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的文胆张说与御用理财家宇文融的党争
张说在史书上也是一位名臣，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与姚崇宋璟不相上下。而宇文融呢，理财高手，治灾能臣，改革先锋，而且不象汉朝的桑弘羊，在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同时，搞得国进民退，百业调弊，他在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时候，成功渡过了大灾荒，百业兴盛，奠定了开元盛世的经济基础。
张说改革军事制度，裁汰边镇已衰落的府兵，用彍骑加强中央防卫，着手解决府兵制衰落之后的军事问题。而宇文融整理户口，检括田地，增加货币供应，“以资产为宗”进行赋税改革和经济改革，推进以使职体制改革和道制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着手解决租庸调制瓦解之后的财政和民生问题。
按理说，这两个人应该能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才对吧。而且对于张说来说，他改征兵制的府兵为募兵制的彍骑，正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军费，而他主持的封禅大典，正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需要动用全部国库，需要财政大力支持的啊，为什么两个人居然就势同水火呢。
张说改革军事制度，裁汰边镇已衰落的府兵，用彍骑加强中央防卫，着手解决府兵制衰落之后的军事问题。而宇文融整理户口，检括田地，增加货币供应，“以资产为宗”进行赋税改革和经济改革，推进以使职体制改革和道制改革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着手解决租庸调制瓦解之后的财政和民生问题。
按理说，这两个人应该能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才对吧。而且对于张说来说，他改征兵制的府兵为募兵制的彍骑，正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来作为军费，而他主持的封禅大典，正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需要动用全部国库，需要财政大力支持的啊，为什么两个人居然就势同水火呢。
第一是出身之别。
张说是一个凤凰男，在武则天时候参加科举，策论为天下第一，状元之才啊。后来又颇立边功，算是文武双全，能够出将入相的奇才了，在那个时代，是那些苦读诗书的士子心中当然的榜样。
但是寒门士子天然的——虽然不是必然的——弱点，在他入仕之初就表现出来了。那年，他步入官场还不久，武则天的宠臣，如日中天的张易之跑来贿赂他，要他诬陷当时的宰相魏元忠，张说差点就要去告恶状了，幸好被宋璟义正辞严的提醒，才没有犯这个原则性错误，在操行方面留下污点。其后在面对太平公主权势熏天，打算废掉太子的时候，他又毅然站在了李隆基一边，算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原则。
等到多年以后，他执掌权力中枢的时候，他提拔的那些人，仍然是与他一样一样的诗赋出身的寒门贵子，谁最有才华，谁诗赋最好，也就最有可能得到他的赏识。可这些人，要么是理想主义的天真汉，要么是野心勃勃的凤凰男，文采是有的，能力是有的，但他们致命的弱点，就是禁不起功名富贵的诱惑。事实上，张说自己就因为贪财而受到过弹劾。
张说是一个凤凰男，在武则天时候参加科举，策论为天下第一，状元之才啊。后来又颇立边功，算是文武双全，能够出将入相的奇才了，在那个时代，是那些苦读诗书的士子心中当然的榜样。
但是寒门士子天然的——虽然不是必然的——弱点，在他入仕之初就表现出来了。那年，他步入官场还不久，武则天的宠臣，如日中天的张易之跑来贿赂他，要他诬陷当时的宰相魏元忠，张说差点就要去告恶状了，幸好被宋璟义正辞严的提醒，才没有犯这个原则性错误，在操行方面留下污点。其后在面对太平公主权势熏天，打算废掉太子的时候，他又毅然站在了李隆基一边，算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了原则。
等到多年以后，他执掌权力中枢的时候，他提拔的那些人，仍然是与他一样一样的诗赋出身的寒门贵子，谁最有才华，谁诗赋最好，也就最有可能得到他的赏识。可这些人，要么是理想主义的天真汉，要么是野心勃勃的凤凰男，文采是有的，能力是有的，但他们致命的弱点，就是禁不起功名富贵的诱惑。事实上，张说自己就因为贪财而受到过弹劾。
宇文融呢，则完全相反。
听到宇文这个姓，你就知道是关陇士族的核心成员了，京兆宇文氏之后嘛。他的母亲也不差，是关中四姓之一的京兆韦氏。算是关陇士族的典型代表了，而他也的确对得起这个身份，做事大开大阖，大刀阔斧。
他提拔的，主要看政治才干，什么“清正”，什么“清干”，差不多可以说吧，有着典型的士族眼光。他以天下为已任，自然也是网罗英彦，门生故吏满天下，这其中，出身士族的自然也是不少，比如范阳卢氏的卢明远，河东薛氏的薛仅，吴中陆氏的陆璪，京兆韦氏的韦济。
所以有人说张说和宇文融是能吏派与文学派之争，是有道理的。又有人说，他们是士族和寒族之争，也是有道理的。
听到宇文这个姓，你就知道是关陇士族的核心成员了，京兆宇文氏之后嘛。他的母亲也不差，是关中四姓之一的京兆韦氏。算是关陇士族的典型代表了，而他也的确对得起这个身份，做事大开大阖，大刀阔斧。
他提拔的，主要看政治才干，什么“清正”，什么“清干”，差不多可以说吧，有着典型的士族眼光。他以天下为已任，自然也是网罗英彦，门生故吏满天下，这其中，出身士族的自然也是不少，比如范阳卢氏的卢明远，河东薛氏的薛仅，吴中陆氏的陆璪，京兆韦氏的韦济。
所以有人说张说和宇文融是能吏派与文学派之争，是有道理的。又有人说，他们是士族和寒族之争，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是政策之异。
简单的说吧，虽然宇文融已然放弃租庸调制，而渐转为“以资产为宗”的累进税，连中央财政，也从以户部为中心，变为以使职为中心，但显然宇文融没有放弃租庸调制所包含的社会基本保障理想。可以这么说吧，他在理财的同时，处处关注民生，以保证财政和民生的双重稳定。
简单的说吧，虽然宇文融已然放弃租庸调制，而渐转为“以资产为宗”的累进税，连中央财政，也从以户部为中心，变为以使职为中心，但显然宇文融没有放弃租庸调制所包含的社会基本保障理想。可以这么说吧，他在理财的同时，处处关注民生，以保证财政和民生的双重稳定。
比如括户运动。
这括户运动包括三个互相配合的政策，括户，括田和赋役整顿。括户，当然就是整理户口，把那些没统计的人口统计上，不管是流亡的，还是佃户，都要登记在册。括田当然就是整理田地，田有多少，田主是谁之类。这两者都搞对了，赋税就清楚了，不至于有的人明明田地多，税却交得少，做梦都在笑朝廷是个傻帽，也不至于明明有的人没有田地，还要收田赋，把人逼得跑路。跑到哪？上梁山哪！你没有土地，没有关系，只收很少的人头税，其他什么都没有，只要找到荒地，你就可以种，哪怕是外乡找到荒地，你就可以随时更改户口，仍然六年免赋。一解决赋税，二解决民生，只有把这些逃亡户口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才能避免他们以后的逃亡。这一次，据说整理出了八十多万户。
这括户运动包括三个互相配合的政策，括户，括田和赋役整顿。括户，当然就是整理户口，把那些没统计的人口统计上，不管是流亡的，还是佃户，都要登记在册。括田当然就是整理田地，田有多少，田主是谁之类。这两者都搞对了，赋税就清楚了，不至于有的人明明田地多，税却交得少，做梦都在笑朝廷是个傻帽，也不至于明明有的人没有田地，还要收田赋，把人逼得跑路。跑到哪？上梁山哪！你没有土地，没有关系，只收很少的人头税，其他什么都没有，只要找到荒地，你就可以种，哪怕是外乡找到荒地，你就可以随时更改户口，仍然六年免赋。一解决赋税，二解决民生，只有把这些逃亡户口的民生问题解决了，才能避免他们以后的逃亡。这一次，据说整理出了八十多万户。
比如弭灾措施。
开元十四年到十五年，也不知是不是老天对上一年李隆基搞封禅大典的惩罚，还是对后两年李隆基大修自己陵墓的提醒，暴雨，台风，洪水，干旱，大火，瘟疫，寒霜，各种灾害一齐降临，遍布六道二府，一百多州，波及百分之八十的户口。这一点宇文融做得也是很出色，动用了数以千万石的粮食，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解决这个空前的大灾荒。
光是有灾救灾还不够，还得没灾防灾，得有相关配套工程。所以就改革漕运体制，让漕运归中央直接管理，以保证最快时间内让粮食到达灾区，就设常平仓，以稳定物价，以及由政府掌握必要的救灾物资，就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并且减少将来的水患，就通过减徭，免赋，缓征等种种措施保证灾后的重建。
开元十四年到十五年，也不知是不是老天对上一年李隆基搞封禅大典的惩罚，还是对后两年李隆基大修自己陵墓的提醒，暴雨，台风，洪水，干旱，大火，瘟疫，寒霜，各种灾害一齐降临，遍布六道二府，一百多州，波及百分之八十的户口。这一点宇文融做得也是很出色，动用了数以千万石的粮食，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解决这个空前的大灾荒。
光是有灾救灾还不够，还得没灾防灾，得有相关配套工程。所以就改革漕运体制，让漕运归中央直接管理，以保证最快时间内让粮食到达灾区，就设常平仓，以稳定物价，以及由政府掌握必要的救灾物资，就兴修水利，提高产量，并且减少将来的水患，就通过减徭，免赋，缓征等种种措施保证灾后的重建。
还比如财政改革。
不管是开元十三年李隆基的封禅大典，还是十四年到十五年的大灾荒，对财政的影响都是致命的，所以进行一场财政改革非常必要。宇文融的财政改革又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改革漕运，和籴，庸调折租和回造。改革漕运既保证运输，也保证减少了赋税的损耗，保证中央财政的顺利完成。和籴既稳定物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庸调折租可以简化税收种类，对于百姓比较方便，也能增加财政。而回造呢，则是在某些地区，以当地实物抵税，比如路近的交米，路远的交布，离前线近的交到军队当军粮，离粮仓近的交到粮仓库，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损耗。这个财政改革，也是在保证财政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方便民众，改进民生。
总而言之，基本上都是租庸调制因时制宜的改进。而与之相比，张说废府兵为募兵的改革就比较大胆了，差不多是完全推倒重来。当然，这也没太大关系，毕竟一个经济一个军事，互不影响嘛。
不管是开元十三年李隆基的封禅大典，还是十四年到十五年的大灾荒，对财政的影响都是致命的，所以进行一场财政改革非常必要。宇文融的财政改革又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改革漕运，和籴，庸调折租和回造。改革漕运既保证运输，也保证减少了赋税的损耗，保证中央财政的顺利完成。和籴既稳定物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庸调折租可以简化税收种类，对于百姓比较方便，也能增加财政。而回造呢，则是在某些地区，以当地实物抵税，比如路近的交米，路远的交布，离前线近的交到军队当军粮，离粮仓近的交到粮仓库，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损耗。这个财政改革，也是在保证财政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方便民众，改进民生。
总而言之，基本上都是租庸调制因时制宜的改进。而与之相比，张说废府兵为募兵的改革就比较大胆了，差不多是完全推倒重来。当然，这也没太大关系，毕竟一个经济一个军事，互不影响嘛。
但在另一项政策中，两人却完全是背道而驰，这就是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的处理。张说主张不抑兼并，而宇文融则主张抑兼并，禁止土地买卖。
从两人，或两人所代表利益集团的出身来看，这也很正常。宇文融一系多半是士族出身，一定量的田地是有保证的，禁止土地买卖不会让他们变穷，最多是不能随意侵占罢了。而张说一系呢，多半是些凤凰男，十年寒窗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还等着光宗耀祖，大富大贵呢，如果土地禁止买卖，岂不是自己只能拿点俸禄，而子孙如果没有功名，甚至还要继续受苦？
从两人，或两人所代表利益集团的出身来看，这也很正常。宇文融一系多半是士族出身，一定量的田地是有保证的，禁止土地买卖不会让他们变穷，最多是不能随意侵占罢了。而张说一系呢，多半是些凤凰男，十年寒窗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还等着光宗耀祖，大富大贵呢，如果土地禁止买卖，岂不是自己只能拿点俸禄，而子孙如果没有功名，甚至还要继续受苦？
然后第三，就是权力之争。
宇文融一个管财政的，门生故吏满天下，朝中同党众多，张说这个管官的官，宰相第一人能没有意见？封禅大典让张说做总指挥，而由于开支太大，让宇文融做了总管家，一脚踢开宰相管的户部，全面打理国家财政，手下特使无数，全国的赋税，漕运，盐铁，各项开支一律由宇文融拍板。这让张说情何以堪？
再加上宇文融还插手官制改革，钱被管住了，人事权力还要插手，让张说这个出将入相，向来独行独断，熬死过姚崇，又挤走过两个对手的张说，如何能受得了这个委屈？
宇文融一个管财政的，门生故吏满天下，朝中同党众多，张说这个管官的官，宰相第一人能没有意见？封禅大典让张说做总指挥，而由于开支太大，让宇文融做了总管家，一脚踢开宰相管的户部，全面打理国家财政，手下特使无数，全国的赋税，漕运，盐铁，各项开支一律由宇文融拍板。这让张说情何以堪？
再加上宇文融还插手官制改革，钱被管住了，人事权力还要插手，让张说这个出将入相，向来独行独断，熬死过姚崇，又挤走过两个对手的张说，如何能受得了这个委屈？
张说与宇文融的党争之所以成为开元第一党争，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党争时间长，也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党争激烈，更主要的，是两人的党争不仅在生前，而且在死后。
有童鞋就问了，死了之后还肿么党争啊？在地府里继续吵？这位童鞋就有所不知了，前面的儒墨之争，盐铁之争，今文古文之争，甚至残疾人与娘舅党之争，有哪个是及身而没的？有哪个不是大佬升天，后生小子继续罗唣不休，舞拳揎袖的？既然党争所代表的学术倾向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诉求不同，而这些又不可能因为两位大佬的离世而得到解决，剩下的人自然只能继续斗争下去，直到两败俱伤，一败涂地。
有童鞋就问了，死了之后还肿么党争啊？在地府里继续吵？这位童鞋就有所不知了，前面的儒墨之争，盐铁之争，今文古文之争，甚至残疾人与娘舅党之争，有哪个是及身而没的？有哪个不是大佬升天，后生小子继续罗唣不休，舞拳揎袖的？既然党争所代表的学术倾向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诉求不同，而这些又不可能因为两位大佬的离世而得到解决，剩下的人自然只能继续斗争下去，直到两败俱伤，一败涂地。
张说在党争中结束了自己光辉而又彪悍的一生，他是病死的。
第二年，在张说的学生兼族人张九龄，同党裴光庭等人的围攻之下，年迈体衰的宇文融被贬到对北方人而言是瘴毒之地的岭南。然后那些人还没完没了，继续围攻，又打算把他进一步发配到海南岛，各种水土不服，又病又气，几经折腾，宇文融终于客死岭南。
接着宇文融的学生及同盟李林甫进入权力中枢，展开了对张说的学生张九龄的报复。上一代人的党争，在这一代完美地重复着。
第二年，在张说的学生兼族人张九龄，同党裴光庭等人的围攻之下，年迈体衰的宇文融被贬到对北方人而言是瘴毒之地的岭南。然后那些人还没完没了，继续围攻，又打算把他进一步发配到海南岛，各种水土不服，又病又气，几经折腾，宇文融终于客死岭南。
接着宇文融的学生及同盟李林甫进入权力中枢，展开了对张说的学生张九龄的报复。上一代人的党争，在这一代完美地重复着。
上下两代人的出身也几乎是重复的。
张九龄也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才华横溢，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举止优雅，风度不凡，是科举士子心中的好榜样。他能文能武，有政治才干，也有识人之明，提前二十年预测了安禄山会叛乱。不过他也有多数“科举帮”都有的小毛病，就是喜欢投资房地产，在宇文融的括田运动中，曾经因为拥有大量田地而被免职。
而李林甫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士族，出身于李唐皇室，关中士族的最后一个重要代表。他当然也继承了关陇士族的眼界和手腕，洞悉政治，对政权的驾驭能力惊人，为相二十年，硬是把四方的将领全部管理得服服帖帖。
张九龄也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才华横溢，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举止优雅，风度不凡，是科举士子心中的好榜样。他能文能武，有政治才干，也有识人之明，提前二十年预测了安禄山会叛乱。不过他也有多数“科举帮”都有的小毛病，就是喜欢投资房地产，在宇文融的括田运动中，曾经因为拥有大量田地而被免职。
而李林甫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士族，出身于李唐皇室，关中士族的最后一个重要代表。他当然也继承了关陇士族的眼界和手腕，洞悉政治，对政权的驾驭能力惊人，为相二十年，硬是把四方的将领全部管理得服服帖帖。
政见上也差不多。张九龄站在民间资产者一边，而李林甫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比如前者主张政府开发铸币，民间自由铸币，后者主张只能由政府铸币，禁止私铸，还比如前者允许土地兼并，后者反对。或者还比如皇帝想出去玩，张九龄反对，理由是会扰民，影响农业收成，李林甫则说只要给农民免除租赋即可。或者再比如某个官员因贪污被反贪局给处死，然后官员的两个儿子报仇杀了反贪局长，张九龄主张放过这两个孩子，因为要弘扬孝道，而李林甫则主张处以死刑，因为要保证国法威严。
这很有意思的政见之争，简直就是盐铁争论那会贤良与御史的翻版嘛。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政见上，张九龄应该也比不上李林甫更能讨一个已经彻底蜕变为文艺老头的皇上的巧。
这很有意思的政见之争，简直就是盐铁争论那会贤良与御史的翻版嘛。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政见上，张九龄应该也比不上李林甫更能讨一个已经彻底蜕变为文艺老头的皇上的巧。
这样两个对手打起来，张九龄显然不是对手，最终只能被李林甫取而代之。姜还是老的辣啊，玩政治，传统士族显然比“科举帮”要强些。张九龄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士族已彻底消亡后的宋朝，说不定会更有作为一些。
不过张九龄显然也是幸运的。因为开元十七年后，李隆基已表现出骄傲自满的一面，接下来文艺中年的脾气发作起来，花钱如流水，会越来越难以应付的。而且重要的是，虽然他在党争中失败了，但比起已然没落的关中士族，“科举帮”显然代表了未来。谁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了现在，在历史上，张说和张九龄都是名臣，贤相，而他们的对立面呢，宇文融是小人，是“兴利之臣”，李林甫则是权臣，是“奸相”。
是的，李林甫在党争中幸运地赢了，却在时势面前不幸地输了。
他这个时候的关中士族，已经是强弩之末，对皇权构不成任何制约，连东晋末年的太原王氏还不如。如果说太原王氏当日都要靠攀附皇权来获得政治地位，李林甫更是这样。
而且更为不幸的是，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锐意进取的李隆基，骄傲自大，贪图安逸，好大喜功，奢靡享乐。
不过张九龄显然也是幸运的。因为开元十七年后，李隆基已表现出骄傲自满的一面，接下来文艺中年的脾气发作起来，花钱如流水，会越来越难以应付的。而且重要的是，虽然他在党争中失败了，但比起已然没落的关中士族，“科举帮”显然代表了未来。谁掌握了未来，谁就掌握了现在，在历史上，张说和张九龄都是名臣，贤相，而他们的对立面呢，宇文融是小人，是“兴利之臣”，李林甫则是权臣，是“奸相”。
是的，李林甫在党争中幸运地赢了，却在时势面前不幸地输了。
他这个时候的关中士族，已经是强弩之末，对皇权构不成任何制约，连东晋末年的太原王氏还不如。如果说太原王氏当日都要靠攀附皇权来获得政治地位，李林甫更是这样。
而且更为不幸的是，这个时候的李隆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锐意进取的李隆基，骄傲自大，贪图安逸，好大喜功，奢靡享乐。
如果是汉朝那种政治体制，或者还可以靠着相权对君权的制约获得一些机会，但现在是唐朝，宰相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是集体领导制。党争与其说是政事堂诸公们争权的结果，倒不如说是这种制度本来就是要让宰相们争权，这样皇帝才能从容地控制他们。在姚崇宋璟的年代，也许李隆基还有意看着两位宰相和衷共济，以图国泰民安，但现在，皇帝无心朝政了，说不定更希望宰相们斗来斗去，至少不会把自己架空吧。虽然调和宰相矛盾，拉架有点头疼，可是比起自己被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架空来说，倒宁愿他们自己互相咬个不停。
结果就是李林甫为了让李隆基别在张九龄或杨慎矜之后，给自己再找一个政治对手，然后天天在政事堂和自己吵架，不得不处处讨李隆基的巧，甚至搞了个“大盈库”以供李隆基挥霍。又为了不在做了宰相三个月五个月就因为党争罢相，然后三起三落，他不得不做了很多违背原则的事，压制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阻止言官在李隆基面前聒噪，说什么“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
结果就是李林甫为了让李隆基别在张九龄或杨慎矜之后，给自己再找一个政治对手，然后天天在政事堂和自己吵架，不得不处处讨李隆基的巧，甚至搞了个“大盈库”以供李隆基挥霍。又为了不在做了宰相三个月五个月就因为党争罢相，然后三起三落，他不得不做了很多违背原则的事，压制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甚至阻止言官在李隆基面前聒噪，说什么“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
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有锐意改革的一面的。他增发货币，稳定物价，废府兵制为完全的募兵制，修订法律，颁布《唐六典》。即使是边疆用蕃将这个被后世诟病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如说是顺应时势，因为在李林甫之前，蕃将就已经成为边将的主流，而在李林甫之后，杨国忠仍然想尽办法堵死安禄山入相之路，说明出将入相仍然没有废止。
如果说姚崇和张说还主要是政见之争，如果说张说和宇文融利益之争与政见之争参半，如果说李林甫和张九龄以利益之争为主政见之争为辅的话，那么后来的杨国忠和安禄山，则只剩下利益之争。就象所有的党争一样，开始也许是政见之争，后来总会变成意气之争，而后来又总会变成利益之争，最后也许就是生死之争。不论开始是改革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到最后，只会剩下既得利益派。
李林甫死后，开元天宝年间的党争，终于演变为生死之争，直接让大唐盛世灰风烟灭，一去不复返。
如果说姚崇和张说还主要是政见之争，如果说张说和宇文融利益之争与政见之争参半，如果说李林甫和张九龄以利益之争为主政见之争为辅的话，那么后来的杨国忠和安禄山，则只剩下利益之争。就象所有的党争一样，开始也许是政见之争，后来总会变成意气之争，而后来又总会变成利益之争，最后也许就是生死之争。不论开始是改革派也好，保守派也好，到最后，只会剩下既得利益派。
李林甫死后，开元天宝年间的党争，终于演变为生死之争，直接让大唐盛世灰风烟灭，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