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挖——由诗会的角度进行切入
中晚唐时期，战乱频发，大量文人流离失所，向战乱较少地区进行转移，在黄巢搅乱江南之前，大量文人逃向江南并在此定居。在江南富庶的城市生活的推动下，出现了大量诗会，如大历间的会稽诗会、湖州诗会、常州诗会等，贞元年间的浙西诗会、苏杭诗会，长庆至大中年间的杭州、越州和苏州诗会等。

李克用时代的河东，是符合举办诗会的一些必要条件的，如
1）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自黄巢之乱后，江南，河南，关中地区基本上被搅乱，江南与关中还好，在黄巢败亡之后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河南地区由于出现了秦宗权，加剧了对河南地区的社会环境的破坏。而河东尤其是太原和河中地区，虽然有李克用对太原的劫掠，但是遭受的破坏还是比河南与关中要轻的。这就造成河东与河中成为一些文士的首选逃难之地。

2）聚集大量文士
河东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文士，但是光靠河东一地是远远不够的，否则盛行于初唐武周时期的河汾文人群体也不会渐渐衰弱。
外界投奔而来的文士，我觉的由洛阳投来的最多。这里顺带提一下秦宗权和李罕之对洛阳的破坏。
光启元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煨烬，寂无鸡犬之音。
——《旧五代史，李罕之传》
秦宗权和李罕之可以说是彻底摧毁了洛阳城，我们日后所看到的洛阳城，其实是张全义与张言重建的成果。洛阳作为唐两京之一，聚集了大量的文士，既然城毁了，他们就必然要逃亡，然而而南去江南，向西去关中的路均为秦宗权所阻，那么只有向北，先去河阳与河中，再作下一步打算，应该就是这样，就有大量文士进入了河东。

3）文士有生计能够养活自己，不用整日为生计奔波
江南的诗会，主要由文士与官员组成，李克用在安天庙的诗会，初步推断也是由官员组成。正如白居易在观刈麦中所言：“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些官员由政府发放工资，不光可以养活自己与家人，甚至还有盈余，无需为生计操劳，这时他们才能有参与诗会的闲心。

4）李克用礼贤下士，喜好宴集
李克用的安天庙集会，与北宋初期的普明院避暑吟诗会和池亭宴会相似。
安天庙集会由李克用发起，对应由钱惟演发起。这三场集会均由官员作为主体。
钱惟演有爱士之名，对下属宽仁体悯，又素喜好宴集，所以经常进行集会。据此可以推出李克用也应该有这些特性。

个人认为，礼贤下士才是李克用能举行安天庙集会的核心原因。如果李克用不礼贤下士，那么安天庙集会就会变成武将之间的宴饮，如果李克用像五代其他武夫一样，不喜欢文士，那么即便河东像江南一样富裕，也很难汇集起大量文士，更别说开集会了。这一点上王重荣就是一个最佳的佐证。
“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及王重荣代，不喜文士，时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袭吉访旧至太原，武皇署为府掾，出宰榆社。”
——《旧五代史，李袭吉传》
李袭吉之所以肯舍弃榷盐判官这一肥差，成为李克用的僚属，很大程度上应该也是受王重荣不喜文士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李克用身上肯定有这两种属性。

顺带一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早期，像李克用这样武将出身，肯举办文人集会并亲自在场的，并不多见，就我个人看过的史料而言，可能只有安史之乱时期的季广深有做过。

北岳庙题名
作者：李克用　唐
本作品收录于：《全唐文/卷0103》
河东节度使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陇西郡王李克用，以幽镇侵扰中山，领蕃汉步骑五十万众，亲来救援。与易定司空同申祈祷，翌日过常山问罪。时中和五年二月廿一日，克用记。

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请就和断，遂却班师，再谒晬容，兼申赛谢，便取飞狐路却归河东。廿一日，克用重记。

安天庙应为今保定曲阳县北岳庙，诗作者记录可能有误。

四、推论——双重身份的相互影响
李克用举办并参与文人的集会，这仍然是沙陀贵族为争取中原士人的政治认同而主动采取的行为措施脱，别人不喜文士，问题不大，他不喜，就有可能成为被其他藩镇乃至朝廷群起而攻之的导火索。

究其原因，先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外族尤其粟特族极度猜忌，引发了士人中的“胡化”与“汉化”之争，这就影响了两方面，一是根据荣新江的考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人为了躲避迫害，纷纷改变民族身份，这为日后的汉化打下了群众基础，二是沙陀族在崛起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因素而屡遭针对。
李克用作为部族首领，率领一大帮外族人，逐渐篡夺了一个强大军镇，成为了这个军镇的首脑。这个情况使他这个节度使身份的合法性受到了其他人，尤其是他统治河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朝廷的猜忌。为了保住河东节度使这个地位不失，他就必须要善待汉文化的代表——文士，减弱治下与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他的猜忌，必须要死死维护李唐皇室，减弱朝廷对他的猜忌。所以他要参与文人集会，要以自己是李唐皇室为荣。而他倾慕汉文化的行为，也因他是部部落首领，从而引导了其他沙陀贵族的行为。我们可以从后唐庄宗诸子中得到例证。
“后唐明宗戒秦王从荣曰：“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惟书义尚欲耳。”时从荣方聚杂进士浮薄之子以歌诗吟咏为事，上以此言规讽之，一日，秦王进诗，上说于俳优敬新磨，新磨赞曰：“勿讶，秦王诗好，他阿爷平生爱作诗！”上大笑。”——《五代词话》
既然汉化有群众基础，又有贵族行为上的支持。那么沙陀族最终成功地、平稳地融入汉族中去，是理所当然之事。可以说以沙陀族为主导的，粟特等族为辅的民族融合，是最成功的一次。
这也造成了统治五代的“代北集团”“并未形成一个以沙陀贵族集团作为王朝统治支柱的核心力量，而是不分蕃汉，一体使用”——钟焓《重释内亚史》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呀，李嗣源口中的先皇倒底是谁呀，李存勖写诗水平还是不错的，又是调出了如梦令，又是长调之祖，全唐诗里又有他四首诗，水平应该是够格的。联想到李嗣源以庄宗的兄弟，李克用的儿子的身份继位，这个先皇该不会是......
如梦令出处
“东坡言如梦曲本唐庄宗制，一名忆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梦，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取以为名〈渔隐丛话〉”——〈五代诗话〉
长调之祖出处
“唐晚五代，小令填词用韵，多诡谲不成文者，聊为之可耳，不足多法，尊前集载，唐庄宗歌头一首，为字一百三十六，此长调之祖，然不能佳〈爰园词话〉。”——〈五代诗话〉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早期实力不济，后世的辽金元清，都是以一个强势的征服者的面貌统治中国，本族势力强大，而汉族的弱势也难免会使统治者有轻视汉文化，努力维护本族文化传统的意向。李克用因为早期实力不济，汉族势力较强，而自己的外族身份很容易会招来亡国之祸，故而努力向汉文化靠拢。

按宋沈括笔谈云岳祠在曲阳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则知此字乃当时所刻或毁于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今石也然克用将门之子何能工于笔法乃尔岂亦如宣和书谱谓后梁太祖批答贺表当是笔吏所书之类与
——《金石文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