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完成吞并六国的霸业之后，秦国的战争机器并不能说停就停。秦始皇必须面对数十上百万无法立即恢复到正常生产状态的帝国军队。于是这些已经习惯了战争的士卒们，便在秦帝国中央的的驱动下，分别向南与向北去拓宽更远的边境。其中，那支去到北方的秦军在大将蒙恬的带领下，向北进攻游牧民族长期盘踞的河套地区，并留下了“秦军北伐并轻而易举击败草原霸主匈奴”的所谓佳话。这一胜利也成为了日后中原文明自我标榜的“对抗草原游牧帝国第一次大胜”，并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在近些年成功超越了后来汉朝对匈奴的总体性胜利。然而细细推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说法本身很难经得住考证。

农耕对游牧的战争模式


在细究秦军北上的前因后果之前，我们不能不去考察，历史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间的战争，大体上是什么样子形式的。我国历史上汉朝与匈奴的长期对抗，无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纵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这样的案例也决不再少数。比如早在秦国统一中原之前的三个世纪，即公元前6世纪前后，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就组织过一次对黑海地区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大规模远征。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农耕与游牧之间的较量。


由于斯基泰人大部分生活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地区和乌克兰大平原之间，而波斯帝国当时的领土都位于亚洲地区。所以这次远征不仅仅是一次对游牧民族的陆上奔袭作战，更是人流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跨海远征。大流士从他的首都之一，位于今天波斯湾以北地区的苏萨城出发，随行的包括波斯王室的精锐部队在内的波斯军队。此外还有大量从帝国东部地区征调的兵马。这些军队沿着帝国境内的高速公里----王室大道，向西北方向前进。沿途各个省份的驻军都被抽调一些加入进来，一路经过今天的两河地区，再横跨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全程将近2400多公里。帝国西部的很多部队则利用大大小小的交通网络赶到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交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主力中央部队汇合。除了征用了大量船只帮助渡海之外，希腊的工程师还为波斯军队建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跨海浮桥，让波斯大军顺利夸入欧洲。


远征军首先横扫了以定居生活方式为主的色雷斯地区，然后渡过多瑙河，逐渐逼近斯基太人生活的游牧地区。然而,至此之后的战争进行的就非常不顺利了。




波斯波利斯的壁雕中斯基泰风格的贵族（佩戴弓袋的二人），斯基泰最终成了波斯臣民，其骑兵成为波斯军队主力之一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告诉我们，由于斯基泰人是非常典型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全部的财产和人口可以随着畜群进行流动。所以当波斯人的大军如泰山压顶之势袭来，他们很明智的选择了撤退。斯基泰人的妇孺坐上大车，赶着畜群先行撤退，斯基泰男子则骑上战马在队伍末尾殿后。这些灵活机动的骑兵总是与波斯人的行军路线保持1天的路程距离，并时不时的派出小股部队进行骚扰。


为了不让波斯人获得补给，斯基泰人在撤退途中会烧毁植被、填埋水源，这让主要以农耕文明士兵为主力的波斯军队非常不适应。波斯人被迫在补给线不断拉长的环境下追逐了斯基泰人将近2个月。在看到波斯人渐渐不支后，狡猾的斯基骑兵这才返身发起反击，将尾随的波斯军队团团包围，准备完成致命一击。最后逼得波斯人连夜丢下伤员和大批牲畜，以一招中国人古话中的“金蝉脱壳”之计，逃回了亚洲。


波斯帝国这次对游牧势力的远征可谓彻头彻尾的失败了。究其原因也非常简单，在面对全体成员流动性强、骑兵机动能力出色的游牧民族的时候，农耕民族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在各方面上都显得无所适从。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虽然难以正面抗衡农耕民族的大军，但完全可以采取坚壁清野的焦土战术配合运动战方式给予对手严重的干扰。他们自己则可以在附近游而不击，等待时机的到来，再施展凶狠的反击。这也是后来，汉朝初年的中原军队在一开始面对匈奴骑兵时，屡屡处于被动局面的最大原因。

秦作战形势和对游牧战争形势不同


秦军远征匈奴的主要记载，来自于战争结束后，过了将近三代人的太史公---司马迁。在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年间，汉朝最大的敌人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和匈奴的长期战争。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历史作家，司马迁自然不会在其著作中省去关于匈奴的部分，不过也正是在他老人家的笔下，蒙恬北伐之战却呈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农耕VS游牧战争模式的地方。


秦军在河南（河套地区）的攻略。从公元前215年开战，却一直打到了公元前214年才结束，并在同年开始在当地建造新的长城，作战时间长达一年。以具体的交战过程来说，秦军在夏季出击，打完河套地区后就已经到了冬季，所花时间长达三四个月。




黄河“几”字型包围的这块地方就是古代的河套地区，因为在黄河以南故而秦时称“河南”


反观大流士一世当年开战后，曾经告诉负责守卫大桥的希腊雇佣军，会给他们一根打了60个结的绳子，每过一天就解开一个结。如果60天后远征军不能返回，那么希腊人可以渡海回国。这说明波斯人早就明白，与游牧民族作战，战斗本身不需要多长时间。后来的事情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个期限的准确性，波斯人在草原地区不得要领、屡屡受挫，最后还是突出重围，勉强赶在60天时间的期限之前返回了国内。这期间，波斯军队跟随着他们的国王一路从今天的保加利亚走到了乌克兰境内再折返，征程已经远远超出了从秦国边境到河南地的距离。
中国这边之后的经验也同样如此，卫青和霍去病对匈奴诸次征讨，均是数十日内便结束回返，绝少长期持续战斗之事。同样的是，汉对匈奴的征讨距离也远比秦攻打河套地区为远，那么，蒙恬为何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对付几个游牧骑兵呢？或者他所遇到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斯基泰人那样的纯游牧骑兵?


说到底，游牧骑兵长于攻击而短于防守，长于机动而短于阵地，因此其战术以突然性和快速进退为核心，面对强敌时会主动撤退，以待对方疲劳或进入伏击圈，绝不会跑去和敌人长期对峙进行阵地厮杀。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涉及军事的内容往往惜字如金，司马迁对军事行动的记录细节远远不及早他几百年的希罗多德的记载来的丰富。但简单分析波斯对斯基泰和秦对匈奴这两场战争过程的区别，我们已经能发现某些端倪了。

作战区域的问题


秦对匈奴这一场战争中，主要的交锋区域为河套地区，蒙恬花费几个月在这里进行战斗。秦军在次年渡过黄河后，并未和敌人进行过大的战斗，便撤回修建长城了。而河套地区，在战国时代长期出于秦和赵的领土内，并非游牧势力所占。在这块地区上居住的除了中国居民外，还有戎狄也在此耕种过活。


在河套地区以东跨过黄河，曾经是楼烦被夹在秦赵之间。楼烦一样是半农半牧的戎狄，有自己的国家和城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是向其学习而来。经过赵武灵王开疆扩土后，楼烦加盟赵国，成为赵国一员，从此秦赵之间大面积接壤。但作为实体存在的楼烦势力，在这之后还存在了相当时间，楚汉时期汉军的楼烦人射杀过楚将，则一直到汉武帝时，楼烦才最终被卫青率军击破。


史书中首次和匈奴作战的李牧当时身为赵国边将，驻守在雁门郡一带。其西为楼烦所在，也是赵国势力范围内。那么当时赵国要和匈奴接战，只能是雁门郡以北的草原上了，也就是说匈奴势力此时最多也只能到此，同样也是黄河以北地区了，并不在河套地区范围内。




秦征匈奴的河套区域在赵长城和黄河以南，而赵将李牧击败匈奴的地方在另一处


李牧时代已经是长平之战之后许多年，秦统一六国的前夕了，倘若此时的匈奴根本还没有大举进入到河套地区，那么秦这次北伐发生在统一后不久，蒙恬在这里对付匈奴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

是戎狄还是匈奴？


其实在司马迁的记载里，秦始皇命蒙恬率领秦军北伐河南地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河套地区，其作战的对象本来就没写成后人认为的匈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的是“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而在《史记·蒙恬列传》中表达的更明确，是“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戌狄”。戎狄和匈奴这两者在很多今人眼里是没有区别的。但在那个时期，这两个称谓并不等同。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历史学家们在执笔书写的时候，必然不会盲目的进行简单替换，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翻开司马迁之前的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时代，中原的农耕居民就不断遭遇居住在四周蛮族的入侵与袭扰。于是根据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中原人将之也区分为夷（东）、蛮（南）、戎（西）、狄（北）四个不同称谓。因每个称谓各有分别指代的民族文化集团，故而是不能混同而论的。到了战国时期，对北方的游牧逐渐多了“胡”这一称呼，比如林胡、东胡，用以区分新的民族，而非简单的替换过去戎狄的称呼。他们作为不同民族，并存过几百年时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其实在于中国北方到西伯利亚地区的环境变化，越来越冷的气候迫使原本以农耕和定牧生活为主的居民，逐渐放弃原先的生活方式，逐步转变成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游牧民族。这一过程，从空间上来说是由北向南，逐步推进。在程度上，也是缓慢发展，逐次递进发展的。伴随着这层变化的是先秦时代的北方蛮族迁徙入侵。大量的北狄南下中原地区，这些狄人在和中原军队的交战中往往以灵活多变的轻步兵出名，而不是后来游牧民族司空见惯的优秀轻骑兵。


至于匈奴这个词，就出现的更晚了。有中国骑兵之父之称的赵武灵王曾经细数过当时赵国北方边境的那些敌对势力，就不曾提及匈奴大名，其著名的胡服骑射举措也是向半农半牧的楼烦学习而来。一直到战国末年名将李牧的时候，匈奴才开始见于历史记载。


秦末中原混乱之际，匈奴才作为新的北方霸主，在草原地区崛起，南下取河套之地,逼近中原。到了汉武帝时期，一统北方草原的匈奴更是成为了北方草原上不同部落和民族的统称，故而不少当时的典籍诗赋中均以匈奴泛指古代的北方蛮族。但司马迁依然使用“戎狄”而非“匈奴”来描述蒙恬北伐时候的对手，必然是有原因的，绝非玩弄复古笔法之类的附庸风雅。

考古证据——河套戎狄并非游牧
《礼记·王制》把戎狄描述为“不粒食者”，也就是不进行农业种植粮食。由此导致人们将其和匈奴混为一谈，后世历史学家在相当时间内都先入为主的断定戎狄即为匈奴的前身，也是一个游牧势力。但在20世纪初期，著名历史学家徐仲叔根据对史料的辨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王制》中描述的戎狄数事都更接近中国而非匈奴，因此戎狄应当更加接近北狄，而不是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徐仲叔《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之后，包括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许多学者开始倾向于这一观点。


决定性的证据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随着各类考古发现，戎狄的生活面貌再次清楚的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就在河套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分别发现了两片大型的古代戎狄文化遗留——朱开沟和李家崖。


两个遗址方位图，左为朱开沟，右为李家崖


这两片遗址年代均为商以前到商代，不同时期的遗址埋藏在不同地层，但由于当地的环境所致，时代越晚的遗迹遭遇的破坏越大，反而商以前的遗迹保留要完好的多。这两处遗迹均出土了大量铜、石器具和陶器，凿、镰、铲等生产器具的存在说明其具有基础的手工业能力和农业能力。在这两处遗址墓葬的陪葬物中，陶器是最为广泛的物品，要制造和拥有如此大量的陶器自然也得是定居的村落、城镇而非游牧部落。


更关键的是，这两处遗址出土了大量房屋，李家崖甚至挖出了城墙。也就是说早在商代，这里就已经进入了城市居住状态。并非游牧民族。事实上，根据考古学家的考察，早期的蒙古高原地区乃至更北面的西伯利亚先民都不是游牧民族。当地的先民大都进行一定的农业耕作，并依靠养殖业作为重要经济手段。因而蒙古地区的先民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农耕定居民族。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原本湿热的环境开始逐渐向干冷变动，越是靠北的地区，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农业就越受到冲击。随着气候变化、环境遭受破坏，农业和畜牧业逐渐难以为继，半农半牧逐渐成为主流，延续了上千年时间，随着气候进一步干冷和游牧势力的扩张，到汉时中国北方游牧才逐渐成为主流，从半农半牧到全面游牧化这一过程，又花去了数百年之久。


伴随着气候的剧变，大批难民南迁，也就有了春秋时代的蛮族入侵事件了。而蒙古地区的南部、河套平原等地区则成为了残存的戎狄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北边遇到新崛起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月氏、东胡的威胁，南方的中原文明又不断向北扩张。这些不断压缩着他们的生存空间，蒙恬的北伐可以说是压垮了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家崖城墙

戎狄失败的根源——农牧缺点兼有而优势不在


所以，与现代人想象中的游牧蛮族敌人不同，秦攻打的“匈奴”实际上只是当时遗留在河套地区的戎狄，他们并不是后来匈奴那样的游牧民族，当地半农半牧经济支持下的军队和生活模式更加接近中原而不是草原。但这种生活模式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


农耕文明强在人口优势和后勤装备支持上，但农业技术落后的戎狄在河套零散的狭小土地上并不具备这些优点，他们人口稀少，手工业相对中原地区非常落后，并不能为他们提供比秦军更充足的装备。


游牧的优势在于高度的战略机动性，自身没有什么必须保护的固定目标，且自身部落长期处于移动中敌人绝难抓到，因此几乎处于单方面攻击的态势。但河套戎狄有城镇和农田，他们必须保护这些地方，所以也无法像真正的游牧那样执行游击战术。


在遭遇中原的军队时候，戎狄无法像斯基泰人面对波斯大军那样千里远遁，等待敌人疲乏后才回身袭击，不得不和秦朝大军进行正面对抗。而面对北方游牧的侵袭，他们也只能在一次次的袭击中自我防卫，无法有效打击对方。他们落后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不能支持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去遥远的北方建立据点驱赶游牧离开。


秦军面对这样的敌人，打起来自然顺手的多，其战争模式依然是以争夺土地为核心的农耕军队之间的对抗，只是这一次的对手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极弱之军了。但显然的是，即使是已经极弱的戎狄，对于秦军而言看来依旧不是好捏的柿子，蒙恬率领的秦军势必要在与他们进行了一次次的堂堂之战，还有各种城市围攻后，才艰难的啃下了这块赵国曾经经营百年的宝地，这也就是为何秦军出征近在咫尺的敌人却花费如此多时间的理由。


到了后世，河套这些微不足道的戎狄，既不强大也不是中原文明的嫡系，后来又被征服，绑上了游牧匈奴的战车，自然难以引起喜好宏大叙事的古代文人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汉时匈奴强盛远胜秦时戎狄


当时在赵长城以北的区域，应该已经是匈奴的活动范围了，但秦军并没有和匈奴直接交手，史记中说匈奴单于头曼见不胜，自行向北退去，仿佛是秦军取得了什么巨大的胜利一样。但熟悉游牧战略的都知道，这不过是游牧在面对有备而来的敌人时的正常反应。当时的匈奴并未成为霸主，《史记》中说“东胡彊而月氏盛”，因此匈奴自身也在其他游牧的严重威胁之中，并不愿又和秦进行大战。


转瞬即逝的秦朝灭亡七年后，这一回，汉高祖刘邦与真正的匈奴骑兵在白登交上了手。结果不熟悉草原骑兵作战风格的汉朝军队在白登被围七天，险些遭难。这时候，匈奴单于成了冒顿，他已经解决了草原上的其他敌人，成为北方的霸主。匈奴部队虽然依旧是以匈奴骑兵为主，但此时匈奴已经拥有了大量贸易渠道和自己的手工业，甚至也通过征服和学习有了自己的农业，走向了农牧复合化，其护甲、刀剑技术水平甚至比秦军更高，与后来的汉军相比也逊色不多。而新兴的匈奴也不像戎狄只能在零散土地上苟延残喘，他们有着广阔的内陆提供战略纵深，完全不惧局部地区的战斗失利。


弓箭对于马背民族重要性不言而喻，匈奴墓葬中的箭头有骨制、铜制、铁制三大类，而在汉代同期的匈奴墓葬中，无论骨箭还是铜剑都是凤毛麟角，几乎仅存在于汉初同期墓葬，占绝对大头的是铁制箭头。同样，在格斗兵器刀剑方面，匈奴也主要以铁制刀剑为主，也就是说，在铁制兵器普及度上，汉初的匈奴已经超过了战国和秦王朝。




匈奴墓葬中的刀多数为铁制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匈奴军队在保持着游牧灵活性的同时吸收了农业文明的技术和装备长处，对汉朝发起数不清的袭扰战，虽然局面被动，但汉朝也始终没让匈奴得到多大的便宜。最终，当汉军学习了骑兵作战，同样以骑兵为主向草原大漠发起了远征时，如日中天的匈奴却没有正面对抗的能力，只得深入大漠草原腹地躲避，或者干脆投降，加入汉帝国。


农耕帝国盛期对游牧帝国盛期，军事实力的由此差距可见一斑，这也就是为何当年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面对波斯人时，一样选择了逃跑。


盛期的匈奴被汉军深入大漠击溃，而反过来，当时戎狄已经弱到被尚在发展中的匈奴压的透不过气来，却也能和秦军战斗至少数月。再想想汉之远征比起秦军作战的距离大出何止一倍，秦汉实力的差距显然不在小数。倘若秦的北伐对手是汉时的匈奴，那只怕历史的走向就要彻底改变了。

一笔糊涂账


虽然司马迁坚守历史学家的操守，没有将倒在秦军刀剑下的戎狄写成匈奴，但是在他同时代和之后的很多人早就不管不顾的将两者混为一谈。其中的缘由也是五花八门的。


首先，在匈奴成为草原霸主，进而成为汉朝的最大敌人后。整个匈奴的势力范围将原本属于戎狄或者其他游牧胡人的地盘、人口都囊括其中。所以，北方只有匈奴而不存什么戎狄什么胡了。当时的古人写文章议论时政，自然不需要去翻历史的旧账本，仅仅叙述这一既成事实就可以了。


其次，汉之后的古人看到这些文章，视为历史记录，自然也就继承了这种“错误的观点”，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匈奴就成为了中国北方所有民族的象征。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匈奴集团的内部。原先部族的首领、贵族和部落结构都没有遭到改变，仅仅是服从匈奴单于的王权。诸如河南白羊王、楼烦王这样的归附旧部族依然在匈奴时代留居旧地、保留权力。


河套地区作为农耕与游牧分界线上的一个支点，历来非常重要。战国时候的赵国军队就在当地屯田戍边。秦灭赵后，当地一度成为了赵国残存势力的根据地，又抵抗了几年。秦军消灭了残余赵军后，这些地方才又成为戎狄的天下。到了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人沿黄河对岸的阴山南下，挟持着大量北逃的戎狄人口，占领了该地。一直到汉武帝汉朝军队才再次收复当地。这块可耕可牧的宝地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或者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不论秦始皇、匈奴单于还是汉武帝，都不曾停止在当地的占领活动。一直到千年后的明朝，中原军队还在当地与北方的蒙古人多有交锋，蒙古军队也利用北逃的汉人在此地建立堡垒，实行屯田。


但在古人眼里，这些已经不再重要。当年北伐的英雄蒙恬不可避免的被抬出来，成为了抗击匈奴入侵的精神象征。这种造神运动也随着日后中原文明与不同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的碰撞而不断升华。

上面有个地方图贴错了~这里更正下~




两个遗址方位图，左为朱开沟，右为李家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