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2读拉塞尔.柯克著《美国秩序的根基》
译者序
拉塞尔.柯克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将内在的灵魂和道德秩序与外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融为一体。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柯克从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中萃取出来的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18世纪的爱尔兰裔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认为：人类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约定，将活人、死人和未出生之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灵性和社会性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因为这种伙伴关系实乃出自上帝的旨意。柯克认为，伯克的带有超越性的永恒约定远远高于洛克的出于功利目的的社会契约论。
柯克指出，融合了英国中世纪习俗、新教伦理和拉丁理论（比如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学说）的“自然法”正是美国文明成长壮大的极其重要的传统基因，也是美国革命和立国的基础。
柯克相信，保守主义所坚持的永恒之道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教条，而是可以通过审慎和明智的变革不断自我更新和复兴的有活力的思想体系。
序言
柯克经常以雄辩的笔触评论他所谓的“永恒之物”——也即人类社会如果要正常运行，那些必须满足的持久条件和需要。它们包括：某种必定基于宗教信仰的、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会的连续性，经由古老的习俗确立的规范或事物原则，审慎与自然而然的变革（而非基于抽象理论的变革），除在最后审判中和法律面前之外的多样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以及承认人的不完美。
他的作品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既具有永恒性，又非常切近时代；既具有超越性，又有针对性。
正如《美国秩序的根基》所充分阐明的那样，美国秩序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两千五百年演化的成果。这一论点将本书置于美国主流的历史论述之外，因为后者一般认为宪政体制是18世纪美国人思维的自成一体的产物。
柯克警告我们，新政权的建立不可能凭借民主或其他意识形态来完成，只能逐渐地进行。
柯克有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能够以最为清晰透明的方式表达复杂的观念，而且还一直不断地提升这种才能。
柯克经常以雄辩的笔触评论他所谓的“永恒之物”——也即人类社会如果要正常运行，那些必须满足的持久条件和需要。它们包括：某种必定基于宗教信仰的、具有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会的连续性，经由古老的习俗确立的规范或事物原则，审慎与自然而然的变革（而非基于抽象理论的变革），除在最后审判中和法律面前之外的多样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以及承认人的不完美。
他的作品体现出别具一格的特性：既具有永恒性，又非常切近时代；既具有超越性，又有针对性。
正如《美国秩序的根基》所充分阐明的那样，美国秩序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两千五百年演化的成果。这一论点将本书置于美国主流的历史论述之外，因为后者一般认为宪政体制是18世纪美国人思维的自成一体的产物。
柯克警告我们，新政权的建立不可能凭借民主或其他意识形态来完成，只能逐渐地进行。
柯克有一种了不起的才能，能够以最为清晰透明的方式表达复杂的观念，而且还一直不断地提升这种才能。
（注：今天偶然翻到16年的胡扯，和今日所读书有些关联，不贴可惜了，故贴之。呵呵 ）
在网上偶翻到张千帆,颇为震惊.因为以前也翻当今中国政经文史社各类学者的文章,但带给我的触动不是很多,偶有一两真知灼见,看得不是很带劲,没有追的强烈欲望.
话说张千帆,张老师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有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论证在理论上更具推导性和严密性,好像政论自成一体.我个人认为民众的改造应该是全民性的,但在网上略微浏览了一下,张先生的观点受到一些围堵,我就觉得很好笑,张先生的理论估且不论在现实中能否行的通,但就言论自由的宽度,好像民众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实际上如李克强在贵阳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说：新事物不要一出来,就扼杀他,给他一定的成长空间,看它是好是坏,好就让它成长,不好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原话记不清,大概意思如此,我个人对这话的认识是,这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社会的包容量大了些,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执政能力更从容和自信,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作为处于最底层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脉动,但张先生还是受到一些波动.在中国说真话真不易,就是上层阶级想把扎紧的袋口松一角,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套子里的各层中国民众嚷嚷不答应.我个人认为张先生是敢于剖析自己,剖析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真人.
张先生所谈我个人认为是谈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无论哪国历史名人他的成就与局限都受时空里的地区文化所制约,名人尚且如此受厚重的文化制约,何况普通不思考的民众.
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有一个最大的区分,就是欧洲文明无明确的国界,既然没有国界,各国有识人士更容易产生思想的碰撞,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思想启蒙运动能在欧洲兴起的原由,而欧洲为什么没有确凿的国界和坚固的长城,我个人认为是与欧洲悠久的教会文化有很大的渊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扯远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鲜血淋漓的国界意识,并且这种国界意识是在秦一统后,中华文明选择了儒家之后得到政体的认同,并得到各朝各代认同后,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心理特征.达成二千五百年的共识和国界意识,就有点俗话说的划地为牢的说话.
张先生的驳斥理论犹如平地劈剑,只怕不善思索的民众是看不懂的.因为张先生的文章理论性强,学术性浓,看他的文章要推究他的文章,必须通晓通读国外文化政体及这种文化政体的起源,中国普通民众虽然文化素养有所提高,但所思虑的多是个人生存问题,对社会问题和他人的生存状况关怀不够.所以对张先生的文章不推究不思考.
如果要论中国哪里有贵族精神,我个人认为首推上海.贵族精神是要有富庶的物质庄园,上海有,长江中下游各省财富汇聚上海,贵族精神要有包容乃大的文化底蕴,上海有,自明朝起,上海就与世界交融碰撞,接纳世界优秀文化和思想,贵族精神要有为理想而执著的独立人格,上海有,富而多思.张先生就是具有贵族精神的代表.看他坚毅的脸廓就能看出他的凛然和不屑.
在网上偶翻到张千帆,颇为震惊.因为以前也翻当今中国政经文史社各类学者的文章,但带给我的触动不是很多,偶有一两真知灼见,看得不是很带劲,没有追的强烈欲望.
话说张千帆,张老师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有系统的学术理论体系,论证在理论上更具推导性和严密性,好像政论自成一体.我个人认为民众的改造应该是全民性的,但在网上略微浏览了一下,张先生的观点受到一些围堵,我就觉得很好笑,张先生的理论估且不论在现实中能否行的通,但就言论自由的宽度,好像民众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实际上如李克强在贵阳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说：新事物不要一出来,就扼杀他,给他一定的成长空间,看它是好是坏,好就让它成长,不好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原话记不清,大概意思如此,我个人对这话的认识是,这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社会的包容量大了些,中国政府对自己的执政能力更从容和自信,这是社会的进步,我作为处于最底层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脉动,但张先生还是受到一些波动.在中国说真话真不易,就是上层阶级想把扎紧的袋口松一角,已经习惯了生活在套子里的各层中国民众嚷嚷不答应.我个人认为张先生是敢于剖析自己,剖析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真人.
张先生所谈我个人认为是谈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无论哪国历史名人他的成就与局限都受时空里的地区文化所制约,名人尚且如此受厚重的文化制约,何况普通不思考的民众.
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有一个最大的区分,就是欧洲文明无明确的国界,既然没有国界,各国有识人士更容易产生思想的碰撞,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思想启蒙运动能在欧洲兴起的原由,而欧洲为什么没有确凿的国界和坚固的长城,我个人认为是与欧洲悠久的教会文化有很大的渊源,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扯远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鲜血淋漓的国界意识,并且这种国界意识是在秦一统后,中华文明选择了儒家之后得到政体的认同,并得到各朝各代认同后,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心理特征.达成二千五百年的共识和国界意识,就有点俗话说的划地为牢的说话.
张先生的驳斥理论犹如平地劈剑,只怕不善思索的民众是看不懂的.因为张先生的文章理论性强,学术性浓,看他的文章要推究他的文章,必须通晓通读国外文化政体及这种文化政体的起源,中国普通民众虽然文化素养有所提高,但所思虑的多是个人生存问题,对社会问题和他人的生存状况关怀不够.所以对张先生的文章不推究不思考.
如果要论中国哪里有贵族精神,我个人认为首推上海.贵族精神是要有富庶的物质庄园,上海有,长江中下游各省财富汇聚上海,贵族精神要有包容乃大的文化底蕴,上海有,自明朝起,上海就与世界交融碰撞,接纳世界优秀文化和思想,贵族精神要有为理想而执著的独立人格,上海有,富而多思.张先生就是具有贵族精神的代表.看他坚毅的脸廓就能看出他的凛然和不屑.
第一章 秩序，人类的第一需要
一个人不管独处还是与他人一起生活，都必须了解秩序才能过上像样的日子。如果我们缺少了灵魂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就居住在“幽暗之地”。
希蒙娜.薇依写道，我们的20世纪是失序的年代，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失序的情况非常相像。她说：“就好像我们回到了普罗三氽戈拉和智者派的时代。那时，说服的技艺——其现代对应物是广告口号、公关文宣、洗脑会议、媒体、电影院和广播——取代了思想的位置，掌控兰自城市的命运，并成功地颠覆了原有的秩序。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九章读起来就像是在描述现在的事件”。
失序状态是一种混乱且痛苦的经验，如果一个社会陷入总体性的失序状态，许多社会成员会消失。如果社会成员处于精神上的失序状态，那么共同体外在的秩序也无法持久。
我们总是将“法律和秩序”两个词合起来使用；两者的确相互关联，不过并非完全一效。法律源自特定的社会秩序；它们是普通规则，让特定秩序的有效运作成为可能。不过，秩序的内涵大于法律；特定社会秩序的诸多方面取决于信念和惯例，而非受制于实在法。
“秩序”一词意味着一种系统的和谐机制——不管是指向个人品格还是共同体。
我们将在本书中考察美利坚合众国秩序的根基，这些久远且精妙的根基赋予了我们所有人生命。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亙相关联的根基：道德秩序也即灵魂秩序的根基，以及公民社会秩序也即共和国秩序的根基。
秩序寻根之旅将把我们带到四个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
16世纪的理查德.胡克写道：“没有了秩序，便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因为秩序的缺失是混乱之母。”这种救人性命的秩序是人类奋斗三千多年的成果。
鉴于灵魂的“内在秩序”和社会的“外在秩序”紧密相连，我们将在本书中同时讨论秩序的这两个侧面。如果美国人缺乏很好的个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国人的个人品德便会堕落到毁灭性的自我中心之中。
秩序是灵魂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可某些约束自身的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爱我们当爱之物。
秩序是共同体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可借以实现正义的某些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
良善社会的特征是保有相当程度的秩序、正义和自由。在这三者之间，秩序居首：因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会秩序之中，正义才能的实现；而且除非秩序能赋予我们法律，否则自由无非就等于暴力。
虽然憎恨秩序等同于自杀，此类现象却值得认真探究：如果你无视现实，现实就会成为你的主宰。
没有什么秩序是完美的，可是，重新创立某种更适合我们心意的秩序依然是让有些人心醉神迷的梦想。
道德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比单纯的机械装置更为精巧和复杂，而且即便他设计的新秩序确实明显优越于旧秩序，除了他自己以及少数追随者，也没有其他人会认可。人们会评价人类经验的现实情况，以此检验其完善与否，而且对于并不明显高于自己的同时代人，他们一般会抵制后者的林林总总的新发明。
像他之前的柏拉图一样，西塞罗明白，秩序既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这种高格调的秩序是自由和正义的藏身之处，宣告着人的尊严。它认同切斯特顿所谓的“过来人的民主”——即它既认可我们先人的判断，也看重同时代人的意见。这种高格调的秩序所仰赖的基础是人类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以及那些富有远见和才智的前辈的判断力。
我们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在反对这种高格调的秩序，就是那些常常靠暴力推广的狂热的政治信条。
美国现今的秩序并非立足于意识形态。
埃德蒙.伯克说：变化是我们自保的手段。
不过，如果要使变化能带来情况的改善，我们还必须拥有某些恒久不变之物。美国人普遍尊重他们那些古老的道德习惯和政治体系，因为这些习惯和体系包含着他们对秩序的理解。
没有什么秩序是完美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
永恒与进步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如果没有坚固的根基，就谈不上改进，而除非这一根基能够不断被更新和提升，否则它也无法持久。
一个人不管独处还是与他人一起生活，都必须了解秩序才能过上像样的日子。如果我们缺少了灵魂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就居住在“幽暗之地”。
希蒙娜.薇依写道，我们的20世纪是失序的年代，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失序的情况非常相像。她说：“就好像我们回到了普罗三氽戈拉和智者派的时代。那时，说服的技艺——其现代对应物是广告口号、公关文宣、洗脑会议、媒体、电影院和广播——取代了思想的位置，掌控兰自城市的命运，并成功地颠覆了原有的秩序。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九章读起来就像是在描述现在的事件”。
失序状态是一种混乱且痛苦的经验，如果一个社会陷入总体性的失序状态，许多社会成员会消失。如果社会成员处于精神上的失序状态，那么共同体外在的秩序也无法持久。
我们总是将“法律和秩序”两个词合起来使用；两者的确相互关联，不过并非完全一效。法律源自特定的社会秩序；它们是普通规则，让特定秩序的有效运作成为可能。不过，秩序的内涵大于法律；特定社会秩序的诸多方面取决于信念和惯例，而非受制于实在法。
“秩序”一词意味着一种系统的和谐机制——不管是指向个人品格还是共同体。
我们将在本书中考察美利坚合众国秩序的根基，这些久远且精妙的根基赋予了我们所有人生命。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亙相关联的根基：道德秩序也即灵魂秩序的根基，以及公民社会秩序也即共和国秩序的根基。
秩序寻根之旅将把我们带到四个城市：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
16世纪的理查德.胡克写道：“没有了秩序，便不可能有公共生活，因为秩序的缺失是混乱之母。”这种救人性命的秩序是人类奋斗三千多年的成果。
鉴于灵魂的“内在秩序”和社会的“外在秩序”紧密相连，我们将在本书中同时讨论秩序的这两个侧面。如果美国人缺乏很好的个人道德秩序，法治便不可能在美国占主导地位。如果缺乏有序的政治模式，美国人的个人品德便会堕落到毁灭性的自我中心之中。
秩序是灵魂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可某些约束自身的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爱我们当爱之物。
秩序是共同体的第一需要。除非我们认可借以实现正义的某些秩序原则，否则便不可能与他人和睦相处。
良善社会的特征是保有相当程度的秩序、正义和自由。在这三者之间，秩序居首：因为只有在合理的公民社会秩序之中，正义才能的实现；而且除非秩序能赋予我们法律，否则自由无非就等于暴力。
虽然憎恨秩序等同于自杀，此类现象却值得认真探究：如果你无视现实，现实就会成为你的主宰。
没有什么秩序是完美的，可是，重新创立某种更适合我们心意的秩序依然是让有些人心醉神迷的梦想。
道德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比单纯的机械装置更为精巧和复杂，而且即便他设计的新秩序确实明显优越于旧秩序，除了他自己以及少数追随者，也没有其他人会认可。人们会评价人类经验的现实情况，以此检验其完善与否，而且对于并不明显高于自己的同时代人，他们一般会抵制后者的林林总总的新发明。
像他之前的柏拉图一样，西塞罗明白，秩序既是个人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这种高格调的秩序是自由和正义的藏身之处，宣告着人的尊严。它认同切斯特顿所谓的“过来人的民主”——即它既认可我们先人的判断，也看重同时代人的意见。这种高格调的秩序所仰赖的基础是人类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以及那些富有远见和才智的前辈的判断力。
我们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在反对这种高格调的秩序，就是那些常常靠暴力推广的狂热的政治信条。
美国现今的秩序并非立足于意识形态。
埃德蒙.伯克说：变化是我们自保的手段。
不过，如果要使变化能带来情况的改善，我们还必须拥有某些恒久不变之物。美国人普遍尊重他们那些古老的道德习惯和政治体系，因为这些习惯和体系包含着他们对秩序的理解。
没有什么秩序是完美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
永恒与进步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如果没有坚固的根基，就谈不上改进，而除非这一根基能够不断被更新和提升，否则它也无法持久。
第二章 法律与先知
1、从西奈山到马萨诸塞湾
“启示”的意思是揭开真理的面纱：如果仅仅依靠此世的经验，人们不可能获知这些真理。它是一种传授知识的途径，其源头超越人类一般的认知。
“Exodus”意味着离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巴勒斯坦去。他们也离弃旧有的道德秩序进入新的道德秩序。归秩序是指由反复无常的神衹和独断霸道的祭祀——国王合体统治的宇宙性帝国，而新秩序后来则被称为犹太教信仰。再后来，西奈山上启示的这一道德秩序就成了名为基督教的道德秩序的根基。
如果没有被有意识地尊奉和执行的某种形式的法律，即便最简单的人类共同体也无法持久。
一个文明的方方面面均源自民众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艺术、科学，甚至简单的手工制品无不是宗教洞见及宗教崇拜的产物。其中的缘由是，直到人类经由某种共同的信仰联结起来，一致认可某些特定的道德准则，他们才停止相互杀戮。
只有一个民族拥有了共同的宗教信念，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合作，也才能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因此，除非基于对由道德想象力所感知的真理的普遍信念，否则任何秩序都无法生成，就连宣称无神论的现代 国家的意识形态秩序也如此。
通过这样的宗教团体，人们试图从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中获得保护和知识。如果没有这样的沟通，他们不可能像人那样生存下来，甚至不可能像动物那样生存下来。
除非我们了解远古时代偏居一隅的希伯来人的信念和经历，否则便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今日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秩序或失序。正如艾略特所言：“古人的言说已经过火炼，活人的话语难及其意。”
如果没有以色列留下的道德遗产，便没有美国的道德秩序。
2、耶路撒冷：灾难与胜利
如果说以色列和犹太王国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国家的臣民比邻国的民众多了解一些自由和正义的话，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国王过于脆弱而且在边境上被敌人过多搔扰，以至于他们无法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威。
以色列人几乎可以被称作非政治性的民族：他们没有发展出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长久持续的全国性政治体系。他们的一项清晰的政治原则是一条宗教教义。
这样的认知是以色列对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贡献：所有真正的法律都来自上帝，而且上帝是秩序和正义之源。
以色列的道德秩序——灵魂的庇护所——却超越了时间和环境，它的生命彰显于现代世界。
3、公义的上帝
上帝最终会保障公义，它是自人类良心发现以来、以色列之子继承下来的真理性认知，这种信心让希伯来人区别于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
以色列人明白，暴力和欺诈内置于堕落的人性之中，只有通过顺服上帝的权威才能有所节制。
在写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名为“自杀辩”的埃及“棺木文”中，我们发现那位无名作者已经意识到，所有人对于社会失序都有责任，而且只有通过分享存在的神圣本质，同时作为人和灵魂的个人才能将众人从其堕落状态中拯救出来。
借着被启示的宇宙秩序，人们有了充分发育成人的可能——也即能够寻找存在的规范和目的，不会像随遇而安的狗一样。
透过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犹太人对圣约和律法的理解散播到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它通过基督教的教导进入中世纪社会，成为英国社会秩序的核心要素，而北美的开拓者大多来自这一社会。
正义有特定的基本原则，它们源自上帝赋予人的本性，法律是尽其可能地实现这些原则的手段。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美国革命者对人及其罪性的看法一般都符合《圣经》的教导，而法国革命者通常试图否定这种基于《圣经》的理解，取而代之的是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启蒙哲学家所提倡的有关人性良善的乐观教导。
4、公义与震怒
“先知”一词的意思是说话者，也即被上帝呼召来向民众和掌权者说话的人。
先知是对他所处的社会说不的人。谴责它的习惯做法和自以为是，以及它的自满、悖逆和混合主义。他常常被迫宣告与他内心想法截然不同结果。他最根本的目的是和好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为何需要和好？
1、从西奈山到马萨诸塞湾
“启示”的意思是揭开真理的面纱：如果仅仅依靠此世的经验，人们不可能获知这些真理。它是一种传授知识的途径，其源头超越人类一般的认知。
“Exodus”意味着离去：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巴勒斯坦去。他们也离弃旧有的道德秩序进入新的道德秩序。归秩序是指由反复无常的神衹和独断霸道的祭祀——国王合体统治的宇宙性帝国，而新秩序后来则被称为犹太教信仰。再后来，西奈山上启示的这一道德秩序就成了名为基督教的道德秩序的根基。
如果没有被有意识地尊奉和执行的某种形式的法律，即便最简单的人类共同体也无法持久。
一个文明的方方面面均源自民众的宗教信仰：政治、经济、艺术、科学，甚至简单的手工制品无不是宗教洞见及宗教崇拜的产物。其中的缘由是，直到人类经由某种共同的信仰联结起来，一致认可某些特定的道德准则，他们才停止相互杀戮。
只有一个民族拥有了共同的宗教信念，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合作，也才能明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意义。因此，除非基于对由道德想象力所感知的真理的普遍信念，否则任何秩序都无法生成，就连宣称无神论的现代 国家的意识形态秩序也如此。
通过这样的宗教团体，人们试图从比人类更强大的力量中获得保护和知识。如果没有这样的沟通，他们不可能像人那样生存下来，甚至不可能像动物那样生存下来。
除非我们了解远古时代偏居一隅的希伯来人的信念和经历，否则便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今日美国或世界其他地方的秩序或失序。正如艾略特所言：“古人的言说已经过火炼，活人的话语难及其意。”
如果没有以色列留下的道德遗产，便没有美国的道德秩序。
2、耶路撒冷：灾难与胜利
如果说以色列和犹太王国以及后来的犹太人国家的臣民比邻国的民众多了解一些自由和正义的话，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国王过于脆弱而且在边境上被敌人过多搔扰，以至于他们无法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威。
以色列人几乎可以被称作非政治性的民族：他们没有发展出世俗化的政治理论以及实践层面长久持续的全国性政治体系。他们的一项清晰的政治原则是一条宗教教义。
这样的认知是以色列对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贡献：所有真正的法律都来自上帝，而且上帝是秩序和正义之源。
以色列的道德秩序——灵魂的庇护所——却超越了时间和环境，它的生命彰显于现代世界。
3、公义的上帝
上帝最终会保障公义，它是自人类良心发现以来、以色列之子继承下来的真理性认知，这种信心让希伯来人区别于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
以色列人明白，暴力和欺诈内置于堕落的人性之中，只有通过顺服上帝的权威才能有所节制。
在写于大约公元前2000年、名为“自杀辩”的埃及“棺木文”中，我们发现那位无名作者已经意识到，所有人对于社会失序都有责任，而且只有通过分享存在的神圣本质，同时作为人和灵魂的个人才能将众人从其堕落状态中拯救出来。
借着被启示的宇宙秩序，人们有了充分发育成人的可能——也即能够寻找存在的规范和目的，不会像随遇而安的狗一样。
透过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犹太人对圣约和律法的理解散播到整个西方文明世界。它通过基督教的教导进入中世纪社会，成为英国社会秩序的核心要素，而北美的开拓者大多来自这一社会。
正义有特定的基本原则，它们源自上帝赋予人的本性，法律是尽其可能地实现这些原则的手段。
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美国革命者对人及其罪性的看法一般都符合《圣经》的教导，而法国革命者通常试图否定这种基于《圣经》的理解，取而代之的是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启蒙哲学家所提倡的有关人性良善的乐观教导。
4、公义与震怒
“先知”一词的意思是说话者，也即被上帝呼召来向民众和掌权者说话的人。
先知是对他所处的社会说不的人。谴责它的习惯做法和自以为是，以及它的自满、悖逆和混合主义。他常常被迫宣告与他内心想法截然不同结果。他最根本的目的是和好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为何需要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