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游历研究
陈竑

内容摘要
本文从张岱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及其个人经历三方面因素入手，分析其出游的现实原因，详述张岱生平的旅游经历。透过张岱的游综及其游记散文，全面地分析其出游的行为特点，以期真实、详尽的展示张岱生平的出游概况。张岱出生于世宦之家，家境殷实，早年生活条件优越。受晚明特殊社会风气的影响，张岱自幼便深受市民文化的浸染，与世俗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张岱生性好游，足迹遍布江南的繁华都市。他以一个文人特有的眼光，怀着对市民文化浓厚的兴趣，描绘了江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民俗娱乐活动。张岱热爱民俗文化。他以旅游的方式，广泛地接触社会，以自己的观察和亲身实践，致身于朝气蓬勃的市民文化生活。作为一名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张岱很好的将传统的高雅文化与方兴未艾的世俗文化融为了一体，为晚明文坛增加了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线。
引言
张岱(1597一1690)，字宗子，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张岱祖籍原属四川绵竹，故岱每自称“蜀人”、“古剑老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张倩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曾祖张元忭，隆庆五年()状元及第，历官至翰林院修撰、侍读，迁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二年()进士，授清江令，调广昌，后迁兵部主事，历任山东、贵州、广西副使、参议等职。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山东鲁肃王右长史。张氏亦是书香门第之家，家学渊源深厚，几代人的学问和文章皆著称于也张岱幼而聪慧，六岁即善属对。及长，更是才华横溢，兴趣广泛。好游历，结交才士名流以及各色市井人物。其也曾熟心于科举，欲效仿祖辈，博得功名，但却屡战屡败，最终愤而放弃举业，潜心于著史。
张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特殊的时代变迁，使其经受了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张岱自幼生活在豪奢、讲究享乐的家庭环境之中，曾自诩为“纨绔子弟”。在其传世名文《自为墓志铭》中曾毫不讳言的坦陈了他少时奢华的生活：“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但是，中年以后却人生陡转，生活变得异常艰苦，常至“衣食不济”的境地。劫后余生的张岱以遗民的身份，在米炊不继、异族统治者磨刀向相的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发愤著述，先后撰成了史学巨著《石匮书》及《史阚》、《石匮后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哲学专著《四遇书》、《明易》、《火易用》，以及《张子文秕》、《张子诗秕》，同忆录《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快园道古》等近三十部著作。为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史竖起了一座巨大的丰碑。
第一章研究现状综述
第一节关于张岱的研究
明末清初之际，张岱是一位在文化上不可多得的全才，其在文学上、艺术上、史学史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是晚明小品文的“殿军”，被称为“绝代散文家”；他是著名的史学家，潜心史学几十年，凭一己之力完成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两部明史巨著。此外，他还是卓越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出色的诗人。现今，我们距离张岱生活的时代已是相隔久远。在过去的三百多年中，研究张岱其人及其作品者可谓是不乏其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现将所有这些关于张岱研究的成果，根据时间顺序分为三个时期，以便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过去三百年多中关于张岱研究的发展脉络。
一、明清时期
张岱在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其身前就得到了一些知重他的前辈和好友的肯定和赞扬。他们对其作品的创作原由、创作心态以及艺术特质、审美趣味、地位价值等等都有一定的评价。这些点评与研究大都存在于其作品的序跋之中，虽然大多仍未摆脱中国传统点评即兴式、随感试的特点，算不上是真正的学术性研究。但是由于点评者与张岱生活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与张岱有着相似的性情和生活经历，是最懂张岱，最了解张岱的人，因而他们的点评往往能“一语中的”。如《两湖梦寻》前后有好友王雨谦、祁豸佳、查继佐、金堡、李长祥为其所作的序跋。其中祁豸佳评道：“余友张陶庵，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侗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为西湖传神写照，政在阿堵矣。”王雨谦、祁豸佳、王惠等人为其《琅嫘文集》所作序跋，其中王雨谦在其序文中评价道：“吾故于陶庵张子之文，而知天地之成之显之者深且宏也。”黄道周、李长祥、王雨谦也曾为张岱《石匮书》作序。李长祥高度评价《石匮书》的成就“当今史学，无逾陶庵”。王雨谦评“《石匮书》一书，上与‘左、史’等鼎。”入清以后，特别是清朝的统治稳固以后，明末王纲解纽时代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己近不复存在。文网的严酷使得个性张扬、充满性灵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遏制。《四库全书》卷七六《地理类存目》五仅收录了《西湖梦寻》的条目，且作了贬抑性的评价。对其诗歌陈子龙的《皇明诗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朱彝尊的《明诗综》、沈德潜的《明诗别裁》皆不录，只有商盘的《越风》选其七律一首。其史学巨著《石匮书》虽然未能得以刊印，却为谷应泰主编的《明史纪事本末》提供了参考，后又为清修《明史》提供了参考。此外，商盘的《越风》、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邵廷采的《思复堂文集》、乾隆时期的《绍兴府志》、嘉庆时期的《山阴县志》都对其生评和著作作了如实的介绍。
二、民国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世道纷争，战火不断，学术研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晚明小品文及张岱研究也因此淡出了学者们的视线。直到“三十年代的前半期，中国文坛盛行过一个与左翼、京派等文学思潮并列的言志派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和林语堂，他们～南一北，桴鼓相应，搅动了整个文坛言志们借重评晚明小品文来倡导言志文学，引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川在这股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的言志派文学思潮的推动下，晚明小品文才得以再次进入众人的视线，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惠及于这股热潮，张岱的《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嫘文集》等作品也得以校点出版。有关张岱的生平及其在文学、历史、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开始为人所关注。年出版的《近代散文抄》，该书收录了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代表的作品余篇，编者沈启无认为张岱是最兼公安、竞陵两派之长的集大成者。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陶庵梦忆》，书前有朱剑芒的《陶庵梦忆考》。文中对张岱的家世、性格、创作风格作了论述，同时认为《陶庵梦忆》是一部张岱的忏悔之作。周作人是张岱散文的忠实推崇者，曾多处褒扬张岱的散文：“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尚有徐文长所说的以古字俗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张宗子自然。张宗子的《琅娠文集》中记泰lJJ及普陀之游的两篇文章似比《文饭小品》各篇为佳。川在其《再谈俳文》一文中，赞扬张岱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此外，在文中其还对张岱的小品文作了一个总体的评价“他的目的是写正经文章，但是结果很有点俳谐；你当他作俳谐文去看，然而内容还是正经的，而且又夹着悲哀”，并对其写法与语言作了评述，这对张岱小品的理解应该又深入了一层。但在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却对周作人、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文抱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其仍对“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的作品抱以肯定的态度。在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更是表明了自己对晚明小品文的态度“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冈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川在鲁迅的文集和日记中。张岱的《陶庵梦忆》、《于越三不朽图赞》是被引片j较多的两本书。在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还曾引用《陶庵梦忆·及时雨》的全文，将之与清末绍兴迎神赛会作比较，足可见鲁迅对晚明小品文所持的辩证态度。
三、建国以后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晚明文学在学术界由热转冷，又开始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张岱研究因而也没能取得很人的进展。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晚明小品文所提倡的“闲适”和性灵，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关于晚明小品文的研究及对于张岱个人的研究自然被边缘化而被受冷落。仅在几部中国文学史中对张岱其人有所介绍，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章《公安派与竟陵派》中对张岱其人及其作品做了十分简要的介绍“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其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文坛最高的成就。”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兼有各派之长，可称为晚明散文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嫘文集》著称的张岱。”“他的散文，题材范围非常广阔，于描画山水外，社会生活各方面，无所不写。并且各种体裁，到他手中都解放了，如传记、序跋、像赞、碑铭等等，在他的笔下，都写得诙谐百出，情趣跃然，这是他散文上的特点。”在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谈及了张岱的小品文“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文化的改善，世俗化和闲适化的文学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一度被冷落的晚明小品文时来运转，重新被受剑关注。惠及于这股热潮，作为“晚明小品文殿军”的张岱，其人其文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各种基础性的整理、评析、鉴赏活动渐兴，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形成了张岱研究的高潮。张代研究高潮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新视角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张岱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对张岱生平进行考证的论文主要有：胡益民的《张岱卒年考辨》；佘德余的《张岱年谱简编》；陈卫民、周晓平的《张岱字号、籍里、卒年辨》；蒋金德的《张岱的祖籍及其字号考略》等文。这些论文对张岱的籍贯、生平、创作都做了较为详细、深入的研究。张岱弁勺．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在关于张岱散文、诗歌方面的研究论文中，对于其小品散文的研究几乎占了一半。如：林邦钧的《梦醒寻梦一张岱及其小品文》；王彦永的《张岱小品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化成因》；张小茜的《张岱的小品文及其“平中之奇”的审美倾向》；张则桐《‘一往深情’张岱散文情感底蕴论》m：潘承玉的《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等文。研究张岱的小品散文，其著作《陶庵梦忆》与《西湖寻梦》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不少。诸如：夏咸淳的《论张岱及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u；胡冠莹的《“自然之声”一小议张岱(陶庵梦忆)和《西湖寻梦)的散文风格》：许卫全的《略论张岱(陶庵梦忆)的审美特质》等文。在张岱散文突出成就的光环之下，其诗歌研究一直不太为人所重视。仅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夏咸淳的《论张岱诗稿一(张子诗秕)》；李圣华的《论张岱的遗民心态和他的“冰雪之诗”》；鲍恒的‘一片冰雪铸诗魂：论张岱诗歌的总体特征》惦等数文。此外，关于张岱文艺理论、史学成就、遗民心态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也是层出不穷。如：胡益民的《张岱诗画界限论》”：《张岱艺术家论的特质与历史意义》坩；《张岱的艺术范畴论》坶；余德余的《张岱的史学》：杨泽君的《明遗民心态一张岱个案分析》等文。这些论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使得张岱研究更趋完整、更趋成熟。
此外，还出现了数本张岱研究的专著。其中，夏咸淳的《明末奇才一张岱论》加是较早的一部比较全面地论述张岱生平思想、散文美学、诗词歌曲、艺术特征的专著。此后，胡益民的《张岱研究》和《张岱评传》这两部著作对张倚的家世、生平、交游及散文、诗歌、史学、文艺、美学等方面情况作了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是一本系统研究张岱的力作。余德余的《都市文人一张岱传》是张岱研究的最新成果，此书详细考察了张岱显赫家世的世代变迁、早年“肩存宇宙”的著史情节、鼎革之后的颠沛流离、晚年生活的贫穷窘困等方面，全方面展示了张岱不同寻常的人生。
第二节、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张岱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相关的论文大量涌现。但是专门从张岱旅游的角度来进行的研究论述，还不曾看到。张岱一生酷爱自然山水，生性好游，且游历甚广。曾自言：“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其游踪遍布江苏、山东、浙江等省。他好游名胜、爱慕繁华，经常流连忘返于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杭州、宁波等繁华之所。这些旅游经历对他的思想、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旅游中，张岱领略了秀丽的江南山水风光，考察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感受当时正蓬勃兴起的市民文化和人文主义精神，写下了诸多流传后世的美文佳作。在张岱现存的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占据了一定的数量。这类诗、文大多都是诗人游历时的乘兴之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忠实的记录了张岱一生的出游路线、沿途风光及诗人的所感所想，是对张岱一生游历经过、旅游特征、旅游心态等方面研究的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对张岱旅游行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选取张岱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张岱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家庭因素及其个人经历入手，对张岱出游的现实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以张岱的诗文为依托，其他史料为补充追溯张岱一生的游历经过，从中对张岱旅游行为的特点及旅游心态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结合上述分析，对张岱独具特色的游记散文创作进行深入地分析与阐述，以便全面的还原这个历史人物，对学术界关于张岱旅游研究的不足，能起剑些许参考的价值。此外，本文的论述在突出张岱出游特点个性的同时，还将涉及其所处时代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旅游风气及活动特点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章影响张岱旅游行为形成的因素
第一节社会因素
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从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的日益繁荣以及市民文化的蓬勃兴起，这些剧烈的社会变化都在不断地冲击着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保守而又封闭的生活方式。商品经济的出现打破了人们旧有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思想日趋解放，视野更加开阔，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旅游活动作为一种富于生气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时人的推崇而变得日益流行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出游风潮。
这种热衷于外出游玩的社会风尚，在张岱所生活的江南地区尤为兴盛。以江南繁华之所苏、杭两地为例，时常出现游人如潮，万人攒动的热闹场面。苏州城外的虎丘山一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错。”每逢中秋之夜，盛况更是空前“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侯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相传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这一日，苏州“士女倾城而出楼船画肪，至鱼棱小艇，雇觅一空。宕中以大船为径，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靓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杭州的名胜以西湖为中心，万人云集的场面更为壮观。每逢七月十五日夜，“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大小船只一齐凑岸，一无所见，只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如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此外扬州、秦淮一带的游乐场面也是热闹非凡。扬州清明之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是日，四方游寓及徽商两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川南京风光以秦淮绝佳“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蓬船百什艇，船首位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明人外出游乐之风甚盛，流风所及，及于文人。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亦好游成风，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埋头于故纸堆之中，而是走出书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在许多文人眼中旅游成为了一件开阔视野、陶冶情趣的正经事，他们毫不讳言的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好游。邹迪光说：。余故孱弱，少所济胜，不能游，而独好游。而所过佳山水，未尝不游。”从当时大量出现的游记，也可以看到这股风气的影响。据周鹤研究：晚明时期的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多为一般性游记。越到末期，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这些游记的数量大约有篇左右，数量不小。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王士性的《广志绎》、张瀚的《松窗梦语》、张岱的《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等游记集，皆是这一时期的著作。
可以这样说：自明朝中叶以后，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上层文人、士大夫对于旅游观念的改变及其亲身实践，在全国广大范同内掀起了一股旅游的热潮。张岱作为生活在这一时期时期的著名文人，必然会受到这一时代风尚的影响，并且对张岱一生热爱山水、生性好游个性的养成也不无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家庭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张岱出身于一个数世通显的官宦之家。自远祖张远猷开始，张氏“耕读传家”的传统便代代相传。虽在元朝期间，家世曾一度不显，但到了明朝中叶，张家的这一传统发展到了相当显赫的程度。高祖张天复是嘉靖间的进士，曾祖张元忭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张汝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而且，自张岱的祖父起，张家的生活开始崇尚奢侈，讲究声伎，痴爱园林。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张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培养了张岱较高的文化和艺术修养，同时对张岱喜好游乐这一性格的养成无疑也起到了满移默化的作用。
张氏痴爱园林，祁彪佳《越中园亭记》云：“越中圃亭开创，自张内山先生始。”内山”即张岱的高祖张天复。张天复“少有大志”，本欲有所作为，却冈被人诬陷而“逮对云南”，“累羁侯者月余”，幸赖其子张元忭千里奔走申冤才得以无罪释放，受此打击的张天复从此便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归里后即在镜湖之滨构建别业“日与所狎纵欲其中”，“召客啸觞，日淋漓，轰饮叫嚎如故”。
对张岱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张汝霖。张汝霖一生仕途坎坷，在任山东副使时，因于落卷中录取“古文崛”的名士李延赏而遭到弹劾，落职归里。后虽起复，却一直未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与大多数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一样，张汝霖落职之后，“筑价园于龙山之麓，啸咏其中。”“颇蓄声妓。磊块之余，则以丝竹陶写。”以排遣心中的郁闷之情。此外，其在杭州还筑有寄闶，便于常常于杭州驻足游览。在其妻子朱恭入去世后，张汝霖独居天镜网，暇则开九里山，每每策杖于猿崖鸟道问，遍游五溲，洞岩、天台、雁宕、玉甑诸峰。也算得上是一个好游之人。
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尽管自幼极为聪慧灵敏，但其科举之路走得却极为艰辛。十四岁时即以过人的才气“补邑弟子”生员，从此便乐此不疲。但此后却屡赴乡试不第，性情压抑，身体越来越差。张岱的母亲为宽慰其父，从万历四十年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同林，造楼船，组织家班演戏，使其“适意圃亭，陶情丝竹，庶可以解其岑寂。”从张岱高祖张天复开始，张氏开始陆续营建园林。在绍兴，有酚园、天镜园、表胜庵、不二斋、众香国、献花阁、悬杪亭、筠芝亭、镜波馆、苍霞谷、万玉山房、南华山房诸园。在杭州两湖，有寄园。建造这些园林、别业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流连其中，所让人感受到的是山水同林的自然美给人所带来的那份审美愉悦，这在客观上，对张岱热爱自然山水这一喜好的形成是有积极影响的。
此外，张岱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孙，自小深受祖父的喜爱。其祖父虽然常年在外为官，但一年之中仍有一、两次回家探亲的机会。此时，只要有机会其祖父便会带着这位长孙外出访友、做客。这便使得年幼的张岱能有更多的机会出fJ外游，领略到秀美的江南风光。在张岱幼年的这些出游经历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其在祖父的带领下曾多次来到杭州游玩，或许是杭州秀美的风光给年幼的张岱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张岱的一生都与杭州、与西湖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第三节个人经历
张岱自幼生活条件优越，张家到了张岱的父亲张耀芳这代，家世已显式微。但总的来说，张氏仍属大富之家。在张岱追忆旧往的诗作《春米》中曾这样描绘“少壮乖农华”的生活：“余生钟鼎家，向不知稼穑。米在困廪中，百口丛我食。婢仆数十人，殷情伺我侧。喜则各欣然，怒则长戚戚”生在这样一个家境殷实的官宦之家，再加之张氏讲究享乐的家庭环境和晚明以放诞风流为时尚的文化背景的双重影响，少时张岱之成为“纨绔子弟”也就实属必然了。但是张岱毕竟与一般的豪门子弟不同，张家毕竟是一个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的书香门第，所来往的都是当时一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家、艺术家。在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意蕴的家庭氛围中，张岱自幼耳闻目染，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使其具备了相当高雅的文化品位。

张氏几代人都是学者，有着治史的传统。良好的家学渊源，再加上张岱自身聪慧的天赋，使张岱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神童”的美誉。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对博得功名的渴望也渐渐的显现出来，在其十六岁时写的《南镇祁梦疏》中就表露了一个生在繁华之家，志在补天的纨绔子弟对人生、对理想热烈的追求和与之相伴随的忧虑和迷惘。当时的明王朝已显大厦将倾之势，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这使得张岱更加认识到在自己的身上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少年时期的张岱即立下“补天”之志，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块弥补明朝江山隙漏的炼石，为实现这一远大的政治抱负，张岱早年也热心于“举业”。与当时多数晚明文人一样，对于功名和八股取士有着矛盾的态度。长时间的痛苦煎熬，加之科场蹭蹬，终于使张俯放弃了科举这块“敲门砖”转而专事著述，尽心瘁力于史学与文艺。张岱的这一选择，使他从科举和八股文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从而有机会投入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把自己同时代、同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张岱的文学艺术活动有时就是和旅行游历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四处游历广交朋友，结识了许多奇人逸士，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和人文主义思想；通过四处游历拓宽了眼界，接触剑了熙熙攘攘的市民社会，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各种各样的市井人物，为其文学创作提供大量鲜活、生动的素材。张岱史学创作同样也是如此，在修史过程中不仅重视收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同时还非常重视实地考察，访问遗老搜求有关史料。所以，出于实现这些目的的考虑。广泛的旅游实践也就成为了张岱了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张岱一生喜爱旅游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从宏观上来讲，受到了社会风气、家庭冈素以及个人生活经历这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张岱放弃科举道路之后，为其继承祖辈未能实现的修纂明史的遗志，实现自己“志在补天”的志向提供了可能。这一选择，也必将将张岱推向更加广阔的现实世界。
第三章张岱出游的现实原因
除了上述影响张岱旅游行为形成的诸多宏观因素外，张岱出行的目的，自然还有许多具体的个人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F四点：第一节著述立说的学术考察张岱自云平生“好著书”。从万历四十六年，张岱岁编撰《古今义烈传》开始，直至耄耋之年仍是笔耕不辍，在其一生的写作生涯中，硕果累累，著作等身。其学术著作涉及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各各方面，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张岱竟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石匮书》这部明史巨著。
张借少年时立下修史之志，把修史作为自己毕生最大的使命，这与张家有着深厚的治史传统密不可分。在《读奁伊璜(三说)》一诗中，有“自古史贵一人成，四传《春秋》辅以行”之旬，既表达了他对修史的看法，也显示了其欲成一家之言的愿望。张岱修史重视历史资料的采集，更重视实地考察，访问遗老搜求有关历史资料。要取得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都是需要遍行天下才能够实现的。如：崇祯十五年十月至闰十二月，张岱在自金陵至淮安的游历中，耳闻目睹了李白成农民军攻打河南南阳汝宁等地的情况，真实的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并将其所见如实的写在了《石匮书后集：盗贼列传》之中，“众数十万号百万，驻匝南阳，分兵功汝宁，陷之。所属州县，多望风纳款。城下，贼秋毫无犯。”表明了农民军之所以深受百姓欢迎的原冈在于严明的军纪。
张岱在编撰《石匮书》时，所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苦于手头的史料不足，在《征修明史檄》中说道：“余书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数哉!”“成、宏而上，杞宋无征；庆、历以来，文献不足”。文献不足关乎史著的质量，为收集有关崇祯朝的第一手史料，张岱于顺治十年八月，上三衢，入广信，访问当地遗老，张岱的此次实地考察、访问搜集了大量有关崇祯至清初的真实史料，为撰写《石匮书后集》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顺治十三年五月，张岱应谷应泰之邀，自绍兴前往杭州参加《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编撰工作，在杭州居住了一年有余。张岱之所以答应帮助谷应泰修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是出于利用谷氏所掌握的大量史料，以弥补自身相关资料不足的缺憾，以完成《石匮书后集》这一目的考虑的。张岱能以一人之力完成《石匮书》的编撰，是与周围众多“史学知己”的交游往来，相互切磋指点所分不开的。其中关系较深者，如黄道周、李长祥等人。黄道周曾于崇祯五年，因罢官，而在杭州大涤书院讲学课徒。期间，适逢张岱于西湖旧居撰写《石匮书》，张岱因慕名而主动上门求教于黄，后被张岱引为“史学知己”。张岱手稿本《石匮书》卷首留有漳浦黄石斋序。由此可见。张岱出于著书立说的需要，也曾四处出行，交游各方，“浮湘溯沅，无暇三过其门”地在各地广泛的搜集史料，为其最终完成这部明史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交游结社的文人交际
交游结社是文人实现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张岱文化个性的形成和事业上的成就，除了显赫的家世之外，交游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交游结社也成为了张岱出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张岱一生交游十分广泛，在其《祭周戬伯文》中说：“余独邀天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业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鸸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二{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箨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德和尚为禅学知己。至如周戬伯先生，则无艺不精，无事不妙。”
与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一起，一同结伴出游或是出门访友，自然成为了一件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乐事。如：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初三，张岱同周戬伯、陆癯庵，同赴天章寺侧的兰亭旧址，参加王右军祠修禊活动，后与周戬伯、陆癯庵定交直至晚年；崇祯十一年，张岱与好友秦一生至宁波天童寺访金粟和尚，同年还与好友祁世培、陈洪绶赴白洋观潮；崇祯十一年冬，与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等人至南京祖堂山访问闲居的阮火铖等等。类似这样的同友人交游四方的例子，在张岱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足可见其在张岱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秉着“人无癖不可与交”的信条，张岱在交游活动中还结识了许多奇人才士，其中包括诸如艺人、妓女、工匠、和尚等许多名不见经传却身怀绝技的人物。如：崇祯十一年九月，张岱至南京白沙，抵岸即往桃叶渡访闵汶水，两人谈饮终日，品茶论道，遂成：基年之交。此外，张岱与串戏明角彭天锡；艺伎王月生；盆景艺术家范与兰；竹刻艺人濮仲谦等人都互有往来。这些人物从各个方面对张岱奇特的文化品位，特别是对其融雅、俗文化为一体的文化意蕴的形成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张岱兴趣极其广泛。从其《陶庵梦忆》一书中，可以看到他曾与友人结“丝社”、“斗鸡社”、“噱社”、“蟹社”和“诗社”。通过这些社团活动，张岱与其好友们悠游四方，饱览山水名胜，考察各地风土民俗。万历四十四年，张岱与范与兰、尹尔韬、何紫翔、王士美及胞弟平子、堂弟燕客学琴于王侣鹅。他们组成“丝社”，每月三次集中在一起弹琴，交流心得。后又先后师从于琴师王本吾、张慎行、何明台等人。天启四年，张岱与同学者赵介臣、陈洪绶、颜叙伯、卓珂月及胞弟平子五人读书于两湖边的岣嵝山房读书，张岱等五人在此读书长达数月之久，闲暇之余，散步于冷泉亭、飞来峰之间。张岱还积极参加诗社“枫社”的活动。枫社由王思任、祁彪佳等创建，参与其中的多为士子，既有退职的官员，也有读书人。“枫社”的活动多以集体游览山水名胜、饮酒赋诗或观剧等活动为主。如：崇祯七月闰中秋，邀请枫社诸友聚于蕺山亭，仿苏州虎丘故事，‘‘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
通过交游、结社、访友为契机的一系列出游活动，以及同形形色色各阶层艺术家的相互交往过程中，使得张岱能够很好的将上层社会的文化形态，同方兴未艾的民间文化的精髓恰到好处的融合在了一起，从而在文学、史学、艺术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卓有特色的成绩。
第三节异地省亲的家庭生活
明代中后期，出游渐成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时尚，上至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皆好游成风。然而，好游之风虽盛，但由于交通、路途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在选择出游目的地时，大都选择距离较近的景点，特别是对于当时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而言，能从事长距离旅游的士大夫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的士大夫仍只是短距离的游览附近的名山胜水。
张岱一生虽好游，但其游综多盘桓于江南等地，异地远游的次数屈指可数。崇祯二年，张岱以为其父张耀芳祝寿为契机，自杭州赴山东兖州的这次远游便就是其中的一次。张岱之父张耀芳仕途坎坷，于天启元年、四年、七年三次参加乡试不中，万般无奈之下，听从了兄弟的劝告，以“副榜贡谒选”，屈就山东鲁王长史。张岱此次充州之行，始自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道经镇江，抵山东兖州。在山东期间，张岱谒曲阜、游泰山、观烟火，拜访友人，直至崇祯四年才自山东归里。此次山东省亲，历时两年多载，游历了山东兖州、曲阜、泰安等地，是张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长游、远游，同时留下了《金山夜戏》、《孔庙桧》、《岱志》、《鲁藩烟花》等名篇佳作，供后人一同“神游”。张岱另一次以省亲为契机，出游异地，是于崇祯十年七月，赴江苏瓜州探望其仲叔张联芳，共叙叔侄之情。时值张联芳升任扬州司马，分属淮安，都理船政。张岱前往瓜州探望，居住于于园，同时又游览了金山寺和焦山，后又至天平山访友范长白。鼎革之后，张氏家族好景不复，家道中落。张岱四处沦落，几经辗转后，最后借居于绍兴的快园。张氏宗亲也是四处奔散，客居他方。顺治十四年，张岱借为谷虑泰编撰《明史纪事本末》之机，再至杭州。至灵隐寺，探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次年，具德和尚六十寿辰，又恰逢灵隐寺大殿方丈落成，张岱作《寿具和尚并贺大殿落成》诗志贺。在张岱一生的游历之中，以省亲为目的的出游次数其实并不多，但是无论是兖州之行或是瓜州之行，却都是张岱出游时间较长，路程较远，游历景点较多的两次出游活动，是张岱游历中较为重要的两次出游经历。
第四节鼎革之际的落难奔波
张岱的人生轨迹，以年清军入关明、清易代为限，对比鲜明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张家累世显宦，家境殷实，到了张岱之父张耀芳这代虽显衰败之相，家势虽不可与前两代相提并论，但毕竟仍属人富之家。鼎革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经过这次社会大动荡，张氏也彻底破产了，由一个富贵之家沦落为了贫困的民户。清军大举入关，攻占北京之后，迅速南下。顺治二年，南京沦陷，弘光政权覆灭。清军顺势由江阴长驱直入，进兵嘉兴、湖州，六月抵杭，明宗室潞王朱常涝迎降，杭州沦陷。由于清兵对汉民实行的高压政策，江南地区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明朝宗室鲁肃王朱以海被拥立为抗清势力的唯一人选，出任监国，成立了鲁监国政权。因为张岱之父张耀芳曾出任鲁肃王右长史的关系，张氏在绍兴又是巨族，张家自然成为了这个明室小朝廷所倚重的对象。张岱起初对这个明室政权的反清复明大业抱有一丝希望，倾尽家资资助抗清大业。但是由于朱以海本人目光短浅、贪图享乐，手下又缺乏治国良才，鲁王政权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顺治三年，鲁监国在清军的攻击之下，一触即溃，绍兴沦陷。清军攻进绍兴后，四处追捕支持鲁王政权的力量。在此情况之下，张岱只得开始了自己避兵逃难的生涯。
此时，张岱的逃难生涯与鼎革之前的潇洒出游可谓是天壤之别，但是作为张岱后半生中的一段重要人生经历，这段落难出行的经历对张岱而言，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次非凡的历练。绍兴沦陷之后，张岱带着一子一奴和一筐-{籍，逃剑了离城五十里的夏履桥之北的越王峥，栖居于此处的一处千年古刹。后不慎冈暴露行踪，连夜转移，径直转迁到嵊县西北山的一支同宗张氏后裔处，再次继续从事他的《石匮书》的修撰：作。顺治四年，当时局稍稍稳定之后，张岱本想迁回江阴，但“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于是只得避居于离绍兴城三十里外的项里。在项里大约居住了两年，直到顺治六年秋天，张岱才搬回绍兴城中，卜居于卧龙山下的快园，终于结束了这段长达三年的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
第四章张岱生平行游概况
本章对张岱生平行游活动的考察，拟采取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加以研究。纵向上，主要以佘德余先生所撰的《张岱年谱简编》为依托，以时间顺序对张岱的游综加以梳理。横向上，主要以张岱出游的目的地为对象加以划分，力求全面、完整的展示张岱生平行游的概况。第一节张岱的西湖情结张倚的一生与杭州、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其代表作《西湖梦寻》一书的前言中曾不无感慨的写道：“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识者，而陶庵识之独详；湖中景物，真有日在两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州在前后约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张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杭州西湖边度过的，对西湖的名胜和掌故可谓是知之甚详。

张岱之所以对西湖抱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是源于其自幼就跟随长辈一同游览此地，饱览西湖的美景。童年时的美好记忆与西湖的美景给张岱留下了深刻的映象，使其与西湖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据佘德余先生所撰的《张岱年谱简编》来看，张岱生平第一次到杭州游历是在万历三十二年，随祖父张汝霖造访居于杭州的好友黄汝亨，这一年张岱八岁。在其《西湖梦寻·小蓬莱》一文中，详细的记录了张岱此次随祖父拜访友人时的情景，“小蓬莱在雷峰塔右，宋内侍甘升圃也。奇峰如云，古木蓊蔚，理宗常临幸。有御爱松，盖数百年物也。今为黄贞父先生读书地也，改名‘寓林’，题其石为‘奔云’。此外，黄汝亨也给张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贞父先生为文章宗匠，门人数百人。一时知名士，无不出其门下者。余幼时从大父访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海口，眉棱鼻梁，张口多笑。交际酬酢，八面应之。”天启六年，张岱三十岁之时，又一次来到了小蓬莱，此时的“寓林”早已不复张岱幼年造访时的盛景，“天启丙寅，余至寓林，亭榭倾圮，堂中窀先生遗蜕，不胜入琴之感。"顺治十四年丁酉，张岱六十一岁，当他晚年再次来到这个曾给他的童年留下过美好记忆的“寓林”之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残砖废瓦的破败景象“再至此地，围墙俱倒，竞成瓦砾之场”、“林木俱无，苔藓尽剥，‘奔云’一石，亦残缺失次，十去其五。¨一生之中，三次造访“寓林”，三次所见却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时过境迁，其中滋味也只有张岱自知了。万历三十三年，张岱九岁，祖父张汝霖携其之杭州故居游玩，此时恰遇其祖父的好友陈继儒也正客居=r钱塘。张岱在其《快同道古·夙慧部》中记载道：“眉公客于钱塘，出入跨一鹿角。一日，向大父日：‘文孙善属对，吾面考之。’指纸屏上《李白骑鲸图》日：‘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陶庵对日：‘眉公夸鹿，钱塘县里打秋风。’眉公赞叹，摩予项日：‘那得灵敏至此，吾小友也。”两人遂成忘年之交。
天启四年，张岱时年二十八岁。为参加此年的乡试。从正月起，张岱便与同学赵介臣、陈洪绶、颜叙伯、卓明月及胞弟平子五人一同在西湖边上的岣嵝山房读书。岣嵝山房位于灵隐韬山下，环境极其幽静，树荫蔽天。张岱一行五人，在此关门读书长达七个月之久。张岱在其《岣嵝山房小记》中详细描写了这段惬意的读书时光，“天启甲子，余键户其中者七阅月，耳饱溪声，目饱清樾；山上下多两栗、边笋，甘芳无比；邻人以山为市，菔果、羽族日致之，而独无鱼。”读书闲暇之余，常常散步于西湖边的冷泉亭、包圆、飞来峰等处，欣赏美景，放松心情。掣余在西湖，多以湖船作寓，夜夜见湖上之月。而今又避嚣灵隐，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对山间之月。”有时也会有义愤填膺之举，元僧杨髡曾盗南宋皇帝之陵，张岱等人在飞来峰看到为其所刻的石像时都十分气愤，不仅连声痛骂，锥碎其像，还在他的石像上小便。当寺僧知道是杨髡的石像时，也表示赞同。
在西湖边留下的同忆也并不一定都是美好的。天启五年三月，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因患重病去世。五月，张岱自绍兴赶往杭州为祖父料理后世。张家三世藏书却冈祖父的去世而被“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张岱因此而扼腕叹息，痛心不已。崇祯五年十二月，张岱居于杭州西湖之畔。这一月的天气非常寒冷，大雪三日，湖中游人罕至。某日晚上八时许，张岱携一童子，孥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归后便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美文《湖心亭看雪》，传神的勾勒了皑皑大雪覆盖下的西湖的别样风情，“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此等情趣，真是何等风雅。
崇祯七年十月，张岱与女戏子朱楚生同居于杭州“不系园”共赏红叶。某日，与朱楚生一同游览两湖，当游至定香桥时，竞与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怜陈素芝等八人不期而至。张岱设宴招待。席间，众人各显技艺，“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腔说《金瓶梅》～剧，众人绝倒。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绝妙；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绝妙。¨崇祯庚辰、辛巳、壬午这三年间，杭州可谓是天灾人祸不断。庚辰三月，杭州昭庆寺失火；辛巳、壬午又接连发生饥荒，民强半饿死：壬午在山东又发生了农民起义，南北交通阻断，曾经繁盛一时的两湖香市也因此而废。外忧内患，社会动荡，张岱如实的记录了当时杭州百姓的惨状：“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张岱此时似乎也隐约感觉到了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鼎革之际，张岱以布衣之身，毁家产，举义旗，投入抗清复明的斗争之中。起义失败之后，张岱为躲避清军的搜捕，四处奔波，在兵荒马乱之中艰难度日。在局势稍稍稳定之后，张岱分别于顺治十一年、顺治十四年两次来到魂牵梦绕的两湖。此时的西湖早已不复昔日的光景，“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川。顺治十四年，张岱受浙江学政谷应泰之邀前往杭州参与编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为编撰此书，张岱在杭州将近住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期间曾再至西湖游览湖庄一带遗迹，前往灵隐寺探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并于次年具德和尚六十诞辰，恰逢灵隐寺大殿方丈落成之际，作《寿具和尚并贺大殿落成》诗志贺。
张岱的一生见证了西湖的繁盛兴衰，西湖也同样见证了张岱一生曲折的人生变迁。张岱的命运与西湖的变迁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互为印证，共同见证了风云起伏的时代变迁。可以说，张岱的生命中若是缺少了西湖，便少了许多的生命的色彩。西湖若是没有了张岱，便就少了一个美的诠释者。
第二节张岱的都市情结
张岱喜游历，江南的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宁波等都会名城，都是张岱的长期盘桓之所。徘徊于这些江南的繁华之地，张岱广交才士名流、各色市井人物，描绘江南动人的山水景色，展现了晚明江南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美文佳作。
一、家乡绍兴之游
张岱生于绍兴，长于绍兴。家乡的青山碧水，自然是张岱最为熟悉，也是最为眷恋的地方。家乡的美景，游历的欢愉，映留在了张岱一生的记忆之中。十五、六岁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快乐，也是对人生最富于憧憬和梦想的年代。张岱在前往南镇祈梦前写的《南镇祈梦》中写道：“择此一阳之始，以祈六梦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祈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欲通过求神解梦的方式，希望神明能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指点。这篇疏充分反映了少年张岱对功名热烈的渴望和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探索。万历四十年冬至日上午，张岱带着早己写好的“祈梦疏”与准备好的祭祀牲礼，同两名仆人一起前往位于会稽山香炉峰之北的南镇庙祈梦。来到南镇庙之后，虔诚的摆上贡品，燃起香、烛，三跪九叩，烧了祈梦疏，祈祷神的垂鉴。按绍兴旧俗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九，或者于冬至有“嬉南镇”的习俗，男女老少聚集于南镇庙，求签拜神，异常灵验，张岱遂有赴此地求神解梦之举。
神往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对会稽秀丽山水的描绘。万历四十一年三月初三，张岱与同伴周戬伯、陆癯庵同赴天章寺侧的兰亭旧址，参加王右军祠的修禊活动。众人在兰亭旧址驻足观望多时，却发现此处的风光与想象中的实在相去甚远，“竹石溪山，毫无足取，与图中景象相去天渊，大失所望，哽咽久之。”此行唯一的收获便是与周戬伯、陆癯庵订交，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六十年后，七十七岁的张岱“冈檄同志”而故地重游，再次“于三月上巳，会于兰亭，仿古修楔。川是日，风和日丽，张岱与弟登子，陟岭登岩，坐天章方丈，寻览古碑。始知旧日兰亭与天章古寺，均于元末被毁，基址尽失。今所见兰亭者，乃永乐二十七年所建，由此一解当年游历兰亭，大失所望的困惑。绍兴府城内的龙山，亦是一处张岱在绍兴时经常前往游历的场所，张家的多处同林如：骱园、悬杪亭等皆筑于龙山之麓。幼时的张岱也因此得以经常随父辈一起在龙山一带游玩。万历二十九年，五岁的张岱同叔父辈在龙山放灯，场面蔚为壮观。“沿山袭谷，枝头树杪无不灯者，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岗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何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放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六岁时，跟随父亲张耀芳于龙山南麓山壁之下的悬杪亭读书。天启六年十二月，天降大雪，积雪厚达三尺许。某晚，雪霁之后，张岱与家优李砑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一同登龙山，坐上城隍庙山门共赏雪景。只见“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一众人饮酒唱曲，三更时分，尽兴而归。
除却龙山，绍兴城外的曹山、塔山、蕺山等处，亦是张岱经常游历之所。如万历七年闰中秋，张岱仿虎丘故事，会诸友于蕺山亭。欢聚场面，甚为浩大，“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观者千人，至四鼓方散。张岱喜游山，亦好观水。崇祯十一年，张岱吊朱恒岳少师，后与友祁世培、陈洪绶一同前往绍兴城外西北方向的白洋镇观潮，张岱在其文中生动的描绘了潮涌时惊心动魄的场景：“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冰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著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炮碎龙湫，半空雪舞。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二、南京之游
六朝古都的南京孕育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秦淮河畔的灯火荡漾着别样的情怀。张岱的一生之中曾多次来到南京游历，感怀于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醉心于秦淮的繁花似锦，留下了一段段令人难忘的记忆。从张岱所留下的文字资料来看，张岱分别于崇祯二年、崇祯十一年、崇祯十五年三次游历南京。其中崇祯十一年的这次游览，历时长达四个多月。拜访故交，遍游南京多处名胜，留下了多篇美文佳作。南京的秦淮河畔，是张岱最为留恋的场所，也是张岱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张岱之所以如此钟情于秦淮，便是因为痴迷于秦淮河畔的风情万种，热闹繁华。张岱在《秦淮河房》一文中曾这样描绘秦淮风光：“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米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在明代早期，南京的旅店作为一种盈利的手段，投宿的消费就已经不低了。宋濂在《李疑传》中对南京的旅店就有如此的一番描述：“金陵之俗，以逆旅为利。旅至，授一室，仅可榻，俯以出入。晓钟动，起治他事，遇夜始归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责钱数千，否必诋诮致讼。”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旅店不仅价格颇贵，而且住宿条什也不好。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南京可供住宿的旅店也越来越多，且条件也更加奢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此时的秦淮景象亦有如此描绘：“水上两岸人家，悬格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觑为景。棚由此可见，投宿客栈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更何况像秦淮这样的繁华之所，消费自然是不菲的，也难怪像张岱这样的富家子弟也竟会发出“房值甚贵”的感慨了。这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崇尚奢侈的消费观止悄然兴起。另一个吸引张岱的原因，便是秦淮河畔丰富的民俗活动。年年端午时节，秦淮河上的灯船竞渡是一个不可不看的节目。崇祯二年五月，张岱就曾于秦淮河上观看灯船竞渡，场面热闹非凡。“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竟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馓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从张岱对于秦淮的留恋，也印证了其爱慕繁华，喜好民俗的旅游情趣。
崇祯十一年九月，张岱乘船自绍兴出发，前往南京。船至南京向沙，抵岸后，旋即前往桃叶渡拜访闵汶水。两人一见如故，张岱出示《茶史》与之讨论，两人谈茶论道，剧谈终日，遂成忘年之交。张岱寓桃叶渡数日，期间还与曾波臣、姚简叔互有往来。南京燕子矾素以水势湍急而著称。自张岱抵京之后，还曾与好友吕吉士一起，前往燕子矶游览。两人此行从观音出发，登关王殿，看关帝神像“灵爽赫赫，须眉戟起”。缘矶而上，坐俯江亭之上，“看江水澈洌，舟下如箭”。折而南，访观音阁，“阁旁僧院，有峭壁千寻，碚瑶如铁；大枫数株，蓊以他树，森森冷绿。川是年，张岱由南京归浙之时，闵汶水、王月生更是送至燕子矶石壁之下为张岱留饮践行。是年冬，张岱与同族隆平侯及其弟勋卫、甥赵忻城，贵州杨爱生，扬州顾不盈，友吕吉士、姚简叔，姬侍乇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等人戎装乘马于南京城南三十里的牛首山打猎。众人自南门出，狩猎于牛首山前后，急驰纵横，战果颇丰，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三、狸猫七。猎后，观剧于献花岗，夜宿于祖茔。这是张岱生平第一次狩猎。张岱事后在其文中这样写道：“江南不晓猎较为何事，余见之图画戏剧，今身亲为之，果称雄快。然自须勋戚豪右为之，寒酸不办也。¨可见如此奢华的活动，也并不是一般人能为之的。是年冬，张岱与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三人至祖堂山拜访此时正闲居在家的阮大铖。在阮家观看《十认错》、《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对阮大铖的戏剧才华赞赏有加，但恨其居心勿静，所编诸剧“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
崇祯十五年七月，张岱至南京观祭祀中山孝陵，张岱如实的记录下了祭祀时的情景：“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暖阁去殿三尺，黄龙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黄锦，孔雀翎织正面龙，甚华重。席地以毡，走其上必去舄轻趾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东瓜汤一瓯而己。暖阁上一几，陈铜炉一、小筋瓶二、杯椿二；下一大几，陈太牢一、少牢一而已。州后又观朱成国与王应华奉敕修孝陵。
三、苏州、扬州之游
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烟花三月下扬州”。苏、扬的美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历来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争相竞览的必剑之所。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张岱至苏州葑门荷花宕观楼船画舫。葑门位于江苏吴县城东门，相传每年的此日是荷花的生日。到了这一日，苏州士女倾城而出，游船咸集于葑门外的黄天荡。此地因为荷花盛开，遂通称为荷花荡。这一天，大如船楼画肪，小至渔舟小艇都被雇觅一空。一些远方来的游客，即便手持数万钱也无处觅船，只得在岸上徘徊。张岱雇舟往观，只见得：“宕中以大船为经，小船为纬，游冶子弟，轻舟鼓吹，往来如梭。舟中丽人，皆倩装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
较之葑门荷宕，苏州虎丘中秋夜的游况更是空前。崇祯六年，八月中秋夜，张岱于苏州虎丘参加民间唱曲活动。是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侯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游嬉场面甚为浩大。到了天暝月上时分，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动地翻天。至更定，鼓铙之声渐歇，丝管之乐繁兴，还杂以歌口昌。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到二鼓人静，管弦之声也已撤去，洞箫一缕，哀涩清绵。直至夜深三更，还留有百十人游赏。
扬州清明时节的冶游盛况也是空前的，张岱曾将“扬州清明”、“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并成为四大奇景。张岱在扬州游历之时，正逢清明时节，其在文中如是描绘了扬州清明时节的冶游盛况：“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是日，四方流离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成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踌；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繁华盛景的背后，有时也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与痛楚。张岱在游历扬州之时，也不忘以其特有的人文情怀和敏锐的视角去观照这一世间冷暖。张岱在其《二十四桥风月》一文中如实的记录了妓女的悲惨生活，“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若至夜深，还未有客，只能渐带凄楚，悄然摸黑离去，“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在其另一篇文章《扬州瘦马》中则记录了另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所谓“瘦马”即扬州土豪以低价收买贫家幼女，教之以琴棋歌舞之类，待其长大后，再以高价转卖给四方官绅、商贾做小妾，亦如贩马者养瘦马而肥而得善价。
四、宁波、瓜州之游
崇祯十一年，张岱与好友秦一生至宁波天童寺访金粟和尚。张岱与秦一生在天童寺居有数日，随意游览寺院。早晚斋方丈，寺中僧人对其也是敬礼有加。客居期间，张岱“遍观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碓者、磨者、甑者、汲者、爨者、锯者、劈者、菜者、饭者，狰狞急遽，大似吴道子一幅《地狱变相》。老和尚规矩严肃，常自起撞人，不止‘棒喝’。川后又游阿育王寺，瞻礼舍利。阿育王寺位于宁波鄞县宝幢镇，此寺相传是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之一，寺内奉有高僧舍利。“凡人瞻礼舍利，随人因缘现诸色相。如墨墨无所见者，是人必死。”张岱初见舍利“三珠连络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复下顶事L，求见形相，再视之，见一白衣观音小像，眉目分明，需鬓皆见。”而好友秦一生反复视之，却无所见，出涕而去。
礼佛后，张岱乘舟至定海演武场观水操。“水操用大战船、唬船、蒙冲、斗舰数千余艘，杂以鱼牒轻鹾，来往如织。舳舻相隔，呼吸难通，以表语目，以鼓语耳，截击要遮，尺寸不爽。健儿嘹望，猿蹲桅斗，哨见敌船，从斗上掷身腾空溺水，破浪冲涛，顷刻到岸，走报中军，又趵跃入水，轻如鱼凫。水操尤奇在夜战。旌旗干橹皆挂一小镫，青布幕之，画角一声，万蜡齐举，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宝山凭槛俯视，如烹斗煮星，釜汤正沸。火炮轰裂，如风雨晦冥中电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视；又如雷斧断崖石，下坠不测之渊，观者褫魄。”二月十六日，舟行至招宝山，张岱登山游览。此日，风甚大，“巾折角，覆顶上，衣觜鬻翻幅，箴率自绽见同侪，第睁睛视，口欲言，风塞之辄咽。自辰至未，始抵寺。寺后见海，无所辩海，坐阁上，视山脚，如俯瞰绝壑，舟如芥，人如豆。’’返舟中，继续前行，过招宝山，出蛟门十里许，为三山大洋。此处洋面甚是不平“风号浪炮，轰怒非常，或大如五斗瓮，跃入空中，坠下碎为零雨。或如数万雪狮，逼入山礁，触首即碎。自卯至酉，舟起如簸，人皆瞑眩。"夜半风定，顺风架帆，舟渡龙潭清水洋，过金塘山，渡横水洋，历经周折，于五鼓时分至舟山。自青垒头至十六门，大山四塞、诸小山环列如门者。十有六焉，定海至此三里，海为肠绕，委蛇曲折于层峦叠嶂之中，地形甚是险峻。舟行至沈家门，已是日高时分，沈家门外便是大海洋。渡莲花洋，横顺风。船人抢风使帆，小舟急速前行，过金钵盂山，进石牛港短姑道头，登岸。登岸后，一路前行，至梵山游览镇海寺、法华洞、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等处。游毕后归前寺。午饭后，又由寺门折而向西，游历盘陀庵、白象庵、西天门等处。倦归，夜宿僧房，与僧人茶话至更定，突闻炮声。有言乃贼船与带鱼船在莲花洋厮杀，张岱遂亟往，据梵山岗山上观海战。“次日归，风大顺。比晚下舟，鸡未喔，己泊招宝山下矣。”张岱此番出游，礼天童、阿育诸古刹。至定海，游普陀，计海上往来，历时一月有余。。此行给张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后便撰《海志》。作《观海诗》八首。
张岱与仲叔张联芳关系其洽，曾与张联芳、好友秦～生等于龙山下设“斗鸡社”，日携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相搏。崇祯十年，张联芳升至扬州司马，分署淮安，督理船政。张岱至瓜州仲叔张联芳处游玩，与仲叔同游瓜州于园。园主人于五所因张岱是张联芳的侄子，因此处处予以照顾，张岱得以赏遍园内园亭建筑。借住于园期间，张岱无事辄登金山寺，登高远望，眺望长江天险。有时，放舟焦山，欣赏山水之色，“江曲涡山下，水望澄明，渊无潜甲。海猪、海马，投饭起食，驯扰若豢鱼。看水晶殿，寻瘗鹤铭，山无人杂，静若太古。一又寻访瘗鹤铭，走拜焦处士祠，有感而发，写下《焦山瘗鹤铭》哀叹“立碑瘗鹤碑，崩崖断齿甥。高士被污名，焚琴而煮鹤。”
第三节山东兖州的异地远游
崇祯二年八月，张岱率家班前往山东兖州为父亲张耀芳祝寿。张岱之父张耀芳早年潜心于科举，在张汝霖的督导下，“唯读古书，不看时艺。”十四岁时，补邑弟子生员，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此后“沉埋于帖括中者四十余年”，即便“双瞳既吒，犹以西洋镜挂鼻端．”，仍乐此不疲。后因“屡困场屋，抑郁牢骚，遂病翻胃”，不得以听从诸叔父之劝，前往山东屈就鲁藩长史司右长史之职。崇祯二年，正值张耀芳五十岁生日，为庆贺父亲五十大寿，张岱赶排了《韩蕲王大战金山》、《冰山记》诸剧，并率领家班自杭州卖鱼桥乘舟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前往山东兖州。中秋节后一日经镇江，移舟过金山寺，此时已二鼓时分。张岱忽然戏瘾大发，命“小侯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剧完，天已大亮，僧人送至山脚。张岱一行人等解缆过江，继续北上。至兖后，上演自己亲自编导的《冰山记》为父祝寿。一日，宴守道刘半舫，刘半舫观后说：“此剧己十得八九，惜不及内操菊宴、及逼灵犀与囊收数事耳。”张岱听后，连夜填词，督小侯强记之。次日，至道署搬演时，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七出，刘半舫感叹于张岱的才能，遂与之订交。张岱出示了自己新完成的j}s稿《古今义烈传》，并请刘半舫为之作序。刘半舫欣然写道：“盖统《腐史》、《世说》合成一家言。宗子著作，足垂千古。”作为一个文化人，张岱即到山东，孔庙、孔林是不可不游之所。至曲阜，张岱事先买通了孔庙的看门人，才得以进入拜谒先贤。进仪门，便见孔子亲手所植之桧，张岱在诗中如此描绘道：“如何杏坛桧，既枯能复活。肤纹皆左旋，直干无错节。摸之触龙鳞，扣之响铜铁。初见一枯株，委弃在墙缺。谁知灵若蓍，一代一枝发。”过仪门，再进一大亭，卧一碑，书“杏坛”二字，此亭乃为孔子讲学之所。过桥，入大殿拜谒，见殿内壮丽可观，“宣圣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铜鼎三、一牺、一象、一辟邪，款制道古，浑身翡翠，以钉钉案上。阶下竖历代帝王碑记，独元碑高大，用风磨铜蜀属，高丈余。”出孔庙，至曲阜北门五里许为孔林，“紫金城城之，门以楼，楼上见小山一点，正对东南者，峄山也。折而西，有石虎、石羊三四，在榛莽中。过一桥，二水汇，泗水也。州。入林内，遍游院内各处景观，见圣宣墓j子贡手植楷、伯鱼墓、子思墓、子贡庐墓处等遗迹。游毕曲阜孔庙、孔林后，张岱转至泰安，游览泰山。张岱初到泰安，便感慨丁二此地的旅游盛况，“离州(泰安州治)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间，优人寓十数间。向谓是一州之事，不知其业店之事也”。当日，张岱夜宿泰安客店。次日五鼓，在牙人的催促下，张岱匆忙盥漱，准备上山进香。此时，天虽还未亮，可上山进香的人流却早已排成了一条长龙。张岱坐着舆轿，由轿夫抬着，从红门出发，上山进香。一行途经黄岘岭、玉皇阁、朝阳洞，始至泰山之半。沿山所见皆乞丐，“持竹筐乞钱，不顾人头面。其乞法扮发叫法，是吴道子一幅地狱变相。’’出朝阳洞即为九曲十八盘，此段山路石蹬险滑，上次者需手脚并用，一气而上，才可至三天门。出门，左折而上至碧霞宫门，入宫门拜元君金像。出宫后，天公不作美，大雾弥漫，裹足不能前行，且从人饥寒难耐，张岱虽不情愿，但不得以只得从南天门急下，按原路返回住处。次日黎明，张岱再访泰山，独自从间道走至天门入山，过黄岘岭、过三天门、上新盘礼青帝宫、玉皇殿，看唐玄宗摩崖碑、苏颞东封碑。登封台，乃至泰山绝顶。一览众山皆“千山万山皆驯伏趾下”，得见云海奇观如“大海波涛，翻腾蹴踊，砑雪惊雷，磅礴无际。”游毕泰山后，遂归至兖州，并于崇祯四年四月，结束了此次探亲远游，自山东归还家乡绍兴。

张岱此次省亲远游始自崇祯二年八月于杭州出发至崇祯四年四月归家，历时两年。期间，张岱遍游山东各处名胜，结交当地文化名人。此外，还得以观赏到诸如鲁藩烟火、张氏菊海、兖州阅武等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真可谓是不虚此行。此次远游，也是张岱一生之中，出行距离最远，历时时间最长的一次异地之行。
第四节落难逃亡的艰苦生涯
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同样也是张岱人生的重要转折之年。当年三月，李白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白缢。四月，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清兵随即人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顺治二年四月，攻破扬州城。六月，清兵进入杭州。期间，张岱曾拥护鲁王朱以海，将抗清复明的希望寄脱于这个政权，张岱为此不惜倾家荡产。不幸的是，朱以海本人目光短浅，贪图享乐，政权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这个明朝苟延残喘的政权毕竟难以抵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顺治三年，清兵攻破绍兴，朱以海逃往台州。绍兴沦陷后，清兵大肆搜捕当地的反清势力，为躲避搜查，张岱仓惶之下，带了一子一仆和《石匮书》稿，前往绍兴复履桥的越王峥寺避难，从此开始了逃难生涯。张岱悄悄避住寺中将近三个多月。但是好景不长，一次偶然出寺，被人认出，自此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行踪既已暴露，为了不连累寺中僧人，张岱只得立刻转移住处。临别前，在寺中墙壁上留诗话别，辞别好友远明上人。
顺治三年九月，张岱携带《石匮书》副本，《四遇书》底稿藏于竹筐底，转避至嵊县西北山中，那里有一支张氏同宗后裔，张岱冈而得以暂避于此，继续编撰修改著作。在族人的帮助之下，张岱将绍兴城内的一家老小又全部转至距嵊县县治六十里的西北山。迁居西北山的日子艰苦异常，张岱在《和贫士七首》等作品中如实的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状况。避难期间，张岱时而也会在西北山中游历片刻，以解愁苦。听闻鹿苑寺的方柿“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为之明。州张岱因而时常前往，大快朵颐一番。待时局稍稍稳定之后，张岱又从嵊县搬到了绍兴城南的瑶玉里．其时已是年丁亥。张岱在项王里大约居住了两年光景，于顺治六年九月，从项王里搬同了绍兴城。张岱在绍兴的故居早已易主，只得借居卧龙上脚下的快园，就此结束了长达三年的逃难生涯。张岱晚年生活十分艰苦，时常农食难继。但是为了自己的学术著作，还经常出门游历四处收集材料。顺治十年八月，张岱上三衢，入广信，采访明朝遗老，收集材料。顺治十三年，受谷应泰之邀参与《明史纪事本末》的编写，得以再睹自己日思夜想的两湖。若是条件允许，张岱偶尔也会出门作短暂的游历。顺治十一年，新吕同宗张宗良来绍兴游玩，探望张岱。张岱十分高兴，不久即赴新吕同访，张宗良陪同游玩了新昌大石佛。康熙十二年，张岱与友于三月上已，会于兰亭，仿古修禊事。康熙十四年，携儿孙辈游自遭国变三十年不至的吼山，在吼山禅堂遇外伯祖父之季媳。
纵观张岱一生的行状，其长途远游的次数较少，多以短途游历为主。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繁华之所。以其家乡绍兴为中心，辐射周边杭州、苏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城市，游综涉及山东、江苏、江西等地，足迹遍布江南多数省份。张岱一生的行状，以明、清易代为限，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造成了这前后两个时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鼎革之前，张岱出游的次数较为频繁，且多以登山涉水，观光揽胜，丰富阅历，赏心悦目为旅游目的。然而，在经历了明亡清兴这场社会大变革之后，曾经的钟鸣鼎食之家，此时却变得一无所有，张岱再也无力像从前那样悠游四方。因此，在这一时期张岱出游的次数也较少，且多以学术考察，寻访故旧为主，出游的心境也与从前大不相同。
第五章张岱旅游行为特点透析
旅游活动在中国的历史中出现较早。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古籍当中即已出现“旅游”一词。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旅游的风气可谓盛极一时。旅游活动日趋成熟，在一些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甚至出现了旅游活动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倾向。本章主要以分析张岱旅游活动的特点为依托，兼带论述明朝中后期旅游活动的发展状况。
第一节旅游景观及出游时机的选择
在明代，可以作为旅游休闲的场所颇多。但总的说来，可以称得上“游”的场所不外乎就是名山、大湖与同林三火类。一般选择作为旅游地点的名山通常都包括了各种名胜古迹、古刹奇泉、大观寺庙或是宗教圣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名山大泽常是著名的旅游景观，但是因为距离遥远，能够到达赏游的人并不多，像明代徐霞客似的万里远游的旅行家，在当时毕竟只是风毛麟角。相反的反而是距离近的景点因为交通方便而游人众多。特别是对于当时经济与文化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而言，都从事长距离旅游即所谓“壮游”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仍多只是短距离的游览附近的名山胜水。张岱在旅游景观的选择上，亦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张岱一生行游的目的地，多集中在江南地区的繁华之所，所到山水也多为其家乡附近的名胜，诸如杭州的西湖、苏州的虎丘、南京的秦淮、扬州的瘦西湖等等。除了具有这些共性的特点以外，张岱在其游览景观的选择上，更有着自己独特的眼光。一方面，张岱对江南地区各个城市的山水景观兴趣盎然，这些地方毫无疑问是张岱游历时的必观之景。但另一方面，张岱自幼深受市民文化的熏陶，在游览山水景观的同时，当地的一些民俗习惯、艺苑胜流、民间奇技都能引起张岱的关注，成为一种特别的观赏景观。张岱怀着浓厚的兴趣，记录了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景观，如：扬州的清明、虎丘的中秋夜、绍兴的元宵灯景、鲁藩的烟火、苏州葑门荷宕、越俗扫墓、两湖的香市、泰州的客店、秦淮的河房等等，形象逼真的展示了晚明社会的民俗风景线。一些民间的艺苑胜流、能工巧匠也是张岱常常关注的人文景观。《金乳生草花》中的金乳生是一位擅长园艺的花匠，一年四季“错杂莳之，浓谈疏密，俱有情致。”《樊江陈氏橘》中的橘农陈氏种植收藏谢橘的本领。《吴中绝技》中“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赞赏说书艺人柳敬亭“描写刻画，微入毫发”；女艺人朱楚生“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的敬业精神；彭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石可不平之气”的超凡技艺等等。可见，张岱对出游景观的选择不仅局限于山水景观，只要是其兴趣所在，任何景观都能列入他的选择范围。
张岱在出游时机的选择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其《陶庵梦忆·明圣二湖》一文中曾这样称赞道：“善游湖者，亦无过董遇三余。董遇日：‘冬者，岁之余也：夜者，日之余也；雨者，月之余也。’雪峨古梅，何逊烟堤高柳；夜月空明，何逊朝花绰约；雨色泾漾，何逊晴光滟潋。深情领略，是在解人。”冬夜、月夜、雨夜往往是游人最为稀少的时候，此时的山水因而更显得空旷、淡远和恬静。张岱喜游月夜山水，可以从中领略那没有尘世纷扰的空灵之美，品味那别样的情趣。“夜夜见湖上之月，而今叉避嚣灵隐，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对山间之月。”、“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夜月登此，阒寂凄凉，如入鲛宫海藏。月光晶沁，水气渝之，人稀地僻，不可久留。’’、“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芦花，明月映之，自如积雪，大是奇景。州在这一幅幅月夜山水画中，蕴含了张岱对山水之美的深情感受。张岱有时在出游时间的选择上会刻意地与众人的旅游时间错开。例如张岱在《西湖七月半》一文中介绍杭州两湖七月半游览之盛时写道：“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或许是因为杭州西湖太负盛名，旅游太过兴盛的原因。人声鼎沸，众声嘈杂之中便将西湖的美景名胜变成了庸俗之地。因此真正的玩家便会故意选择游人稀少的时间出来游玩，因为只有待游客渐稀渐薄的“夜半月出无人”之时，才能达到“山空人静，独往会心”的境界。所以张岱在文末谈及了自己游览方式，“岸上人亦逐队赶门，渐稀渐薄，顷刻散尽矣。吾辈始舣舟近岸，断桥石磴始凉，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颓面。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其惬。”。
张岱又是一个好热闹的人，往往会在一些传统的时令节俗之时，与大众一起出游，观赏丰富多彩的节俗娱乐活动，感受热闹非凡的节日气氛。如端午节之时，张岱就曾分别在秦淮(崇祯二年)、无锡(崇祯四年)、瓜州、金山寺(崇祯十五年)等处三次亲眼目睹龙舟竞渡这一传统的节庆民俗活动，其中尤以瓜州、镇江规模宏大，观者云集，万人空巷。此外又如：扬州清明、越俗扫墓、虎丘中秋、绍兴元宵灯景等活动，这些游乐场面也无一不是万人云集，热闹非凡。因此，只有选择在这样的节俗之时出游，才能领略到这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投身其中感受这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
第二节旅游所携器具及交通、住宿
晚明士人在旅游时短则一天，长则一个月甚至半年。在旅游时通常都携带有许多东西，可说是配备齐全才能上路。士大夫在出游之前还会发邀请函给亲朋好友，内容中有时会把旅游时所需要携带的游具物品一一交代清楚。我们从张岱发给好友的《游山小启》中来看看，他出游时都会携带一些什么样的器具：“凡游以一人司会，备小船、坐氍、茶点、盏箸、香炉、薪米之属，每谢一簋、一壶、二小菜。游无定所，出无常期，客无限数。过六人则分坐二舟，有大量则自携多酿。约×日游×舟次×右启。某老先生有道。司会某具。”信中细录了出游时需要携带的物品，其中包括有食物，如茶点、两碟小菜、一簋一壶茶酒与薪米之类；以及旅游的器具，如坐彘、香炉、盏箸等等。由其所列的项目来看，有些并不是旅行用的必需品，而且多有茶酒等奢侈消费品。又如，崇祯七年闰中秋，仿虎丘故事，张岱会各友于蕺山亭。“每友携斗酒、五簋、十蔬果、红毡一床，席地鳞次坐。川。由此可见，像张岱这样的玩家在外出游时对饮食是非常注意的，尤其是像酒与茶这样的助兴饮料更是重要。此外，像毡之类的坐具也很重要，以此可以增加出游坐卧的舒适感。不同的季节在游玩时会携带不同的器具，就以冬季为例，在张岱《湖心亭看雪》一文中就提到他在崇祯五年十二月游西湖时，正值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张岱雇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待到湖心亭上只见“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人惊喜，日：‘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可见冬季出游时，保暖的衣料与炉火是不可缺少的要件。
出游在外，住和行是关键。交通T具对于旅游来说是一大要件，其选择视旅游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包括马车、轿子、船只等等。从明朝时起，士大夫的出游便十分重视旅游交通工具的舒适性，甚至会因为交通工具的不舒适而游兴人减。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张岱出游也具有这样的共性。张岱主要活动于江南地区，江南地区多水路，因此游船便是出游经常选择的交通工具。这些游船虽然通常都是乘船，但形式和名称却颇多，有灯船、画舫、楼船、鱼梅、小艇等等。这些舟楫一般都不是张岱出游自备的，通常在风景区都可以雇觅得到，但若是遇剑旺季即使持数万钱也无所得舟。在登山时的交通工具则是以人力担负的肩舆为主。在晚明时期，肩舆用在风景区作为登山的交通工具是非常普遍的情形。张岱在登泰山时所坐的便是肩舆这种交通工具，而轿夫则是从当地人中雇佣的。游览不同的旅游景点，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游客通常无需自备，只要花钱就能雇到所需的交通工具，足可见晚明时期出现的这种旅游交通商品化的倾向。
除却旅游中的交通问题，住宿同样也是旅游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多日游，住宿问题直接关系到了旅游活动可否尽兴。从晚明的游记中可以看到一旦形成旅游景点的地区，大多有可供游客租赁食宿的地方，无论是城内或郊外。最常见可供食宿的包括有酒店、旅店、旅馆等等。‘
从张岱留下的游记散文来看，其在住宿的选择上还是很多样化的。张氏家族在绍兴可以称得上是名门望族，其在绍兴城内外都建有多出私家园林，若是在绍兴城周同游览，这些私家别墅便是最好的下榻之所。即便到杭州游览，也有寄园可供住宿。另一方面，张家世交甚多，且张岱本人也交友甚广，有时出游时往往会选择一些朋友的私家同林投宿。张岱在杭州读书期间，就曾与好友一同借居于灵隐韬光山下的岣嵝山房；与女艺人朱楚生在杭州赏红叶时，借居的是汪汝谦的园墅不系园；前往瓜州探望仲叔张联芳时居住的是当地富人于五所的私园于园。
在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有些精明的商人会在沿河的地方修建起一些酒楼、旅店供人消遣。像这样的场所占尽地利之便，居住设施也更加齐全，价格自然也是不菲的。诸如张岱经常游历的秦淮河河房便是“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价其贵”之所。若是异地长途旅行，又无相熟的朋友相投，客栈便是住宿最好的选择。张岱登泰山时，投宿便是泰安州的客栈。只是此处的客栈与别处的客栈火不相同，这里的客栈设施更加齐全，凡是住的、吃得、玩的、跑腿的全都有，甚至还有专门的旅行服务从业人员～牙家，可谓颇具商业规模。
晚明时期，一些佛教的寺庙或是道教的道观，也是招待旅游文人与士大夫住宿的地方。张岱在前往兖州省亲的途中，就曾道经镇江并夜宿金山寺，在金山寺上演了一场“金山夜戏”的好戏；在前往天童寺，拜访金一和尚时，张岱与好友秦一生在天童寺内居住了数日有余，遍观寺内僧匠千五百人；在游览普陀之时，则借居于普陀的镇海寺内；落难避兵之时，张岱与其子避难于越王峥寺。住了将近三个月。若是游兴正酣，露宿野外有时也不妨是件快事。“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步月而出，至玄墓，宿葆生叔书画舫中。”“余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侯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这样既能欣赏到静谧的月夜山水，又符合文人浪漫的个性，真是两全其美之事。
第三节游伴与随从
文人出游通常都会呼朋唤友结伴同行。上述张岱的《游山小启》可以说是文人邀文人出游的典型邀请函。张岱一生好游，游伴也甚多。在《祭周戬伯文》一文中，张岱自述道：“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作为游伴，其身份大多是虽要好的朋友或是男性亲属。与好友一同出游的例子，在张岱的游记散文中俯首即拾。万历四十一年，与同伴周戬伯、陆癯庵赴兰亭旧址参与修禊活动；天启四年与好友赵介臣、陈洪绶、颜叙伯、卓珂月及胞弟平子等五人前往杭州读书游历：崇祯七年，会枫社诸友于蕺亭山，仿苏州虎丘故事；与好友秦一生访天童寺、阿育王寺，同游普陀镇海寺；崇祯十一年，与友祁世培、陈洪绶·同前往绍兴城外的白洋镇观潮。九月，张岱与好友吕吉士同游南京燕子矶。是年冬，张岱又与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三人至祖堂山拜访此时闲居在家的阮大铖等等。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游往往是提高旅游兴致的重要因素。与亲属出游的例子如崇祯十年，张岱前往瓜州探望时任扬州司马的仲叔张联芳，并与其同游瓜州于园；崇祯十一年冬，张岱与同族人隆平侯与其弟勋卫、甥赵忻城等人前往南京牛首山打猎；崇祯九年九月，张岱与仲昆兄弟介子、平子同赴寓山探望好友祁彪佳。
在张岱的游记散文中，还常常见到其携带妓女或是戏子随伴出行。诸如崇祯七年与调腔女艺人朱楚生同住杭州不系园共赏红叶，同游两湖；在牛首山打猎时，则有王月生、董白、顾眉、李十、杨能等人陪侍。王月生、董白等人都是当时的秦淮名妓：夜观龙山雪时。张岱则义有家优李价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陪侍；蕺山亭会友之时，“命小侯齐竹、楚烟于山亭演剧十余出，妙入情理，拥观者千人。¨为聚会增加欢愉气氛。由此可见，携伎同游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或许成为了一种时尚之举。如前所述，文人在出游的时候多会携带许多的器具，就文人的身份和地位而言少有自己背负的，何况有时东西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在出游的时候常会有奴仆，即所谓的“苍头”随行。在出游的过程中，苍头不仅要负责背负旅游所需物件，有时还要端茶倒酒为主人服务。如“坐久清冽，苍头送酒至，余勉强举大觥敌寒，酒气冉冉，积雪钦之，竞不得醉。”；“余敦苍头携家酿斗许，呼一小划船再到断桥，章侯独饮，不觉沾醉。”有时苍头会要起到保护主人的作用，如“行末数武，半山嚓呼，乃余苍头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革幼刀、木棍，疑余辈遇虎失路，缘山叫喊耳。余接声应，奔而上，扶掖下之。川。仆人中有时也会有善歌的童子“小侯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川这些歌童的任务主要就是为娱乐主人。
第四节出游心态
所谓旅游心态，即指人们在实践旅游行为的过程中所保持的心理状态。张岱一生出游甚多，这其中也包含了多样的旅游心态。晚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城市附近的风景区也成为了一般庶民聚集旅游的胜地。正如张岱《葑门荷宕》、《扬州清明》、《虎丘中秋夜》等文中所描绘的一样，在这些风景区都出现了“都人士女倾城而出”聚游的热闹景象。此外，每当传统的岁时节庆到来之时，旅游活动的规模更加扩大。还有表面上带有宗教性质的进香活动也越发兴盛，其背后其实也带有出外游乐的性质。总而言之，当我们在探讨张岱出游的心态时，不能忽略当时庶比旅游风气的影响。
对于上述庶民旅游的发展，张岱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常常是热心参与，与民同乐。就以每年端午的龙舟竞渡为例，张岱在《金山竞渡》一文中曾自言道：“看硝湖竟渡十二三次，己巳竞渡于秦淮，辛未竞渡丁无锡，壬午竞渡于瓜州，于金山寺。川不仅观西湖竟渡多达十二三次，还好观江南各地的竞渡之俗，足见张岱对此民俗活动的喜爱。又如在《绍兴灯景》、《龙山放灯》等文中，张岱不仅描绘了灯事的绮丽豪华，观灯场面的热闹喧哗，而且自己更是亲身参与，乐在其中。每年放灯之时，都会与自己家中的奴仆一起置办灯具，并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余谓灯不在多，总求一亮。余每放灯，必用如椽大烛，专令数人剪卸烬煤，故光迸重垣，无微不见。”有时更是不惜以五十金来置办一主灯。久而久之，张家的华灯便成为了越中灯事之盛。
再如张倩晚年撰文追忆西湖香市的盛况是：“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日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丁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义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最后道出自己对两湖香市的感叹：“恐人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张岱身上亦有着不与庶民同流，彰显文人个性与审美趣味的一面。正如前文所述，张岱在出游时机的选择上，有时会刻意地错开大众旅游的时间，选择月夜、雪夜、雨夜这些一般游客稀少的时间段出游。尤其是像两湖这样的江南名胜，大众旅游实在太过兴盛了，众声嘈杂之下便将美景名胜变成了庸俗之地。冈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像张岱这样的文人来说，便表现地不愿和一般的大众同游，相反更乐意一人独游。张岱这种雅俗之辩的旅游心态，其实质也是晚明文人的旅游风气与庶民文化互相激荡，相互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张岱一生远游的次数较少，出游多以江南繁华之所为目的地，且多喜好选择岁时节庆或是与大众出游时间错开的时间段出行；出行喜好水路，携带游具较多，出行常有仆人跟随服侍，十分注重旅游途中的饮食与出行舒适感；游伴众多，且多为其好友或是戏子、妓女、家优。这些都是张岱出游的显著特点。于心态上，张岱保持着雅俗之辩的心态。既有与民同乐，热情参与其中的一面，也有在某些时候刻意与庶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凸显文人个性与审美趣味的一面。
第六章张岱的游记散文
张岱的一生有着两个密不可分的人生乐趣，即游览山水与文学创作。张岱留存至今的散文集有《琅擐文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等著作。从张岱散文的内容来看，题材的世俗化、生活化、自娱与忧时结合的情怀是其散文最鲜明的特点。张岱的散文生动地描绘了晚明时期的风土人情，记录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和自身情感的变迁。第一节张岱散文的史料价值《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是张岱游记小品的集大成之作。《西湖梦寻》是一部汇聚西湖山水园林掌故的小品集。张岱长期生活在杭州，对于西湖的人物掌故和历史沿革，可谓是了如指掌。书中按空间方位顺序分别从西湖北路、南路、中路、东路、外景五个方位全面的介绍了西湖的名胜，并对西湖的每一处景观皆穷原竟委，循名责实，是一部介绍西湖掌故、地理，近乎地志、杂史性质的著作。《陶庵梦忆》可以说是一部文人眼中的晚明社会文化风俗史。内容涉及文物古董、烹饪饮食、山水景物、能工巧匠、戏曲名伶、民间习俗等多个方面，生动形象的展现了明代中后期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和风土人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一、饮食
张借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之道。在《陶庵梦忆》一书中记载了许多美食。张岱喜食土特产，几乎吃遍了各地的名产，凡书中所举的土特产就多达种之多。诸如：“北京则苹婆果、黄鼠、马牙松；山东则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则福桔、福桔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则青根、丰城脯；山西则天花菜；苏州则带骨鲍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则马交鱼脯、陶庄黄雀；南京则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查糖；杭州则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桔；萧山则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则香狸、樱桃、虎栗；嵊则蕨粉、细榧、龙游糖；临海则枕头瓜；台州则瓦楞蚶、江瑶柱；浦江则火肉；东阳则南枣；山阴则破塘笋、谢桔、独山菱、河蟹、三江屯坚、白蛤、江鱼、鲥鱼、里河鲢。’’这些吃食不论远近“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不仅如此，张岱还十分讲究吃法和烹饪技巧。“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瞰肉而识其炊有劳薪。”“炙肉，以芝麻花为末，置肉上，则油不流。”“煮老鸡，以山楂煮即烂，或用白梅煮，亦妙。”‘此外，张岱对食材也颇为挑剔。对于蔬果，要求新鲜时令。如食橘讲究“青不撷，酸不撷，不树上红不撷，不霜不撷，不连蒂剪不撷。川食柿讲究。萧山方柿，皮绿者不佳，皮红而肉糜烂者不佳，必树头红而坚脆如藕者，方称绝品。川食蟹必待十月“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蟥愆。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川食乳酪则必须是自制的“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晓，乳花簇起尺许，用铜铛煮之，瀹兰雪汁，乳斤和汁四瓯，百沸之。玉液珠胶，雪腴霜腻，吹气胜兰，沁入肺腑，自是天供。”
在众多的饮食之中，张岱最为讲究的却莫过于饮茶。辩水选茶，往往不厌其烦。张岱的祖父张汝霖既好茶，煮茶所用之水必须是运自无锡惠山之水。至张岱之时，惠山泉水已废，张倚于是自己找水煮茶。张岱先于万历四十二年，在绍兴长庆寺发现楔泉，水色如“秋月霜空，噗天为白～‘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后又于琶山发现一处泉水，水质更加清冽，取名为“阳和泉”。
此外，张岱还特别讲究茶叶的制作。张岱从三峨叔的松萝焙法中受到启发，募人用“拘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炒制日铸茶，“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遂研制成功雪兰茶，一时名遍江南。从张岱对饮食的讲究，足可一窥当时世人对于饮食的嗜好程度。这为我们了解明代饮食文化的发展以及当时社会中上阶层的饮食状况提供了丰寓的资料。

二、岁时风俗
在张岱的散文作品中，记叙了许多明代传统的岁时节庆活动，并生动的描绘了节庆之时各类丰富的民俗庆祝活动，以及人们欢庆出游时的热闹场面。元宵。江南有元宵节观灯的习俗。以张岱的家乡绍兴为例，灯景繁华，观灯的场面十分的热闹。“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卖酒，缘出席地坐。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绍兴城的灯市，大概从元宵节前的两、三天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五或十六为止。“灯凡四夜，山上下糟丘肉林，日扫果核蔗滓及鱼肉骨蠡蜕，堆砌成高阜，拾妇女鞋挂树上，如秋叶。”由此可想而知，当时观灯的场面是何等的壮观。端午节。端午节晟热闹的民俗活动莫过于龙舟竞渡。张岱不仅热衷于观看各地的民俗竞渡活动，而且对此还颇有研究。“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取其怒；旁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篷，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钲挝鼓，取其节；艄后列军器一架，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故敲其上，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张岱从“怒”、“悍”、“绚”、“节”、“锷”、“危”、“险”这七个方面概括性的描绘了瓜州龙舟的形制与格局，显示了其与他处龙舟的不同之处，写的既生动又形象。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正是出门路青郊游的好时节。张岱对这种情况有许多形象的描写。“越俗扫墓，男女核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日：‘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一’从张岱的这段描绘中，我们不难发现，二十年前，人们出游可没有那么讲究，即便是中人之家也十分注重y俭，只是“后渐华靡”。这些情况生动的反映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舒适享乐的追求和崇尚奢侈的社会风尚。中秋佳节，天色开霁，月光皎洁。是夕，苏州虎丘彻夜狂欢。锣鼓喧嚣，管乐齐鸣，人人献技，万民同乐。人人争先恐后，以争一席之地。“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侯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这些民间节庆活动的参与者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色人等各尽其欢，尽情享受。追求物质享受，崇尚奢侈豪华，这俨然已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充分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追求。
三、民俗娱乐
明代，人们的休闲娱乐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着自己的娱乐休闲方式。在张岱的游记散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当时较为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如：“走马放鹰”、“斗鸡蹴趵”、“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瞽者说书”等等。这些娱乐活动都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外出游玩特别是短途旅游尤为兴盛。明人出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依季节景色变化而产生，另一类则是在传统的时令节日中配以相应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产生的。第一类的游赏时间不定，四时之景不同，有美景则观。另一类冶游活动则在传统节日之时。不同节令配以不同的文化娱乐活动。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竞渡，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不同层次的人以不同欣赏方式寻求着各自的乐趣，可谓各其所。其中也有作长途旅行的，这往往常和朝山进香的宗教活动连系在一起。如张岱在《岱志》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在旅游旺季，泰山香客游人成千上万。泰安旅店“客单数千，房十处，荤素酒筵百十席，优溪弹唱百十群，奔走抵虑百十辈，牙家十余姓。合计人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满二万”。在浙江普陀山，前来进香的香客也是人流如潮，大殿上“香烟可作五里雾，男女千人鳞次坐，自佛座到场殿庞内外，无立足地”。
四、明代妇女
受明代社会风气的影响，外出游乐之风盛行，流风所及，达于闺阁。妇女们纷纷走出闺阁，告别过去深居简出的生活，敢于抛头露面，加入这股时尚的潮流之中。王士性曾谓燕京风俗：“都人好游，妇女尤甚。”不仅是北方地区，江南也有相类似的风俗：“见士女倾城而出”、“是日，士女以鞋鞍不至为耻。”‘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注重个性解放的社会环境中，妇女有时竞也有不让须眉之举。张岱在《陈章侯》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载我女郎至一桥否?’余许之。女郎欣然下，轻绔淡弱，婉媳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日：‘女郎侠如张一妹，能同虬髯客饮否?’女郎欣然就饮。移舟至一桥，漏二下矣，竟倾家酿而去。”此等豪情，足令须眉折腰。
晚明的娼妓业发达，这同当时人情放荡，世风奢靡的社会环境也不无关系。谢肇制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人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一南京的秦淮河房，扬州的二十四桥都是当时著名的风月之所。此外，当时的文人出游还多有携妓的风尚。如张岱在南京牛首山打猎之时，就有当时的名妓王月生、董小宛、顾眉等人陪侍。这一方面说明了文人携妓冶游在当时确是一种时尚之举。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说明了明代的妓女确有不凡之处。她们既身在特殊的场合之中，就无须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所以在精神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再加上她们接触的都是才子士人、达官显贵，因此明代的妓女不仅貌美，而且才女辈出。比如：董小宛的“天姿巧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顾眉的“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咂，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李十娘的“生而聘婷娟好，肌肤玉雪，既含娣兮又宜笑”、“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
第二节张岱散文的个性意识
张岱散文最突出的个性就是古典文化形态中的贵族文化与民间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天衣无缝的融为一体。张岱不像一般的文人，只是抱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猎奇心态或者是仅仅为了寻求某种借鉴的目的来对待民间文化。张岱对于民间文化与通俗文化不仅是积极的认同、主动的参与，而且在他的观念之中，两者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时他对于民间文化的兴趣甚至更为强烈。张岱将自己这种强烈的文化特征融于自己散文创作之中，使其小品文呈现出了明显的个性意识。一、题材的生活化中国古代散文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宗经、载道成为了创作的基本主旨。以张岱为杰出代表的明末散文家，成为了那个时代扭转散文创作潮流的一代先驱。张岱散文的成就既体现在文化冈素、语言、结构等因素上，同时也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文章立意的大胆突破上。张岱始终将文章的着眼点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打破了散文自古以来具有的传统，题材广泛的涉及了普通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为他人所不屑的题材，在张岱的笔下往往能化俗为雅，别有一番情趣。如写民俗风情，十分注重反映民间富有生气的文化活动，表现民众丰富多彩的生活、流行的价值观念、普遍的爱好以及世俗文化那种自然、淳朴的气息。无论是描写节庆活动，还是记述风俗人情，无不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气息，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繁华世俗生活的热爱之情。
如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张岱本人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一段声色犬马的生活，张岱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自为墓志铭》中说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州他精于饮食。懂得“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嗷肉而识其炊有劳薪。”他善斗鸡。在龙山脚下结鸡社与叔、弟斗鸡，且常常成为最后的赢家“余鸡屡胜之”。他好琴艺。结“丝社”，拜名家，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此外，张岱在书法、绘画、古董鉴赏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
张岱是戏曲的行家，对戏剧既喜欢又在行。不仅自己编剧，而且还善于导演。在《陶庵梦忆》中谈及戏曲和曲艺鉴赏的散文就多达二十余篇。其中有谈看戏的《过剑门》；有评戏的《阮圆海戏》；有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朱云崃女戏》：有赞扬演员高超演技的《彭天锡串戏》及《朱楚生》。
张岱对这些散文新题材的发掘，彻底摆脱了“文以载道”的重重束缚，重新为散文增添了平民的生活气息和阅读的趣味性，使其文呈现出了浓厚的世俗化和生活化的气息。
二、人物的市井化
传统散文记述的对象多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很少有跻身其中的。而张岱则将自己的目光由庙堂转向民间，由达官贵人转向普通百姓。展读张岱的小品文，在其笔下的人物，除少数上流社会的大人物外，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市井细民，诸如身怀绝技的伶人艺伎、贩夫走卒、能工巧匠等等。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却又多身怀绝技，技艺超群，而且性格奇崛，感情丰富。张岱在表现这些人物时，不像以往的作品着重描写他们受侮辱的一面，而是更多的表现他们不甘屈辱，保持自我尊严的一面。如《濮仲谦雕刻》中的竹雕大师濮仲谦。这位大师的作品巧夺天工，但却“赤贫自如”。其冈就是他把自己的人格尊严看得比金钱更贵重“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始终坚守着“贫贱不能移”为人准则。再如南京名妓王月生，虽沦落风尘，却也竭力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与俗子交接；或时对面同坐起，若无睹者。有公子狎之，同寝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她正是以自己的孤傲、以自己的沉默来同外界抗争，以此维系自身的尊严。张岱赞美这些人对自我人格尊严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张岱自身的人格追求。
正是因为张岱重视这些人的价值，惜才爱才之心深切，所以张岱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常常把重心放在表现这些人的聪明、才能和技艺上，这同传统散文注重从政治斗争、道德伦理方面来表现人物大不相同。如表现戏曲艺术家彭天锡的演技：“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艮。”再如其表现说书艺人柳麻子的精湛技艺：“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央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晷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缘此，张岱被视为g“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致力于用散文表现酱通人的生活，表现其对人的尊重和现实生活的真挚喜爱之情的作家。”
三、语言的个性化
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相结合的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张借散文的语言艺术之中。其文笔简洁、明快、凝练，既有文育的庄重典雅，又有白话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特点。不论是散语、骈语，还是文言、白话，皆运用自如，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张岱散文语言的最人特点在于其文以浅显的文言为基础，同时敢于大胆的吸收俚语、El语、俗语等市井语言的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充实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去，进而使其文章呈现出既雅且俗，亦庄亦谐的特点。如《扬州瘦马》、《二十四桥风月》等篇的语育都相当浅俗易懂，又如《宁了》写了家中一只名叫“宁了”的珍禽，此鸟善学人语：“人母呼媵婢，辄应声日：“某丫头，太太叫!”有客至，叫日：“太太，客来了，看茶l”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辄呼日：“新娘子，天明了，起来吧!太太叫，快起来!”不起，辄骂日：“新娘子，臭淫妇，浪蹄子!”新娘子恨其，置毒药杀之。川试想，若是将此段文字改成文言，其阅读趣味和语言的表现力必将大打折扣。
张岱叙述语言的俗与雅，是根据叙述对象的背景而设定的，一般叙述文人的生活则用雅言，叙述市井、民俗生活的则好用俗语。如《金山竞渡》中的一段：“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取其怒；旁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篷，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钲挝鼓，取其节；艄后列军器一架，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战敲其上，取其危；龙尾挂--d,JL，取其险。”张岱的这段文字描绘，全从一个文人的视角出发，运用排比，句式整齐，语言典雅、精炼，生动形象的展示了瓜州龙舟的特点。张岱散文通俗易懂，尤其是加入了小说叙述的表现手法，使其作品读来有种身临其境之感。试看《柳敬亭说书》开头之文“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粲，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张岱仅用了短短几十个字，便使其风神、个性、气质卓然而出，为下文叙述其高超的说书技艺，埋下了伏笔。书接上文“余听其说《景刚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央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nL{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譬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这段文字与小说家惯用的笔法“何其相似乃尔”。张倩运用了自描、夸张、渲染、纪实等手法，令读者似乎明晰地看到一位形貌怪异、不同寻常的说书艺人，此刻正站在一张木制的方桌前，眉飞色舞、神采昂扬，振振有词，侃侃而谈。宋元以来民间说书艺人出场时的情景或许就是如此。
第三节张岱散文的思想内涵
张岱所处的时代正是商品经济日益兴盛，市民阶层发展壮大，商业活动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长，社会等级秩序、价值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松动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崇尚物质和精神文化享受、追求男女大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甚至被当作人的一种生活的目的。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名文人，张岱敏锐的意识到了这种变化，并在其文中生动的记录下了这一幕时代的画卷。明人张瀚云：“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为高。”张岱笔下的虎丘中秋夜、扬州清明、越俗扫墓、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秦淮河房等等，无一不是对这种社会风气最真实的写照。对于这种社会现象，张岱并没有抱以批评的言辞，相反以一种开明的态度充分的肯定了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追求，反对“不欲以口腹累性命”的伪道学，提出“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原不必好高骛远。”肯定人们对于物质追求的心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市民生活的欣赏和热爱之情，散发着晚明社会蓬勃的时代精神。
随着新的时代潮流的涌动，思想界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明万历朝以来，启蒙主义思潮方兴未艾，它的影响力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李贽为杰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批判封建等级秩序，反对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对人性的束缚，主张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张岱在继承李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物性自遂”的观念。《西湖寻梦·放生池》记载了他游览杭州云栖寺和放生池时的所见：“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髫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见鸡鹅豚投，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张岱见到失去自由的动物，心中顿感惆怅，要求寺僧“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兔鹿猢狲，放之山林”恢复它们的自由。提出“物性自遂”、“何苦锁禁，待以胥縻”的主张。张岱的这一思想针对的不仅仅是要恢复鱼兔鹿等动物们的自由，更是涉及到了大干世界的芸芸众生。各种束缚人性的外在枷锁都应该统统的被打破，应当尊重人的个性发展、欲望和爱好。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张岱对于人的看法也有了新的价值观。他透过“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箭篆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白贱之耳。¨对人的价值这一命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张岱认为“人以物贵”人的价值及其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才能，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社会贡献。这是张岱对人的价值的一种重新认识与发现，闪烁着思想启蒙时期人文主义的光芒。。张岱在生活中也正是以这种新的价值观来看待他人的。张岱《琅媛文集》中就有一篇为纪念家中伶人夏汝开而撰写的祭文。此文感情真切、蕴意深远，张岱如是写道：“汝生前，傅粉登场，弩眼张舌，嬉笑鬼诨，观者绝倒，听者喷饭，无不交口赞汝开妙者。绮席华筵，至不得不以为乐。死之日，市人、行道、儿童、妇女，无不叹惜，可谓荣矣。吾想越中多有名公巨卿，不死则人祁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有奄奄如泉下，未死常若其已死，既死反若其不死者，比比矣。夏汝开未死，越之人喜之赞之；既死，越之人叹之惜之，又有旧主且思之祭之。汝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在一般人的眼中，戏子的社会地位一般都是十分低下的，与家中的奴仆无异。然而在张岱的眼中这个叫夏汝开的伶人却堪比某些“名公巨卿”。张岱的这篇祭文突破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充满了启蒙时期人道主义的精神。
结论
张岱一生喜好游历，足迹遍布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兖州等各地都城，旅游已成为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上述分析，张岱出游的情况，以鼎革之变为转折点，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明清易代之前，张岱出游多以纯粹冶游性质的娱乐消遣为主要动因。此外，也有出于学术考察及异地省亲为目的的非游乐性质的出游。后期，则因为时局动荡及经济因素等各方面原因，张岱出游的次数大大减少，出游也多以收集学术资料或是寻访故旧为主要目的。
张岱喜好游历这一个性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尚游风气的影响。旅游在当时作为一种富于生气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时人的推崇而变得大众化。生活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难免会受到此种风气的浸染。另外，家庭因素以及张岱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养成此种性格的不容忽视的重要冈素。
从本文第五章的内容来看，张岱在出游目的地的选择上，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繁华之所。所好景观除了一般的山水自然景观之外，各类民俗习俗、民间奇技等人文景观，也是张岱所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了一种特别的观赏景观。张岱一生之中长途旅行的次数较少，且多以短途旅行为主。在出游时机的选择上，喜好在岁时节令之时出游。但有时也会喜欢在月夜、雪夜、雨夜这种游人较少的时间段出游，或是刻意错开众人出游的高峰期，独赏美景，从而达到“山空人静，独往会心”的审美境界。从张岱对于出游时机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张岱的身上既有着热心参与，与民同乐的一面，也有不与庶民同流，彰显文人个性与审美情趣的一面，呈现出雅俗之辨的旅游心态。明代旅游业发达，旅游活动日趋成熟，在一些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共至出现了旅游活动商品化与市场化的倾向。张岱出游，以水路出行的方式居多，所用船只多以租赁的方式获得。出游住宿，以投相熟故旧为主，时而也会选择景点的客栈投宿。有时若是游兴正酣，也会选择露宿野外。为追求旅游的舒适性，张岱出游时通常都会携带许多的食物和器具，其中酒和茶是必不可少的助兴饮料。这些饮食器具，一般不会由张岱自己背负，通常都是由随行的仆人负责。此外，当时的文人出游还会邀请妓女陪侍，这在当时或许亦是一种时尚之举。
张岱的散文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晚明时期的风俗人情，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广阔图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代的社会生活保留下了生动而又丰富的资料。张岱的散文同时也充满了强烈的个性意识。其很好的将高雅文化与市井文化融为了一体，在题材、人物及语言等诸多方面予以了新的尝试，赋予了传统散文以新的活力和审美价值。张岱受到晚明启蒙主义思潮的洗礼，其文肯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主张“物性自遂”；倡导个性解放，并以新的价值观来看待人的价值，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张岱是明清之际，一位在文化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全才，是一位不容被忘却的大师。张岱其人与他的文学作品理应在中国的文坛上拥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