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社会科学》2012.02
摘 要：民族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首先从学理上对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不出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形成过程的分析，得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产物。最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进行了概括，提出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雪耻型”的民族主义，并认为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有某些不健康因素，对其需要重视。

一、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就出现了多民族相互竞争与交融的状况。我国早期的历史典籍也对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事实有详细的记载。如《国语·周语中》：“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这些历史典籍对各个民族的具体评价直接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从大量记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典籍之中，可以鲜明的发现，中国传统的民族观是建立在文化的差别之上的。它不以血缘、族群为区分标准，而以文化形态的异同来区分“本族”与“外族”。中国传统的民族观，概括起来就是带有“华夷之辨”的“华夏中心主义”。这种民族观认为：只有中原王朝的文化才是文明先进的；其他任何同中原王朝文化相异的异族文化都是野蛮的，而异族若想被中原王朝认同和接受，那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中华文化。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就是这种民族观的最好概括。

这种民族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民族问题的唯一看法。正如有学者说到：“自秦汉以降的中央集权统治着大都倾向于采取‘天下主义’，或倾向于那种强调华夷之间有尊卑、主从之分，但主要是以‘礼’和‘文化’，而不是以种族血统为界的‘民族’观”。[1]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当汉民族建立政权时，汉民族政权就会根据这种民族观，认可和接纳那些诚服于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为其建立大一统国家奠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如果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少数民族政群普遍的做法就是主动接受汉文化，消解“华夷之辨”给其统治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换取正统地位。这种民族观也被中国古代社会用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华帝国虽然也和周边的一些国家交往，但由于这些国家普遍在文化上落后于中华帝国，因此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不仅被中华文化同化，而且在政治上也形成了中华帝国的朝贡国。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环境较为封闭的欧亚大陆东部，由于中华文化与周边各国的文化相比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形成了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圈。所以，中华帝国长以“天朝帝国”自居，自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低我一等”。梁启超所言：“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2]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

传统的民族观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天下观。根据张灏先生的概括，天下观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哲学层面，支配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第二个是政治层面，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是以中国为地理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3]分别而言，这种天下观从哲学层面上看就是：天下虽然存在着教化和蛮夷的等级差别，但只要蛮夷接受中华文化，天下即可实现归于仁的大同境界。天下是一种普世化的文化秩序，没有族群、疆域和主权的明确界限。

而从政治层面上看则是：中华帝国基于文化上的优势而始终处于优越地位；而那些接受中华文化的后来者则始终从属于中华帝国。“中国从而被称为‘中央大国’，并在精神的意义上包括全部宇宙，称为‘天下’，而这个世界秩序的其他成员被视为臣民，其间关系是不平等的，所有愿与中国发生接触的国家必须是顺从的、服从的。它们必须接受自己的低卑地位和‘中央王国’的优越地位。”[4]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自认中原文化为最优文化，排斥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因而其他民族若想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唯一的途径就是认同和接受中原文化。但中原王朝的承认建立在其自身地位高于外族的基础之上，中原王朝自始自终对外族具有优越性。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种带有强烈“自我优越感”的“文化民族主义”利用文化上的大一统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坚持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使得帝国成员之间存在着严密的等级划分、帝国对外也不承认外邦同自身的平等地位。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
学术界对于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也存在着争议，但在这些争议之中，学界主流的观点是：民族主义的出现是现代性的要求。对此，伯林说到：工业进步所需要并产生的集中化和官僚制的“理性化”，破坏人们过去笃信的传统等级制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使大量的人失了社会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导致了异化、精神失落和不断加剧的失范等显著现象，因此需要用巧妙的社会策划创造出心理上的等价物，以代替作为旧秩序基础的、已经消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5]可见，现代性的出现迫使人们要在一种全新的共同体之中寻找自我，而民族作为一个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传统、行为习惯、情感记忆等要素的共同体，天然的满足了人们在现代性压迫之下归属某一共同体的要求，因而民族主义出现有其必然性。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现代人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新型共同体。

为此，学者们也纷纷从共同体的角度对民族主义的理念进行了探讨。例如，盖尔纳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民族的疆域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否则就将产生极端敏感的民族主义问题”，“理想的模式是国家与民族的同一，实现一族一国”。[6]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社群”。[7]根据这些论述，不难得知，民族主义的核心的任务就是要创建民族国家，它必须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政治的国家。而这个民族国家，将不再是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而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之上的民主共和国。所以，民族国家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共同体成员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它建立在共同体成员自由、平等、参与和开放意识的基础之上。而根据“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念，民族国家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享有完整的主权，这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被主权国家体系所承认，它也必须平等的尊重与它处于相等地位的主权国家。

综上所论，个人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性是产生民族主义的内在动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时民族主义满足现代性的具体体现，而平等的公民权和独立的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两个显著特征。可见，现代民族主义是指在拥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内创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所指向的是对内拥有平等公民权、对外拥有平等主权地位的现代国家。而在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民族观念所建构的中华帝国内，它对内既没有保证平等的公民权，对外也不承认其他国家同自己一样的平等地位。因而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只是一种一种“非民族主义”的传统。[8]这种“非民族主义的”的文化民族主义是非常顽固。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因为根本不懂得国际法，又从没有过外交常识，因此把治外法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与列强去协定关税。[9]因此，从学理和若干史料中，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滋生不出现代民族主义的思潮。而这也恰好能提供一个反证，即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必须借助外力。事实上，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也正好是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断反思而逐渐形成的。

在西方殖民入侵开始之后，中国的士大夫们就逐渐开始“开眼看世界”。在同西方国家的接触当中，士大夫们开始了解现代国家主权体系，并逐渐放弃了天下主义的传统世界观，以一种开放、务实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以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出现。从具体的历史时间上来看，民族主义的真正出现19世纪末期。具体而言，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中华帝国的大一统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甚至被瓦解，在面对西方国家不断入侵的事实面前，中华帝国必须重建一个新的秩序来面对西方世界的挑战。正像许纪霖在谈及中国民族主义产生时所说：“自从魏源以后，中国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国际格局有所了解，逐渐了解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荒诞性。帝国的朝贡体系崩溃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纳入到新的等级性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一种新的共同体意识诞生了，这就是以全球竞争为背景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10]列文森也认为：“中国传统中并无民族、国家等现代观念，其认同核心是华夏文化。但中国在近代的一系列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开始瓦解，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进了民族概念，希望通过培养民族主义意识反对西方列强和救亡图存。因为这样一来，所谓的中西问题就从文化优劣之争转向了国家/民族之争，中西关系不在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程度如何，而在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位如何”。[11]

三、中国民族主义的“雪耻型”特征
显然，在传统秩序逐渐被西方入侵冲碎的过程中，中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重塑一个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之中，政治秩序最为关键。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之中，丝毫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12]而如若没有现代国家观念，那政治凝聚力将无从建构。所以要想塑造新的政治秩序，必须塑造中国内部的政治共性，中国的必然走向是创建一个普世性的政治国家。因而，在早期各种民族主义思想之中，建构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都是重中之重。这也就意味着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那时起，民族主义就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所以，民族主义被视为是在民族生存危机下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动力和社会力量的动员手段。

西方入侵使曾经的天朝上国变成了被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国家地位的这种巨大落差使得中国人在面临西方入侵时带有强烈的屈辱感，在这种国民心态下形成的民族主义鲜明的带上了鲜明的“雪耻”情节。正如伯林在分析民族主义时举的“弯枝”比喻。“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打个比喻说，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民族主义，至少在西方，是压力引起的创伤所造成的。至于东欧和前苏维埃帝国，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开裂的伤口，经受多年压迫和屈辱之后，解放民族和它们的领袖容易产生一种剧烈的反作用，产生一种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往往具有进攻性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行为”。[13]所以，鉴于中国过去在世界上的辉煌地位，“华夏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使得国人带有强烈的“复兴”情怀，这也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带上了鲜明的“复兴”情怀。而这种“雪耻”情节和“复兴情怀”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雪耻型民族主义”正如刘擎所说：“‘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集体宣言，同时也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14]但这种雪耻型的民族主义却容易走向偏见，成为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而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

综上所论，形成于西方入侵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带上了“雪耻型民族主义”的印记，而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正视中国民族主义“雪耻型”的鲜明特征，正确疏导“雪耻型民族主义”的思潮，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