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有人建议尽坑久叛的淮南及家在江东的吴兵，司马昭才刚特赥文家兄弟，还已有不错的效果，马上换另一张脸？再说远点，魏连战败的外族人口也不放过，不惜使其变成编戶齐民，反会尽坑同为汉族的吴兵（注27）？远徒吴兵至內州，正好补充一下士家的数目，还能示中国之弘呢。故不采纳，只是把他们移至三河，《晋书》就这样塑造出一个廉价的仁君形象。当然，比起司马炎灭吴后的翌年，赏赐王公以下“吴生口”（来自于战俘的奴隸），是文明了点。
淮南将吏士民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其实连元恶也沒戮几个，唐咨这三叛之一，被拜为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全假号位，众皆悅服。又听任文鸯、文虎收敛父亲文钦，并给其车牛，致葬旧墓。司马昭也不忘旧部，城破时便登垒慰劳贾充；战后又写信赞王基：“起初求移围者甚众，将军深算利害，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司马昭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乘胜灭吴时，王基谏：“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合肥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段谷）。皆因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吴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且我军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敌十万，元兇已诛，古往今来，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武皇帝（曹操）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
司马昭便打消这念头，先归洛阳，留贾充统后事。习凿齿评是役：“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傅玄以此总结：“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日后的《为郑冲劝晋王笺》、《策命晋公九锡文》中，也对此役用墨甚多；新一轮的都督填补又开始了：王基转正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注28）。王基上疏固让其所进封的东武侯，归功参佐，结果其军府的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陈骞也转正为安东将军，使持节、都督淮北诸军事，进爵广陵侯；钟毓为青州刺史、后将军；州泰从兖州调任为豫州刺史（注29）。
当中以淮北都督最为触目，如同《魏方镇年表》、《晋方镇年表》所记，这与司马昭、陈泰战时的临时的性质不同，因继任的还有卢钦和司马骏，入晋后还有王浑，已成常制；荊州更在明年分置两都督，算上司马望的雍凉都督与邓艾的陇右都督，可见司马昭有意把原来的大都督区，分割削弱，目的就是要降低淮南三叛般的成功率。

另一方面，姜维得知诸葛诞失败的消息后，兵还成都，除了造成双方互耗军粮之局外，不知还有甚么建树的他，居然如同当年武侯克武都、阴平二郡，并破郭淮后的官复原职。对比之下，邓艾和司马望拒敌有功还沒升迁呢：《晋书．义阳王望传》压根只字不提是役；邓艾的迁征西将军，实是其破姜维于侯和后的事。《三国志．陈留王奂纪》在景元三年（262年）十月记邓艾破姜维于侯和时，官职仍为镇西将军，因为那时的征西将军司马望，还沒被征回朝拜为卫将军。钟会在景元三年冬才迁为镇西，那代表邓艾此时才迁为征西，否则根本无空缺让钟会担任。
钟会在是役参谋居多，亲待见隆，时人谓之子房。退辞不任太仆后，司马昭让其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又屡让不受陈侯之爵，结果有诏赞其：“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日后司马昭力众议伐蜀，胆敢让钟会率十多万为主力，除了因钟会赞成伐蜀外，与平诸葛诞时所展现的军事能力，也不无关系。
升迁封赏的还有：王昶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增邑千戶；石苞迁镇东将军，封东光侯；鲁芝迁大尚书，掌刑理，进爵武进亭侯，增邑九百户；裴秀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贾充进爵宣阳乡侯，增邑千戶、迁廷尉。

司马昭效法当年的曹操，多次退让不受，或借机测试一下朝中反应，还有沒有忠于魏帝者。终只以封邑万戶、诸子无爵者皆封列侯告终。不过这举动，已超出曹髦的心理底线，“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为其殉国埋下伏线。
司马昭也不是无此必要，曹髦死后的两年，即景元三年，魏忠臣嵇康下狱时，居然有三千个太学生反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更有人追随其入狱（注30），故徐高阮先生在《山涛论》评论：“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嵇康死后，他的好友向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入京出仕。（见《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条注引《向秀別传》）
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国志．孙皓传》注引《襄阳记》云：“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敌国吴相张悌之言，也有相当份量的说服力，司马懿执政后确实是“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这点连王广也承认；其二子也是“任贤使能，各尽其心”，趁曹爽乱政时夺权并终得天下，也非无因。
史家的共识是淮南三叛是曹氏与司马氏的较量，诸葛诞被灭后，曹魏政权基本已在司马氏的掌控。元子攸设计杀尔朱荣，但尔朱兆、尔朱世隆反攻得胜；高澄虽意外被杀，但高洋继续掌权。曹髦就算能杀司马昭，已改变不了司马氏篡魏的步伐，观《晋书》宗室、诸王各传，已知司马氏在魏仕官者之众，司马昭纵死也只是换另一位成员登台罢了。
曹芳的罪名是“恭孝日亏，悖慢滋甚”；曹髦的罪名是“不能事母，悖逆不道”。正如《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总主编是郑师渠先生，分册主编为曹文柱先生）第七章第四节评论：“常常把孝道当作对付政敌的有力武器，进一步暴露其孝道的虚伪性……既然其孝治徒有虚名，也就难于用之治理天下。”以此解释时人轻国重家的观念成因之一，可谓一矢中的。
对于旧史对嵇康、阮籍的狂放无礼，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指出：“魏晋的破环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反驳了这些对政敌的诬陷。
在这乱世中，有人选择弃官隐退如范粲；也有躲不了被迫出仕的如阮籍，但其异如常人的行径，犹似自保。

入吴为质的长史吴纲，大概以为仍留在魏的妻子已死，在吴更娶。吴亡后，吴纲与后妻及子俱还中原。对于二嫡妻并存的问题，袁准认为：“并后匹嫡，礼之大忌。然此为情爱所偏，无故而立之者耳。纲夫妻之绝，非犯宜出之罪，来还则复初，焉得而废之？在异域则事势绝，可以娶妻，后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并后匹嫡，事不两立，前嫡承统，后嫡不传重可也。二母之服，则无疑于两三年矣。”袁准虽云二妻地位有別，但承认“并后匹嫡”这乱世事实。（见《通典．礼二十八》）
吴纲只是这时代二嫡妻这现象的缩影，同样见于父娶后妻但儿子王昌应否为先母服丧一事上。虽然最终不应服，但三种意见中，认为服丧、要看王昌出生时先母是否健在才决定服丧，以“礼得权通”为由承认二嫡妻（见《晋书．礼志中》）。

26．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晋书．职官志》
卫尉，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宋书．百官志上》
虽不能确定魏的卫尉，是否如同西晋时掌管武库及冶铸，但应该还保留东汉时的部份禁卫职能，这对曹髦还是有点用，故为司马昭所不容。
27．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三国志．东夷传》末注引《魏略》
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晋书．惠帝纪》
齐万年编戶隶属，为日久矣。《文选》卷20潘岳《关中诗》注《上关中诗表》
阿贵、杨千万留下的氐部被迁徒至雍州，其后人齐万年一直都是编戶，这就说明他们是像汉人般要纳稅的州郡民。吴军中虽有不少是来自山越之民，但他们几与汉人无异，详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第二节的考证。
28．盖因战时王基的都督豫扬，本非常制，荊豫都督才是；司马昭也沒理由强行从有牵制之功的王昶手中，分拆豫州予王基。且讨诸葛诞时，王基恐怕也沒多少扬州兵力能为其所督，空衔居多。
29．《三国志．邓艾传附州泰传》注引《世语》云其“历兖、豫州刺史”；《晋书．文帝纪》则云：“（甘露）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镇新野，州泰镇襄阳。”魏历史中，可沒有先为都督后任他州刺史者，故唯一的可能性只有平淮南后，州泰先接替王基的空缺，如同《魏方镇年表》所记，明年再任荊州都督（都督江南诸军事也应是此时）。
30．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杰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嵇中散临刑东市”条注引王隐《晋书》
嵇康学生三千人上书，请康为博士。《北堂书钞》卷67引《晋文王教》

七、战后影响
对吴的直接影响：可能是孙綝和全公主两位都始料不及，因为战前恐沒人能料到诸全降魏吧？全公主与亲家兼姘夫孙峻，关系不用多作解释；孙亮全夫人可是全尚之女，即全公主其夫全琮的侄孙女；加上“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见《三国志．孙亮全夫人传》），全公主地位稳如泰山。
朱公主曾反对废太子孙和，全公主因此而恨，借孙峻杀孙仪时，顺道杀其妹。诸葛诞起兵前的一个月，孙亮始亲政事，孙綝所表奏多见问难；又在苑中操练一支三千余人之军，并以大将有勇力者的子弟为帅。孙綝甚惧。
回朝后，早已知道真相的孙亮，还向孙鲁育询问小虎的死因，全公主惧，然后推过于朱据二子（朱损妻是孙峻之妹），朱熊与朱损遂死。孙綝力谏也阻止不了，全公主从此与孙綝结怨，“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祎及仪奉其母来奔”，《晋书．文帝纪》这句也点出了，全公主已经一下子同时得罪了少主孙亮与权臣孙綝。
二选一的情况下，全公主只好改与孙亮合作，好歹孙亮之妻还是姓全的；但诸全尽墨于寿春，对全公主的打击当真不少，只能依靠卫将军录尚书事的全尚。可惜全尚父子真的是不能付予大事之人，孙亮兵变前都已明言，不能告知予全尚妻，因为她乃孙綝堂姐，结果全纪还是照做不误。密既泄，孙綝先下手为强，孙亮被废为会稽王、全公主被徒至豫章、全尚父子身故。曾权倾一时的全氏，从此退出东吴的历史舞台。
孙綝虽然暂时胜利，但他在沒多少人选可供选择下，以孙亮之兄孙休继位。孙休登位仅两个月，就能与张布、丁奉等夺回君权，可见孙綝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孙亮曾评其于是役之罪：“孤见敕之，使速上岸，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异，擅杀功臣，不先表闻。”当属公允。
“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华覈总结了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时的情况，诸葛恪、孙峻和孙綝三位恐怕都全能适用，故孙休诛孙綝亲政后，马上颂令欲“轻赋稅、差料强羸，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可见当时孙吴国力的损耗是多么的重。可惜成效不大，因为华覈其后便称：“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
至少“义兵”这项暴政沿用至孙皓，其害见于陆凯的劝谏：“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孙弘任中书令为孙权晚年；这个名义上的无偿义兵，当然会造成“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
其实孙吴当权者又何尝不知道这是饮鸩止渴，无奈先有合肥新城之败（《孙亮传》称死者大半、邓艾则称死者万数）；救诸葛诞的先锋，即诸全、文钦等三万兵进城后从沒突围成功，加上朱异累败，恐怕有近四万之失。
再看看孙吴后期讨伐山越的力度（川胜义雄先生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称：“讨伐山越并非是直接获得殖民地的战争，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猎人战争”），与前期比明显失色不小，故也很容易理解兵源枯竭下，当权者为甚么要继续实行。追溯原因，就是孙权死后的数次战争中大败。
司马昭当相国后，在吴元兴元年（265年），遣昔吴寿春降将徐绍（有可能是《晋书．文帝纪》中的徐韶）、孙彧衔命赍书，陈事势利害，以申喻孙皓（文书內容详见《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但这当然不可能有半分效果。明年孙皓作书回应，遣纪陟、弘璆随徐绍、孙彧回洛阳。团行至濡须，有人报告徐绍赞美中原，故召还杀之，徒其家属建安。

对蜀汉的间接影响：谯周以姬昌、勾践、刘邦等休养生息，以弱胜强的历史，作《仇国论》讽姜维（详见其本传），这是因为当时蜀汉的情况为“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司马光把时间放于魏甘露二年；常璩则放于姜维还成都后。
可见姜维在经济沒多少建树的情况下，出兵次数比诸葛亮还多的同时，其效率反而不及前者，已激起部分益州本土士人的反感。“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这句可算是他们的心声。
若上述算是陈述事实，那开篇的第一句则完全是有问题：“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他居然鼓吹魏是承天意而肇建，而蜀汉只是区区的汉之因余？蜀汉亡前的一年，宫中有大树无故自折，谯周上书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其后已解释：“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见《三国志．杜琼传》）可见投降论早已在散播。
自费祎死后，姜维应诸葛恪之邀北伐响应开始，姜维每次的出兵，同年淮南皆有战事或司马师废帝，不能不说，姜维也是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但除了在洮西大破王经外，效益甚微，更有段谷为邓艾大败。
或许有鉴于此，姜维想从主动出击，变成诱敌深入冀获大利，故废除魏延开始的汉中守诸围的防御系统，改退守汉、乐二城，坚壁清野，待魏军粮尽时才反击。常璩把这事放于姜维复拜大将军后的同年。战略本身是否有价值已不重要，因为在日后的实践过程中，变成开门揖盗，让钟会如入无人之境。胡三省故评：“姜维自弃险要以开狡焉启疆之心，书此为亡蜀张本。”
另一方面，“相国自魏、晋以来，非复人臣之位矣”（见《宋书．百官志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不是不想当，只是因为功业不够；像当年曹操进爵为魏公、魏王，也要在击败韩遂与马超等关中军、张鲁后，才得以再进一步。平诸葛诞虽是大功，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只是夺回淮南，不是开疆拓土，日后刘裕也要取得北伐的成功，始能篡晋也就是这个道理，后秦遂成踏脚石。
可惜辽东公孙氏已亡，故只能选择蜀汉或吴。司马昭早认为“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见《钟会传》）；姜维再被邓艾破于侯和时，竟要避难至沓中，认为是机会来了，让邓艾缠姜维，钟会挥军陷汉中，直指剑阁。
姜维除了因得罪黄皓外，归因究底还是“维本羁旅讬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一再与张翼等本土反战派唱反调，连廖化也劝姜维，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钟会曾作《檄蜀文》，就以文钦二子、唐咨、孙壹为例，大打心理战（注31）；当邓艾孤军破诸葛瞻后，谯周借势劝刘禅投降。可见灭蜀的种种远因，实在淮南三叛这数年间已种下。
邓艾灭蜀后，司马昭马上当相国、晋公，相国府规模极大，据《宋书．百官志上》所载，长史、司马、诸曹掾属就有四十二人，涵盖东西曹、贼曹、兵曹、奏曹等十七曹，还包括中卫将军、骁骑将军这些禁卫武官；司马炎篡魏后，官员的班底就是主要来自乃父的相国府。始建五等爵就已有骑督六百余人受惠；裴秀议官制、贾充正新律、荀顗定礼制，最终宗旨还是为了篡魏及拢络大臣之用。只需等司马昭一死，司马炎自会登基成新皇。

对魏晋的影响：
魏晋之际的门阀政治虽不如东晋时的严重，但他们的势力已不能为统治者所忽视。除此之外，还有：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晋书．卫瓘传》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新唐书．柳冲传》
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通典．选举二》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册，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214引《晋阳秋》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正始初……玄议以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骛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门，岂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称於九族，岂不达於为政乎？义断行於乡党，岂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类，取於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夏侯玄传》
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书．郑袤传附子默传》
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太熙元年……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晋书．武帝纪》
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通典．职官十四．中正》注引

上述各条史料说明的情况是：魏立九品时，初期选举犹有汉乡议遗风，选材标准以德、才、家世为标准，家世仅是其中一项，每三年作一次调整；但日后因为州中正等职为世族掌控，已渐渐沦为其维护门阀统治的工具。但直至魏正始初年，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时弊时，也只是认为中正不应侵吞台阁选拔之权，应各司其职，但并沒有提及西晋般的积弊（刘毅所陈的八损、段灼上疏，各详见其本传）。那弊端开始见于何时呢？下限是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之时；司马炎死于公元290年，时年五十五岁，其弱冠当品之年，正好是曹芳嘉平年间的事。夏侯玄在正始五年迁雍凉都督，故州中正的设立应是司马懿辅政期间，即正始元年至四年。
正始之变后，司马懿可能已在实行九品中正制的改变，拉拢世族，如同早年置大中正，满足少数大族之欲。改变晚至其子司马师，已告完成。正如沈约在《宋书．恩幸传》的总结：“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辩。”《晋书．苻坚载记》记：“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指的就是这些有特权的世族。
魏晋士族如何拢断入仕权？汪征鲁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第五章中，统计了入仕之正史传主中出身寒门的数数与比率：魏的247人中，寒门占102人，比率为41.3%；西晋的234人中，寒门仅59人，比例急剧下降至25.2%。更可怕的是，正史传主中为寒门而终任中高官的比率，魏为74.7%，而西晋降至59.5%；魏中高官数量居然还比两晋总和还要高。魏与西晋本传人数相近的情况下，寒门下降近半，若考虑曹操三祖孙沒有如司马氏般与各世族妥协，寒门比例只会更高。
张旭华先生也在《九品中正制研究》第三章第六节中，列举了诸多魏晋高门权贵子弟由清官仕进，来证明其结论：“自魏末司马氏执掌政柄之后，一种以优宠高门子弟为主旨，以任职清官为特征的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就已逐渐兴起。”
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卷十》“先请”条评：“汉无八议之文，而有先请之律，先郑所举三者，即《唐律》八议之议亲、议贤、议贵也。”故八议这刑法辖免权，虽入律于魏（见《唐六典》卷六），但实本自于汉。《后汉书．应奉传附子劭传》云：“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
在日后仍然适用于门阀贵族，杜预就是典型例子（注32）。这特权还能荫及子孙，徐允对袁侃说：“卿，功臣之子。法应八议，不忧死也。”（见《夏侯玄传》）就是最好的说明，其对后世影响之坏，当如傅玄所批：“纵封豕于境內，放长蛇于左右。”（见《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
除了八议，《晋律》还把“除名比三岁刑”、“免官比四岁刑”（见《太平御览》卷651）这些可以官爵抵罪的条文写进法律规定內，此也是对为官袭爵的世族较有利之举。
刘颂说得更直白，从曹操如何拨乱反正至“吏清下顺，法始大行”，敍述至司马懿三父子为拉拢士族投己，如何宽纵门阀官僚，“易朝之为，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最后欲已平吴的司马炎，纠正法治已衰的状况。但司马炎根本无意改变现状：李熹弹劾山涛等人占官田，司马炎对违反占田法者，只杀个县令刘友了事，山涛、司马睦、武陔竟下诏“皆勿有所问”。因为司马炎回答胡威时就明言：“尚书郎（六品）以下，吾无所假借。”只能罚六品以下？怪不得司马光愤慨评曰：“避贵施贱，可谓政乎！”（见《资治通鉴》卷79泰始三年）
灭诸葛诞后，司马昭便马上奏录先世名臣元功大勋之子孙，随才叙用；司马氏三次也只诛元兇，因还想拉拢他们，司马炎日后用牵强的理由，赦免太原王氏；灭吴后给诸葛靓找个下台阶。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就总结了：“人所共知，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

淮南三叛为日后南北朝时人带来历史借镜：权臣当然想更进一步成为开国之君，桓温当然榜上有名（注33），与刘裕的分別，可能还真是成王败寇了。
萧道成在《驰檄数沈攸之罪恶》就引用了四个失败者之例，图打击沈攸之军的士气，时为齐王的他与司马师兄弟，何其相似。毋丘俭破高句丽之功与诸葛诞的士卒乐为其死，为萧道成所承认：“故刘濞赖七国连兵之势，隗嚣恃跨河据陇之资，毋丘俭伐其逾海越岛之功，诸葛诞矜其待士爱民之德，彼四子者，皆当世雄杰，以犯顺取祸，覆窟倾巢，为竖子笑。”
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萧岿犹未决，柳庄劝：“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皆因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也。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能力低下。况山东、蜀地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朝中将相多为自身打算，竞效节于杨氏。臣料定他们终覆灭，隋公必移周诈。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萧岿同意，众议遂止。
桓温征袁伐，从征的伏滔至寿阳作《正淮论》，历数以往据淮南被灭者来提升己方士气，当中自然包括淮南三叛，上篇曰：“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下篇曰：“夫王凌面缚，得之于砎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后觉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发疾，岂不勤哉！文皇挟万乘之威，杖伊周之权，内举京畿之众，外征四海之锐，云合雨集，推锋以临淮浦，而诞钦晏然，方婴城自固，凭轼以观王师。于是筑长围，起棼橹，高壁连堑，负戈击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后始知亡焉。然则屠城之祸，其可极言乎？”

31．咨困偪禽获，钦二子还降，皆将军封候，咨豫闻国事。壹等穷踧归命，犹加上宠，况巴蜀贤智见机而作者哉！《文选》卷44
32．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太平御览》卷652引《傅子》
（石）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晋书．杜预传》
33．桓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对亲僚，抚枕而起曰：“为尔寂寂，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世说新语．尤悔》“桓公卧语”条注引《续晋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