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汉语》（字谱）后记
感谢上苍！让我活着，终于完成了对汉字系统的寻找！
支撑我花了十五年时间，潜心完成这项研究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看起来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摆在那里几千年，却似乎一直没被人发现。在不经意中，我瞥见了，便不由自主地惊叫了起来：看啊……这！
2003年元旦，我翻看《仪礼》，以便了解吴起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搜集小说素材；在读到《士婚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中有关以雁送礼的细节时，我不禁想到“宴、筵”的与之同音，猜测古时可能是“无雁不成宴”，不然何以非要用雁送礼呢？雁、宴若相关，其它同音的字呢？翻开《新华字典》，发现它们的确都与“雁”有关联：“雁”是候鸟，“燕”也是；“檐”则是因为燕子的在屋檐上作巢，“岩”也如是……“yɑn”如此，其它读音呢？我发现几乎每个相同的读音都似乎存在一个共同含义。偶然的对汉字真身的触摸，那种幸运感和使命感令我狂喜不已！于是从元月8日起，我放下了手头的几乎所有事情，夜以继日地试图找出同音字的共同点（我名其为“音源字”）来。
我当时的指导思想很简单：汉语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直被连续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它的来源必然是自然产生的。因此，不管是它的字形，还是它的读音，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做到不用读书就能让人明白；否则是不能起到沟通作用的。这就要求语言必然是象形和拟声的，因为只有跟人们所熟知的事物直接相关，才能够引起共鸣。
所以，在探寻同音字的音源字时，我所秉持的原则也很简单：首先，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所产生的声音与字的读音相同或相似，“鹅”必然如鹅叫，“燕”必然如燕啼；其次，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意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它同音字所表示的意义都能从中找出相关的意思，“噩”从鹅叫之状，“含”从燕之衔泥；第三，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至少是商周时代的，因为汉语的系统是在此之前建立起来的。
基于这三个原则，我花了年多时间完成了《汉语的同音通义》。但结果发现这本书只是归纳了这样一种现象，而且前人多有论及，如王力先生就出过《同源字典》；我的研究虽然跨出了一大步，即将同音通义归结到“同音一源”上来了，但仔细分析，其论证是直觉性的，经不起推敲，可谓谬误百出。原来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脱离了汉字字形。
于是我将这本书搁置了下来，添加了第四个研究原则来重新开始，即每个汉字必然是形、音、义一体的。
因此，我重新依据《说文解字》和《新华字典》所录的字，按照字形和读音的相似性进行了全面整理；但体例跟《说文解字》截然不同，我抛弃了它的依据形旁来归类的方式，而采取依据声旁来归类的方式。归好类后，再将其声旁最原始的字形找出来进行辨析，以找出其最初的本义。得出的结论是：《说文解字》所倡言的“形声字”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汉字的核心在于它的表声部分，其所谓的“形旁”才是孳乳的，如拼音文字的词缀一般。所以，当将所有汉字整理完时，汉语的字根系统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个阶段是漫长的，直到2005年10月，我才完成初稿，确立了282个字根，其中80个为音源字根，202个借音字根。改书名为《汉语的音义起源》，篇幅也由原来的二十万字增加到了四十万字。
但我总觉得差强人意，没说清的地方很多，也就没急于出版，准备陆续修改和补充。2006年9月，在一位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我又走出了书斋，出任他的一家公司作经理。书的编撰便只好放在晚上进行。直到2009年底，公司运作完全正常了，我才辞掉这一年薪十万的工作，决定集中精力将书编完。因此，从2010年元月到2011年7月整整一年半，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才总算完成了书稿。由于将字的释义尽量采用古典原注，书的篇幅增加到了三百万字。
对于书名，当时想过很多，起初取名为《汉语元素》，觉得过于含糊，不能体现其作为系统的特殊意义，最终才决定以《系统汉语》命名；因为该书是探讨汉字形音义起源性质的，便附加为《字源卷》。其初衷是希望能象所谓“疯狂英语”“情景英语”那样，大家能够以“系统汉语”为目标和方法投入到汉语的研究和学习中来，促进汉语的发展。如有可能，我本人也想在此基础上，再编撰出其它相关的书卷。
当时，出版社都联系好了。还向衡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申报了出版资助项目，获得了两万元资助。《衡阳晚报》还以《李银：十年一剑汉语梦，三百万言溯字源》进行了专题报导。但经费还远远不够。为了能够多筹措一点，2012年，我同一位朋友合伙开了家保健品公司。结果天不遂人愿，一年下来，亏了七八万元。出版经费顿成泡影。是年8月，在原所属企业领导的力邀下，我又回到了下岗离开十七年的企业上班。但企业实际上早已破产，只有那么十来个人留守着烂摊子等待改制而已。2015年底，企业完成改制终结后，我也离职了。
这期间，我仍旧没有停止对该课题的探究，业余时间全花在这上面。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张儒、刘毓庆编著的《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和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对我启发很大。按照“汉字的通用声素”，即古汉语的通假关系，我对原来的字根进行了重新归类。并以连绵词为突破口，对“卷”与“卷”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从而归纳出十三“章”。2016年5月，最终形成第四稿。
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我又对该稿进行了重新编辑，对原来的引文进行了删节，尽量采用简化字。2017年2月，接近完成时，感觉到各章之间还存在某种关系，全部汉字似乎只有两大概念，一为“圆”，一为“线”。但有关《羸弱》一章，又似是而非。21日早晨，我躺在床上冥想，突然悟到：语言本是动物天生的本能，是否最初的语言体系本就是依据婴儿的发音呢？汉字汉字，汉语的内涵不就是“字”么！“字”指的不就是婴儿的孕育？原来，最初的造字者已经将汉字起源的钥匙明摆在那里！于是，我又打乱了原来的结构，按照这一认识再行归类。整整一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并决定将书名改为《字谱》（因申报社科资助项目的书名为《系统汉语》，故仍采用原书名），即其象家谱一样，体现了汉字的体系和脉络。即便还有许多汉字没有入谱，但追根溯源，不离其宗。
当然，此书还远远谈不上完善。或许某一天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甚至可能被全盘推翻。但我决计不再搁置了。十五年来，它让我战战兢兢，唯恐在有生之年不能完成；汉字的这一秘密或许永远会不为人所知。二稿期间，我的电脑还被丢失过。好在拣电脑的老乡大义地还给了我。不然若从头再来，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了。从那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将书稿备作三四份。这期间，我的一个外甥女才三十岁，我的哥哥才满六十，因罹患肝癌，相继去世；我的两个堂兄弟刚过半百，也分别因为尿毒症、肠癌相继离世……这让我深感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我只有尽可能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完成它。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蒋春莲，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我是无法完成这项研究的。这些年，我的儿子上大学、结婚、读研、生子，直到去年10月才开始工作，家庭的开销是巨大的，主要都是靠她微薄的薪金在支撑着。
对于汉语字源的研究，前人多有论及，但对汉语的形音义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说文》的影响。因为《说文》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字书。但许慎所依据的字体是小篆，无从知道汉字的最初——甲骨文，因此在字形的说解上就存在诸多谬误，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形声字的表声部分，以形符来建立汉字的系统。从而导致几千年来，汉语的真身一直未能被人所知晓。
当然，前人也并非毫无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右文说”。
右文说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来推求词义的一种学说，因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所以称之为右文说。右文说的提出，始自北宋王圣美，但其源头则始自先秦以来的“声训”。汉刘熙《释名》的写作，开右文说的先河。其后，经晋扬泉《物理论》、南唐徐谐《说文繋传》、梁顾野王《玉篇》，到王圣美《字解》才正式提出。
清代则是训诂学发展的总结和转型时期，很多清代的著作，如《字诂》、《义府》等等许多地方都是关于右文的。清代的很多学者，如钱大昕、王引之、桂馥、王念孙等等都曾对右文说提出自己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为《说文解字》做注的段玉裁。段玉裁是在汉字音近义通的范围之内，运用右文法来探寻汉字源头的，即“凡从某字皆有某之义”。他的创新在于：从语音的角度审视汉字，把声符看作是形声字的记音符号，声符不同但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形声字，只要所表的意义相通，也可以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用汉字形体的结构进行的同源词研究，是对右文说的继承。同时他又认为“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提倡“以声为义”说，主张直接从声音来探求词义，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字形的束缚来探求同源词，克服了右文说的缺点，把右文说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在段玉裁之后，朱骏声、黄承吉和陈澧三位清代大家也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研究。朱骏声在其著作《小学识余》中归纳了数十个材料；而黄氏则在他的《梦陔堂文集》中提出了“凡字之以为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为由纲之声义而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的论断；陈澧很赞同他的观点，他在《说闻声表》的自序中也说过：“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也。”
右文说的出现，打破了一直以来，依照《说文》“以形索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训诂学的方式和理念。后人受右文说启示，发现了汉字的谐声系统，再据谐声字，确定了不少古音现象。
但右文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右文在字体结构中位置并不居右，造成名实不符。另一方面，有些文字，特别是在甲骨文未出土前，许多字的字形虽是错别字但却无从知道，依据右文说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大多数语言学家对右文说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它的“因声求义”违背了语言的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在正统的语言学著作中，都很少被提到。即使象我这种号称“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其也知之甚少。本来，我的研究跟右文说可谓是一脉相承的，但我却在前两稿完稿之前，竟没读过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否则，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花了我这么长时间。
六年前，读到沈兼士大师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可谓醍醐灌顶：他认为根据右文说的归类：“可以分训诂之系统；可以察古音之变迁；可以穷语根之起源；可以朔语词之分化。”著名的“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被尊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也由此推断：“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但可能是因为沈将汉字的演进割裂为两个阶段，认为“先为意符字——象形，指事，会意；后为音符字——形声，转注，假借。”将初级阶段的汉字定义为“文字画”，即不能用语音表现的象形符号。可汉字初文既然能出自象形，为什么就不能象声呢？前辈学者欲离《说文》，但终究被《说文》所累，忽视了汉字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而最终与汉语的音义系统及起源失之交臂。
循着沈文的线索，我又找到了梁启超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原》，梁真不愧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论断更是振聋发聩：“凡形声之字，不惟其形有义，即其声亦有义。质言之，则凡形声字什九皆会意也。”“若能将《说文》之形声字，一一按其声系以求其义，或能于我文字起源得一大发明，未可知也。”“又不必其声之偏旁同一写法为然也。凡音同者，虽形不同而义往往同。”“不宁惟是，同一发音之语，其辗转引申而成之字可以无穷。”敏锐地觉察到声母相同的字，其义也存在着共性，如“M”,以其为声母的字都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可以说，梁已经摸准了汉语起源及系统的脉搏。可惜的是，梁的至理之论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冥冥中，我的研究过程侥幸循此方向，但却是另辟蹊径，所谓无知者无畏，才得以不落窠臼，逃出生天。
所以，对于汉语系统，尤其是音源系统的全面研究，我所做的也只是一个开始，完善肯定是谈不上的。但完成这项研究，它的意义应该是异乎寻常的：
首先，在汉语的研究上，使汉语诸多疑难问题特别是音韵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较为科学、明确的解决方向。直面汉语的最初，使汉语古音的模拟有了较为可信的参照体系。使汉语的规范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严谨、科学的汉语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
其次，在汉语的学习上，由于汉字所拟音义元素的发现，使汉语的认读，变得形象生动，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景汉语”；特别是对外汉语的推广上，外语人士可以不借助于任何母语，只需要通过模拟自然界常见的事物，就能直接学会汉语。掌握510个字根，就能通晓古今汉字，使学习汉字至少比过去少花一半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汉语及其载体汉字是世界上最易学、最好懂、最美妙的语言文字！
但愿大家能够体谅我这个门外汉所做出的努力，能因此将目光关注于“系统汉语”，还汉语一个明晰的、严谨的系统！为汉语的发展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图为书影。2018年5月第一版，团结出版社出版。
支撑我花了十五年时间，潜心完成这项研究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看起来那么显而易见的答案，摆在那里几千年，却似乎一直没被人发现。在不经意中，我瞥见了，便不由自主地惊叫了起来：看啊……这！
2003年元旦，我翻看《仪礼》，以便了解吴起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搜集小说素材；在读到《士婚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中有关以雁送礼的细节时，我不禁想到“宴、筵”的与之同音，猜测古时可能是“无雁不成宴”，不然何以非要用雁送礼呢？雁、宴若相关，其它同音的字呢？翻开《新华字典》，发现它们的确都与“雁”有关联：“雁”是候鸟，“燕”也是；“檐”则是因为燕子的在屋檐上作巢，“岩”也如是……“yɑn”如此，其它读音呢？我发现几乎每个相同的读音都似乎存在一个共同含义。偶然的对汉字真身的触摸，那种幸运感和使命感令我狂喜不已！于是从元月8日起，我放下了手头的几乎所有事情，夜以继日地试图找出同音字的共同点（我名其为“音源字”）来。
我当时的指导思想很简单：汉语是世界上仅存的，一直被连续使用的最古老的语言，它的来源必然是自然产生的。因此，不管是它的字形，还是它的读音，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做到不用读书就能让人明白；否则是不能起到沟通作用的。这就要求语言必然是象形和拟声的，因为只有跟人们所熟知的事物直接相关，才能够引起共鸣。
所以，在探寻同音字的音源字时，我所秉持的原则也很简单：首先，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所产生的声音与字的读音相同或相似，“鹅”必然如鹅叫，“燕”必然如燕啼；其次，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意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它同音字所表示的意义都能从中找出相关的意思，“噩”从鹅叫之状，“含”从燕之衔泥；第三，字本身所代表的事物，至少是商周时代的，因为汉语的系统是在此之前建立起来的。
基于这三个原则，我花了年多时间完成了《汉语的同音通义》。但结果发现这本书只是归纳了这样一种现象，而且前人多有论及，如王力先生就出过《同源字典》；我的研究虽然跨出了一大步，即将同音通义归结到“同音一源”上来了，但仔细分析，其论证是直觉性的，经不起推敲，可谓谬误百出。原来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脱离了汉字字形。
于是我将这本书搁置了下来，添加了第四个研究原则来重新开始，即每个汉字必然是形、音、义一体的。
因此，我重新依据《说文解字》和《新华字典》所录的字，按照字形和读音的相似性进行了全面整理；但体例跟《说文解字》截然不同，我抛弃了它的依据形旁来归类的方式，而采取依据声旁来归类的方式。归好类后，再将其声旁最原始的字形找出来进行辨析，以找出其最初的本义。得出的结论是：《说文解字》所倡言的“形声字”是一个根本的错误，汉字的核心在于它的表声部分，其所谓的“形旁”才是孳乳的，如拼音文字的词缀一般。所以，当将所有汉字整理完时，汉语的字根系统也就昭然若揭了！
这个阶段是漫长的，直到2005年10月，我才完成初稿，确立了282个字根，其中80个为音源字根，202个借音字根。改书名为《汉语的音义起源》，篇幅也由原来的二十万字增加到了四十万字。
但我总觉得差强人意，没说清的地方很多，也就没急于出版，准备陆续修改和补充。2006年9月，在一位朋友的再三邀请下，我又走出了书斋，出任他的一家公司作经理。书的编撰便只好放在晚上进行。直到2009年底，公司运作完全正常了，我才辞掉这一年薪十万的工作，决定集中精力将书编完。因此，从2010年元月到2011年7月整整一年半，每天花在上面的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才总算完成了书稿。由于将字的释义尽量采用古典原注，书的篇幅增加到了三百万字。
对于书名，当时想过很多，起初取名为《汉语元素》，觉得过于含糊，不能体现其作为系统的特殊意义，最终才决定以《系统汉语》命名；因为该书是探讨汉字形音义起源性质的，便附加为《字源卷》。其初衷是希望能象所谓“疯狂英语”“情景英语”那样，大家能够以“系统汉语”为目标和方法投入到汉语的研究和学习中来，促进汉语的发展。如有可能，我本人也想在此基础上，再编撰出其它相关的书卷。
当时，出版社都联系好了。还向衡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申报了出版资助项目，获得了两万元资助。《衡阳晚报》还以《李银：十年一剑汉语梦，三百万言溯字源》进行了专题报导。但经费还远远不够。为了能够多筹措一点，2012年，我同一位朋友合伙开了家保健品公司。结果天不遂人愿，一年下来，亏了七八万元。出版经费顿成泡影。是年8月，在原所属企业领导的力邀下，我又回到了下岗离开十七年的企业上班。但企业实际上早已破产，只有那么十来个人留守着烂摊子等待改制而已。2015年底，企业完成改制终结后，我也离职了。
这期间，我仍旧没有停止对该课题的探究，业余时间全花在这上面。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张儒、刘毓庆编著的《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和任继昉的《汉语语源学》，对我启发很大。按照“汉字的通用声素”，即古汉语的通假关系，我对原来的字根进行了重新归类。并以连绵词为突破口，对“卷”与“卷”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分析，从而归纳出十三“章”。2016年5月，最终形成第四稿。
为了方便一般读者阅读，我又对该稿进行了重新编辑，对原来的引文进行了删节，尽量采用简化字。2017年2月，接近完成时，感觉到各章之间还存在某种关系，全部汉字似乎只有两大概念，一为“圆”，一为“线”。但有关《羸弱》一章，又似是而非。21日早晨，我躺在床上冥想，突然悟到：语言本是动物天生的本能，是否最初的语言体系本就是依据婴儿的发音呢？汉字汉字，汉语的内涵不就是“字”么！“字”指的不就是婴儿的孕育？原来，最初的造字者已经将汉字起源的钥匙明摆在那里！于是，我又打乱了原来的结构，按照这一认识再行归类。整整一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并决定将书名改为《字谱》（因申报社科资助项目的书名为《系统汉语》，故仍采用原书名），即其象家谱一样，体现了汉字的体系和脉络。即便还有许多汉字没有入谱，但追根溯源，不离其宗。
当然，此书还远远谈不上完善。或许某一天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甚至可能被全盘推翻。但我决计不再搁置了。十五年来，它让我战战兢兢，唯恐在有生之年不能完成；汉字的这一秘密或许永远会不为人所知。二稿期间，我的电脑还被丢失过。好在拣电脑的老乡大义地还给了我。不然若从头再来，真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了。从那以后，我总是小心翼翼，将书稿备作三四份。这期间，我的一个外甥女才三十岁，我的哥哥才满六十，因罹患肝癌，相继去世；我的两个堂兄弟刚过半百，也分别因为尿毒症、肠癌相继离世……这让我深感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我只有尽可能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完成它。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蒋春莲，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我是无法完成这项研究的。这些年，我的儿子上大学、结婚、读研、生子，直到去年10月才开始工作，家庭的开销是巨大的，主要都是靠她微薄的薪金在支撑着。
对于汉语字源的研究，前人多有论及，但对汉语的形音义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的。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说文》的影响。因为《说文》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字书。但许慎所依据的字体是小篆，无从知道汉字的最初——甲骨文，因此在字形的说解上就存在诸多谬误，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形声字的表声部分，以形符来建立汉字的系统。从而导致几千年来，汉语的真身一直未能被人所知晓。
当然，前人也并非毫无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右文说”。
右文说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来推求词义的一种学说，因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所以称之为右文说。右文说的提出，始自北宋王圣美，但其源头则始自先秦以来的“声训”。汉刘熙《释名》的写作，开右文说的先河。其后，经晋扬泉《物理论》、南唐徐谐《说文繋传》、梁顾野王《玉篇》，到王圣美《字解》才正式提出。
清代则是训诂学发展的总结和转型时期，很多清代的著作，如《字诂》、《义府》等等许多地方都是关于右文的。清代的很多学者，如钱大昕、王引之、桂馥、王念孙等等都曾对右文说提出自己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为《说文解字》做注的段玉裁。段玉裁是在汉字音近义通的范围之内，运用右文法来探寻汉字源头的，即“凡从某字皆有某之义”。他的创新在于：从语音的角度审视汉字，把声符看作是形声字的记音符号，声符不同但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形声字，只要所表的意义相通，也可以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用汉字形体的结构进行的同源词研究，是对右文说的继承。同时他又认为“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提倡“以声为义”说，主张直接从声音来探求词义，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字形的束缚来探求同源词，克服了右文说的缺点，把右文说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
在段玉裁之后，朱骏声、黄承吉和陈澧三位清代大家也对右文说进行了系统研究。朱骏声在其著作《小学识余》中归纳了数十个材料；而黄氏则在他的《梦陔堂文集》中提出了“凡字之以为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为由纲之声义而为某事某物之目；纲同而目异，目异而纲实同。”的论断；陈澧很赞同他的观点，他在《说闻声表》的自序中也说过：“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也。”
右文说的出现，打破了一直以来，依照《说文》“以形索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训诂学的方式和理念。后人受右文说启示，发现了汉字的谐声系统，再据谐声字，确定了不少古音现象。
但右文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右文在字体结构中位置并不居右，造成名实不符。另一方面，有些文字，特别是在甲骨文未出土前，许多字的字形虽是错别字但却无从知道，依据右文说自然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大多数语言学家对右文说都持批判态度，认为它的“因声求义”违背了语言的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在正统的语言学著作中，都很少被提到。即使象我这种号称“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对其也知之甚少。本来，我的研究跟右文说可谓是一脉相承的，但我却在前两稿完稿之前，竟没读过这方面的具体材料。否则，也不会走这么多弯路，花了我这么长时间。
六年前，读到沈兼士大师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可谓醍醐灌顶：他认为根据右文说的归类：“可以分训诂之系统；可以察古音之变迁；可以穷语根之起源；可以朔语词之分化。”著名的“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被尊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寅恪也由此推断：“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但可能是因为沈将汉字的演进割裂为两个阶段，认为“先为意符字——象形，指事，会意；后为音符字——形声，转注，假借。”将初级阶段的汉字定义为“文字画”，即不能用语音表现的象形符号。可汉字初文既然能出自象形，为什么就不能象声呢？前辈学者欲离《说文》，但终究被《说文》所累，忽视了汉字的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而最终与汉语的音义系统及起源失之交臂。
循着沈文的线索，我又找到了梁启超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原》，梁真不愧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论断更是振聋发聩：“凡形声之字，不惟其形有义，即其声亦有义。质言之，则凡形声字什九皆会意也。”“若能将《说文》之形声字，一一按其声系以求其义，或能于我文字起源得一大发明，未可知也。”“又不必其声之偏旁同一写法为然也。凡音同者，虽形不同而义往往同。”“不宁惟是，同一发音之语，其辗转引申而成之字可以无穷。”敏锐地觉察到声母相同的字，其义也存在着共性，如“M”,以其为声母的字都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可以说，梁已经摸准了汉语起源及系统的脉搏。可惜的是，梁的至理之论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冥冥中，我的研究过程侥幸循此方向，但却是另辟蹊径，所谓无知者无畏，才得以不落窠臼，逃出生天。
所以，对于汉语系统，尤其是音源系统的全面研究，我所做的也只是一个开始，完善肯定是谈不上的。但完成这项研究，它的意义应该是异乎寻常的：
首先，在汉语的研究上，使汉语诸多疑难问题特别是音韵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较为科学、明确的解决方向。直面汉语的最初，使汉语古音的模拟有了较为可信的参照体系。使汉语的规范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严谨、科学的汉语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
其次，在汉语的学习上，由于汉字所拟音义元素的发现，使汉语的认读，变得形象生动，成为名副其实的“情景汉语”；特别是对外汉语的推广上，外语人士可以不借助于任何母语，只需要通过模拟自然界常见的事物，就能直接学会汉语。掌握510个字根，就能通晓古今汉字，使学习汉字至少比过去少花一半时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汉语及其载体汉字是世界上最易学、最好懂、最美妙的语言文字！
但愿大家能够体谅我这个门外汉所做出的努力，能因此将目光关注于“系统汉语”，还汉语一个明晰的、严谨的系统！为汉语的发展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图为书影。2018年5月第一版，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