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一：变夏之问（陆续更新）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一：变夏之问
孔子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意思是说：中原先进的文化应当同化边区落后的文化、而不是相反。纵观历史，仿佛这是一个大趋势。然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有盛有衰，有成有败。古老而先进的文化也会因衰老而被新兴的文化击败，古老而落后的文化未尝不会因新时代的变局而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
中华文化以“夏”自居。然而细细琢磨此语，就会察觉到其中暗含重重的玄机。首先，“夏”之本义，指大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王朝，后来为商汤所灭。建立夏商二代的人，属于不同的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与认同。当孔子使用“夏”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夏”文化了，乃是指“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实际上，所谓“华夏”文化，其根基即在于吸纳了夏商二代文化后、又被孔子美化改造后之周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之精神世界的《四书》《五经》，其实就是对周文化的系统阐释。不过，吸纳且统一了夏商二代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质的、被儒家改造且推到了正统地位周文化是否就此永远抹去了夏商二代自己的文化特质呢？孔子去世前，梦见自己居于两楹之间。此梦其实大有来头。人死停于“两楹之间”乃是商之旧俗。孔子自称是“东夷之人”，亦即商族人。孔子的这个梦似乎在提醒着他是个商族人、在无意识的层面，当有着很深的商文化认同。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孔子曾明确宣称认同周文化（“吾从周”）。此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文化认同之不统一，将意味着什么呢？孔子本人没有回答，我们这些已然被现代化的文化变局冲击得晕头转向的、作为周文化认同的继承者的后世子孙们却有了追问这个问题的空间与责任。“用夏变夷”这句话出自一个“东夷之人”之口，这意味着什么呢？打个比方就明白了：今天如果一个中国人因为敬佩日本的文化而主张中国应当在文化上跟随日本，则其人必被国人骂为汉奸。照此逻辑，作为商族人之孔子主张“用夏变夷”，在“东夷”的立场上看简直可谓“商奸”了。当然。中国人不会认为孔子是个“商奸”，因为，服膺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意识———文化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即“春秋大义”所谓“夷狄用夏则夏之，夏用夷狄则夷狄之”。既然文化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则认同“夏”（华夏文化）的就是中国人，失掉了“夏”（华夏文化）认同的，就不属于中国人的范畴了。可吊诡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有人弄出了一本名为《华夷变态》的书，鼓吹日本实际上在文化上已经高度地“夏”化，而中国自满清入关以后已然日趋“夷”化，则日本实际上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人”而拥有入据中国之正统的资格。这种思想后来成了日本侵华的最深刻的理论依据。日本右翼为什么始终不肯为侵华道歉，乃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难以驳斥这个理论依据、因为它就出于中国文化自身。我们倘若足以驳斥之，唯有二途：一，证明中国尚未在文化上丧失“夏”的认同。显然，进入现代化的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底气了。二，彻底放弃“文化本位主义”之政治哲学，而拥抱近现代的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且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但这样一来，我们的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也就彻底失败了。
“夏”这个词来自于禹的后代所建立的王朝，而禹被记载“生于西羌”。位于川西大山中的西羌地区有两三个被认为是禹之诞生地的“石纽”，位于今天汶川县飞沙关的石纽山即是其中之一。今年夏天（2019年）带着对“用夏变夷”问题的思考，招邀四五朋辈，我前往汶川的石纽山，去探寻那“夏”文化之源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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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意思是说：中原先进的文化应当同化边区落后的文化、而不是相反。纵观历史，仿佛这是一个大趋势。然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生命体，有盛有衰，有成有败。古老而先进的文化也会因衰老而被新兴的文化击败，古老而落后的文化未尝不会因新时代的变局而获得一个重生的机会。
中华文化以“夏”自居。然而细细琢磨此语，就会察觉到其中暗含重重的玄机。首先，“夏”之本义，指大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王朝，后来为商汤所灭。建立夏商二代的人，属于不同的族群，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质与认同。当孔子使用“夏”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夏”文化了，乃是指“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实际上，所谓“华夏”文化，其根基即在于吸纳了夏商二代文化后、又被孔子美化改造后之周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之精神世界的《四书》《五经》，其实就是对周文化的系统阐释。不过，吸纳且统一了夏商二代迥然不同的文化特质的、被儒家改造且推到了正统地位周文化是否就此永远抹去了夏商二代自己的文化特质呢？孔子去世前，梦见自己居于两楹之间。此梦其实大有来头。人死停于“两楹之间”乃是商之旧俗。孔子自称是“东夷之人”，亦即商族人。孔子的这个梦似乎在提醒着他是个商族人、在无意识的层面，当有着很深的商文化认同。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孔子曾明确宣称认同周文化（“吾从周”）。此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文化认同之不统一，将意味着什么呢？孔子本人没有回答，我们这些已然被现代化的文化变局冲击得晕头转向的、作为周文化认同的继承者的后世子孙们却有了追问这个问题的空间与责任。“用夏变夷”这句话出自一个“东夷之人”之口，这意味着什么呢？打个比方就明白了：今天如果一个中国人因为敬佩日本的文化而主张中国应当在文化上跟随日本，则其人必被国人骂为汉奸。照此逻辑，作为商族人之孔子主张“用夏变夷”，在“东夷”的立场上看简直可谓“商奸”了。当然。中国人不会认为孔子是个“商奸”，因为，服膺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已然形成了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意识———文化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即“春秋大义”所谓“夷狄用夏则夏之，夏用夷狄则夷狄之”。既然文化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则认同“夏”（华夏文化）的就是中国人，失掉了“夏”（华夏文化）认同的，就不属于中国人的范畴了。可吊诡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有人弄出了一本名为《华夷变态》的书，鼓吹日本实际上在文化上已经高度地“夏”化，而中国自满清入关以后已然日趋“夷”化，则日本实际上更有资格被称作“中国人”而拥有入据中国之正统的资格。这种思想后来成了日本侵华的最深刻的理论依据。日本右翼为什么始终不肯为侵华道歉，乃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难以驳斥这个理论依据、因为它就出于中国文化自身。我们倘若足以驳斥之，唯有二途：一，证明中国尚未在文化上丧失“夏”的认同。显然，进入现代化的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底气了。二，彻底放弃“文化本位主义”之政治哲学，而拥抱近现代的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且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但这样一来，我们的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也就彻底失败了。
“夏”这个词来自于禹的后代所建立的王朝，而禹被记载“生于西羌”。位于川西大山中的西羌地区有两三个被认为是禹之诞生地的“石纽”，位于今天汶川县飞沙关的石纽山即是其中之一。今年夏天（2019年）带着对“用夏变夷”问题的思考，招邀四五朋辈，我前往汶川的石纽山，去探寻那“夏”文化之源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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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iao 2019-06-22 08:24:04
有意思。不过关于日本人自认为华夏正统的那种认知，我很想作者做一番可靠的论证（在日本的调查认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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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十八十九世纪有市场，现在难说。不过可以去大阪城看看，体会体会丰成秀吉试图经略天下的思想。
有意思。不过关于日本人自认为华夏正统的那种认知，我很想作者做一番可靠的论证（在日本的调查认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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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十八十九世纪有市场，现在难说。不过可以去大阪城看看，体会体会丰成秀吉试图经略天下的思想。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二：文化争夺战的前哨
龙洞子隧道，是都汶高速路上的第二个隧道。隧道的外面，是一道深深的峡谷。据过去旅行者的记录，在没有通公路以前，此乃灌松古道上通往娘子岭的一道必经的隘口，山崖上刻着“关塞极天”几个大字。乃古道上一处有名的景点。自通了公路，隘口就作废了。自此段岷江因建紫坪铺水库而蓄水，龙洞子的景点以及那“关塞极天惟鸟道”的景致也就难以领略了。
在等待过高速路收费站的时候，我说：假定，古代的汉文化是一个有着自我繁殖能力的生命有机体、它总谋求着顺着交通的路线扩张的话，我们眼前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向东，它扩张到了万里之外的山东临海，复穿过朝鲜半岛，又越过茫茫的大海，在海对岸的日本继续地生长繁殖、且进化到了某种极端精致的程度。可当它从这里向西，扩张到一百来公里外的薛城，两三百公里外的松州，就再也渗透不进去了、似乎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挡在汉文化前面的，乃是一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使用印度字母的、为高寒气候所塑造的藏文化。我们不禁试想：就交通的难易而论，古代从这里通往逻些城（拉萨）的路比通往东海对岸的平安京的路更不好走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古代的汉文化在这里遭遇到了另一个历史悠久、高级且成熟的另一个强劲的对手——印度文化。换言之，我们即将进入的这条河谷，古代乃是汉、印两大文化扩张争夺的“战场”的前哨。不过，让人十分不解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此地并非汉文化扩张的末端，乃竟是汉文化扩张的源头。在汶川县的布瓦寨，发现了与夏朝同时期的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在松潘城里，过去曾有传说中黄帝雨师赤松子的遗迹，叠溪（西陵）据传乃黄帝妻子嫘祖的出生之地。而汶川、北川，则据信是禹出生的地方。汉文化的源头，却成了汉文化传播的末端，这意味着什么呢？
龙洞子隧道，是都汶高速路上的第二个隧道。隧道的外面，是一道深深的峡谷。据过去旅行者的记录，在没有通公路以前，此乃灌松古道上通往娘子岭的一道必经的隘口，山崖上刻着“关塞极天”几个大字。乃古道上一处有名的景点。自通了公路，隘口就作废了。自此段岷江因建紫坪铺水库而蓄水，龙洞子的景点以及那“关塞极天惟鸟道”的景致也就难以领略了。
在等待过高速路收费站的时候，我说：假定，古代的汉文化是一个有着自我繁殖能力的生命有机体、它总谋求着顺着交通的路线扩张的话，我们眼前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向东，它扩张到了万里之外的山东临海，复穿过朝鲜半岛，又越过茫茫的大海，在海对岸的日本继续地生长繁殖、且进化到了某种极端精致的程度。可当它从这里向西，扩张到一百来公里外的薛城，两三百公里外的松州，就再也渗透不进去了、似乎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挡在汉文化前面的，乃是一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使用印度字母的、为高寒气候所塑造的藏文化。我们不禁试想：就交通的难易而论，古代从这里通往逻些城（拉萨）的路比通往东海对岸的平安京的路更不好走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古代的汉文化在这里遭遇到了另一个历史悠久、高级且成熟的另一个强劲的对手——印度文化。换言之，我们即将进入的这条河谷，古代乃是汉、印两大文化扩张争夺的“战场”的前哨。不过，让人十分不解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此地并非汉文化扩张的末端，乃竟是汉文化扩张的源头。在汶川县的布瓦寨，发现了与夏朝同时期的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在松潘城里，过去曾有传说中黄帝雨师赤松子的遗迹，叠溪（西陵）据传乃黄帝妻子嫘祖的出生之地。而汶川、北川，则据信是禹出生的地方。汉文化的源头，却成了汉文化传播的末端，这意味着什么呢？
@東坡望月 2019-06-24 13:32:57
一国文化也可说存于一国文字之中。只要汉字在，用汉字记录的中国典籍在，而且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那么华夏文化就不会消亡。思想可以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但文字一定要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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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太笼统，中国文化的载体是雅言，亦即文言。文言没人用，文化几乎就亡了。
一国文化也可说存于一国文字之中。只要汉字在，用汉字记录的中国典籍在，而且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那么华夏文化就不会消亡。思想可以融会贯通，兼收并蓄，但文字一定要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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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太笼统，中国文化的载体是雅言，亦即文言。文言没人用，文化几乎就亡了。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二：文化相遇的前哨
龙洞子隧道，是都汶高速路上的第二个隧道。隧道的外面，是一道深深的峡谷。据过去旅行者的记录，在没有通公路以前，此乃灌松古道上通往娘子岭的一道必经的隘口，山崖上刻着“关塞极天”几个大字。乃古道上一处有名的景点。自通了公路，隘口就作废了。自此段岷江因建紫坪铺水库而蓄水，龙洞子的景点以及那“关塞极天惟鸟道”的景致也就难以领略了。
在等待过高速路收费站的时候，我说：假定，古代的汉文化是一个有着自我繁殖能力的生命有机体、它总谋求着顺着交通的路线扩张的话，我们眼前这条路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向东，它扩张到了万里之外的山东临海，复穿过朝鲜半岛，又越过茫茫的大海，在海对岸的日本继续地生长繁殖、且进化到了某种极端精致的程度。可当它从这里向西，扩张到一百来公里外的薛城，两三百公里外的松州，就再也渗透不进去了、似乎遇到了极大的阻碍。挡在汉文化前面的，乃是一种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使用印度字母的、为高寒气候所塑造的藏文化。我们不禁试想：就交通的难易而论，古代从这里通往逻些城（拉萨）的路比通往东海对岸的平安京的路更不好走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古代的汉文化在这里遭遇到了另一个历史悠久、高级且成熟的另一个强劲的对手——印度文化。换言之，我们即将进入的这条河谷，古代乃是汉、印两大文化扩张争夺的“战场”的前哨。不过，让人十分不解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此地并非汉文化扩张的末端，乃竟是汉文化扩张的源头。在汶川县的布瓦寨，发现了与夏朝同时期的48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在松潘城里，过去曾有传说中黄帝雨师赤松子的遗迹，叠溪（西陵）据传乃黄帝妻子嫘祖的出生之地。而汶川、北川，则据信是禹出生的地方。汉文化的源头，却成了汉文化传播的末端，这意味着什么呢？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三：飞沙关“洗澡”传说的历史依据
交通便利的高速公路，很快就把两边巍巍的群山甩在了后头。我们的车停靠在绵虒服务站。我越过栅栏，去到老国道另一边的参观，去打听位于这附近的石纽山、飞沙关以及关上的古塔的位置。自高速路开通以后，老国道两边的店铺的生意可谓一落千丈、极其萧条。许多的店铺已经关门歇业了。因为有了更加便捷的高速路，绵虒镇，这个曾经的汶川老县城、有着多处古迹的必经之路也就成了车窗外匆匆而过、无需驻足的一个仿佛可有可无的地名了。被我询问的当地餐馆女子似乎对古塔的事情一脸茫然，仿佛这里从不曾有过什么古塔。另一餐馆的中年老板则知道不少。他说：“这里飞沙关的地名地震后已经被改了。地震中只剩下一层的塔也彻底被毁了”。一个老太婆说：杨贵妃是下游几里外羊店的人，又一次在河里洗头，被人偷看，就投掷沙土，迷住对方的眼睛，从此后飞沙关一到午后就狂风大作、飞沙漫天。中年人更正说：“是洗澡不是洗头”。两人开始争执起来。
虽然，杨贵妃洗澡的传说多半属于无稽之谈，不过，倒的确有一位唐代有名的女子打此路过，她就是诗人薛涛。薛涛乃蜀中的一官妓，以才貌见赏于剑南节度使的韦皋，韦皋欲表奏其为“校书郎”而未果。后世轻薄文人，遂用“女校书”一词来代指高级妓女。据说薛涛性格乖张、恃宠而骄，收取贿赂。惹怒韦皋，贬之于松州。沦落转徙在通往松州的这条只有士兵和苦力才有勇气一走的古道上，过惯了上层社会交际花的生活的薛涛领教了什么叫受苦。赋诗云：“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名妓混到这步田地，以至于将素来唱给达官贵人听的歌，唱给守边的军士，倘若洗澡被偷窥，也就不足为奇了。据传，为了回到成都，薛涛写下了《十离诗》上呈韦皋以图挽回。其一《犬离主》曰：“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着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这首诗透露了什么样关于途中受苦的信息呢？对比读一读民国时代这条路上的行客们的游记（比如庄学本的《羌戎考察记》），就会有无比深刻的体验。别的不说，就住宿的卫生条件而言，就已经可谓恐怖极了。那是一场在狗窝一样的窝棚里与虱子作整夜整夜的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经历。韦皋见诗，果然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将其召回。
我问餐馆老板：“过去，在行走这一带的脚夫的口中流行一句谚语：威州包子板桥面，要看婆娘到羊店。威州的包子真的好吃吗？羊店的女人真的比较漂亮吗？”中年人说：现在哪都一样了。老太婆说：那是老一辈人的说法了。我忽意识到这种刻舟求剑式的打听实在荒谬。问二十年前的美女是否漂亮已经显得不合适，倘若问一百年前的美女是否还漂亮，简直就是发疯。不过，问一千年前的美女，人们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因为那已经不是具体的美女，而只是一个抽象的传奇了。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五：“处境”对“文化”的消灭
从刳儿坪下来，在山腰一个养蜂的羌族老人的窝棚前，与未上山的朋友会合了。老人七十来岁，曾看见过汶川河谷未通公路前的古道的样子，可算是另一种文明形态的见证者。据他回忆，在他小的时候，国民党的汶川县县长已经在禁绝鸦片烟了。所以，他没有看见过古道上的鸦片烟馆。在过去的松茂古道上，活跃着一种职业，就是靠担负货物求吃的脚夫。他们被戏称为“云抬师”。之所以有着这样的称号，乃是因为极端困苦和艰巨的生活让他们不能不借助于鸦片烟的力量来缓解讨生活的痛苦。所以，他们身上必携带一支烟枪，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一有机会就歇下来吞云吐雾。对于在这条路上讨生活的苦状，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西山三首》有过极其形象的形容：“转粟上青天”。从遥远的古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条路上的情形大同小异。不过随着现代化公路的开通，汶川河谷的状况被彻底改变了。“云抬师”这个职业被彻底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客货车司机。而路两旁为“云抬师”缓解痛苦的鸦片烟馆，也彻底没了踪影、而为修车店与饭馆旅店所替代。对前现代的人类生存之苦难处境的大幅度改善，是现代性之正当性的基础。不过，现代化的脚步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半个多世纪，公路又被高速公路所替代，而老公路两旁新兴起来的修车店、旅馆与饭馆，又迅速地衰败了下去。伴随着人们之精神世界的文化遗存，也因为“无用”而在高速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了。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向羌族老人打听磨刀溪的位置，他说就在上游不远的地方。我说：我之所以对这条河谷有着特殊的感情，乃是因为我养父就曾经是这条路上的“云抬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磨刀溪被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抓了壮丁。我不禁念起当年“云抬师”们常念叨的那句话来：“九脑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
这位羌族老人不会说羌族话。汶川河谷的羌族人不会说羌族话的现象，民国时代就被旅行者记录下了。由于这是一条与汉地联系密切的商贸走廊，与汉人打交道更多的、常用汉语交流的羌族人不再有掌握羌族语言的需要。这一现象让我思考起一个问题：所谓“民族”，到底是什么？进而思考起一个似乎更宏大的问题来：所谓“文明”，到底是什么？
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身份。当我们自认为自己属于“汉族”的时候，其意义不仅仅指我们平常使用汉语，乃是指我们对汉文化的那些个核心的命题（比如孔孟之道）有着相当的共鸣与认同感。但，人又是被处境塑造的生物。如果，我们身处于一个急速现代化的处境之中，而这个处境又不断地抽空我们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则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一个真实的文化身份、且足以感知文化的作用力了。我们的“民族归属”充其量也就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标签、充其量因此享受一点民族政策带来的好处或坏处而已。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彻底地抽空人深刻的文化认同的能力，而将这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彻底抹平为一种处境性生物。因为，只有人彻底地沦为一种处境性生物，他们才足以成为一种单纯的“资源”、从而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放到资本所掌控的市场上去估价、交换。然而，对于一个人，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了文化背负的、纯粹作为一种可交换价值的人似乎好打交道多了。和他们交流，最畅快的语言就是钱。你有钱，他们什么也可以卖给你，包括他们的灵魂和神。钱正在把整个世界变为同一个“民族”——只具有处境性人格而失去了文化人格的人。不过，人的存在本质决定着人是不能没有深刻的文化认同的。人一旦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被掏空，种种的精神疾病也就会如魔鬼般地“附体”，它驱使着人日益陷于疯狂与抑郁的境地。“文明世界”的现代人，对这种疯狂与抑郁的感受实在是太多太多，也就不在这里细说了。现代人灵魂的拯救问题必将关乎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而真正的文化的重建，必建立在人对自身之处境性沉迷的超越之上。然这势必依赖一场针对现代性设计的有思想高度的批判运动。
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所谓“饮食”，可以理解为人的处境性属性。所谓“鬼神”，可以理解为超越人之处境性处境之上的那些无形但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的那些东西。我想：如果我仅仅就是一个处境性生物的话，汶川河谷（以及一切不能当做资源来加以利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给我带来半点利益上的“好处”。对于一个有“灵魂”的人而言，沦为一个彻底的处境性生物，活着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所以，我不愿意沦为一个处境性生物。即便将“饮食”的需要降低到菲薄的程度，也要追求一点精神世界的事情，也要去猜一猜那“鬼神”之谜。这是我的基本人生态度。
中国人就喜欢简单粗暴分立场，从不做细致功夫。认为美国伟大的人，从不去读爱默生，认为孔孟伟大的，从不去领会孔颜心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八：内在的“禹”与宇宙的“潜猎”
天色近暮，阳光依然灿烂。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些樱桃后，我们回返。一路闲谈。在经过灌县的时候，我们到一家味道不错的餐馆吃饭。一片美味的凉拌鸡肉进到嘴里，我就想起了我过去随驴友深夜还在深山老林中挨着饿艰苦卓绝地跋涉的情境。其实，那样的体验较之现在在装修高档的餐馆里嚼鸡肉并非更不舒服，甚或恰恰相反。因为，我的灵魂里住着一个“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的“禹”。因为这个“禹”的存在，我认为受苦其实比享福更让人舒服。享福恰恰会让人不那么舒服，因为，享福会得罪灵魂中的那个“禹”，这个“禹”会冒出来指责我的不是。这一体验，是那些灵魂里没有住着一个“禹”的朋友难以理解的。
对于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们而言，灵魂里住着的其实是一个被填得满满的空洞。说“被填得满满的”，是因为现代化世界的技术能力可以轻易地满足人们想看想抓的一切。说是个“空洞”，是因为人们轻易用来填满他们的视觉与触觉的一切并不对他们的人生主题构成深刻的意义。人们看得、抓得越多，人们反而越失去了体味其意义的能力，越是对丰富的经验世界感到无聊与无趣。进而越是追求感官的刺激，越是陷于一种要命的虚无与抑郁之中。这就是现代世界的体验悖论。现代人，就是“心”（意义感）已经被吃空了的人。所以，福柯说：“人”死了。
路上，虚空子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为巴山兄所不理解。其实，我们的时代，“人”的性质已经并不居于“人类”的中心了，这是一个事实。意识到这一点不难，读一读过去的文学名著，看看它们还能在多少人心中引起共鸣就行了。因为过去文学名著，就是对人类的性质的理解与描写。如果，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然失去了对人类性质的深刻理解，那么，我们只能说，今天居于人类中心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人”了，而太多太多走在大街上具有人形的生物，只能算某种“类人生物”。
我于是说：倘若在外星人看来，人类不过是虫虫。且对人类奉行一律掐死的政策，一个人类的“去人类中心主义者”是否拥护外星人的“一律掐死政策”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去人类中心主义者”——无论其立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人性的不满还是对失去人性的不满——在打破人类的局限性而走向“无限”的时候，总还是希望那“无限”对他自己这个人而言是好的吧，不过一旦怀有此种希望，就又掉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了。我近来唯一反复阅读的书，是《唐望系列》。这个系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带着强烈的诺斯替色彩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它传递了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理念：宇宙是一个无形的猎场。逃离“人类中心”的人立马暴露在“死亡”以及“无机生物”的“猎枪”的射程之内。而人岂能喜欢自己被“猎杀”呢？所以，人在逃离人类架构（忒漏）而走向“无限”之前，首先要成为一名“战士旅行者”且学会两门艺术。一是“潜猎的艺术”，它教会我们在“无限”中反猎那些猎杀我们的东西。一种是“做梦的艺术”，它教会我们去发展出一个金刚不坏的、足以安全进入无机生物世界的“替身”。在学会这两门艺术之前，踏进“无限”的门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说到这，居住在我灵魂中的那个“禹”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这个“禹”为什么要反对肉身享乐呢？因为，在作为猎场的宇宙中，追求肉身享乐的人就像是把自己搞得肥肥的而等待被猎杀的猎物，饱食终日，必然麻木不仁。人免于被宇宙掠食者猎杀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搞得瘦瘦的，对于此宇宙存在的巨大猎场，随时保持着一种猎人般的矫健与警醒。这样一来，人，在其身处其中而不知的宇宙的猎场里，至少多了一份自主的权能。
天色近暮，阳光依然灿烂。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些樱桃后，我们回返。一路闲谈。在经过灌县的时候，我们到一家味道不错的餐馆吃饭。一片美味的凉拌鸡肉进到嘴里，我就想起了我过去随驴友深夜还在深山老林中挨着饿艰苦卓绝地跋涉的情境。其实，那样的体验较之现在在装修高档的餐馆里嚼鸡肉并非更不舒服，甚或恰恰相反。因为，我的灵魂里住着一个“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的“禹”。因为这个“禹”的存在，我认为受苦其实比享福更让人舒服。享福恰恰会让人不那么舒服，因为，享福会得罪灵魂中的那个“禹”，这个“禹”会冒出来指责我的不是。这一体验，是那些灵魂里没有住着一个“禹”的朋友难以理解的。
对于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们而言，灵魂里住着的其实是一个被填得满满的空洞。说“被填得满满的”，是因为现代化世界的技术能力可以轻易地满足人们想看想抓的一切。说是个“空洞”，是因为人们轻易用来填满他们的视觉与触觉的一切并不对他们的人生主题构成深刻的意义。人们看得、抓得越多，人们反而越失去了体味其意义的能力，越是对丰富的经验世界感到无聊与无趣。进而越是追求感官的刺激，越是陷于一种要命的虚无与抑郁之中。这就是现代世界的体验悖论。现代人，就是“心”（意义感）已经被吃空了的人。所以，福柯说：“人”死了。
路上，虚空子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态度为巴山兄所不理解。其实，我们的时代，“人”的性质已经并不居于“人类”的中心了，这是一个事实。意识到这一点不难，读一读过去的文学名著，看看它们还能在多少人心中引起共鸣就行了。因为过去文学名著，就是对人类的性质的理解与描写。如果，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然失去了对人类性质的深刻理解，那么，我们只能说，今天居于人类中心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人”了，而太多太多走在大街上具有人形的生物，只能算某种“类人生物”。
我于是说：倘若在外星人看来，人类不过是虫虫。且对人类奉行一律掐死的政策，一个人类的“去人类中心主义者”是否拥护外星人的“一律掐死政策”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去人类中心主义者”——无论其立场的出发点是基于对人性的不满还是对失去人性的不满——在打破人类的局限性而走向“无限”的时候，总还是希望那“无限”对他自己这个人而言是好的吧，不过一旦怀有此种希望，就又掉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了。我近来唯一反复阅读的书，是《唐望系列》。这个系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带着强烈的诺斯替色彩的“去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它传递了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理念：宇宙是一个无形的猎场。逃离“人类中心”的人立马暴露在“死亡”以及“无机生物”的“猎枪”的射程之内。而人岂能喜欢自己被“猎杀”呢？所以，人在逃离人类架构（忒漏）而走向“无限”之前，首先要成为一名“战士旅行者”且学会两门艺术。一是“潜猎的艺术”，它教会我们在“无限”中反猎那些猎杀我们的东西。一种是“做梦的艺术”，它教会我们去发展出一个金刚不坏的、足以安全进入无机生物世界的“替身”。在学会这两门艺术之前，踏进“无限”的门槛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说到这，居住在我灵魂中的那个“禹”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这个“禹”为什么要反对肉身享乐呢？因为，在作为猎场的宇宙中，追求肉身享乐的人就像是把自己搞得肥肥的而等待被猎杀的猎物，饱食终日，必然麻木不仁。人免于被宇宙掠食者猎杀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搞得瘦瘦的，对于此宇宙存在的巨大猎场，随时保持着一种猎人般的矫健与警醒。这样一来，人，在其身处其中而不知的宇宙的猎场里，至少多了一份自主的权能。
宇宙是一个无形的猎场。逃离“人类中心”的人立马暴露在“死亡”以及“无机生物”的“猎枪”的射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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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 2019-07-04 19:34:54
这个束缚，还没人能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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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尚 道士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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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 2019-07-04 19:34:54
这个束缚，还没人能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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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和尚 道士解脱了
@野航 2019-07-04 00:13:43
中国人就喜欢简单粗暴分立场，从不做细致功夫。认为美国伟大的人，从不去读爱默生，认为孔孟伟大的，从不去领会孔颜心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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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 2019-07-04 19:29:11
这个说法说到根了。楼主很仔细的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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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中国人就喜欢简单粗暴分立场，从不做细致功夫。认为美国伟大的人，从不去读爱默生，认为孔孟伟大的，从不去领会孔颜心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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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分 2019-07-04 19:29:11
这个说法说到根了。楼主很仔细的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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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