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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守卫东京的时间为宋高宗建炎元年七月至建炎二年七月（宗泽病故），其中主要战事发生在建炎元年十二月至二年四月间。本文直接引用最原始的宗泽家传《遗事》及宗泽本人的奏议作为主线基本史料（直接抄遗事的要录与宋史等就不再另外引了），然后对其作些简短分析评论。

宗泽的守御战略
宗泽到任东京时正当初秋，紧急要务自然是所谓的“防秋”。首先，宗泽在其条画五事疏中提到了他构筑的黄河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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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为见寻常防河只以数千卒伍沿河分布，敌有数骑侵犯，即奔走溃散，不复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县，内有两县濒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诸县，县管四里有畸，各令开河阔一丈八尺于南岸，埋鹿角，连珠劄寨。敌有侵犯，并力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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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外围防线的重点枢纽无疑就是黄河南岸的滑州渡口（金军第一次南下就是从此渡河攻东京的）。其次，自然就是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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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形胜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随大小驻兵数万。别选有谋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领，公徃来亲按试之，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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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京城四壁的防御外，宗泽还在城外建了些卫星堡垒。以我个人推测，这些堡垒大概是为宗泽那些笨拙的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部队提供的野外支撑点，即在战事展开全面清野之后成为设防的补给点和驻扎地。
可以看得出来，宗泽并非是单纯守东京孤城，而是将防御圈延展到了京畿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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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地图（那些箭头别在意）：

战前的插曲
当年秋季金军并未发动攻势，至冬十月、十一月间，宗泽家传中出现了下面这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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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岳飞偶犯，有司欲正典刑，公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留军前。适羽报敌犯汜水，遣飞为踏白使，以五百骑授之。公语曰：吾释汝罪，今当为我立功。且戒无轻鬬。飞禀命即行，凯还，补为统领，后迁总制。自是军声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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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岳飞犯法，宗泽饶恕了岳飞，令其戴罪立功，去往汜水关击敌，凯旋而归。然而金人要到十二月才由孟津渡黄河，破汜水关，直取郑州，宋军无取胜可言（后文还会讲）。再查当事人岳飞的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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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二年）八月初三日，與金人大戰于汜水關，敵有騎將往來馳突，先臣躍馬左射，應弦而斃，敵衆亂，官軍奮擊，大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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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岳飞之孙岳珂的记载，岳飞战汜水是在近一年后的八月，并提到了明确日期（宗泽家传不载明确日期），时宗泽已死。如此看来，此事可能是宗泽后人将和宗泽没什么关系的战功揽到了自己先人头上（家传常见现象）。实则此时战事尚未开始。

第一回合（建炎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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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甲子，边寨驻于大河之北，大会酋长，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敌人虽知公名，不敢轻入，亦时拥众以扰濒河州县。滑州以南沿河诸寨欲并兵方战，断河梁，申乞授师。议者曰：贼锋未易当，不若坚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溃，正坐此耳，厥鉴不逺，尚可袭乎？命统制刘衍趋滑，刘达走郑，各提兵二万、战车二百乗，以分冲突之势，且戒诸将不得轻动，极力保护河梁，以俟大兵过河，毋致临期误事。敌闻之，夜断河梁而遁，所获甚众。二年正月壬辰，复自郑入，直抵白沙镇，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敌先坚壁不动，寮属请间议守御之策。公方延宾围棋，笑语如无事，时众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吊桥，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诸将曰：何事自尔张皇？命诸军将士解甲归寨，曰：刘衍等在外，必能为我御敌。选精鋭数千以益之，戒曰：宜绕出敌后设伏路，母轻出战，伺其至则纵兵夹击。且谕僚属曰：上元密迩，盍奉旧法以迎之，命榜诸市张灯五日，暂弛夜禁，徃来军马不异平日。敌游骑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惧。衍与敌遇，大战败之，收复延津、胙城、河隂，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捣之，大捷，悉得其辎重。甫及收灯五夕，捷书鼎至，众始知元夕正王师接战于版桥之时。公谓僚属曰：吾知刘衍必胜，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闻，徒扰，扰败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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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遗事，金军于冬十二月分两路来犯。宗泽否决了破坏黄河浮桥为固守计的建议，命令分两路迎敌，遣刘衍北往滑州，刘达西往郑州，准备继以大军北渡黄河。金人听闻后，反而自己破坏了桥梁，连夜逃走，至正月，却又从郑州方向侵入畿内。宗泽下令京城如常欢度上元节，笑谈间便击败了来犯金军。这段描写颇具戏剧性，可稍一细究就会发现问题。
其一，宗泽派往郑州的刘达军不知所踪。所谓“断河梁而遁”，只可能是北路滑州的金军，与西路郑州方向的金军无关，因为当时只有滑州有黄河桥。而正月金军从郑州再入时，本该在此御敌的刘达却没有现身，与敌交战的是原本在北路的刘衍。事实上从遗事描述的战斗地点来看，从北路的滑州、胙城至西路的板桥、河隂，都只见到刘衍的身影。而再对照其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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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编：
【（建炎元年）十二月八日癸亥，金人陷郑州，知军州事董庠弃城走。前知阶州董庠者因来勤王，溃散无所归，宗泽留守东京，令庠知郑州。金人犯境，泽出兵援之，为金人所败，庠亦弃城而走。金人不入郑州而退去，遂专往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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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
【是日，金人陷郑州。通判州事直秘阁赵伯振率兵巷战，为流矢中，坠马，金兵剖其腹而杀之。后赠五官，为朝请大夫官其二子。伯振，靖康末为郑州司录事，捍御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围城八日而陷。（此以绍兴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赠官状修入，状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系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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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本纪：
【（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二月）癸未，克颖昌府。郑州叛入于宋，复取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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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徐梦莘北盟会编直书宗泽西路军败绩。李心传要录则记正月十六日金人攻破郑州。简略的金史虽没有记此事，但于接下来的二月记郑州反叛，金军“复取”之，亦可知金人此前确曾攻下郑州。可见这支消失的西路军的下场其实就是战败了，所以宗泽家传中才只提刘衍，而不提刘达。
其二，关于滑州金军断桥而退之事的疑点。遗事既云金军害怕宗泽反攻河北而断黄河桥，则按理攻守之势应当就已逆转，然而现实却是金军转瞬间就再次入侵，且更为深入，因而“夜断河梁而遁”多半属于家传的夸张虚言。不过这句却也透露出金军曾占据滑州渡口。关于这点，金史中也有对应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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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丙寅，右副元帅宗辅伐宋，徇地淄、青。乌林荅泰欲败宋将李成于淄州。赵州降。阿里刮徇地浚州，败敌兵，遂取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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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交战的第一回合：在西路，宋军丧失了郑州这一要地，并很可能折损了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而在北路，金军一度攻占滑州渡口，但随后可能被宋军夺回（为什么是“可能”，后面再说）。

第二回合（建炎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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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丙辰，敌骑再犯西京。公遣统御官李景良、阎中立统领郭俊民等领兵万余趋郑，遇敌大战，为敌所乗，中立死之，俊民降敌，景良以无功南遁。公捕得之，谓曰：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胜而归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无我也。命斩之，管军闾勍、统制官蓝整等咸为景良乞贷，责以后効。公姑收系之，后竟斩首以徇。......戊午，刘衍领兵凯还，入自郑门，公劳问士卒，第赏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敌知衍班师，甲子，复入滑。报至，公谓诸将曰：滑当冲要必争之地也，有虞则京师不可守，不欲再烦诸将可为我守城，当亲提兵取之。内儒将张撝越众曰：撝当効力。公甚喜，选兵五千付之，特加赏劳，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撝曰：若众寡不敌毋轻战以需援师。公亲饯于郊，撝兼程至滑。已已，撝身率将士与敌迩，敌骑十倍于撝，将士请曰：众寡不敌宜少避其锋以求援兵。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见宗公乎？鏖战至暮，杀伤相当，敌为少却，援不至，撝为所害。公闻报，遣统领官王宣领五千骑援之，且戒之曰：敌惟恃众，当设奇以取胜。宣以辛未至滑城，与敌大战于北门，士卒争奋，敌忽退兵河上。宣曰：敌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敌果夜渡，及半，以千人进击之，斩首数百级，杀伤甚众。报至，公即令宣权知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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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遗事，二月二日金军攻西京，宗泽遣李景良、阎中立领兵西趋郑州，战败。而北路的刘衍返回东京，滑州随即又被金人攻占。宗泽遣张撝去夺回滑州，又败死。最后另遣王宣领兵再夺滑州，总算成功了，即令王宣守滑州。
这段前半部分的叙述相当有意思。其实金军去年十二月已陷西京，此时根本谈不上什么“再犯西京”。而要录的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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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辰，......是日，金再侵东京，宗泽遣统制官李景良、阎中立、统领官郭俊民等领兵万馀趋滑、郑，遇敌大战，为敌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无功遁去。泽捕得，谓曰：胜负兵家之常，不胜而归罪犹可恕，私自逃遁是无主将也。即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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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此段虽然大体上仍抄宗泽家传，不过其中显然还有另外采自其它材料的部分。要录记的是金军侵东京，而不是犯西京，且言宗泽是分别遣兵往滑州与郑州御敌，与遗事只称往郑州不同。
如果要录所据确实，宗泽曾于二月初派兵援滑州。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滑州的金军在此前正月下旬的交战中果真被击败了吗？试想金军正月下旬方败，二月初怎能又攻势凌厉？而遗事宣称刘衍军于二月四日戊午凯还东京，此说无疑又与援滑州事相矛盾，且虽称凯旋，然又言敌人马上重占了滑州，不知这奏的是什么凯？即便刘衍还，难道不留精兵守滑州？如果敌势强到刘衍一走就陷滑州，又为何要急着班师？
真实的情形恐怕是：滑州渡口的攻防战从正月一直持续到二月，期间刘衍部并未取得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胜利，战况始终拉锯反复，所以东京方面才要增派援军。刘衍部回东京自然也不是什么得胜还朝，而是因为在前方支持不下去。宗泽家传不提二月初曾援滑州的原因，应当是为了回避滑州的困局。但是，滑州的失陷始终是绕不过去的，于是只好说成是大胜之后一时疏忽，让敌人钻了空子，莫名其妙就丢了要地。
至于后半段内容，没有多少可分析的，大概只能从中看出宗泽又费了很大气力夺回滑州，还一度想要亲征。因为失去滑州渡口，宗泽的沿河防线也就形同虚设，金人随时可以渡河，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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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交战的第二回合：在西路，宋军又一次败于郑州，金军再陷郑州。在北路，滑州战事几经反复，宋军最终重夺了滑州。

第三回合（建炎二年三月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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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将亦掩泣，同声应曰：今四方义士云集京师几二百万人，所赍粮可给半载，亦尝密遣人直抵两河探伺，闻所防州县每处不过数百人，余皆胁从令衣塞服，此辈日望王师来，某等愿即日渡河以尽死节。公慰抚之，且曰：进取老少可于逐寨边处踏逐未复业田亩权借耕植，各有自赍牛具种粮无者官给。人皆乐从，京城内外所屯兵百八十万人，兵革之盛前此未有。敌人数不利，至是畏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四月甲寅，磁州统制官赵世隆、世兴兄弟以兵三千来归。......公谓世兴曰：试为我取滑州。世兴忻然受命，出告诸部曲曰：吾兄擅杀守臣已正典刑，吾属元帅释而不问，使我辈共取滑州以赎前过。众亦鼔舞请行，公遗以金椀战袍银鎗等物，部属之赐有差。世兴辞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敌不备，获级数百，得州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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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事此段渲染尤甚，宣称东京有兵一百八十万，金兵屡败，已全数退去。然而话音未落，四月间赵世隆、赵世兴来投一事却带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滑州又失陷了。遗事可谓前言不搭后语，自称雄兵二百万，却连滑州要冲都守不牢，不知哪里来的“中外帖然”？滑州什么时候丢的？那位驻守滑州的王宣结果如何？遗事皆一字不提，这回连“一时疏忽”这类托词都没有了。
而在此期间，还有两个相关事件发生。第一件事是金军攻占了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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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编：
【（三月）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濬州。......金人侵西京、陕右也，河朔兵虚守者稍怠。濬州以粮食尽，不可守，於是强壮军民议弃城投拜，乃拥出城，皆走，自白家滩渡大河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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濬州在黄河北岸，与南岸的滑州隔河相望，黄河大桥就是连接濬州与滑州的。金军此前一直以少量兵力围困濬州，至此将其拿下。金军能以“虚守”之兵陷濬州，无疑是因为宗泽在河南自顾不暇，连河南的滑州都守不牢固，无力支援河北近在咫尺的濬州。
第二件事是宋军在西京附近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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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
【（四月）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进袭金人于河南，败绩。时御营左翼军统制官韩世忠至西京，会进及大名府路都总管司统领官孟世宁、京城都巡检使丁进与金战。进夜袭右军监完颜希尹营，金兵先知，反为所败。进又导世忠与金战于文家寺，会丁进失期，而统领官合门宣赞舍人陈思恭以后军先退，王师败，金乘胜追击至永安后涧。世忠被矢如棘，其将张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战得免。思恭，世儒孙也；世儒，南昌人，故相执中子。世忠还东京，诘先退者一军，皆斩左右趾以徇。于是世忠与丁进不和，军士相击无虚日，世忠虑有变，遂收余兵数千人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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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纪：
【乙丑，翟进以兵袭金帅兀室于河南，兵败，其子亮死之。进又率御营统制韩世忠、京城都巡检使丁进等兵战于文家寺，又败，世忠收余兵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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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丁进即是宗泽招收的大盗之一（宗泽在奏书里自言：“招安到丁进者数十万众”）。要录称丁进没有赴文家寺之战，韩世忠败退回东京后与其大打出手（估计认为其畏敌不赴援）。而宋史本纪说丁进也参与了文家寺之战，一同战败。不管如何，四月间的河南战役可以说是宗泽在西路的第三次出击（此时金人已迁郑州民于河北，弃郑州），宋高宗的近卫韩世忠部、西京地方武装翟进部也一起参与其中，结果仍遭败绩。
以上两事，宗泽家传中自然也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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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交战的第三回合：在西路，宋军的反攻再遭败绩（这次还有中央军参加）。在北路，经过又一番反复后，宋军似乎占稳了滑州。金人以夏季来临，整个作战行动基本停歇了下来。七月十二日，宗泽病死。

保守东京的经济账
东京军民的粮食供应极大依赖东南漕运。就在建炎元年，由于金军一直到当年四月才撤围北返，随后汴河堤防又被革命群众破坏，导致汴河不流，漕运中断，造成东京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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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七月八日），诏诸路米纲以三分之一输行在，其余悉赴京师。先是，汴河上流为盗所决，闭塞久不合，纲运不通，乃责都水使者陈求道、荣薿为散官仍领监事，与提举京城所内侍陈良弱董治之，再踰旬而水复故。时京师军民方阙食，故命济之，仍以空舟载六曹案牍及甲器赴行在。旧京师米升三百，及是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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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于当年六月十七日到任东京时，正赶上这场饥荒，不久汴河修通，漕粮复至京，饥荒才得以缓解。然而粮食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至同年九月十二日，据同知枢密院事张悫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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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六路岁运粮斛六百万石，去年及今年未到数目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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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已接近一年中漕运期的末尾（冬季汴河由于水浅干涸难以行舟），此时运到京的粮食还存在很大缺额。到底有多大缺额，来看左正言邓肃的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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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观发运司嵗计五百馀万，每嵗入贡，舻尾相衔畧无虚日，崇墉比栉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费出且无馀者。今年不知何以处之？去冬自遭围闭，运漕不通，今夏又以堤岸失防，汴流久絶，校之每嵗所入，盖未有百分之一也。窃闻之，已入汴口者有百六十万，此数之外未有继者。朝廷欣然便以为有馀，殊不知京师所积止扵八月、九月已后。俟去年冬，计每月之费，在京师者以二十万为率，在行在者以十万为率，又有籴场二十四所，并勤王军兵、龊门廵防人兵口食等，兼非泛取索数目。㑹入汴口之数仅支五月日耳，五月之外将如之何？倘敌人絶迹不复南度，则运漕相继，未有害也。若敌骑肆扰再干我师，不知军民謷謷将焉就食？此事㝡急，不可以仓卒备也，舟船有限，日数甚迫，虽发运百人亦无如之何矣。臣愚欲乞诸州选才干官员代发运司，各运逐州嵗计往赴京师近地，期以十月已前足五十馀万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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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肃此疏亦当在建炎元年九月间（从其前后奏疏推知），与以上张悫奏疏基本在同一时段（即运期之末）。首先，此疏中也提到了围城和当年夏季汴河断流的事。然后，邓肃又粗略算了一笔账，其言运至京的粮食有一百六十万石，只够支撑五个月（也就是大约从九月撑到来年正月），因此建议朝廷命邻近州县急运五十万石粮食支援东京。此建议即使完全落实，也不过是多两月之费。而据建炎三年六月中书舍人季陵论前发运使梁扬祖主漕运不力来看，邓肃之议多半是没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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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扬祖前为发运使，不能积粟以实中都，道路梗涩，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于相食，此扬祖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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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扬祖建炎元年五月十一日任发运使，则按此说，同年十一月间东京就又断粮了。又或季陵此论为攻击梁扬祖而略作了夸张，即使如此，至建炎二年春，东京军民的日子也当颇艰难了。季陵所说与邓肃当初的预计是多少吻合的。而再对照建炎二年五月三日秘书省正字冯楫的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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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睹昨晚出黄榜降诏，欲择日还阙，东来从卫官吏士无不欣喜，西兵尤以近乡倍极踊跃。以楫计之，阙未可还，万一驾到东京，而金人秋后再来，不知吾兵何以当之？吾兵或不可当，而复为避地计。今蔡、汴两河已渐湮塞，其或被其断绝水道，虽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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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劝阻宋高宗返回东京，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汴河逐渐干涸，运至京城的粮食不足，万一金军再次围京城，那就是死路一条。又同年五月十九日，宋廷下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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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岁用斛斗浩瀚，从来指拟东南漕运。除发运司合应副南京、拱州斛斗共四十四万硕并淮、浙合赴京畿下卸年额斛斗共九千万五千硕（当为“九十万五千硕”之误）逐司自当别行应副外，将发运司未起今岁合发额斛二百五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硕，淮、浙今岁未起额斛淮南一百四万七千余硕、两浙六十八万七千余硕，并仰多方措置，限十月终已前须管尽数般运至京。其逐路建炎元年已前旧欠，各仰前期计置桩辨，自来年为始，分限三年发，不得更有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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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二年的漕运迟至夏五月才启动，这极可能也是因为汴河水流太小的关系。也就是说，此时东京应当已经缺粮很久了。此诏虽要求于十月底以前完成运输任务，并规定在以后三年内追补过去两年的欠额。但后事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宋廷于建炎三年四月十二日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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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闻东京军民等久阙粮食，虽已降指挥拨发斛上京，缘汴水未通，有妨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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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诏又一次提到了东京乏粮已久，建炎二年的运输任务肯定没完成，而且汴河再次断航了。此后不到两个月，宗泽的继任者杜充最终因断粮撤离了东京。
现在来看，宗泽坐镇东京的建炎元年六月至二年七月间，日子过得始终很紧巴，而且随时间推移是越来越紧。正如朱熹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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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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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粮食资源枯竭是宗泽那个松散联盟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继任者杜充的不得人心只是一个表面的诱因（这个诱因通常被人们无限放大）。若无法摆脱漕运不济这个阴影，任谁恐怕也改变不了崩盘的结局。

对于宗泽未竟的战略的分析
众所周知，宗泽的终极战略目标就是北渡黄河收复河北。他在建炎二年五月的奏疏中就提到了他的军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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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据诸路探报，敌势穷促，可以进兵。臣欲乗此暑月，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懐、卫、濬、相等处，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遣马擴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诸头项各以所领兵分路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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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泽的夏季两路进兵计划，西路主力由八字军头领王彦打头阵，从滑州渡河；东路由马扩配合从大名府出兵并进。宗泽将这一计划说得十拿九稳。当然，他在先前的奏疏里已经向皇帝宣称自己有兵一百数十万，如果是事实，自然是没法不稳了。宗泽的后人在家传中又进一步将这一兵力数字明确为一百八十万，并宣称宗泽已为这支庞大武装力量囤积了半年的军粮，足以支持一场大反攻。由于宗泽家传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抄录进了宋朝的实录、国史，继而又辗转流入了元修宋史，遂使得宗泽的无敌大军广为所知，北伐前景一片大好的论断也由此被广为接受。
然而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其实仅从先前列举的战例看，就已足以让人怀疑宗泽部的真实实力。若果有一百八十万大军，哪能打成这个样子呢？这个西洋镜要戳破它当然是毫无难度的，我们只需简单算笔账。按宋时士兵日口粮为二宋升，那么一百八十万人，日费就是三万六千石，半年为六百四十八万石（还不计马料）。正常情况下，宋朝一年漕运额才五六百万石，而如前所见，建炎元年及二年的运量还远达不到此数。以当时东京的境况，不要说六百四十八万石，哪怕是此数的十分之一，六十四万石，宗泽也是挪不出来的。其实关于这支骇人大军，宗泽家传里自己就已经无意间露出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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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兵号七十万骑，护万乗寇濮州；杨进自号没角牛，兵三十余万；并王大郎等诸头项，人马百余万众。......王大郎者，众亦千余，皆山东游手，先杨进来降，屯于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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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王大郎实为一人，王大郎乃王善小名。而家传将其误作不同的两人，分别进行了描写：一个被写成有一万辆车、号七十万骑（宋史宗泽传直接把“号”字也抄省略了）的巨头；一个被写成拥兵千余的普通头目。李心传看出了这处明显问题，因此他在系年要录中将宗泽家传做了如下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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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以车百乘寇濮州，杨进兵尤众。......王善者，有众二千余，皆山东游手之人，先进来降，屯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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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已不言“号七十万”云云，“车万乘”亦改作“车百乘”（缩水一百倍），又将“王大郎”直接记为了“王善”，兵数则作“二千”（“一千”或“二千”里可能有一误）。这兵数的荒唐程度由此可见一二。

宗泽究竟总共有多少兵力，现已不可考，其实也没必要细究。因为可以确知的一点是，宗泽手里的可用之兵并不多。
仔细盘点一下，在宗泽生前，他麾下的众多大豪杰们竟然从来没有在与金军的作战中亮过相。例如在滑州争夺战时，宗泽都是用一批留守司小将在费劲来回折腾，即使被逼得差点亲征，也没见哪个大豪杰出面。我们不禁要问，那些领兵“数十万”的大豪杰当时在干啥呢？只有一回算是勉强的例外，大豪杰丁进曾去洛阳附近配合韩世忠、瞿进对金作战，但是这位大豪杰似乎是在梦游，没有赶上会战。
在家传中，豪杰们的角色作用，基本上只限于烘托气氛。即当宗泽慷慨陈辞时，就立刻跳出来，泪流满面地表一下忠心。可只要一开战，他们就又回复到隐身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面是宣称宗泽拥兵无数，实力惊人；另一面又有迹象显示宗泽兵力薄弱，守个小小滑州都困难重重。那所谓的海量豪杰就仿佛镜中花、水中月一般，看着是那么地不真实。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形？其实如果将视线放远些，大约就能了解到问题所在了。在宗泽死后，各路革命队伍各奔东西发展，其中有几支曾与金军交过手。以下就简单罗列一下他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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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已渡河，时相州受围，乃解围相州。入相州境，遇金人，与战不胜，广死，其众皆散去复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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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善自淮宁分军由宿、亳而南，无驻兵之地，遂犯庐州。闻金人至，乃移屯于巢县，既又以其众降。金遂拘善于军中，尽散其众。其将祝友、张渊辈各以所部行，自是两淮皆被善馀党之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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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用屯光州境内，沿淮为栅，上下百里，尽收禾稼入寨中，储蓄甚富，光州患之。及是，敌闻隆佑皇太后驻南昌，欲自蕲黄济，乃遣精骑五百直攻其寨，用之众数万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积聚，径趋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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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广，此人算是个别秉承了宗泽遗志的人。那帮豪杰里只有他坚持渡河北上，并于建炎二年九月在相州附近遇金兵，战败身亡。
王善，这位在宗泽家传中统领七十万骑的巨头。建炎三年寇淮西庐州，听闻金兵逼近，退往巢县，随即投降（金人则称以两千人破其众十万，而后降之）。金人将王善拘押，遣散了他的队伍（白送都不要）。
张用，王善的哥们。建炎三年，他在光州淮河边建立了根据地，可不巧正阻挡了金军往江南捉拿大宋隆佑太后的去路，于是遭到五百金兵攻击，其部众奔散，根据地被毁。
除此以外的大头目，如据宗泽称各拥兵“数十万”的杨进、丁进二人，皆于再反后的一年内被宋朝官军剿杀，比以上诸位还窝囊。
这些后事发展，大约解释了在宗泽生前的对金作战中，这伙豪杰总是处于隐身状态的原因，其实是无足为用。这样的乌合之众，对与金军作战实无甚助益（事实上这群人对劫掠民众的兴趣比抗金要大得多）。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宗泽的真实处境了。受招安的那批豪杰们，只要能不干革命，不站到官府的对立面去，这就算很不错了。宗泽实际能依靠的作战兵力，仅为少量留守司的官军，并不富余。所以在建炎二年五月，宗泽要求在河北抗金的王彦八字军留守东京，估计正是这个缘故。王彦行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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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济河既至京师，宗泽握公手曰：公力战河北以沮金人之心腹，忠勇无前，海内所闻，然京师者朝廷根本，某累上章邀车驾还阙，愿公宿兵近甸以卫根本。公即以所部兵马付留守司，因差统制官张伟统辖於滑州界沿河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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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行状，宗泽看上去是兵力捉襟见肘，需要一支部队来协防，而非兵多得没处安置的样子。当然，由于行状皆为事主护短，也许不能凭其一面之词就排除是王彦自己在河北坚持不下去而主动投靠宗泽。但是若结合宗泽麾下这批豪杰的状况来看，宗泽想要八字军来东京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综合来看，实际军事形势远没有宗泽在奏疏里所宣称的那样有利。当时宋军与金军间的战力差距更是巨大的，宋军在野战中几乎无胜算。以宗泽的现有实力要想收复河北，困难极大（事实上除了上面提到的薛广，屯军大名府的马扩也在宗泽死后不久试图进取河北，结果还是无悬念地迅速溃败了）。为了提振皇帝的信心，为了将皇帝顺利勾回京城，宗泽是把自身的军事实力大大吹胀了，并且有意把军事风险说得极小。而宗泽后人所作的家传，更是渲染过甚，进一步加深了这种错误认识，将历史的真实弄的模糊不清。

回复 反叛的中二病 ： 现在是觉得宗泽酷似近代史上的林则徐，无论是性格还是其军事上的经历和成就。宗泽十三战皆捷和林则徐六战六捷也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