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的目标 求学的目标

“从前陆象山说，使我不识一字，也能堂堂地做一人。人能与天地参，与天地合称三才。能堂堂地做人，便可顶天立地。善人也好，君子也好，大人也好，聖賢也好，做人該是我們人生第一個目標。能做一人，再能做一番事業，更好，但那是第二個目標。在事業中有立言一業，可以立言垂萬世，那更好，但只是第三個目標。
現在我們都把中國古人這一次序顛倒了，大家都要求知識，都要發揮自己一套思想理論，要做一個人中最難的立言者。認為不得已而思其次，纔到社會上做事，去立功業。立德則被人人看輕了，認為沒關係，不值得重視。人人“可能的”不重視，卻重视那不可能的，實是顛倒了。唯其太看重了不是人人可能的，於是要向外面爭條件、爭環境，怨天尤人，而結果還是自己做不了主，徒生苦痛，增不滿。此實與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把一切責任都推向環境，說環境不好，這也無奈何。”
以上是钱宾四先生说的，引自《中华文化十二讲》，原是在台湾对空军军官们所讲，时在一九六七年，钱先生初到台湾时。猜想他当时所说大家都想发挥自己一套理论做一个最难做到的立言者，恐怕不是指的当时听讲的军官，或许是指之前他在香港所见学校里的情形吧。
现在学校里的情形怎样？近期《读者》半月刊转发了一篇文章《从钱穆那里选定人生道路》讲到几年前在一所大学里发生的事。
大学正在兴建，教学楼还在施工中，已经开学了。“无人知道它能否坚持下去”“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多是奔着这里国际化的全英文教学与一纸港校文凭而来。学校最热门的专业是商科……”他们或许当时并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想的不过是以后的出路好一些吧。
来自香港的郭校长，曾是钱穆先生在港兴办的新亚书院的学生。他在学校的大小演讲，多会讲到当年新亚，讲到钱先生。当年房子怎样破么，学生们先生们怎样穷，怎样弦歌不辍，“知识是有生命的。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在战乱中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血有泪。书院的重建也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去支援生命。这样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带走的就不是学位，而是一生要走的方向……”。

言者如此谆谆，听者又会怎么样？文章说，学生很现实。“一个大一新生从人群中冒出来，带着老成的姿态对郭校长说：您现实一点好不好！”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黄昉苨，她自己也说“我也不例外。上大学是为了一个好出路。我喜欢的是中国的文史，喜欢中文的写作，但那又怎样呢，准备出国学好英文，才是正经路途。”后来大学本科毕业，她到英国留学去了。虽然毕业时候有国文老师劝她留下来试着去写点文章，，“我还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更保险的道路，出国了。”
好像进大学就是为了得文凭，得文凭又是为了一个好工作好出路。当年一些人还想发挥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现在这也不在考虑之中。所以校长先生的言者谆谆，像是得到的也只能是听者藐藐了。
但是《读者》上这篇文章，还是有了转折。作者说“读过这些书，走过这些路，见过这些人，我才终于相信” 从钱先生那里选定人生道路。最后把对现实的考虑扔一边去，从留学的地方回到中国，“追求自己的梦想，也并不一定那么不现实。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现实，生活才美好。”——回来几年了，“还好，够不切实际的我还没饿死。”
当年郭校长，看到当年学生黄昉苨今天的表现，会高兴的吧。这学生从学校带走的，显然不只是学位和文凭，而且他们（我从一个人一篇文推想的）终于选定的人生道路，可以说也会从钱先生那里得益，也可说是郭校长以生命影响生命，教育的作用就在这里。
这一期是五月上半月的一期（循例提前出版），但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却还在两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写就之后，时间已过去了两年。相信两年之中，作者和当年同学，在选定的人生道路上，生活更美好。生命之火永远燃烧，人生的道路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