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看上去很大，但事实上只想重点谈两晋与三国史（不含地方志）书写密切相关的三位史家：陈寿、陆机、习凿齿。这几位史家的观点，折射出了两晋时期对三国鼎立和西晋移鼎这段历史定位的看法及其演变。看似这两个问题关系不算很大，但是如果仔细爬梳相关史料，将会发现两晋史家在对西晋限断的看法上，实际上集中折射了他们的三国正统观；而两晋史臣对司马氏前期历史的建构，也必伴随着对三国历史的型塑。因此三国史的书写与对西晋王朝的定位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西晋时期的建构的史书会成为东晋时人再认识前西晋时代历史的主要来源，后来史臣在前人建构基础上，再次建构服务于自身正统观的史书体系，这样的层累建构行为，将导致历史记载与史实的偏离越来越远。

一、西晋官方对于宣帝仕魏的形象塑造
关于这个问题，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已经有了让人信服的论证，但是由于此问题在本文中比较关键，所以兹引用其主要观点，略作阐述。
《晋书·宣帝纪》：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再看前一段，《晋书·宣帝纪》：南阳太守同郡杨俊名知人，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非常凑巧地，杨俊后于魏讽之乱被处死，崔琰亦是被曹操赐死，感觉《晋书》专以此二人作为为宣帝延誉之人，颇有深意。结合后文“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晋代史家似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宣扬宣帝与曹操自一开始便处于一忠汉一篡汉的对立立场上。宣帝早年的知遇之主死于曹操之手，而他出仕曹魏，亦显得是为时势所逼，出于无奈之举。历来读到这条史料者往往对此反常记载心存疑虑，宋人叶适就指出：“懿是时齿少名微，岂为异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惮之至此？且言不屈节于曹氏，尤非其实。”尤其是考虑到司马防乃曹操为洛阳北部尉时的推荐者，司马懿出仕之前，其长兄司马朗已为司空掾属，可见两家关系颇为交好，由此衬托得宣帝不愿出仕之事更为反常。
然而为了提高这一史料的可信度，西晋史家甚至还在《宣穆张皇后传》里编了与之“配套”的史料：
宣帝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
似乎两相对照，还能让《宣帝纪》的这条可疑记载从“孤证”变为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进一步打消旁人的疑虑。
《宣帝纪》最后还加了一段：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这固然是史书中常见的附会之词，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宣帝的“异人之资”（异人之才）在其早年便崭露头角，以至于为曹操一眼识破，一方面同样也是为了再一遍地暗示读者“宣帝不臣于魏”这个“事实”。经过史家煞费苦心地几次三番的渲染，史书中的司马懿一直生活在曹氏帝王的隐隐猜忌中、并且并不愿意为魏臣的形象，便塑造得深入人心。
然而《北堂书钞》卷113引《魏略》佚文对此有全然不同的记载：
晋宣帝好学，曹洪自以麄疏，欲屈自辅帝，帝耻往访，乃托病拄杖。洪恨之，以语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应命也。
这则史料里的宣帝，其热衷功名利禄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抛开《晋书》中“不欲屈节曹氏”这段疑点重重的记载，看历史上的宣帝，无疑是个少年仕宦，经纶世务，以干能见长的文武兼资之臣。在仕宦一节上，他可谓是不拘名节，十分通达的。从对曹丕对他的重用全无推辞，到因闻京师有变而日夜兼程赶去见曹叡最后一面，到后来因不满曹爽对自己权力的侵夺，而不惜铤而走险发动高平陵之变，更说明了他醉心权欲，本非谦退之臣的事实。这样的性格不可能是少时心存汉室、鄙视曹操以“宦阉遗丑”行篡汉之事，被逼出仕后便在朝夕之间性格大变的结果，可见《晋书·宣帝纪》关于这一主题的塑造，乃是史官的有意为之。《魏略》的孤证记载，近乎可以对《宣帝纪》的宣帝形象建构起到一票否决的效果。本文的一大重点，就是想关注宣帝形象是如何经过晋朝史官记载、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

二、西晋时期对限断问题的争论及陆机《三祖纪》的书写
为何从《魏略》到《晋书》，史家关于宣帝仕魏的说法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异？这是因为《魏略》作者鱼豢生活于魏末晋初。虽然魏晋之际的中央统治阶层和名士群体，很大程度上是活在司马氏专权的政治高压和白色恐怖中，但是当时毕竟曹魏尚存，司马氏可以在权力上压制官宦和名士，迫使他们在或矛盾或追逐权势的心态下屈服于他们的威权之下，却不能在意识形态上作更多的改变，以宣扬他们霸权统治的合理性。所以鱼豢所处的年代，并没有刻意将事实往宣帝不臣魏的方向渲染的意识。
随着泰始元年司马氏代魏进程的最终完成，与曹魏的公卿官员确立了正式的君臣名分，西晋王朝的统治便可谓是木已成舟。西晋代魏比之曹魏代汉，性质上属于内部和平演变，是真正的鸠占鹊巢，行篡夺之实。可以说，为西晋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一批士人，他们恐怕比随着曹操平天下的曹魏开国功臣们心中的罪恶感、迷茫感更甚，而他们作为曹魏末年血腥斗争与高压政治的参与者，为自己的不忠不义之行寻求一个正大光明的理论依据，便显得尤为重要。在西晋灭吴之后，这种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因为这时候的西晋已经实现了统一，结束了近百年的分裂，站在了三国都未能达到的高度上。这在当时臣民的眼中，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让西晋敢于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置于曹魏的历史地位之上。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西晋王朝进行了一系列王朝意识形态的塑造，其中，前后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几年的西晋开国限断之争，便是其中之一。而宣帝不臣魏这样成体系、思想塑造上高度一致的史料系统，是经过西晋史家在王朝意识形态的争论中，长期建构的结果。
《晋书·贾谧传》：广城君薨，去职。丧未终，起为秘书监，掌国史。先是，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于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张华、领军将军王衍、侍中乐广、黄门侍郎嵇绍、国子博士谢衡皆从谧议。骑都尉济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门侍郎华混以为宜用正始开元。博士荀熙、刁协谓宜嘉平起年。谧重执奏戎、华之议，事遂施行。
所谓限断，就是决定《晋书》的书写年代之始。这段史料清晰地揭示了西晋时争论频频的三种限断方式：即从正始断，从嘉平断，从泰始断。
这三个时间点对应着司马氏专权的三个层次。
正始则是宣帝受曹叡托孤之重，辅翼齐王芳的开始年代，这段时间曹魏皇室宗亲逐渐凋零，皇权旁落于大臣，宣帝权势威望逐渐隆重。可以说，宣帝代魏的基础，就是这段长达十余年共分朝政的经历，是以荀勖等视正始为王业之始。
嘉平则高平陵政变之后，宣帝以及司马氏家族长达十余年间政由己出，取得对曹氏的压倒性优势的时期。
泰始则武帝正式代魏，开启大晋基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并开启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的时期。
某种程度上来说，从正始、嘉平限断性质上无本质区别。熟悉魏晋历史的人，不难看出正始到嘉平乃是曹魏皇权逐步衰弱，司马氏的权力逐步崛起至兴盛，渐渐脱胎于魏而跃居人臣之上的时间点。因此主张从此时间点进行《晋书》限断的朝臣，其着眼点更多地在于从以魏为正统的视角切入，观察“天命”由魏移于晋的过程。从正始断，从嘉平断，其实就是对于“天命”何时由魏归于晋的取舍标准的争论。太康年间的限断议中，泰始限断的方案尚未被提出。而随着太康末年时老一辈的西晋“佐命功臣，皆已没矣”，西晋中央的贵公子、“官二代”也逐步接替老臣走上政治舞台，以及元康中吴地士人逐步踏入中央政权，情况便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前者而言，他们并未显赫于曹魏，对曹魏本身的感情更多停留在父辈荣耀这一概念上；对后者而言，无论是吴人还是蜀人，他们作为在官场上相对孤弱的势力，远涉他乡为官，必然相互紧紧抱在一起，互相提携。而故国对于他们，是一个连结乡情的重要符号，这将乡党意识与故国政权同一化，他们所怀有的“故国之思”以及在中央仕路的艰难，促使他们有意无意地在王朝意识形态上为自己的故国争取更高的历史地位。
陈寿《三国志》完书于太康后期，而华峤《后汉书》完书于元康初，二史的编撰完毕，使得编修官史《晋书》更提上日程。太康时对晋史限断的争议，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而如要编写《晋书》，则必须对于限断选取达成一致的决议。
贾谧元康初职在门下和禁卫，虽历位不在机要，却因贾后专权之故朝野瞻望，浮华子弟竞相奔凑。他后来因其母广城君郭槐去世而被迫去官服丧，服丧结束后以亲领秘书监的姿态重返朝政，总典国史之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贾谧提出了重议限断，当还有为贾氏治下增加政绩，辅翼贾南风的专权的政治目的。陆机所作《三祖纪》是《晋书》目前所见成书最早的篇章，可见正是此次限断议之后，《晋书》的编写才开始真正展开。

贾谧这一次重议限断，开创性地提出了从泰始断的方案。而当时领著作郎为贾谧下属，又身为攀附贾谧、浮华求进的“二十四友”之一的陆机，必以贾谧党羽的身份支持其提案，并为之寻找理论依据。而且从史料留存的只言片语来看，贾谧的限断议与陆机个人的利益也是能够取得一致的。由于贾谧关于此议的表章现已不存，而陆机关于西晋限断与历史定位的史料则颇有保留，我们可以从中管窥“泰始限断论”一派的主张，与正始、嘉平限断两派之间是存在本质性的差别的。
《隋书·李德林传》：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徵？
北齐高洋代魏时所面临的情况与西晋颇为类似，故当时朝中亦掀起过一场关于《魏书》限断的大争论。《隋书》这段史料为当时党魏收的李德林对陆机在《晋书》限断问题上的主张背后动机的理解，他敏锐地察觉到陆机极力主张泰始限断的背后，是一颗故国之心在作祟，这一认知可谓一针见血。（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一眼看出习凿齿《汉晋春秋》实质上也是“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而后世史家观习凿齿《汉晋春秋》主旨，则多被文义所误。这一问题放后文讨论。）而检《文选》引陆机《答贾长渊诗》其四、其五，也体现了这一点。
《其四》：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干戈载扬。俎豆载戢。民劳师兴。国玩凯入。
《其五》：天厌霸德。黄祚告衅。狱讼违魏。讴歌适晋。陈留归蕃。我皇登禅。庸岷稽颡。三江改献。
《其五》的“狱讼违魏，讴歌适晋。陈留归蕃，我皇登禅”一句非常明显，陆机认为魏蜀吴三朝同霸，且西晋受命的转折点，在于陈留王曹奂的禅让以及晋武帝的登基。这一答诗作于贾谧去官服丧期间，当时陆机作为吴王晏国官随其在国，贾谧以当年游处之情拉拢陆机，邀其还朝，双方往复诗总共十首，其中部分便涉及了对三国和西晋的看法。从二诗可以看出，陆机早在贾谧提出限断议之前，关于三国同霸的认识，已经是他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陆机的主张在断限议前后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吴地士人长期受到吴国亦受命于天的宣传和爱恋故国情绪的左右下，基于维护故国的立场而产生的。
《答贾长渊诗·其五》中，明确指出“我皇登禅”是晋武帝，提到的“狱讼”“讴歌”之典故，实质上是援引尧禅让于舜的典故，尧禅位于舜而不传其子丹朱，以类比魏祚传于晋武帝而不传于陈留王奂。可见在领著作郎典国史前的陆机眼中，晋武帝（而不是宣帝）才是真正的受命之主。在后来的限断议中，陆机同样援引了尧舜禅让的故事来判定大晋受命之年代，而判定的关键概念就在于“摄政”。陆机的表章今已难窥全貌，但是后来的李德林与魏收论西晋限断之正误时，对陆机当年的遗文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和驳论。
缘何宣帝开启司马氏霸业，在陆机眼中不算“摄政”？陆机又为何会认为西晋受命于泰始？他用经学典故与现实政治对应的逻辑颇为繁复，要理清这个问题，必须对《李德林传》的书信进行仔细辨析。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陈述一下魏李二人书信往复的背景。
《北齐书·阳休之传》：又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中，收还朝，敕集朝贤议其事。休之立议从天保为限断。魏收存日，犹两议未决。收死后，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义。后领中书监，便谓人云："我已三为中书监，用此何为？"隆化还邺，举朝多有迁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谓其所亲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诸事，深为时论所鄙。
所谓平四胡之岁，即指普泰二年（532）。该年高欢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起兵，在韩陵之战击败尔朱兆、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尔朱度律几位尔朱氏势力的主要人物，顺利进入洛阳控制朝政，奠定北齐霸业基础。天保元年则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正式代魏的第一年。
李德林与魏收书信往复之事，即发生在武平中（570—576）这次限断之争期间。魏收《魏书》成书于北齐天保三年，武平中议限断，实际亦是为北齐国史的修订做准备。北齐代魏同样经历了二代三人，同样创基之主宣帝和高欢功业甚高，为后来人的执政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础。综上观之，可以发现西晋、北齐两次限断之争的背景亦颇为相似，难怪当年陆机在处理西晋受命问题的限断议，成为了北齐史家一致关注的焦点。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魏收所持之议与荀藩等类似，而阳休之则与陆机立场一致。主张从天保限断，与魏收针锋相对的阳休之，必引陆机当年议限断的“故事”来对魏收一派进行驳难。而魏收一派势必要指出陆机当年议限断思路和对经书典故把握的不合理处，为自己的普泰限断论提供支持。而魏收以文见长，故不得不问计于“该博坟典”的李德林，辨析故事，逐条驳论，可以说李德林在这次限断之争里是魏收背后的重要智囊。而李德林在书信中，确实对陆机的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篇关于起元往复的记载中重要的是李德林所提到的一些陆机的观点。

全文引录如下：
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敕集百司会议。收与德林书曰："前者议文，总诸事意，小如混漫，难可领解。今便随事条列，幸为留怀，细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敌人之议。既闻人说，因而探论耳。"德林复书曰："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按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按《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蒙示议文，扶病省览，荒情迷识，暂得发蒙。当世君子，必无横议，唯应阁笔赞成而已。辄谓前二条有益于议，仰见议中不录，谨以写呈。"收重遗书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鲁公诸侯之事，昨小为疑。息姑不书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虽摄，尚得书元，舜、禹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更有所见，幸请论之。"德林答曰：
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礼，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扆朝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
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徵？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
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恐晋朝之议，是并论受命之元，非止代终之断也。公议云陆机不议元者，是所未喻，愿更思之。陆机以刊木著于《虞书》，龛黎见于商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议，斯又谬矣。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

由于该记载涉及经书典故，逻辑繁复，文义混漫，故对他们争论的几个焦点问题加以辨析。
（1）摄政与称元的关系
魏收在书信中向李德林解释来信缘由，乃是因阳休之对魏收观点有诸多异议，因此将其中疑难之处书与李德林，欲与之探讨。李德林在读完魏收的来信后，提出了补充意见，指出：《春秋》惯例是即位称元，但也有特殊情况如鲁隐公未即位亦称元，所以不一定要即位（对应高洋天保元年）才能称元。阳休之一派议称受终为帝的时候才能称元，是《尚书》的古义。根据《大传》，以臣礼而死的周公，摄政时亦称元，可见不一定要像舜、禹一样受终于前代而称帝者才能称元，摄政者亦可称元。
（2）何为摄政
明确该前提后，“摄政”可起元便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判断何种情况可称“摄政”。周公摄政，是暂代天子位行天子事，从表面形式上来看，与后世的建立霸府机构的权臣以人臣之礼事君（即所谓的“相”）确实存在着礼仪上的显著差别。然而李德林举出周公摄政亦称“相”，曹操相汉被曹植比为舜摄政于唐尧之朝，以证明“摄”与“相”实无差异。
如我们所知，魏晋禅代的进程中，宣帝、景帝两代人都致力于巩固司马氏的专权，并未在名位方面有过多的进展。司马氏名位方面的进展，实质上开启于文帝时期。司马昭继任之后，受相国之命，加九锡，称公，称王，然而最终在一切几乎都已备妥的禅代前夕猝然离世，终其一生亦未在名位上享受到天子的待遇。故石苞奔丧时才大哭“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让司马昭终于在死后享受了一把天子之礼下葬。故仅从名位角度而言，司马氏确实并未代天子行事，无法达到“摄政”的标准。
当年的陆机，便是从这礼仪威势的角度切入，认为舜摄政的开始是“格于文祖”，（《史记正义》：舜受尧终帝之事於文祖也。）之后完全行天子事，如“班瑞群后”等天子礼仪，也是由舜来执行。当时的尧已不行天子之事，仅在位而已。从名位角度类比魏晋易代，“受终”于陈留王奂的晋武帝才是真正的受命之主，终一世皆为魏臣身份的宣景文二代三人，都不能称“摄政”。
阳休之援引陆机当年论证宣景文“身未居摄”的表章来证明高欢亦非“摄政”，不得起元于普泰，李德林对此提出的反驳是，“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这也是他论证的核心思路：循名责实，不看表面形式，当看实际权力。霸府政治的一大特点便是其主无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实。如果论实际权力，高欢与当年的舜并无二致。而假若专以表面虚名来判断的话，行摄政之事的周公、霍光并未真正受命于周、汉，所以不能以名位作为判断摄政与否的依据。
（3）起元与书法之争
阳休之认为起元元年必须是魏朝国史实录元年，后人修齐史方可以元年纪事，而高欢时用北魏、东魏年号，自然不能以普泰起元，李德林同样以高欢以人臣之礼事魏，谦匿受命不能体现当时的实际情况驳之。
魏收在之前的回信中，询问了李德林关于经书中“一”和“元”使用场合是否有别，李德林答云古人用“元”较为谨慎，但是从含义上来说，“一”与“元”也是一码事。
李德林又指出，古人重纪年，纪元在史书里是一个关键的体例，代表了史家眼里的“受命”。陈寿不愿意说曹操受命，陆机眼里三国皆为霸朝而并非受命之正朔王朝，习凿齿也是如此。如果认为曹魏尚存之时司马氏已然受命，那么便是认为司马氏是受命于魏，即承魏正朔，此必非陆机所愿。如前文所述，陆机不承认曹魏是受命的王朝，而仅承认其割据霸朝的地位，所以他倾向于淡化司马氏的王业与曹魏的关系。所以晋武帝的正式称帝，建立晋王朝，这一顺天应人、开创新朝的时间节点，便在陆机眼中显得尤为重要。
李德林认为若高欢霸业之始不为起元之始，那么高欢的《本纪》里会充斥魏朝之事，编年亦以魏朝年号，那么《本纪》便与魏末的功臣列传体例上全无差别了。这自然也是在针对阳休之以魏朝年号编书《高祖纪》的主张。而实际上从《晋书·帝纪》的编撰来看，宣、景、文三帝的编年也无疑采用的是泰始限断，泰始之前事以曹魏年号纪年编写。魏、阳两派廷议时，认为陆机并未谈论起元的问题，而李德林指出陆机其实对起元问题提出过意见。这一问题上陆机再次与李德林相左，引李德林对他的意见又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
这句话多给人造成误解，实际上该句中的“或”当解释为“有人”，是陆机对反对派意见的引用，这一问题上他与束皙是有分歧的，所谓“赤雀”“白鱼”皆典故，喻晋朝受命之徵，乃是束皙引经据典支持正始、嘉平限断。而李德林信中的后文，多为陆机对反对派意见的驳斥。
又据《初学记》引陆士衡《晋书·限断议》曰：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
结合《李德林传》，陆机对于自己起元泰始的主张，提出的依据是：禹禅代之前的事书于《虞书》，周文王之事写于《商典》，他以此驳论持正始、嘉平起元论者，作为以“受命”为限，受命前的事书于前朝史的依据。那么按陆机泰始限断的主张，宣、景、文三帝的事迹皆发生于西晋王朝“受命”之前，晋三祖实为“追王”。但三帝不可不入西晋国史，故陆机想以退而求其次之法，《三祖纪》虽名为纪，在体例上以臣传书写，以示三帝并未受命，仍为曹魏之臣的事实。
陆机这一书法在后世看来颇为不伦不类，刘知几即斥“直序其事，竟不编年。年既不编，何纪之有”；李德林提出正确做法应是二史并书，不能将后朝的创业史写到前代去，更不能让高欢、高澄以北魏之臣列传体例书写，而不以本朝帝纪，这是非常不得体的。

总而言之，通过李德林与魏收的往复，我们可以看出陆机为支持贾谧的泰始限断论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他遍寻经史，援引上古舜摄尧政典故为核心，以舜摄政与司马氏专权时名位和威权的高下为着眼点，提出了一套堪称逻辑自洽的理论，来支持晋武帝为西晋王朝的受命之主，西晋受命于禅代之时而非司马氏专权移鼎进程开始之初。他将晋三祖身份归入“魏臣”行列，实际目的是为了淡化司马氏移鼎对于西晋王朝建立的作用，同时为了凸显混一南北的晋武帝在西晋诸帝中的重要性。
在相当一部分西晋士人的心中，晋武帝之所以为天命之主，是在于其功德——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四海晏清，万民归心。晋武帝一举平吴，让西晋王朝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一扫魏嘉平以来以阴谋和强权代魏造成的道义方面的阴霾。自太康以后，歌颂晋武帝灭吴一统的声音就屡见不鲜，从太康初平吴后的多位朝臣劝行封禅，到挚虞的《太康颂》，到潘岳的《为贾谧赠陆机》，到陆机的《答贾长渊诗》，一再地歌颂由晋武帝缔造的“万世基业”（在不知永嘉的元康中人来看，确实如此），太康盛世。晋武帝的这一成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西晋士人太康之前一致视西晋为曹魏的延续的王朝意识形态，至此渐渐产生了新的声音。他们依旧承认西晋承魏正朔，但是却又认为西晋的历史定位已经跃居曹魏之上。
另一方面，蜀、吴士人（尤其是本土势力强大的吴地士人）携带着他们在南方长期生活形成的以本国为尊的固有意识形态，也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西晋统治集团，势必对西晋之前较为单一的以曹魏为尊的正统观形成一定的冲击。身为亡国之后，他们生活在统一后的西晋王朝，自不能对亡其国家，缔造万世功业的西晋的正统性有所质疑；毋庸置疑，在西晋王朝中，身在权力核心，起绝对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曹魏“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他们不可能违逆当时“中国”士人的意见，扭转西晋承魏正朔这一事实。因而吴蜀两地的士人自会对在故国时形成的以本国为尊的正统观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便是倾向于将三国作为同时并存的分裂王朝看待，而统一的西晋则为天命所归。
太康之后的西晋士人在回顾三国这段历史时，由于已经彻底摆脱了分裂时代，往往不由自主地自居三国时代的总结者、后来者、优越者。这一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言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将曹魏与其他二家并称，而不像之前那样强调曹魏相对于另两家，乃是天命所归了。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屡见不鲜：
如陆机《辩亡论·下》：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掩有交、广。
《晋书·周处传》：及吴平，王浑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晋书·华谭传》：臣闻汉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栖岷陇，吴据江表。至大晋龙兴，应期受命，文皇运筹，安乐顺轨；圣上潜谋，归命向化。
潘岳《为贾谧赠陆机》：灵献微弱，在湦则渝。三雄鼎足，孙启南吴。南吴伊何，僣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伪孙衔璧，奉土归疆。
陆机《答贾长渊诗》其四：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干戈载扬，俎豆载戢。民劳师兴，国玩凯入。
王隐《蜀记》载李兴为诸葛亮碣：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

贾谧的泰始限断论，本身便是这种新的王朝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很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第一，从掩盖魏晋禅代污点的角度，这样做有利于淡化宣、景、文三帝不忠于魏对于“晋德”的亏损。
第二，从灭吴之前的西晋统治集团利益的角度，抬高西晋有利于他们为自身的功业歌功颂德。
第三，从被征服的吴蜀士人的角度，抬高西晋有利于他们将自己故国置于与曹魏在某种程度上并驾齐驱的地位上。
因而泰始断的提案在提出之后，便受到当时身居高位的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的一致通过。这几人或为元康政治的主要执政者，或为当时朝望，可以说贾谧之议并未遭遇多少阻力。
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晋统治地域扩张，统治集团为抬高自身功业，并接受了吴蜀士人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的影响的变化之下，西晋之人对于本朝和前朝的认知，便发生了这样从“并尊魏晋”到“独尊西晋”的改变，可以说尊晋是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的，而泰始限断论也由此应运而生，是为宣扬西晋至上而服务的。
《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晋史，洛京时，著作郎陆机始撰《三祖纪》，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会中朝丧乱，其书不存。先是，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子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事迹，多所详究。过江为著作郎，受诏撰晋史。为其同僚虞预所诉，坐事免官。家贫无资，书未遂就，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亮给其纸笔，由是获成，凡为《晋书》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诣阙奏上。
按《史通》的说法，陆机所作《三祖纪》值永嘉之乱典籍散佚而“不存”，然而据《晋书·石勒载记下》：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石勒身为一个文盲，了解前代史事，必从后赵儒生士族之口。而他对司马氏父子的事迹显然颇为熟悉，必是从读史的儒生口中听闻颇多，此为陆机《三祖纪》至少在北方仍存，并流传于后赵的证据。
再看东晋方面，《九家旧晋书辑本》所辑王隐《晋书·帝纪》中，宣、景、文帝纪同样以列传体例书写，至武帝而改为帝纪体例。由于《三祖纪》今已彻底湮没无遗，王铨、王隐有没有参考过陆机《三祖纪》虽无法定论，但王隐此书法无疑是与陆机一脉相承的。王隐以寒门出身，后因触犯虞预被废，后蒙庾亮惜才，居武昌以白衣修史。他“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生活于西晋的其父王铨于王隐《晋书》的西晋史料来源必贡献颇多。而关于宣帝不臣魏的最早记载，即出现于王隐《晋书·宣帝纪》，这一史料有很大可能是出自其父手笔。那么在西晋时当已出现宣帝被逼仕魏的说法，这当与西晋官方“独尊西晋”的王朝意识形态宣传脱不了干系。

三、陈寿《三国志》的正统书写
陈寿《三国志》的书写，有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1）起元于黄初，汉末事入《国志》，沿用汉帝年号，亦不以曹操为“摄政”“受命”之主。
《史通·内篇·本纪第四》：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曹武虽曰人臣，实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国不建元。陈《志》权假汉年，编作《魏纪》，犹两《汉书》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后来作者，宜准于斯。
《李德林传》：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
（2）体例上首创三家并书之体，实未以曹魏立场写史
同情蜀国的后人往往抨击陈寿以魏帝作本纪，而吴蜀二国之主皆不作纪。然而实际上陈寿采用的是以曹魏诸帝作《本纪》，吴蜀国主之传名称虽为列传，体例却全为帝纪之体，三家史的纪年又各用其本国年号；又以三家史并书，独创新史体。这样的折中之法，由于西晋承魏正朔，在当时而言已经是对吴、蜀二国国史的最好结果。
若魏作帝纪来指责陈寿不能持平守中，未免失于严苛。
据《陈寿传》，“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可知夏侯湛身为曹魏宗室之后，并未为吴、蜀作成体系的史书，或仅以列传附于后，具体未详。
又北魏大儒梁祚改并三国志为曹魏一家之史书《魏国统》；（《魏书·梁祚传》，梁祚“撰并陈寿《三国志》，名曰《国统》。”《隋书·经籍志》：《魏国统》二十卷(梁祚撰。)）而北魏张始均亦改写《三国志·魏书》为编年之体。（《魏书·张彝传》：始均才干，有美于父，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之体，广益异闻，为三十卷。）以上二例皆是三家独尊曹魏。
以上例子或出于纯欲尊魏，或出于欲尊北方政权曹魏以为自身的正统之争张目的目的，才是真正自居曹魏立场的史家所欲采纳之体例。陈寿之书，最多可谓形式上倾向于尊魏，而实则持平守中，故抨击陈寿不能三家等齐，甚至抨击其无心汉室，不能尊蜀云云，都是带有强烈有色眼镜的言论，未免失之不公。
对比北齐时魏收作《魏书》，以东晋南朝尽入《魏书·列传》，并冠以“僭晋”“岛夷”之类蔑称，陈寿之端平已是难能可贵。
（3）陈志是“文质辨洽”与“有益教化”能够兼顾的良史
《晋书·陈寿传》：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古人记史，虽然赞扬如南董那样的直笔，但是他们也同样重视史书的教化作用。为尊者、贤者讳曰婉，而史书文笔隽永委婉在古人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品质。史家有时候为了通过史书表达他们的理想与价值观，会部分地牺牲“求真”，来追求“求善”，陈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但是总的来说，陈志文风简约质直，而又能明辨是非，确实堪称“史镜”。《三国志》获得西晋官方的认可，成为三国时期的唯一正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西晋政府认为该书能够劝诫士人，有益教化。而陈寿此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读史书之人眼中备受青睐，乃是因为在时人眼中，《三国志》是一部史德、史才兼备之人的优秀作品。
最典型的就是陈寿在《三国志·陆凯传》中，明知陆凯遗表疑点重重，“虚实难明”，却仍然将这篇一千四百多字的长表录入其本传，以彰显孙皓之恶，激扬风化，明乎得失，但是又明文指出此疏真实性存疑，且录于传后，不影响读者对本传的观感。
（4）故国之思
陈寿帝魏或帝蜀历来众说纷纭，其实都并不全面，究其争议源头，就是他的三家史以魏为正的同时，又对蜀国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情与回护，也是他最大的私心所在。
具体案例，在吴金华《<三国志>的叙事、评议与抒情》中有详细阐述。又《陈寿详略之笔与<三国志>的繁简之处》一文第三节《<蜀志>、<魏志>屡记刘备帝王之相》，刘备诚然为汉末名士，但在各处史书屡屡记载刘备英雄之气，不得不让人怀疑存在有意渲染之嫌。而陈寿除实录三国时人言行之外，亦没有过表达曹魏天命所归的观点，这与之前的王沈《魏书》，之后的司马彪《续汉书》的行文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陈寿此人刚正不阿，在蜀汉末年即因不党黄皓而遭废黜，在《三国志》行文中，亦不难看出他对品德高洁者的欣赏。陈寿的“故国之思”与存心“劝诫”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在《三国志·魏书》的行文中，对曹操攻城略地多用“屠”字，评价曹操，多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权略；究其动机，正如陆机《辩亡论下》那样，乃是陈寿眼中的曹魏，多多少少有些“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的意思。因此在行文中，他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这些字眼，倾注些许自己的感情色彩。
（5）总结
陈寿写《三国志》时所体现出的“故国之思”，是他采取三家并书的方式写三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陈寿除形式上帝魏之外，读《三国志》很难感受到陈寿是站在曹魏立场上发声，而他却同时对蜀汉政权倾注了相当深的感情；陈寿与陆机一样，不以曹操迎献帝起元，而以黄初起元，其背后也是一颗和陆机相似的心，即不愿承认曹操受命于汉。
可以发现，抛开史才、史德这层评价，同样身为亡国士人的陈寿与陆机，他们的立场其实是出奇地一致。

四、习凿齿在西晋史书建构基础上的再建构
（1）习凿齿的乡里情结
习氏在汉末时已是荆州襄阳一带颇为显赫的豪族，至东晋时已是荆州一等一的大族。而习凿齿便是出身于这一荆州本土大地主家族的名士。
《晋书·习凿齿传》：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
《晋书·山简传》：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
永嘉之乱后，北方高门大族纷纷南渡，侨姓士族寓居江南，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往往让江南的本土士人倍感压力，南北士人相互之间的地域攻讦也屡见不鲜。桓公镇荆州，其军府人才济济，琅琊、太原二王、谢、袁等侨姓门阀子弟皆在其府下为官。习凿齿与这些侨姓士族共事时互相调侃的只言片语史书亦有所记录。如《世说新语·排调》：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这样的情况下，士族自身受对乡党、故里的自豪感驱使，往往更容易产生追捧乡贤，夸耀乡里人文荟萃、群贤济济的情绪，而这样一颗乡党之心，在习凿齿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这不仅体现在他是地方志著作《襄阳耆旧记》的作者，也体现在如下一段史料上：
《习凿齿传》：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凿齿相亲善。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
吾以去五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于椒兰，清响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余风；高尚而迈德者，必有明胜之遗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不远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畴辰，百年之后，吾与足下不并为景升乎！
其风期俊迈如此。
习凿齿卸任衡阳太守后返回故里襄阳，而昔日人文荟萃的故乡经过永嘉之乱和后赵的入侵，县邑残破，已被打造为前线军事重镇，不复之前宁静的故土。目睹今昔之变的习凿齿，才会触发桑梓之情，产生无尽的伤感。他写《襄阳耆旧记》，可能是想记下这片土地曾经的贤俊和风流人物，以铭记那些消逝的过往。
在这封给桓秘的信中，习凿齿怀着深厚的乡土之情，回忆了自汉末以来荆州的乡贤（诸葛亮、庞统、徐庶、崔州平等），曾镇荆州的诸位名使君（羊祜、裴潜、杜预），以及曾路过荆州，在此地留下诗文和佳话的古人（曹操、孙坚、繁钦、王粲）。
汉末时刘表绥靖一方，使荆州成为乱世中相对的安定之所，中原避乱士人纷至沓来，既在荆州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也确实造就了荆州多士、人才济济的一时盛况。汉末时刘备“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以名士领袖司马徽为首的荆州名士群体中的重要成员诸葛亮、庞统皆出仕蜀国，习氏先祖中习珍、习宏一支亦跟随刘备入蜀。
从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行文来看，他无疑对蜀国尤其是诸葛亮怀有特殊的感情。这可能亦与蜀国政权的代表人物诸葛亮曾为荆州名贤，刘备亦发家于荆州，而当年荆州乡贤立功立德多有以蜀国为政治舞台有关。习凿齿对蜀汉的格外青睐，除了士人眼中尤为重要的名义道德方面的因素，习凿齿身为出身优越的荆州士族对其乡里名贤的仰慕之情当亦占据相当的比例。

（2）习凿齿作《汉晋春秋》的背景
这段老被吞，只能传图了。

（3）习凿齿的“越魏继汉”论与对宣帝形象的再建构
《习凿齿传》：是时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
按《习凿齿传》唐朝史官笔下的记载，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蜀汉以宗室为正朔，蜀亡方算汉祚绝灭，而西晋所继乃是蜀汉。这一说法影响力很大，后来者往往不细读史料，而以唐人之记载为是。至帝蜀之风大兴的南宋以后，习凿齿因“帝蜀”而俨然成为儒生眼中的先驱斗士，而其帝蜀的立场则再无人怀疑。
如萧常《续后汉书》卷五三：其死未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光武，终愍帝，以蜀为正，魏为簒，谓汉亡仅一二年则已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是葢公论也。
《四库全书总目·正史部·三国志》：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
原本唐修《晋书》并未明言“以蜀为正”，其遣词用句相比之下读来也有些许回轘余地，而至萧常则言之凿凿“以蜀为正”，《四库全书》更就“以蜀为正”的确凿立场而大发议论，开始脑补陈习二人背后的动机之别。这种“引虚记以为言”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典型而常见的史料陷阱，包括本节将要提到的习凿齿对宣帝形象的再建构，也属于此类。
所幸《晋书·习凿齿传》完整录入了大量一手史料，而现存的习凿齿表疏足以推翻这一错误认知。这作为古人读史不细，以至于一错再错、以讹传讹的典型案例，值得我们引以为诫。下面将以《习凿齿传》一手史料的记载为核心，好好爬梳习凿齿对于三国正统的真正看法。
习凿齿被东晋朝廷征修国史，已是在淝水之战后。当时离桓公逝世已有十余年，距桓公废殷浩开始专权则有三十年出头，距离他写作《汉晋春秋》的时间，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而习凿齿在他临终疏中，首次对东晋官方提出了自己的“越魏继汉论”，并声言自己这样的想法，已经产生长达“三十余年”之久。他担心自己的持论会随着自己的去世而“与之朽烂，区区之情，切所悼惜”，所以临终也耿耿于怀地将其写入表疏以求上达天听，可见他对桓公心怀不满，是从桓公镇荆州后雄豪于世，威震朝廷之初就已产生，而且是他所一直坚持的理念。故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当亦不违背他一直以来的正统观。
首先，习凿齿不承认曹魏的正统性，是毫无疑义的。他认为“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而三恪之封即代表正朔传承。
《续汉书·百官志五》：卫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自西汉后期刘歆作五德相生说，将汉定为火德继周之后，终汉一世再无改动。故终东汉一世，以殷、周后为二王，而恩泽不及秦，此即汉以秦为酷虐之朝，并未受命前代的“故事”。该故事借助汉朝四百年的强大影响力而深入人心，为习凿齿鼓吹越代相承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范本。
习凿齿主张越魏继汉的用词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他主张晋承蜀，那么继承同时和曹魏并存的蜀汉政权当不存在“越魏”之说。再者习凿齿以同样越代相承的汉继周后为核心依据，不可能使用越代相承的故事为一个不越代相承的晋承蜀汉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习凿齿在其言论中，多次表示三国时代无受命之主，皆为乱阶。如：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歭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虽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引自临终疏）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引自临终疏）
《三国志·陆抗传》裴松之引习凿齿曰：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馀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
《宋书·五行志二》：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
习凿齿明言三国时“各有偏平，而其实乱也”，“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实在是一个没有正统可言的乱世时代。若他以蜀为正，他是断不会对三国一视同仁地予以这样显非正面的评价的。而习凿齿又抨击吴魏以“威力相诈”，“道不足以相倾”；抨击蜀汉逾年改元可谓“亟而不知礼”，难怪不能复兴汉室，是同时对三国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可以说，他眼里的三国是各有缺陷，所以无一能承担起传承正统的历史重任。
此外，习凿齿如承认蜀汉的正朔，当指出改以蜀汉后裔为三恪，实际上他文中仅言及将曹魏之后踢出三恪而不言改立，实是因为晋王朝本来即尊东汉后为三恪，曹魏被移出三恪之后，尊东汉为三恪的情况保持不变的缘故。如果习凿齿以蜀为正朔，那么所奉汉王朝的三恪当为蜀汉刘禅之后而不再是山阳公一系，对于三恪这种代表正朔传承的礼节性尊崇，是王朝正朔传承构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是不可能不被言及，不可能不要求作出调整的。
“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一句给人的误导，甚至造成了唐朝史官的误读。实际上，联系上下文不难得出，“仗正”当解释为拥有正义，而非拥有正统。所谓正义，即对抗篡逆，有扶汉之心。因此习凿齿对蜀汉，更多地是从道义的角度，对蜀汉及其代表的为汉室奋斗不屈的抗争精神予以褒扬，他书中的蜀汉，更多地是以一种扶翼汉室，对抗篡汉的曹魏的正义姿态出现的。虽然习凿齿并未提出蜀汉正统观，但是单看三国范围，他对蜀汉的偏向性亦是不可否认的。
因此，习凿齿以及东晋时期颇为盛行的“崇蜀”思潮，与后世所以为的“帝蜀”，是有显著差距的。习凿齿实际的想法是“越魏继汉”，而非想要掀起一场改帝魏为帝蜀的正统之争。

而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东晋时尚不存在以蜀为尊的土壤。就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言，蜀地基本上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蜀既少人士，非强有力的政权，又无礼乐典章的基础。而人士富盛、礼乐典章完备在时人眼中可谓是成为正朔的必备条件之一。
《通典卷四十七礼七沿革七吉礼六》：蜀刘备称帝号於成都，立宗庙。备虽绍代而起，亦未辨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及刘禅面缚降魏，北地王谌哭於昭烈之庙，则备庙别立也。
《宋书·五行志二》：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
蜀汉不重礼乐制度应当是没什么疑问的，而我们可以回观几百年后的南北朝时代：
《北齐书·杜弼传》：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经历了孝文汉化运动之后的北朝士大夫，依然内心深处以衣冠礼乐所在的南朝为正朔，可见“衣冠礼乐”在中古时期正统判定中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是经历了经济中心南移，巴蜀地区经济大发展，对于中古时蜀地的政治边缘化的感受非常淡漠的南宋儒生所无法理解的。

当然这样以三国为“万姓旷而无主”的时代，对其余二国的历史地位并无多大影响，其核心目的自是为了贬魏。因此，习凿齿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论证曹魏篡逆、无道、与一般割据政权无异。
《习凿齿传》：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
他对于曹魏不受命主要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以篡位形式而夺取政权，虽功高而不仁，所谓“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故有亏王道，不得以正义、名分的角度获得正朔。（习凿齿如此解读，显然是以面对北方戎狄乱华，而承统于江左的东晋王朝为正的）这条显然是习凿齿所列出的两方面理由中最主要的一方面，因习凿齿后引共工、秦始皇曾专有天下而不得为正统之故事，可见他对于名义的极度重视，对“无道”的篡位者的立场是极度鲜明，堪称深恶痛绝的。
二，曹魏并未结束三国的分裂局势，故不足以称“静乱”，并将其比作隗嚣、公孙述之类的割据政权，以贬低曹魏的历史功绩。
“魏之见废，晋道亦病”，即魏晋相承，所谓“伪魏即伪晋”。这应是东晋王朝比较有有统治性的观念。习凿齿一方面是晋王朝的忠实拥趸，一方面又视篡位政权为“无道”，那么同样行篡位之事、代魏进程较曹魏代汉更名不正言不顺的宣帝等晋朝先帝，无论从逻辑角度还是个人感情角度，他都不会愿意去用同样的标准贬低晋三祖，因而只能通过巧妙的逻辑和标准来重新构建魏晋禅代这段时期的历史，洗清西晋先帝与篡位一事的干系。因此，习凿齿临终疏的大量篇幅，都用在了将本来与曹魏关系极深的司马氏一族以近乎诡辩之辞撇清关系的用意上。
这时候，西晋史臣所构建的“宣帝不臣魏”的认知，从西晋时的扭扭捏捏以暗示方式隐晦表达，到习凿齿这里终于形成了赤裸裸的理论体系，将司马氏与曹魏的关系几近撇清得一干二净。王隐《晋书》中已经出现的宣帝被逼仕魏的段子，对读者会形成一种有意的引导，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寻找宣帝与曹魏之间的裂痕的习凿齿来说，自然被他全盘接受和利用，并受西晋史官的构建所启发，进一步地引申为完整的史观体系。因而习凿齿的理论，自非全然是他凭空创造，也不可谓全无依据。他的全部理论，实质上就是对西晋所建构的洗白宣帝的隐晦表意，进行显性化和再建构。
首先，他强调宣帝祖上为东汉名臣，宣帝又心存汉室，可谓于汉室有德，故藉之以继汉。
“宣皇祖考立功于汉，世笃尔劳，思报亦深。”
第二，他以“宣帝不臣魏”的史料为依据，声言宣帝是被逼仕魏，并非本心所愿，本不欲臣魏，便无所谓需要对魏尽忠。如：
“宣皇帝势逼当年，力制魏氏，蠖屈从时，遂羁戎役，晦明掩耀，龙潜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难，躬蹈履霜之险，可谓危矣！魏武既亡，大难获免。”
“宜皇帝官魏，逼于性命，举非择木，何亏德美，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
对于这一史料，习凿齿直接引为典故而不斥其非，可见宣帝先被曹操逼迫仕魏，后险为其所害的杜撰史料在东晋时已是广为人知的“确凿”事实。
之后，他更宣扬，宣帝仕魏是为济世救民，故含垢忍辱，不忍抛弃海内生民。这一观点与他的另一观点——司马氏在魏功勋卓著，实为“千载盛功”——形成呼应。
“虽形屈当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纯臣之节，毕命曹氏，忘济世之功者也。”

他的这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说明一点，即宣帝与曹魏“君臣之节有殊”。习凿齿的这一步论证，我姑且称之为“去君臣化”。即让宣帝摆脱魏臣的名分，既无君臣之义，那么自不必需要为篡魏承担不忠的指责，也就是所谓的“弘道不以辅魏而无逆取之嫌”。
他进一步提出，司马氏不以辅魏之功，不以承魏正朔之德，而实以功业而受命为天下之主。
“始南擒孟达，东荡海隅，西抑劲蜀，旋抚诸夏，摧吴人入侵之锋，扫曹爽见忌之党，植灵根以跨中岳，树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业亦固。景文继之，灵武冠世，克伐贰违，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极，功格皇天，勋侔古烈，丰规显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强吴，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轨二汉。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开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长辔庙堂，吴蜀两毙，运奇二纪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荡累叶之所不能除者哉！”
他的这一理论也并非首创，早在西晋前期，名臣刘颂就在上疏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习凿齿不过是首先以此观点为正统观体系构建依据的人而已。

《晋书·刘颂传》：又魏氏虽正位居体，南面称帝，然三方未宾，正朔有所不加，实有战国相持之势。大晋之兴，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灭吴，可谓功格天地，土广三王，舟车所至，人迹所及，皆为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
那么曹魏作为宣帝屈身之所，给了宣帝建功立业的政治舞台，习凿齿并不敢全盘否定曹魏对司马氏有恩。所以在“去君臣化”的基础上，习凿齿进一步鼓吹，曹魏作为伪政权，是司马氏应天顺民，济世立功所凭借的力量。即：
“夫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济，不言所起。……当阳秋之时，吴楚二国皆僣号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阖闾举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应天，或抚之而光宅，彼必自系于周室，不推吴楚以为代明矣。”
以裁正权臣而抒义愤于三国的习凿齿，也不得不承认曹魏对司马氏有恩。有恩者以荣华富贵报之，故习凿齿主张将曹魏定位为司马氏的“故旧之恩”，而非“三恪之数”。习凿齿的这一体系构建，或许是在隐喻桓公即使篡晋也只会是曹操，不会是真正受命之人。聪慧如桓公，不可能读不出他的这层意思。

五、后记
从习凿齿的案例可以管窥史书是如何“引虚记以为言”，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过程。而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屡见不鲜。除了本文提到的“宣帝不臣魏”以及“《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的两个近代新史学兴起之前少有人质疑的段子之外，以下两个例子也非常典型。
（1）陈寿黑蜀、黑诸葛亮论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注引王隐《晋书》：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魏书·毛修之传》：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俟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晋书·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萧常《续后汉书》卷四二：先公言：夀之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髠，而夀之身复为亮子瞻所笞，又仕汉久不得志庸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且以尊魏也。
《续后汉书》卷五三：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黜，父又为诸葛所髠，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者。《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设心已偏，故凡当时祫祭髙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不书。方见乞米于人，欲作佳传，私意如此，史笔可知矣。
最早王隐《晋书》仅仅婉言“以爱憎为评”，认为陈寿可能存在黑诸葛亮的情况；到晋末宋初的毛修之时，蜀地已经编造出陈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这样显而易见的讹误传闻，而陈寿黑诸葛亮在蜀地之人眼中已是言之凿凿；至唐朝，陈寿黑诸葛氏父子成为公论；至南宋，当初以讹传讹的陈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人发现存在年代问题，便妄改为诸葛瞻门下，而全不究其源头的不可靠，陈寿也从黑诸葛氏父子被扩展为黑蜀、诋毁蜀国君臣的奸邪小人。史书“变形记”的可怕，可谓让人瞠目结舌。
（2）关于“赦不妄下”
《三国志·后主传》：然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华阳国志·后主志》：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王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凸嚷也。自亮没后，兹制遂亏。
《华阳国志·后主志》这一段记载，从其行文来看显然是个段子，目的是对陈寿于《后主传》言简意赅的“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进行扩展和补充，以增益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其编撰的灵感来源，或许便是《三国志·孟光传》。而后人反以《华阳国志》这段记载，指责陈寿以私心多遗漏诸葛亮的“俊功伟业”。
这也提醒我们，读史除了了解史书所描述的时代的历史背景外，也必须对史书自身的背景有所涉及。一则史源，二则成书年代，三则成书背景，四则作者立场，在这基础上，才能更好对史料去伪存真，了解史书之所以如此写作的背后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