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会花些时间读有关中国文化之类的书。大多为民国学者所著学术作品、释注的先秦诸子、所译西方哲学等。
钱穆（1895---1990）所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作为读此类书籍的引门书。——此记
序
钱：试问此五千年抟成之一中华大民族，此下当何由而维系于不坏？若谓民族当由国家来维系，此国家则又从何而建立？若谓此一国家不建立于民族精神，而惟建立于民主自由。所谓民，则仅是一国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无民族精神可言，则试问西方国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问题宜当先究。
一九八三年冬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

第一章 略论中国宗教
钱：离于己，离于心，则亦无天可言。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乃为己之教，即心教，即人道教。
中国人亦非不重神，但神不专在天，不专属上帝，亦在人在物。
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虽有分别，仍浑然和合为一体。
惟有共同之心，则生为圣为神，通于天，而无死生之别。
德存于内，学养所成，属人文。
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
故耶稣言，恺撒之事恺撒管，为其无可证，乃分上帝恺撒而二之。耶稣钉死十字架上，乃恺撒事，上帝亦不能管。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亦要管恺撒事，庶不致再上十字架。
中国人则信其己，魔鬼上帝皆在己之一心。己心不受魔鬼之扰，则魔鬼亦无以扰之。魔鬼上帝之于己心，亦和合为一。
中国人所重乃在己之道义，不计身外之功利。以农事为证，己之耕耘，必配合之于天时地理五谷之性。己之所能尽力土白有限。故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惟求自尽己责。但业商者不如此想。其贸易谋利，乃是一种功利，非道义。

钱：佛教来中国，乃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近以处，但亦有一大不同处。佛教与耶回二教同对人生抱悲观，而中国人对人生则抱乐观。
西方人入世必尚争，中国人入世则尚和。和则生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中国人之心。
人有圣德，而可上通于神，则在其魂气，不在其躯魄。
中国文化最重教育，即政治亦教育化，周公之制礼作乐是也。
中国人之教，为师者必为其弟子留下地步。中国人之政，在上者亦必为在下者留地步。
然则中国之礼，即中国之宗教，真原始尚远在周公之前，而传递则直达于近世。
周公礼乐，主要使用在政治。孔子仁道之土的，则推广以及于全社会全人群。

吕：很喜欢书话平台，觉得在书话读书宛如在一个开放的大学堂，有碰撞无碰撞收获都颇多，感恩书话诸兄！但更多的时候读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独立思辩的过程，是左脑搏右脑，左手博右手，上帝和魔鬼相争之地。——以此谨记我的读书思辩。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应是从潘光旦开始，读《第二性》根本没有想到西方理性的科学，潘光旦会用中国文化中趣味盎然的古籍、古典、逸事来佐证。是第一次真正发现中国文化广博、深邃、不拘一格的真性情。遂生出读一读了解中国文化的念想。说句话，鄙人虽活在中国土地上几十年，实则对这一片土地、这个国度全然是空白，一无所知，茫然无知得很。今看钱穆所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听钱穆讲课颇有收益，亦有一些碰撞。美国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钱老在论述中国文化时，必把中国文化摆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流砥柱位置去论述，这显出钱老对自我文化的珍视，但另一面也显出他的可爱之处。
我在阅读西方文化时，面对西方学者提出的针对他国时弊的问题，确实有身临其境的愱俗。但自身文化的根源在何处又全然说不出，好在哪？改进在哪？如何去看待问题？如何去平衡关系？如何去摆正世俗中的位置？茫然得很。后来有兄提醒说，去读读中国文化经典吧！花时间读读文化经典，对认清自我，有帮助，不然永远是刻舟求剑。暂时只翻了钱穆，相信如果多翻了些其他文化经典，应该说感悟更多。
此书一翻，在钱老的讲习中确有豁然开朗，别有一番情趣的感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层次上更深了些。在读西方文化时，心态是起伏不定，思潮涌起，横竖左右不对。但在钱老的讲解中，心态竞奇迹般获得平和。我想这平和应是这块土地上神奇的文化力量。当然钱老所述偏于主观的地方，竟也能分辨，细细地低低地和他商讨，此点我不赞同哈。在鉴别中西文化不同时，竟获得许多读书的乐趣。不亦快哉！

《第二性》=《性心理学》（脸红了）

第二章 略论中国哲学
钱：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
中国人好人与人相处，不愿把自己割裂人外，高自标置，轻视他人。此一种谦恭退让之心理积习，乃于中国学术有大影响。
南宋朱子注此仁字则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中国后人常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并言。
比见中国思想特富和合性。
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
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则此天字亦犹指自然。《中庸》言：“天命之渭性。”斯性亦犹自然，是在儒家言中已融入了道家义。
有两书为治中国思想哲学者所必究，一为秦相吕不韦之《吕氏春秋》，一为汉代淮南王安之《淮南王书》。两书皆会集宾客通力为之，又皆会合以前诸家言，而求和通成一定论。此又中国思想有其共通性一贯性和合性之一明证。
朱子用理气二字乃后起，采之道释两家，但朱子又确是儒家之嫡传正宗。此可见中国思想中国哲学，不主独自创造，特立一新说，乃主会通和合，成一共同的，一贯的，有传统性的定论。
今吾国人喜据西方传统来作批评，则中国古人全无是处，又何必作程朱陆王之分，又何必作儒释道之别乎。
今当谓龙溪语本非阳明所告，阳明乃闻而欣然，加以同意。此其心胸之宽阔，意态之和平，亦见阳明平月为人之真可爱矣。
此尤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点，乌得专据学而不论人，亦如专据思而不论学，皆非其正。
孟子言知人论世，今人则谓欲究一家之思想与哲学，必同时讨论其时代背景。此即见用心广狭之不同。
今人则不论其人，专论其学，则宜与中国自己传统必有大相违背处。抑且时代背景，人各有别，而中国则又必有一共同传统。学由人来，人肉天来。此又其一大相异处矣。
又余尝谓中国人自居必知谦恭退让，故其待人则必为留余地。
中国古人言艮人，则曰退守退藏。
大英帝国数百年来，其所进取于全世界者，亦可谓既久且广矣。但其所守所藏今又何在？
庄子曰：“技而进于道。”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技与艺，皆包涵在道之中。游于一艺，可相分别，会通和合，则皆一道。此可谓是中国哲学，道与技亦相对立而和一合为一。

第三章 略论中国科学
钱：提倡通俗白话新文学，皆由当前事物充塞，不见作者心，又何以感读者心，今人乃竟有称之为短命文学者。
然人文终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生由自然，死归自然，人生终在大自然中，同是一自然。
人文二字，则源于儒家经典《周易》，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犹称人生的花样。
然布衣重于君相，代有其人，正为其能传道，此犹中国人文精神之一种表现。
古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一则为反自然之自然生活，一则为超越自然之人文生活。
东坡诗：“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中国人观念，食衣住行，仅为维持生命。而生命则别有其更高境界，仍需充实光大。故中国人文乃有远超食衣住行之外之上者。
中国人主从自然中演化出人文，又求人文回归于自然。
如入国问俗，即问其文化也。一国有一国之俗，斯即一国有一国之文化。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即孔子当时之比较文化学。今试问，当今之世，孰为齐？就为鲁？又如何而始为道？此非当前一最大见识最大学问乎？

钱：《诗经》有颂，有大小雅，亦有十五国风。今日国人志切美化，亦不当仅对美有颂、有雅，而自已乃不复有风，恐亦终有未是。
《中庸》言诚，犹庄老言自然，非有所为而为，乃无所为而为。言其德性，斯谓之诚矣。故曰：“诚者自成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则万物皆成于自然，而其间有一重大意义，即为终始，即时间之过程。故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
《中庸》则谓：“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而此时间则在物之内，不在物之外。
《中庸》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他，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若言生物，自微生物以至于人类，亦同此一生命，而此生命则仍自无生物来，仍是一自然，仍是一无为，仍是一至诚无息。
中国古人言：“正德利用厚生。”

第四章 略论中国心理学
中国人亦求心与物通。食而饱，衣而暖，卧而得睡，身无多求，则心已安而乐。
亦有少年老成，亦有中年遭挫折，退而为此。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到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庄子.内篇》养生主有言：“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第五章 略论中国史学
钱：中国思想之伟大处，在其能抱正反合一观。如言死生、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兼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其大者则如言天地、动静、阴阳、终始皆是。
父母即我之前生。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的旧生。亦可谓父母乃我之前生，我乃父母之后生。使无父母之前之旧，又何来有我之后之新。中国人好言水源木本，木属有生，末不得离其本。水若无生，逝者如斯，一若其流日离其源以去，实则流即其源，无源则无流。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一身小生命之上，尚有一家之大生命。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我生以后，有子孙传世。而旧尤重于新。家则必称旧家，人则必尊老人。人老家旧，中国人则谓之福。
由人生之积而旧，乃有成，乃有史。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国乃有一国之史。
祖宗乃一家之旧，子孙则此一家之新。
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
国有别，而天下可无别。故中国人在野尤尊于在朝，而道统则尤尊于政统，此则非西方人所知。
不通人生，则无以读中国之文史。能通文史，始乃得为中国之通人。
操之立意欲为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汉禅。但终溢为武帝，其子丕乃谥文帝。
试读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见吾民族之传统性情，惟诚伪有辨而已。杜甫诗“将军魏武之子孙”，则操之为人，唐代犹见尊。司马光《资治通鉴》，亦仍以正统归之魏。朱子《通鉴纲目》，始有魏蜀正统之争。然朱子书法，自谓乃慕效曹操，则操之为人，即就理学大儒言，亦尚不深嫉。
史学明与文学有别。然如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书，中国治文学者必所诵习。
人之为学，虽因为己，亦当为人，为后世，而岂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争惟此乃始为正统。不以事论，而以心论，心即其为人之主。中国人之为人为学，自亦有未可厚非之处矣。国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中国人重在人群中做人，再由人来做事。西洋人则在做事上来做人，在人群中乃看重个人主义。
西方人重具体现实，故重于知，而忽于神。科学勿论，即其哲学亦重知，不言神。
中国人言世界，世乃时间，界则空间，时空和合为一体。近代西方始有四度空间之说。即言宗教，上帝、天堂、灵魂，实皆言空间，并不涵时间义，亦即无变动义，只此一静定之具体存在而已。
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氏族观念为中国人生之大系统，文化之大本源，亦并世诸民族中最特异最杰出之一端。
孔子亦言，读《诗》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故庄老之道，中国人虽未认为乃人生之至道。仅为人生处乱世之道，而其道则常存。
中国群字从羊，独字从大。羊能群，犬则否。即此一别，更见中国国民性爱好之所注。
中国人主言性，性乃天地万物之一种自然动向，观其所爱，立可见其性之所向矣。
伊朗乃波斯后裔，伊拉克乃突厥后裔。
故传统可以现代化，而现代化则终不能脱离传统，此乃事实，可资深论，却无可否认。
耶教后起，乃始离于政而传道。
以中华民族较之西方，显见为中华民族乃一和平柔顺之民族。苏格拉底在雅典下狱死，耶稣在罗马十字架上钉死，此两人讲学传道，亦惟少数人相从，未见有犯法违纪之事，然皆陷于死。故争取思想自由，乃成西方一传统。在中国则绝无此等事
孔子称之曰“求仁而得仁”，求之而得，非成功乎。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孔子周游求仕，乃孔子之自由，亦即孔子之成功。道不行，则非孔子之失败，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杀身舍生非失败，成仁取义则其成功。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