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调戏度娘
声明：这篇东西是以范晔《后汉书》为主要材料进行推测的，基本上属于推测和探索，所以其结论未必正确，仅仅我个人的一点儿猜测。请原谅……

早就想把这个推论说一说。但是一来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成果有些舍不得说，另外这件事基本上属于推论，所以一直没有写。今天把这个拿出来，与大家共同研究讨论。
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所以孝成为当时跻身仕途的重要条件。在汉代皇帝的帝号中，出了两位开过君主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之外，其他帝王的谥号前都要加一个“孝”字（《后汉书》的传记及目录也是这样）；甚至连王莽、刘秀以来愈加兴盛的谶纬学，与孝道都有所挂钩（“七经纬”中包括了《孝经纬》）；当时孩童读书也是把《孝经》作为启蒙读本。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基础，进而达到“推孝为忠”的效果，形成对等级制度的维护和思想灌输。（说点儿题外话，中国的专制者很聪明，往往把“爱”割裂成种种不同名目的品德，似什么忠、孝、节、义、仁、信等等，其实仅仅用一个“爱”就可以大致概括了。之所以要细分，是要把他们的某几种类型择出来修饰推崇，将其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从古至今“忠”、“孝”往往与专制密切相关，恰如一个人在家中万事服从父母，出了门就要万事服从朝廷、政府一样。其实生活在一起、有密切接触的人必然会产生感情，这是理所应当的，大可视之为良心范畴，现代人没必要用封建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言行。封建社会有封建道德，民主社会有民主道德，所以孙中山不谈忠孝仁义，单一个“博爱”就把这些都概括了。如果所谓的民主社会仍然以封建道德为倡导的主要思想，并冠之以“传统文化”作为掩饰的话，那就需要质疑其民主的真实性了……好吧，算我吃多了胡说。）
“举孝廉”这个名目起源于汉武帝刘彻，此后成为了汉代人走向仕途的重要条件。当然，除孝廉之外，还有茂才、明经、有道、方正等科目，这些总括在一起就是汉代选官的“察举制”。与之相对的叫“征辟制”，就是朝廷或开府大臣制定点名某个有才识、有能力或者有名气的人来做官。（ “征”与“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征”是以天子、朝廷的名义调某人为官，“辟”是开府大臣聘某人为掾属。）
单就举孝廉来说，汉武帝最初的设定是“每郡岁举孝廉两人”，但随着时代的推进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中。由于汉代各郡国人口数量相差很大，大郡人口多至百万以上，小郡只有万人，一律按每郡岁举两人的规定察举，名额分配不平衡。汉和帝采纳丁鸿的建议，实行按人口比例的办法，“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后汉书·丁鸿传》）；后来又照顾别郡，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后汉书·和帝纪》)。有的学者统计，实行上述按人口察举的规定，后汉全国每年所举孝廉数约为二百二十多人，这远远超出其他的察举形式。（《汉官目录》载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统计，每岁三公举茂才三人，光禄举一人，司隶举一人，州牧举十二人，共计十七人，加上位比三公的将军所举，也不过二十人左右，还不到孝廉的十分之一。其实我们看《后汉书》能体会到，那些有正传的名臣大多数孝廉出身。）
但是察举制度发展到汉王朝后期，一方面因为当时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因为士族势力的不断膨胀，察举制陷入了尴尬的局面，成了利益集团的私有物品，民间有谚“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有点儿像现在的“萝卜招聘”）。
关于曹操举孝廉之事，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这种形式的“萝卜招聘”，史书记载的很简短“年二十，举孝廉”。须知当时举孝廉的人的平均年龄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就连曹操自己都说过“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这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曹操进入仕途的性质了，即便出身宦官家族，但他毕竟也是“官二代”（其实应该说是“三代”）。其能够成为孝廉，关键还是他家族政治势力所决定的。
接着问题就来了！
在我们看《三国志》、《后汉书》的时候应该可以注意到，凡是在政治上有很大建树的人，在其举孝廉之事，往往会记载其举孝廉时的长官（有的是地方郡守、有的是三公直接举为孝廉）。而对于曹操举孝廉时的地方郡守——沛国相，（曹操乃沛国谯县人，沛国相就是批准、呈报他为孝廉的人）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非但《三国志》没有，时人的记述材料中没没发现。对于曹魏的实际开创者曹操而言，他早年的实际记载过于简略，这尤可理解，但对于曹操进入仕途第一步的“功臣”，不加任何记载，这似乎有些说不通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史书是介于此人身份，故意隐而不记。）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仔细看看《后汉书》、《三国志》，从边边角角寻找有没有相关的记载。在《后汉书》中在汉灵帝一朝直至曹操掌握许都的这二十多年间，明显能够寻到蛛丝马迹的“沛国相”一共有三位。他们是师迁、陈珪、袁忠。其中经上下文考证，师迁所任“沛国相”为“陈国相”的误记，所以只剩下陈、袁二人。首先，这两个人担任沛国相的时间不明；再者，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应该还有其他人担任过沛国相——所以不能确定举曹操为孝廉的人究竟是谁。
再者，我们也不能排除三公直接举曹操为孝廉的可能。依据年龄的计算，曹操二十岁举孝廉的时间是熹平三年（公元173年）。在这一整年中，担任三公的人包括李咸（太尉）、段颎（太尉）、许栩（司徒）、杨赐（司空）、唐珍（司空）。因为当时是宦官曹节、王甫势力强盛之时，所以官员中很大一部分为阉党附属。如段颎为王甫死党、许栩为宦官亲密分子、唐珍为“五侯”中唐衡的弟弟，也不能排除这些人举曹操而史书隐曹氏之恶的成分。但是，从当时的舆论和后世评价来看，段颎曾为凉州名将，许氏一族中许训、许栩、许相先后为三公，唐珍虽属阉党并无恶性的明确记载，即便是此三人之一，史书也不至于将其隐没。再者若杨赐、李咸，则是当时名望之臣，正是给曹操添光之处，不至于隐而不记。
当初在下的推测到这里就中断，时隔很长时间，在详细观看《后汉书·酷吏传》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曾任沛国相之人——王吉。王吉的传记十分简略，现全篇引述：
“王吉者，陈留浚仪人，中常侍甫之养子也。甫在《宦者传》。吉少好诵读书传，喜名声，而性残忍。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觿议。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
首先，王吉是当时臭名昭著的擅权宦官王甫的养子。（王甫是造成窦武政变失败的元凶之一，另外也是构陷汉桓帝胞弟渤海王刘悝、汉灵帝首任皇后宋氏的参与者。）再者，王吉也是后汉著名的酷吏，在《后汉书·酷吏传》所载七个酷吏中唯一一个乏善可陈的。（插一句，《后汉书》记载的酷吏与新旧《唐书》定义的酷吏不同，其中记述的董宣、李章、阳球等六人并非是十恶不赦之凶徒，都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建树。即便王吉随没有什么正面评价，但除了执法残酷外，也没有什么个人操守方面的贬低。）
王吉的传记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而王吉随其养父宦官王甫的倒台被杀是在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在这五年里王吉担任沛国相，而由此倒数五年恰恰是熹平二年！
当然，这个推理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五年的计算方法，如果是把光和元年算作一整年的话，单纯算年头，那么可能就不包括熹平二年在内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算，就包括在内了。
但是就是这小小的半年之差，其实就有天壤之别。问题并不在于王吉是不是曹操仕途上的恩人，而在于这决定了曹氏家族的政治立场问题。
其实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是熹平元年，曹操坐妹夫宋奇之罪罢官。而这一事件实际上是汉灵帝废黜、处死首任皇后宋氏引起的，宋奇为扶风宋氏家族成员，当时凡宋后近亲男子尽数遇害。问题在于王甫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大专题，关系到汉灵帝即位合法性的问题，宦官王甫先前搬到了比汉灵帝即位更有法统优势的渤海王刘悝，并将其满门诛灭。其中刘悝的王妃宋氏恰好是汉灵帝皇后宋氏的亲姑姑。所以宋氏与王甫是仇敌，也正因为如此，王甫最终不得不搬倒宋后。此属东汉历史问题，与三国后来的政治问题关系不大，故不在此详述）
曹氏与宋氏结亲当为既定事实，然曹操若真为王甫养子王吉所举孝廉，意味着曹氏家族（至少是曹嵩）在政治斗争中实际上脚踏两只船的，无论是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还是宋氏外戚集团，都有一定的关系……
以上内容绝大部分属推论性质，并无大量史料作为证据，请大家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