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一篇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对人类自然科学史的贡献，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提到的擅长计算天体的民族就是阿拉伯人——“另一些人能够精确地说明天体运行，计算行星出现的年份”。

巴塔尼是对欧洲影响最大的天文学家。他的《天文论著》（又名《星的科学》）颇具学术价值，后来的一大批天文学家诸如哥白尼（Copernicus Nicholas，公元1473～1543年）、第谷（Brahe Tycho，公元1546～1601年）、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公元1571～1630年）、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公元1564～1642年）等人，无不研习巴塔尼的著作并受益非浅。他所创制的天文历表――“萨比天文”（Zijal-sabi），一直是其后几个世纪欧洲天文学家的基本读物。

巴塔尼出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Haran，位于今土耳其东南）的一个崇拜星辰的塞比教派家庭，这恐怕与其日后对天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及学习制作天文仪器的技能不无影响；但是他本人则是虔诚的穆斯林。巴塔尼的工作主要是在阿拔斯王朝著名的安提克（Antioch）与al’Raqqah（均位于今土耳其境内）天文台完成的。

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不仅编录了489颗天体，而且把一年的时间长度精确至365天5小时48分24秒，重新计算出（春秋二分点的）分点岁差为54.5”，以及测定黄道倾角为23?35?。它们比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的描述更为准确。巴塔尼提出地球在一条变动着的椭圆形轨道上运动（偏心率），发现太阳远地点的“进动”（即太阳距离地球最远点的距离是变化的，这是巴塔尼最著名的发现），以及认为日环蚀可能是一种日全食。他对于太阳运行的观测比哥白尼还要精确，并且在几个世纪之后还被上述欧洲的天文学家所采用。

巴塔尼的《天文论著》于公元1116年由意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译成拉丁语，名为《De Motu Stellarum》（意为“on the motion of the stars”，即“论天体运行”）。

苏菲（al’Sufi，公元903～986年）所著《恒星图像》（或译作《恒星星座》，Book of Fixed Stars）一书，是伊斯兰天文学观测的三大杰作之一。苏菲根据自己的实际观测，在书中确定了48颗恒星的位置、星等和颜色，并且绘制出精美的星图与列有恒星的黄经、黄纬及星等的星表。他还为许多天体进行了名称鉴定，提出许多天文术语，许多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天体名称都来源于苏菲的命名，例如牵牛星（Altair）、毕宿五（Aldebaran）、天津四（Deneb）等。苏菲的星图也是关于恒星亮度的珍贵的早期资料。这位的天文学家对天文学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菲星云”（Al Sufi’s Cluster）。国际天文学会还以用他的名字命名月球表面一处环形山来纪念他。

天文学家瓦法是巴格达天文学派最后一位著名人物。已知他曾测定过黄赤交角和分至点，并且是提出“月球出差”（Evection of the Moon）的第一位天文学家；此外他还为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编撰了简编本。



奥玛尔·海亚姆在当时由突厥塞尔柱（Seljuq）王朝管辖的伊斯法罕（Isfahan），参与并领导了天文历表的编撰与历法改革工作，制定的贾拉利历的精确程度已经十分接近格利高里历，测定一天的长度为365.24219858156天（后来由于政局的动荡历法改革工作被迫终止）。

比鲁尼（Biruni，公元973~1050年）堪称那个时代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俱佳的“天才”，天文学（与数学）是其深入涉足的领域。他在一部近1500页的百科全书――《马苏迪之典》（Masudic Canon）中，测定了太阳远地点的运动，并且首次指出其与岁差变化存在略微的差别。著名的《马苏迪之典》是一部集天文、地理和民族学的通科著作。比鲁尼还设想地球是自转的。他在写给好友、同时代的著名医学家伊本·西那的信中，甚至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并且认为行星的轨道是椭圆形而非圆形的。至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银河系，比鲁尼发现它是由“无数的各种星体组合而成”。

其实，比鲁尼是一位勤奋、多产、涉猎范围广博的科学家，他一生写作了涵盖20多门学科的大约146部著作（只有22部传世），其中多数是与数学及天文学有关的，例如《投影》（Shadows）。

在法提玛王朝（Fatimid，公元909~1171年，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统治时期（公元966~1020年），天文学家尤努斯在参考200多年以来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并还用正交投影的方法解决了许多球面三角函数问题。尤努斯的杰出在于，他的计算细致而精准，例如，他注意到投向地平线的光线的折射所引起的误差，并且首次给出被观测物体的40´差角。他对月食的观测记录是极其可靠与可信的，其30次月食报告为近、现代天文学家，例如Simon Newcomb（1835~1909年），研究月球的长期加速度提供了珍贵的天文资料。

穆斯林的信仰要求礼拜的定时，而这与太阳与月亮或其它天体的运动是密切相关的。尤努斯就是一位可以给出精确时间的天文学家，而且他的天文历表可以在伊斯兰历、科普特历（一种古埃及历）、古叙利亚及波斯历之间进行转换或换算，以方便人们的使用。

公元1080年，西班牙穆斯林天文学查尔卡利（al’Zarqali，西方人称为Arzachel，公元11世纪）完成《托莱多星表》（也译作《托莱多天文表》，Toledan Tables），其中有天文仪器〔尤其是阿拉伯人特别擅长的仪器――星盘〕的结构介绍与使用方法。《托莱多星表》对托勒密体系进行了修正，以一个椭圆形的“均轮”代替水星的“本轮”。另外，《Book of Tables》也是查尔卡利的杰作。

在对于宇宙体系的认识上，西班牙的天文学家质疑托勒密的本轮学说，并试图说建立一个真正的宇宙体系。

先后经历过阿巴斯王朝与蒙古人建立的伊尔汗国（Ilhans）两个时代的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图西（al’Tusi，公元1201～1274年），不仅建立了月球的运动模型，而且还在1247年提出所谓的“图西力偶”定理（“Tusi-couple Theorem”，即线性运动可以由圆周匀速运动演化而成，反之亦然。）。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里巴（George Saliba）在评价“图西力偶”定理时说：“如果仅靠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世纪）的《几何原本》（Elements）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著作中所提供的数学信息，哥白尼天文学的数学大厦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构建这一大厦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哥白尼本人所利用的，是两种新的数学原理。而这两种数学原理却都是在哥白尼以前大约300年间发现的，并为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学家们明确地用来改进希腊天文学。”文中所提到的数学原理之一，便是图西的“图西力偶”定理，它在16世纪初被哥白尼采用。

图西一生写作了关于天文、数学（几何与三角学）、物理、哲学、伦理学及逻辑学等学科的100多部著作，甚至还整理过伊本·西那的《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尔汗天文表》（或译作《伊尔汗历数书.》，The Astronomic Tables of Ilhans）。

位于今伊朗境内的、闻名遐尔的Maragha天文台也是在图西倡议下建立于伊尔汗国初期，其天文仪器甚至在当时被带到中国的元大都。Maragha天文台的遗迹至今尚存，成为人类文化遗产。

乔治·萨里巴在谈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关系的时候说道：“当我们想到哥白尼天文学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这样的概念时……我们便不难想像到哥白尼的数学天文学与在他以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天文学家们之间的交融了。或者换句话说，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阿拉伯天文学与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模糊边界会是这样有趣了。”

Kevin Krisciunas则对某些蓄意抹杀那时的天文学成就的态度给予直率的批评。他在《世界天文学中心》（Astronimical Centers of the World）一书第2章的开头即写到：“那种认为在托勒密之后，天文学研究陷入沉睡直到哥白尼时代才得以苏醒的看法，是一常见的错觉……那些认为阿拉伯人没有做出自己的贡献的人们，对于这一学科并未进行过调查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中世纪的天文学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科学著作的，即使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也莫不如此。

事实上，阿拉伯帝国天文学在今天已经落下永久的烙印，甚至现在人们使用的很多与天文有关的词汇，诸如“azimuth”（地平经度、方位角）、“nadir”（天底）、“zenith”（天顶），等等，都是源自阿拉伯语。

可以肯定地讲，阿拉伯帝国的天文学家对于宇宙天体的认识，是人类天文学史上由托勒密到哥白尼之间最重要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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