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是清朝晚期的经典之作。作为太谷学派弟子，刘鹗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中，通过老残的游历和这一带有自况意味的人物形象，贯彻和表述了太谷学派的基本思想。寄托了太谷学派"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抱负，并将自己的学术经历及太谷学派的一些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展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思考、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对教养天下的责任和担当，从而也展示了良知、致良知、诚意、自悟、知行合一等。它独一无二的游记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塑造的名士老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结构比较松散，但有些片断写得相当成功。而且《老残游记》的语言清新流畅、富有韵味。鲁迅说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写景的特点是自然、逼真，有鲜明的层次和色彩。小说故事情节的编排既像是五彩缤纷的水果拼盘，又像是层层嵌套的俄罗斯套娃，一个故事里又包含着若干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又可以独立拿出来玩味。比如老残访查曹州府玉守的严酷吏治的时候，为申东造推举刘仁甫治理盗乱。从而引出申子平与玙姑，黄龙子的相遇。这部分内容占了几回的篇幅，内容都是讨论宗教，哲学，文学，音乐，时局政治。富有哲理性和思考性。

《老残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这篇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清官中的酷吏）误国，清官害民，独具慧眼地指出清官的昏庸常常比贪官更甚。同时，小说在民族传统文化精华提炼、生活哲学及艺术、女性审美和平等、人物心理及音乐景物描写等多方面皆达到了极其高超的境界。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内容丰富，意蕴深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影响巨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太谷学派”彻底破译了人天科学的理论，创立了新的学说，应该是继孔子之后的新儒家学派。学派认为宇宙与生命的根源，皆大赤、深黑二气。又皆有天命在躬，太和之气在性，为学要在蒙以养正（《易·蒙卦》），故自称圣功弟子。他们并非无神论者，也主张解决生死大事。其修持方法，并非出世的修真了道，而是通过立德、立言、立功。《老残游记》受太谷学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将"种教之感情"寓于《老残游记》之中。刘鹗的这种写作技巧和理念，使《老残游记》不仅具有谴责小说的特点，更承载着刘鹗一生所奉崇的太谷学派的思想理念。他在自叙中写道：“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人们在谈及刘鹗时，都知其托名鸿都百炼生撰著《老残游记》，叙景状物备极生动，构抱残守缺斋搜集龟甲泥陶，开古文字研究新领域，而罕有涉及其建策治理黄河，倡言修筑铁路之勋劳，以及庚子乱中平粜太仓粟，赈济平津，卒因借洋钱请开山西矿产之举动，遭遘惑世误国汉奸之罪名，不见容于闾里，公议开除其乡籍，更兼袁项城挟嫌，遂远流迪化，客死异乡之惨史。铁云虽衔恨先亡，终因小说打动世人，卒获昭雪，其又不幸中之万幸矣。至于铁云毕生所尊奉之太谷学派，既有黄崖教案在先，未明之处本多，晚近虽有研究，则因教内秘密传授，颇为资料所局限，且诸论者又各带偏见，遂致真相湮没，缈不可知。全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老残游记》的艺术品位甚高，其写作技巧也很高超，由此留下了蜕旧变新的明显印记。首先是叙事模式的转变，由说书人叙事转为作家叙事。小说具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弘扬。小说视角也由传统的全知叙事转为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其次是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

其二是以小说托志，抒怀自己的人生理想。刘鹗学识渊博，涉猎广泛，但终身未能施展其抱负。《老残游记》不仅具有谴责小说的特点，更承载着作者刘鹗的人生理想。太谷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是儒学的不显传的一派，以儒为本，释道为用。 在其归群宝籍中不少是文学作品。 太谷学派文学作品中又尤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作和经典之作，使太谷学派更具有生命力。刘鹗信奉太谷学派，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门生之一。太谷学派的精神影响了刘鹗的一生，他认为只要功德在人，或学术、文章、一技一艺为社会所益，命尽之日即还于太虚，常住两间，久存于人心，好像我们所说活在人们心中。其“立功、立言、立德”的大要，以教养为主。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从联军手里购得太仓储粟，以赈北京之饥困（当时占据粮仓的联军部队不吃大米），活人无数。1908年，清廷却以“私售仓粟”把他发配新疆，次年死在乌鲁木齐。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残游记》中借玙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以为宋儒理学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在处世接物上倡导以人情为根据，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认为儒、释、道三教殊途同归，其根本都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他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该派的“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推黄“以教天下为己任”，而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特别是其《二集》所塑造的逸云形象，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终身奉行的思想理念。《二集》中写斗姥宫姑子逸云讲述她与任三爷热恋的长篇自白，就是一种大胆尝试。作者的笔锋触及人的潜意识中最隐秘的心弦震颤，将一个青春少女对于情欲、物欲的强烈渴求和盘托出，颇有现代心理分析的意味。而《老残游记》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体现了中国小说由叙事型向描写型的转变。掺入诗和散文的笔法，开拓审美空间，其文笔之清丽潇洒，意境之深邃高远，都达到很高境界。白描自然景色，尤见艺术功力。如写大明湖秋色，于梵宇僧楼、苍松翠柏间点染一株半株浓艳的丹枫，顿觉秋意盎然。写黄河冰封棱怒，则苍莽遒劲。书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明湖居白妞说书，精彩绝伦，妙譬连珠，极形清音浏亮，悠扬云表之妙。第十回“骊龙双珠光照琴瑟，犀牛一角声叶箜篌”，则天机清妙，不同凡响，毋宁说是作家在倾诉心声。《老残游记》所有的这些写作手法都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其三是通过表与里的细腻描述，以特定情节与人物形象对太谷学派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做了如实反映。刘鹗的《老残游记》中写了二个清官，读后，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第一个“清官”是玉贤。该人是因为“办强盗办的好”而“补曹州府”(见第三回)。他办强盗究竟办得怎么样好呢?书中写道：“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这个治理有“路不拾遗”之称的玉贤其实不贤，只是个急功好利的酷吏，所谓的路不拾遗只是因为百姓苦于其刑罚严酷而已。他在“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空”(见第五回)，“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见第三回)。就曹州府这么一个小地方，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玉贤拿住并站死的所谓强盗有两千多人。这么一个地方哪里来的这么多强盗，全都是由于“他(指玉贤大人)随便见着什么人，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见第五回)以至于老百姓非常怕他，大家如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不敢有丝毫差错。然而，即使这样，还是有众多的良民百姓被错当作强盗而被怨站死。这与《资治通鉴》里面的《上与群臣论止盗》，讲李世民“路不拾遗”的故事，完全不同。上(指李世民)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贞观之治”时代，李世民是否真得做到路不拾遗了，我们姑且不论。但是，李世民对“止盗”采用“疏”的方法，让百姓富起来，“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李世民的观点显然是合乎情理的，只是听起来太过于理想化而已。玉贤大人对于“止盗”采用却是与李世民截然相反的方法，他用的是“堵”。

第二个清官是刚弼，他清廉却并不清正，因了自己不贪钱，便认为送钱的必是坏人，差点冤死人。此人不同于玉贤，玉贤是一心为升官，急于干出一番政绩来，以博取上级欢心，因此以残酷治民，是一个实足的“酷吏”。而刚弼却不为升官，以“清廉自命(见第十六回)”。此人清廉确也真得清廉，然而，此人却是刚愎自用，却又昏庸无能之辈。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的巨案，由于贾家的亲家魏家佣人急于想救出自己东家，就对刚弼进行巨额贿赂，刚弼凭此就主观臆断，判定魏氏父女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他的逻辑是“这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一个人钱。”(见第十八回)幸亏此案被老残知晓，就写信向抚台反映情况，抚台派出白太尊白子寿来主审此案，才让魏家沉冤得雪，救了魏家父女之命，最终又救了贾家十三条人命(这十三人是被一种类似蒙汗药之类的“千日醉”所害，通过雪得解药“返魂香”而救活)。还有比如玙姑关于儒道佛的求同存异，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如老残关于史均甫腐朽至“尽信书”而酿成惨剧的揭露。再如通过逸云之口转述出的赤龙子的形骸上无戒律和精神上有戒律的观点，让人惊叹而佩服。


其四是善用“和而不同”与“执其两端”。刘鹗通过具体故事情节对“和而不同”与“执其两端”这两个儒学范畴作了形象演绎，借此回应了太谷学派弟子对自己的非难。比如：从前听过孙琴秋先生弹琴，有《汉宫秋》一曲，似为绝非凡响，与世俗的不同。不想今日得闻此曲，又高出孙君《汉宫秋》数倍，请教叫什么曲名?有谱没有?”玙姑道：“此曲名叫《海水天风》之曲，是从来没有谱的。不但此曲为尘世所无，即此弹法亦山中古调，非外人所知。你们所弹的皆是一人之曲，如两人同弹此曲，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如彼宫，此亦必宫；彼商，此亦必商，断不敢为羽为徵。即使三四人同鼓，也是这样，实是同奏，并非合奏。我们所弹的曲子，一人弹与两人弹，迥乎不同。一人弹的，名‘自成之曲’；两人弹，则为‘合成之曲’。所以此宫彼商，彼角此羽，相协而不相同。圣人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和’之一字，后人误会久矣。”“君子和而不同”，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释。“以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人与自然、社会、他人、心灵、文明，都处在各种各样形式的共处中，并在共处中生存。人类一旦离开与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以至心灵的共处，即不存在。人们欲自己生存，亦要让自然、社会、他人、他文明同存；人们相互共处，但由于其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文化素质的差异，亦会发生冲突和竞争。和为贵的观念，对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裨益多多。

“执其两端”即“执两用中”，讲求中庸之道。儒家们以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和行为的标准。简单说，中庸强调的重点不在“中”而在“庸”(即“用”)，追求的目的在“用”于民，其手段是“执两端”。“执”就是抓住，抓住两端，用中间的这一块。依现代可延伸为不哗众取宠，兼顾大多数人利益、采纳各种长处。比如，《老残游记》中的第九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写道：“子平听说，肃然起敬道：“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真是闻所未闻！只是还不懂：长沮、桀溺倒是异端，佛老倒不是异端，何故？”女子道：“皆是异端。先生要知‘异’字当不同讲，‘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的意思。若‘异端’当邪教讲，岂不‘两端’要当桠杈教讲？‘执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桠杈教呢，成何话说呀？圣人意思，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只要他为诱人为善，引人为公起见，都无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为攻讦起见，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后来朱、陆异同，遂操同室之戈，并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孙要攻陆，陆之子孙要攻朱呢？比之谓‘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个字定成铁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