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用异教徒的方式掠夺领土”：鉴别不列颠的维京时代战场
【作者】Benjamin Raffield，伯明翰大学
【原文网址】http://www.rosetta.bham.ac.uk/issue7/plundering-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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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战斗”，是一个经常与英格兰维京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词，而且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有大量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抵御维京人入侵海湾时爆发的战斗的记载。毫无疑问，双方之间怀有敌意的遭遇战是暴力而且血腥的，而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保卫国土而战，他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其它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威胁，还有“异教徒”以及那些为了他们自己而开始征服英格兰的外敌。从公元793年诺森布里亚的林第斯法恩，直到公元1066年著名的斯坦福桥战役，像这样的战斗在这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发生着。

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对于这些人为了英格兰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而相互厮杀的方式了解得相对较少。尽管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有许多同时代的关于战斗的记载，但这些记载也只不过是说明在某个特定的地点、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杀戮”然后偶尔提及一下胜利者而已。我们不仅不确定这些战斗的战场规模以及参战部队规模大小，而且我们还不确定参战双方采用了什么样的战术。

这篇文章力图利用文学、历史学以及大量不同时代（包括史前）的考古学证据合成的方法，建立一个维京时代战场的理论模型。对于中世纪早期和维京时代的研究，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历史、文学或考古学的视角来展开，而一种综合方法，则可能为研究这个时代的战争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

【研究维京人的作战方式】


维京时代（公元793年——公元1066年）是一段大体上来说研究较少的英国历史时期，维京人“对于我们就像他们对于同时代的人一样难以捉摸”（Clarke 1999：36）。关于维京人战争的历史描述相当的少，而且普遍把他们视为侵略者、异教野蛮人的观点意味着战争是维京人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这可能要归因于那些记载“异教徒的蹂躏”（Swanton 2000：57）、并把它和当时的饥荒以及“狂猛的旋风和闪电以及火龙在空中飞舞”联系起来的基督教僧侣们造就了维京人长期狼藉的名声。因此，这个时代弥漫着对维京人的恐惧和偏见，一点也不奇怪。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维京人对于不列颠的历史以及英格兰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他们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冲突不仅仅促进了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一统英格兰的进程，还“将人口安排到经过缜密规划的村庄中”（Hall 2007:104）。此外，维京人还将现存的盎格鲁-撒克逊贸易网络扩展到欧洲以外的远东——这是一座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从未开发利用过的宝库。

尽管绝大多数冲突爆发的战场遗迹仍不为现在的考古学家所知，然而有几处已知的遗迹却面临着威胁。这些通常都是很重要而且很有历史意义的遗迹，值得人们去尽可能地认识并保护——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公元1066年斯坦福桥战役的战场遗迹。这场战斗对于塑造英格兰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仅为英格兰的维京时代画上了句号，而且也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古德温森，不得不在南下截击以宣称王位为由入侵英格兰的征服者威廉之前击败维京军队。尽管这个战场遗址有如此重要的历史价值，但现在一座住宅区就坐落在它旁边。


【鉴别遗迹】
有多种情况会妨碍对于维京时代战场遗迹的鉴别。首先，该地区缺乏文献证据意味着战场的地点通常是有争议的，因为并没有证据能将战斗限制到一个特定地点。而地名分析也并不总是有助于鉴别一个地点，因为地名有多种解释方法。公元937年的布鲁南堡战役，就是一个发生地点在理论上位于从兰开夏郡到邓弗里斯郡和盖洛威之间区域范围内的历史事件。结果，战斗的次数实际上可以在一个特定地点周围的一小片地区内被准确地找到。


即便是拥有了足以指明战场地点的证据，也会有其它许多可能爆发冲突的地点。公元1066年福尔福德战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尽管人们已经知道战斗发生在约克南部的定居点附近，但仍然存在争议。这是一场记载得相对完善的战役，因为它不仅仅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Swanton 2000：196）中被提及，还在斯诺里-斯特拉森的《挪威国王传》（Monsen校订，1932：709）中出现。后者是公元13世纪冰岛的诗人、历史学家讲述的挪威列王——从首个传说中的Ynglingas王朝一直到死于公元1177年（Monsen 1932：709）的马格纳斯-埃林森——的传记。然而利用萨迦传说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时候必须相当谨慎，而史家们经常将斯特拉森的关于哈拉尔德-哈德拉达的传说中的地名证据和文献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进行比较结合，通过传说中对战场地形特点的描述，确定战场地点（Jones 2008a）。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其它可能的战场地点（Jones 2008b）而且考古学进一步巩固了一个观点：战斗发生在福尔福德大道南部的Germany小河。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另一处有争议的遗址是一座公元917年的维京河畔要塞（通常被称为“longphort”），以及贝德福德郡坦普斯福德的大乌斯河南岸的战场遗址（图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Swanton 2000：101）中提到了这座要塞，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报复维京人在贝德福德的掠袭，这座要塞便受到围攻，战斗的结果是一个丹麦国王以及许多雅尔（维京军事首领）被杀死，这使得坦普斯福德战役成为维京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一场战役。Edgeworth（2008）认为他根据地名证据以及和其它疑似要塞遗址的对比，已经将战场遗址确定在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地点。Edgeworth（2008：8-9）进一步强调，在当地附近有不少于五处其它的遗址亦可能是要塞和战场的地点。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显然，单纯依赖历史和文献记载来鉴别战场遗迹是不明智的。虽然它们确实有用，但如果依照《挪威国王传》的论述，过份依赖它们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产生偏差．例如Griffith(1995:172),他企图利用萨迦中大量关于小腿受创的记载，来论证当时战斗中战士装备的腿部护甲的类型。这种依据是有误导性的，因为萨迦中大量关于小腿受创的记载可能是一种为了突出英雄的强健体格以及作战技能的手法——这些腿部受伤的英雄会在战斗中纵身跃起，然后施以致命打击：在Brennu-Njáls Saga (OMACL 2009)第91章，Kári纵身一跃，闪过了向他投掷过来的长矛。然而Griffith(1995:30)却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必须好好考虑这些文献材料，因为“只有我们把几打类似的案例拼凑起来，我们才能大致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才可能是正常的”。实际上，《挪威国王传》里的哈拉尔德-哈德拉达的传记中提到哈拉尔德国王穿了一副锁子甲，锁甲的下摆很长，以至于伸展到能将他的腿盖住一半的长度（Monsen 1932：566），因此或许这有可能与腿部受创的情况有关。然而如果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这就只能作为一种推测。

当考古学家想要定位战场位置时，地形分析就是一种必须采用的手段。虽然从战斗发生到现在这段时间内，地形无疑会发生变化，但是一般认为遗迹的匹配性可以通过分析现代地形来进行推断。这种方法在福尔福德通过应用LiDAR（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光探测和测距，简称激光雷达或光雷达）来鉴定遗迹东南角的干涸古河道而得到实现（Jones 2008c）。如果这些河道在战斗发生的时代处于活跃状态，那么它们可能会成一个瓶颈形的屏障，挡在不得不进军以避免穿过沼泽地的维京军队之前，而这会给盎格鲁撒克逊人加强防御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
【石中居士注释：看Figure 1，西边是乌斯河，东边是当年的大片沼泽地，中间是自南至北是一片先逐渐变窄再逐渐变宽的地带，而北边是英格兰军，南边是维京军，维京军是进攻方，想要打英格兰人，结果一条小河阴差阳错地挡在维京军的必经之路上。如果维京军要绕道的话便不得不向东进入沼泽地，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中间的那条河是一道关键的屏障，英格兰人靠着这个屏障争取的宝贵时间加强了防御。而现在，这条小河已经干涸。】


即使地形分析有了进展，但考古学调查研究对于鉴别战场遗迹仍然是最基本的。调查在福尔福德和坦普斯福德两地展开，而对于前者的调查不仅有助于鉴定该遗迹为战场，还有助于展现战前的活动。然而，先讨论鉴别维京时代战争的证据所面临的困难会更为审慎明智。

【“战场特征”】
战场并不一定需要在很大很开阔的地方，有时候战场可以极小——实际上这种特征在维京时代的战争中可能很普遍。“维京人是夏季的战士，而不是职业战士，因此他们并未组成常备军”(Clarke 1999:37) 而且对于一个单独的维京劫掠团体来说，“其人数可能从未超过10人” (Griffith 1995:124)。
【石中居士注释：所谓夏季的战士，指维京人只有在农闲的夏季才出海劫掠，而他们都不愿意在冬季离家远行。绝大多数维京人都是自由农民，拥有农场，并不依靠出海劫掠为生。】


然而在公元850年“有史以来头一回，异教徒们在萨尼特过冬”(Richards 2004:30) 。这支在萨尼特过冬的军队是史上诸多来到英格兰的维京大军中的头一支，人数可能达到几千人。然而，它们和800年前入侵不列颠的罗马军队、以及300年后参与中世纪大战的军队的规模要小得多。这个特征的意义是：在维京时代绝大多数战场可能都很小，而且那种正规的、精心部署排兵布阵式的战争可能是很罕见的。这些小规模的而且可能频繁发生的战斗很可能类似于我们如今见到的小型武装冲突，而不是正规战。众所周知，维京人骑马行军，这使得他们能迅速地袭击目标并在当地征召兵集结对抗他们之前迅速撤走。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敌国领土内势单力薄，而且“作为外来者，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他们如果和敌人正面作战，就会损失惨重”(Christiensen 2002:188)。然而，在公元9世纪后期，随着众多入侵军队的来临，发生正规作战的几率必然提升，因为维京军队希望在英格兰扎根立足。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任何时代的战争证据都可能在战争发生时作为“战场识别标志”而在现场保存下来。而“战场识别标志”这个术语是由Sutherland(2005)首创的，它从本质上描述在遗迹中遗留的文物和遗骸能够指示战争过程中双方的兵力部署以及军事行动 (Sutherland 2005:25)。但对于维京时代来说，由于废弃损坏的材料经过了回收和再利用，想要鉴别它极为困难。因为武器和盔甲毫无疑问是贵重品，所以胜利的一方会尽可能多地搜刮战场上遗留的残骸。这种情况在福尔福德似乎属实，在那里的战场遗迹中发现了很多铁制品以及锻铁炉。由于维京军队在战后迅速行进到斯坦福桥，这些东西很有可能被抛下不管了。贝叶挂毯中刻画的关于尸体剥离物的图景确实有趣，它有可能暗示了搜刮这种行为。因此，维京时代战争的战场识别标志可能是极难用考古学手段鉴定的。
【石中居士注释：在战场上，武器和盔甲是短期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很高的战利品，而在维京时代，由于着甲水平和武器的质量普遍低下，而新制作一套武器和盔甲的效率远远不及从战场上搜刮一套的效率，因此有价值的武器和盔甲都被战胜者搜刮走了，这就会给鉴别战场带来很大困难。而铁制品和锻铁炉虽然也有价值，但这种价值是长期价值，没法和武器与盔甲的短期价值相比。由于维京军队要迅速进军，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搜刮高价值的武器和盔甲，至于铁制品和炉子，就顾不得了。】


交战的规模也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战场识别标志。前哨战，或许是在敌对的小团体之间以闪点作战的形式展开（例如两支掠袭部队遭遇），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留下几米见方的战场识别标志，并且仅仅包含一些像剑刃碎渣或锁甲碎片这样的小物件。

大型战斗包括几百甚至几千人的军队，它遍布的地区更大，而且很可能会有可见度更加明显的战场识别标志。至于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会有可能增加战场识别标志范围的辎重车出现，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作者个人的观点是：辎重车加入战斗的现象并非常态，因为据史料记载维京人经常在出征的同时构筑防御工事（如公元871年的雷丁），这些防御工事会作为掠袭团体以及分遣军队驻扎休整的营地。盎格鲁-撒克逊民兵（当地区受到袭击的威胁时召集的民兵）只在需要反击维京人袭击的时候才被召集，因此并不需要适合运动作战的辎重车。而且辎重车会拖慢双方军队的速度，这不会受到维京人的欢迎，因为他们需要具备在袭击目标之后、当地征召兵集结之前迅速撤出的能力。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维京军队的行营，维京人可能不会离开营地老远然后还要操心建造防御工事。其实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在行军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仅仅依靠尖桩和岗哨来警戒夜袭。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盎格鲁撒克逊军队和维京军队和像罗马军团这样的职业化军队混为一谈，职业化军队既有充足的人力，还有正规军事理论以确保他们每天晚上都能建造行营。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围攻（一种对要塞的军事封锁行为，目的是通过消耗或直接攻击从而击败敌军）也许是最简单的一种冲突类型。而且，围攻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这就使得围攻方在这段时期内遗留下来的古物遗迹得到积累。这种遗迹不仅包括占领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残骸，还可能包含一些像壕沟和堤坝这样的围城工事。而如果围攻方设法打开了要塞缺口，那么人们也希望能找到焚烧或毁坏的痕迹。
而所有维京时代的战场遗迹都可能以微小物体的形式保存着，它们过于微小以至于人们不能用肉眼看到，或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去复原这些遗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投射武器，它们对于辨识战场非常有用，因为投射物一般都会落在目标的附近。在希腊的奥林索斯，能够辨别公元前348年马其顿围攻战中奥林修斯人和马其顿人的弹弓，就意味着有可能大致探明进攻方和防御方的作战位置(Lee 2001:11)。而在维京时代，最有可能在战后不被回收利用的一次性武器就是箭头和标枪头了。这些东西，和其它能够鉴定维京时代战争的可能因素一样，将会在下文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维京人对弓箭的使用情况】
维京人以在战斗中使用战斧而闻名于世，而后世的人们对于维京人应用射箭的情况仍然存在争议。弓箭明显是一种用于狩猎的武器，因此可以假设在入侵英格兰的维京军队之中至少有一些人知道如何使用弓箭。Griffith(1995:162)进一步地说“射箭是维京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也不能说他假设得全无道理——因为在维京时代之前，弓箭就一直在战争中应用着。早至中石器时代，在Téviec和法国的遗迹中就发现了投射武器的证据，在屠杀殉难者的遗骸的脊椎骨处发现了投射物的尖头沉积物 (Frayer 1997:183)。而在格洛斯特郡克里克雷山的新石器时代的围墙上则发现了箭头的证据，而且栅栏和大门入口处遭到了猛烈、持续的箭矢袭击(Dixon 1988:82)。而考古学证据表明，防御方要么是被击败了，要么就是被赶跑了。从射进围墙的箭头的落点痕迹，可以推断出栅栏和大门的位置（如Figure 3）。在丹麦的公元10世纪维京人的特雷勒堡堡垒，箭头嵌入了堡垒的草皮墙，证明这处据点也曾遭受到攻击。


然而，这个理论的一个明显问题是，维京弓在战场上展现的威力太弱了，而在中世纪战争史上，在战弓出现以前，弓箭手从没有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大批地出现过。而这种战弓，因其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进行的几场大战（如阿金库尔战役）中卓越的表现而闻名于世。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长弓出现以前还有类似的弓在使用着。在维京定居点海泽比，出土过一张维京弓，“拥有大约45kg的拉力”(Williams pers. comm. 2007) （99磅拉力）。然而它达不到已出土的拥有150——180磅拉力的中世纪长弓的水准（如玛丽玫瑰号战舰上的长弓），Rogers (2000:90-91) 说这艘战舰上的长弓平均的拉力约为100磅。

另一个问题是在战争中使用弓箭关乎到的”体面“问题。在中世纪时代，弓箭被人们视为一种农民的武器，而在克雷西战役，则展现了法兰西骑士制度之花——重装骑士——惨败于英格兰农民之手的事实。然而，萨迦确实表明弓箭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农民的武器。在“奥拉夫-崔格维森传”中提到一位名叫埃纳的弓箭手，他的弓折断了，而国王将自己的弓扔给了他，让他继续使用 (Monsen 1932:213)。要知道一位国王是不会使用被人们（至少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眼里）认为”不体面“的武器的。因此，这能证明对于维京人来说使用弓箭并没有什么体面不体面的问题。


在萨迦中有大量关于弓箭的记载，比如在哈拉尔德-哈德拉达传中记载，哈拉尔德国王在斯坦福桥战役“被一箭射中喉咙”(Monsen 1932:567) ，然后在战场上死去。而历史文献中也有证据，包括贝叶挂毯中经典的一幕：一个人（有可能是哈罗德-古德温森国王）眼中插着一支箭。尽管缺少考古学证据，但这些文献确实能表明当时的人在战争中使用弓箭。

因此，对于维京军队（和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敌人）在作战时有机会选择使用弓箭手的假定，不能说其不合理。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掘出能够印证这种假定的战场遗迹。尽管在福尔福德的考古调查发掘出了很多铁质物品，但遗迹地区潮湿的自然环境意味着大多数证据很可能在被发现、辨识以前就被腐蚀掉了。在坦普斯福德的埃奇沃思的遗迹，如果它确实是公元917年围攻战的遗址，那么凭借着其防御性，很可能发掘出能够印证假说的证据——即在围攻战中，维京弓箭手是非常有用的。在长期的围而不打的状态中，被孤立的防守方杀伤进攻方的唯一手段，就是射箭。反之对于进攻方来说亦然。


在维京时代战争中弓箭手的使用会明显地扩大战场范围，因为作战双方在相距很远的时候就能交上锋。而这会形成一个更大的战场，从而会更有可能确定战斗爆发的位置，另外这也会增加找到像箭头这样的文物的可能性，因为箭头微小的形态会使它们更有可能免于战后的遗物回收。然而这也会意味着为了收集这些小物件，要调查更大范围的区域。不管这种二分法是有利还是有弊，它最终都只是意见的问题，而且取决于遗迹本身。同样，假设还有其它小物件（比如链甲小碎块和剑刃残片）遗漏于战场遗物回收过程也是有道理的。

【战斗的形式】


还有另一个未知的因素，能明显影响对维京时代战场遗迹的鉴定，那就是在战斗中使用的战术，如战斗阵形以及骑兵的使用。


很少有保存下来的能表明维京时代军队在战斗中采用何种战术的考古学证据。但有一点是广泛共识：当时的主要作战阵形是盾墙——这确实在贝叶挂毯上描绘出来了(Reading Borough Council 2004b)。这种阵形需要战士们将他们的盾牌叠在一起，面对敌人组成一道坚固的“墙”。接下来，就是两军相互辱骂，互相发射投射武器，然后两排盾墙相向前进。紧接着便是极近距离的白刃战，双方战士都想在对方的盾墙上打开一处缺口，直到一方崩溃逃窜。


因此我们预期中的维京时代的战场特征是：简单的、紧凑的，而且战场的大小可能也就是几百米长、几百米宽。而战场文物则沿着一个相对狭窄的正面散布，也许当一方的盾墙被击溃、溃军丢盔弃甲或被砍倒时，文物的痕迹能从主要的交锋线一直向后延伸。


然而必须指明的是，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以一方击溃另一方的形式告终——例如公元991年的马尔登战役，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军队首领Byrhtnoth战死之后，由贵族们展开的一场不成功的抵抗。当首领Byrhtnoth战死之后，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士兵都临阵脱逃了，但一首当时的诗歌（Griffiths翻译 (1991:62)）讲到，贵族们集结在首领的尸体周围，因此维京人占据优势，而与此同时余者纷纷逃窜。还有一点必须要考虑的是：在一些战斗中，双方都伤亡惨重，不愿意继续再打下去了，这时战斗就会陷入僵局并就此作罢。有趣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经常提到在战斗的最后“某方据有战场”(对比Swanton (2000:94) and Swanton (2000:78))。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双方完全有可能共同商定了某一方撤退的结局。
【石中居士：就是说有的时候双方都打得挺狠，结果打来打去半斤八两，就算一方能打败另一方，胜利的一方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于是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双方很有可能拉开盾墙，然后首领出面谈判，优势方劝劣势方出局，劣势方可以体面撤退，优势方不追杀，于是优势方宣布占据战场】


还有一种理论是：在当时，军队还应用两种其它的阵形——“野猪鼻形阵“或“楔形阵”，用来攻击或突破对方的盾墙以及“盾堡”。在这种阵形中，最前排士兵后面的几排士兵将他们的盾举过头顶，组成防护盾阵以防御标枪袭击，这和罗马人的“龟甲盾”很相似。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对骑兵的应用，就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知道维京人用马匹行军，而且它们对维京人来说非常宝贵，以至于在公元866年，东盎格利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给在当地过冬的维京人提供马匹，以换取和平(Swanton 2000:68)。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维京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战斗中不会使用骑兵，尽管在公元1055年，一支盎格鲁-撒克逊骑马民兵部队被召集参加一场对抗威尔士人的战斗，却临阵脱逃，因为他们被要求在马背上战斗，这不符合他们的作战传统。而事实似乎是：战士们骑着马赶往战斗地点，然后他们下马步战。

然而第一支“真正的骑兵”是在公元前500年(Hobby 2002:9) 前后在北欧和西欧发展起来的，而欧洲大量的马匹墓葬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肯定深知骑兵的威力。而瑞典的战酋们“甚至在公元7世纪，他们就骑在马上，就像波斯或罗马重骑兵那样(Christiensen 2002:174) ”。人们认为骑兵至少用于追逐逃窜之敌。如果当时的战斗应用骑兵这一点被明确的话，那么这毫无疑问会扩大战场的范围，因为骑手的机动性很强，而且其潜在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