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周长利、边作君等人的往事

文/昴龙

（注：此篇拙文贴博客前，本想请作君兄先看看，提示一下短欠之处。囿于本人乃是随笔随情而蹴，有时五更起来即贴，若是随性而大半夜的去惊扰，请梦里还在与江湖论剑的边爷给予斧正，未免有“讨巧酸牙”之嫌——因而想罢了罢了还是罢了吧，原汤原水的一楼楼贴下去吧，等有机会与作君兄探讨时，再从软肋处修正吧。于是此文也就以如此不修边幅的样子出现了，望作君兄及当年的老友们谅解为盼。）

有过多次想写且“不敢”写，不写又憋屈的阵痛，加之我的自传体小说《古铜色的年代》已经写到“文革”袭来之前，当年的情境如鬼缠身，刻骨铭心的往事历历在目，所谓的“一碗江湖水，终生如酒醉”，平凡百姓的那点是痴，是狂，是癫，是梦的英雄情结，始终激荡在心头，再想按捺，再想躲避，再想腾挪也逾越不过去了。正如王山说的：英雄梦，白头才知空。百舸扬帆争先渡，落英缤纷我独红，尽付梦醒中；还有我所秉持的：桑榆情，骚客影凋零。马嘶犹念壮心烈，敢不沃血喷争红，梦醒泪纵横——也一直如影随形地弥散不去。那么这里以墨言志，就将当年结识周长利（小混蛋）和邂逅边作君兄等人的过程，以纪实的方式帖几楼吧。
1962年，我从东城区的米市大街小学，转学到西城区太平街小学上学（班主任是女老师曲国美，听说解放前就担任教师了，是个大家闺秀），我在业余时间，还参加了西城区业余体校乒乓球班的训练。教练是全广利老师，原是网球运动员，左手持拍。我的同班队友中有马凯旋（后来进了北京队）、杜大哥、程大眼、方凯军、史大纯、张宏等人。
（注：这里为了尊重朋友和叙事的方便，部分朋友的真名暂时隐去。）
在这之前，我从8岁起，就在东城区体校练球，从师于关洪昌教练。队友中有寿北云（后来进了北京队）、万季飞、邵乐军、丁鸥、赵寅、王楠等人。有关我打球的经历，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登在《北京晚报“五色土”》上，题目叫《对青少年业余体校的怀念》。以后不管是1964年考入十三中也好，还是1966年文革发生也好，有些同学有些事，有些磨难与甘甜，就一直随着命运的沉浮，辗转在我身边。
小时候的球友，一旦进入到少年叛逆期，就是“小哥们”了；“小哥们”之间，很喜欢攀比“英雄情结”，很钟情在社会上施展抱负，仗义助人，顺便难免就招惹上一些是非。荷尔蒙的作用嘛，一上街了就蹦着跳着的横着走，见了好奇事物就瞪起眼珠子“死照”，“照”上女孩子了会起腻，“照”上另一拨“小玩闹”了，就会撸胳臂挽袖子的找茬打架——我们当年俗称为“茬架”。
杜大哥长我一岁，小名“二丫头”。文革爆发前后，经过一阵子洗礼，他已经在社会上戳出了些小名气，要戴个玩主的“肩章”了，被称为“新街口二丫头”。按照我的感觉，就像“大将军相克之游戏”，起初他在新街口一带，似乎比“疤瘌眼”（也叫“周疤瘌眼”，大名周长利，即后来的“小混蛋”）初起步时的名声还响三分。这也合乎逻辑。因为从“江湖”的层面上看，那时的“疤瘌眼”发迹于德胜门外一带，还没有东征“大毛（东四X毛）”，西平“大鹏（太平街大鹏）”呢，直到小秋子、瘸四、新街口大生子等人，以及边作君、王山也并入其麾下，到了1968年时才成了气候。准确地说，是在1968年的5月份以后，才成为“北京黑道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公认的南北城统一的众望所归之领袖。”——这是著名学者王山语。

“小混蛋”崛起之前，曾与“新街口二丫头”有过几回合的交手，俩人有“茬呗”、有误解，也有过“英雄相惜”的过程，我曾有过目睹。至于二人在大众眼光中的形象，也就是谁“份大份小”的排座次，我个人认为，是以二丫头先退出了是是非非的“江湖”，金盆洗手了的结果而告终。
二丫头浓眉大眼，身宽体壮。用时髦话说“颜值”很高，长得颇有“刘备”之风度，“双耳垂肩，两手过膝”，且性情豪爽但不张扬，少年老成乃不轻狂。他也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玩主”，刀子不离身，打架不要命。那时我的气场还属于“小资”型的——“慕雷电将军威名而欲辅其侧”，我对他颇有“崇拜感”。
他家住新街口的一座老四合院内。院门就冲着大街开。我们做球友时，曾去过他家玩。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偶过新街口时，还是踏着思念的脚步走进了他家的院门。呵呵，还真有缘分，他的一位亲戚还住在院里。我打听到他“与时俱进”的信息，听说在“商海”上沉浮，还是照当“老大”不误，主要活跃在进出口贸易上。

从1966年起，在经过了“6月惊雷”、“7月风暴”“8月狂澜”、“9月10月大串联”之后，就像我在小说《布罗肯幽灵》里描述的那样，“神州大地上的八亿人，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愚弄成了经纬分明的两大派——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两派正万马战犹酣地“死掐”。而春寒未尽的北京城闹市区，却平添了一幅无政府主义的景象：往日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老红卫兵’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竟然卿卿我我地相互利用、相互渗透和重组起来，这真是对革命和反革命意义上的一个绝妙讽刺。老兵们‘打、砸、抢、抄家’之余，开始‘洗佛爷、粘竿儿’，佛爷们也在‘夹包儿、抡大件儿’之余，开始了‘拍军婆和打、砸、抢’。红色恐怖染上了黄色流感，整个社会都在打着病态的喷嚏！

据说北京某大学有位“反动学术权威”曾预言道：‘用不了二、三十年，当这批少年草莽窃取了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位置，潜伏在他们体内的打、砸、抢、偷的各种病毒，就会重新发作。而那个时候，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管理和监督体系仍不健全的话，就如失了效的抗生素，根本无法抑制这些病毒的蔓延，就会在社会主义的大树上滋生出无数个毒瘤，鼓捣出无数个刘青山、张子善……”
这就是当年的大环境。大批判、大造反、大折腾的“动乱”之余，社会几近崩溃而“失控”。不过我们这些小球友，基本上游离于“政治运动”与“体育运动”的边缘。我们在各自的学校里有一副面孔，那就是随着“政治运动”的走向而变脸，而扭扭作态。譬如我也参加过“红卫兵”——在十三中初二（4）班成立了“山鹰战斗队，四•四派的；同班同学陈琪则针锋相对，成立了“猎人战斗队”，四•三派的；我们各自拥立山头，唯我为大，唯我独尊，以为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我还戴过“联动”袖章，与同班同学连X、汪XX，同校的柯国放、刘普洛、王迅等人一起去了莫斯科展览馆“刷夜”—— 仅此而已，随革命洪流的大溜。并不像有些喜欢“上纲上线”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人小鬼大，浑水摸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和目的”。

注：北京各校所谓的“联动”成员，曾在莫斯科展览馆剧场多次聚会。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1967年年底那几天。会场设在剧场的大舞台上，背景幕布上拉满条幅，大家先是“郑重其事”地轮番上台演讲、辩论，颇有大将之风度，类似现今的“正反方辩论会”。但是辩着辩着的，两种观点就对立起来，妖变（辩）鬼变起来，于是之群情一亢奋，就在会场里大放“二踢脚”，“二踢脚”撞在天花板上火星四溅，崩得会场里硝烟弥漫，随后狼烟和纸屑全场飞舞，落满一地……
那时全国人民都被愚弄着，被裹挟着参加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运动，你想我们刚刚十几岁的少年能独善其身吗？一想到这点，我就想用二战时德国的“童子军”、国民党统治时的“三青团”做比喻，其中大部分孩子是无辜的无罪的——而真正有罪的，只应该质问那些当政的掮客，嘴上褒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然后挖个坑，让你们这些黄口小儿往里跳……

而另一方面，我们做为“体育运动”型的小伙伴们，情趣使然，又打破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界限，抽出了不少的空闲，不是打打球的，就是玩玩跤的，再不就是聊聊养鸽子、养金鱼的心得，反正整个社会都在发癔症——“停课闹革命”了嘛，大家顺其自然，还保留着一半少年郎的闲情逸致。
譬如陈凯歌他们最具代表性。他，四中的，田壮壮、祝肇龙十三中的、白力、彭X国四十一中的，还有后来的王小波，他们玩篮球，经常组织小伙伴之间的“野赛”，今个儿先农坛的，明儿个三十五中的走场子。
我们玩乒乓球。一天球友“程大眼”来找我，想约上马凯旋、杜大哥、史大纯等人，一起回官园体校去看望全广利教练。顺便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地一起玩玩球，我们就直奔了“新街口二丫头”家。

记得我们是一大早去的。大眼头天晚上就在我家“刷夜”了，我俩还是制作“矿石收音机”的爱好者，平时更投缘些。
我们赶到“二丫头”家，进了院里一看，嘿，他家门上挂了“铁将军”，这不免让我们始料不及。他家也是坐地泡的老北京，老家儿还在嘛，不远游，如果没什么急事，是不会全家出动的，我们未免诧异。一问邻居，才知道他家出了事。
我们再三打探了他家的邻居，才知道他哥跟人叫上了“茬呗”，昨晚被“花”了，听说脚筋都被挑了，送去了医院。不用说，现在全家人都赶去了医院。这让我和大眼惊讶不已。
原来祸起萧墙。不久前，二丫头家刚买了辆自行车，车上的小转铃就被人偷了。二丫头的哥哥犟脾气，就又买了个新铃装上。没想到偷铃人比他还倔强，没过几天一眼没瞜住，新铃又不翼而飞……他家住临街，马路斜对面就是新街口电影院。他哥怀疑是常来这一带转悠的几个“小青皮”干的。因为名声大点的“玩主”，没有不知道“新街口二丫头”的，不惹这个是非，只有刚出道的小弟，才不知深浅地偷杜家的东西。

一天，他哥外出回来，路过电影院门前的存车处，正好碰到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在偷自行车上的转铃（注：偷了可以拿到委托行去变卖）。他哥不免恶气恶拱，上去按住那两孩子，就踹了几脚，擂了几拳，并吓唬着要送他们进派出所。其实他哥当时只是吓唬吓唬而已，在两个孩子的哭求下，过后即把他们放了。
放了是放了，没想到昨天晚上，那两个孩子带上一帮人把他哥堵在回家的路上，领头的也是西直门一片的“玩主”之一。据说那两个孩子向他们“大哥”告了“罔状”，说他们不仅挨了打，被“踹了命根子”，还被“洗”光了兜里的“叶子”……
注：“叶子”指人民币纸票。
经过文革初期的动乱，社会从另一个维度去看，在老百姓眼里毫无疑问已经生成了“黑白两道”，“黑道”上打打杀杀的事件早已屡见不鲜。而打打杀杀的起因，围绕着的不外乎就是三点：争钱财、争异性的青睐、争面子。
恐怕也就是几块钱的小事，是被洗了，还是偷着花了的小事。如果真的认定被“洗”了，那对方当然也是憋了口恶气——于是恶气相喷，那帮人没客气，管你什么二丫头的哥哥还是老子呢，上手就是“荤”的，一刀子下去没分寸，将二丫头他哥的脚筋挑了。

谢楼上，好滴```

“那二丫头呢？他没事吧。”
“他没事，他当时没在场。再说了他会通背拳、七节鞭，他在了，局面兴许就不同了。待他听说了赶到时，那帮人早就颠了，他背着他哥蹬蹬蹬地就去了医院……”
“他们去了哪家医院？”
“没敢问……”
他家邻居告诉我们说。眼里似乎还留有余悸。
我和大眼听后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到医院看他们去。
我俩分析了一下想，他们去的恐怕是积水潭医院吧，伤筋动骨了嘛，那里离新街口也近，不过两站路，“背着他哥蹬蹬蹬地就去了”没问题，就是积水潭。我俩转身即朝积水潭医院奔去。

到了积水潭医院，我们急诊室、外科、骨伤科、住院部的问个一溜够，也没找到杜家的信息，无奈，只好丧气而归。
我和大眼决定先去官园体校了。那里曾是我们“冠军梦”的摇篮，感情的通道在那儿接着地气呢。恐怕我们魂牵梦萦的，“梦游”时都会游到那里去。
不过老官园体育场内的业余体校，已经因文革停课而荒芜了。乒乓球馆的那排平房，拆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也变成了杂物仓库。而全广利教练呢，由于没了我们这批学生，不久前则被下放了，去了外地的“五七干校”。好在体育场的看门大爷还认识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会放我们进去。
注：只不过看门大爷时不时的会叮嘱我们一下——体校后身的灰墙大院，可是给毛主席准备的“公馆”哦，是机要重地，现在不像从前了，你们可别三青子似的跳墙过去淘气。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跳墙进过场内，进过乒乓球馆了，只不过跳的不是后身那面“神秘”的大墙，而是另一面墙——年久失修且破了个大豁口的西墙。那里被齐腰高的茅草和树枝叶杈遮掩着，只有我们夜猫子似的能找到。那次是后半夜跳进去的，纯属“刷夜”，不敢告诉全教练。当时看着堆满了杂物的“仓库”，看着里面的球台都撤了，靠墙边堆着；看着台面不是蹭掉了漆，露出底层的“麻刀”，就是磕得坑坑洼洼的，裂出了道道大缝子，上面的尘土比书本还厚，心里酸楚楚的好不感伤。
注：那时在外面过夜叫“刷夜”，有随便凑合一宿的意思，也有在夜里干点“偷鸡摸狗”类小伎俩的意思。

我和大眼进了乒乓球馆，于满目狼藉中重新收拾出一小块空间，搭起一台球案。起码有大半年久违了吧，我们没玩过球。那天我们玩了个痛快，汗水涔涔砸落在地，就像鲁迅说的“有雨就和成了泥”。打那以后，多事之秋且铿锵繁闹的北京城，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小死角。直到1968年我们去农村插队，是鸟兽散也好，猢狲散也好，总之老官园体校这几间还没拆的小平房，是我们常常聚集的地方，俨然如“世外桃源”。
是小伙伴，是朋友，冥冥中就有灵犀。那天我们没找到二丫头，没过几天，我和大眼、史大纯正玩球呢，二丫头来了，他来找了我们。
我们自然围着他，询问他哥的伤情怎么样了，是谁干的？我们拱着火，他一定还窝着火。他告诉我们说，伤他哥那帮人里，有个眼眶戴“疤瘌”的人，据他哥的判断，很可能跟近来崛起的“周疤瘌眼”有关，对方曾扬言道，“一山不容二虎”，他们就是要平了新街口一带的“玩主”，谁不服就“镇”谁！看来二丫头哥哥是撞到“枪口”上了，对方本来就找不到“茬”呢，谁让二丫头他哥先下手来着？要“洗钱”，你去洗“佛爷”啊，怎么“洗”到“玩主”头上啦？
注：“洗钱”就是搞钱，“洗佛爷”则是上街去抓偷钱包的小偷，然后“黑吃黑”。
“呵，这个‘疤瘌眼’，还真横……”
我们听后忿忿不平。
“我叫人捎去了话，我要约丫出来单挑！”
二丫头说这句话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极深。他目光如剑，他气场沉稳得像块大磨盘。
我们都是青春期的男孩子嘛，聚在一起摔摔跤，掰掰手腕的是常事。我们了解他的身手，也听说过他的“历练”：曾经从一帮小流氓手里，解救过一个“军婆”，盘儿贲靓（特漂亮的意思）。后来他一直带着，据说是国防科工委一个高干的女儿；在紫竹院公园和东北的一帮“流窜”茬起来，他一人撂倒了五个，说其中有个还是锦州古塔的“二虎”！
（命运的捉弄吧，后来我还跟二虎的大哥——胖子张跃中在同一个劳改农场里“服役”……）。

那时社会的大背景，除了军队的概念外，还崇尚另一种社会力量的存在，就是“民兵”组织，即全民都要有“战争”意识，要处于“备战状态”，要随时准备上“战场”。于是工厂里、农村人民公社里都有基干民兵组织，连我们中学生都是在册的“预备民兵”。当然了，这也并非中国的“专利”，像美国《国际百科全书》中所述：“征服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游牧民族，是人人都能打仗的部落……”、“18世纪中叶的美国，由民兵少校华盛顿领导的力量，经过8年奋战最终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
因此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一上体训课，我们经常要用木枪练习拼刺、搏杀，木枪的长短与真枪上了刺刀时的长短一样。我们还经常练习投掷假手榴弹，假弹的大小、重量也跟真弹一样，我们大多能投出六、七十米远。总之在这些基本素质的体训方面，二丫头明显地胜过我们，他干什么都身手不凡，爆发力十足。
从那天起，我们来官园的次数就勤了，几乎每星期都要聚一次。我们显然是二丫头的“同党”，起码从精神气势上站在了他一边。不过我们与二丫头相比，如果他个是身经百战的“斗士”的话，我们则是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我们当时对周疤瘌眼还一无所知。
以后的几次聚首，我们才从二丫头嘴里听说了这个疤瘌眼的“恐怖”。
那常常是玩球玩累了休息时的噱头之言。
“那家伙浑着呢……听说有一次他带着‘瘸四’逛街，不想到了中午，还没抓到‘叶子’，空手空肚子空沮丧，就进了家卖熟食的店里找‘饭辙’。他先让卖肉的给他称了三斤熟肉，待包装前，已经抓着大块肉大口大口的吃进了一半。这时他和瘸四一唱一和了，开始挑肥拣瘦了，说售货员切给他的肉里猪毛多，“烂肉”多，骨棒多，是看人下菜碟欺负他俩。随后不容人家解释，他操起一张切生肉的大案板，劈头盖脸的就砸向了卖肉的……那个案板是个实心的树墩子，有磨盘般大，砸上去了顿时人血喷流，和猪血交织在一起……尽管卖肉的是个胖和尚样的大汉，也只能跪地求饶，他白吃了一顿熟肉扬长而去……”
注：找“饭辙”，就是找吃的，多指到小饭馆里“搓一顿”意思。

不久，我也结识了“新街口瘸四”，我就问瘸四是否有这件事，瘸四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之，仍然很气愤地对我说，谁买了一大堆猪毛猪骨头猪臊子的不X他爹啊？那个卖肉的邪魅狗眼的，也是个冒犄角想顶牛的主儿，丫嗯从一开始，卖的就是想叫板的肉，他能不挨揍吗？要说周疤瘌眼混蛋是混蛋，可是咱出来玩的爷们，不混蛋出个样儿来，能镇得住四城九门吗？
“前些日子，‘德外小成子（这里隐去了真名）’跑回来了，从宁夏十三师。他以前在德胜门外戳得很响，是一霸。他茬架贲儿狠，晚上睡觉都刮刀不离身，有茬呗了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刮刀上的血槽都捅卷刃了……”二丫头还说起了另一件周疤瘌眼的轶事，“小成子一回北京，听说周疤瘌眼坐镇了德外一带，小弟们都投奔了他，呵呵，顿时火冒三丈，白个、黑个的非要找周疤瘌眼雪山论剑不可。后来他俩遭遇了几次，每次都打个平手。不过小成子仍然不甘心，就正式下了‘战书’，约周疤瘌眼在老德胜门的城垛上‘决斗’……”
注：宁夏十三师、新疆工二师，都是文革前后“关押”北京社会“小流氓”、“流窜人员”的流放地。

“结果呢？”
我们都围着二丫头，像听刘宝全评书似的听着。
“结果——结果俩人抱摔在一起，从十几米高的城垛子上滚啊滚的摔下来，重重地砸到地上，都摔成柿饼了，伤得不能动弹，还放言改日再约再战。”
“喔噻，够爷们。后来他们约了吗？”我们几个齐声又问。
“能不约吗？搁了我我也约。别看周疤瘌眼混蛋，可是满孝顺的。他爸他妈多病缠身，他下面还有几个小弟弟、小妹妹，他就倾其所囊，捆好了一个大纸包，里面装满了钱，嘿，不巧正好是4，444元，然后将钱挂在了家里墙上，意思是说，如果这次我‘茬死架’回不来了，这笔钱就算是我孝敬老家儿的吧……听说他爸是个工人，没啥文化，把那笔钱理解成‘诅咒’他家的钱了，就破口大骂道：你这个小混蛋啊！”
本人注：很可能周长利他爸的这句话，是他“小混蛋”戳号的最初由来吧……
二丫头跟我们讲述周疤瘌眼“屌事”的时候，我们颇能理解他，他既有替哥哥“报仇”的意愿，也有与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过招儿的渴望。流淌在人类血流中的兽性，有时以王山描述的“血色青春”而咆哮，有时以边作君描述的“血色并不浪漫”而顿悟。一个杜鹃泣血，一个慷慨激昂；一个渲染得文学性潇洒，一个表达的纪实性真诚。
（注：不久，我就在王山家里正式“拜会”了“小混蛋”——由于当时场景的气氛特殊，小混蛋是带着他的“谋士”瘸四来找王山的，我牟然意识到，小混蛋有前来“求贤拜相”的意思，王山也有“借势出山”的打算……那时我还看不透玩主们为争地盘，争面子而“打打杀杀”背后的含义。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审视一下，看来小混蛋当年拜访王山的举动，对于王山来说，正是他自己设计的走向“无间道”的开始。我想，彼时彼刻的王山，或许也写过“前出师表”类的感文吧。

那个阶段，我曾闲聊着跟王山说了二丫头和小混蛋的恩怨，说小混蛋“结怨”颇多，除了“老兵”这头他招惹是非，与坛子、自由、段五一，以及毛点、小点兄弟，何金印、何北京兄弟结仇；“玩主”那边也不消停，与海淀的江克、工读的老蠢各立拥趸，“分庭抗礼”，难道他还想平了北京不成？我还问王山：小混蛋和德外小成子的“架”茬了吗？王山对我说，俩人的架茬到这份儿上，也就离“了断”不远了，你看梁山好汉108将，不都是如此不打不相识的吗？“茬架”和“招惹是非”乃是形式，以“戳份”的手段去挑战江湖上的“大侠”，才是实质——看来这回他玩大发了……本注完）

那时我们这帮小伙伴之间的关系，也像生命树似的，躯干枝枝杈杈的四处延伸，叶子重重叠叠的簇拥搂抱。先有程大眼加二丫头；后来就是从八•一学校转学到我们班的王山了——我写的《忆王山，我心中的跑酷少年》，还没写完，还在继续写，因为2000年以后到王山去世，我们还有一段密集的交往阶段，从中足以读出王山思想逐渐成熟的沉淀过程；再有一个则是付涛涛了，翻译家付惟慈的儿子，聪明绝顶，我校初一的同学——从1967年起，我俩就像爬山虎和野藤条似的缠绕在一起。自恋一点的说，我们还颇有唐伯虎和文征明般的“倜傥”之风，于是1968年底，我俩就和十•一学校的赵援军、李小红、罗玲玲（都是装司的将门之女），还有香山中学的闫铁军、姜东、袁长柏、孟昭明、颜爷、旺子等人，一起去了山西晋南插队。可以说从66年到68年底这段时间，我与“好友”们互渗影响，多巴胺催化，荷尔蒙疯长，我们交往的轨迹，绝对与“美国往事”有一拼……当然了这些都是另话，我在自传体小说《古铜色的年代》里会真实地描述。

在结识小混蛋之前，我和二丫头的关系，还仅限于球友的层次，还没到一起“洗佛爷”、“拍婆子”、“茬架”的程度。不像大眼和史大纯，一个与二丫头住过街坊，一个曾是二丫头的小学同学。加之我比他们都小一岁，小弟嘛，凡事不挑头，所以二丫头的大哥出事后，二丫头和小混蛋第一次是如何遭遇的，如何“茬架”的，我不在场的一些事，都是听大眼和大纯说的。
那么听说了以后，我也就知道了——俩人的“架”茬到一定份儿上，也就离“了断”不远了。
据大眼说，二丫头和小混蛋的第一次“茬架”，是二丫头只身一人，去了安德路中学的“骂阵”。说二丫头脚踩“回力”球鞋（名牌），身穿榨蚕丝军装（校官的标志），装束和气场相得益彰，站在校门口威风张扬，很是“镇（雷）人”。他不管是见到老师还是学生还是谁的，都让人带个话进去，叫里面“有种”的出来和他“单挑”，说“家仇”不报，枉为“好汉”……因为二丫头他哥认定了，折他脚筋的那伙人，一定是小混蛋那帮人无疑，小混蛋是借“杀小鸡”之由，来镇大公鸡——“新街口二丫头”的。大眼说，小混蛋那天还真巧，就在校内绷着，“吓”得没敢出来应战，跳墙跑了。
后来我通过王山正式结识了小混蛋，还通过瘸四串联下去，结识了小秋子、大生子、大黑子、地安门大平等人，他们中有人还是“佛爷出身”，戳到“准玩主”的份上，也就金盆洗手不干“佛爷”了。于是高走“玩主”、低落“佛爷”的那套路子，我基本上“近朱者赤”，都铭刻于心了。

在此期间，我还去过厂桥赵地儿家。第一次是老七带我去的。老七大号叫梁志强，长我一岁，我们先是同校，后是同班。我们班升初二，他本该升初三没升，就虎落平阳，降到我们班了。那时他就有个“准顽主”的身份，养过几笼子鸟儿，几缸金鱼，几十只鸽子，在北海后门那片儿小有名气……文革期间，我们班里的老兵一直想“镇”他，抄他家，砸他鸟笼子。待王山来我们班，他就和王山鳔在一起，等于鳔上了八•一学校的“大牌”老兵，班里这拨人也就不惹他了。他后来和王山、吴大江一起去了雁北插队。
注：不怕老七他嗔怪我，我为什么称他为“顽主”，用的是“顽皮”的顽，而不是“玩主”的“玩”呢？这里我顺便解释一下，或许从含义认可的角度上，可以为研究一段历史的语言定义做铺垫——
其实真正无愧于“玩主”之称号的人，拿北京城的规模来说，因为当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维度的空间，这个“阶层”，乃至于这个阶层领军人物的地位，你不承认也得承认了，他们个个都是人中豪杰。古人说，百人出一杰，千人出一豪，豪杰可不是滥竽充数的，玩主也不是有个脑袋就戴帽的，你总不能一提“玩主”的形象——“梁山泊好汉100单8将”嘛，你还要109将、110将地烂封下去吧？就“108将”打住！那就四门九城地平均分吧！你想想，像新街口那一片儿，“封”上两、三个也就了不起了，同一时期有了周长利、边作君，那下一个你“封”谁啊？不就出现了几个“准字号”的候补吗？像瘸四、大生子、小秋子都“英勇善战”，都有候补的实力，哪儿还轮得上我的老同学老七啊？可是他呢，当年“顽”得也格外潇洒倜傥，潇洒的少年派大多上九流、下九流的交际广泛，经历过惊心动魄，也经历过闲情逸致，也就无形中与京味儿文化的“顽主”并轨了。当然了他们中，也不乏有过类似于“玩主”形式的闯荡。因此我就称老七为“准顽主”，而不是“准玩主”了。如今他夫人，乃是一位颇有门风传承的大画家哩，我记得我曾跟他开玩笑说，咱家嫂子，才是当今画坛上的一大“顽主”哩……
话扯远了点，返回来。
老七带我还去过厂桥赵地儿家。而赵地儿家，也是当年新街口、北海后门，以及地安门一带“准玩主们”常聚会的地方。我在那里邂逅过像文章、马哈、忠义等人，与边作君兄的第一次“蒙面”，好像就是在赵地儿家。但那时我青涩胆毛，不好意思先与份大的“爷”逗话，见面点头就算过礼。我对边兄最初的印象，当时他剃了个光头，刚挂了点“彩”吧，戴着一副眼镜。或许是边兄戴着眼镜的原因，我并没有注意他的眼神，但是不久后，如在小混蛋的“三大战役”之一，“中山公园大械斗”中看到的，我充分地领略了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概。他身手不凡，一招一式的行动如猛张飞，他肯定有“武功”的底子，特别是那双杀气腾腾的豹眼黑眸，格外冷峻……有关后来我俩不打不成交的那一段，更有噱头，容我后面叙之。

我当年虽然没机会（有机会也不敢啊）直接问“混蛋大哥”与德外小成子拼老大这件事。不过认识了他的“左膀右臂”，从这些“绿林好汉”的嘴里，也就了解了大眼的说法还需证实。据那阵子整天跟小混蛋泡在一起的秋子说，“混蛋”当时确实没在学校，不过就是在学校了，也不会在校门口跟二丫头“茬”的。不在家门、校门口惹事，乃是“玩主”的操守之一。
谁都喜欢长自己人的威风，谁都以认识威风八面的人自荣。二丫头去安德路中学“骂阵”的举动，以讹传讹也好，糗事传千里也好，很快，就传遍了西城的北城，二丫头的名声也就“戳”到了顶峰……以后我和大眼跟着二丫头、史大纯（他也有个绰号，叫大XX,太难听了，这里且隐去。）一上街“晃悠”，就常常招来新街口一片儿小玩闹们的“青睐”，青睐像阳光，照得我们心里暖洋洋。
这里顺便说说我们当年的装束。二丫头多是脚踩“回力”鞋，上身榨蚕丝军装，下身蓝裤子；史大纯和大眼，不是单件的人字呢黄军装，就是单件的草绿色军裤；我则大多穿一身海军灰军装。我们一出门，乃是一群“老兵（老红卫兵）”的标准装束，经常骑自行车招摇过市，就像现在开着宝马“兜风”，属于当年最时髦的“高大上”穿戴。
而当时社会上的“玩主”呢，一般都是一身藏蓝的中山装，脚蹬“懒汉鞋”。二丫头是以习武玩跤和好打不平而“戳份”的，归“玩主”之列，他的装束很可能是早期“玩主”向当年“高大上”的过渡。
小混蛋当年的装束，也常以藏蓝为主。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记得他还满脸青春痘开始发芽。他脚蹬一双校官靴，上身外罩是件藏蓝的中山装，里面衬了件带垫肩的旧西服，显得像是用肩头肌撑起来似的。他骑着一辆26型女车，车座子被拔得很高，车停靠在马路沿子上。他身高一米七左右，他当时骑坐在上面，一只脚撑着马路高的那边沿子，直溜溜的挺着身子，一只脚挂在这边的车登子上，于是几何的视觉作用吧，挂在车登子上的那只校官靴，就显得很大，整条腿像个z字形。作君兄也是，经常头戴一顶黄呢子军帽，上身穿件藏蓝色呢子中山装，下身草绿色军裤，也是脚蹬一双大回力。
注：后来我也见过作君兄穿“榨蚕丝军装”。我猜他穿校官榨蚕丝军装，心情一定复杂，知道他出身的人恐怕都会意识到他内心的五味杂陈……我们当年穿军装，其实不在乎海陆空的颜色，只在乎是不是将校呢的、马裤呢的、海军呢的、榨蚕丝的，以及是不是带肩章扣绊四个兜的，也就是说起码是尉官以上的“官”服才穿。像士兵服两个兜的，再合身也不会上身——都想当官嘛。
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次和小混蛋“照面”那天，我是和二丫头与大眼三人在一起，我们去地安门林建成、林曼丽兄妹家，想淘奔几张《红色娘子军》芭蕾舞票，我们在路上与小混蛋不期而遇。
注：他们兄妹俩路子野，不是黄牛党，但是总能搞到“革命样板戏”的戏票，并且还总是平价甚至是“无偿”地转送朋友。可谓是“帮助别人，幸福自己”，颇有雷锋精神。听说他们父亲是日本人，解放后不久，就“扔下”他俩回岛国了。他们兄妹喜欢“照相”，整天挎着一台蔡司牌照相机。那时我还不懂这乃是摄影的魅力，我想，他们手里一定留有很多文革时期的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