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18卷《王安石变法》，主写大宋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华史不能回避的重要内容）。三位文人政客算是代表：王安石推出新法，司马光反对变法，苏轼务实（既反对王安石急切冒进，也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新旧起伏，来回折腾，朝野混乱，北宋前期的政经生态渐毁，文人道德逐丧，北宋或沦亡于此。
风中雨：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更是宋朝可列为第一的历史事件。回视这段历史，许多人总会作不同的“如果”之想。日本学者小岛毅所著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一书（日本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之卷七），对王安石变法赞誉有加，说如果沿着王安石改革的路子走下去，中国或许就顺利地进入近代了（大意如此）。这是我见过的对王安石变法最高的赞赏，也是我读易中天中华史之宋史的重要原因。因为易中天写史，喜欢议论，《三国纪》的最后一章，就读得我很开心，很有收获。我据此以为：《王安石变法》也应该有这么一章，专发议论。书的前三章“箭在弦上”“一意孤行”“乾坤逆转”是叙事性的，差不多就是讲故事。讲变法的起伏波折，讲“复辟”与“反复辟”，还讲到此一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性格、脾气、作风。故事精彩热闹，曲折多变。时常穿插着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后世传说，甚至你来我往的具体对话，对一些历来信以为常的事件，进行推理、论证，推翻前说，自出新论。说是宫斗吧，仿佛不是；说不是吧，却又有点像。总之，是易中天的风格，很吸引人。最末一章，果然是议论：“教训所在”。兴冲冲看完，虽然得出了王安石一心要聚财兴国、司马光反对与民争利的概念，但还是很失望：这，似乎是太浅显了。他们如此“你死我活”，难道没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倒是易中天的一句“改革与道德无关”，令我茅塞顿开，不由得佩服王安石变法中主要人物的道德水准。
风中的雨：朋友近来读苏轼，颇多心得。苏轼一生的起伏，与王安石变法紧密相关。虽然苏轼一直都未进入真正的“战斗”前沿，但却总是被伤害，屡屡受伤，而且受伤不轻。我们一方面为苏轼抱不平，但另一方面，却似乎应该庆幸他所受的伤害：若他真正入阁为相，经世治国，哪会有那么多闲功夫，写下那么多优美的文章。至少，他不外放黄州，就不太可能写下《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这些千古名篇，也就不有会驰名至今而且还将继续驰名下去的“东坡”这一个别具特色的号。朋友说：王安石变法中的新派，也就是王安石重用的人，多是小人（其实王安石也曾重用苏辙等）；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所谓旧派，却多是君子。的确，这个现象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推行新法有名的人物（包括哲宗、徽宗时期甚至南宋时期），除王安石外，几乎全都进了元时编写的《宋史》之《奸臣传》，比如吕惠卿、蔡确、章悙、曾布、蔡卞、蔡京、秦桧等等。其实，这个问题，小岛毅在《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一书中也有论及，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安石的“新学”失势，被有反对变法传统的“道学”取代，朱熹是道学的集大成者。道学一统天下，王安石变法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幸免，全被归入“坏蛋”之列。毋庸讳言，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确很“坏”，比如章惇当政的后期，比如蔡京。但是不是全都应该归入《奸臣传》，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吕惠卿的人品是不是真那么低下，是不是真的出卖过王安石？易中天经过反复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而且恰恰相反，在王吕交恶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诬陷吕惠卿华亭买地），是王安石的儿子王雱。

2018年5月12日
《汪曾祺小说全编》中卷收录作者1961至1983年的全部小说，有《异禀》《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经典名篇。汪曾祺的小说，八十年代的品质最高，小说的美感是他其他时候的小说难以比拟的，更是其他人的小说里不可能出现的。这种美感，或可称为“汪味”，清新淡雅，意味深长，越读越有味越喜欢。
风中的雨：比起《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卷的许多小说有些“怪异”，《汪曾祺小说全编》中卷更得我心。许多篇目，读过很多次了，但再次遇到，依然很认真地从头看来。这一看，不要紧，竟然仿佛初遇，又读出许多以前没读出的东西来。或许，经典，就是这样，每次都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汪曾祺的文笔淡雅凝练，看似平平常常，其实却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他的笔触，似乎不太适宜写“新”，只适宜写“旧”。汪曾祺的小说中，虽也有写“新”的，而且也有比较好的；但他最好的小说，却几乎都写“旧”。有些篇目，读起来，根本就不像小说，仿佛随笔。这，也是汪曾祺小说的特点之一，他的笔在小说与散文随笔的边缘行走，不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与他淡雅的笔触正好匹配。或许，所谓的汪味，便在于此。当然，还有更深刻的东西，就是隐含在汪曾祺小说里的一个个鲜活的“人”。他笔下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人，虽是市井红尘中人，却又有非同一般的内涵。这些内涵，或可一以贯之：人道。尊重、善待、敬畏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应该才是汪曾祺小说的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2018年5月13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19卷《南宋风流》，分宋亡、泉州、理学、宋词四章。寥寥一章，把一部词史讲得透彻分明。写历史，也文学，认为如果宋末张世杰与泉州市舶司蒲寿庚真诚联合，不但可抵御元军，而且可能“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甚至还能领先一步，弄不好就没哥伦布他们什么事了。”读来，令人不知南北。
风中的雨：百度百科介绍：蒲寿庚（1205—1290年），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时期著名穆斯林海商，“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约11世纪移居广州，经营商舶，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时南宋孤忠臣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此时的蒲寿庚已经通敌，“昰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端宗等人无法进入城内，只好待在东海法石寺。张世杰向蒲借船被拒，抄没其财产，蒲寿庚进而“尽杀南外宗室”，并且追杀皇帝端宗和末帝，导致二位皇帝进一步南逃。景炎元年（1276年），元丞相伯颜率军南下，暗中遣人招安，12月蒲寿庚与元朝势力结盟。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元代一朝，蒲寿庚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宋亡后，蒲寿庚家族继续扮演着泉州土皇帝的角色，在他们的维护之下，泉州迎来了城市历史上的所谓“伊斯兰黄金时代”。大明立国后，明太祖对支持蒙古的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发奴，不得登仕籍。
风中的雨：虽然易中天写宋亡这段历史，特别是写到临安陷落后抗元军民南下泉州欲借重蒲寿庚这段历史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但其对理学的评判却很有道理。儒学从春秋起家，到汉武独尊，也只是独尊，并非定于一统。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唐时儒佛道并立。北宋，儒学有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道学并立。到南宋，朱熹集道学之大成，几十年后，被定为一鼎，历元、明、清三朝，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渐渐式微。今天读孔孟，依然觉其亲切生动，讲以理服人，可独善其身，充满人性的光辉。但到了宋明时期的理学，特别是经朱熹一“集大成”，儒学完全成了另一付面孔，空洞僵化，生硬古板，灭绝人性，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贞妇”“烈女”，把朗朗乾坤，弄得日月无光，假道学伪君子盛行。儒学之沦为理学，早已不是孔孟之道，也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是钳制思想、毁灭生命的统治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易中天说宋是中华文明的分水岭，还是有道理的。宋和宋前，中华帝国，在世界领域可谓首屈一指、独领风骚。若宋得以延续，将是另一番境况。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没有假设，宋灭亡了，理学兴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沿一条不可逆的路线经元、明、清发展下来，渐渐积弱积贫，沦为饱受欺凌的“东亚病夫”。这，虽不一定完全是理学的错，却与其有很重要的关联。新文化运动要砸的孔家庙，其实早已不姓孔，而姓朱，是朱家庙。今天，我们继承传统，千万不能继承朱家庙的传统，甚至还要继续砸这家借名孔姓的店才行。或许，朱家店被砸得越彻底，我们才越有希望。
风中的雨：读了日本学者小岛毅的《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再来读易中天中华史第17、18、19卷宋史，觉其许多地方大差不差。是异曲同工，还是借鉴过多，只有易中天知道。

2018年5月16日
《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主要内容，另外补充了李陵、秦嘉、曹操、曹植这四位诗人的五首诗。”汉晋南北朝诗，多为五言，无严谨格律，读之朗朗有古意。流沙河的讲解，一句一字详细阐释，一首诗演绎出一个故事，很新颖。但终究较浅，少深意。倒是偶尔烧野火谈及汉字、天文，颇可一观。
风中的雨：前两天，逛书店，在天府书城发现此书，马上在网上买了回来。书到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差不多半下午加一晚，就看完了。流沙河是位成名很早的诗人，但我之喜欢他，却不是因为诗，而是因为他的“解字”。他“解字”，以甲骨文的蓝本，探索先民造字初衷，字体演变过程，讨伐汉字盲目简化，屡出新意、快语，使我对汉字的认识进了一步，深了一层。虽不敢说有什么大的收获，至少是遇到汉字，便喜欢回头查查甲骨文、金文、篆文（甚至买了本《甲金篆隶大字典》），再翻翻《说文解字》。或许未求甚解，却也自得其乐。流沙河的书，一般都遇到一本买一本，买回一本看一本。书柜里，流沙河的书，不下十本了。
风中的雨：《古诗十九首》是早就读过的，读过不止一遍。有些篇目，差不多可以顺口背出，其中的一些诗句，比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年忧”，“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等等，一直铭记在心，时常怀想，感同身受。觉得千多年前的古人的智慧，或许是今人所难及。至少，他们有时间来检讨生活，感受爱情，思考命运，想一些“生活之外”“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事情。不像今天的我们，被世俗的欲望驱使，停不下忙碌的脚步，只想在当下活得精彩纷呈、富贵豪奢，哪有闲暇去想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每次读《古诗十九首》，都会沉下来慢慢思想一阵子，想他们的生活，想他们的情感，想他们对人生的认识，再反观自己，真是差得太远。这距离，是时间的：他们生活的汉代，距离今天非常遥远；是空间的：他们在古洛阳周边，离我上千里地；更是人文的：他们的豁然达观，我难以望其项背。喜欢《古诗十九首》，一是它是五言，比《诗经》普遍的四言，读起更上口，更有韵味。二是它的格律要求不严格。只讲点韵脚，对平仄要求比较宽泛，甚至是没有。偶尔，也想写写“诗”（必须加上引号，因为我想写写的，只是分行有点韵的玩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脑中出现的，一凑就成五言，也不管平仄格律，东拉西扯，八句十句，或算一篇。这些玩意，全都命名为《拟古》。对唐宋以后的格律诗，敬而远之。并不是它们不好，而是它们太好，好得我这样的水平无法亲近，因为我不太懂平仄，更不懂入声。对诗之五绝、七绝、五律、七律，词之各种曲牌，只敢远望欣赏，不敢近玩亵渎。
风中的雨：流沙河的讲解虽然以翻译成主，比较浅显，但读完《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依然有一些收获：一是比较准确的理解了这些诗的原意。我读古诗，只求大概懂得，不求详解、细解。许多诗，包括《古诗十九首》，读后，约略知道其意思，就差不多了。这些意思，其实只停留在脑子里，若要我用白话对译出来，就有些差强人意了。《古诗十九首》亦是如此，所以，看流沙河一字一句的讲解，还是很解谗，喜欢。二是看到了一个个形象生动、须眉皆然的古人，这是最为可心的。比如第二首最后一句“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流沙河释读为：“就是诗人在帮那个女子把她的内心活动说出来了：你这个游荡子一年四季在外头，让我在家里面空等下去，那是办不到的！你在外面耍，到处找女朋友，我也可以去找一个男朋友——她要想搞婚外恋了！”特别是最后这一句，令人喷饭。比如，第五首，被流沙河释读为：“这首诗虽然写于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但它具有一种现代性，因为它所表现的情景，与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有相似性：看演出而入迷，成粉丝而追星……”不管诗人的初衷是否如此，但看完流沙河的释读，觉得他至少是可自圆其说的。三是学到了许多古文化知识，语言学的、天文学的、文学的、地方俗文化的。别看《古诗十九首》语言平实，仿佛白话，其中却有许多很“文”的东西。遇到一些今天的读者或可能不懂的东西，流沙河便会说道说道。他涉猎甚广，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上下文衔接顺理成章，一点也不显“卖弄”的痕迹。流沙河写东西，喜欢说四川。讲到一个什么东西，会提及这东西就是四川方言里的某某，某某，令我这个四川人备觉亲切，可看可玩。这是我最喜欢读流沙河的书的原因：你总能在不经意间，学到许多平时读书学不到的东西，了解到四川方言的独特韵味、古意。

2018年5月18日
马伯庸的《草原动物园》或可算“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写柯罗威到中国传教，机缘巧合地从北京运送一头狮子、两匹虎纹马、五只狒狒、一条蟒蛇、一只鹦鹉、一头白象到赤峰并建起动物园的经过。其起始、过程、成功、消亡，每个环节都充满非常理可解的神性，使人体味到草原的博大、包容与世事的迷茫、虚无。
风中的雨：马伯庸的书看过一本——《文化并不苦旅》，是重走诸葛亮“北伐”之路的历史文化随笔，因相对熟悉三国历史，对所谓“六出祁山”知道一些，读起来很有感觉。但对他的历史小说，有抵触，朋友看他的《长安十二夜》时，我很有些不解：怎么会看这样的书？看《草原动物园》这个书名，以为与法布耳的《昆虫记》类似，是书写草原动物的随笔，所以买了。书寄到，才知道是小说，放了很久都没看。看完，也就看完，没多少感觉，也不想多说。
风中的雨：比较讨厌封面上什么什么人联袂推荐之类的玩意，但现在的许多书（往往是质量不特别高或者作者少自信的书）却偏偏喜欢在封面上来一套。比如这本马伯庸的书，也有好几个人来联袂推荐。按常理，推荐者应该是“高”于被推荐者的人，但奇怪，《草原动物园》的几位推荐者，至少我听说得不多（肯定是因为我太孤陋寡闻了），甚至比马伯庸本人要差得很远的感觉。
墨荷回复风中的雨：我也不喜欢，腰带，封面，封底，全是别人的。汗漫的书就干净，只有他自己。

2018年5月24日
《汉字树》第二卷，名为：身体里的汉字地图，分肉与心、头、口、手、脚与道路五个专题，解读与身体相关字符以及由此演生出的汉字。体例与第一卷同：左列自创”示意图像“，形象生动；中为文字解说，有详有略；右列甲金篆，可窥字之演变。古字多象形，会意、指示次之，形声或为后起。汉字博大，甚哉！
风中的雨：作者在自跋里说：“英文字母只有26个，拼写容易，但是汉字部首将近200个（康熙字典有176个部首），‘台湾行政当局’全字库系统所公告的汉字基础构件更超过500个。”作者虽没特别强调《汉字树》是要弄清这些基础构件，但从一二卷的体例看，应该是这个意图。其实，文字，特别是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只要弄清楚其基础的构件，再推而广之地认识其他字，也不是特别的难事。只是，汉字经历几千年的演变、简化、新造，许多基础构件在具体的汉字里已面目全非，要比较清楚地认知先民造字初意，必须返回到甲骨文、金文和最早的篆体上去，而甲、金、篆又不是我等常人所能一一认识。所以，今天看汉字，不经过一翻认真拔疏，就不可能有“一斑窥豹”之效。因为，我们所见的“这一斑”已不是当初的“那一斑”，“一斑”都不明白，就更别说“窥豹”了。看《汉字树》，或可弄明白“一斑”之一斑，进而窥豹之一部份。

2018年5月25日
《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卷，收录作者1984年至1998年的小说，书末有未编年作品5篇。虽一如既往满满的全是看似淡雅其实很有深意的“汪味”，与上中卷比，技巧更纯熟语言更精致，但整体质量却有差距，有明显的“硬写”痕迹。汪曾祺坚持只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他阅历终究有限，所以后来便渐渐下笔难成言了。
风中的雨：读完了《汪曾祺小说全编》上中下三卷。很多小说，以前都读过，其中的一些名篇，是三读四读，甚至五六七读。比如《大淖记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说选刊》登载时，读过；后来，又读过不一次；去年，读《汪曾祺经典小说选》《梦故乡》，又读了；这次，还读。又比如《异秉》《受戒》《岁寒三友》《故里三陈》《鸡鸭名家》等等，都读了好多遍。这些篇目，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越读越觉其好，好得不可言说。
风中的雨：读“全编”，与读“选集”不同。选集，要经过编者或者作者的认真筛选，收入集子的，多是名篇、好篇，读起来，每篇有每篇的精彩，篇篇都令人难忘。全编，注重的是全，只要是作者创作的作品，必须一篇不漏全部收录。好的，要收；一般的，要收；不好的，也要收。于是，读全编，在读名篇、好篇的同时，还不得不读一般的、差的。读这部上中下卷的《汪曾祺小说全编》，读得越多，良莠不齐、龙蛇混杂的感觉就越强烈。读上卷时，觉其有些生涩，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上卷收录的全是建国前的早期作品，不成熟，是自然的。读中卷，特别是后半部分汪曾祺八十年代初的许多创作，感觉特别好，特别喜欢。边读边寄希望于下卷，觉得后来的文应该是越来越好，不是老而弥坚吗？有四十年代的起步，八十年代初的升华，到八十年代后期以及九十年代，肯定会比以前的要好得多。结果，却不是这样，下卷里，虽也有一些小篇目令人读之难忘，但却找不出可以与《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相提并论的作品。汪曾祺曾经说过：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大意如此）。他小说的题材，集中在四个大的地方：故乡高邮、读大学的昆明、下放时的农科所、后来寄身的京剧团。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人物和围绕这些人物发生的事，是他最熟悉的，所以写起来驾轻就熟。但正因为他感受最深的是这四个地方发生的事，认识的人，反复写，也只是这些事这些人。越往后，熟悉的都写得差不多了，渐渐沦为笔下无人无事了。但又不得不交“文债”，于是只好“硬写”。读其下卷，这样的感觉特别强烈。这，或许便是下卷的小说，整体质量不如前两卷的原因吧。
风中的雨：读了许多汪曾祺，有一个感觉也不知对不对：汪曾祺“编造”故事的能力不是很强，而其“实灵”的功夫了得。汪曾祺的小说，除少数几篇篇幅较长外，都很短小。这，既是其构思精巧、语言精练的结果，或许也是其不善于“编造”故事的必然。他的小说，兜兜转转都转不出故乡、昆明、口外、戏园的圈子，也是一个明证。他一生只有短篇小说，没有长篇小说甚至没有中篇小说的原因，或许也在于此。这和他说的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也相互呼应，一脉相承。大作家都知道“藏拙”，汪曾祺只写短篇，只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或许也是在“藏”自己不善于“编造”故事之“拙”。但不得不佩服汪曾祺的“实录”功夫。他笔下的人和事，都是他最熟悉的身边的人和事，他“实录”下来，却总给人一种这些人和事与真实的生活既紧密相连却又有那么一丝距离的感觉，也就是说给人一种距离感、陌生感。令人觉得，这些人真实地存在着，就在汪曾祺的圈子里；但这些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市井生民，他们身上有一股子“文学”的质感，饱含“艺术”的细胞。这，是小说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果没有距离感、陌生感，人物没有“文学”的质感，没有“艺术”的细胞，那就是不小说，而是人物特写或者报告文学了。）他手里的那只笔，将他熟悉的人和事细腻写来，絮絮淡淡娓娓之中，却有一种无言的美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感染着我们，令我们读时不得不感动，放下后不得不深思。汪曾祺并没有大部头作品，但却凭着他的短文成为一位“大家”“名家”，不但当代文学有他的重要位置，而且会传这之后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一席。所以，不得不佩服他的“实录”功夫。

2018年6月5日
《相爱的日子》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毕飞宇文集”之短篇小说卷一种，收录作者1998至201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他的文字，精致优美却与时代世道结合紧密，江南味浓，文人气重。笔下的故事，起伏跌宕少，梅子黄时雨的感觉，再往前也不过钱塘涌潮。但风轻云淡的背后，却有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精准摹写。
风中的雨：毕飞宇，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毕飞宇的书，看过一些：中篇《青衣》《玉米》，长篇《平原》《推拿》。都喜欢。和贾平凹浓重沉郁的西北风、莫言离奇古怪的超现实相比，毕飞宇更接近我喜欢的风轻云淡格调。喜欢他的文字里那一股浓郁的江南韵味，淡雅清新；喜欢他小说里那缕缕丝丝剪不断、理还乱的文人气息，行走在他的小说里，平淡处如沐春风，热切时如沐春雨。总之，是一股子的浅淡、平和，却又有看花时的妩媚，游园时的旖旎。
风中的雨：书里20篇短篇小说，每篇有每篇的精彩。每篇读时、读完，都有一些感慨。要么惊叹于故事平淡中的曲折，要么钟意于人物平凡中的丰富，要么感慨于语言行云流水、意旨丰盈的挥洒自若。顶礼膜拜得不成样子，分分钟“低到尘埃”里去。最在意《怀念妹妹小青》《蛐蛐 蛐蛐》《相爱的日子》三篇。《怀念妹妹小青》写“具有艺术气质”的妹妹小青的“‘妖怪’极了（当地的农民习惯把一种极致的美称作‘妖怪’）”，写她去捧烧火的铁块而毁了自己的手，写她被自己救过的“女人”卡得要死后“再也不是小妖怪了”，写她被无端恐惧逃跑的人群踩死。一个好端端的美好的生命，被命运毁损，渐渐变得有些痴呆，最终无端殒灭。读着，有一种莫名的悲切。很奇怪，我读时，总把它与废名的《阿妹》进行比较。同样是写一个小生命的殒灭，毕飞宇用几个事件，一步步把我们思绪引到最后的死亡。我们一边看，一边会生出许多“如果”，总觉得这并不是命运的必然，只是生活的偶然，只要某一个环节出现一点非毕飞宇的安排，“妹妹小青”就能存活、成长下来。而废名的《阿妹》却没有事件，只有日子，乖巧、可爱的阿妹，在平淡的日子里几乎不经世事地越来越病重，而“我”只能看着，看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这里面的痛楚，会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生命的必然，在这样的必然面前，一切“如果”都没有意义，甚至连“如果”也不可能存在，不允许存在。《蛐蛐 蛐蛐》写人死后，活着时被隐藏的怨恨会变为蛐蛐，不同的灵魂，会造就不同的蛐蛐。这些蛐蛐被活着的人捉来，在活着的人的围观下，尽兴地展现自己活着时不敢、不能、不愿暴露的品行，凶狠地争斗。毕飞宇的《小说课》里有一篇专门谈到《促织》的艺术技巧，或许《蛐蛐 蛐蛐》的灵感，就来自于蒲松龄的《促织》。《相爱的日子》写两位“南漂”的日子。之所以称其为日子，不称其为爱情，是因为毕飞宇写的仿佛就是日子，不是爱情。他与她的日子，由酒后的性开始，慢慢地就有了性之外的内容。但生活的窘迫不容许他们去谈“高贵”的爱情，他们只能在世俗的日子里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性。最终，她与他一起“商量商量”，“反复地比较、反复地看”，为她选定了一位有身家的男士。小说结束，日子也结束了，但“相爱”的一切，却悠悠游游，“人去楼空，可空气里全是她。”“她真香啊。”最后这一句“她真香啊。”虽只用了一个句号，但其中的感叹却永远也无法说清楚。曾经以为，必须先有爱才有性，婚姻是爱的结果爱的必然。但读了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才知道：先有性，也可以塑造爱，成就爱。才知道：爱是爱，婚姻是婚姻。婚姻，是生活，是斤斤两两的日子。而爱，是情绪，在生活之上，可捉摸，也不可捉摸；或许与生活同步，或许与生活天远相隔，两不沾染。
风中的雨：好久没看与现实生活结合得很紧密折小说了。一直有个怪想法：小说，还是离现实有时空距离，才好。时间距离好理解。经过岁月的梳理、沉淀，留存下来的，多半是精品经典，读来，自然收获颇多。比如，一直在读的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空间距离就有点不好说了。或许可以表述为不要与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结合得太紧密，要有一定的疏离感，要持旁观的态度之类的。这，也是不太看当下小说的原因吧。朋友看过《相爱的日子》，说：全是不好的结局，有点压抑。就想：把生命中最美好东西的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才是最感人的作品。于是，坚持着把《相爱的日子》看完。的确，每篇的结局都不圆满，至少没有大团圆。或许，这才是生活的真实。生活总是磕磕碰碰，人生也最终是一场虚空，才子佳人的圆满与钟鸣鼎食的繁盛，都只是过眼烟云。存在于我们生命里最真切的，多是不如意。这，或许也是《相爱的日子》要告诉我们的吧！

2018年6月12日
德国学者迪特•库恩的《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的第四部。以北南宋史为主体，兼及辽、金、西夏史，前述唐、五代对宋之影响，后论元、明、清对宋之继承。对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平民生活等面面俱到，充分肯定宋的繁华富足，不溢美拔高，切实中肯。
风中的雨：北南两宋时期，虽然疆域版图狭小、军事实力不足以抵御北部游牧民族的侵凌；但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的三百来年。从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一路下来，再沿元、明、清下去，综合起来看，北宋、南宋，或许可算是古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今天，当我们回顾古中国的历史时，发现曾经被批评为“积弱”的两宋，却相当地“积富”、“积文”。两宋创立的许多东西，不但为后世中国所继承，也成为世界近代化的动力之一，甚至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人们总是热衷于津津乐道宋的原因。
风中的雨：读《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发现一些常识性、表述性错误。作为严谨的历史学专著，很不应该。一是第四章《南宋》，75页第二段说：“1142年1月，他被毒死在监狱中。”在接下来的第三段又说：“在岳飞死后不久，秦桧与金国特使完颜弼达成了和议，并于1141年12月25日签订和约。”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子云》载：绍兴“十一年……岁暮，狱不成，桧手书小纸付狱，即报飞死，时年三十九。”这里，岳飞之死没有准确时间，而《宋史•本纪第二十九•高宗六》记载很清楚：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赐岳飞死于大理寺，斩其子云及张宪于市，家属徙广南，官属于鹏等论罪有差。”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是公元1142年1月28日。作者说岳飞“1142年1月”被害，没错。《宋史•本纪第二十九•高宗六》载：绍兴十一年“十一月……是月，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割唐、邓二州界之，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对金议和成功，“立盟书”（签订和约）是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即1141年12月。作者说“于1141年12月25日签订和约。”也没错。但“在岳飞死后不久”这句插话，显然错了。因为，签订和约在前，岳飞被害在后。二是第八章《探索内在和外在世界》，160页第三段写道：“官员兼诗人欧阳炯（940年在四川编撰了《花间集》，并写了绪）……”《花间集》的编撰者是赵崇祚，不是欧阳炯，这是很简单的文学常识，不知作者为什么连这也会搞错。至于“绪”，显然是“序”的别字。三是第十章《生产领域的变化》，第211页最后一段说：“而高粱更加出名的名称是蜀黍，被用来制作味道不错、很清纯的高度酒……”不知作者所谓“清纯的高度酒”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的是白酒的话，就值得商榷了。关于白酒（蒸馏酒），是中国古亦有之，还是元时才传入，是个没有定论的话题。说其是元时传入，依据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所说：“烧酒非古法，自元代始。”因此，作者说“来制作味道不错、很清纯的高度酒”，是需要认真研讨的。四是第十二章《公共领域中的私人生活》，第252页最后一段中说：“而当一个女人‘及笄’时，就表明她是已婚女子了。”及笄，亦作“既笄”。古代女子满16周岁结发，用笄贯之，因称女子满16周岁为及笄；也指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如“年已及笄”。女子及笄，是与男子冠礼并称的成人礼。及笄，是说女子成年了，可以出嫁了。及笄者，可以是少女，也可以是“已婚女子”，但并是专指“已婚女子”。这点，作者显然是弄错了。
风中的雨：该书还有一些书写错误。比如17页说：“而他们的治国历练也已显得过时”，这里的“历练”，感觉应该是“理念”。比如 138页说：“在唐代，官员的嫡长子在婚礼那天可以穿上比其父亲品级低一级的官”，“官”后显然缺一个字“服”。比如160页说：“官员兼诗人欧阳炯（940年在四川编撰了《花间集》，并写了绪）”，“绪”，显然是“序”之误。比如230页说“纸币在在宋代的使用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句中显然多了一个“在”字。这些，应该都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录入者的问题。

2018年6月13日
周兵、蒋文博主编的《昆曲六百年》分五部分。回眸，八集电视纪录片《昆曲六百年》的解说词。优伶，讲昆曲的基本知识。惊艳，大师（梅兰芳、俞振飞）谈昆曲。传奇，对当下昆曲方方面面人物的采访手记。名流，介绍昆曲史上的重要人物。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昆曲，现被称百剧之祖，其典雅蕴籍，令人叹为观止。
风中的雨：其实，以前对昆曲也有点了解。读过一些昆曲剧目的文本，比如《牡丹亭》《西厢记》《桃花扇》《长生殿》，也听过一些昆曲的选段。觉得文本典雅，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剧里的诗词、对白，别有意味，令人眼开。听其唱腔观其表演，觉得太慢太温，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不相适合，与年轻急躁的心情不匹配。所以只喜欢其文本，不太喜欢其表演。现在，或许是年龄大了，心静平和了，觉其表演的慢里别有一番滋味，甚至滋味无穷，越慢越意蕴无限，因此，慢慢地喜欢起来，渐渐地有无法舍弃的感觉了。
风中的雨：《昆曲六百年》不是介绍昆曲的专著，而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但这“大杂烩”，却有一股子独特的魅力，会把人引入昆曲典雅、深邃、美仑美奂的世界里。至少，于我是这样。边读边在网上搜索昆曲资源，从近些年最火的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到“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再到昆曲名篇《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还有所谓的“昆曲大全”、“昆曲名段”等等。边看书，边听，边看。觉其唱词优雅华丽，音调婉转悠扬，身段多姿多彩，转承起合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越听越有味，越看越觉美。正如书中张充和所说：“一进去了就出不来。”听着、看着，渐渐有了马兰的感觉，觉得昆曲的“气质非常非常典雅，好像有一种宋代的感觉，感觉从宋代走出来，没有烟火气，那样的宁静。”昆曲，是一门高雅的艺术，雅得令人窒息，美得几乎不敢直视。虽然明知自己这样的俗人，不配喜欢昆曲，却还是没由头地喜欢上了，而且感觉自己会一直喜欢下去，再也“出不来”了。

2018年6月15日
《旧年的血迹》是阿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书里小说，均写阿来的故土乡亲，因有“我”甚至“阿来”在小说里存在，令人觉其不是小说，而是随笔。与《尘埃落定》一样，《旧年的血迹》里的小说均深沉凝重，苍茫悠远，有压迫人的强大力量。幸好，压迫并不遮天蔽日，缝隙处还可透进世俗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芒。
风中的雨：知道阿来，是因为《尘埃落定》。买这书时，它还没得奖。读起来有些压抑，有些喘不过气来。后来，又读了他的《空山》。再后来，又读了他的长篇随笔《瞻对》。阿来的书，多写藏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别的人文氛围，特异的民风民俗，给人异域风情之感。虽然，书里的那些事那些人与我并无关系，而且远在天边；但读来却觉得那些人仿佛就在身边，那些事仿佛就是我所亲历。只是，读阿来的书，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他塑造的人物，人物生活生存的环境，很是苍凉沉重，残酷神秘，与时下的安稳相去甚远。特别是环境里的那份神秘，那份残酷，总在无意间塑造众生的同时，又拼命地折磨众生。面对残酷的环境，不可捉摸的命运，你自然就会对那些生命的奇迹，奇迹里闪烁的人性生出一分敬畏。并在这样的敬畏里，慢慢走 常日子里根本不会瞅它一眼的神秘。于是，你可能由此而生出崇敬，由此而对一些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东西有了莫名的信仰，成为一个与未读这些书之前有些不同的人。或许，这就是阿来之于我的意义吧！

2018年6月17日
苏炜的《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到十四篇，是张充和讲故事的讲述实录；十五到十七篇，是记述我和张充和老交往中发生的趣事；十八到二十二篇，是我以往发表过的与张先生或多或少相关的文字。”张氏四姐妹，是民国文化史的传奇，“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张充和，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
风中的雨：关于《天涯晚笛》这个书名，苏炜在“后记”《关于张充和口述实录故事》开篇说：“‘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桃花鱼一》），‘不知何事到天涯，烂漫遨游伴落花’（《堤畔》）。张充和诗中，‘天涯’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蓦地何人横晚笛，却不见，牧耕牛’（《江城子•四川江安》），我再从张诗中捡出这个‘晚笛’字眼，——‘天涯晚笛’，于是便组合成了这本《听张充和讲故事》——一本并不严谨的口述实录故事的书题。”看到这里，觉得苏炜这个作者也还有些“可爱”，至少他在“口述实录故事”之前加了一个定语：“并不严谨”。的确，每篇“张充和讲故事的讲述实录”里，都有作者很主观的前引、插话、结语，或写景、或状物、或述心情、或讲缘由等等也者。一句话，有很有“我”、“笔者”存在于张充和讲的故事里。况且，除这样不严谨的“口述实录”外，还有一些根本就不属于“口述实录”的文章，甚至还有一篇“附录”《金陵访琴》，根本就与张充和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读完此书，我给它的定位是“与张充和相关的‘杂烩’”。
风中的雨：合肥张氏四姐妹，因自身的才华，更因其不俗的婚姻，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名人。老大张元和，嫁顾传玠，顾是昆曲“传字辈”人物，曾红极一时。老二张允和，嫁周有光，周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老三张兆和，嫁沈从文，沈是著名的文学家、博物学家。老四张充和，嫁傅汉思，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她们的身世，她们的修为，她们的丈夫，注定她们要深度锲入她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活。《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里，张充和随口说出一个曾经与之交往的人，都是彪柄民国文化史的人物。沈从文、沈尹黙、沈传芷、胡适、闻一多、朱自清、章士钊、林徽因、卞之琳、张大千、戴爱莲、金岳霖……这一长串名字，随便哪个，只要一注目，都可牵扯出一片民国的历史、文化风云。从这些人物的行为以及他们与张充和的交往，我们可以窥见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的些许风姿风采。苏炜说：她听张充我讲故事，“让我回复到那个‘像是踏进一道花季的河流，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撑着小船溯流而上的采薇少年。’”同样，读苏炜笔下的张充和讲故事，也有风雨烟尘、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很片面。民国，并不全是书里那么风轻云淡、优雅蕴籍，还有许多沉重的痛楚，还有许多“文化”之外的贫穷领域，还有许多不堪回首、思之便会痛心疾首的家国命运。或许，这些，才是民国的主流。但不管怎么说，张充和讲述的民国、作者笔下“实录”的民国，是真正存在过的真实。这些真实，虽然只是小小的局部，甚至只是“九牛”之“一毛”，却依然能感染今天的我们，令我们生出许多遐想。
风中的雨：读这样的书，除了解一些掌故，更多地了解一下张充和以及那个逝去的时代外，并没有其他收获。但是，很奇怪，我却读得很有兴趣。这兴趣，或许来自于自己对历史的“爱好”，对文化的“敬仰”，对大家的“瞻望”吧！这书，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丛书推出的“百岁张充和作品系列”之一。看腰封折页里，这个系列有三本，除苏炜的外，还有孙康宜编注《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曲人鸿爪：张充和曲友本事》。其实，这个系列还有一本汪道编注的《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感觉，自己会把它们全都买回来，慢慢看下去。

2018年6月22日
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丛书之一，瓦舍勾栏、契约时代、全同皆商、共治天下四章，从国家治理、社会状况、市民结构、城市生活、秩序维护、人际关系、内外贸易等等方面讲述“巅峰”之宋。引证众多，事例突出，评述恰当，文短而精，除稍显“一面倒”外，颇多可观之处。
风中的雨：吴钩这本关于宋代的书，除“自序”“后记”外，由188篇短文组成。作者取一事一题一文的体例，然后将要相关的小短文归类为四个板块，说是四章也可以。这些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宋代充满了赞誉之情，一篇文，就是一首赞歌。在作者笔下，宋代，无疑是古中国政治最为宽容，经济最为活跃，民风最为开化，整个社会最为文明，最接近近代的时代。宋代在许多方面，不仅超越了其前代（比如汉、唐），而且在全球范围亦属创举。今天文明世界里许多可圈可点的制度、方法、措施，都可在宋代找到其实施的雏形。宋代，或许不仅是传统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这一进程被元、明、清阻断），而且为全球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近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总之，一句话，作者认为：宋之为宋，不论怎么称颂都不为过。
风中的雨：作者在后记里有一段话：“写《大宋帝国三百年》的学者金钢先生曾经评说他的大著：‘期待能有朋友挑出硬伤！哥必公开致谢致歉，并自纠正。但书中所有史识、史见、史论，即使有自认入木三分之批评，哥也不改！盖哥之治史自有根脉，不容易移是也！’我想将金先生的这句话抄下来，以作自我表白。”显然，作者对自己充满自信，而且在“史识、史见、史论”这几个方面，不容他人置喙。因为，作者“治史自有根脉”，岂是一般人所能使其“易移”的。但读完这书，却依然想说一些不是赞颂的话。一是关于“现代”“近代”。历史学、社会学意义上的近代、近代化、现代、现代化，自有其不同的内容，而且国内与域外的界定也不相同。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本讲述宋代历史与社会的书里，应该统一：要么近代，要么现代。从中外历史学界的定论看，说宋打开了近代化的大门稍有些夸大，说宋推开了一丝门缝见到了些许近代化的曙光比较恰当。估计，作者是想说近代，书名所谓“现代的拂晓时辰”，应该是指近代。因此，书中的表述似乎应该统一到是近代、近代化上来，而不是此文里近代，彼文里现代，令读者不知作者究竟想说宋是近代、还是现代。二是关于“全面”与“一面倒”。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里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确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内容，但宋代同样也存在许多为人知、不为人知的非文明的因素。如何展示宋代，有“全面”和“一面倒”的选择。作者对自己笔下的宋代，采取的是“一面倒”，只说其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甚至超越今天的“好”，而对其“不好”，一概不涉及。这样的“一面倒”，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容易误导读者。民国时期有位英年早逝的学者张荫麟，有未完成的《两宋史纲》（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丛书之一）一书，在其中的《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篇中专题论及“农奴制度之存在于南方”“杀婴习俗之盛行于南方”等宋代的“非文明”因素。其实，宋代，并非吴钩“一面倒”之《东京梦华录》和“现代的拂晓时辰”，亦有张荫麟“全面”之不堪与痛楚。这两者的结合，或许才是真正的宋代，才是遥远过去的真实。

2018年6月23日
《墨•中国艺术启蒙系列•看懂名画》1—5册，分别介绍《张择端和他的〈清明上河图〉》《顾恺之和他的〈洛神赋图〉》《阎立本和他的〈步辇图〉》《张萱和他的〈捣练图〉》《顾闳中和他的〈韩熙载夜宴图〉》。这一套要将“古典中国的艺术之美”“化为孩子的品格涵养”的图书，于没有文化积淀的我，也合适。
风中的雨：买这书，其实是想买这几幅画。当然，古摹版、较高品味的印刷版，是不敢想的；只要有完整的、全画幅的、普通的甚至比较差的印刷版，就可以了。在我的想象中，每本书中都应该有较大、较长的折页，折页打开来，就是一幅完整的画。但翻开书，却有些失望，虽有完整的画幅，但却不是较大的折页形式，而是横印在书里。而且，最为关注的《清明上河图》因为卷轴太长，被折分为两半，上下并列，画面小，其中的景物、人物等等也很小，看不清楚。

2018年6月24日
《字看我一生》（稿本）是2017年出版的流沙河“解字”新书， 109则，每则4字。和作者以前的“解字”书不同，本书由晚清时期，本名李德九、养名余傅瑚、俗称三三者，从宿县而德州而涿州而京城，最终定居成都，并预闻甲骨文的发现等重大事件的一生，串起所解之字。有故事，有学问，读来趣味万千！
风中的雨：流沙河“解字”的书，家里有好几本：《文字侦探》《渡沙河认字》是印刷本，《白鱼解字》《正体字回家》是手稿本。《白鱼解字》是毛笔手稿，《正体字回家》是钢笔手稿，现在这本《字看我一生》也是钢笔手稿。因为涉及到古字古音，特别是古字（很多古字现在已经不用，电脑程序根本“打”不出来），手稿本写出来的古字，更有味道。《字看我一生》，写的是繁体字，渡沙河称正体字，即没有简化过的老字。这些字，与甲骨文、金文、篆体的延续关系，比起简化字，更明确，解读时，比较容易弄清楚造字先民的造字起意。幸好，以前在成都读书里，教古代汉语的教师对我们进行过较为系统专业的训练（考试时，题本是简化字，要求你写出对应的繁体字），识得不少繁体字。不然，读这书，肯定很吃力。
风中的雨：读第一则，就很奇怪：江苏宿县之李三三是谁呢？翻书前，无序言说明；看书后，无跋语解释。读到第12则，介绍抱养李三三的人家姓余，想起流沙河姓余名勋坦，便想：莫非这李三三是其先辈？但往后看，却又从抱养之余家回到了生养之李家，余也不姓了，依然改回姓李，叫李德九。然后，到德州，到涿州，到京城，与孙诒让、王懿荣、刘鹗等古文字大家交往，并与闻甲骨文的发现与识读。觉得：这个人，不可能是流沙河的先辈，而只是流沙河为讲故事编造出来的一个人。待读到全书末尾108、109则，见这李德九阴差阳错从京城迁居成都，重又遇见抱养之余姓家人，重新改姓余名傅瑚，定居成都。其时，为辛丑年（1901），李三三之子李文宿（后改为余家宿）7岁，而流沙河（余勋坦）生于1931年。看到这里，想到这些，忽有所悟，自以为是地认为：《字看我一生》里的这个故事，是流沙河先辈的故事，按年代算，所谓李三三、李德九、余傅瑚者，应该是其祖父。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或许，《字看我一生》书里的故事，只是流沙河对先辈迁蜀历史的艺术创作，所以他才既不写序言，也不留跋语。

2018年6月30日
张荫麟的《两宋史纲》是“大家小书”之一种，是一部未完书稿。只完成了《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两章，《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三章只有章名。每章后附作者宋史相关论文诸篇，虽一篇只议一事，但史料充足，史论鲜明，很是可观。
风中的雨：近段时间，看了好几本关于宋代的书。有严谨的历史学著作：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七卷《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哈佛中国史”的第四部《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有易中天所谓“中华史”宋之部分：第17卷《大宋革新》、第18卷《王安石变法》、第19卷《南宋风流》；有与宋相关、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作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在这些书里，宋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朝代：政治较为清明，经济空前活跃，文化繁盛多彩，生活较为富足……等等，不一而足。看这些著作，会觉得：两宋，虽然屡被强邻欺凌，在军事上一败再败，但在其他方面却是古中国最为繁盛、文明的时代，不但超越汉唐，而且领先明清，甚至在很多方面领世界之先。宋，在制度上、经济上、文化上或许有许多领先于当时之世的多个方面，很“好”；但宋终究只是古中国一个封建朝代，它应该也有许多古中国历朝历代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亦即是“不好”的方面。这“不好”方面的缺失，使这些书也“不好”起来，特别是《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笔下的宋，简直是一个比现代还要现代的社会。这，显然是与历史的真实不很相符。所以，看张荫麟的《两宋史纲》，看到他笔下既富足而贫穷、既文明亦野蛮的宋，便觉得特别真实，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宋史。其实，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好，也有每个朝代的不好。如果一个朝代只有好，那肯定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只有好，不好并存的时代，才是真实可信的时代。
墨荷：良莠并存的时代，就是好时代。宋算，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