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班级里，有一个孩子，师长不照顾他，别的孩子行为和言语有时候很嚣张，也不严重，但这个孩子一旦言语和行为出格，哪怕一两次，就要挨批，导致这个孩子性格偏向保守，不敢乱来，有的人靠师长大力供给大力引进而取得各项荣誉或别的什么好处，这个孩子则长期处于“营养不良”，只好自己自学，低调地做，不靠师长总要靠一个东西吧，一个外部的东西，以【它山之石攻玉】，也形成了对【他山之石】的依赖性。

有一个地区，引入外资发展出齐全的轻工业门类，同时把自己绑在了国外经济的船上，因为之前作为战备前线，国家给投资很少，只好靠外面的，但也促成其民营经济发达。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福依祸之所栖，本来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少的国企，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反而给了民营蓬勃空间。

改革，好像消除一种习惯，孩子吸收新事物快，因为孩子一开始没接受什么既定观念，所以快，一种上升能量起先被压住然后松开，同样会出现对之前低水平的报复性反弹，大人接受慢则由于海绵吸了很多水之后迟钝了，如果一开始就是对的，没有什么历史包袱的话？有的事情，好就好在是一张白纸。我们说先发优势，其实后发也有优势，这就是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可能不在内部找支撑，可能借力于外。

所以就是，为什么改革往往从边缘地带以及在体制内地位较低的层级发起？而这块地方又与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来说，日本在亚洲位置就好像台海和南海沿线地区之于中国大陆的位置，原来是很被看不起的。天涯海角，流放之地，“中央”对哪个人不满意了贬去那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大名臣寇准就因此死在雷州半岛。
而在日本本身，地处边陲的长州、萨摩两藩，是推动维新进程的主要力量，两个藩在体制内属于外样大名，也就是三级大名。两藩都靠走私发家。萨摩藩和琉球群岛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的关系，琉球一度是英法对日贸易的中转站。外贸既得利益方其实希望锁国继续，这样就能继续把握对外窗口、货物集散地之实利(长州藩的下关处于进入濑户内海的内贸要津)，两藩仇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幕府打算开国，这就会导致他们丧失“经济特区”的独特性。

不少国家/地区在起飞时都存在这种特征。往往是边缘的力量先动作。吸引FDI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