在汉只是收容与如何收容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至此成为一个关连汉、羌、匈的国际关系问题，并且变成了羌、汉之民族战争，也就不是政治方式所可解决的了。

赵充国曾有出兵高山山地讨伐武都氐的经验，故奉诏出征西羌。此次战争，他却一再与朝廷争论战略，力主持重守势。〈本传〉记载他的战略考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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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大战略言，他「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故不敢轻易考虑与羌主力决战。希望在匈军抵达之前，采分化的策略，以分化先零种的同盟罕种与开种等；并悬赏刺杀反羌的酋豪，达到削弱甚至终止战争的目标。
(二)就战场战略而言，他判断羌人「皆骁骑难制」，不敢冒然会战。又基於高山山地的地理条件，羌人「多藏匿山中依险阻」；与天候条件之「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和冬寒影响军士健康诸因素，决定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
其实匈奴并无与羌联军的事实，充国部队而且徵集了婼羌和月氏等属国胡骑参战，汉骑也有上万之多，故羌骑并无绝对优势可言，只是充国持重多虑罢了。

这次战争的最后解决，除了小规模出击会战外，主要是分化及刺杀手段的成功。〈本传〉云：


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离、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馀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充国的善后措施在汉、羌关系史上也极重要。他一面推荐新任护羌校尉的人选，一面请求实行在河湟军屯。军屯由此以降，在两汉断断续续地实行。根据充国所上〈屯田便宜十二疏〉，知悉军屯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就汉而言，有强化西边守备及补给，节省军费，吓阻西羌，并且有保护汉民田作诸功效。就羌而言，可以收两种预期效果，即第一，「因排斥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墬（地），贫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就是制造其经济社会问题，从而促使其政治产生问题；第二，「令反畔之属窜於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也就是驱逐羌人至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削弱其种落力量。

赵充国的军屯政策，对汉朝的国防战略是有利的，对种羌却是大害。它加深了羌人为求生存空间而奋斗的动机，恶化了羌、汉之间的关系，当东汉国力东移后，遂成为百馀年「羌患」的最基本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羌人与匈奴有过臣属的历史关系，秦汉以来攻击羌人也就视同攻击匈奴。汉武通西域，隔断羌、匈联系，但是西元前一一二年先零集团首次反叛时，也曾与匈奴联军攻汉，因此战后汉武乃决定设置护羌校尉，实行对诸羌监护，尤其对境内诸羌为然。汉朝对羌、匈关系的疑忌不可能轻易忽视的，故种羌一有动作，汉朝立即联想到匈奴，〈赵充国传〉所载正反映了此情况。不过降至西元前一世纪中叶，因匈奴分裂衰弱，尤其前五一年（宣帝甘露三年），即赵充国战后十年，呼韩邪单于入朝后，羌人失此国际奥援、汉、羌关系乃发生转变。青康高原广大的种羌，多未卷入汉、羌斗争，对汉朝而言是徼外蛮夷；而凉州刺史例兼护羌校尉所辖下诸郡国的种羌－内附羌及降羌，则已视同境内少数民族或属国。例如西元前四二年（元帝永光二年），以陇西羌姐旁种为首的集团起事，汉朝即将之视为「竟内背畔」，右将军冯奉世力主「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也就是对境内种羌施行武力挞伐，以收威制吓阻境外种羌之效。（注四九）

种羌已失国际奥援，所以汉朝乃厉行威制政策。前引赵充国奏对，表示汉朝洞悉「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的部落文化型态，而并利用之，这也是敢厉行威制的内在因素。於是种羌不服则远徙，服者则委屈内附或战败投降，接受校尉及所在郡县的监护。汉人不断向西开拓，武装殖民，至西元四年（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为示威德，「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注五○）至此连青海湖盆地也成为汉殖民之地。王莽置西海郡，是以「徙天下犯禁者处之」的方式为之，（注五一）无异使西海郡变成汉朝最大的囚犯集中营，增加了此地区的复杂性，东汉诸羌不断受汉之吏民侵扰，社会不断起事动汤，殆与此有关。

自从失去匈奴奥援以后，汉朝对内附种羌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似乎也不如前了，请试论之。

西汉为了削弱匈奴，故接受或争取种羌降属。对於降属种羌，或就地封拜，如前述西域南道羌化小月氏种的「羌侯」狼何，及附近出土的「汉归义羌长」之羌长，（注五二）似为其例；或迁入金城、陇西等边郡，并对其有功劳者加以封拜，如前引若零率众刺杀杨玉等而封为「帅众王」，参与之二人封为「侯」、一人封为「君」，另外率种人投降的羌豪弟泽亦封为「帅众王」，他豪一人封「言兵侯」、一人封「君」、一人封「献牛君」，殆皆依功劳大小、种落众寡等差封之，大者为王、侯，小者为君、长。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对氐种诸豪似无封拜王侯的纪录，以君长、君、长为常，然而对南羌及西羌则有封王封侯者，显示西汉对二者政治待遇殆有所差别，主因可能与汉匈关系有关，盖氐种未尝得到匈奴的奥援故也。

汉制王、侯的封地曰国，故宣帝集中这些降属种羌王侯君长，加以监护管理，遂特置金城属国。西汉先后曾置有八个属国都尉，金城属国之外，其他殆皆用以处匈奴部落为主，对氐族则未尝特置。金城属国不知何时撤销，东汉无，东汉十属国大多用以处匈奴及东胡，而广汉蜀国和犍为属国则用以处降羌。按属国都尉制度出现前，汉以边郡都尉监视少数民族，如陇西南部都尉监降羌、广汉北部都尉监参狼羌是也。武帝时四夷降者益多，故创置属国都尉，将降附部落「各依本国之俗而属於汉」。属国都尉所辖既以此等部落为主，兼理民政，故兵力常在郡之上，实质上是一种军监制度，而美其名曰「护」。西汉前期属国都尉直隶於中央的典属国，由此可见汉朝重视羌种大於氐人。（注五三）种羌王侯的政治地位，殆亦高於氐豪的君长。笔者推估，属国都尉处理民族事务直达中央的典属国，而其军监系统则可能就近受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之节度。及至西元前二八年（成帝河平元年）省典属国后，种羌殆始与氐人之受郡守县宰的统治情况相同。

东汉内属种羌远较西汉为多，但是初期仅封以君长之位号，与氐豪相似。中期则主要是滇零政权的起事，故安帝始封来降及刺杀之羌人为王侯。故谓东汉对羌之政治重视，似乎已不如西汉，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大环境颇有关系。盖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内属，汉天子待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而且率蛮夷君长王侯亲自郊迎。及至东汉初呼韩邪二世（首任南单于）称臣内属，光武帝仅遣使至五原受降安置，并置护匈奴中郎将实行监护，愈后单于王长礼遇愈替，中郎将竟至逼迫、扣押及擅斩其单于。（注五六）东汉护匈奴中郎将对一个号称统壹百蛮的匈奴单于尚且如此，则护羌校尉及边郡守宰对不统一的诸种羌豪－即使也有王侯君长之号，更不必待言。

分析羌患原因及汉朝失措的种种问题当然有意义，（注五七）但若不从这些处根本入手探讨，将会失诸琐碎。羌族大体尚处於较原始的氏族社会，民族自我意识不明显，部落文化亦有缺点，远不能与汉相比，较匈奴，鲜卑及羯族也为失色。他们虽然较早入居及散布於中国内郡，但是社会政治地位甚低，两汉时始终未刻意吸收汉文化，起事时除了上述滇零政权稍稍摹仿汉规模及利用一二汉人力量之外，其馀百馀年间诸起事者，皆以临时解仇诅盟方式作动员结集，是个别的，孤立的，断续的，所以即使东汉国力东移，凉、并虚耗残破，羌族也未能乘虚领先五胡，建立正式的王朝。东汉儒应劭之《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似乎颇能反映了汉人对羌人的看法。后来氐人苻坚骂姚苌，说「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陆、卷入魏晋政局
东汉羌患百馀年，其大规模起事者约有五次。前四次皆以种羌为主，偶有杂胡参加，其中第二次（西元一○七－一一八年）的滇零政权，首次有极少数的汉人参加。基本上，此四次大起事，是与羌人反抗徵役贪暴及争取生存空间二因素有关的，可算是东汉边郡的种族矛盾与冲突的问题。种羌临时结盟，没有统一政府的经验与组织能力，殆亦无征服统治的意思，实为其致败之主因。以先零羌为主的滇零政权，虽有君长校尉、长史司马等官制组织，事实上恐怕只是粗略的政府组织。东汉羌人没有汉化教育，如匈奴刘氏及鲜卑慕容氏般纪录，也无石勒般在军中听读经史的行事，故很难想像其政权有此三族政权之规模，因此也难以号召广大汉人的参与。（注五八）

至於第五次（一八四－二一四年），已在汉末魏初之间，虽有种羌起事，但也有
湟中义从胡及颇多汉人的参与，最后变由汉人主导，且涉入三国之争，羌人
始卷入中国政局，并且首次旁及氐人，故需略作分析。

《后汉书‧西羌传》最后记种羌起事云：


（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汉（湟）中羌、
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献帝）兴平元年（一九四），冯翊降
羌反，寇诸县，郭氾、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按冯翊降羌反时，献帝已迁至长安（一九○年），关东诸侯割据相战，而一九二年王允、吕布诛董卓，卓将李傕、郭氾举兵反攻，故冯翊羌反实无预於中国政局。至於其十年前的北地先零羌、湟中羌及湟中义从胡等反，始与政局颇有关系。《后汉书‧董卓列传》云：


中平元年……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陵园，托诛宦官为名。
是则北地先零羌与枹罕、河关群盗是此次起事的主体，湟中义从胡其次，然则前引文所称湟中羌与此群盗有何关系？据〈卓传〉注引《献帝春秋》云：


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即边章）、
从事韩约（即韩遂），……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
以到护羌营，杀之。
据此，可知「湟中羌」即〈西羌传〉常见的「湟中义从羌」，也就是「凉州义从」。他们与湟中义从胡一般，殆皆隶属於「护羌营」。是则宋建、王国等人疑非汉人，只是因反叛而被汉称为群盗。他们可能是枹罕、河关而隶属於护羌营的羌人，所以能联合湟中义从胡杀害护羌校尉泠徵。

陇西郡是西羌先零种的重要分徙地，宋建、王国可能即其种或羌化汉人，故北地先零降羌－东羌，与之联合起事。先零种是反汉主要种羌之一，他们这次起事结合了湟中义从胡，劫持了汉官吏以为助，杀死驻节於金城郡的护羌校尉和太守，自称将军，迳以「诛宦官为名」，作政治号召，所以能陆续吸引汉官吏如凉州刺史司马马腾等人参加；队伍得以壮大到三十六部十多万人。这是东汉羌患百馀年以来，首次有政治号召，涉入中国政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