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藏关系（二）：作为“外夷”的“乌思藏都司”
明代西藏据说曾出现过一个“乌思藏都司”，但这个都司的性质却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流官，代表了明廷对西藏的直接治理；有人认为它是土官，是羁縻的对象；还有人认为它仅仅是朝贡者，属于“番国”或“四夷”。
一、不是流官。
首先我们要知道，明廷于1374年初设“乌思藏行都司”时，用意是要取代元朝治理西藏的“乌斯藏宣慰司”。据《元史·释老传》：“世祖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这在乌斯藏宣慰使（即萨迦本钦）这一级是没有夸大的。作为元代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带都元帅衔者兼管军政），乌思藏宣慰使一职全部以流官形式由元廷任命。
但明廷显然做不到这一步，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奇怪的记录：
据以上《太祖实录》，“乌思藏都司”长官竟然与尼泊尔国王并列朝贡。按明制，只有“四夷”和“土官”（土司）才能朝贡（见《大明会典·朝贡一》）；又，实际政务中这个“乌思藏都司”也从未存在过（后详），这直接否定了“流官说”。
那么还剩下两种可能：“四夷”或“土官”。
一、不是流官。
首先我们要知道，明廷于1374年初设“乌思藏行都司”时，用意是要取代元朝治理西藏的“乌斯藏宣慰司”。据《元史·释老传》：“世祖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这在乌斯藏宣慰使（即萨迦本钦）这一级是没有夸大的。作为元代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带都元帅衔者兼管军政），乌思藏宣慰使一职全部以流官形式由元廷任命。
但明廷显然做不到这一步，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奇怪的记录：
据以上《太祖实录》，“乌思藏都司”长官竟然与尼泊尔国王并列朝贡。按明制，只有“四夷”和“土官”（土司）才能朝贡（见《大明会典·朝贡一》）；又，实际政务中这个“乌思藏都司”也从未存在过（后详），这直接否定了“流官说”。
那么还剩下两种可能：“四夷”或“土官”。
二、不是土官。
1）我们先看出自《武备志》的《四夷总图》，“西番”（含乌思藏在内的三大藏区）与今天一系列周边政权并列为“四夷”：
2）《明一统志》的处理也相同，“西番”列在朝鲜国、日本国、琉球国之后的第四位，它们全部属于“外夷”（卷89，注意截图中的卷数和页码编号）。
1）我们先看出自《武备志》的《四夷总图》，“西番”（含乌思藏在内的三大藏区）与今天一系列周边政权并列为“四夷”：
2）《明一统志》的处理也相同，“西番”列在朝鲜国、日本国、琉球国之后的第四位，它们全部属于“外夷”（卷89，注意截图中的卷数和页码编号）。
3）《大明会典》在卷105将全部朝贡者分为三类：A-番国、B-四夷、C-土官，但在卷105-108的内文中实际上把“番国”和“四夷”等同处理。举几个例子，《东南夷上》有朝鲜国、日本国；《东南夷下》榜葛剌国（孟加拉）、吕宋国（菲律宾）；《北狄》有鞑靼、瓦剌；《东北夷》有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西戎上》撒马尔罕、天方国；《西戎下》有乌思藏、朵甘思；以上各种“番国”和“四夷”全部按方位混列，实际上等于只有“四夷”。这也和《明一统志》对“外夷”的处理几乎完全一致。
又，虽然“乌思藏”列在“西戎”（四夷），但藏区五王仍称“番王”，再次可见“番国”和“四夷”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而同属于一类：
最后我们要特别分析“土官”（土司），因为常常看见有人单列“番国”，而刻意把“四夷”和“土官”视同一类，这完全错误。
按明制，最高品级的武职土官为是卫指挥使（正三品）、最高品级的文职土官为土知府（正四品），文武土司“初皆隶吏部验封，后以土兵相制，半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这就是被毛奇龄称赞的“文武相维”（见《蛮司合志·序》）。换句话说，明代所有的土司都隶属于省级政区之下，特别是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具体到土司朝贡，则由各省布政司主管：
注意，“土官”朝贡必须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这再次清楚说明土官是省级政区的下辖机构（特别注意“本”字）；而西藏方面则是“番王差人填写原降勘合”（《会典·朝贡四》）后，“四川镇守等官俱要委官审办。。。有印信文字，方 许 放 入。”（《宪宗实录》成化六年四月）。
再比如：成化十三年（1481年），乌思藏地方“阐教等四王，人各赐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该贡之年道经四川、陕西，比号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 许 放入。”
这也就是“天下诸夷朝贡，俱有定期额数。腹外者边官验放，腹里者都布二司起送。”（《世宗实录》卷91）中，外夷由边臣“验放”而土司由本省“起送”的区别。
再看《会典》卷110-113“给赐”，仍然将“外夷（四夷）”和“土官”分列：
那么情况就很清楚了，在《明会典》、《明一统志》和《武备志》这样的核心史料中，“乌思藏都司”全都被视为“四夷”（外夷）或“番国”，而不是隶属于行省的土官。逻辑上其实也很简单，名义上的“乌思藏都司”（正二品）已经与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平级，怎可能像土司（最高正三品）一样隶属于某个行省的藩都二司之下？而更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藏区“西番”其实都在边境以外（“边臣放入”），又如何能隶属于某行省？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对以下事实不解了：尽管明廷在三大藏区封授了大量卫所型官职（指挥使、宣慰使、万户、千户），但除了河州、岷州、西宁、松潘、天全等个别密迩汉地者外，几乎所有藏区西番仍然被明廷视为“四夷”，因而《明史》也把它们全部纳入《西域传》而不入《职官志》。它们-尤其是“乌思藏都司”-绝不是土官，它们是“外夷”。
又，虽然“乌思藏”列在“西戎”（四夷），但藏区五王仍称“番王”，再次可见“番国”和“四夷”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而同属于一类：
最后我们要特别分析“土官”（土司），因为常常看见有人单列“番国”，而刻意把“四夷”和“土官”视同一类，这完全错误。
按明制，最高品级的武职土官为是卫指挥使（正三品）、最高品级的文职土官为土知府（正四品），文武土司“初皆隶吏部验封，后以土兵相制，半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这就是被毛奇龄称赞的“文武相维”（见《蛮司合志·序》）。换句话说，明代所有的土司都隶属于省级政区之下，特别是湖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具体到土司朝贡，则由各省布政司主管：
注意，“土官”朝贡必须由“本布政司给文起送”，这再次清楚说明土官是省级政区的下辖机构（特别注意“本”字）；而西藏方面则是“番王差人填写原降勘合”（《会典·朝贡四》）后，“四川镇守等官俱要委官审办。。。有印信文字，方 许 放 入。”（《宪宗实录》成化六年四月）。
再比如：成化十三年（1481年），乌思藏地方“阐教等四王，人各赐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该贡之年道经四川、陕西，比号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 许 放入。”
这也就是“天下诸夷朝贡，俱有定期额数。腹外者边官验放，腹里者都布二司起送。”（《世宗实录》卷91）中，外夷由边臣“验放”而土司由本省“起送”的区别。
再看《会典》卷110-113“给赐”，仍然将“外夷（四夷）”和“土官”分列：
那么情况就很清楚了，在《明会典》、《明一统志》和《武备志》这样的核心史料中，“乌思藏都司”全都被视为“四夷”（外夷）或“番国”，而不是隶属于行省的土官。逻辑上其实也很简单，名义上的“乌思藏都司”（正二品）已经与省一级的最高军政长官平级，怎可能像土司（最高正三品）一样隶属于某个行省的藩都二司之下？而更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藏区“西番”其实都在边境以外（“边臣放入”），又如何能隶属于某行省？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对以下事实不解了：尽管明廷在三大藏区封授了大量卫所型官职（指挥使、宣慰使、万户、千户），但除了河州、岷州、西宁、松潘、天全等个别密迩汉地者外，几乎所有藏区西番仍然被明廷视为“四夷”，因而《明史》也把它们全部纳入《西域传》而不入《职官志》。它们-尤其是“乌思藏都司”-绝不是土官，它们是“外夷”。
三、“乌思藏都司”长官考。
经过藏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比对汉藏文史料，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弄清几位“乌思藏都司”长官的情况了。以下汉文部分全部出自《明实录》，仅仅只有一次朝贡记录而没有袭职的2家（贡嘎宗本和止贡巴）不录；藏文史料主要使用班钦·索南扎巴的《新红史》（完成于1538年）和五世大和尚的经典之作《西藏王臣记》（完成于1643年），与后人的追溯和附会不同，它们是同时代的第一手材料。
1）洪武七年十二月（1374年），封“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三人为“乌思藏都司指挥同知”。
这位“故元国公”出自元代十三万户之一的“拉堆绛万户长”家族（《拉堆绛王统记》），是西夏王族后裔，与萨迦派保持了密切合作和联姻。正因为这样，他们家也是帕竹法王的重点打击对象，在之后的汉文史料中未见朝贡记录留下。
藏文史料则称他们家“世袭都指挥使司职”（大五世《王臣记》），看来多是私自承袭并无批准，而且袭职者甚至连家长都不是。比如该家族最著名的“达钦大司徒”当家时期（注意，“大司徒”还是元代封号，足见藏人保留头衔的传统，但并无实职），家主用“大司徒”头衔，“指挥”头衔却给了他弟弟。
这家人的都司封号属于明初洪武帝“有请则封”时期的混乱产物-只要申请就给封号，但很快就被实权者洗牌，仅仅保留地方首领身份。到16世纪辛厦巴崛起后又被再次击败，后裔之一甚至被迫成为游方僧。讽刺的是这时的“乌思藏都司同知”（从二品）作为据说是全西藏的政务次官，竟然没有想起来向明廷求援。
2）洪武十八年正月（1385年），“以西番班竹儿（班觉桑布）为乌思藏都指挥使。”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1390年），“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佥事班竹儿藏卜、分司佥事管卜儿监”贡方物贺正旦。
永乐六年十二月（1409年初），“擦力巴都指挥葛谛藏卜、都指挥吞竹监藏”等遣使贺正旦。
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擦力巴“都指挥使札巴里监藏”遣使朝贡。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以擦巴头目巴儿藏卜继其兄葛谛藏卜、挫失吉继其父冷真监藏并管著烈思巴、簇林监藏俱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指挥佥事”。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了，他们是唯一获得过“乌思藏都指挥使”（正二品）封号的家族-住在拉萨东边不远的蔡巴家族，同样曾是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著名的《红史》作者贡嘎多吉，就是1385年那位首任“都指挥使”班觉桑布的祖父。按照有些人对“乌思藏都司”的理解，他们应该就是全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
但现实更加残酷，蔡巴家族在帕竹王朝刚刚兴起时，就作为创业之主帕竹大司徒的私敌而被彻底击败降服，“其（蔡巴）大部分领地失之于帕木竹巴”（《新红史》）；而大五世更嘲讽他们“徒劳自苦”（《王臣记》）。在整个帕竹王朝时期，蔡巴始终是被帕竹压制的臣属（第三代帕竹法王甚至亲自出手担任蔡贡塘一半寺院的法台），他们家族逐渐蜕变到只剩下佛教导师的身份。在大五世所著的经典藏史中，永乐朝之后就不再提到他们。
3）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加麻都指挥佥事搠里吉朵儿只”遣使朝贡。
永乐十一年五月（1413年），以加麻都指挥佥事搠里[思]吉朵尔只袭父（端竹监藏）职“特授尔明威将军乌思藏卫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令故列思麻万户府万户剌麻坚藏卜子完卜绰思吉坚粲袭为指挥佥事”。
“加麻指挥佥事”家族出自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的“嘉玛万户长”，曾作为萨迦一方参加1290年萨迦与止贡之间的大战，后来成为帕竹法王的臣属。但之后除去一次骚乱外在藏史中并没有什么重大事迹，也从不曾记录过他们朝贡。
4）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朵陇都指挥佥事锁南领占”遣使朝贡。
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赐“朵垄指挥佥事锁南监坐。。。诰命。”
正德二年正月（1507年），“朵陇指挥佥事锁南监锉孙锁南卧些儿袭祖职。”
“朵陇指挥佥事”（正三品）是帕竹法王的十三大宗本之一-内邬宗本（拉萨一带长官）的下属，治所在今天的堆龙德庆县。这家人除了参与朝贡的跑腿工作外，在藏史上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
5）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升。。。札葛尔卜寨官领占巴、头目昝卜巴俱为指挥佥事”。
天顺四年九月（1460年），“命乌思藏故都指挥佥事昝卜巴子安聘袭其父职”。
正德二年正月（1507年），“乌思藏都指挥佥事昝卜巴孙参保藏。。。袭祖职。”
这几位“札葛尔卜寨指挥佥事”出自帕竹十三大宗本之一的达孜宗本家族-第三代达孜巴正是担负起帕竹王朝创业之祖的重任，赴大都向元惠宗辩诬并请求大司徒封号的那位。《王臣记》更详细记录了他家祖孙五代被帕竹法王先后任命为达孜宗本的经历。其中的第四代是宗喀巴大师建甘丹寺时的主要施主。
经过藏学界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比对汉藏文史料，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弄清几位“乌思藏都司”长官的情况了。以下汉文部分全部出自《明实录》，仅仅只有一次朝贡记录而没有袭职的2家（贡嘎宗本和止贡巴）不录；藏文史料主要使用班钦·索南扎巴的《新红史》（完成于1538年）和五世大和尚的经典之作《西藏王臣记》（完成于1643年），与后人的追溯和附会不同，它们是同时代的第一手材料。
1）洪武七年十二月（1374年），封“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三人为“乌思藏都司指挥同知”。
这位“故元国公”出自元代十三万户之一的“拉堆绛万户长”家族（《拉堆绛王统记》），是西夏王族后裔，与萨迦派保持了密切合作和联姻。正因为这样，他们家也是帕竹法王的重点打击对象，在之后的汉文史料中未见朝贡记录留下。
藏文史料则称他们家“世袭都指挥使司职”（大五世《王臣记》），看来多是私自承袭并无批准，而且袭职者甚至连家长都不是。比如该家族最著名的“达钦大司徒”当家时期（注意，“大司徒”还是元代封号，足见藏人保留头衔的传统，但并无实职），家主用“大司徒”头衔，“指挥”头衔却给了他弟弟。
这家人的都司封号属于明初洪武帝“有请则封”时期的混乱产物-只要申请就给封号，但很快就被实权者洗牌，仅仅保留地方首领身份。到16世纪辛厦巴崛起后又被再次击败，后裔之一甚至被迫成为游方僧。讽刺的是这时的“乌思藏都司同知”（从二品）作为据说是全西藏的政务次官，竟然没有想起来向明廷求援。
2）洪武十八年正月（1385年），“以西番班竹儿（班觉桑布）为乌思藏都指挥使。”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1390年），“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佥事班竹儿藏卜、分司佥事管卜儿监”贡方物贺正旦。
永乐六年十二月（1409年初），“擦力巴都指挥葛谛藏卜、都指挥吞竹监藏”等遣使贺正旦。
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擦力巴“都指挥使札巴里监藏”遣使朝贡。
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以擦巴头目巴儿藏卜继其兄葛谛藏卜、挫失吉继其父冷真监藏并管著烈思巴、簇林监藏俱为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指挥佥事”。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了，他们是唯一获得过“乌思藏都指挥使”（正二品）封号的家族-住在拉萨东边不远的蔡巴家族，同样曾是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著名的《红史》作者贡嘎多吉，就是1385年那位首任“都指挥使”班觉桑布的祖父。按照有些人对“乌思藏都司”的理解，他们应该就是全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
但现实更加残酷，蔡巴家族在帕竹王朝刚刚兴起时，就作为创业之主帕竹大司徒的私敌而被彻底击败降服，“其（蔡巴）大部分领地失之于帕木竹巴”（《新红史》）；而大五世更嘲讽他们“徒劳自苦”（《王臣记》）。在整个帕竹王朝时期，蔡巴始终是被帕竹压制的臣属（第三代帕竹法王甚至亲自出手担任蔡贡塘一半寺院的法台），他们家族逐渐蜕变到只剩下佛教导师的身份。在大五世所著的经典藏史中，永乐朝之后就不再提到他们。
3）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加麻都指挥佥事搠里吉朵儿只”遣使朝贡。
永乐十一年五月（1413年），以加麻都指挥佥事搠里[思]吉朵尔只袭父（端竹监藏）职“特授尔明威将军乌思藏卫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令故列思麻万户府万户剌麻坚藏卜子完卜绰思吉坚粲袭为指挥佥事”。
“加麻指挥佥事”家族出自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的“嘉玛万户长”，曾作为萨迦一方参加1290年萨迦与止贡之间的大战，后来成为帕竹法王的臣属。但之后除去一次骚乱外在藏史中并没有什么重大事迹，也从不曾记录过他们朝贡。
4）永乐七年二月（1409年），“朵陇都指挥佥事锁南领占”遣使朝贡。
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赐“朵垄指挥佥事锁南监坐。。。诰命。”
正德二年正月（1507年），“朵陇指挥佥事锁南监锉孙锁南卧些儿袭祖职。”
“朵陇指挥佥事”（正三品）是帕竹法王的十三大宗本之一-内邬宗本（拉萨一带长官）的下属，治所在今天的堆龙德庆县。这家人除了参与朝贡的跑腿工作外，在藏史上没有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
5）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升。。。札葛尔卜寨官领占巴、头目昝卜巴俱为指挥佥事”。
天顺四年九月（1460年），“命乌思藏故都指挥佥事昝卜巴子安聘袭其父职”。
正德二年正月（1507年），“乌思藏都指挥佥事昝卜巴孙参保藏。。。袭祖职。”
这几位“札葛尔卜寨指挥佥事”出自帕竹十三大宗本之一的达孜宗本家族-第三代达孜巴正是担负起帕竹王朝创业之祖的重任，赴大都向元惠宗辩诬并请求大司徒封号的那位。《王臣记》更详细记录了他家祖孙五代被帕竹法王先后任命为达孜宗本的经历。其中的第四代是宗喀巴大师建甘丹寺时的主要施主。
6）行都司（I）---洪武十八年正月（1385年），“以乌思藏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古鲁监藏为乌思藏卫俺不罗行都指挥使司指挥佥事”。
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喃葛烈思巴继其父损竹监藏为乌思藏俺卜罗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
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乌思藏阐化王所部养卜鲁都指挥佥事工哥监藏遣番人三札思皆”入奏。
从本条开始，以下三条只是“行都司”长官，名义上可以视为都司的外派分支。这里的“俺不罗”是“羊卓”的明代译法，他们就是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的羊卓万户长，也就是今天羊湖一带的领主。尽管这是大五世的母系家族，但在《王臣记》中大五世却只字不提他们家作为“乌思藏都司”长官的经历，可见并无卵用。
7）行都司（II）---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置乌思藏卫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以喃葛监藏（南喀桑布）为都指挥佥事。
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赐。。。牛儿宗寨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喃葛班绰儿（南喀桑布之子南喀班觉）。。。诰命”。
成化十五年（1479年），指挥佥事班卓儿坚参随辅教王、阐化王入贡。
“牛儿寨行都指挥佥事”出自帕竹十三大宗本之一的内邬宗本家族，管理今天的拉萨一带。南喀桑布则是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举行首届传召大法会时（1409年）的主要施主。《王臣记》详细记录了他家历代宗本一职均由帕竹法王任命的经历。
到了1480年代，他家领地成为帕竹法王和新霸主仁蚌巴之间大战的前线，承受了仁蚌巴的持续攻击，到1605年更被下一代西藏霸主辛厦巴攻灭。同样的，这家“都指挥佥事”一百多年来好像也忘记了向明廷求救。
8）行都司（III）---永乐十四年五月（1416年）：“是月，设西番领思[司]奔寨行都指挥使司，以头目喃葛加儿卜（仁蚌巴·南喀坚赞之子南喀杰波）为都指挥佥事”及昭勇将军。
宣德元年（1426年），喃葛加儿卜（南喀杰波）之子公哥监藏那儿卜藏卜（诺布桑波）袭父职行都司指挥佥事、昭勇将军。
现在轮到我们新时代的主角了，“领思奔都指挥佥事”就出自仁蚌巴家族。作为帕竹法王的母舅家族，仁蚌巴从1430年代开始兴盛，1481年更公开挑战帕竹法王，到1565年则被自己在日喀则的家臣辛厦巴攻灭。再一次，我们的行都司长官兴起时既没有向明廷报捷请封，灭亡时又忘记了向明廷求救。
以上不是举例，是八个都司长官家族能够确认清楚的全部记录。
最后再给两条帕竹法王派遣“乌思藏都司”长官跑腿的记录：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1423年），“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即贡玛大法王·扎巴坚赞）遣指挥使端岳竹巴等入朝贡方物。”
宣德五年九月（1430年），“命阐化王使臣伴剌麻为都指挥佥事。”
小结：以上曾经出任过“乌思藏都司”长官的八个家族可以分成两组，
1）-3）属于被帕竹法王击败后臣服的，这一组基本实力不再，也未能再影响藏史走向；
4）-8）属于帕竹法王属下嫡系官员，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红史》和《王臣记》都不厌其烦地一再陈述，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帕竹法王的任命，而不是来自明廷的都司封号-大五世对自己母系家族的这一经历只字不提更是明证。而所有的都司长官在面临家族生死存亡时竟然无人想起向明廷求救则彻底揭破了皇帝的新衣：所谓“乌思藏都司”长官的封号，其实仅仅是一张朝贡贸易的通行证。
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喃葛烈思巴继其父损竹监藏为乌思藏俺卜罗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佥事。
宣德五年六月（1430年），“乌思藏阐化王所部养卜鲁都指挥佥事工哥监藏遣番人三札思皆”入奏。
从本条开始，以下三条只是“行都司”长官，名义上可以视为都司的外派分支。这里的“俺不罗”是“羊卓”的明代译法，他们就是元代十三万户长之一的羊卓万户长，也就是今天羊湖一带的领主。尽管这是大五世的母系家族，但在《王臣记》中大五世却只字不提他们家作为“乌思藏都司”长官的经历，可见并无卵用。
7）行都司（II）---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置乌思藏卫牛儿宗寨行都指挥使司，以喃葛监藏（南喀桑布）为都指挥佥事。
宣德元年十月（1426年）“赐。。。牛儿宗寨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喃葛班绰儿（南喀桑布之子南喀班觉）。。。诰命”。
成化十五年（1479年），指挥佥事班卓儿坚参随辅教王、阐化王入贡。
“牛儿寨行都指挥佥事”出自帕竹十三大宗本之一的内邬宗本家族，管理今天的拉萨一带。南喀桑布则是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举行首届传召大法会时（1409年）的主要施主。《王臣记》详细记录了他家历代宗本一职均由帕竹法王任命的经历。
到了1480年代，他家领地成为帕竹法王和新霸主仁蚌巴之间大战的前线，承受了仁蚌巴的持续攻击，到1605年更被下一代西藏霸主辛厦巴攻灭。同样的，这家“都指挥佥事”一百多年来好像也忘记了向明廷求救。
8）行都司（III）---永乐十四年五月（1416年）：“是月，设西番领思[司]奔寨行都指挥使司，以头目喃葛加儿卜（仁蚌巴·南喀坚赞之子南喀杰波）为都指挥佥事”及昭勇将军。
宣德元年（1426年），喃葛加儿卜（南喀杰波）之子公哥监藏那儿卜藏卜（诺布桑波）袭父职行都司指挥佥事、昭勇将军。
现在轮到我们新时代的主角了，“领思奔都指挥佥事”就出自仁蚌巴家族。作为帕竹法王的母舅家族，仁蚌巴从1430年代开始兴盛，1481年更公开挑战帕竹法王，到1565年则被自己在日喀则的家臣辛厦巴攻灭。再一次，我们的行都司长官兴起时既没有向明廷报捷请封，灭亡时又忘记了向明廷求救。
以上不是举例，是八个都司长官家族能够确认清楚的全部记录。
最后再给两条帕竹法王派遣“乌思藏都司”长官跑腿的记录：
永乐二十一年二月（1423年），“阐化王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即贡玛大法王·扎巴坚赞）遣指挥使端岳竹巴等入朝贡方物。”
宣德五年九月（1430年），“命阐化王使臣伴剌麻为都指挥佥事。”
小结：以上曾经出任过“乌思藏都司”长官的八个家族可以分成两组，
1）-3）属于被帕竹法王击败后臣服的，这一组基本实力不再，也未能再影响藏史走向；
4）-8）属于帕竹法王属下嫡系官员，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红史》和《王臣记》都不厌其烦地一再陈述，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帕竹法王的任命，而不是来自明廷的都司封号-大五世对自己母系家族的这一经历只字不提更是明证。而所有的都司长官在面临家族生死存亡时竟然无人想起向明廷求救则彻底揭破了皇帝的新衣：所谓“乌思藏都司”长官的封号，其实仅仅是一张朝贡贸易的通行证。
结论：
1）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乌思藏都司”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烂尾楼。开头已经提到，太祖1374年初设行都司时的确表现出了步武前朝、“郡县吐蕃”的雄心。但随着1392年蓝玉穿越青康藏区企图的失败（《纪事录笺证》P446），被一些藏史称作“猪脸皇帝”的明太祖恐怕也最终意识到了构想无法达成。
但在“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的时代，即便他那精力充沛的“燕王皇帝”儿子，也并未裁撤父亲命名的乌思藏都司和已经任命的都司长官们，而是选择将之直接嫁接到了对双方都有吸引力的朝贡制度上。请容忍我再次啰嗦：也正因为如此，在派驻官员、征收常赋、军事占领这三大核心要素上，明廷对乌思藏的控制是根本无法与元清两朝相提并论的，其实连羁縻二字（适用于土司）都谈不上。
2）所有的证据链都显示，作为一个治理机构的“乌思藏都司”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都司长官既不是流官、也不是土官，仅仅是明廷给予“外夷”的封号。而这些封号也没有在15-17世纪的政治波澜中给予他们的持有者-帕竹法王的手下败将和家臣们-任何实际助力，都司在藏史的这个动荡阶段中没有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终结了帕竹法王和仁蚌巴两个时代的新霸主-崛起于1565年的辛厦巴，也就是被教廷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那位“藏巴汗”，跟明廷更加扯不上一点干系了，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其实仁蚌巴崛起之后也没有）。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乌思藏都司”是明廷治理西藏的机构，那么面对乌思藏“丢失”之后大明耐人寻味的沉默，我们想问：这到底是大明吹牛呢，还是大明卖国呢？
其实都不是，这只是后人在曲学阿世。
1）有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乌思藏都司”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烂尾楼。开头已经提到，太祖1374年初设行都司时的确表现出了步武前朝、“郡县吐蕃”的雄心。但随着1392年蓝玉穿越青康藏区企图的失败（《纪事录笺证》P446），被一些藏史称作“猪脸皇帝”的明太祖恐怕也最终意识到了构想无法达成。
但在“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的时代，即便他那精力充沛的“燕王皇帝”儿子，也并未裁撤父亲命名的乌思藏都司和已经任命的都司长官们，而是选择将之直接嫁接到了对双方都有吸引力的朝贡制度上。请容忍我再次啰嗦：也正因为如此，在派驻官员、征收常赋、军事占领这三大核心要素上，明廷对乌思藏的控制是根本无法与元清两朝相提并论的，其实连羁縻二字（适用于土司）都谈不上。
2）所有的证据链都显示，作为一个治理机构的“乌思藏都司”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都司长官既不是流官、也不是土官，仅仅是明廷给予“外夷”的封号。而这些封号也没有在15-17世纪的政治波澜中给予他们的持有者-帕竹法王的手下败将和家臣们-任何实际助力，都司在藏史的这个动荡阶段中没有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终结了帕竹法王和仁蚌巴两个时代的新霸主-崛起于1565年的辛厦巴，也就是被教廷传教士介绍到欧洲的那位“藏巴汗”，跟明廷更加扯不上一点干系了，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其实仁蚌巴崛起之后也没有）。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乌思藏都司”是明廷治理西藏的机构，那么面对乌思藏“丢失”之后大明耐人寻味的沉默，我们想问：这到底是大明吹牛呢，还是大明卖国呢？
其实都不是，这只是后人在曲学阿世。
@午夜忏叀
最近也对马六甲和巨港感兴趣，只聊聊这部分好了。
我觉得这哥们讲故事不能只开个头下面就没了，施家后面的故事还长着呢，甚至有人说成祖去世前郑和专程给他儿子封号那一趟出使最后是失败的，因为二姐最终并没有让步。再往远处说，真正的重点难道不应该是明廷为什么会彻底放弃这条航道吗？
我越来越感觉，宣宗关闭海道其实代表了蒙元以来斡脱贸易和官本船贸易的最终结束。这玩法本来是赚钱的，元代有不少宗王没钱了就请泉府司或者中书省帮忙组织一趟官本船的记录（郑和一次带2万多人出去玩账面当然就不好看了，不过这是奉旨亏损），而成祖末年的反对声简直就是元代汉法和回回法之争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