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
“文革”记忆
在我的记忆里，1966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不仅发生了自然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更严重的是发生了人为“地震”。它比自然地震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更严重。那就是所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长达10年的“革命”中完成了我的九年基础教育。也是在这场“革命”中从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年渐渐长大成一个懵懂少年。可以说，我“亲历”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甚至“参与”了“文化革命”的许多活动，也受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极左思想的灌输。自我检讨起来，这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文化革命”却没能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烙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没有丁点“文革”印记。也许是我的爷爷、我的二爷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哥哥受到了“文革”冲击和影响的缘故，反而觉得，那时的一些运动，甚至我亲自“参与”的一些运动太出格、太没人性，使我在情感上有些许厌恶。如果说“文革”是奔腾而下的一股泥石流，我就是泥石流里的一块小石头，被泥水裹挟，不由自主的滚滚而下。大家都看过非洲大陆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徙吧？如此惊心动魄、如此轰轰烈烈。我就像庞大动物群里的一头小动物，跟着众生，本能的、被动的、毫无目的的跑来跑去。我感觉，我的智力思维起步快、成熟快，而世界观形成过程起步晚，成熟慢，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处于一个懵懂的、迷茫的不成熟状态。
好了，不感慨了，还是回到记忆世界里吧。
二年级的一天，学校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发放“红卫兵”袖章，学生有，老师无。袖章是红色的，展开约有一尺来长，正中央是三个黄色的毛体大字”红卫兵”且“卫”字还是繁体“衞”字。尽管那时不明白红卫兵是干什么的，戴上袖章意味着什么，但领到袖章还是很激动、很神圣的。怎奈胳膊细、袖章长，袖章在胳膊上缠了几圈，“红卫兵”三个大字正好被卷在里边露不出来。“红卫兵”的袖章还没捂热，很快换成了“红小兵”的臂章。“红小兵”臂章为红色菱形,毛体的、黄色的“红小兵”三字印在中央。三字上方，还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宋体字包在周围。后来才知道，“红小兵”是小学生专用的，而“红卫兵”则是初中以上学生专用的，整整低了一个档次，戴在身上，远不如“红卫兵”大气、神气、自豪。
就在领到”红卫兵“袖章不久，发生了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我们的闫校长、让我提前一年入学的闫校长，某一天，还是站在地震时站的地方，不同的是，比那时多了一张桌子。闫校长不是站在地上，而是站在桌子上。不是昂首挺胸，而是低头不语。不是在喊“同学们快围在我的周围”，而是同学们围在他的周围在喊：“打到我校走资派！”当然，不同的还有昔日的学生，臂膀上多出了“红卫兵”和袖章和“红小兵”的臂章。不久，闫校长调走了，学校被村里的“农宣队”接管。我就纳闷了，一向威严、令学生望而生畏的闫校长为什么怂了？一向尊敬师长、唯命是从的学生为什么就敢围住校长胡说八道呢？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进行，我才渐渐明白，原来他是我们学校最大的走资派，在被批判、被打倒、靠边站之列。
闫校长走后，学校便处于停课状态。后来知道，不仅是我们学校停课了，全国的大中专院校以及普通教育各级学校都停课了，“红卫兵”、“红小兵”全力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专用名词叫“停课闹革命”。于是，老师靠边站了、学生成造反大军了，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卫兵”串联大潮。一时间全国各地、主要交通运输线和主要运输工具满满的都是“绿军装”和“红袖章”。据说那时只要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不用一分钱，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可以做证那是真的。
我们老家位于省会石家庄南郊，大动脉京广铁路和交通要道京广公路紧贴我村村西，平行排列、纵贯南北。我们村的“红小兵”以及部分村民当时的任务就是给浩荡的“红卫兵”串联大军提供后勤保障，像迎接子弟兵那样迎接“串联大军”。一连几天我都看到，铁路上，一列列闷罐车，车门大开，满车厢都是“绿军装”和“红袖章”。他们站在车厢门口，把写有地方和学校名称的红旗伸出门外，用力地摇晃，同时齐声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歌曲。公路上，一队队“绿军装”“红袖章”列队行军。有的由南向北，有的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是要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并希望得到他老家的接见；由北向南的是从北京出来，要么已经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么虽然没被接见但却间接领到了领袖指示，到祖国各地宣传最高指示、播撒革命火种。他们身背行军包，肩扛“红卫兵”大旗，高唱革命歌曲，昂首挺胸、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地大步向前。整个公路是人的洪流、旗的海洋，非常壮观。这样的场景我好像在故事片《南征北战》中见过。不同的是，电影里的人扛着枪，现实中的人不扛枪；电影中的场景是黑白两色，现实中则是红的、黄的、绿的互相交织，五彩斑斓；电影是平面的、和我是相隔的，现实中则是立体的、鲜活的，甚至可以掺和其中。我一边热情地给“红卫兵”大哥大姐递水送饭，一边思想：可惜我戴的是威力不够猛的“红小兵”臂章，不然我可以像大哥哥大姐姐们那样游遍祖国大好河山了。带着这样的羡慕之心，我和我的乡亲们迎来了、送往了一队又一队的串联大军。
“红卫兵”大串联、“打砸抢”好不威风，红小兵也不甘示弱。为配合“红卫兵”的行动，进行“革命”教育，“红小兵”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仿照抗日战争年代的儿童团，扛起红缨枪，到村口站岗放哨。一时间，红缨枪头成了抢手货。我记得我没能找到一件铁质的红缨枪头，就让哥哥用木头给削了一个，然后扎上红布条做红缨。尽管枪头不是铁的，扛在肩上一样威武。我们“红小兵”的任务是，凡来我村走动的人员，不分外村本村、不管是谁都要当场背诵他老人家的“老三篇”（《为人明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然，外村人员还要查验有无本村革委会开出的路条。要知道，那时的农民，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上过几天学，多数都是文盲，哪能背诵成篇的文章？那也不行，实在背诵不出“老三篇”，就背诵一段或一句毛主 ，否则别想进村！我们“红小兵”可是纪律严明、执法如山、不徇私情。
说到这里，我村一个名叫“卯子”的村民还闹出了一段笑话，直到这个村民去世多年，这个笑话还在村里传诵。有一天，“卯子”到我村东边10里地的大营村看走亲戚，到村边就被大营村的“红小兵”拦住了，让他背诵老三篇，他那里会背？他谎称是到大营买山药蔓，想蒙混过关，得到的当然是拒绝。然后发生了了一段幽默的对话：“你给背背《老三篇》”,“俺到大营卖山药蔓”。“不背不行！”，“俺去大营！”。“不背不沾！”“俺往回返！”。“卯子”你竟然这么有才，不但对答如流，而且合辙押韵！这件事传回村里，笑声不断。这也算是在哪严肃沉闷的时代里给人们增添了一丝幽默和欢乐吧。这个笑话一直传到“卯子”的孙子那一辈。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果不其所然，就连生活在小小村庄、消息闭塞的我也耳闻目睹了残忍的武斗和死人事件。
不知道是1966年还是年还是1967年，母亲因为牙齿不好经常到到石家庄口腔医院修牙。当时的口腔医院在中山路中段北侧，技术了得、非常有名。医院的医生们并没有因为“文革”而停诊，还在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一天，母亲看牙回来，惊恐万分。她说，在石家庄碰到武斗了，中山路两侧的建筑物窗户都用砖头垒了起来，留着小小的枪眼，“军管会”和“五零一”隔街对垒。正当她修牙时，一阵机枪声响了起来。听到枪声，医生们牙也不给修了，各自躲了起来。无奈，母亲只好带着修了半截子的牙回到家里。走出医院，母亲东躲西藏，生怕哪颗子弹不长眼打到自己身上。母亲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的人，也没像那天一样感到害怕。
随着时间的延伸，“文革”越发轰轰烈烈。“革命”教育一层一层深入，“红宝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毛主 背了一篇又一篇。“革命”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忆苦思甜”人们热泪盈眶、“批斗会”上人们义愤填膺、“斗私会”上狠斗私心一闪念。人们的头脑一天比一天狂热，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一天比一天坚定。灵魂深处被一遍一遍洗礼，纯净的只剩下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打倒的“走资派”、“黑五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一天比一天多，不可思议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一天傍晚，我村一阵骚动，全村的人几乎都来到大街上了。出什么事了？大人们窃窃私语：听说邻村段家营一个在河北师大上学的男孩子被红缨枪扎死了！段家营在我村东边，从石家庄到他们村里必须穿过我村一条大街，我家就住在那条大街上。不一会，送死者回原籍的车队出现了。前边一辆“大解放”，车上放着死者的棺材，还有几个花圈，一群“绿军装”“红袖章”手持红缨枪站在棺材两侧，神情凝重肃穆。“大解放”后边，是几辆帆布吉普，再后边好像还有轿车。车队浩荡，人员肃穆。那时因为年龄小，对死人的事件天生恐惧，看到棺材和花圈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后来，听说死者姓杨，在河北师大读大二，是被另一派“红卫兵”用红缨枪扎中屁股失血过多而死的，年仅20岁。天啊，太恐怖、太可怜了！
令人恐怖的事还有呢。我村第四生产队有个鳏夫名叫“友子”，前妻亡故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续玄。后来，从石家庄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模样、穿戴都很时髦，一看就是城里人，名字也很洋气叫“常琪香”（当然是音译）。经人介绍她就成了“友子”的后妻。一天，突然传来“常琪香”上吊自杀的消息，震惊全村，村民们把“友子”的家围了水泄不通。我们一群孩子感到好奇，也赶来凑上了热闹。我东钻西钻，一不小心钻到了前边，从门缝里竟然看到了“常琪香”的一副小脚。顿时，头发倒竖、头皮发麻。一连几天心里慌慌。“常琪香”解放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小老婆，被“文革运动”定为“反动派”和“坏分子”。因为不堪忍受在石家庄受到的批斗，躲到我们这个小村躲避进一步迫害。谁成想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来到农村照样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每次批斗除了让她脖子上挂上“坏分子铭”牌外，还要挂上一对破鞋，而且不能留长发，必须推成平头。（女人推平头这个时代是一种时髦，可那个时代是对妇女的一种绝对侮辱啊）。她实在忍受不了人身攻击和精神羞辱了，才选择上吊自尽。想想好后悔啊，我作为革命小将，还在“常琪香”的批斗会上义愤填膺的批过她呢！
在我的记忆里，1966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不仅发生了自然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更严重的是发生了人为“地震”。它比自然地震范围更广、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更严重。那就是所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长达10年的“革命”中完成了我的九年基础教育。也是在这场“革命”中从一个天真无邪的童年渐渐长大成一个懵懂少年。可以说，我“亲历”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甚至“参与”了“文化革命”的许多活动，也受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极左思想的灌输。自我检讨起来，这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文化革命”却没能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烙印”。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里没有丁点“文革”印记。也许是我的爷爷、我的二爷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哥哥受到了“文革”冲击和影响的缘故，反而觉得，那时的一些运动，甚至我亲自“参与”的一些运动太出格、太没人性，使我在情感上有些许厌恶。如果说“文革”是奔腾而下的一股泥石流，我就是泥石流里的一块小石头，被泥水裹挟，不由自主的滚滚而下。大家都看过非洲大陆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迁徙吧？如此惊心动魄、如此轰轰烈烈。我就像庞大动物群里的一头小动物，跟着众生，本能的、被动的、毫无目的的跑来跑去。我感觉，我的智力思维起步快、成熟快，而世界观形成过程起步晚，成熟慢，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处于一个懵懂的、迷茫的不成熟状态。
好了，不感慨了，还是回到记忆世界里吧。
二年级的一天，学校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发放“红卫兵”袖章，学生有，老师无。袖章是红色的，展开约有一尺来长，正中央是三个黄色的毛体大字”红卫兵”且“卫”字还是繁体“衞”字。尽管那时不明白红卫兵是干什么的，戴上袖章意味着什么，但领到袖章还是很激动、很神圣的。怎奈胳膊细、袖章长，袖章在胳膊上缠了几圈，“红卫兵”三个大字正好被卷在里边露不出来。“红卫兵”的袖章还没捂热，很快换成了“红小兵”的臂章。“红小兵”臂章为红色菱形,毛体的、黄色的“红小兵”三字印在中央。三字上方，还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宋体字包在周围。后来才知道，“红小兵”是小学生专用的，而“红卫兵”则是初中以上学生专用的，整整低了一个档次，戴在身上，远不如“红卫兵”大气、神气、自豪。
就在领到”红卫兵“袖章不久，发生了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我们的闫校长、让我提前一年入学的闫校长，某一天，还是站在地震时站的地方，不同的是，比那时多了一张桌子。闫校长不是站在地上，而是站在桌子上。不是昂首挺胸，而是低头不语。不是在喊“同学们快围在我的周围”，而是同学们围在他的周围在喊：“打到我校走资派！”当然，不同的还有昔日的学生，臂膀上多出了“红卫兵”和袖章和“红小兵”的臂章。不久，闫校长调走了，学校被村里的“农宣队”接管。我就纳闷了，一向威严、令学生望而生畏的闫校长为什么怂了？一向尊敬师长、唯命是从的学生为什么就敢围住校长胡说八道呢？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进行，我才渐渐明白，原来他是我们学校最大的走资派，在被批判、被打倒、靠边站之列。
闫校长走后，学校便处于停课状态。后来知道，不仅是我们学校停课了，全国的大中专院校以及普通教育各级学校都停课了，“红卫兵”、“红小兵”全力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专用名词叫“停课闹革命”。于是，老师靠边站了、学生成造反大军了，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卫兵”串联大潮。一时间全国各地、主要交通运输线和主要运输工具满满的都是“绿军装”和“红袖章”。据说那时只要穿上“绿军装”，戴上“红袖章”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不用一分钱，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可以做证那是真的。
我们老家位于省会石家庄南郊，大动脉京广铁路和交通要道京广公路紧贴我村村西，平行排列、纵贯南北。我们村的“红小兵”以及部分村民当时的任务就是给浩荡的“红卫兵”串联大军提供后勤保障，像迎接子弟兵那样迎接“串联大军”。一连几天我都看到，铁路上，一列列闷罐车，车门大开，满车厢都是“绿军装”和“红袖章”。他们站在车厢门口，把写有地方和学校名称的红旗伸出门外，用力地摇晃，同时齐声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歌曲。公路上，一队队“绿军装”“红袖章”列队行军。有的由南向北，有的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是要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并希望得到他老家的接见；由北向南的是从北京出来，要么已经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要么虽然没被接见但却间接领到了领袖指示，到祖国各地宣传最高指示、播撒革命火种。他们身背行军包，肩扛“红卫兵”大旗，高唱革命歌曲，昂首挺胸、精神饱满、不知疲倦地大步向前。整个公路是人的洪流、旗的海洋，非常壮观。这样的场景我好像在故事片《南征北战》中见过。不同的是，电影里的人扛着枪，现实中的人不扛枪；电影中的场景是黑白两色，现实中则是红的、黄的、绿的互相交织，五彩斑斓；电影是平面的、和我是相隔的，现实中则是立体的、鲜活的，甚至可以掺和其中。我一边热情地给“红卫兵”大哥大姐递水送饭，一边思想：可惜我戴的是威力不够猛的“红小兵”臂章，不然我可以像大哥哥大姐姐们那样游遍祖国大好河山了。带着这样的羡慕之心，我和我的乡亲们迎来了、送往了一队又一队的串联大军。
“红卫兵”大串联、“打砸抢”好不威风，红小兵也不甘示弱。为配合“红卫兵”的行动，进行“革命”教育，“红小兵”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仿照抗日战争年代的儿童团，扛起红缨枪，到村口站岗放哨。一时间，红缨枪头成了抢手货。我记得我没能找到一件铁质的红缨枪头，就让哥哥用木头给削了一个，然后扎上红布条做红缨。尽管枪头不是铁的，扛在肩上一样威武。我们“红小兵”的任务是，凡来我村走动的人员，不分外村本村、不管是谁都要当场背诵他老人家的“老三篇”（《为人明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然，外村人员还要查验有无本村革委会开出的路条。要知道，那时的农民，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上过几天学，多数都是文盲，哪能背诵成篇的文章？那也不行，实在背诵不出“老三篇”，就背诵一段或一句毛主 ，否则别想进村！我们“红小兵”可是纪律严明、执法如山、不徇私情。
说到这里，我村一个名叫“卯子”的村民还闹出了一段笑话，直到这个村民去世多年，这个笑话还在村里传诵。有一天，“卯子”到我村东边10里地的大营村看走亲戚，到村边就被大营村的“红小兵”拦住了，让他背诵老三篇，他那里会背？他谎称是到大营买山药蔓，想蒙混过关，得到的当然是拒绝。然后发生了了一段幽默的对话：“你给背背《老三篇》”,“俺到大营卖山药蔓”。“不背不行！”，“俺去大营！”。“不背不沾！”“俺往回返！”。“卯子”你竟然这么有才，不但对答如流，而且合辙押韵！这件事传回村里，笑声不断。这也算是在哪严肃沉闷的时代里给人们增添了一丝幽默和欢乐吧。这个笑话一直传到“卯子”的孙子那一辈。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有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果不其所然，就连生活在小小村庄、消息闭塞的我也耳闻目睹了残忍的武斗和死人事件。
不知道是1966年还是年还是1967年，母亲因为牙齿不好经常到到石家庄口腔医院修牙。当时的口腔医院在中山路中段北侧，技术了得、非常有名。医院的医生们并没有因为“文革”而停诊，还在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一天，母亲看牙回来，惊恐万分。她说，在石家庄碰到武斗了，中山路两侧的建筑物窗户都用砖头垒了起来，留着小小的枪眼，“军管会”和“五零一”隔街对垒。正当她修牙时，一阵机枪声响了起来。听到枪声，医生们牙也不给修了，各自躲了起来。无奈，母亲只好带着修了半截子的牙回到家里。走出医院，母亲东躲西藏，生怕哪颗子弹不长眼打到自己身上。母亲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的人，也没像那天一样感到害怕。
随着时间的延伸，“文革”越发轰轰烈烈。“革命”教育一层一层深入，“红宝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毛主 背了一篇又一篇。“革命”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忆苦思甜”人们热泪盈眶、“批斗会”上人们义愤填膺、“斗私会”上狠斗私心一闪念。人们的头脑一天比一天狂热，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一天比一天坚定。灵魂深处被一遍一遍洗礼，纯净的只剩下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打倒的“走资派”、“黑五类”（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一天比一天多，不可思议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一天傍晚，我村一阵骚动，全村的人几乎都来到大街上了。出什么事了？大人们窃窃私语：听说邻村段家营一个在河北师大上学的男孩子被红缨枪扎死了！段家营在我村东边，从石家庄到他们村里必须穿过我村一条大街，我家就住在那条大街上。不一会，送死者回原籍的车队出现了。前边一辆“大解放”，车上放着死者的棺材，还有几个花圈，一群“绿军装”“红袖章”手持红缨枪站在棺材两侧，神情凝重肃穆。“大解放”后边，是几辆帆布吉普，再后边好像还有轿车。车队浩荡，人员肃穆。那时因为年龄小，对死人的事件天生恐惧，看到棺材和花圈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后来，听说死者姓杨，在河北师大读大二，是被另一派“红卫兵”用红缨枪扎中屁股失血过多而死的，年仅20岁。天啊，太恐怖、太可怜了！
令人恐怖的事还有呢。我村第四生产队有个鳏夫名叫“友子”，前妻亡故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续玄。后来，从石家庄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模样、穿戴都很时髦，一看就是城里人，名字也很洋气叫“常琪香”（当然是音译）。经人介绍她就成了“友子”的后妻。一天，突然传来“常琪香”上吊自杀的消息，震惊全村，村民们把“友子”的家围了水泄不通。我们一群孩子感到好奇，也赶来凑上了热闹。我东钻西钻，一不小心钻到了前边，从门缝里竟然看到了“常琪香”的一副小脚。顿时，头发倒竖、头皮发麻。一连几天心里慌慌。“常琪香”解放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小老婆，被“文革运动”定为“反动派”和“坏分子”。因为不堪忍受在石家庄受到的批斗，躲到我们这个小村躲避进一步迫害。谁成想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来到农村照样受到惨无人道的批斗，每次批斗除了让她脖子上挂上“坏分子铭”牌外，还要挂上一对破鞋，而且不能留长发，必须推成平头。（女人推平头这个时代是一种时髦，可那个时代是对妇女的一种绝对侮辱啊）。她实在忍受不了人身攻击和精神羞辱了，才选择上吊自尽。想想好后悔啊，我作为革命小将，还在“常琪香”的批斗会上义愤填膺的批过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