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中国展示陈列731部队罪行年表


1982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为保护731部队遗留的罪证遗址，确定了23处较为典型的遗址作为省级保护遗址予以保护。同时，哈尔滨市政府和平房区政府开始筹建“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1982年，吉林省档案馆将1955年存放于吉林省公安厅的3600卷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档案接收，2001年开始分类整理，发现731部队档案80余卷、400余件。
1985年，731部队罪行临时陈列室对外开放。
1988年，香港导演牟敦芾拍摄的电影《黑太阳731》上映。
1991年，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开始筹建新陈列馆。
1995年8月15日，“731”罪证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2000年，启动“731”遗址保护开发工程
2001年6月，重新布展的“731”陈列馆于对外开放。
2003年，《恶魔的飨宴》一书被正式翻译引进出版。

每个日本人都有罪——向国家宣战的家永三郎
中日近现代历史紧密联系难于分割，所有矛盾龃龉都会牵涉到各自的历史观，而谈及日本今日的历史观，家永三郎的名字绝对绕不过去，因为很大程度上，今天日本历史教育的格局，与家永三郎有直接关系。家永三郎是如此特殊的“非国民”者，以至于他的出现，可以视为日本社会在战后文明程度的标志。

【从“帝师”到“变节者”】


如果不是命运的偶然，家永三郎很可能是皇军精英军官而不是“非国民”的历史学家。


家永三郎的父亲家永直太郎是陆军大学校第十七期毕业的精英军官，陆大十七期大将辈出，先后有南次郎、林铣十郎、渡边淀太郎、畑英太郎等陆军大将，但家永直太郎最终只升到了少将。


对当时的日本青年人来说，有这么几个学校是出人头地的好去处：将来成为陆军军官或者海军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或海军兵学校，将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旧制第一高级中学（即所谓“一高”，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作为精英军人后代，当时的时代氛围，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将来成为一名皇军军官应该是家永三郎的第一选择。


阴差阳错的是，报考陆军士官学校的家永三郎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但却在体检时因慢性肠胃疾病被刷了下来。因此错过了报考“一高”机会的家永三郎转而报考旧制东京高中，但最后家永三郎还是进入培养“天皇的官吏和学者”的东京帝国大学。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后，在东京教育大学的前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日本思想史，1948年因《上代倭绘全史》和《上代倭绘年表》获得过最权威的日本学士院（日本的最高学术机构，相当于中国的中国科学院）的“恩赐赏”，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日本人所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


家永三郎既没有成为随时可为天皇尽忠的军官，也没有成为天皇的官吏，而是成立天皇的老师。因为家永三郎教授的特殊家世，以及他本人的非凡学术地位，他与日本皇室一度有紧密的关系。战后不久，他曾为昭和天皇和皇太子（现在的平成天皇）讲授过日本史，按中国说法，可谓真正的“帝师”。


但到了1950年代后，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家永三郎的思想开始转向，系统地反思就制度中的国家权力，并开始批判天皇制，把批判军国主义的矛头直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若在日本战败前，攻击天皇制属于“大逆罪”，早已不是简单的“非国民”行为。“帝师”的这种剧烈转身，让日本著名史学家秦郁彦教授在其《日本占领秘史》中特意罗列了家永三郎教授在战前、战后初期以及50年代之后的言行，指名批判为“变节”。


家永三郎对这种“变节”的指控平静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对皇室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是因为战前的后遗症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个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和节操没有关系。”

【无真相便无反省】


亲历日本军国主义化狂潮再到战败的家永三郎，长期在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构工作，深知教育和教师群体对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战后他投入巨大精力用与历史书籍和历史教材的撰写工作。他编写的《太平洋战争》在汗牛充栋的同类著作中有极大的影响力，经常为其他研究者所引用。


战后不久，家永三郎承担了三省堂的日本高中用的日本史教科书《新日本史》的编写工作。按通常惯例，编写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都是由研究领域不同的几位甚至更多专家合作编写，但三省堂为照顾整套教材的首尾呼应，破例让家永三郎教授一个人负责，当然这也是因为家永三郎教授有极高学术水平的缘故。


一生著述甚多的家永三郎，对编写历史教材投入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在他看来，不面对历史真相，便无真正的反省。1952年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对战争有真诚反省而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

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在教材检定时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被否定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杀、侵略中国以及冲绳战等事项上。认为家永三郎的教科书“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对民族爱得不够”，不符合“以爱国主义为纲”的要求，而日本右翼也认为家永三郎的历史教材向学生灌输的是“自虐史观”。


对文部省的否决理由，家永三郎的看法恰恰相反：“在15年战争中，众多的国民诚心诚意地投入其中，这是事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是因为国家完全操纵了国民的精神。”家永三郎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他编写教科书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家永三郎在后来的《教科书审判》一书中剖析自己的心境：“1937年，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作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应当说，家永三郎在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上，已远远走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认识之前，他认为每个日本人都不可逃避对战争罪行的个人拷问，即使是一般国民，也在道义上对战争负有连带责任，甚至是“不知道战争的世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负有战争责任。


他在《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出生于战后与战争毫无关联中成长起来的纯战后一代人，完全不会有责任的问题，这是按常识进行的思维……如果说战后一代人不继承战前一代人的遗产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话，就理所当然也要继承战前一代人遗留下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每个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对国家的40年战争】


对文部省否决《新日本史》，家永三郎决定毫不妥协，1965年6月，家永三郎以文部省的教材检定违反宪法规定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他看来，教科书问题，首先是国家权力违反了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宪法规定，其次才是文部省裁定他编写的教科书不合格，在学术以及事实认定上的不合理。


家永三郎不会想到，他提起的诉讼竟然持续32年才有最终了结果，他生命的后40年全部用在与日本政府在历史真相的斗争上。

第一次是家永教授控告文部省教科书检定制度违宪，结果家永教授败诉。于是又有了1970年的第二次和1984年的第三次对文部省的诉讼。


第二次诉讼，家永教授控告文部省检定他在1966年编写的《新日本史》不合格，这次诉讼在家永教授在一审二审中全部胜诉后，文部省向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结果最高裁判所发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决，事实上还是家永教授败诉。


第三次诉讼中家永教授还是在一审二审中胜诉，而这次最高裁判所在终审判决中部分认同了家永教授的观点，裁定文部省有关草莽队（草莽队是幕末维新时期，由志士、浪人等组成的准军事力量）、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及731部队等四个问题上的检定违法，但在冲绳战役、甲午战争时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以及南京战时日军强奸事件问题上承认文部省的检定，家永三郎最后只算赢了半场诉讼。


由于家永三郎教师年纪轻轻就获得过崇高荣誉，无形中为他在对文部省的诉讼带来巨大便利——无论文部省还是法曹界，都对曾得到过学士院恩赐奖的家永三郎教授都有所忌惮；对传媒界来说，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精英勇敢的反权力立场，无疑是能吸引大众眼球的热点事件。

家永三郎在30多年无数次的庭审时，几乎无役不与，每次出庭作证，法庭外都是一大群自发聚集的声援者，以热情的掌声迎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家永三郎。而家永三郎每次都会随身带着一个蓝布包，里装着几本他曾读过、当年还用笔做过记号战时日本历史教科书，这些歌颂日本、歌颂天皇、赞扬为天皇和“圣战”献身的课文正是把日本带入战争深渊的罪魁祸首。


1984年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时，支持家永三郎的“声援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已发展到3万人，还专门组织代表团到中国卢沟桥、柳条湖、平顶山、731部队旧址和南京等地访问。而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记者本多胜一、调查揭露731罪行的作家森村诚一、“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藤原彰教授等30多位日本著名的“非国民”人士也聚集在一起，纷纷自愿出庭作证。


家永三郎持续30余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的震动，它间接地给日本国民上来一课，极大影响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取舍,使审定基准也有所修改,顾及了周围国家的感受。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裁定后，有人问家永三郎教授是否还会提出第四次诉讼，已年满80的家永三郎答道：“以我的年龄来论是不做此想了，在我有生之年还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写教科书了。”这时，耗尽心力的家永三郎教授体重已不足40公斤。


家永三郎漫长诉讼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在越来越逼近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让日本右翼坐不住，他们除了纷纷跳出来称日本历史教科书被马克思主义史观所控制，必须改变自虐史观的现状，于是也动手编篡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即属此类。


家永三郎独自一人与日本政府的漫长诉讼，不但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尊崇，也赢得了世界的敬意。2001年，由144位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国会议员、政府阁僚、专家学者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83名日本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联名推荐家永教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联名推荐者认为，投入半生时间精力致力向年轻一代揭露战争罪恶以试图防止战争再度发生的家永三郎教授是最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遗憾的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与家永三郎失之交臂，2002年1月29日，家永三郎教授逝世。

家永三郎生前，中国作家张承志曾亲往探访并感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所坚持的正义。

日奸第一号：幸德秋水
战前的日本刑法对于企图危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以及皇太孙的行为规定了一条“大逆”的罪名，凡是这种事件都叫做“大逆事件”，其中最出名的一起大逆事件就是“幸德事件”。

1910年5月，日本警察声称破获了一起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用炸弹谋杀明治天皇的事件，并以此为理由展开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大批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遭到逮捕，1911年1月法庭判决了24名被告死刑，后来实际执行了的有12名，排在第一位的是著名媒体人幸德秋水。


战后的研究已经判明这是一起完全捏造的冤案，其目的在于打击当时正在日本社会不断扩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幕后的主谋是那位制定《治安警察法》、镇压反对党和工人运动的日本军国主义鼻祖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之所以要置幸德秋水于死地是因为幸德秋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幸德秋水在1904年就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日文介绍到了日本，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还是参考的这个译本。


十九世纪后半之后在栃木县和群马县的渡良濑川发生了足尾铜山矿毒事件，古河矿业（现在的古河机械金属）在开采铜矿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而幸德秋水在1900年就积极参加了揭露和反对这个污染的运动，那时的首相正好就是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对幸德秋水的仇恨还远不止是幸德秋水在政治上制造了这些麻烦，在山县有朋看来幸德秋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国民”。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有一个叫做“非国民”的词，这个词的意思和中文里的“汉奸”差不多，但没有“汉奸”那么源远流长，因为“国民”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概念，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是没有“国民”这个概念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当时的日本人中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非常强烈。当自己认为是现代国民的一员时，对那些和自己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就直接以“非国民”来称呼了，实际上当时被冠以“非国民”称呼的人就是那些不支持甚至反对穷兵黩武的扩张政策的人。

从1901年12月1日开始到1902年1月19日，当时东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万朝报》分五十回连载了一篇名为《北清分捕之怪闻》的调查报告，以大量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数量的铁一般无法抵赖的铁证揭露了参加八国联军的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强奸、抢劫、盗墓和贪污行为，并具体点出了包括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和第九旅团旅团长真锅斌少将在内的不少高级军官的姓名。


这个丑闻被揭露之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各家其他报纸都接着跟进，议员们在议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日本军部还没有后来那么牛气冲天，面对着各家传媒所提出来的证据，只好查抄了山口素臣、真锅斌以下被传媒指名过的第五师团不少军官的家，抄出了大量的大清银元宝和其他中国文物。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1902年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日军在天津和北京所抢劫的大清的官银共达291万4856两之多。要知道这部战史的编撰时间离庚子之乱已有两年，这个丑闻已经被日本军部掩盖了下去，而且战史的编撰者就是被各传媒点过名的福岛安正少将本人，他在庚子之乱中任临时派遣队司令官以及八国联军总司令官参谋，是当时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根据《万朝报》的揭发，福岛少将本人就涉嫌到抢劫以及盗墓行为，所以这本战史中的数据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但就这个数目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

中国的银元宝在日文中被叫做“马蹄银”，所以这件事在日本就被叫做“马蹄银事件”，后来这起事件的处理只是真锅斌少将受到了休职处分，但真锅斌还是又后来的日俄战争中被重新起用，并晋升到了中将，还成为了男爵华族，但终究还是因为这个污点而无法继续晋升。真锅斌一直深受山县有朋的欣赏，被山县有朋认为是将来陆军大臣的最佳人选，所以揭露了马蹄银事件的幸德秋水的最后下场其实是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