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湾大南巷
那些遥远的记忆，就像手里的一握沙。只要一松手，就悉悉索索地从手指中间漏掉了。
那时候我常常在清晨或是下午，被一种隐隐的沿街叫卖的吆喝声唤醒。那是巷口的骑着自行车的小贩叫卖各种小零食的声音。那种叫卖声现在早已绝迹。那是一种抑扬顿挫，很有音乐美和节奏感的“唱”的声音。那种缓慢的、悠长的声音能把人轻轻地摇醒。棉花糖、杏干儿糖、山楂面儿、小豆冰棍、奶油冰棍儿、面果果、酸溜溜、还有不雅的“脚汗糖”……我还清晰地记着其中的一句：面果果，面果果，一分一火车；二分三俩颗……
九龙湾大南巷一共有八个院子。姥姥和母亲住在一号院。姥爷是旧社会里的裁缝，日本人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可能说话不注意，触怒了军人，被扇了个耳光，受了惊吓，很快就得病死了。母亲是姥爷去世以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他们最早住在小东街，后来搬到了九龙湾大南巷一号院。父亲和奶奶住在六号院。和母亲从小就认识。他俩还是恒昌店小学的同班同学。所以，可以说青梅竹马。
九龙湾的巷口，立着一个圆滚滚的白石碾子。旁边还有一个石磨盘。石碾子上面常常坐着个小脚的老奶奶。年深月久，磨得光滑莹洁。巷口对着的是四子王爷府，很高大的一个圆形的门洞。我们就叫它“大门洞”。1976年毛 去世，那时候我只有四岁，记得院子里黑压压地站满了悼念的民兵和群众。都戴着黑袖章，小白花，低着头默哀。有的哭出了声。院门口站着很多背着“三八大杆儿”的民兵。
听母亲说，院子里的房子，以前屋檐上都有着极为精美的兽头，文 革时候被红卫兵全砸烂了。包括院子里的一面影壁，也毁了。那时候同院住着一个许疤子，天津人，一脸坑坑洼洼的大疤——这是出天花或水痘之后留下的痕迹。我对此人有印象。据说，因为姥姥是旧社会一路走过来的，就想到要批斗她，抄家。姥姥吓得偷偷地把一个老旧的蜡签子藏到墙缝里，又把姥爷的灵牌捣碎、扔掉。后来许疤子因为害怕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呼三司”的重要人物，所以未敢轻动。
母亲和父亲在年轻时候因为一本书而结缘。那是一本苏联的老小说，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母亲想看那本书，去找父亲借。父亲当时已经是内大的一名学生了。就从学校的图书馆借了书，交给母亲——这本书就成了他们交往下去的纽带。大约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我从孔夫子旧书网挑了一本品相很好的这本书的原版，买下来送给父母，作为他们银婚纪念的礼物。
童年时在长长的巷子里奔跑着放风筝。喊着，“杠”着，声音在巷子里回响。那时候的天是多么兰啊！像邱岳峰那种沙哑的嗓音里道出的一句充满着魅力的独白。我手笨，只会用一张大油光纸叠把两下，再用丝线穿两个眼儿，就弄成了最简易的“簸箕”。拉着这么个破烂玩意儿在巷子里疯跑起来。如果有风，倒是也能飞起来，不过飞不过巷子两侧的土房顶。有一次父亲用竹子、麻纸给我糊了一个“大方板”，拖着很长的尾巴。那个风筝飞得真是好！我带着它参加了小北街小学举办的风筝比赛，还得了奖！院子里都是竹篾编的装杂物的篓子，想要做一个纸风筝，随意抽出一根细细的竹篾，就地取材，非常方便。
二号院住着一个长寿的老人，我们都叫她“二号老奶奶”。她每天只喝小米粥，吃点馒头，活过了一百多岁。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家里有一个九英寸的电视机。原是黑白的，他儿子在屏幕上帖了一种彩纸，就变成了彩色电视机。我们挤在拥挤的小院里看这个电视里播放的日本电视剧《西游记》。记得孙悟空长得很像《追捕》里的矢村警长，而小白龙是一条恐龙！
还有一个很高的院子，记不清了，应该是三号院儿，门很窄。院里住着“高头日本人”。其实是一个中年人，姓高。文革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被人戴着纸糊的很高的一顶圆锥形的纸帽推着在巷子里“游街”。所以因此给起了个外号——“高头日本人”。我记得我每次走过那个小院，都有一种“膈生”的不适感，远远地躲开，感觉那里面住着个怪兽。那时候被称为“阶 级 敌 人”就意味着不是“人”，是一种该 死的动物——或者，连动物也不如！
那时候我常常在清晨或是下午，被一种隐隐的沿街叫卖的吆喝声唤醒。那是巷口的骑着自行车的小贩叫卖各种小零食的声音。那种叫卖声现在早已绝迹。那是一种抑扬顿挫，很有音乐美和节奏感的“唱”的声音。那种缓慢的、悠长的声音能把人轻轻地摇醒。棉花糖、杏干儿糖、山楂面儿、小豆冰棍、奶油冰棍儿、面果果、酸溜溜、还有不雅的“脚汗糖”……我还清晰地记着其中的一句：面果果，面果果，一分一火车；二分三俩颗……
九龙湾大南巷一共有八个院子。姥姥和母亲住在一号院。姥爷是旧社会里的裁缝，日本人进来的时候，有一次可能说话不注意，触怒了军人，被扇了个耳光，受了惊吓，很快就得病死了。母亲是姥爷去世以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他们最早住在小东街，后来搬到了九龙湾大南巷一号院。父亲和奶奶住在六号院。和母亲从小就认识。他俩还是恒昌店小学的同班同学。所以，可以说青梅竹马。
九龙湾的巷口，立着一个圆滚滚的白石碾子。旁边还有一个石磨盘。石碾子上面常常坐着个小脚的老奶奶。年深月久，磨得光滑莹洁。巷口对着的是四子王爷府，很高大的一个圆形的门洞。我们就叫它“大门洞”。1976年毛 去世，那时候我只有四岁，记得院子里黑压压地站满了悼念的民兵和群众。都戴着黑袖章，小白花，低着头默哀。有的哭出了声。院门口站着很多背着“三八大杆儿”的民兵。
听母亲说，院子里的房子，以前屋檐上都有着极为精美的兽头，文 革时候被红卫兵全砸烂了。包括院子里的一面影壁，也毁了。那时候同院住着一个许疤子，天津人，一脸坑坑洼洼的大疤——这是出天花或水痘之后留下的痕迹。我对此人有印象。据说，因为姥姥是旧社会一路走过来的，就想到要批斗她，抄家。姥姥吓得偷偷地把一个老旧的蜡签子藏到墙缝里，又把姥爷的灵牌捣碎、扔掉。后来许疤子因为害怕我父亲，当时已经是“呼三司”的重要人物，所以未敢轻动。
母亲和父亲在年轻时候因为一本书而结缘。那是一本苏联的老小说，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母亲想看那本书，去找父亲借。父亲当时已经是内大的一名学生了。就从学校的图书馆借了书，交给母亲——这本书就成了他们交往下去的纽带。大约两千零五年的时候，我从孔夫子旧书网挑了一本品相很好的这本书的原版，买下来送给父母，作为他们银婚纪念的礼物。
童年时在长长的巷子里奔跑着放风筝。喊着，“杠”着，声音在巷子里回响。那时候的天是多么兰啊！像邱岳峰那种沙哑的嗓音里道出的一句充满着魅力的独白。我手笨，只会用一张大油光纸叠把两下，再用丝线穿两个眼儿，就弄成了最简易的“簸箕”。拉着这么个破烂玩意儿在巷子里疯跑起来。如果有风，倒是也能飞起来，不过飞不过巷子两侧的土房顶。有一次父亲用竹子、麻纸给我糊了一个“大方板”，拖着很长的尾巴。那个风筝飞得真是好！我带着它参加了小北街小学举办的风筝比赛，还得了奖！院子里都是竹篾编的装杂物的篓子，想要做一个纸风筝，随意抽出一根细细的竹篾，就地取材，非常方便。
二号院住着一个长寿的老人，我们都叫她“二号老奶奶”。她每天只喝小米粥，吃点馒头，活过了一百多岁。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家里有一个九英寸的电视机。原是黑白的，他儿子在屏幕上帖了一种彩纸，就变成了彩色电视机。我们挤在拥挤的小院里看这个电视里播放的日本电视剧《西游记》。记得孙悟空长得很像《追捕》里的矢村警长，而小白龙是一条恐龙！
还有一个很高的院子，记不清了，应该是三号院儿，门很窄。院里住着“高头日本人”。其实是一个中年人，姓高。文革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被人戴着纸糊的很高的一顶圆锥形的纸帽推着在巷子里“游街”。所以因此给起了个外号——“高头日本人”。我记得我每次走过那个小院，都有一种“膈生”的不适感，远远地躲开，感觉那里面住着个怪兽。那时候被称为“阶 级 敌 人”就意味着不是“人”，是一种该 死的动物——或者，连动物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