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认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根本精神为经为常，断不可根本遗弃，但可随时演变与扩充。资取他者之长以求中国文化及其内蕴的根本精神的时代化演变与扩充可谓是权变之方。由此，他主张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中走重在创新的“返本开新”之途。“返本”是民族性的根本要求，“开新”则是时代性的必然要求。

熊十力如此而论“返本开新”，巧妙地化解了传统与现代、传统中学与现代西学，即中西古今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可以说，其“返本开新”主张是对“中西古今之辩”的一种辩证调和，并且试图走出一条中国文化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熊十力的“返本开新”主张，意在返回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本源处，从本源处开发新用，同时取诸他者之长以自广，而非一意地袭人肤表以成就所谓的现代化。

“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弘基，定将来之趋向”，是熊十力“返本开新”主张的精练表达。“辟当代之弘基”，就是在承续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圣贤血脉基础上会通中、西、印文化而进行现代化创新。“定将来之趋向”，即通过中国文化的自我创新而融入世界文化，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

熊十力强调其“返本开新”是“知本而创新，创新而返本”。“返本开新”主张所彰显的根本精神，即刚健、独立、自由和创新。熊十力：“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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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贯彻生命本性虽然是孔子学说的主旨，但这实际上是东方学术的共通之处。最能代表孔子学问特质的，则是儒家不脱离生活的道德修养功夫。孔子学问致力于贯彻生命本性，但在梁漱溟的话语体系中，并非只有儒家一门学问主旨在此。梁漱溟常将儒、佛并举，认为二者同是向内用功进修的一种学问。

佛家的成佛是从现有生命解放出来，实证宇宙本体。儒家的“做人（成己）”是就现有生命而实现人类生命的最高可能性，以此实现宇宙生命的一体性。儒家修学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紧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锻炼。人虽然能超脱本能，但终究不能消除本能，本能会在心理活动上起作用。

梁漱溟认为，一般的乐是相对的乐，系于物，与苦对立，所以是相对的。而孔子的乐是绝对的乐，自得的乐。“扼要言之：乐寄于生命流畅上，俗说‘快活’二字，实妙得其旨。”世俗之乐只是寻求外部刺激以求一时流畅，与苦对立，而难以超脱于苦。绝对的乐则在于使生命不受厄制，流通无碍，贯彻生命本性。

儒学实践内不滞于私欲，外不困于时势，“乐天知命故不忧”（《周易》）。做事只论应然而不论必然，知其不可而为，如此的“乐”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刚健的态度。正因有这种刚健的态度，儒家生命实践之学始终富有生机，挺拔有力，不懈地在生活中前进。

人类有三种希望和追求：一是如何过一种与自然相适应的生活；二是如何过一种好的社会和群体生活；三是如何过一种自我身心和谐和平衡的生活。儒家学说是是成就自我、成就他者、成就万物的生命之学。所谓“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个工具性的专家，以谋取功利为目标；而忽略了修身进德，完善人格。


人与社会通过礼乐而沟通，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断相互作用而发展。于个人方面，通过具体的礼仪和艺术性的音乐感发情感，保持中正平和，不失于愚蔽偏执和强暴冲动。人心维持清明安和，则理性不受遮蔽而发挥效用。在社会组织方面，礼乐则是通过礼俗的形式发挥作用。

礼俗是不具备精细客观标准的要求，期待人的自勉，不具备严格的外在约束力。儒家的社会组织和秩序大部分存在于这种礼俗中，属于习惯法。儒家奉为圭臬的“六经”，非孔子创作，孔子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将精神注入其中，赋予其新面貌。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是致力于改良传统儒学的弊端，并以此作为中国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