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资”病患者的自白——读张贤亮《小说中国》

刘贻清

张贤亮先生有一本《小说中国》。读者同志可别以为这是关于中国的一种小说，不是的。这是一本政论专著，“小说”盖相对于“大说”而言，名曰“小说”，实际上东拉西扯地谈了当前中国的许多重大问题，称之为“大说”，庶几近之。这本书奇谈怪论颇多，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不宜等闲视之，理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才是。

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概而言之，是资本主义“不可逾越”。早在十三年前，也就是1986年，张氏就发表过“给资本主义‘平反’”的高论，受到了严肃而正确的批评。现在不过是他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因而扬扬得意地声称自己具有“超前意识”，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大升级，尽情发挥而已。

综观张氏在《小说中国》中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言论，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全盘否定建国以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二是为他曾经受到批评的“为资本主义‘平反”’论平反；三是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方位地呼唤资本主义。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论述的吧。

一

《小说中国》是这样描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

▲“所有的干部工人，即我们现在称作‘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在这很弱的支付能力之内，再将人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必需品的供应数量限制在最低限度，就形成对人的行为与思想最严厉的钳制，根本不另需别的什么法律条文来约束了。”

▲“在这样的数字化生存中，他们哪还有精力和心思关注各种票证数字之外的事?怎么能再去‘关心国家大事’?这种数字化生存很自然地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过自己小日子的专家，而不可能对世界和中国政治有理智的分辨能力。‘国家大事’只能由领导者去操办，领导者指向哪里人们也只能走向哪里。人的全部脑力花在肉体需要上的时候，精神的需要只能由领导者来饲养了：‘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从无可挽回的人口问题到还可改革的经济体制各个方面，我们都错得不能再错”。

▲“解放后，对人民群众一系列美好的许诺全部落空”。

既然是如此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一再把后二十年与前三十年对立起来，称为“新旧社会”、“新旧时代”，并把改革说成是“旧的社会形态逐渐解体，新的生活条件逐渐成熟”的“社会大转型”，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这难道是事实吗?否。一切正直的经历过建国以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估计，一切曾为共和国的建设贡献了青春和力量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估计，一切对事物能持常人见解、不存偏见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估计。中共中央根据全国人民的意愿，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81年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庄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这才是符合实际和本质的唯一正确的估计。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记得，在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里，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关系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在旧中国遗下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地基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1978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1.7倍，棉花产量增长3.9倍，钢铁、电力、石油、煤炭、化工、机械、轻纺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总和的25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这些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这同《小说中国》所说的各个方面“都错得不能再错”难道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诚然，这三十年里，我们党也犯了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错误，准确地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切实地纠正错误并使之不致重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不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应当肯定，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否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这同样也是错误的。《小说中国》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错得非常厉害。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创作，在张氏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无法苏醒》等小说中已经重复过不知多少遍了，不过那里还多少借助于一些形象，这里是直接用概念和判断说出来罢了。

在丑化社会主义的同时，《小说中国》竭力美化资本主义。请看这一段妙文：“在我看来，西方已经进步得非常神速了，国民素质已‘鸟枪换炮今非昔比’，有大幅度改变和提高了，他们几乎人人能作别国国民的楷模”。“就在以赌出名的拉斯维加斯，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谁都知道那里是黑社会‘教父’的天下，可是秩序井然，仿佛人人都是绅士淑女，赌得起输得起，输了一笑置之，再不用说其它地方了：人人文明得要命，个人礼貌得要死，时常令我自惭形秽。”在张氏的笔下，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君子国”，人间天堂，极乐世界!事实真是这样吗?手头正好有一本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书中就困扰着美国的主要问题或难题列了一张清单，共20条，其中有低质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恶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普遍的城市衰败现象，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毒品文化的流行，社会上绝望情绪的滋生，过度的性自由，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等。这同《小说中国》里的描绘不啻有天壤之别，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与其相信廉价的辩护士的天花乱坠的描绘，宁可相信头脑尚未热昏的被辩护者的多少符合实际的自白。

丑化社会主义和美化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是弃“社”而取“资”。《小说中国》告诉我们，张氏在出访时曾“机智地”回答过对方的提问：“你究竟是认为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他的回答是：“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流程”，“这就像春天以后是夏天，夏天以后是秋天，秋天以后是冬天一样。你不能比较到底是春天好还是夏天好，或说是秋天就比冬天好，每个季节都有它的好处和特点，不管人认为好不好”。这种说法其实是拟喻不伦，大谬不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决不是一年四季的循环往复，而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不管现在看来，奴隶社会多么野蛮、残酷，但它比起原始社会来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同样，社会主义社会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更是个巨大的进步，否则就不可能取而代之，虽然这个代替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那么，张氏是否真的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好坏之分，不可能比较呢?不是。虽然他故作姿态地说“现在还不太明确哪种社会制度最好，最能培养出‘高品质国民素质’”，但是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素质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以复加来看，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是毫不掩饰他患的爱“资”病的。

正因为他弃“社”而取“资”，他为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和解体而欢呼雀跃，就是毫不奇怪的事了。请看这一段妙文：“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推行社会体制改革，而改革到最后却丧失了他们自己的领导权。看起来他们好像是自找苦吃，一但他们推行的改革毕竟初步创造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架构，在政治改革基本渡过了难关后，不仅使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有了更为良好的社会条件，也使共产党自身在一个人民可以公开表达政见的大环境中，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那已经不是某些同志观念中的原来的共产党，而是顺应社会发展进程积极修正、调整和自我改造后的共产党了。”善哉，善哉!既然这些国家走的道路是如此光昌流丽，我们还犹豫什么呢?理应快速跟进才是!这是张氏给我们指出的无限美好的光明大道。

但是且慢，从这些国家传来的真实消息却并不令人鼓舞。拿俄罗斯来说，苏联解体的五年问，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50%，物价上涨六千多倍，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平均寿命缩短了六至七岁，更不要说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贿赂公行、社会风气败坏、治安状况恶劣等社会问题了。这怎么能够叫人相信爱“资”病患者给我们许下的诺言呢?

二

张氏不无带着醉意地宣称：“我在那时冒着风险敢于写这篇文章需要足够的胆识，而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证明我当时的意识是‘超前’的”。“一个作家的预感有可能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我可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一例。”他在这里炫耀的是发生在1986年的一桩公案。那年8月，他发表了一篇奇文《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提出了许多他如今认为是“超前”的观点，例如：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这么多困难和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社会形态，才是不可逾越的。……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面前并没有成功的样板，而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面前却耸立着现成的参照物。”

▲“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

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有理有据的批评，但是张氏并没有从中吸取哪怕一丁点儿有益的教训，恰恰相反,他在《小说中国》里对当时善意的批评展开了全面的反驳。那么，他的反驳是不是真有道理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张氏声称：“当初我的想法仅仅是希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概念那里”。事实是否如此呢?张氏自以为是“熟读过马克思的理论”的。

那好，他不应该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又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他不应该不知道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不应该不知道马克思说的“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他不应该不知道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普选制只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请问，这同张氏那些对资本主义奉若神明，无限崇拜的言论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

张氏声称：“从当时批判我的文章看，认为学习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可以允许的，‘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就不行，更不允许‘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了，这种意识仍然是清末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本。”他的这种反驳和指责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主张，实在是妙不可言。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引进外来的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拿“社会政治结构”来说，我们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这些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把这些诬为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说明他自己主张的是“全盘西化”而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张氏愤愤不平地抱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把我和‘资本主义补课论’等等列为‘自由化思潮’的代表”。读了他在十三年前发表的言论，再看看他的抱怨，令人忍俊不禁。诸如一切问题出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设计发展这一历史阶段”呀，资本主义“不可逾越”呀，现代资本主义是“现成的参照物”呀，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补课论”是什么!资本主义果真不能逾越吗?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嬗变规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得按照同一个模式，经过每一种社会形态。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超越某个社会形态并不罕见。例如，德国就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美国就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马克思本人曾经提出过“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个设想在中国已经成为光辉的现实。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四十年以后，怎么能够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呢?如果那样，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决不愿意看到的。主张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人，除了对资本主义情有独钟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革命辩证法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张氏在反驳对他的批评时，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发明，叫做“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谁就是“流氓无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倒打一耙的大帽子压下去，敢于批评的人还不都成了齑粉，当然他就得胜回朝了。可惜的是，这个发明是不能成立的。张氏口口声声拥护邓小平，但是他却对邓小平关于“自由化”的经典解释置若罔闻。邓小平同志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他还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看来张氏发明的这顶帽子还得收回去，至于他自己该戴一顶什么样的帽子，还是请他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自动对号入座吧!

三

《小说中国》并没有以“为资本主义‘平反”’的平反为满足，这位自认为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正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需要走得更远。于是，在他的笔下，就奇谈丛生，怪论迭出了：

▲“现在，不论是从发展经济的策略出发或从意识形态的理论上考虑，都到了逐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期。……将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在价值形式上‘化’归劳动者个人所有。”

▲“在这方面不要害怕流失一部分国有资产，应大胆地、有计划地将国有资产‘流失’到企业内部职工的手中”。

▲“‘重建’后的‘个人所有制’决不会持久，不久。‘客观经济规律会促使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所有权最终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重新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将是必然结局’。”这种现象“难以避免，然而却是值得欢迎的，……企业内部_部分股权证按正当方式逐渐转移到某人手中，正表明某人在这个企业中算个‘能人’。”“除了发展生产力之外，要想遏制住‘两极分化’，只有再次回到‘穷过渡’的‘共产主义’。”

▲“我们应该将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据新的航测还不止此数)及土地上的森林和自然资源与土地下的矿藏资源、水资源、水域及领海水域及水域下的所有动植物、矿物资源都包括在‘国有资产’以内。……比起这么庞大的财富，今天地面上大大小小充其量十余万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算个什么?哪怕我们把这一点地面上的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全部卖掉(遗憾的是没有那么多钱来买，国际联合财团也无力)，将得到的资金严严实实地把现有的大自然

赋予我国的所有资产管好用好……以国家为代表的公有资产永远占优势，国家财政会越来越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可说是‘永不变质。’”“我们常常是该抓紧没抓紧，该放手的不放手。”

▲“‘私有制’，在社会处处存在‘私人’，人人皆有‘私有’的情况下，也不会再是一个‘补充’”。“咒语必须有另一个法力更强的咒语来破除，在现代社会，法力最强的咒语莫过于：‘私有制万岁!’”

▲“我们还面临着资本积累过程，这个过程有一定的残酷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减少其残酷性，却绝对做不到让工人群众都高高兴兴地在生产力还不允许的情况下继续享受‘不当利益’”。“工人享有的特殊优越的地位当然属于改革的范围。” 、

▲“大多数资产者恰恰是最维护将他们孵化出的政治条件的。至少在最近十几年中，还谈不到他们有独树一帜‘自立为王’的可能。他们只会用各种方式在执政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代理人发出他们的声音，提出他们的要求。而这种现象在任何一种政体中只要不采取用非法手段如‘贿选’都是正常的，共产党也不是活动在真空中的政党。”

近年来主张“私有化”的论调可谓多矣，但像这样毫不掩饰地主张将国有资产“大胆地、有计划地”流失到个人手中的尚不多见，张氏大可以以此自诩了。不过把重建私有制的主张挂到马克思的名下，未免有点冤哉枉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原文是：“这种否定(刘按：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里说得很清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共同占有”，同所谓将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手中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中早就作了明确的解释。这本书曾经读给马克思听过，马克思还撰写了其中的一章。恩格斯的解释是：“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这样做，人们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面前人人平等，除了自己的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外，谁都不能提供其他的东西，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从而就消除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现象。这个道理朗如白昼，没有任何可以被曲解的余地。

近年来为社会上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辩护的各种言论可谓多矣，但像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两极分化“难以避免”、“值得欢迎”的主张尚不多见，张氏又可以以此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胆识”而炫耀一番了。但是，多数人的产权集中到少数甚至个别人手中，那岂不是一方面是无产者，一方面是资产者了么?难道赠以“能人”的桂冠，就能改变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吗?比起巧舌如簧的说教来，人们更加笃信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近年来鼓吹私有化的形形色色的说法可谓多矣，但是径直喊出“私有制万岁”的口号来的倒还不是很多，张氏足能以“嗅到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而厕身于他所推崇的“精神贵族”之列了。但是，从他把大自然的一切统统列入所有制的范围来看，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解还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什么是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一种静止的财产关系，而是一种运动，是人们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结成的活生生的关系。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赖以进行的条件，只有当它进入生产过程时才是现实的生产关系，而当它进人生产过程之后，就表现为对全部生产过程的控制，从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到对产品分配和交换的控制。怎么能把同生产过程无关的大自然的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同生产资料所有制混为一谈呢?如果我们听信张氏这位谋士的筹划，把国有企业统统卖掉，陶然自得于自然界的“国有”性质，那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很难说有什么区别，而且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大自然的一切基本上还是属于国家的。我们之所以要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解决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也把“废除资本所有制”，“消灭阶级”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当然，完全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六周年之际，从一个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口中喊出“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愤慨!

近年来贬抑工人阶级、褒扬资产者的议论可谓多矣，但是公然把工人阶级斥之为“不当利益”的享受者，视为“改革”的对象，把资产者当作依靠力量，主张在共产党内寻找其代理人，此种高论倒还新鲜，张氏实在可以自命为“有别于芸芸众生”的“能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起决定作用”的“代表”了。但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阶级的忘我劳动和首创精神，他们建树的丰功伟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在改革开放中，他们默默奉献，在利益调整中承受牺牲而无怨言。有的陷于困境的国有企业，一旦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眼睛盯在市场上，功夫下在管理上，很快就改变面貌。这充分说明，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无视这一切，把工人阶级看成“不当利益”的享受者，颠倒黑白，莫此为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否则它的性质就会发生蜕变，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可怕后果，一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悲剧就是前车之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懂得，他们的使_命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他们又懂得，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一蹴而就。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政策，必须照顾那些通过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的利益，这是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的，而决不是充当私营经济的代理人。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不容许把这样的代理人留在党内。

上述种种，可以称之为疾在骨髓的爱“资”病患者的自白。虽则奇矣怪矣，却还没有包括《小说中国》中最精彩的片断。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张氏的一段记述：在台湾，他与“一位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诗人”见了面。他对这位诗人表白：“我非常尊重你，更喜欢你的诗”。然后说：“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你认为只有在体制外才能促使中国进步，我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体制内逐步地促使中国进步”。这位“著名诗人”属于动乱精英是毫无疑问的了。他所要的“中国进步”意味着什么也是不言而喻的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可爱的张贤亮先生同他有着完全相同的目标，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所谓“体制内”，也就是张氏说的“入党是为了改造共产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张氏比那位动乱精英高明多了。近年来不断有消息传来，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时运不济，主子冷落，相互倾轧，影响式微。“体制内”与“体制外”可就大不相同了，高官厚禄享受不误．奇谈怪论畅行无阻。真可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当然，“体制外”与“体制内”并不是彼此隔绝、相互孤立的，而是内外呼应、声气相求的。通过这些年来客观事实的教育，我们对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