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读书》重版前言
《我们怎样读书》这本书，范寿康编辑，曾经是面向中学生读者的一本书，在民国二十三年，亦即西历一九三四年六月由白马社出版，现在我们看到的本子，就是以它作为底本重新出版的。编者序写于民国十九年年末，看着发黄而字迹漫漶的书页，遥想当年，可怜民国，能让人有不尽之思。
那个时候，以开明书店和《中学生》、《学灯》、《新月》等杂志为基地，催生的很多文字和出版的书籍，现在重印，仍然是畅销的，有很大一部分，经过岁月的淘洗，已为历史证明是当然的汉文经典之作，朱光潜编著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章讲话》、《文话七十二讲》等，不会有人轻视它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了，这样的经典之作，自那个时代挥手而去，绝响已为现实。与之相类，《我们怎样读书》里收录的文字，亦为经典中的菁华，无不氤氲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转身一别，我们也只好目送着时光的背影渐行渐远，抚书追昔，无限凄凉意，亦是挥之而不绝。
和这本书有着密切关联的，是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它在一九一九年由经亨颐创办，十余年间，夏丏尊、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张孟闻、范寿康等曾在这里任教，而到此讲学过的老师，就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蒋梦麟、于佑任、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叶圣陶、张大千、李叔同等人，风云际会，一时大家云集，真是灿若星汉，拨过历史的尘埃，仅看看名单，就知道对于一所中学来说，这阵容却是怎样的气派和奢华了。这所中学，在夏丏尊、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中，不因白马湖优美的湖光山色，就少了它的笔墨，它有一种沉潜的人文的力量在，仍然是静静地矗立在风雪中的白马湖畔。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范寿康主持校务，课余总会遇到学生“以学习各科究应如何入手以及课外究应参阅何种书籍”的问题向他提问，以应需求，他于是用了三年时间，在众多的专家文字资料中，按照中学必修科目分类，围绕学生所提问题，选辑题目编撰成册，作为解答，由最初的五十余万字，压缩掉三分之二之多，终于印行了，并成为当时国内普及性的课辅读本。
从以上的背景再来看《我们怎样读书》这本书，它的好似乎就表露得愈发分明，书中所辑各科专门人士的阵容亦是颇为强大，几乎全为本专科的专家，而通才亦不在少数，梁启超、陈东原、胡适、何仲英、夏丏尊、汪桂荣、黄裳、沈涤生、王伯祥、丰子恺等，几近三十人左右，涉及为学、国文、数学、英文、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图画音乐等学科内容，最大的亮点，就是专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风采，于学问之途的阐述，或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完全是轻松自如的姿态，文字所传递出来的气息，很容易地就让人想起“民国范儿”这个流行词语。胡适谈治学的方法，化繁杂为简单，仅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而谈读书，则条分缕析，自功用方法以至于博与精，不惜笔墨，娓娓道来，完全是一种侃侃而谈的放松。何仲英讲国语国文的学习法，在谨严的学术讲述中，仍然不失做人的风趣，调侃胡适对于白话文创作成就的判断，强调国文学习的精神就是要有趣味，趣味的养成亦同样适用于其他科目，诙谐地说梁任公就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的只有零了。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读点，这些读点，不只显示着学人们深厚的学问功底，还显示着他们做人的趣味，无不体现出学人们的人格魅力。教育终究为人的教育，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至为重要，有怎样的先生才会教出怎样的学生，种种“民国范儿”通过文本的精神传递，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骨气、学养、才气等，是让人感受至深的，想到从这所中学走出来的胡愈之、谢晋、吴重远等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话似乎就有了有力的实证。
这书中的文字，其实最初读者并不仅仅为中学的学生，专家所写，有的来自于《新月》、《学灯》等周刊，有的来自于《民铎杂志》、《安大学刊》等，并不局限着读者的群落，它只是在说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看它，亦是觉得未尝不为一种常识的回归，这有如忽然有了人的根性的发现，是原始而朴茂的，能纠正了我们自以为高深的虚假繁荣的心理，而看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的源头。它解说着扎实的学问，实实在在，尽量摆脱着形式的拖累，而一去一种国学学习重形式而轻视内容的浮华，却从容地展示着凝炼的风骨，透漏着去形式化的坚强的力，如何炳松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胡适所主张的研究国故的方法以及他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等等，都在扎实地说着扎扎实实的话。书中的文字，于一门一科，它是专的，是很专业的了解与研究各种科目的实用指南，是掌握一门学问有力的工具，而就为学与做人，它又是通的，梅贻琦所谓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看它首编“为学”及以后各编，其间消息，亦如春雨润物，总觉得它还是在努力地尝试着培养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人，不懈地出着力，生命力亦随着时间的长河不断地延伸着。
《我们怎样读书》的重新出版，对于已是久违了“民国范儿”的我们来说，委实是一场温馨而美好的邂逅。
那个时候，以开明书店和《中学生》、《学灯》、《新月》等杂志为基地，催生的很多文字和出版的书籍，现在重印，仍然是畅销的，有很大一部分，经过岁月的淘洗，已为历史证明是当然的汉文经典之作，朱光潜编著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章讲话》、《文话七十二讲》等，不会有人轻视它的学术与实践价值了，这样的经典之作，自那个时代挥手而去，绝响已为现实。与之相类，《我们怎样读书》里收录的文字，亦为经典中的菁华，无不氤氲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转身一别，我们也只好目送着时光的背影渐行渐远，抚书追昔，无限凄凉意，亦是挥之而不绝。
和这本书有着密切关联的，是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它在一九一九年由经亨颐创办，十余年间，夏丏尊、朱光潜、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张孟闻、范寿康等曾在这里任教，而到此讲学过的老师，就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蒋梦麟、于佑任、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叶圣陶、张大千、李叔同等人，风云际会，一时大家云集，真是灿若星汉，拨过历史的尘埃，仅看看名单，就知道对于一所中学来说，这阵容却是怎样的气派和奢华了。这所中学，在夏丏尊、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中，不因白马湖优美的湖光山色，就少了它的笔墨，它有一种沉潜的人文的力量在，仍然是静静地矗立在风雪中的白马湖畔。在民国十六年的时候，范寿康主持校务，课余总会遇到学生“以学习各科究应如何入手以及课外究应参阅何种书籍”的问题向他提问，以应需求，他于是用了三年时间，在众多的专家文字资料中，按照中学必修科目分类，围绕学生所提问题，选辑题目编撰成册，作为解答，由最初的五十余万字，压缩掉三分之二之多，终于印行了，并成为当时国内普及性的课辅读本。
从以上的背景再来看《我们怎样读书》这本书，它的好似乎就表露得愈发分明，书中所辑各科专门人士的阵容亦是颇为强大，几乎全为本专科的专家，而通才亦不在少数，梁启超、陈东原、胡适、何仲英、夏丏尊、汪桂荣、黄裳、沈涤生、王伯祥、丰子恺等，几近三十人左右，涉及为学、国文、数学、英文、自然科学、历史地理、图画音乐等学科内容，最大的亮点，就是专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风采，于学问之途的阐述，或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完全是轻松自如的姿态，文字所传递出来的气息，很容易地就让人想起“民国范儿”这个流行词语。胡适谈治学的方法，化繁杂为简单，仅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而谈读书，则条分缕析，自功用方法以至于博与精，不惜笔墨，娓娓道来，完全是一种侃侃而谈的放松。何仲英讲国语国文的学习法，在谨严的学术讲述中，仍然不失做人的风趣，调侃胡适对于白话文创作成就的判断，强调国文学习的精神就是要有趣味，趣味的养成亦同样适用于其他科目，诙谐地说梁任公就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东西，把里头所含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的只有零了。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读点，这些读点，不只显示着学人们深厚的学问功底，还显示着他们做人的趣味，无不体现出学人们的人格魅力。教育终究为人的教育，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至为重要，有怎样的先生才会教出怎样的学生，种种“民国范儿”通过文本的精神传递，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骨气、学养、才气等，是让人感受至深的，想到从这所中学走出来的胡愈之、谢晋、吴重远等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话似乎就有了有力的实证。
这书中的文字，其实最初读者并不仅仅为中学的学生，专家所写，有的来自于《新月》、《学灯》等周刊，有的来自于《民铎杂志》、《安大学刊》等，并不局限着读者的群落，它只是在说做人与做学问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看它，亦是觉得未尝不为一种常识的回归，这有如忽然有了人的根性的发现，是原始而朴茂的，能纠正了我们自以为高深的虚假繁荣的心理，而看到了做人与做学问的基础的源头。它解说着扎实的学问，实实在在，尽量摆脱着形式的拖累，而一去一种国学学习重形式而轻视内容的浮华，却从容地展示着凝炼的风骨，透漏着去形式化的坚强的力，如何炳松所讲的历史研究法，胡适所主张的研究国故的方法以及他所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等等，都在扎实地说着扎扎实实的话。书中的文字，于一门一科，它是专的，是很专业的了解与研究各种科目的实用指南，是掌握一门学问有力的工具，而就为学与做人，它又是通的，梅贻琦所谓教育要培养“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看它首编“为学”及以后各编，其间消息，亦如春雨润物，总觉得它还是在努力地尝试着培养一个有着完整人格的人，不懈地出着力，生命力亦随着时间的长河不断地延伸着。
《我们怎样读书》的重新出版，对于已是久违了“民国范儿”的我们来说，委实是一场温馨而美好的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