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给章太炎送了一本，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用了标点。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等看到胡的名旁亦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旁人问他对于此书的评价，他轻蔑地笑道：“哲学，胡适之也配谈吗？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此事见于严昌编著《民国新语》。

这故事读来确是有些喜感，人物形象亦悄然纸上。看来章先生是真的急性子，但又是能够宽容于人的人，性情与学识在这则小故事中都暴露无遗了。至于他评论胡适所谓的“根”，亦属关键，恐怕也涉及到了学识问题，除此而外，学术传承或者还有别的元素含于其中，也都不好较真推理了罢。

胡适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现在市面上亦常见不同的版本。这书肇始于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后来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作讲义用，一九一八年八月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次年初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比较火，两月之后即再版，稍后又多次印行。可惜的是，从书的内容看，它涵盖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端与终结，即由西周开始，终于秦汉，而作者发愿有生之年要完成的下卷，却直到他死亦是没有完成，这于作者与读者，都是极大的遗憾。

这书堪称中国哲学史的经典之作，冯友兰曾说它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即使是章先生故事中说到的梁启超，亦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至于胡适自己，亦是很为自信，在写给彭学沛的信中谈到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有这样的话说，“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的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距离此书初版的印行，也是一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此书仍然不失为一本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话虽如此，当然并不是说，章太炎对于此书的评价就没有一点道理。章氏作为一代学问大家，桃李满天下，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才俊多出于其门中，他还是有一些基本判断的。胡适“敬赠”此书时，也就二十七八岁，躬耕于北大教坛，虽有籍籍声名，但在学术大佬面前，自然还是属于小字辈了。再具体地说到这书，有学者以为书中内容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中的观点，他虽不在章氏门下，但就其学问的底色，却还是继承了章氏中年以前学术的衣钵。这样看来，章太炎故事中所谓的“根”，似乎多少还是有些由头的罢。

再说胡适这边，应该不难知道章太炎对于此书的评价吧，当时北大的学术圈子，也就那么大，但以他的为人，即使知道，谅亦不必有过激的言辞怒怼。他的为人总是忠厚的，比如与鲁迅相比，鲁迅是，别人说他不好，他必然会说别人不好；而他是，别人虽说他不好，但他仍然会说别人好，性情使然。举个例子，就说几年后的一九二二年，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价章太炎，就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显然就还是温厚些。

读到这则故事的时候，我又翻开鲁迅文集，看完了鲁迅先生临终前写就的关于章太炎先生的两篇文章，抄写几段话放在这里。“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对于先贤的理解。

终究一切都是过去了，夫人之相与，如梦幻泡影，好在有文字呈现于后世，让我们还能在纷扰的生活中，享受一丝丝先贤往事的温馨，以填充我们空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