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米廖夫对东方的热爱首先源自父亲，后者的诗集中有对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和杜甫诗句的自由改写; 母亲阿赫玛托娃曾翻译过中国古代著名词人屈原的《离骚》，母子间通信的内容也充满了中国的主题。阿赫玛托娃称自己的祖上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一次访谈中，古米廖夫直接宣称，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着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血液。欧亚主义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而且是具有雄伟气魄的国务活动家和新帝国权力的缔造者。古米廖夫本人也倾向于谈论成吉思汗杰出的组织才能，而不是统帅的天分。他同意古典欧亚主义的观点，成吉思汗不仅是伟大的征服者，也是伟大的组织者;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国家组织者，他在自己的组织活动中，不仅依据当时狭隘的实用意图，而且遵循著名的最高原则———联合成和谐体系的思想。在古米廖夫看来，作为图兰民族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自己不能用一种抽象的哲学表述为这一体系下定义，但他明显感受并意识到这种体系并渗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