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员的免费工作餐

厨子给谏议大夫端上来一盘菜，菜是用新采摘的野生蘑菇做成的，唐人把这种菜归入野菌类。看着盘子中的蘑菇谏议大夫有些不放心，坊中时不时会流传某人吃蘑菇中毒的消息，有鉴于此谏议大夫颇有些警惕的询问厨子，这菜有毒吗？


厨子斩钉截铁般的回答说，散骑常侍他们已经尝过了！


谏议大夫的心一下子踏实下来。


这一情景不是发生在街上的馆子里，而是在唐朝中央机构之一门下省的办公区，这些官员所吃的这顿饭通称会食，也就是工作餐，由本部门免费提供。谏议大夫和散骑常侍都是门下省的官员，他们的伙食标准是相同的。


这种工作餐的最初形式是廊下食，廊下指的是宫殿外的廊庑，也就是皇宫大屋檐下。


廊下食的实施和官员上朝有关。

（一）


古代的臣子朝见皇帝是从清晨开始的，有个形容皇帝因勤政而废寝忘食的词叫做旰食宵衣，其中的宵衣指的是天还没亮就穿好衣裳准备接见群臣。“去岁兹辰捧御牀，五更三点入鵷行。”（1）唐朝的时候需要到皇宫和皇帝商议军国大事的官员正常情况下要在清晨六点多赶到皇宫外等候，要做到这一点官员们就要在五点多起身。在上朝之前有些官员会吃上些早点垫垫肚子，更多的官员或是来不及吃或是因为刚刚起床味觉还没有缓过来而不想吃东西，反正是空着肚子走出家门的。


当然了，有些官员会在上朝的路上买些小吃，比如宰相刘晏就曾经在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清晨买过热腾腾的羊肉馅饼，不过骑在马上一边赶路一边吃早点既不踏实也吃不好，也就是聊胜于无。


官员们上朝的时间大约为二个小时左右，散朝之后大多数官员还必须回到本部门的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事，既午而退。”（2），就是说那些饿着肚子的官员要一直熬上一上午。


这也是一种辛苦，对于这种状况精神鼓励很容易做到，比如皇帝说上一句众位爱卿辛苦了！但精神并不能代替物质，而饿肚子是物质范畴的事情。

有鉴于这种情况，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为上朝的官员们办一件实事，为他们提供一顿免费的工作餐。


“贞观四年十二月诏：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顿。”
这段文字见于《唐会要》。《唐会要》是北宋初期宰相王溥领衔编纂的，由于距贞观年间已经相隔三百余年，许多文件都散失了，王溥没有找到这篇诏令的原文，只能遗憾的在该条文后面注下这样的文字：“正史检不获”。


尽管没有找到诏书的原文，但贞观年间开始实行廊下食是可以肯定的，此后廊下食这个词屡屡见于唐朝官方文件和唐人的诗句、笔记、文章之中。唐德宗时期的崔元翰在《判曹食堂壁记》中写到：“有唐太宗克定天下，方勤于治，命庶官日出而视事，日中而退朝。既而晏归，则宜朝食，于是朝者食于廊庑者之下。”（3）

唐朝的官员上朝有多种形式，有的是每个月逢月初和月末各一次叫做朔望朝，有的是三天上一次朝，有的是五天上一次朝，还有一部分官员每天都要上朝。这些形式中有的纯属礼仪性质，比如朔望朝。而真正具有商议军国事务这种实质性内容的是每天上朝这种形式，人们把这叫做“常参”或“日参”。


唐代规定参加常参的官员为，“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4）这里的五品（含五品）以上文官指的是在朝廷各个机构担任实际职务的职事官，并不包括那些没有实际职务但享受五品以上待遇的官员。这些常参官基本上囊括了朝廷各部门的领导和主要办事人员，是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属于核心集团。而廊下食的主要受益者也正是这些天天上朝的官员。


关于常参官廊下食的伙食标准，唐睿宗在景云二年有一个敕令：“每日常参官职事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余赐中书、门下供奉官及监察御史、太常博士。”（5）


上述官员的数量不超过三百人，三百人的便餐吃三只羊应该是中等水平了。


除了日常标准外，逢到民俗节日廊下食还会加餐，“寒食加饧粥，正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饼，正月十五日、晦日加糕糜，五月五日加粽，七月七日加斫饼，九月九日加糕。”（6）

在皇宫大殿的廊庑下进餐是上朝的延续，具有朝会的严肃性，不能像下馆子那样无拘无束。所有参加廊下食的官员行要行的正，坐要坐的端，不能高声喧哗，不能插科打诨。唐肃宗乾元二年，朝廷重申了上朝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就有不得在“廊下食行坐失仪语闹”的条款，凡是违反这些条款的“每犯夺一月俸”。（7）违反一次就会被扣罚一个月的工资，这是很严厉的。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御史中丞武元衡代表御史台提出了关于上朝官员违反纪律处罚标准的修改方案，“每罚减半”，违纪官员由扣罚全月工资改为扣罚半个月的工资。


制度标准的制定不是难事，关键在于执行。唐朝官员上朝的纪律礼仪由御史台负责监督，上朝无小事，站立的地方都不能站错，同时御史台的殿中侍御史还会负责监察廊下食时官员的纪律。

唐宪宗元和四年春天某日，官员们准备享用廊下食的时候传来一个好消息，宪宗皇帝委派宦官中使马江朝给大家送来了时令鲜果樱桃。当时严绶官居尚书右仆射，是百官之首，按照规定他要代表所有在场官员接受皇帝的恩赐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严绶和马江朝是熟人，严绶在地方担任观察使的时候，马江朝就曾经代表皇帝前去慰问并赐给物品，熟人相见少不了叙谈叙谈，谈着谈着严绶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方镇时见到马江朝的时刻，两个膝盖骨一软下跪拜谢。


在场的侍御史看见严绶的举动后，立即弹劾他有失礼仪。


那时候有这么一个规定，一位官员在上朝的时候受到御史的弹劾之后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也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都必须立即“俯偻趋出，待罪朝堂”，就是低下头弯下腰一溜小跑到指定地点去听候处理。严绶被弹劾之后也去待罪，好在宪宗皇帝发话让他暂且回家。第二天，宦官马江朝被行政降级使用，不久严绶也调离中央，到荆南去当节度使。

安史之乱之前，廊下食由光禄寺负责操办，唐代宗大历八年改为御史台主办光禄寺承办，实际上的操作者仍然是光禄寺，光禄寺太官署有“主膳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8）专业力量雄厚。御史台没有这种能力，由御史台主办只是为了提高廊下食的地位和强调加强纪律性。到了唐文宗开成四年，廊下食的主办权又交回光禄寺，御史台派出一名御史监督。


到了9世纪以后，唐王朝在走下坡路，溜向沟底。登高不容易，往下溜却是很容易的。此时皇权在弱化，中央的权力在弱化，“令行禁止”也在弱化，而令行禁止中也包括对官员纪律性的约束。体现在廊下食方面就是有些官员不愿意吃这顿工作餐在退朝时自行离去。


不吃廊下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人是因为牙齿不好。那时候没有镶牙这个行当，牙齿掉一颗就少一颗，口腔专家指出当你的第一颗牙齿脱落之后如果不采取措施其它牙齿活动或脱落是很容易的。年方四十六岁的韩愈在一首诗中这样形容自己的牙齿状况：“我今牙豁落者多，所余十余皆兀臲。匙抄烂饭稳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呞。妻儿恐我生怅望，盘中不饤栗与梨。”（9）牙齿不好，硬的嚼不动，吃饭速度缓慢，有这种状况的官员吃集体灶确实有难处。


另外一部分不吃廊下食的官员是看不上这顿饭，他们的生活水准高，吃惯了山珍海味，面对廊下食没有胃口。朝廷要求严的时候没有空子可钻只好跟着吃，一旦有了空子就会钻出去。


负责官员监察的御史台在开成四年二月上奏唐文宗，奏章针对“近日丞郎以上官，未就食之前，时有称疾，便请先出”的现象提出处理意见，“或年齿衰退，不任每度就食者，量许三度仗下后先出，其余官不在此限。如违，请每月终，一度具闻。”（10）确实因为“年齿衰退”的官员允许提前离开，其它官员一律不准先走。

（二）


上朝官员的工作餐实行之后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些不是每天上朝的在京官员怎么办？京城之外为数众多的地方官员怎么办？唐朝的京官有两千多人而地方官员则有一万六千多，他们也在为皇帝为国家做着贡献，同在一片蓝天下不应厚此薄彼，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公厨这一形式应运而生了。公厨指的是各级政府机关的内部食堂，它是逐步形成的。

《唐六典》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凡京司有别借食本，每季一申省。”（11）这里的京司指的是中央机构的各个部门，其中包括中书省、门下省、集贤殿、尚书省都司，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御史台、太子春坊、鸿胪寺、秘书省、国子监、四方馆、弘文馆等众多部门。而文中的“食本”指的是食堂的伙食费用，也就是食本钱。


《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这表明至少在玄宗时期唐朝中央各个部门就已经有了公厨。公厨的发展应该是先中央后地方从一点而至全面，它产生于开元年间不是偶然的。开元年间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天下无贵物，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悠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12）用杜甫的诗来形容就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食廩具丰实。”（13）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使得王朝有能力有信心给官员们更多的实惠，最终形成了“京司至于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则有公厨。”（14）

宰相们的小灶是最先登场的，唐朝宰相办公的地点叫政事堂，宰相们彼此尊称堂老。进餐的地点也在政事堂，故此叫做堂厨。


唐高宗龙朔二年，有的宰相提出政事堂宰相们“供馔珍美，议减其料”，这顿饭的标准太高浪费钱财，作为一国的宰相应该带头提倡节俭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削减伙食费用。宰相张文瓘不同意，他说：“此食，天子所以重机务，待贤才也。吾辈若不任其职，当陈乞以避贤路，不可消减公膳。”（15）张文瓘认为咱们宰相所吃的不是饭菜而是国家荣誉，如果谁觉得对不起这顿饭可以辞职，不要用削减公膳来炒作。


这件事透露的信息是，早在唐高宗时期宰相们就已经开始享受工作餐了，而且档次还很高。


当然了，宰相堂厨的标准不是不能削减，而是由看由谁提出。唐建中三年春，唐德宗下诏：“供御及太子、诸王堂膳有司宜减省之。”（16）皇帝提出削减自己和太子、诸王的伙食标准（诏书所用的堂膳这个词和宰相堂厨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膳一个是厨）节省经费以供军用。皇帝带头减膳了宰相们也要紧跟，“于是宰臣上言减堂厨百官月俸，请三分省一以助军”。（17）


第二年初，也就是建中四年正月，宰相常衮提出进一步削减堂厨自己带头坚决不吃小灶。其它宰相都表示反对，还是当年张文瓘的观点，说堂厨乃是国家“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你要觉得有愧可以辞职，不要老拿堂厨说事。反对的意见占了压倒优势，常衮也乐于少数服从多数，继续享受堂厨。

堂厨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神秘的，因为神秘所以关于堂厨的事情会成为话题。


政事堂中有一个大床。这里的床指的是坐榻，和椅子相比坐榻属于低坐具，人坐在上面采取跪坐或盘腿坐的姿势，腿是不垂下来的，这是榻和椅子的区别。


政事堂这张坐床很大，上面放着几案，宰相们就坐在床榻上吃饭。长期一来这个床榻没有移动过，下面沉积着很多垃圾似乎在沉淀历史风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不是因为人懒，也不是宰相们不讲卫生，原因就在于坐榻是宰相们的座位，他们忌讳移动坐位这个说法。宰相是人臣的最高职位了，要想往上移动去当皇帝那是图谋叛逆，真要移动只能往下移，降职终归是不吉祥的。

元和二年李吉甫当了宰相，他让政事堂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坐榻移开彻底打扫一下卫生。工作人员不敢动，他们说政事堂一直存在一种说法，宰相的坐位如果移动的话宰相本人就会被罢免，所以五十多年以来就没有人敢移动这张坐床。听说早在开元年间宰相源乾曜曾经移动过政事堂的坐床，在家休完病假的另一位宰相姚崇上班后得知此事气的不行，把源乾曜狠狠的训斥了一顿，没过几天这两个人都被免去了宰相职务。李吉甫当然知道这件往事，但他表示这张坐床必须移开，政事堂是谈论国家大事制定国策的地方，神圣的事情不能和这么多垃圾搅合在一起。如果真的因为移动它而被罢免我认了。


这次打扫卫生从坐床下铲除了十四畚箕垃圾。


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唐顺宗时宰相郑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于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僚无敢谒者。（王）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韦）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意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筋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郑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郑珣瑜因而辞去了宰相职务。


仅从政事堂会食史料方面来看，这段记载说明宰相会食的时候其它官员是不能打扰的，而且宰相们要同时进餐，如果其中一人暂时离开其它宰相会放下筷子等待。这些都是宰相会食的规矩，它牵扯到等级制度，如果有人打破了这些规矩会被看作是对宰相的不尊重。


五代的尉迟偓在他的《中朝故事》一书中记载了发生在晚唐时期的一件事，“宰相堂饭，常人多不敢食。郑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厅欲食次，其弟延济来，遂与之同食。延济手挚馎饦，食及数口，碗自手中坠地，遂中风痹，一夕而卒。”不能说郑延济之死和吃了几口宰相们享用的汤饼有必然的联系，但这个故事同样反映了那种不能逾越的等级制度。

（三）


各级政府机关有了公厨可以会食了，但会食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村里的乡党们在阳光明媚的晌午端上碗七八个人一伙儿蹲在墙根下吃汤饼那是活泼浪漫，但对官员们来说不适用，官员是组织中的人要有官员的样子。解决会食场所的办法就是建食堂，条件好的可以建的富丽堂皇，条件差的也要搞得干净朴素。唐人留下一些关于政府机关食堂的文章，可以让后人看出这种场所的大致风貌。

盩庢（周至）县的食堂“其上栋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严，列楹齐周。其饰之文质，阶之高下，视邑之大小与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安乐。”（18）


越州判曹的食堂“纵施五筵，衡容八几。洞开二门，挟以四窗。”（19）


都是些像模像样的建筑。


食堂建成之后内部布置必不可少，雪白的墙壁上画上几幅壁画，配合时政挂上几条标语，这些都是寻常性的。也有特殊的布置，唐代宗大历四年冬，特进（这个特进的头衔是享受正二品待遇的）、试鸿胪卿、大广智三藏不空 “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20）。代宗皇帝要求在全国贯彻落实，各级政府的食堂在皇恩浩荡之下又笼罩上一层佛光，官员们埋头大口啖饭抬头仰望菩萨，颇有些酒肉穿肠过菩萨心中留的意境。


唐宣宗大中四年七月，大理卿刘濛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律令格式，为政之先，有类准绳，不可乖越。”我已经布置把我们大理寺会食厅的墙壁粉刷一新，将重要的法律条文书写在墙壁上以便本寺官员在“退食之暇，各宜寻览”。（21）大理寺是国家刑法部门，官员们在吃完饭后要对照墙上的法律条文寻找差距巩固知识提高业务水平。


宣宗皇帝批示：尚书省各部门都要查一下，将本部门相关条例的主要条文书写在食堂的墙壁上。“敕旨：尚书省郎官，亦委都省检勘，依旧杪撮者，即写于厅壁。”（22）


不久，刘濛又上奏《请石刻准勘节目奏》，奏章中写到：一些州府书写在录事参军食堂墙壁上的刑律条文由于“岁月滋长，文字湮沦”，“今请下诸道，令刻石置于会食之所，使官员起坐观省，记忆条目。”（23）


这是要求官员们在咀嚼饭菜的同时也要咀嚼法律精华。

其实对于公厨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食堂的简陋与豪华，也不是内部环境的布置，最重要的是伙食经费。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唐代各类公厨的伙食费用一是来自财政拨款，中央的机构由中央财政支付，地方上则由地方财政支出。二是自筹资金。


自筹资金不是要大家来凑份子，有些事情让大家摊钱就不好办了，某人宁愿拿出更多的钱去馆子里请客也不愿意摊派。


自筹资金来自经营性收入。


各级财政下发给各部门的伙食费用并不是让这些部门去采办食物，财政拨款是本钱，也就是唐朝记载中出现的食本钱。各个部门拿到食本钱后要委托专人去搞经营，所获得利润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公厨的日常开支。专门负责运作食本钱的经营者叫做捉钱人，在唐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捉钱人是获得官方支持与认可的。


在前面引用的《唐六典》那段记载中，开元年间中书省、门下省和集贤院的食本钱是一千贯，其它一些部门为一百贯或者更少。领取了食本钱的部门每季要向刑部负责勾复（审计）的比部申报使用情况，由比部进行审核，如果发现有大的差错会交由中央监察部门御史台立案调查。一旦查证确有违法现象具体执行者会被处理，该部门的负责人也要被追究领导责任。大历年间，国子监的工作人员因为餐钱差错被御史台按问，身为国子监负责人之一的国子司业归崇敬“坐贬饶州司马”（24）国子司业相当于国家教育部门副部级官员，唐代的官员被贬出京城已经是一种重罚，去当一名有职无权的司马这个处分就更加的加码了。

从经营角度讲，食本钱的经营状况有好有差。


好的除了能满足伙食需求之外还有剩余，这些剩余的伙食尾子会被分给在本食堂就餐的官员。一般的分配惯例是按照官员职位高低拉开档次，职位高的多拿职位低的少拿，不搞平均化。也有一些官员会对这种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唐德宗贞元年间集贤院“有食本钱，月权其赢以为膳。有余，则学士与校理官颁分之，学士常受三倍。”（25）陈京到集贤院担任学士后把学士的分配比例“杀其二”，从“受三倍”到“杀其二”，等于拉平了学士和下级官员校理的分配差距。


曾经担任过河南府录事参军的卢士琼也动过伙食尾子分配的手术，他提倡会食伙食待遇平等对待，司录、判官、文学、参军尽管级别不同但“皆同官环处以食，精粗宜当一，不合别二。”卢士琼提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的各级官员要享受同一个标准，可见之前不同级别官员的伙食待遇是不同的，不排除给司录这种高级别官员加一个肉菜的可能。


在卢士琼到来之前，河南府食堂的伙食尾子“及月终，厨吏率其余分之，文学、参军得司录居三之一。”这种分配差额和集贤院差不多，集贤院高职位的学士可以分得的钱数是校理的三倍，河南府低级别的文学、参军所分得的钱数是高职位司录的三分之一。卢士琼提出了一个新的分配方案，他对厨吏说：官员的工资和国家所发的补贴是按照职位高低分发的，这是国家的政策，但伙食尾子不同，它是大家餐费的结余“不当计位高下，从此后自司录至参军平分之。”（26）


拉平分配对于下级官员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是提倡采用这种方式的人并不常见，所以当他们去世之后，人们会把这种事情当作对逝者的赞扬写进其行状或墓志铭中。

也有的部门经营状况并不好，公厨没有了经费来源就难以维持下去，只好向上级请求补贴。唐德宗贞元元年四月，礼部尚书李齐运给皇帝打报告说：“当司本钱至少，厨食阙绝，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取户部阙职官钱二千贯文，充本收利，以助公厨。”（27）从报告中“请准秘书省、大理寺例”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两个部门也存在食本钱严重不足的情况，也获得了财政补贴。而“充本收利”则表明这两千贯文钱是作为本钱补充的，用来营利“以助公厨”。


零敲碎打的补贴看来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中书门下这两个国家主要领导部门联合向皇帝上奏认为：“伏以百司本钱，久无疏理，年岁深远，亡失颇多。食料既亏，公务则废，事须添借，令可支持。伏望圣恩，许令准数支给。仍请以左藏库度支除陌钱充。”（28）“食料既亏，公务则废”食本钱的不足已经影响到官员的日常工作，不得不统筹解决从国库拨款充实各部门的食本钱。


公厨是普遍现象，不过有个别部门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设立公厨，中央九卿之一的将作监元和中期之前就没有公厨。没有公厨但财政拨款还是拿着，而且也在经营运作，“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29）他们到很省事，把利息分给个人。直到元和中期王潜出任将作监领导后才正式设立了公厨。

既然是政府机关的内部食堂就餐的都是官员，就会有相应的纪律约束。


河南府的食堂就把就食须知悬挂在食堂北侧的房梁上，须知用黄纸写成贴在木板上，每年一更新，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司录入院，诸官于堂上序立，司录揖，然后坐。”司录就是录事参军，相当于一级政府的秘书长，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比如刺史或长史是不在公共食堂就餐的，司录是就餐官员中职位最高者。每当司录走进餐厅时，其它官员都要以职位高低为序站立迎接，当司录向大家缉手行礼之后，各位官员才可以入座。


食堂会食的过程以御史台食堂最为典型，御史台是管纪律的，他们的食堂里也是纪律严明。御史台食堂进食过程是这样的：“每公堂会食，杂事不至，则无所检辖，唯相揖而已。杂事至，则尽用宪府之礼。杂端在南面榻，主簿在北面榻，两院分坐。虽举匕筋，皆绝谭笑。”（30）


御史台的杂事或杂端指的是御史台知杂事，由侍御史中资历最高者出任，管理日常事务，所谓“其知杂事者，谓之端公，最为雄剧”（31）。御史台会食的礼仪是这样的，如果知杂不来吃饭那么诸位御史就可以随便一些，大家相互作揖后各找各的位子坐下开始进餐。如果知杂来到，所有礼节都要按照御史台正规的程序进行。入座时知杂坐在南面的位子，类似办公室主任的主簿坐在北面的位子，其它人坐在东西两侧。吃饭的过程中要严肃，不能谈笑风生。吃完饭之后还不能走，知杂要对御史台近期的工作和各位御史的表现进行点评，这种点评叫做“举事”。点评以批评为主，要有现场记录，比如知杂说王御史你犯了一个错误，请按照官员奖惩条例某条某款给予处罚。在场的主簿就会把这个内容记在黄色的文卷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过程，不苟言笑，符合御史台纪检监察的形象。不过如果知杂在点评到某件事情的时候感到十分滑稽可笑忍俊不禁率先笑出声来时，在场的其它人就可以跟着哈哈大笑了，这叫“哄堂”，成语哄堂大笑就是这么来的。哄堂的时候哪怕你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也不会受到批评处罚。

唐朝人认为官员在一起会食除了吃喝之外还具有其它功能。


首先是议公事，“事有疑，狱有冤，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恶未除，皆得以议之，然后可以闻于太守矣。”（32）其次是观礼仪，柳宗元说官员们在会食的时候“升降起坐，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这种礼仪实际上是巩固那种等级制度，河南府食堂和御史台食堂的礼仪也是如此，这种等级制度是维护当时那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会食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增进官员之间的友谊，大家聚济一堂“燔炮烹饪，益以酒醴，始获僚友之乐。卒事而退，举欣欣焉。”（33）


崔元翰在《判曹食堂壁记》中讲：“则堂之作，不专在饮食，亦有政教之大端也。”吃饭要吃出刑赏教化的意义来，这也是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