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记忆】(转载)
文革时期当农民的回忆之一
摘自：lmc83167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026923252
引子及为什么要写回忆
政治人物可以改变一个时代，改变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这是多么可怕的历史轮回。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换届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将继往开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新时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真心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新的一届领导人有建树治国方针、政策的领导下，国家强盛，不再受外国列强欺辱；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和谐辛福；治国力度符合党心和民心，党风和政风焕然一新。
从文革时期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一句话之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文革的十年内乱，使我们国家错失了多么宝贵的经济建设时间。多少人民被个人信仰所愚昧，傻乎乎的干出了多少昧心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祸国殃民的、至今还有很多黑暗变态心理人们存在的历史教训及历史惨案和冤案。
我们家由于母亲有台湾亲戚的历史牵连、父亲什么历史有黑点和现行反革命等问题，父亲游街批斗住牛棚后，全家在1969年初冬被遣返老家务农。上有两个已退休的七十多和八十多的爷爷和二爷（独身。原在渭南地区工会俱乐部生活居住，1967年工会被打砸抢后随我们生活），下有大的15岁的大孩（我是我）小的两岁多五个孩子，无奈的妈妈带着八口人的拖累（我爸爸单身一人留在渭南继续批斗交代所谓问题）到未知的河南孟州老家当农民。1969年召开了第九大，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刻骨铭心的1969年11月我们全家半夜在洛阳东站下了火车，一家老小劝卧在候车室熬到天亮，懵懵懂懂的不到三岁小弟弟半夜里直嚷嚷：我要回家上床睡！妈妈至今记忆犹新就是我小弟弟当时要回家的哭喊。（我禁不住流泪了，后面再说吧，对不起了！）
（前一节段，因天气炎热，加之每天徒步快走五六公里锻炼身体和其他运动，乏其筋骨而少于锻炼脑子，博客写的少了。处暑已过，我的身体适应最佳气候来临，精气神陪增，晨练时间经常提前醒，这时去广场转圈有精神病之嫌。所以就上网写一写文章。我得意称之为先锻炼脑子，预防得老年帕金森：然后再锻炼四肢和心肺功能，预防得老年心血管病，何乐不为！这是我近期发博客时间是清晨四五点左右的原因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59af4010173i5.html
住的和吃的
韩园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陵园，地处河南省孟州市西虢乡韩庄村。1969年老家属于孟县西虢公社韩庄大队第八小队，当时全村2000千多口人，有十五个生产小队。八小队近300人，还有第九生产小队除两家挂亲戚外姓，基本上都是薛姓的。薛姓在村里数大家族，两个小队加起来近七八百口人。
老院房由于抗战时期爷爷一家离开，解放后因家里无人住，村里和小队分给了两家本家爷和叔叔。有我爷爷老一代的面子和我爸爸小时同学是村里干部的照顾，几个血缘近的本家伯伯、叔叔送吃的什么，全家暂时住在小队贫农代表叫五叔的家里的两大间上房里，因托运的家具还没到，我们统统打地铺，新铺上厚厚的麦秸，刚睡上很有弹性和柔性，几个弟弟妹妹高兴的扑腾，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我们都上火，加之跳蚤侵袭，回忆起床铺的种种好处只是做梦了。
我们几个孩子到老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一是当时季节到了寒冬，家里取暖就是在房子当中烧乡亲们送来的棉花杆，空荡荡的大房子不烧柴马上降到零度以下，我们先受寒冷之苦。那时烧煤只供应城市户口，农民一年四季基本是烧柴。有条件的村里人和生产队会在冬季前组织几个人拉着架子车，风餐野露，来回走几百里路，到济源山里小煤窑拉点无烟煤，以便春节在屋里烧炉子取暖和做饭。但这个待遇在村里不到五分之一能享受，拉煤还要用钱买，大部分村民在冬天最冷时就是在屋里烧材火，当地叫法是拢火。该诅咒的年代的理由：当时孟州边沿几十里外就是全国有名的焦作煤矿，但计划经济体制是只供应国家和城市，农民守着煤矿冬季没的煤烧取暖。二是，没通电，到了晚上各家都是油灯，收入好一点买煤油点灯照明，绝大部分点灯都是廉价的柴油，灯头大一点直冒黑烟，我爱看书什么的，早上鼻孔都是黑黑的。三是在城市吃的供应粮食70%是白面。到老家后因生产队当年没粮食可分，公社粮站供应大半年的粮食，但70%是红薯片和玉米面，红薯片磨面做馒头和加工的合垎面，刚吃时觉得甜甜的、弹弹的，当每天都是主食时，吃的我们孩子那么小就得了胃痛病。真怀念白面馍馍啊！记得我在四人帮被抓后的1977年被县里招工转成商品粮供应后，回家里我带的都是厂里集体食堂供应的白面馒头（我们家是1979年落实政策返回陕西渭南的）。
由于我们回来时带来几斤食用油，刚到时习惯炒菜多放点油和葱和花椒什么的。我发现我们家一做饭，门口家的几个四五岁流着鼻涕的小屁孩就闻香来到院里，遥望着我们家不知吃什么人间美食。老家当时生产力和经济很落后，干活一天的工分值一毛多钱，我们房东五叔结婚两年，生了两个孩子，真正是队里贫农代表，穷的叮当响。吃饭基本上不炒菜，还是解放前做饭模式，河南主食面条是随锅下腌的酸菜，下点杂面条，再搅一多半玉米面，滴几滴油放点盐就是河南农家典型糊涂面，各家都没有放酱油、调料习惯。吃白面什么的只是过春节时队里每人分十几斤小麦。
其实当时河南是小麦产出大省，我们老家和周围几个县都是亩产小麦最高纪录产地，小麦一收，先交公粮，留给农民都是秋收的杂粮。那时真是种的吃不上，不种的吃白粮啊！憨厚的农民和各村还傻乎乎的争当多交公粮先进，什么支援国家建设和战备，支援工人老大哥，自己得到是患食道癌多发地域，我老家的村子在七八十年代死的中年和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得食道癌，严重的营养不良啊！记得当时什么狗屁领导和狗屁专家讲，当地食道癌多发是因农民有好食酸菜的结果。为什么现在我们县和村里食道癌基本绝迹，但如今酸菜美食仍是河南和全国人爱吃的菜肴之一？
该诅咒的年代，该同情怀念可怜的傻傻呼呼的农民伯伯、叔叔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59af4010174j1.html
到洛阳拉脚
家里托运的东西一个月后到了洛阳东站货场，家具就是一张大床和几张桌椅，最重要要的是我爷爷多年前购置的一副做棺材的寿木板，当时我爷爷已八十多岁，拉回寿木是家里头等大事。韩庄这么大的村子的运输工具除了马车就是人力车（当地称架子车。人力车当时也是稀罕物，我们家五六年后才买了一辆二手架子车），我们队没马车，雇马车没门就商量用架子车。
妈妈煮了一点黄豆，炒了几个鸡蛋，我去大队的小卖部打了二斤白酒，我爸晚上邀生产队小队长和本家几个伯伯、叔叔协商去洛阳拉物件。最后定了去三辆架子车，本家的老虎叔和录哥和一个倒插门的本家姑父当拉车夫（他们都有到济源远途拉煤的经验）我当时尽管十五岁，但个子已长到一米七五左右，一看就是大小伙。他们考虑去洛阳要经过坡度大的邙山岭，拉的寿材重，叫我当个在车前拉绳的，小题目《到洛阳拉脚》说的我是真正的拉脚，驾车的是拉车。本家的叔叔哥哥等都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洛阳拉货来回需要几天，耽误了他们争工分，当所以我爸爸也给了几个拉车的本家相应的报酬。我爸爸自年青时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病，但为了一家老小生计，也咬牙和我们一起“地奔”（当地称走路的土话，很形象吔！）去洛阳，一路颠簸，快到五十岁的我爸爸回到家双腿膝关节肿的很大，吃药抹药酒休息几天才好了点。
拉空车的录哥刚二十岁出头，自然我们之间的话多一点。他叫我坐坐空车，说你城市来的，没走过远路，不长时间你就会腿酸痛。我怀着随着车队拉根绳去外地、到洛阳一游的好奇心，爱面子我回答大小伙能干活没事，一路地奔。途中我爸坐坐空车，歇歇腿。在城市放暑假我经常带着同学们整天跑出去游泳、捉鱼摸螃蟹、逮蝈蝈，跑一天也不知道累。但拉脚走路不到五十华里腿就怂了，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这桩苦差事。到洛阳还要坐渡船过黄河、走了整整一天多，到洛阳东站货场附近小旅店住下已近半夜，腿已沉得没有感觉。特别是在回来拉重车，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心灵和身体的磨练，我自小干什么都不服输，不管是动脑子还是出笨力气或打架什么的。我是靠什么完成来回近一百五十公里拉脚任务?回到家两脚出了几个血泡，嘴里还只讲这比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差远了。我是在很累走不动时大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文革的时期的精神胜利法宝！还有一路上我爸爸对我的鼓励和教育。对了，伴随我还有几个成年人之间说黄色笑话逗乐解乏的第一次性教育。刚到农村的第一次磨练，使我对以后人生有了初步认识。十五岁的我，已经开始承当一个家庭长子的责任！（爸爸还在陕西工作）要为爸爸妈妈分忧解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59af4010175dv.html
为了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窝 之一
在农村没有自己的院落和房子，被视为没成家立业，一家之长没本事。我爷爷、二爷一辈老弟兄时的分家时的三四间房不是塌了就是被本家占了，久占为业，我们要回老院子和房是不可能的。第二年好在村子和小队很快给我们划了挨着老院的新住在地宅地，三丈宽、九丈长。当时在农村盖新房很稀少，主要是没经济基础。加之老话：平地起鼓堆（鼓堆是土话，指建房子），要掉几层皮。盖新房要花钱，要劳心劳筋骨。
靠着我爸爸当时每月40多元工资和爷爷二爷一点退休工资的自撑，需要生产队土坯砖瓦、劳力、工匠等用工分欠账慢慢还；石灰、水泥、门窗和大梁、檩条等木料自己解决。为了节省每一块铜板，我爸请假回家先找本家几家的伯伯叔叔协商，要回原老院属于我爷爷二爷的七八颗大榆树，要回了已塌了房子的剩下的檩条什么的。70年春天带着我和二弟开始进行建房第一步的刨树，大白话就是伐木。
为了节省每一寸原料，当地刨树是围着大树的根部挖坑、树越大，挖的坑就越大。先要上树把大树梢砍下，以防树倒时砸坏周围房子和东西，再拴好一根拉书的大绳后就开始刨树。本家叔叔教了我们刨树的步奏和栓大绳的方法。我爸爸由于有关节炎的腿病，我大弟弟当时11岁，（他上负责上树栓大绳）我自然就成了劳动力。刚开始刨树很新鲜很出活，但由于十七十八力不全，我是个子高的少年，伙食也不好（宁饿肚子不爱吃粗粮，力气不够），刨树刨的我是得了恐怖症！
生长了四五十年大榆树真是根深叶茂，加之老家的土质属于红土加料姜石，硬的像石头。泡树根是又费力气还要有耐性，一根主根不刨出砍断，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倒树。还好，尽管每天累的腰酸胳膊痛，脏的像土猴，但做到了：放倒了八棵树，没砸着一个人和东西。大树叫人帮忙抬到本家院子阴凉通风处阴干，大半年树就可以当大梁或檩条了，做梦时常常梦到新家建好了。
（我家新院于1971年建了三间街房，当时我只是当小工；于1973年、1976年陆续建了四间厢房，我是打了土坯，跺了泥墙，当了匠人，住进了准备娶媳妇的新房。于是乎盖房题目就有了之一、之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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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lmc83167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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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及为什么要写回忆
政治人物可以改变一个时代，改变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这是多么可怕的历史轮回。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换届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将继往开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新时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真心希望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新的一届领导人有建树治国方针、政策的领导下，国家强盛，不再受外国列强欺辱；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和谐辛福；治国力度符合党心和民心，党风和政风焕然一新。
从文革时期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最时髦的一句话之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文革的十年内乱，使我们国家错失了多么宝贵的经济建设时间。多少人民被个人信仰所愚昧，傻乎乎的干出了多少昧心的、亲者痛仇者快的、祸国殃民的、至今还有很多黑暗变态心理人们存在的历史教训及历史惨案和冤案。
我们家由于母亲有台湾亲戚的历史牵连、父亲什么历史有黑点和现行反革命等问题，父亲游街批斗住牛棚后，全家在1969年初冬被遣返老家务农。上有两个已退休的七十多和八十多的爷爷和二爷（独身。原在渭南地区工会俱乐部生活居住，1967年工会被打砸抢后随我们生活），下有大的15岁的大孩（我是我）小的两岁多五个孩子，无奈的妈妈带着八口人的拖累（我爸爸单身一人留在渭南继续批斗交代所谓问题）到未知的河南孟州老家当农民。1969年召开了第九大，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刻骨铭心的1969年11月我们全家半夜在洛阳东站下了火车，一家老小劝卧在候车室熬到天亮，懵懵懂懂的不到三岁小弟弟半夜里直嚷嚷：我要回家上床睡！妈妈至今记忆犹新就是我小弟弟当时要回家的哭喊。（我禁不住流泪了，后面再说吧，对不起了！）
（前一节段，因天气炎热，加之每天徒步快走五六公里锻炼身体和其他运动，乏其筋骨而少于锻炼脑子，博客写的少了。处暑已过，我的身体适应最佳气候来临，精气神陪增，晨练时间经常提前醒，这时去广场转圈有精神病之嫌。所以就上网写一写文章。我得意称之为先锻炼脑子，预防得老年帕金森：然后再锻炼四肢和心肺功能，预防得老年心血管病，何乐不为！这是我近期发博客时间是清晨四五点左右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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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和吃的
韩园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陵园，地处河南省孟州市西虢乡韩庄村。1969年老家属于孟县西虢公社韩庄大队第八小队，当时全村2000千多口人，有十五个生产小队。八小队近300人，还有第九生产小队除两家挂亲戚外姓，基本上都是薛姓的。薛姓在村里数大家族，两个小队加起来近七八百口人。
老院房由于抗战时期爷爷一家离开，解放后因家里无人住，村里和小队分给了两家本家爷和叔叔。有我爷爷老一代的面子和我爸爸小时同学是村里干部的照顾，几个血缘近的本家伯伯、叔叔送吃的什么，全家暂时住在小队贫农代表叫五叔的家里的两大间上房里，因托运的家具还没到，我们统统打地铺，新铺上厚厚的麦秸，刚睡上很有弹性和柔性，几个弟弟妹妹高兴的扑腾，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我们都上火，加之跳蚤侵袭，回忆起床铺的种种好处只是做梦了。
我们几个孩子到老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一是当时季节到了寒冬，家里取暖就是在房子当中烧乡亲们送来的棉花杆，空荡荡的大房子不烧柴马上降到零度以下，我们先受寒冷之苦。那时烧煤只供应城市户口，农民一年四季基本是烧柴。有条件的村里人和生产队会在冬季前组织几个人拉着架子车，风餐野露，来回走几百里路，到济源山里小煤窑拉点无烟煤，以便春节在屋里烧炉子取暖和做饭。但这个待遇在村里不到五分之一能享受，拉煤还要用钱买，大部分村民在冬天最冷时就是在屋里烧材火，当地叫法是拢火。该诅咒的年代的理由：当时孟州边沿几十里外就是全国有名的焦作煤矿，但计划经济体制是只供应国家和城市，农民守着煤矿冬季没的煤烧取暖。二是，没通电，到了晚上各家都是油灯，收入好一点买煤油点灯照明，绝大部分点灯都是廉价的柴油，灯头大一点直冒黑烟，我爱看书什么的，早上鼻孔都是黑黑的。三是在城市吃的供应粮食70%是白面。到老家后因生产队当年没粮食可分，公社粮站供应大半年的粮食，但70%是红薯片和玉米面，红薯片磨面做馒头和加工的合垎面，刚吃时觉得甜甜的、弹弹的，当每天都是主食时，吃的我们孩子那么小就得了胃痛病。真怀念白面馍馍啊！记得我在四人帮被抓后的1977年被县里招工转成商品粮供应后，回家里我带的都是厂里集体食堂供应的白面馒头（我们家是1979年落实政策返回陕西渭南的）。
由于我们回来时带来几斤食用油，刚到时习惯炒菜多放点油和葱和花椒什么的。我发现我们家一做饭，门口家的几个四五岁流着鼻涕的小屁孩就闻香来到院里，遥望着我们家不知吃什么人间美食。老家当时生产力和经济很落后，干活一天的工分值一毛多钱，我们房东五叔结婚两年，生了两个孩子，真正是队里贫农代表，穷的叮当响。吃饭基本上不炒菜，还是解放前做饭模式，河南主食面条是随锅下腌的酸菜，下点杂面条，再搅一多半玉米面，滴几滴油放点盐就是河南农家典型糊涂面，各家都没有放酱油、调料习惯。吃白面什么的只是过春节时队里每人分十几斤小麦。
其实当时河南是小麦产出大省，我们老家和周围几个县都是亩产小麦最高纪录产地，小麦一收，先交公粮，留给农民都是秋收的杂粮。那时真是种的吃不上，不种的吃白粮啊！憨厚的农民和各村还傻乎乎的争当多交公粮先进，什么支援国家建设和战备，支援工人老大哥，自己得到是患食道癌多发地域，我老家的村子在七八十年代死的中年和老年人基本上都是得食道癌，严重的营养不良啊！记得当时什么狗屁领导和狗屁专家讲，当地食道癌多发是因农民有好食酸菜的结果。为什么现在我们县和村里食道癌基本绝迹，但如今酸菜美食仍是河南和全国人爱吃的菜肴之一？
该诅咒的年代，该同情怀念可怜的傻傻呼呼的农民伯伯、叔叔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59af4010174j1.html
到洛阳拉脚
家里托运的东西一个月后到了洛阳东站货场，家具就是一张大床和几张桌椅，最重要要的是我爷爷多年前购置的一副做棺材的寿木板，当时我爷爷已八十多岁，拉回寿木是家里头等大事。韩庄这么大的村子的运输工具除了马车就是人力车（当地称架子车。人力车当时也是稀罕物，我们家五六年后才买了一辆二手架子车），我们队没马车，雇马车没门就商量用架子车。
妈妈煮了一点黄豆，炒了几个鸡蛋，我去大队的小卖部打了二斤白酒，我爸晚上邀生产队小队长和本家几个伯伯、叔叔协商去洛阳拉物件。最后定了去三辆架子车，本家的老虎叔和录哥和一个倒插门的本家姑父当拉车夫（他们都有到济源远途拉煤的经验）我当时尽管十五岁，但个子已长到一米七五左右，一看就是大小伙。他们考虑去洛阳要经过坡度大的邙山岭，拉的寿材重，叫我当个在车前拉绳的，小题目《到洛阳拉脚》说的我是真正的拉脚，驾车的是拉车。本家的叔叔哥哥等都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洛阳拉货来回需要几天，耽误了他们争工分，当所以我爸爸也给了几个拉车的本家相应的报酬。我爸爸自年青时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病，但为了一家老小生计，也咬牙和我们一起“地奔”（当地称走路的土话，很形象吔！）去洛阳，一路颠簸，快到五十岁的我爸爸回到家双腿膝关节肿的很大，吃药抹药酒休息几天才好了点。
拉空车的录哥刚二十岁出头，自然我们之间的话多一点。他叫我坐坐空车，说你城市来的，没走过远路，不长时间你就会腿酸痛。我怀着随着车队拉根绳去外地、到洛阳一游的好奇心，爱面子我回答大小伙能干活没事，一路地奔。途中我爸坐坐空车，歇歇腿。在城市放暑假我经常带着同学们整天跑出去游泳、捉鱼摸螃蟹、逮蝈蝈，跑一天也不知道累。但拉脚走路不到五十华里腿就怂了，后悔当初不该答应这桩苦差事。到洛阳还要坐渡船过黄河、走了整整一天多，到洛阳东站货场附近小旅店住下已近半夜，腿已沉得没有感觉。特别是在回来拉重车，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心灵和身体的磨练，我自小干什么都不服输，不管是动脑子还是出笨力气或打架什么的。我是靠什么完成来回近一百五十公里拉脚任务?回到家两脚出了几个血泡，嘴里还只讲这比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万里长征差远了。我是在很累走不动时大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文革的时期的精神胜利法宝！还有一路上我爸爸对我的鼓励和教育。对了，伴随我还有几个成年人之间说黄色笑话逗乐解乏的第一次性教育。刚到农村的第一次磨练，使我对以后人生有了初步认识。十五岁的我，已经开始承当一个家庭长子的责任！（爸爸还在陕西工作）要为爸爸妈妈分忧解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359af4010175dv.html
为了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窝 之一
在农村没有自己的院落和房子，被视为没成家立业，一家之长没本事。我爷爷、二爷一辈老弟兄时的分家时的三四间房不是塌了就是被本家占了，久占为业，我们要回老院子和房是不可能的。第二年好在村子和小队很快给我们划了挨着老院的新住在地宅地，三丈宽、九丈长。当时在农村盖新房很稀少，主要是没经济基础。加之老话：平地起鼓堆（鼓堆是土话，指建房子），要掉几层皮。盖新房要花钱，要劳心劳筋骨。
靠着我爸爸当时每月40多元工资和爷爷二爷一点退休工资的自撑，需要生产队土坯砖瓦、劳力、工匠等用工分欠账慢慢还；石灰、水泥、门窗和大梁、檩条等木料自己解决。为了节省每一块铜板，我爸请假回家先找本家几家的伯伯叔叔协商，要回原老院属于我爷爷二爷的七八颗大榆树，要回了已塌了房子的剩下的檩条什么的。70年春天带着我和二弟开始进行建房第一步的刨树，大白话就是伐木。
为了节省每一寸原料，当地刨树是围着大树的根部挖坑、树越大，挖的坑就越大。先要上树把大树梢砍下，以防树倒时砸坏周围房子和东西，再拴好一根拉书的大绳后就开始刨树。本家叔叔教了我们刨树的步奏和栓大绳的方法。我爸爸由于有关节炎的腿病，我大弟弟当时11岁，（他上负责上树栓大绳）我自然就成了劳动力。刚开始刨树很新鲜很出活，但由于十七十八力不全，我是个子高的少年，伙食也不好（宁饿肚子不爱吃粗粮，力气不够），刨树刨的我是得了恐怖症！
生长了四五十年大榆树真是根深叶茂，加之老家的土质属于红土加料姜石，硬的像石头。泡树根是又费力气还要有耐性，一根主根不刨出砍断，费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倒树。还好，尽管每天累的腰酸胳膊痛，脏的像土猴，但做到了：放倒了八棵树，没砸着一个人和东西。大树叫人帮忙抬到本家院子阴凉通风处阴干，大半年树就可以当大梁或檩条了，做梦时常常梦到新家建好了。
（我家新院于1971年建了三间街房，当时我只是当小工；于1973年、1976年陆续建了四间厢房，我是打了土坯，跺了泥墙，当了匠人，住进了准备娶媳妇的新房。于是乎盖房题目就有了之一、之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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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岁月
作者：周维平
序 言
感叹人生经历，有诗为证：沉浮轮世淡尘烟，袅袅循环堪可前。唯有云儿多自在，随风聚散少幽怜。蹉跎岁月存诗韵，颠沛流离意境迁。曾苦乐年无怨悔，挚情依靠命魂牵。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弹指一挥间，至今已经离我们而去几十年了。我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退休前后对待“文革”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如几位博友所说的那样，一直想写出点东西出来。可是一则是比较忙，没有时间写。二则是“文革”尚为定论，实在是不好写。三则是当时没有“博客”“论坛”这个平台，写的东西谁也不敢发表。所以一直拖到现在，直到近年来感觉到，如果再不写出来，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全军覆没，那可真的就是，没有了什么“文革”岁月回忆之说了。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一幕幕生死离别，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坚信自己是毛主席的忠实的捍卫者。可是因观点的不同，参加不同的派别，双方那一场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夫妻反目、锋芒所向、善刀而藏，如同不共戴天之敌。双方为了争夺那地盘、人力、资源，如同逐鹿疆场般的拼命撕杀。我和家人在“文革”中也是好事多磨，本人同样经历过从“红五类”到“黑九类”的变迁，是善良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给了我勇气与力量，这些仍然没有谢幕的电影画面，常常令我记忆犹新！
有位博客名字为“翠屏山下”的四川人，写了一篇《文革八县联防打中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几十万中江儿女，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勇气，把那一阶段的悲惨历史，向世人作彻底的述说，以警示后人不再重踏覆辙（原文如此）。相信这句话，同样也会深深刺痛，当年的每一个见证人的心。愿大家由此去书写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经历，尽量做到准确一些、客观一些、真实一些吧！
虽然一想起“文革”这一场群众运动，内心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面对两派群众，都说自己是最忠于毛主席的，都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的！在他们的伟大的人格面前，我确实无意去作出任何的评判，也无需对任何人物评功摆好或者无情鞭挞，更不会哗众取宠、杜撰史实。
“文革”的发起和结束，根据官方的界定，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共计十年时间，这是根据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划定的，这里也无需说明。可是我们这代人中，就有人提出了与之相悖的划分论据，他们认为“文革”应从“红卫兵”开始串联（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党的九大召开（一九六九年四月）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止，前后一共三年，这才是真正的“文革”运动。其主要依据在于：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前。大学停止了招生，连每年必须进行的征兵工作，也同时中断了。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年招兵两次，春季兵和冬季兵）才恢复征兵。到七十年代才恢复大专院校学的招生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除了中央一级外，其余的省、市、县、区、公社，全国基本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所以他们认为“文革”的时间段应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开始，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以及各地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
感慨归感慨。从辩证的角度看，凡事须一分为二。也许这是锻炼培养人们意志的一个过程，我作为这段“文革”历史的见证人，一个曾经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第六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红色卫士，投身“文革”以后，参加过徒步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不管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论人们对“文革”如何评价，本人还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角度，虽然无法纵观“文革”的全部过程与整体，只能从本人的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这段昔日的往事如实奉献给社会，以警世后人！
作者：周维平
序 言
感叹人生经历，有诗为证：沉浮轮世淡尘烟，袅袅循环堪可前。唯有云儿多自在，随风聚散少幽怜。蹉跎岁月存诗韵，颠沛流离意境迁。曾苦乐年无怨悔，挚情依靠命魂牵。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弹指一挥间，至今已经离我们而去几十年了。我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小将，退休前后对待“文革”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正如几位博友所说的那样，一直想写出点东西出来。可是一则是比较忙，没有时间写。二则是“文革”尚为定论，实在是不好写。三则是当时没有“博客”“论坛”这个平台，写的东西谁也不敢发表。所以一直拖到现在，直到近年来感觉到，如果再不写出来，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全军覆没，那可真的就是，没有了什么“文革”岁月回忆之说了。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一幕幕生死离别，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坚信自己是毛主席的忠实的捍卫者。可是因观点的不同，参加不同的派别，双方那一场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夫妻反目、锋芒所向、善刀而藏，如同不共戴天之敌。双方为了争夺那地盘、人力、资源，如同逐鹿疆场般的拼命撕杀。我和家人在“文革”中也是好事多磨，本人同样经历过从“红五类”到“黑九类”的变迁，是善良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给了我勇气与力量，这些仍然没有谢幕的电影画面，常常令我记忆犹新！
有位博客名字为“翠屏山下”的四川人，写了一篇《文革八县联防打中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几十万中江儿女，难道你们就没有一点勇气，把那一阶段的悲惨历史，向世人作彻底的述说，以警示后人不再重踏覆辙（原文如此）。相信这句话，同样也会深深刺痛，当年的每一个见证人的心。愿大家由此去书写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经历，尽量做到准确一些、客观一些、真实一些吧！
虽然一想起“文革”这一场群众运动，内心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面对两派群众，都说自己是最忠于毛主席的，都是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的！在他们的伟大的人格面前，我确实无意去作出任何的评判，也无需对任何人物评功摆好或者无情鞭挞，更不会哗众取宠、杜撰史实。
“文革”的发起和结束，根据官方的界定，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共计十年时间，这是根据政治经济的需要而划定的，这里也无需说明。可是我们这代人中，就有人提出了与之相悖的划分论据，他们认为“文革”应从“红卫兵”开始串联（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党的九大召开（一九六九年四月）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止，前后一共三年，这才是真正的“文革”运动。其主要依据在于：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前。大学停止了招生，连每年必须进行的征兵工作，也同时中断了。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年招兵两次，春季兵和冬季兵）才恢复征兵。到七十年代才恢复大专院校学的招生工作。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除了中央一级外，其余的省、市、县、区、公社，全国基本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所以他们认为“文革”的时间段应为：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开始，至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以及各地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
感慨归感慨。从辩证的角度看，凡事须一分为二。也许这是锻炼培养人们意志的一个过程，我作为这段“文革”历史的见证人，一个曾经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接见，第六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经过天安门广场的红色卫士，投身“文革”以后，参加过徒步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不管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不论人们对“文革”如何评价，本人还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角度，虽然无法纵观“文革”的全部过程与整体，只能从本人的家庭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这段昔日的往事如实奉献给社会，以警世后人！
内容简介：
六十年代中期，经过群众运用“四大”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发动起来了。但是，许多事情的发展轨迹背离了事情的初衷，完全出呼了人们的意外。本故事以清新的笔调和独特的视角，通过作者的家庭和社会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章既较客观公正反映了家庭和文革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也展现歌颂了大巴山人的勤劳、质朴、好客的精神风貌，以及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奉献精神。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幽默有趣、催人泪下。围绕值得敬仰父亲的故事展开，把作者自己融入这一场文革的大变革中。然而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失败，这并没有让他们彻底失望，相反他们运用智慧的力量，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变被动为主动，终于迈出了泥塘的沼泽地，走向了明媚的艳阳天。文革岁月的回忆，值得各位文学爱好者、当年有过同样经历的朋友一看，以帮助社会各界的人们来认识这场运动，并澄清有关的模糊认识。
（一）
见证童年，有诗为证：苦年依命忆湘乡，薯菜南瓜作主粮。父母离情悲痛泪，相依为命度时光。湖南老家的堂屋中，挂有一张颜色发黄的父亲的黑白照片。尽管岁月沧桑，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照片上身着戎装，严肃威猛的父亲仍然清晰可现，这是他在朝鲜 的珍藏留念，也是我小时候最早知道的父亲形象。
两岁那年我的父母亲离异，奶奶抚养把我一手拉扯大，失去母爱的我从此与孤独结缘，寂寞如同命运之神，伴随着我的人生。在我的记忆中，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年我八岁，因为连续三个多月吃着红薯、南瓜、红枣充饥，我的营养严重不良，早已饿得黄皮寡瘦，剩下的只有“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了，我十分渴望能够吃到一碗米饭，来改善一下烦躁的胃口。有一天，我把吃到嘴里的煮熟的红枣吐在了地上，叔叔顺手就给了我两个耳光，我一口气跑到泉井边，奶奶从后面跟着我后面跑，一面跑还一面大声喊着，“祥崽！我给你做米饭，你给我回家。”“我不想回家，我要找爸爸”。不论奶奶如何劝说，我就是不回去。我的小伙计也来凑热闹，窃窃的对我说，快到外面去找你当军官的爸爸，准能吃上那香喷喷的大米饭。崛犟不懂事的我和奶奶就这样僵持着，突然间奶奶给我跪下了，我立即抱着奶奶痛哭起来。奶奶安慰我把我拉回家，然后把铁皮茶叶盒里唯一剩下的二两米，做了小碗米饭给我，奶奶不说话看着我吃饭，我感到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父亲是随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志愿军部队回国的，我清楚记的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从部队回到家乡探亲，我喊爸爸以后，他把我抱起来亲了又亲，然后双手举的高高的，再放到脖子让我骑着走路，让我感受到有父爱是多么的幸福。
我的课堂作业多是一百分，又当的是班长，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从钱包里拿出来一张崭新的一元人民币，作为给我的鼓励。身上第一次有钱，我不知道放在那里合适，白天放到书包，晚上揣到怀中，两天后身上的钱不翼而飞，我难过的哭了起来，父亲对我说道：“钱丢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再给你嘛，你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在学校好好的读书，一定要为爸爸争光啊”。这是父亲头一回教育我。
一起回家乡还有我的继母，她是城里的小学教师，年龄比父亲小七岁，比我大十四岁，山东莱阳人，小时候跟随着父母亲闯关东，逃荒到了东北，后来定居在辽宁丹东市。她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奶奶的湘南方言口音也别有风味，天南海北的婆媳俩竟然无法交流沟通。
她笑着问我：“明祥，我说话你能能听的懂吗？”“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平时都说普通话”。“那你给奶奶当翻译好吗？”。我点了点头。“奶奶，她说喜欢说普通话”。奶奶很高兴：“说普通话好啊，祥崽，你也应该说普通话”。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就这样当起了家庭翻译，由于受到继母东北语音的影响，后来我的普通话也越说越标准，学校举行各项活动都要安排我发言和交流，很明显老师的意图是借此推广，学校开展说普通话的活动。
父亲临走时，特意给我戴上军帽，穿上新衣服、新鞋，同时又给我两元零花钱放到衣服兜里，我回到学校以后，同学们都十分羡慕我。有一天我正在和同学一起办黑板报，班主任王琼过来对我说：“看你穿的象个小地主，以后还会热爱劳动吗？”“劳动能够创造世界，我当然热爱劳动了”。“好！你回答的很不错嘛，现在你就去街道上给我买五包火柴”。说完仍给了我手上一角钱。
我到了就近的商店买了五盒火柴，随意取一包抽开，盒子里的火柴只装了一半，再看全都是一样，我想这样回去怎么交代，老师还认为我买糖果吃了呢，于是用自己的钱买了五盒，采取两合一的办法，回学校交给班主任。
第二天，数学老师给炉子点火时问班主任：“你买的火柴咋就装的那么满，你看我的这只有半盒，你是在那里买的啊？”班主任王琼说道：“是三班班长周明祥给买的”。数学老师说：“那我也叫他给我也买上十盒怎么样”。没有办法，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垫支两毛钱。直到老师后来知道原由，就不再让我买火柴了。
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随部队一批转业干部分配到陕西汉中，安排在地区交通系统的单位担任党委书记。他一人回到湖南老家，把我接到了陕南宁强的阳平关，以后我就读于宁强二中，一年后继母不愿意离开丹东，父亲和我就留在了陕南。
沉默寡言的我与父亲在一起极少语言沟通，这是因为他工作忙，我从小没有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少年时代的我赶上了这场“文革”，那时我已经上初中，学校停课时间已经很久。父亲无奈把我带到丹东，妹妹和弟弟们当然高兴，姥姥也高兴，他们不让我再回汉中，我心里也这么想，要是能够留下来，和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多好啊。
有一天晚上吃饭时，继母问我：“名祥，平时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立即回答：“喜欢绿色”。第一天她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来到了丹东第一百货公司，给我花三块钱买了一斤多绿色毛线，由于价格便宜，等外品毛线粗细不均，许多地方滚成球状。轮到给弟弟和妹妹买毛线，经过精心挑选，买的是十三块多钱的优质品。尽管我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是我的心里流泪了，第一次感觉到做人的不平等，继母后来把毛衣编织好交给我，我一次都没有穿，直到毁于一场大火。这件事，让我朦胧中产生以后不回丹东家的想法，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个月以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父亲终于同意我回到了宁强的阳平关。
蜀道古镇——阳平关，位置在宁强县城西北，地处巴山环绕青山绿水之中，是古今秦蜀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军事要塞，历代皆为战略要地。巍巍鸡公山紧倚其后，浩浩嘉陵江奔流于前。五十年代修建的宝成铁路从这里穿山越岭而过；七十年代初阳安铁路又以此地为起点直达安康。这里历来为川、陕、甘物资聚散的水旱码头，向来有“日有千夫拉纤，夜有万盏明灯”的民谣。舟渡嘉陵自古关，唯纤号子达平湾。屈身躬步名家隐，搏激豪情喊大山。”长在嘉陵江畔，我曾多次见到纤夫们拉船逆流而上，雄浑的号子声至今也难以忘怀。
阳平关三国时代称作阳安关，也叫关城。西通阴平，东控汉沔，为蜀汉北方的重要门户。站在阳平关隔嘉陵江向东北望去，一山突兀拔地而起，高约百余米，山顶平旷，气势雄浑，状如覆斗，这就是子龙山。据传，因为三国蜀汉名将赵子龙，曾在山上驻军而得名。冷兵器时代，站在山顶居高临下，远可俯瞰全关、山川屋宇、道路林木尽收眼底；近可控制江面，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真可谓一天然堡垒。建安二十三年（218）赵子龙随先主刘备，率部进军汉中征曹。建兴五年（227）赵子龙又随诸葛亮誓师北伐。蜀道险阻，大军必多取水路沿嘉陵江溯流而上，不论进陇南、战箕谷，这里都是赵子龙必经之地。故传子龙山是赵子龙安营扎寨的地方，也并非毫无依据。
六十年代中期，经过群众运用“四大”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发动起来了。但是，许多事情的发展轨迹背离了事情的初衷，完全出呼了人们的意外。本故事以清新的笔调和独特的视角，通过作者的家庭和社会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章既较客观公正反映了家庭和文革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也展现歌颂了大巴山人的勤劳、质朴、好客的精神风貌，以及当年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奉献精神。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幽默有趣、催人泪下。围绕值得敬仰父亲的故事展开，把作者自己融入这一场文革的大变革中。然而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失败，这并没有让他们彻底失望，相反他们运用智慧的力量，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变被动为主动，终于迈出了泥塘的沼泽地，走向了明媚的艳阳天。文革岁月的回忆，值得各位文学爱好者、当年有过同样经历的朋友一看，以帮助社会各界的人们来认识这场运动，并澄清有关的模糊认识。
（一）
见证童年，有诗为证：苦年依命忆湘乡，薯菜南瓜作主粮。父母离情悲痛泪，相依为命度时光。湖南老家的堂屋中，挂有一张颜色发黄的父亲的黑白照片。尽管岁月沧桑，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照片上身着戎装，严肃威猛的父亲仍然清晰可现，这是他在朝鲜 的珍藏留念，也是我小时候最早知道的父亲形象。
两岁那年我的父母亲离异，奶奶抚养把我一手拉扯大，失去母爱的我从此与孤独结缘，寂寞如同命运之神，伴随着我的人生。在我的记忆中，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年我八岁，因为连续三个多月吃着红薯、南瓜、红枣充饥，我的营养严重不良，早已饿得黄皮寡瘦，剩下的只有“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了，我十分渴望能够吃到一碗米饭，来改善一下烦躁的胃口。有一天，我把吃到嘴里的煮熟的红枣吐在了地上，叔叔顺手就给了我两个耳光，我一口气跑到泉井边，奶奶从后面跟着我后面跑，一面跑还一面大声喊着，“祥崽！我给你做米饭，你给我回家。”“我不想回家，我要找爸爸”。不论奶奶如何劝说，我就是不回去。我的小伙计也来凑热闹，窃窃的对我说，快到外面去找你当军官的爸爸，准能吃上那香喷喷的大米饭。崛犟不懂事的我和奶奶就这样僵持着，突然间奶奶给我跪下了，我立即抱着奶奶痛哭起来。奶奶安慰我把我拉回家，然后把铁皮茶叶盒里唯一剩下的二两米，做了小碗米饭给我，奶奶不说话看着我吃饭，我感到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父亲是随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志愿军部队回国的，我清楚记的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从部队回到家乡探亲，我喊爸爸以后，他把我抱起来亲了又亲，然后双手举的高高的，再放到脖子让我骑着走路，让我感受到有父爱是多么的幸福。
我的课堂作业多是一百分，又当的是班长，父亲脸上露出了笑容，从钱包里拿出来一张崭新的一元人民币，作为给我的鼓励。身上第一次有钱，我不知道放在那里合适，白天放到书包，晚上揣到怀中，两天后身上的钱不翼而飞，我难过的哭了起来，父亲对我说道：“钱丢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再给你嘛，你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在学校好好的读书，一定要为爸爸争光啊”。这是父亲头一回教育我。
一起回家乡还有我的继母，她是城里的小学教师，年龄比父亲小七岁，比我大十四岁，山东莱阳人，小时候跟随着父母亲闯关东，逃荒到了东北，后来定居在辽宁丹东市。她说起话来娓娓动听，奶奶的湘南方言口音也别有风味，天南海北的婆媳俩竟然无法交流沟通。
她笑着问我：“明祥，我说话你能能听的懂吗？”“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平时都说普通话”。“那你给奶奶当翻译好吗？”。我点了点头。“奶奶，她说喜欢说普通话”。奶奶很高兴：“说普通话好啊，祥崽，你也应该说普通话”。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就这样当起了家庭翻译，由于受到继母东北语音的影响，后来我的普通话也越说越标准，学校举行各项活动都要安排我发言和交流，很明显老师的意图是借此推广，学校开展说普通话的活动。
父亲临走时，特意给我戴上军帽，穿上新衣服、新鞋，同时又给我两元零花钱放到衣服兜里，我回到学校以后，同学们都十分羡慕我。有一天我正在和同学一起办黑板报，班主任王琼过来对我说：“看你穿的象个小地主，以后还会热爱劳动吗？”“劳动能够创造世界，我当然热爱劳动了”。“好！你回答的很不错嘛，现在你就去街道上给我买五包火柴”。说完仍给了我手上一角钱。
我到了就近的商店买了五盒火柴，随意取一包抽开，盒子里的火柴只装了一半，再看全都是一样，我想这样回去怎么交代，老师还认为我买糖果吃了呢，于是用自己的钱买了五盒，采取两合一的办法，回学校交给班主任。
第二天，数学老师给炉子点火时问班主任：“你买的火柴咋就装的那么满，你看我的这只有半盒，你是在那里买的啊？”班主任王琼说道：“是三班班长周明祥给买的”。数学老师说：“那我也叫他给我也买上十盒怎么样”。没有办法，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垫支两毛钱。直到老师后来知道原由，就不再让我买火柴了。
在我十一岁那年，父亲随部队一批转业干部分配到陕西汉中，安排在地区交通系统的单位担任党委书记。他一人回到湖南老家，把我接到了陕南宁强的阳平关，以后我就读于宁强二中，一年后继母不愿意离开丹东，父亲和我就留在了陕南。
沉默寡言的我与父亲在一起极少语言沟通，这是因为他工作忙，我从小没有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缘故。少年时代的我赶上了这场“文革”，那时我已经上初中，学校停课时间已经很久。父亲无奈把我带到丹东，妹妹和弟弟们当然高兴，姥姥也高兴，他们不让我再回汉中，我心里也这么想，要是能够留下来，和弟弟妹妹生活在一起多好啊。
有一天晚上吃饭时，继母问我：“名祥，平时你喜欢什么颜色”？我立即回答：“喜欢绿色”。第一天她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来到了丹东第一百货公司，给我花三块钱买了一斤多绿色毛线，由于价格便宜，等外品毛线粗细不均，许多地方滚成球状。轮到给弟弟和妹妹买毛线，经过精心挑选，买的是十三块多钱的优质品。尽管我嘴上什么也没说，可是我的心里流泪了，第一次感觉到做人的不平等，继母后来把毛衣编织好交给我，我一次都没有穿，直到毁于一场大火。这件事，让我朦胧中产生以后不回丹东家的想法，想找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个月以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父亲终于同意我回到了宁强的阳平关。
蜀道古镇——阳平关，位置在宁强县城西北，地处巴山环绕青山绿水之中，是古今秦蜀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军事要塞，历代皆为战略要地。巍巍鸡公山紧倚其后，浩浩嘉陵江奔流于前。五十年代修建的宝成铁路从这里穿山越岭而过；七十年代初阳安铁路又以此地为起点直达安康。这里历来为川、陕、甘物资聚散的水旱码头，向来有“日有千夫拉纤，夜有万盏明灯”的民谣。舟渡嘉陵自古关，唯纤号子达平湾。屈身躬步名家隐，搏激豪情喊大山。”长在嘉陵江畔，我曾多次见到纤夫们拉船逆流而上，雄浑的号子声至今也难以忘怀。
阳平关三国时代称作阳安关，也叫关城。西通阴平，东控汉沔，为蜀汉北方的重要门户。站在阳平关隔嘉陵江向东北望去，一山突兀拔地而起，高约百余米，山顶平旷，气势雄浑，状如覆斗，这就是子龙山。据传，因为三国蜀汉名将赵子龙，曾在山上驻军而得名。冷兵器时代，站在山顶居高临下，远可俯瞰全关、山川屋宇、道路林木尽收眼底；近可控制江面，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真可谓一天然堡垒。建安二十三年（218）赵子龙随先主刘备，率部进军汉中征曹。建兴五年（227）赵子龙又随诸葛亮誓师北伐。蜀道险阻，大军必多取水路沿嘉陵江溯流而上，不论进陇南、战箕谷，这里都是赵子龙必经之地。故传子龙山是赵子龙安营扎寨的地方，也并非毫无依据。
（二）
阳平关作为陕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交通十分便利。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阳平关火车站站台上红旗飘扬，一列客车专列停靠在站台一道，高音喇叭里反复传来《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革命歌曲，汉中地区教育系统选拔的学生“红五类”红卫兵近两千余人，他们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也幸运的当上了“红五类”性质的红卫兵，这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大的荣誉。
临上火车时，同学们都来送行，我看见同班女同学卓玉一个人站在站台的左边，离我大约近百米，她见我双手舞动起来。曾卓玉是个爱帮助别人的女孩，长的文静秀气，同学们都喜欢她，由于她平时爱管些闲事，也有人叫她“三班长”，她也是我们学校的一朵校花。我主动迎过去：“你来了，今天你去送别人好了，用不着管我”。
“你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也高兴，我是特意来为你送行的，这包里是我给你煮的鸡蛋，你在路上饿了吃的”。她的眼里含着泪花。
“我不要，你拿回去自己吃吧，以前你给我洗被子、衣服、鞋袜，帮助我辅导俄语，我特别感谢你，只是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来往了。”我眉头一皱，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失态。
“这又是为什么呢？”卓玉同学问道。我没有说出任何理由，头也不回的走开了。她家是“黑五类”成分，以前和她交往，只是有些闲言碎语，我并不计较什么。她平时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可是有个别同学竟然说我什么：“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将来准打败战”。这让我感到十分难堪，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突然绷了起来，以后我也不敢和卓玉同学说话了。
父亲刚开始，特别支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他也赶来火车站送我，并反复叮嘱我再三：“大城市人多车多、注意自身的安全”。临走又多给我五十元钱。
火车已经启动，同学们震耳欲聋的高喊：“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再见！”我把头伸出窗外，不停的喊：“同学们再见！”猛然抬头一看，卓玉嘴上喊着，双手举的很高、跳跃起来，她激动的又看见我了，我竟然没有表示，把头缩回了车厢，然后又伸出窗外看她，这时我见她把头埋的很低，恨不得能够钻到地底下，我严重伤害了她对我的感情，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靠在车厢座椅上想起父亲，上个月因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几只碗，父亲打骂的情景，我生气了两天没有回家，是卓玉和万敏同学给我送来吃的。第三天早晨，父亲就来学校找我，他手里拿个新提包，包里装有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核桃馍，还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前几天，爸爸打了你是不对的。平时因为工作忙，我也没有照顾好你，你还会原谅爸爸的冒失吗？”我表面上没有回答，心理可高兴了。“提包、笔记本你要保管好啊，以后你有了心得体会，就要记在日记本里”。父亲说完匆匆离去，他的一番话还是令我十分感动。
也许我和卓玉同学之间的缘分已尽，想不到这一次与曾卓玉同学分手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
十一月三日下午三时左右，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广场上的红卫兵十五人为一排，一排挨着一排往前涌动。人山人海的红卫兵看见了毛主席，激动的不忍离去，大家不停的喊：“毛主席万岁！”，我的嗓子喊哑了，这时候，广播里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接见你们，已经站立八、九个小时，身体已经疲倦了。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吗？”“热爱毛主席！”广场上红卫兵回答的震天动地。“你们既然热爱毛主席，那就赶快往前走！赶快往前走！！”我们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天安门广场。
回到学校我向同学们报告了这一喜讯，并积极组织好革命大串联，协助学校组织成立炮声隆造反兵团，参加汉中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宣传工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些红卫兵组织竟然接管了《汉中日报》报社等单位，每天大喇叭上街广播红卫兵司令部的通知、通告、勒令。我的任务，是每天负责发行《红卫兵战报》，开始每份报纸准收二分钱，后来顶头司令通知我们，停止了报刊的收费。
“陕工大、西工大，两个工大爱打架”。由于这两个大学对待汉中统、临派和联、新派的观点不尽相同，经常要组织一些大辩论，白天我要忙于工作，晚上我就去听他们的演讲、辩论，每天晚上我都听的仔细，回到工人俱乐部（司令部）已经很晚，有一天早晨我掏钱买饭吃，才知道自己身上仅有的三十元生活费被小偷掏了包。身上没有了钱，第二天我只有去找金月德同学，他帮我顺便搭了个货车回到了阳平关。
第一次与同学们走向大街破“四旧”，有个叫汤松韬的同学展露头角，他能够背诵很多条毛主 ，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现的胸有成竹，他命令所有的商店的老板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那些画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资、修图案的商品统统销毁，以后这些商品不得重新再上货架，否则按对抗无产阶级造反派论处。我看到这些商品即将焚毁，心理很是惋惜。
这年的冬天，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徒步革命大串联，同学金月德、鲁久林、任长林和女同学赵苹源等十五人，从阳平关徒步走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走到路上打电话给我的父亲，要求我一起参加他们的徒步串联小分队，父亲答应了他们，他赞同我去进行革命的大串联，并给了我路上足够花销的费用。我乘汽车一直到汉中才追上了他们，第二天经过城固，进入洋县境内，就要准备翻越秦岭大山了，我们谁也不敢大意，去请教附近的农家，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山里气候寒冷，滴水成冰，长途跋涉必须配备棉衣、棉裤，棉鞋和皮帽，出发前每人最好喝点酒暖和下身子”。同学们带的钱不多，每人只买了双棉鞋和两斤白酒。
我们一大早就匆匆出发了，一路踏着积雪向秦岭挺进，晚上到了华阳镇宿营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带的被子根本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然后大家找来柴禾点燃起来，大火把山洞里照的通亮。于是大家唱起歌跳起舞来，我还朗诵了自己即兴写的《开始我们新的长征》的诗词，如同参加一场篝火晚会，忘记了第二天的艰辛路程。女同学赵苹源等已经和别的小分队走了，我们开始畅快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都东倒西歪了，久林同学更是兴奋的无法控制，他竟然把自己带的几十元人民币扔到明火堆里，是金月德同学眼明手快，从火中把钱夺了回来。
秦岭的深山老林，冬天里也风光无限，山涧的清泉涌流，小河里流淌的泉水清澈见底，没有一丝的污染。我们置身茂密的丛林，苍松蔽日，峡谷清幽，懒散的太阳投进来一点点阳光，大片的灌木林经过雪雾的洗礼，显得充满生机更加葱郁，参天的大树一人无法抱住，也许是鹤立鸡群，充足的阳光让树枝格外舒展，掉下来的雪花砸在头上，让我感到有着无比的幸运和快感。
这里是秦岭腹地，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迎着寒风飞雪，踏着枯枝萎叶，我们小心翼翼的通过荆棘丛林小道，偶尔遇见觅食的山鸡发出鸣叫，它们似乎不欢迎我们进入它的领地，打扰了它们正常的生活。
我们按照路标提醒的指示牌继续前进，白天必须走完一百二十里的路程，否则大家就得在野外宿营。当我们走出最后一个兵站（兵站之间相距四十里），大家高兴的跳了起来，欢呼我们取得的初战胜利。
我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次徒步翻越秦岭亲近自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往经常犯头疼脑热的毛病，一路走来如神秘的“山神”清洗过头脑一般，直到今天也没有头疼脑热现象，每当回想起来令我对秦岭肃然起敬。
翻过秦岭大山，到了八百里秦川的第一站——周至红卫兵接待站，这里一碗清水白菜没有油花，加上两个冷冰的馒头，也许肚子这时很需要，我们还是吃的津津有味，而四川来的徒步小分队比我们先期到达，他们却顾不上吃饭到处贴标语。并对我们说：“接待站如果生活太差，你们照样可以炮轰他们”。原来他们对本站的接待工作很不满意，到处贴上了“刁难红卫兵，没有好下场”的标语。
在西安休息了十余天，我们去“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手握毛主 的相片，这张照片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纪念品，直到现在我一直珍藏着。大家虽然还是不想走可是也得走，经过高陵走到富平在接待站住了下来，这里和周至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也贴出了大字报“富平接待站，实名刁难站”。
接待站有条规定，每个红卫兵在接待站可以借五元钱、五斤粮票，我因不缺这些，金月德同学每次就连我的一起借领双份，每到一个地方同学们都这样“借”钱吃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也没有让这些红卫兵归还。
过宜君、跨黄陵直达洛川，陕北气候异常寒冷，我们早上起来赶路程，同学们的眉毛上都冻的掉起白色的冰凌，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已经无法抵挡刺骨的寒流。为了帮助红卫兵渡过寒冬，接待站的同志作了精心的准备。我们只需在接待站打个借条，从这个窗口递进去，那边的窗口就会出来几套棉衣、棉裤，我们拿起来一看，其中有三套红绿色的，我们又从窗口仍了进去，那边窗口又出来三套黑颜色的。我们学着陕北农民的模样，找了根绳子把大挡裤捆起来，穿在身上确实暖和了许多，可是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如果还想跑动，就得担心裤子会掉下来。
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经过二十五天艰辛的跋涉，行程达八百余公里，我们终于走进了革命圣地——延安。延河边宝塔山下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参观枣园、扬家岭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时，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展览馆里望着毛主席的那匹白马，联想到保卫延安的殊死战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革命圣地——延安让我们接受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
阳平关作为陕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交通十分便利。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阳平关火车站站台上红旗飘扬，一列客车专列停靠在站台一道，高音喇叭里反复传来《草原上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革命歌曲，汉中地区教育系统选拔的学生“红五类”红卫兵近两千余人，他们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也幸运的当上了“红五类”性质的红卫兵，这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大的荣誉。
临上火车时，同学们都来送行，我看见同班女同学卓玉一个人站在站台的左边，离我大约近百米，她见我双手舞动起来。曾卓玉是个爱帮助别人的女孩，长的文静秀气，同学们都喜欢她，由于她平时爱管些闲事，也有人叫她“三班长”，她也是我们学校的一朵校花。我主动迎过去：“你来了，今天你去送别人好了，用不着管我”。
“你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也高兴，我是特意来为你送行的，这包里是我给你煮的鸡蛋，你在路上饿了吃的”。她的眼里含着泪花。
“我不要，你拿回去自己吃吧，以前你给我洗被子、衣服、鞋袜，帮助我辅导俄语，我特别感谢你，只是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来往了。”我眉头一皱，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失态。
“这又是为什么呢？”卓玉同学问道。我没有说出任何理由，头也不回的走开了。她家是“黑五类”成分，以前和她交往，只是有些闲言碎语，我并不计较什么。她平时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可是有个别同学竟然说我什么：“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将来准打败战”。这让我感到十分难堪，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突然绷了起来，以后我也不敢和卓玉同学说话了。
父亲刚开始，特别支持我参加红卫兵运动，他也赶来火车站送我，并反复叮嘱我再三：“大城市人多车多、注意自身的安全”。临走又多给我五十元钱。
火车已经启动，同学们震耳欲聋的高喊：“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再见！”我把头伸出窗外，不停的喊：“同学们再见！”猛然抬头一看，卓玉嘴上喊着，双手举的很高、跳跃起来，她激动的又看见我了，我竟然没有表示，把头缩回了车厢，然后又伸出窗外看她，这时我见她把头埋的很低，恨不得能够钻到地底下，我严重伤害了她对我的感情，可是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靠在车厢座椅上想起父亲，上个月因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几只碗，父亲打骂的情景，我生气了两天没有回家，是卓玉和万敏同学给我送来吃的。第三天早晨，父亲就来学校找我，他手里拿个新提包，包里装有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核桃馍，还有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前几天，爸爸打了你是不对的。平时因为工作忙，我也没有照顾好你，你还会原谅爸爸的冒失吗？”我表面上没有回答，心理可高兴了。“提包、笔记本你要保管好啊，以后你有了心得体会，就要记在日记本里”。父亲说完匆匆离去，他的一番话还是令我十分感动。
也许我和卓玉同学之间的缘分已尽，想不到这一次与曾卓玉同学分手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
十一月三日下午三时左右，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广场上的红卫兵十五人为一排，一排挨着一排往前涌动。人山人海的红卫兵看见了毛主席，激动的不忍离去，大家不停的喊：“毛主席万岁！”，我的嗓子喊哑了，这时候，广播里传来敬爱的周总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接见你们，已经站立八、九个小时，身体已经疲倦了。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吗？”“热爱毛主席！”广场上红卫兵回答的震天动地。“你们既然热爱毛主席，那就赶快往前走！赶快往前走！！”我们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天安门广场。
回到学校我向同学们报告了这一喜讯，并积极组织好革命大串联，协助学校组织成立炮声隆造反兵团，参加汉中地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宣传工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这些红卫兵组织竟然接管了《汉中日报》报社等单位，每天大喇叭上街广播红卫兵司令部的通知、通告、勒令。我的任务，是每天负责发行《红卫兵战报》，开始每份报纸准收二分钱，后来顶头司令通知我们，停止了报刊的收费。
“陕工大、西工大，两个工大爱打架”。由于这两个大学对待汉中统、临派和联、新派的观点不尽相同，经常要组织一些大辩论，白天我要忙于工作，晚上我就去听他们的演讲、辩论，每天晚上我都听的仔细，回到工人俱乐部（司令部）已经很晚，有一天早晨我掏钱买饭吃，才知道自己身上仅有的三十元生活费被小偷掏了包。身上没有了钱，第二天我只有去找金月德同学，他帮我顺便搭了个货车回到了阳平关。
第一次与同学们走向大街破“四旧”，有个叫汤松韬的同学展露头角，他能够背诵很多条毛主 ，说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表现的胸有成竹，他命令所有的商店的老板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把那些画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资、修图案的商品统统销毁，以后这些商品不得重新再上货架，否则按对抗无产阶级造反派论处。我看到这些商品即将焚毁，心理很是惋惜。
这年的冬天，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徒步革命大串联，同学金月德、鲁久林、任长林和女同学赵苹源等十五人，从阳平关徒步走到革命圣地——延安，他们走到路上打电话给我的父亲，要求我一起参加他们的徒步串联小分队，父亲答应了他们，他赞同我去进行革命的大串联，并给了我路上足够花销的费用。我乘汽车一直到汉中才追上了他们，第二天经过城固，进入洋县境内，就要准备翻越秦岭大山了，我们谁也不敢大意，去请教附近的农家，当地农民告诉我们：“山里气候寒冷，滴水成冰，长途跋涉必须配备棉衣、棉裤，棉鞋和皮帽，出发前每人最好喝点酒暖和下身子”。同学们带的钱不多，每人只买了双棉鞋和两斤白酒。
我们一大早就匆匆出发了，一路踏着积雪向秦岭挺进，晚上到了华阳镇宿营在一个山洞里，我们带的被子根本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然后大家找来柴禾点燃起来，大火把山洞里照的通亮。于是大家唱起歌跳起舞来，我还朗诵了自己即兴写的《开始我们新的长征》的诗词，如同参加一场篝火晚会，忘记了第二天的艰辛路程。女同学赵苹源等已经和别的小分队走了，我们开始畅快喝酒，不到一个钟头，大家都东倒西歪了，久林同学更是兴奋的无法控制，他竟然把自己带的几十元人民币扔到明火堆里，是金月德同学眼明手快，从火中把钱夺了回来。
秦岭的深山老林，冬天里也风光无限，山涧的清泉涌流，小河里流淌的泉水清澈见底，没有一丝的污染。我们置身茂密的丛林，苍松蔽日，峡谷清幽，懒散的太阳投进来一点点阳光，大片的灌木林经过雪雾的洗礼，显得充满生机更加葱郁，参天的大树一人无法抱住，也许是鹤立鸡群，充足的阳光让树枝格外舒展，掉下来的雪花砸在头上，让我感到有着无比的幸运和快感。
这里是秦岭腹地，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迎着寒风飞雪，踏着枯枝萎叶，我们小心翼翼的通过荆棘丛林小道，偶尔遇见觅食的山鸡发出鸣叫，它们似乎不欢迎我们进入它的领地，打扰了它们正常的生活。
我们按照路标提醒的指示牌继续前进，白天必须走完一百二十里的路程，否则大家就得在野外宿营。当我们走出最后一个兵站（兵站之间相距四十里），大家高兴的跳了起来，欢呼我们取得的初战胜利。
我始终保持愉快的心情，这次徒步翻越秦岭亲近自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往经常犯头疼脑热的毛病，一路走来如神秘的“山神”清洗过头脑一般，直到今天也没有头疼脑热现象，每当回想起来令我对秦岭肃然起敬。
翻过秦岭大山，到了八百里秦川的第一站——周至红卫兵接待站，这里一碗清水白菜没有油花，加上两个冷冰的馒头，也许肚子这时很需要，我们还是吃的津津有味，而四川来的徒步小分队比我们先期到达，他们却顾不上吃饭到处贴标语。并对我们说：“接待站如果生活太差，你们照样可以炮轰他们”。原来他们对本站的接待工作很不满意，到处贴上了“刁难红卫兵，没有好下场”的标语。
在西安休息了十余天，我们去“钟楼”照相馆，照了一张手握毛主 的相片，这张照片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纪念品，直到现在我一直珍藏着。大家虽然还是不想走可是也得走，经过高陵走到富平在接待站住了下来，这里和周至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也贴出了大字报“富平接待站，实名刁难站”。
接待站有条规定，每个红卫兵在接待站可以借五元钱、五斤粮票，我因不缺这些，金月德同学每次就连我的一起借领双份，每到一个地方同学们都这样“借”钱吃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也没有让这些红卫兵归还。
过宜君、跨黄陵直达洛川，陕北气候异常寒冷，我们早上起来赶路程，同学们的眉毛上都冻的掉起白色的冰凌，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已经无法抵挡刺骨的寒流。为了帮助红卫兵渡过寒冬，接待站的同志作了精心的准备。我们只需在接待站打个借条，从这个窗口递进去，那边的窗口就会出来几套棉衣、棉裤，我们拿起来一看，其中有三套红绿色的，我们又从窗口仍了进去，那边窗口又出来三套黑颜色的。我们学着陕北农民的模样，找了根绳子把大挡裤捆起来，穿在身上确实暖和了许多，可是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如果还想跑动，就得担心裤子会掉下来。
沿着红军走过的道路，经过二十五天艰辛的跋涉，行程达八百余公里，我们终于走进了革命圣地——延安。延河边宝塔山下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参观枣园、扬家岭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时，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展览馆里望着毛主席的那匹白马，联想到保卫延安的殊死战斗，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革命圣地——延安让我们接受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
（三）
延安的红卫兵接待站里，每天大筐大盆煮熟的小米饭无人问津，我们每天只是喝上一碗小米稀饭就走。我们这些从小吃大米长大的孩子，只有跑到街道上的国营食堂，再吃上一碗面条（无米饭供应）。返回汉中时，我们实在不想再走路了，可是接待站不给我们安排返程的汽车，经我们多次交涉没有达成协议，我们无奈只有花钱买了车票，坐上了开往铜川的卡车回家 (无客车)，在这滴水成冰寒冷的冬季，运行了近九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的身体已经冻僵，身体麻木的几乎不能动弹，我的双脚迈不出步伐 ，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我们继续赶路，回到了学校。
“文革”中两派进入文攻武卫相持阶段，造反兵团汤司令提出要弄上几条枪，他们先到阳平关镇派出所卸了所长的枪，过了两天他高兴的告诉我：“大前天，我们去了十几号人，把派出所洗了，安所长的枪我也给他下了”。说完汤司令亮了亮手中的这把“五四”书枪。“怎么，他们会如此懂规矩？”我心里想，这也太容易了吧。“那有那么轻松的事，我们是深更半夜去的，所里只有值班人员，我们把安所长从铺上一把给掳了起来，我问他，我们之间是要文斗，还是要武斗”。他巴拉巴拉眼睛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夜闯民宅，这可是犯上作乱啊。”“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们白天就想来，晚上来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这枪是给还是不给？”“我的枪想交给你们也不行了，昨天刚刚上缴”。“那好，如果我们搜出来那怎么办？那就休怪我不客气，搜！这样我们很快得到了这支手枪”。
汤司令今天显得特别兴奋，他对万林、月德、久林、新桦还有我说道：“孟子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需要主动出击。”他又提出：“我们要到附近的公社武装部去弄上几条枪，以壮大我们自己的队伍”。由于我的普通话说的好，分配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提问审讯枪支的去处。我们后半夜窜到大长沟公社，同学们把武装干部抓起来，捆绑在水泥杆上，寒风中我看他浑身颤抖，我迅速从他的办公室拿来了大衣给他穿上，由于这位坚强的武装干部，始终抱着“你就是打死我，我什么也不说”的态度，怎么盘问他就是不开口说话，有的同学着急了说道：“留下他也没有什么用，干脆把他仍到河里算了。”我解围说：“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做六的话，恐怕问题的性质就变化了，以后谁敢来承担这等责任！”大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他松绑了，我们的第一次抢枪行动归于失败。
第二次同学们总结上次失败的教训，经过周密细致的侦察，汤司令始终相信，大坪民兵连有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武器，因为该民兵连一直是县、地区的先进民兵组织，武器装备齐全。可是民兵连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如果一旦计划不慎，就有鸡飞蛋打的危险，参加这次行动一共有五十余人，配置了八条步枪，安排了三辆汽车，来配合这次行动，白天进行各项准备并预测天气，同时也对车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晚上临出发时，才给我交代任务，主要是负责车上的守卫工作，随时准备接应，包括对负伤人员的护理。
我们的三辆车停靠在村公路的山坳里，深更半夜他们下了车，摸着黑往前行进，十分钟之后，远处传来农家的鸡犬声，随着村户间鸡犬声急噪的叫唤，我一看钟表，他们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我为他们默默祈祷，保佑早些平安归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东方已经微微的泛白，我是心跳的越来越快。
这时有人提着枪跑了过来，他一上车把枪放下对我说道：“不好了，民兵们发现我们了，就看伙计们撤离的速度快不快”。前后还不到五分钟，同学们都先后赶回来了，看到他们一个个上车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我也放心了。
“砰”“砰”的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汤司令大声喊道：“民兵连的大队人马已经追上我们了，赶快发动车！”可这时有辆车就是发动不起来，汤司令急了：“小周和小王陪同司机留下，其他人和我一起赶快走，开车！”
汤司令带着他们走了，民兵的枪声越来越近，他们边追边喊“抓土匪、抓强盗啊！”我焦急的在车箱里直跺脚，车顶棚上“嗖嗖”的流弹声不停从头上飞过。
“快！快！快啊！”我顾不上司机地白眼，一遍一遍地催促着。车还是一动也不动，安静的卧在沟坳里，我顿觉如坠深渊、眼前发黑的闭起了眼睛，等待命运死神的到来。
突然车轰隆隆的点燃起来，发动机轰鸣着冒出浓浓的烟雾，车即如同射出之箭，呼啸而去。
延安的红卫兵接待站里，每天大筐大盆煮熟的小米饭无人问津，我们每天只是喝上一碗小米稀饭就走。我们这些从小吃大米长大的孩子，只有跑到街道上的国营食堂，再吃上一碗面条（无米饭供应）。返回汉中时，我们实在不想再走路了，可是接待站不给我们安排返程的汽车，经我们多次交涉没有达成协议，我们无奈只有花钱买了车票，坐上了开往铜川的卡车回家 (无客车)，在这滴水成冰寒冷的冬季，运行了近九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的身体已经冻僵，身体麻木的几乎不能动弹，我的双脚迈不出步伐 ，直到第二天才缓过神来，我们继续赶路，回到了学校。
“文革”中两派进入文攻武卫相持阶段，造反兵团汤司令提出要弄上几条枪，他们先到阳平关镇派出所卸了所长的枪，过了两天他高兴的告诉我：“大前天，我们去了十几号人，把派出所洗了，安所长的枪我也给他下了”。说完汤司令亮了亮手中的这把“五四”书枪。“怎么，他们会如此懂规矩？”我心里想，这也太容易了吧。“那有那么轻松的事，我们是深更半夜去的，所里只有值班人员，我们把安所长从铺上一把给掳了起来，我问他，我们之间是要文斗，还是要武斗”。他巴拉巴拉眼睛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夜闯民宅，这可是犯上作乱啊。”“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们白天就想来，晚上来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这枪是给还是不给？”“我的枪想交给你们也不行了，昨天刚刚上缴”。“那好，如果我们搜出来那怎么办？那就休怪我不客气，搜！这样我们很快得到了这支手枪”。
汤司令今天显得特别兴奋，他对万林、月德、久林、新桦还有我说道：“孟子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不能够坐以待毙，需要主动出击。”他又提出：“我们要到附近的公社武装部去弄上几条枪，以壮大我们自己的队伍”。由于我的普通话说的好，分配的具体任务是，负责提问审讯枪支的去处。我们后半夜窜到大长沟公社，同学们把武装干部抓起来，捆绑在水泥杆上，寒风中我看他浑身颤抖，我迅速从他的办公室拿来了大衣给他穿上，由于这位坚强的武装干部，始终抱着“你就是打死我，我什么也不说”的态度，怎么盘问他就是不开口说话，有的同学着急了说道：“留下他也没有什么用，干脆把他仍到河里算了。”我解围说：“如果今天我们这样做六的话，恐怕问题的性质就变化了，以后谁敢来承担这等责任！”大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把他松绑了，我们的第一次抢枪行动归于失败。
第二次同学们总结上次失败的教训，经过周密细致的侦察，汤司令始终相信，大坪民兵连有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武器，因为该民兵连一直是县、地区的先进民兵组织，武器装备齐全。可是民兵连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如果一旦计划不慎，就有鸡飞蛋打的危险，参加这次行动一共有五十余人，配置了八条步枪，安排了三辆汽车，来配合这次行动，白天进行各项准备并预测天气，同时也对车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晚上临出发时，才给我交代任务，主要是负责车上的守卫工作，随时准备接应，包括对负伤人员的护理。
我们的三辆车停靠在村公路的山坳里，深更半夜他们下了车，摸着黑往前行进，十分钟之后，远处传来农家的鸡犬声，随着村户间鸡犬声急噪的叫唤，我一看钟表，他们已经去了一个多小时，我为他们默默祈祷，保佑早些平安归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东方已经微微的泛白，我是心跳的越来越快。
这时有人提着枪跑了过来，他一上车把枪放下对我说道：“不好了，民兵们发现我们了，就看伙计们撤离的速度快不快”。前后还不到五分钟，同学们都先后赶回来了，看到他们一个个上车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我也放心了。
“砰”“砰”的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汤司令大声喊道：“民兵连的大队人马已经追上我们了，赶快发动车！”可这时有辆车就是发动不起来，汤司令急了：“小周和小王陪同司机留下，其他人和我一起赶快走，开车！”
汤司令带着他们走了，民兵的枪声越来越近，他们边追边喊“抓土匪、抓强盗啊！”我焦急的在车箱里直跺脚，车顶棚上“嗖嗖”的流弹声不停从头上飞过。
“快！快！快啊！”我顾不上司机地白眼，一遍一遍地催促着。车还是一动也不动，安静的卧在沟坳里，我顿觉如坠深渊、眼前发黑的闭起了眼睛，等待命运死神的到来。
突然车轰隆隆的点燃起来，发动机轰鸣着冒出浓浓的烟雾，车即如同射出之箭，呼啸而去。
（四）
终于化险为夷躲过一场灾难，第二天回到家里，也许受到风寒和惊吓的原故，身体很不适应起来，白天咳嗽、晚上发烧冒汗，父亲把我送到医院。
我只有把发病的真实原因隐瞒起来，父亲似乎有所察觉。几次问我最近发生的抢枪之事，同时表明他的态度，反对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他说：“如果人们容忍这样胡闹，任何人都可以带枪，那社会还有什么安宁可言。”他说的话我只能表示沉默，父亲曾是部队的英雄，他给我讲起在部队的故事；父亲和他的表弟一同去朝鲜参战，在敌机的一次狂轰乱炸中表弟牺牲了，他感到十分的悲痛。后来经过几次大小战斗，就逐步懂得如何隐蔽自己、消灭敌人。父亲语重心长的说：“明祥啊，人的一生要经受许多的磨难，这样才能锻炼出人的意志和品质，在以后人生道路上变的坚强。”
同学李万敏带着烤熟的红苕来看我，通报学校的最新消息。万敏告诉我说：“最近感到身体很是不舒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去地区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父亲固守着传统，有忠厚的仁爱之心，我多次与父亲同行，即使走在汉中的大街上，看见有骂人打架现象，他都会走上前去大声喝斥，进行说服教育、劝阻制止。如果职工和朋友有了困难，他会想方设法尽力帮助。万敏家住在阳平关镇街道的下街，其家父在中街开了个“三八食堂”，其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全家糊口。我把万敏身体有病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同意我陪同学去四川广元医院检查治疗。临出发前父亲要求我们一起乘坐火车，可是万敏同学坚决不同意，说要买火车票那还得花钱，我说车票的费用由我来掏，万敏还是不同意。当天晚上我俩扒乘铁路的货车，到了广元车站一下车，就被公安人员带到了审讯室，身上仔细搜查一遍，只是没有发现可疑物。后来打电话到我父亲单位询问，当得知有此人才将我俩放行，以后我才知道，车站当晚发生盗窃案件的时间，刚好与我俩下车的时间相吻合。
我们去地区医院看了医生，万敏做了身体检查，医生告诉了他：“病情严重，通知你的家人，住院治疗。”并催促即刻住进医院。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让他转告万敏的家里。万敏说：“家里拿不出钱来看病”。说什么都不同意住院，我告诉他：“我们临走前，我已经给父亲说明了情况，父亲已经答应给你借些钱来治病，你就放宽心吧”。万敏还是坚持要回家，以后他也不再去医院，也没有接受任何方式的治疗。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催我去看望万敏同学，这时已骨瘦如柴、咽咽一息的他，只能够睁着发直的眼睛，张开嘴巴望着我颤动，他已经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了。万敏的母亲说道：“感谢你平时对万敏的关心和帮助”。说完要还给我的借款和衣服等物品。万敏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平时总是帮助我，平时我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如此的场面，我感情上如何能够接受？他们的话让我的心理反而更加难过，让我哭的更加伤心。他的病情发展到这样，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为什么？不早点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是你们把他的病给耽误了啊”我哭诉着。他的大哥流着泪哽咽的摇头：“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已经不行了”。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痛心的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可万敏这孩子，怎么就把自己的命不当命啊。”
三天以后，年龄还不满十五岁的万敏同学，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亲人、学校和同学们。万敏的离开使我失去了一个贴心的好朋友，让我感到心痛的生活滋味越来越枯涩。
学校里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我与父亲商量提出住在学校，父亲同意了。我和金月德同学住在一个房间，他提出我们自己开伙食，这样还可以节约些开支。我们十分高兴买回来米、面，还买来了食用油、蔬菜等，花了我的近二十元钱。他做的第一顿饭味道还不错，可是第二顿饭只有一碗米饭，把辣椒剁碎泡上酱油就是菜，以后他再也不自己做饭。
一天月德同学拿了枚手榴弹，在学校水泥乒乓球台上使劲狠砸，我要求离开可他说：“昨天试验都不响，今天没有什么事的”。说完继续不停的砸（引信受潮），直到把木头握柄取出，中间炸药掏空，然后把剩下的金属外壳仍在了床底下。
我俩一起去找汤司令，还未走近他的卧室，只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同学李新双手抱着左脚摇晃着走来，他的脸色铁青、眼里含着泪水，疼痛的哇、哇大叫起来。大家赶快把他送到了医院。原来是和军到汤司令的卧室，汤这段时间以来体力透支，需要休息，和军就从枕头边取了司令的“二把盒子”玩耍起来，他不知道子弹已经上堂，对准门口一扣板机，于是发生刚才的那一幕。万幸的是子弹只伤及了皮肉。
汤司令让我们发一个通知，把街道上的“五类分子”安排一起训话。于是我找了笔墨和纸张，发出造反兵团的勒令。第二天“五类分子”大约六十余人排好队等待训话。汤司令没有来，他们让我先说，我看他们年龄比我的父亲大，我只是点了他们的名字，要求他们必须做到服从命令，今后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动作必须雷厉风行。这时人称“猪头”的同学汉岭过来，队伍站立的队形不整齐，他上去就踢人家的屁股，不知道谁说了句：“不要打人嘛”。汉岭大声吼道：“我让你还敢顶嘴”。这家伙泖足了虎劲，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拳脚功夫，直打这人眼睛发直、口角流血、满地找牙。他连续殴打了七人仍不过瘾，看样子还要继续发泄下去，这种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我谎称汤司令现在找汉岭回去，这才勉了他们的皮肉之苦，汉岭一走我马上宣布“如果没有新的通知，你们不用再来学校”。
没有半个月传来了消息，“五类”分子中的三人，因忍受不了运动中的折磨和痛苦，有的跳了河，有的悬梁自尽，这多少让我感觉到了人世间生活的恐惧。
这年夏天嘉陵江上游发了大水，家住在火车站旁的同学慧民、明星等，一同去学校领取通知书，河水已经漫到江边的芦苇荡，平时的渡船停开了，如果我们绕行的话，必须多走三公里路，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踩水过河去，不绕大桥走近路”。于是我们七名同学把衣服全部脱了捆在头上，互相拉着手，踩着石头过河，踩到河流中心大水已经过了我的头顶，一阵风浪压过来，我们大家都被冲散了，岸边的居民看见学生有危险，对着我们大声喊叫着：“抓紧过河，水在继续涨勒”。我被风浪冲走一公里以外，捆绑的衣服早已渗透，这时也顾不上什么，心理只有一个念头，全力拼命的往岸上游。又一个波浪打来，我顺着推力移动到岸边。
我爬起来一看，同学们都不在身边，原来他们游泳技术比我好，已经上岸到了学校。我傻糊糊的呆在这里，一条小河与嘉陵江在这里汇合，周围被历年的洪水冲刷成一块小平川，嘉陵江河道里水流滩急，形成了大旋涡的水流让我无比恐惧，这时感到十分孤单无助的我，匆忙穿上湿漉漉的衣服赶回到学校。
有人说我是被河下游的人救起来的，并且把这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见我就左右开弓，给了几个耳光，打的我眼眶直冒金星。我也学的坚强了，始终不说一句话，父亲确实生气：“水、火不留情，你在老家下河游泳让奶奶操心流泪，现在又让我为你操心，难道你没长个记性？”“以后我让你还去下河，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父亲的手几次举起来，然后又放下。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永志不忘的一件事，那是在湖南桂阳老家，那年我九岁，与同学周克华回家的路上，天气炎热，我提出下水塘去洗个澡，这个水塘是当年兴修水利刚落成蓄满水的，水塘里一个台阶比一个台阶大约深半米左右，我迫不及待脱了衣服，“扑通”就跳了下去，克华还在岸上脱衣服，我狗刨似的还没有划几下，就掉下了第二个台阶，由于不会游泳，这时只有一个劲的往肚里灌水，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又沉了下去，我已经深感绝望，知道自己不行了，可我的心理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克华，只有你，赶快来救我”。这时感到屁股被人顶了起来，我顺着推力上了第一个台阶，准备再爬上岸。回头一看克华同学正在水里挣扎，他和我一样不会游泳。我着急的不知道如何才好，下去吧肯定一样的命运，俩都上不来了，不下去拉他吧，我又于心不忍，这时我心中有个强烈的渴望，我需要有一根竹竿，那怕是很细的其他条子也行。我急匆匆跳上岸两眼搜索起来，果然看见有一根近二米长的小竹竿，我拿起来高兴的三步并两步急忙跳下水，迅速的把救命的竹竿塞到克华的手上，克华摸到竹杆被我使劲拉了上来，上岸后我俩痛哭一场。
这一次挨了父亲的打以后，让我这辈子完全彻底的有了记性，任何时候都不敢贸然下河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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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化险为夷躲过一场灾难，第二天回到家里，也许受到风寒和惊吓的原故，身体很不适应起来，白天咳嗽、晚上发烧冒汗，父亲把我送到医院。
我只有把发病的真实原因隐瞒起来，父亲似乎有所察觉。几次问我最近发生的抢枪之事，同时表明他的态度，反对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他说：“如果人们容忍这样胡闹，任何人都可以带枪，那社会还有什么安宁可言。”他说的话我只能表示沉默，父亲曾是部队的英雄，他给我讲起在部队的故事；父亲和他的表弟一同去朝鲜参战，在敌机的一次狂轰乱炸中表弟牺牲了，他感到十分的悲痛。后来经过几次大小战斗，就逐步懂得如何隐蔽自己、消灭敌人。父亲语重心长的说：“明祥啊，人的一生要经受许多的磨难，这样才能锻炼出人的意志和品质，在以后人生道路上变的坚强。”
同学李万敏带着烤熟的红苕来看我，通报学校的最新消息。万敏告诉我说：“最近感到身体很是不舒服，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去地区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父亲固守着传统，有忠厚的仁爱之心，我多次与父亲同行，即使走在汉中的大街上，看见有骂人打架现象，他都会走上前去大声喝斥，进行说服教育、劝阻制止。如果职工和朋友有了困难，他会想方设法尽力帮助。万敏家住在阳平关镇街道的下街，其家父在中街开了个“三八食堂”，其微薄的收入不足以全家糊口。我把万敏身体有病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同意我陪同学去四川广元医院检查治疗。临出发前父亲要求我们一起乘坐火车，可是万敏同学坚决不同意，说要买火车票那还得花钱，我说车票的费用由我来掏，万敏还是不同意。当天晚上我俩扒乘铁路的货车，到了广元车站一下车，就被公安人员带到了审讯室，身上仔细搜查一遍，只是没有发现可疑物。后来打电话到我父亲单位询问，当得知有此人才将我俩放行，以后我才知道，车站当晚发生盗窃案件的时间，刚好与我俩下车的时间相吻合。
我们去地区医院看了医生，万敏做了身体检查，医生告诉了他：“病情严重，通知你的家人，住院治疗。”并催促即刻住进医院。我打电话告诉父亲，让他转告万敏的家里。万敏说：“家里拿不出钱来看病”。说什么都不同意住院，我告诉他：“我们临走前，我已经给父亲说明了情况，父亲已经答应给你借些钱来治病，你就放宽心吧”。万敏还是坚持要回家，以后他也不再去医院，也没有接受任何方式的治疗。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催我去看望万敏同学，这时已骨瘦如柴、咽咽一息的他，只能够睁着发直的眼睛，张开嘴巴望着我颤动，他已经无法说出任何语言了。万敏的母亲说道：“感谢你平时对万敏的关心和帮助”。说完要还给我的借款和衣服等物品。万敏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平时总是帮助我，平时我们形影不离无话不说，如此的场面，我感情上如何能够接受？他们的话让我的心理反而更加难过，让我哭的更加伤心。他的病情发展到这样，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为什么？不早点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是你们把他的病给耽误了啊”我哭诉着。他的大哥流着泪哽咽的摇头：“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已经不行了”。我回家告诉了父亲，父亲痛心的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可万敏这孩子，怎么就把自己的命不当命啊。”
三天以后，年龄还不满十五岁的万敏同学，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亲人、学校和同学们。万敏的离开使我失去了一个贴心的好朋友，让我感到心痛的生活滋味越来越枯涩。
学校里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我与父亲商量提出住在学校，父亲同意了。我和金月德同学住在一个房间，他提出我们自己开伙食，这样还可以节约些开支。我们十分高兴买回来米、面，还买来了食用油、蔬菜等，花了我的近二十元钱。他做的第一顿饭味道还不错，可是第二顿饭只有一碗米饭，把辣椒剁碎泡上酱油就是菜，以后他再也不自己做饭。
一天月德同学拿了枚手榴弹，在学校水泥乒乓球台上使劲狠砸，我要求离开可他说：“昨天试验都不响，今天没有什么事的”。说完继续不停的砸（引信受潮），直到把木头握柄取出，中间炸药掏空，然后把剩下的金属外壳仍在了床底下。
我俩一起去找汤司令，还未走近他的卧室，只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同学李新双手抱着左脚摇晃着走来，他的脸色铁青、眼里含着泪水，疼痛的哇、哇大叫起来。大家赶快把他送到了医院。原来是和军到汤司令的卧室，汤这段时间以来体力透支，需要休息，和军就从枕头边取了司令的“二把盒子”玩耍起来，他不知道子弹已经上堂，对准门口一扣板机，于是发生刚才的那一幕。万幸的是子弹只伤及了皮肉。
汤司令让我们发一个通知，把街道上的“五类分子”安排一起训话。于是我找了笔墨和纸张，发出造反兵团的勒令。第二天“五类分子”大约六十余人排好队等待训话。汤司令没有来，他们让我先说，我看他们年龄比我的父亲大，我只是点了他们的名字，要求他们必须做到服从命令，今后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动作必须雷厉风行。这时人称“猪头”的同学汉岭过来，队伍站立的队形不整齐，他上去就踢人家的屁股，不知道谁说了句：“不要打人嘛”。汉岭大声吼道：“我让你还敢顶嘴”。这家伙泖足了虎劲，劈头盖脑就是一顿拳脚功夫，直打这人眼睛发直、口角流血、满地找牙。他连续殴打了七人仍不过瘾，看样子还要继续发泄下去，这种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于是我谎称汤司令现在找汉岭回去，这才勉了他们的皮肉之苦，汉岭一走我马上宣布“如果没有新的通知，你们不用再来学校”。
没有半个月传来了消息，“五类”分子中的三人，因忍受不了运动中的折磨和痛苦，有的跳了河，有的悬梁自尽，这多少让我感觉到了人世间生活的恐惧。
这年夏天嘉陵江上游发了大水，家住在火车站旁的同学慧民、明星等，一同去学校领取通知书，河水已经漫到江边的芦苇荡，平时的渡船停开了，如果我们绕行的话，必须多走三公里路，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我们踩水过河去，不绕大桥走近路”。于是我们七名同学把衣服全部脱了捆在头上，互相拉着手，踩着石头过河，踩到河流中心大水已经过了我的头顶，一阵风浪压过来，我们大家都被冲散了，岸边的居民看见学生有危险，对着我们大声喊叫着：“抓紧过河，水在继续涨勒”。我被风浪冲走一公里以外，捆绑的衣服早已渗透，这时也顾不上什么，心理只有一个念头，全力拼命的往岸上游。又一个波浪打来，我顺着推力移动到岸边。
我爬起来一看，同学们都不在身边，原来他们游泳技术比我好，已经上岸到了学校。我傻糊糊的呆在这里，一条小河与嘉陵江在这里汇合，周围被历年的洪水冲刷成一块小平川，嘉陵江河道里水流滩急，形成了大旋涡的水流让我无比恐惧，这时感到十分孤单无助的我，匆忙穿上湿漉漉的衣服赶回到学校。
有人说我是被河下游的人救起来的，并且把这事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不问青红皂白，见我就左右开弓，给了几个耳光，打的我眼眶直冒金星。我也学的坚强了，始终不说一句话，父亲确实生气：“水、火不留情，你在老家下河游泳让奶奶操心流泪，现在又让我为你操心，难道你没长个记性？”“以后我让你还去下河，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父亲的手几次举起来，然后又放下。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永志不忘的一件事，那是在湖南桂阳老家，那年我九岁，与同学周克华回家的路上，天气炎热，我提出下水塘去洗个澡，这个水塘是当年兴修水利刚落成蓄满水的，水塘里一个台阶比一个台阶大约深半米左右，我迫不及待脱了衣服，“扑通”就跳了下去，克华还在岸上脱衣服，我狗刨似的还没有划几下，就掉下了第二个台阶，由于不会游泳，这时只有一个劲的往肚里灌水，好不容易浮出水面，又沉了下去，我已经深感绝望，知道自己不行了，可我的心理有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克华，只有你，赶快来救我”。这时感到屁股被人顶了起来，我顺着推力上了第一个台阶，准备再爬上岸。回头一看克华同学正在水里挣扎，他和我一样不会游泳。我着急的不知道如何才好，下去吧肯定一样的命运，俩都上不来了，不下去拉他吧，我又于心不忍，这时我心中有个强烈的渴望，我需要有一根竹竿，那怕是很细的其他条子也行。我急匆匆跳上岸两眼搜索起来，果然看见有一根近二米长的小竹竿，我拿起来高兴的三步并两步急忙跳下水，迅速的把救命的竹竿塞到克华的手上，克华摸到竹杆被我使劲拉了上来，上岸后我俩痛哭一场。
这一次挨了父亲的打以后，让我这辈子完全彻底的有了记性，任何时候都不敢贸然下河游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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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忆文革：动荡中的记忆
作者：陆昕
[摘要]从“文革”进程来看，如果简单概括，成人始自造反、夺权，然后闹派性；学生们始自走上街头，破旧立新，随后放任自流，于无所事事中到处生事，无所作为中无所不为。
本文摘自《霜天集——一位书香世家子的个人私历史》，陆昕 著，北京出版社，2015年8月
忆文革：动荡中的记忆
“文革”爆发那年，我正上小学六年级。记得最让我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件事，却发生在公共汽车上。那是六六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坐公交车回家。身边有个人用压得低低的声音，非常神秘的样子对他身旁一个人说：“看来彭真这回躲不过去了。”他的同伴警惕地扫了一下周围，用带点训斥的声音说：“别瞎说！”没想到没过多少日子，彭真下台的消息就登在报上了。
我知道彭真，是因为我祖父和市委的关系颇深。解放前我家曾作为地下党“城工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接待过不少地下党员，这里边有不少人解放后在市委市政府工作。祖父因此也和作为市委书记的彭真认识了，但不熟。不过他对彭真印象很好，说此人会讲话，没有架子。
记得那天回家后，我还把这道听途说的消息告诉了祖父，他一脸凝重的神色好像让我感到了不祥。不过我当时只觉得好奇、好玩儿、得意。因为作为六年级的小学生，最高兴的事莫过于自己说的话能引起大人们的重视。
此前不久，祖父有天对我说，放学后别回家，到南河沿的文化俱乐部（即欧美同学会）找他吃饭。于是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去南河沿找到祖父，一起吃的西餐。吃完饭，祖父还送我一本刚出的书《欧阳海之歌》，说好不容易才买到，写得非常好。后来知道，祖父当天下午是在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对吴晗的批判。因为当时吴晗是民盟市委主任，祖父是民盟市委第一副主任。但那次批判不久就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中被定性为“假批判，真包庇”，是保护吴晗过关。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如此。
“文革”开始后，祖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然首当冲击，每天去学校“运动”。父母也在各自单位参加“文革”，大中小学一律放了“长假”，这下把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学生们高兴坏了。学校老师不管了，家里大人不管了，我家又侥幸躲过六六年七、八月间红卫兵抄家打人风声鹤唳的那些日子，于是我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这生活首先是帮家里发现并销毁“违碍”物品。比如我最得意的事儿是发现客厅里悬挂毛泽东像下方的墙壁上因原来挂字画，在原地有个模模糊糊的十字形。还有就是在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发现铸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很博得大人们夸奖。我又用锤子把一些西洋裸体牙雕美女和中国仕女拿到僻静的小后院砸个稀巴烂。还帮祖母用剪子把印有龙凤图案的床单枕套剪碎，又帮父母烧了不少至今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的东西。我有个朋友说：“小时候我忽然发现我们家多了几十根擀面棍儿，心想哪儿来的？谁家能用这么多擀面棍儿？后来才知道是家里大人烧字画儿，字画烧了，把画轴留下来了，那形状挺像擀面棍儿。”
不过我也并非只做销毁的“勾当”，我也在“保护”上立过“大功”。只不过这“功”是先从“过”开始。“文革”发生时，我将我的玩具，许多料器小动物和什么坦克、大炮、月球车、玩具厨房等统统搬进了祖父的一只书箱，而把里面的书稿都拿出来扔到廊子的烂书堆上。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些又黑又黄又旧有些还破烂又都统统具有一种霉潮怪味的书本，哪有我那些美丽的小动物可爱！可它们倒安安稳稳地睡在可以上锁的书箱里，而我这些玩具原来的家只是在一只锁不上的橱柜下边。祖父发现后，并没说我，只是将那些书稿挑了一部分捡回来，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书箱还应放这些书。我至今还记得祖父说这话时那种犹豫又小心的表情，仿佛唯恐伤害了我。从这次的谈话中，我知道书稿也是重要的东西。于是，祖父最重要的手稿《说文解字通论》，从我知道它的重要性起，就将它藏在我的铁箱中，一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出版社将它出版，成为祖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除去帮家里销毁或保护这些东西，我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那时革命警惕性也成为一种“游戏”。我有个表姐，常常道听途说地拿回一些“有问题”的报刊杂志，让我和她一起猜谜似地发现“问题”。比如有一回她拿来一本杂志，是一群公社社员在收割麦子。她神经兮兮言辞凿凿地说这堆麦穗里隐含“蒋介石万岁！”五个大字，还信誓旦旦地说画作者已被揪出枪毙。结果我们横着竖着正着斜着也没找出这几个字，一直看到眼发花时好像突然看见了什么“字”。
那时人们不仅警惕性极高，革命嗅觉灵敏，而且还有很多“创意”。比如在“造反”思想的引导下，人们纷纷大破大立，敢于打翻现存的规章制度，改地换天。于是有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红色”象征革命，革命要一往无前冲破一切阻拦，那么，怎么能让交通标志以红色为禁止令？应该改变，红灯放行，绿灯禁行。同时又有红卫兵发出命令，交通警察手中的指挥棒应换成毛主 ，理由是，毛泽东思想指挥一切，除此之外，不能再有用以指挥的东西。红灯放行绿灯禁行我不知道实行过没有，指挥棒换毛主 我亲眼见过。但据说，没几天全市交通就遇到大麻烦，因为司机只见远处小小红光来回闪动，却不知把车怎么开。后来听说还是总理下令改了回去。那时还有改站名以示革命，比如把旧使馆区所在地“西郊民巷”改成“反帝路”，把苏联援建的“友谊医院”改成“反修医院”等等，但革命者也确实为人民所想，也许也怕把自己弄糊涂，又印了张交通图，将“革命后”的站名和“革命前”的站名作了对照说明，不过似乎也没能实行几天。
那时大街上非常热闹，出现过许多奇特景象和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有一次我在宣武门外看见一队学生走来。这队人马头上戴钢盔，脖子上系红领巾，身穿大的不合身的黄军装，脚蹬皮靴，敲着少先队的队鼓，高举“造反有理”的红旗，极其庄重地沿马路列队行进，把鼓敲得震天响，吸引了许多人目光。记得“文革”结束不久，有个脍炙人口的相声，说“文革”中有两个十五、六的女学生身穿军装脚蹬马靴剃成秃子来到照相馆，要照“革命造反光头像”。虽是艺术夸张，由此看来也并非全是胡编乱造。还有一次发生在宣武门内某座二层小楼。楼上大概是一派红卫兵的司令部，另一派对立的红卫兵则在楼下进攻。楼下的架人梯找木梯挥舞木棍，楼上的将桌椅板凳坛坛罐罐当成滚木擂石打将下来，楼下红卫兵便顶上炒菜锅裹上被子进行防御。最有意思的是两派红卫兵都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鼓劲儿，许多市民围着看热闹，还为久攻不下的楼下红卫兵出谋献策。终于，天色将黑时，楼下红卫兵得手，市民们纷纷鼓掌叫好。其实谁也分不清谁是谁非，就是好看罢了。旁边还有一个女红卫兵在大声叫卖“大喊大叫”报，我为这报名吸引，买了一份“大喊大叫”报，读后方知，“大喊大叫”原来是毛泽东年轻时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
当时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中，最有名的是“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和“海淀纠察队”。这三队人马据说全由中学里的高干子弟组成，经常发布给市民的“告示”，“告示”中全是多达数十条的规定，比如“白球鞋不许太白，不许烫发，不许穿瘦腿裤，不许穿花衬衣，不许养猫，不许种花，……”总之全是由“不许、不准”开头，结尾处也总是“若有人违反，格打勿论，格杀勿论！”很吓人。记得我那时天天出外寻找这些“纠察队”的“告示”，回家郑重其事地告诉大人，小心翼翼地照着做，不敢违反，以免飞来横祸。
后来又由这“三纠”合并成立了一个很有名的中学生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清一色高干子女，比较纯，也就比较“高贵”，不少年轻人都想浑水摸鱼摸进去以提升“血统”，这又产生了“老兵”和“土鳖”之分。一般来说，“老兵”指干部子女，“土鳖”代称市井子弟。干部子弟内部一开始还等级森严，有高干、中干、一般干部之类，子女们也自觉对号入座。但后来“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断深入，干部们大批大批被打倒，子女们也不能不日渐“低下高贵的头”。从我所在的高干子女相对集中的第一实验小学来说，经常听同学们说起谁爹谁妈被“揪”出来了，在哪儿哪儿撅着挨斗。使我们这些最先被冲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们心里多少平衡了一些。
“文革”初期号召中学生起来造反，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之后，中学生们便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于是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生们开始有这样几种活动：一是以父母单位为主体结合在一起的学生们通过打架斗殴以“拔份儿”。因为当时除少数副部级以上干部住独立四合院，大部分干部都住宿舍楼或大院。于是这些自小一块儿长大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聚到一起，并以公安部、国防部、外交部、外贸部、商业部以及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二炮等等命名，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纠合在一起，穿着军装，骑着自行车，车后插一杆旗，从街市上呼啸而过，与其它不同部院的孩子们吵闹打架以“拔份儿”。兵器都是自做。那时，兵器也是时尚中必不可少的。我有个住胡同的朋友还给我做了一把当时最时髦的三棱刮刀，带血槽，送我壮胆儿，我看着害怕，扔了。
除此以外，他们也看爱情小说，即当时所谓“黄色”书刊，以及听外国唱片，拦截“土鳖”或“佛爷”，（那时管偷东西叫佛，小偷叫佛爷。）目的是捞点儿钱到商店买点食品解馋。我对他们的情况略知一二，是因为由于家庭关系我和外交部的干部子女较熟。又由于同学关系，和劳动部的孩子们来往较多。同时我有个姑父是西城区副区长，家里五个孩子。我和这五个表兄弟非常好，有段时间成天在一起游荡，所以知道一些事儿。
有件事情印象较深。“文革”初起，位于天安门西侧的北京第六中学的一部分红卫兵对老师们和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百般折磨并且打死了人。公开之后震惊社会，大家纷纷前去参观。我一位表哥特意骑车来找我，把我带到六中。在一间极其阴暗的教室里，墙上有六个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地上有铁桶，里边有半桶又稠又红的汁般的东西。旁边解说的另一拨红卫兵说，这是从老师们身上流下的血，那些红卫兵逼老师们蘸着这些血写下的这行大字。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对立一派红卫兵用红油漆刷上去的，不过我却相信这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文革”刚发生时，有次我到学校，一个五年级的叫孙开开的学生见着我就抡着王八拳冲上来，不过我身边正好有几位好友，一起将他拦住，问他干嘛。他在那里嚷嚷，“老子就是想打人，老子一天不打人手就痒痒！”之所以想打我，无非是因为“文革”中知识分子家的孩子首当其冲，挨打活该。所以我知道那时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并非空穴来风。
除去“拔份儿”，那时的活动还有淘换毛主席像章，看被查禁的书籍，听不准听的唱片，再就是穿时髦的衣服。所谓时髦衣服，只有一种，即军装。穿一身黄军装，最惹人生羡。有些军队里将官校官的孩子们把他们老爹的呢制军服拿出来穿，号称将校呢，则更胜一筹。后来又有什么伞兵靴等等，最后，连军装上的几颗扣子也当宝贝。再以后，凡是军用品全部顶好顶好，无论什么，有几样仿佛就可以夸示他人。大概是六八年后，又兴穿四个口袋的呢子中山装，外套一身蓝咔叽学生服。我和一个同学各自将家里大人的呢中山装穿上，外面套上学生制服，穿好一看，里面的呢制服袖子露出一大截，像棉袄。我说太难看，那位同学安慰我，“咱要的就这棉袄劲儿！”
再有就是谈论女孩子。最理想的女孩子用时髦的话说，是“牌儿亮条儿顺叶子活”。牌儿指容貌，条儿指身材，叶子是钱，活是多。即，苗条漂亮又有钱。但在革命的压力下，那时男孩女孩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处于情窦初开和性幻想的男孩子，只能在同性中靠胡侃、调笑、幻想和憧憬来自我满足。一次有个同学说他从事法医的父亲有本法医书，里边讲女性身体，大家就使劲撺掇他偷出来传阅。
但是对于好读书的孩子们，则多了一项活动，即到处借书和偷书。借书不易，于是有偷书之举。我和一群朋友偷过小学图书馆的书，偷过查抄仓库的书，还在同学间互相偷书。我得承认，尽管我能把毛主 背得滚瓜烂熟，可论影响，比我偷来的这些书差太远了。这些书里最吸引我的，是外国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可以说，它们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广阔而美好的世界，相对于身旁这个现实的世界，就像一个精神庇护所。同时，它们也从那时起就培育了我藏书的兴趣，因为这些书中有不少是残本，比如我比较心爱反复阅读的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本，有《西游记》的下半部，《封神演义》上半部的半本儿，撕去三分之二的《说岳前传》等等，外国文学名著则有《静静的顿河》第三本，《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唐璜》的上册等等。我把这些残书读了又读，千方百计到处寻觅期望读全。这也是为什么藏书后来成了我人生最大乐趣之一的原因。
印象深的还有两件事，都和西单商场有关。一次是当年闹派性时，财贸战线有两个挺出名的人多势众的组织，两派组织头领一个叫洪大海，一个叫姜大千，他们势不两立，经常大打出手。有一次他们把武斗战场搬到西单商场，这下商场可遭了殃，所有商品均遭打砸抢，听说有人一边“战斗”一边往手腕上套手表，多的能套上十几块。后来被中央将这些人抓起严办，并发了一些票让群众参观，有教育兼警告的意思。我也得了一张票。进去后发现里边确是满地狼藉，许多柜台被推倒，玻璃满地，连房顶都被捅出几个黑呼呼的大窟窿，也不知他们到底在跟谁“战斗”。印象最深刻的是熟肉制品柜台，如果说别的柜台里边、四周还散落着货物，熟肉柜台可是连一块熟肉也看不见了。烟酒柜台也差不多，听说“战士们”抽烟提神拿酒瓶子当手榴弹，所以有些地方还有浓烈的酒气。
另一件跟西单商场有关的事，大约发生在六八年夏天。我们全家人某天正在院里准备吃晚饭，忽然北边“轰隆隆”打雷般一声巨响，我父亲手一哆嗦，差点儿把筷子掉地上。其时夕阳灿烂，晚霞光明，并没有变天的意思。第二天才听说是西单商场进门处发生爆炸，死了十几个人。当时北京搞“文化大革命”虽然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但发生爆炸好像还是破天荒第一次，特别是还发生在最繁华的西单。市民们确实不安了很久，一时小道消息满天飞。
从“文革”进程来看，如果简单概括，成人始自造反、夺权，然后闹派性；学生们始自走上街头，破旧立新，随后放任自流，于无所事事中到处生事，无所作为中无所不为。这时中央为了稳定局势，对职工们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对学生们要求“复课闹革命”。职工、学生们慢慢回到工厂、学校，激情澎湃满街游走的人们也渐渐少了，相对过去安静了不少。
“复课闹革命”的那一年多里，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写大批判稿、写检查、写汇报，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敬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我那时学会了一句英语且至今未忘，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就被送上北行列车，成为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临行时，躲开父母的监视，我悄悄塞进了那时我几乎所有的中外文学名著和几个厚厚的笔记本。
走时，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觉得辽阔的远方是梦开始的所在。
《霜天集——一位书香世家子的个人私历史》图书简介
本书稿是陆昕先生的散文集，主要有记人篇，讲述作者与祖父陆宗达、启功、朱家溍、许嘉璐、叶嘉莹等人的交往旧事；回忆篇，回顾自己的人生阅历以及交往的故交挚友；北京民俗篇，复原地道的老北京风情；国学论述篇，阐释自己的藏书轶事、学术见解和文学赏析；微创作十八篇收尾，日常琐事，任意而谈，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duffzhang]
http://cul.qq.com/a/20151028/044473.htm
吕大渝：中央电视台文革回忆
原题：吕大渝：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吕大渝
一九九六年，距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的总编辑吴真谛和她的夫婿——《天下华人》编委王志兴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位朋友邀请了一些在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他们座谈，我也被邀出席了聚会。
英国的《天下华人》从编辑到印刷都堪称一份很有水准的海外华人刊物。那天，吴真谛送给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号的《天下华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专栏”里有作者则鸣的一篇文章，目录上的题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题目则为《被青草掩没的坟冢》，副标题是“文革忏悔录”。文中谈到了刘少奇、王光美。老舍、赵丹、韩美林、马连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斗以后，他们的部分亲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表现。
文章中还有一段写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
《天下华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国十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述过“文革”中发生在我生活里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我预感到，那段历史早晚会公诸于世。
吴真谛对我说，原来，文章中点出了赵忠祥的名字，出版时又删掉了。她说，她是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谈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被赵忠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我谢绝了。后来，吴真谛又从英国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向我约稿。我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沉默着。
其实，吴真谛并不是第一个要我写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国五年，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我曾四度回国，每次，都有一个电视台老同事的叙旧聚会，每次，都有曾一起走过“文革”岁月的老朋友要我写出赵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革”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文革”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文革”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革”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革”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7/11/449862_41753461.shtml
原题：吕大渝：我的文革回忆
作者:吕大渝
一九九六年，距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那年春天，英国《天下华人》杂志的总编辑吴真谛和她的夫婿——《天下华人》编委王志兴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位朋友邀请了一些在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他们座谈，我也被邀出席了聚会。
英国的《天下华人》从编辑到印刷都堪称一份很有水准的海外华人刊物。那天，吴真谛送给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一九九六年三四月号的《天下华人》新春特刊。在“文革三十年专栏”里有作者则鸣的一篇文章，目录上的题目是《老舍之死及其他》，文中的题目则为《被青草掩没的坟冢》，副标题是“文革忏悔录”。文中谈到了刘少奇、王光美。老舍、赵丹、韩美林、马连良等人在“文革”中被揪斗以后，他们的部分亲人“大义灭亲”、“划清界限”的表现。
文章中还有一段写着：“中央电视台的两位播音员和著名节目主持人，都是‘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当时的同事很少有人逃脱他俩的揭发。”
《天下华人》刊登的那段文字使我深感意外：移居美国十多年来，我从没向任何人讲述过“文革”中发生在我生活里的故事，但是，三十年前的那段往事竟然已经流传到了海外。我预感到，那段历史早晚会公诸于世。
吴真谛对我说，原来，文章中点出了赵忠祥的名字，出版时又删掉了。她说，她是去北京采访的时候，听别人谈起那段往事的。她希望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写出被赵忠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经历。我谢绝了。后来，吴真谛又从英国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向我约稿。我没有给她回电话，一直沉默着。
其实，吴真谛并不是第一个要我写出那段往事的人。去国五年，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我曾四度回国，每次，都有一个电视台老同事的叙旧聚会，每次，都有曾一起走过“文革”岁月的老朋友要我写出赵忠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文革”是中华民族近几十年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虽然没有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把“文革”记在了心里。中国人并不健忘。我对往事也依然清晰。
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又一次回国。有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电梯门口，我巧遇和倪萍在一起的赵忠祥。我们只是一般地打个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当我十六岁刚刚摘下红领巾，走进电视台的时候，就和同样年轻的才十八岁的赵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苦练基本功，度过了人生中青春鼎盛、充满理想的年华。如今，中央电视台已经走进第四十个年头，赵忠祥和我也已年过半百。本来，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至少也是人们常爱说的“老战友”，我难得回国的时候，也应该像渴望去拜访沈力等老朋友一样去看望一下赵忠祥，但是，我没有，从来没有。
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友情。这样的结果也不会是赵忠祥所希望的。我之所以没有很爽快地答应《天下华人》杂志的约稿，就是因为发生在我与赵忠祥之间的往事，不是“造反派赵忠祥把吕大渝打成了反革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得了的。赵忠祥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在那个年代，事情似乎无可避免。这一切该归罪于谁呢？
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跟不上形势，当了“保守派”。原因很简单：红卫兵砸“同升和”鞋铺招牌那天，我正好乘四路无轨电车路过王府井，看了一个清楚。到了西单的时候，只见满街的红卫兵追着行人剪长辫子和细裤腿，吓得我逃回宿舍，躺在床上半天惊魂不定。当天晚上，红卫兵又在我住的广播局新三零二宿舍的院子里挑灯夜战，批斗一堆据说是“地主”和“地主婆”的老头和老太太，把他们打得鬼哭狼嚎，凄惨无比。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平日风度翩翩的女台长孟启予面色阴沉，她被人剃了阴阳头，只好戴了一顶蓝布帽子来上班。以后，在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那些低头、弯腰、挂牌子和“喷气式”也使我胆战心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八大部口分成了两派。“造反派”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简称“战斗团”；“保守派”叫“兵团”，被称为“老保”。文艺播出部的“保守派”给自己取名为兵团“过大江战斗队”，我参加了“过大江”。
“文革”开始不久，广播局的大权就被“战斗团”夺了去。赵忠祥是“造反派”，夺权后担任了文艺播出部的“勤务员”，相当于文艺播出部主任。 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是政治斗争中各派系的必争之地，“四人帮”也不例外。当时，“四人帮”明确表示支持“战斗团”，三天两头有指示，还来参加他们的大会。
“造反派”和“老保”之间派性相当严重，我也不例外。如果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参加过“反右”，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也不至于在“文革”中招来太大的麻烦。但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有些犯忌的话我虽然不会笨到在“造反派”面前乱讲，可在“过大江”当中便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过大江”收拾出了电视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做大本营。在那里，我公开议论的矛头是到处煽风点火一呼百诺的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我过于相信了“哥们儿义气”，不知道还会有对我“反戈一击”的一天。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底，有一天，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又来到广播局参加“战斗团”在广播剧场举行的大会。“兵团”成员一律不得入内。
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那段话写在了广播局的红条稿纸上。我想，既然不许我进入会场，我写个条子给江青提点意见还不行吗？
算我命大，“战斗团”的守门人连条子也不许我递进去，否则，那张条子果真到了小肚鸡肠，报复心极强的江青手里，我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地跟她叫阵，或许会因此惹来杀身大祸。
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
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
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
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
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
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
刹时间，广播局西小院的大字报冲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又在广播剧场召开了专场批斗大会。批判发言慷慨激昂，“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打倒吕大渝”的口号叫得很响。以后，每当批斗广播局和电视台“走资派”的时候，在一大排陪斗的“牛鬼蛇神”最后站着的总是我。进驻广播局的军宣队小战士小崔后来对我说，任何一个单位批斗的“走资派”都是老家伙，但他来到广播局，看见一大串老“走资派”后面竟是个那么年轻的小姑娘，感到十分奇怪。
本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用台标配以标志音乐以及播音员报告当日节目开始的，但自“文革”开始以后，中国便没有了真正的电视播音员。那时，台标和标志音乐过后改成了毛主席的半身画像并配以乐曲《东方红》，如此一来，电视播音员何以有资格紧接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画像露脸向观众播报节目呢？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便不再出图像，只播“画外音”，如同电台播音员一样了。
自我当上了“反革命”以后，连电台播音员也做不成了。我被勒令停职，进了电视台的“牛棚”。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洗厕所、扫院子。然后和电视台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为伍，写材料，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三秋时节，虽然让我和大家一起下乡，去怀柔农村秋收，但因为我是“监督劳动”之列，则分配我和男壮劳力干一样的农活。不要说精神上的压力，仅劳动强度就完全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雨后，撂在地里的大捆秫秸又湿又重，连二十多岁的大个子复员兵都扛得毗牙咧嘴，而我得和他们扛得一样多。
一天十来个钟头弯腰刨出高粱茬子是很苦的农活，别人可以与上树摘梨的工种轮换，而硬让我刨了整个三秋的高粱茬子，干得腰都直不起来的时候，只好趴在地上接着刨。我从此落下了腰肌劳损的病根，连扫地、切菜和站着打电话都不能持久。
“此人年龄虽小，能量极大。”虽然，西小院给我贴的一张大字报是以这句话开头的，但我明白，我充其量只是年轻气盛，容易冲动，坏在了一张嘴上而已。我又能有什么能量呢？
“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给多少人带来了无妄之灾。遇罗克、张志新等许多有思想、有头脑，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人们甚至遭到杀害。与他们相比，我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
与许多中国人的苦难相比，虽然我在“文革”中的遭遇实在不值一提，但作为个人来讲，我当时深感人生黯然、前途渺茫。
当我还是个少年人时，我以为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撒满了鲜花和阳光，但是，十年“文革”，我的心中充满了苦涩。眼前的生活与我少年时代的憧憬相去甚远，我仿佛永远在寻找着什么而又始终不得。
我十岁那年拍摄了《祖国的花朵》，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流传了几十年至今仍未止息，但还有一首非常好的《主题歌》和一首《种花歌》鲜为人知。
那首《主题歌》的歌词是：“哎！伙伴们，唱吧！谁有我们这样高兴，我们有一对明亮的眼睛。明亮的眼睛，看见了远大的前程。远大的前程，美丽的星星……”
小时候，我一直等待自己长大，等待长大后去实现从事电影事业的美好理想。长大了，我刚刚爱上了电视事业，却碰上了“文革”，又坠入了等待之中，等待着对我“炮打中央文革”的最后处置。
我明白，当时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那四个大人物被我“炮打”遍了，在他们的阴影下，我此生将没有前途可言。自己的命运已然无法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我不知等待在面前的将是何种发落，整日生活在惶惶然之中。
茫茫人世存在着“美丽的星星”吗？我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失望和伤感。
在“文革”的年代中，中国人只能与“中央文革”保持一致。“炮打中央文革”的人，绝对被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惟恐划清界限不及而给自己惹上麻烦。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那时住在小西天，赵忠祥主持揭发我“炮打中央文革”大会的第二天，回家上楼的时候，一个平日跟我很亲近的才七、八岁的邻居小男孩见到我，就像看到魔鬼似地逃回了家。不知他家大人把我形容成了何种凶神恶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孩子见到我时惊恐的眼神。
广播大楼是个像克林姆林宫似的十层俄罗斯式建筑。七层以上是塔尖部分。一般人员通常抵达的最高楼层就是六楼图书馆了。“文革”中，时有忍受不了凌辱的男女从那里跳楼自杀。我一位电视台同事的丈夫，姓储，一个极为出色的工程师，也跳楼自杀了。
是啊，从六楼跳下去便什么痛苦都没有了。我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但理智告诉我不能走上绝路，否则，我的家人将受到牵连。
我算是幸运的。当“反革命”的时候还不算孤单，否则日子更加难熬。年纪比我稍大一些的小师和我成了“难友”。在电视台洗厕所和扫院子的时候，我们两人一直在一起。同病相怜，想不开的时候，彼此可以安慰一下。对于将来会如何处置我们，是我俩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我猜想会把我们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节衣缩食，每天只以大饼和咸菜充饥，为的是在去北大荒前存下几个钱，免得将来身无分文。有一次，小师似乎已经忍受不住那种煎熬了，想以去公安局“自首”的办法，来试探一下我们这类“现行犯”最终会得到何种发配。我死说活劝才使他冷静了下来，没有再一次去自投罗网。
“文革”虽然处于严酷的年代，但支撑我度过那些无助岁月的，还是埋藏在人们心底的永不泯灭的人性。
广播局掌权的“战斗团”在广播剧场批斗“炮打中央文革罪行”的对象是我和小师。那次大会不久，有一天，在我骑车回家的路上，行至新街口外，被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拦下。他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书卷气十足。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广播局对外部的编播人员，可能是上海人，似乎也是造反派“战斗团”的，与赵忠祥认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他是刻意在那里等着我的。他告诉我，不要看人们在大会上都呼喊打倒我的口号，可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他叫我耐心等待，事情总会过去。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想不开，他说，那样就永远说不清楚了。
“文革”后，我一直在广播局的芸芸众生中找寻他的踪迹而始终不得。我直感他一定是出国了，不然为什么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呢？
自小，我的同代人都受到了做人要诚实的教导。当上了“反革命”，自然要求我交待“反动思想”。年轻的时候，我的记忆力太好，于是，我交待了从“破四旧”开始跟不上形势，到对毛主席在“文革”中一个劲发表“最新指示”和对“中央文革”的反感，特别是对所谓的“明察秋毫”、“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不科学的口号在私下逞一时口舌之快的一大堆怪话。诸如：“秋毫，是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细毛。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深宅大院里，他何以明察得到荒郊野外深山老林中小动物身上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我诚诚实实地给自己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大叠。但造反派并不认为这是我“老实”的表现，在广播剧场斗争我的大会上，他们批判我在交待“反动思想”的时候还“继续放毒”。
有一天，同事老魏悄悄地让我晚上到他家去一趟。他说，找我有事。那时，我已经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属于“踏上一只脚”，还得“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类，所以，就像孙中山先生教导民众要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一样，我对那些平等待我的人们也深感难能可贵。
当晚，我去了老魏在东大桥的寓所。他交给了我一份材料，那是“专案组”整理的我的全部“罪行”。老魏特别叮嘱我，自己的交待材料不要超过这个范围。
造反派夺权后，自然得团结大多数才符合政策。老魏其实不是造反派，只因为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被“团结”进了“专案组”。他交给我的那份材料上，有揭发我的大约二十来条“反动言论”。
在那个非常时期，老魏还告诉我要特别防备过去被我视为“哥们儿”的个别人。
平时不言不语的老魏，在重大问题上竟有如此的胆识和人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一片黑暗的人世间竟潜藏着不为人知的“美丽的星星”，人生着实还有着令人留恋的美好之处！
从老魏家出来，我静心记住了对我的揭发内容以后，便立即烧毁了那份材料。我不能因为丝毫疏忽而做出任何对不起老魏的事情。
“四人帮”垮台已经二十年有余，老魏当年闪光的作为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政局的变迁而减色丝毫。
移居海外多年，生活在来自台湾、香港、大陆及本地华人的圈子里，面对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政治上的恩恩怨怨，每当港台人士对中国的共产党员有所微辞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也总会告诉他们：不必如此偏激，共产党里，有像“四人帮”一类中国人里最坏的人，也有中国人里最好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老魏永远是个好人，是共产党员中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一个。
我是结婚才一个星期就被打成“反革命”的。虽然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坏人”，相反，我觉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个国家还会不好么？但我的真心话，对我当时的丈夫都不敢讲。这是后话。
度过那段日子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幼的朋友郭言和孙文冬。
那时，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往孙文冬家跑一趟。孙文冬是我中学时的学生会主席。从她的丈夫李观承那里，我可以听到很多对“四人帮”不利的小道消息。那些消息似乎成了强心剂，让我对未来的日子抱有一线希望，因为，只要“四人帮”得势，我就永无出头之日。
李观承告诫我：“不要在两个以上的人面前讲话。”我吃过一堑，总该长出一智。“文革”的教训，使我不敢再似以往那样口无遮拦。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27/11/449862_41753461.shtml
文革中人们的生活：最让人刺激的事是什么？
“阴阳头”
又称"牛鬼蛇神头"。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著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目的。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或勇敢、或曲折地维护自己残损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精神创伤带来的记忆屏蔽，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2000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完全实现这样的理念、权利，或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但至少已经可以据此提起抗诉、指控。据说这一发型2000年代前后又成为后现代小子的时髦。闻之令人悲喜交集，百味莫辨。
“阴阳头”
又称"牛鬼蛇神头"。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著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目的。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或勇敢、或曲折地维护自己残损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精神创伤带来的记忆屏蔽，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2000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完全实现这样的理念、权利，或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但至少已经可以据此提起抗诉、指控。据说这一发型2000年代前后又成为后现代小子的时髦。闻之令人悲喜交集，百味莫辨。
喷气式
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1966年夏至1967年春）盛行的武斗方式之一。中后期虽未绝迹，但已不常见。[注]
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以红卫兵串联为媒介，从北京向外地流传，传播速度奇快。
被批斗者，最初是学术权威、老师、黑五类，后来是走资派、假党员、失势的保皇派、对立面的派头头，或犯了各种事儿并被冠以各种罪名的人（现行反革命、流氓分子等）。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依中国传统看，犯人不是人，无所谓人格的，怎么羞辱都可以）的示威手段，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士可杀不可辱”）中国人来说，是体罚（肉体酷刑）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有罪感内化。
仅仅这一武斗形式的命名本身，就含有化罪恶为有趣的残忍心态，冷漠虚无的价值取向。它是批斗者的青春冲动、顽（劣）童心态，与否定、取消人道、人权的阶级斗争哲学、政治合谋的结果。据有的过来人事后说，“坐飞机”时心中默念、背诵点什么，或运用气功之类入定心法，会减轻所受的煎熬。这里既有转移的心理机制起作用，运用了自我防护的有效技术，又有以拒斥苦难来认同苦难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施受双方都无人对这一武斗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置疑，而是普遍认同。观看者的兴奋，加倍助长了施与者的暴虐。
廖沫沙曾有七绝《嘲吴晗并自嘲》（亦有题为《斗风骚》者）志其事：“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斯文扫地，苦中作乐，叹看客之懵然，悲人生之荒诞，哀莫大于心死，百味并作。
在描写文革的小说、回忆录中，对这一武斗形式记载最多，因此在人们的苦难记忆里它就成了暴力、酷刑和非人摧残的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暴力、非人待遇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其它表现形式造成的精神摧残，较之坐土飞机，也毫不逊色。
[注]网友老拖提供材料说，喷气式源于延安整风。其时并有点天灯、活埋、凌迟、炮烙、铡刀等酷刑，最残忍者是某参议员被用铁丝穿鼻子，令其儿子牵着在街上游街。不见出处，亦未查证，无法确认，谨以风闻记于此。
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1966年夏至1967年春）盛行的武斗方式之一。中后期虽未绝迹，但已不常见。[注]
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以红卫兵串联为媒介，从北京向外地流传，传播速度奇快。
被批斗者，最初是学术权威、老师、黑五类，后来是走资派、假党员、失势的保皇派、对立面的派头头，或犯了各种事儿并被冠以各种罪名的人（现行反革命、流氓分子等）。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依中国传统看，犯人不是人，无所谓人格的，怎么羞辱都可以）的示威手段，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士可杀不可辱”）中国人来说，是体罚（肉体酷刑）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有罪感内化。
仅仅这一武斗形式的命名本身，就含有化罪恶为有趣的残忍心态，冷漠虚无的价值取向。它是批斗者的青春冲动、顽（劣）童心态，与否定、取消人道、人权的阶级斗争哲学、政治合谋的结果。据有的过来人事后说，“坐飞机”时心中默念、背诵点什么，或运用气功之类入定心法，会减轻所受的煎熬。这里既有转移的心理机制起作用，运用了自我防护的有效技术，又有以拒斥苦难来认同苦难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施受双方都无人对这一武斗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置疑，而是普遍认同。观看者的兴奋，加倍助长了施与者的暴虐。
廖沫沙曾有七绝《嘲吴晗并自嘲》（亦有题为《斗风骚》者）志其事：“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斯文扫地，苦中作乐，叹看客之懵然，悲人生之荒诞，哀莫大于心死，百味并作。
在描写文革的小说、回忆录中，对这一武斗形式记载最多，因此在人们的苦难记忆里它就成了暴力、酷刑和非人摧残的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暴力、非人待遇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其它表现形式造成的精神摧残，较之坐土飞机，也毫不逊色。
[注]网友老拖提供材料说，喷气式源于延安整风。其时并有点天灯、活埋、凌迟、炮烙、铡刀等酷刑，最残忍者是某参议员被用铁丝穿鼻子，令其儿子牵着在街上游街。不见出处，亦未查证，无法确认，谨以风闻记于此。
大串连
特指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连、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战略安排中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响应，向工作组造反。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8届11届全会制定并公布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政治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8?18”、“8?31”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渴望带回不同于地方当权派压制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大中学生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北京伙食补贴每天5毛钱）、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室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部队营房、体育场馆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各地政府设有专门的文化革命接待室和外地师生接待站，统筹负责这一工作的安排、供应、协调。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从“破四旧”开始，发展为强烈的政治行为，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天下大乱”。
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到开始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连，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铁道部增发了红卫兵专列，仍然无济于事。步行串连、徒步长征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提出来的一种变通、应急办法。
参观革命圣地的目的地多为延安、井冈山、韶山等。无规则流动的红卫兵有极大的盲目性、偶发性，他们往往突然蜂拥而至，使接待地井冈山高峰时达到10万人。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其所辖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100多万人，耗资250万余元。由于人力物力等接待措施跟不上，红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饿甚至紧急动用军用直升飞机空投救援，仍出现过各种人身伤亡事故。
串连使学生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虚假的自由、崇高感，刺激了革命造反、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想象。与毛泽东1966年6月10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原初设想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认为借串连发动文革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回原地、原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同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合法串连到此截止。其余波亦逐渐减少以至结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
部分越界到越南参加中国援越部队、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被称为“国际大串连”。有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黄尧《最后的音符》志其事。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燕帆《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特指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连、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战略安排中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响应，向工作组造反。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8届11届全会制定并公布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政治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8?18”、“8?31”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渴望带回不同于地方当权派压制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大中学生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北京伙食补贴每天5毛钱）、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室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部队营房、体育场馆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各地政府设有专门的文化革命接待室和外地师生接待站，统筹负责这一工作的安排、供应、协调。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从“破四旧”开始，发展为强烈的政治行为，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天下大乱”。
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到开始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连，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100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200－30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铁道部增发了红卫兵专列，仍然无济于事。步行串连、徒步长征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提出来的一种变通、应急办法。
参观革命圣地的目的地多为延安、井冈山、韶山等。无规则流动的红卫兵有极大的盲目性、偶发性，他们往往突然蜂拥而至，使接待地井冈山高峰时达到10万人。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23点30分，其所辖17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100多万人，耗资250万余元。由于人力物力等接待措施跟不上，红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饿甚至紧急动用军用直升飞机空投救援，仍出现过各种人身伤亡事故。
串连使学生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虚假的自由、崇高感，刺激了革命造反、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想象。与毛泽东1966年6月10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原初设想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认为借串连发动文革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回原地、原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1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同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合法串连到此截止。其余波亦逐渐减少以至结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了1968年。
部分越界到越南参加中国援越部队、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被称为“国际大串连”。有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黄尧《最后的音符》志其事。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燕帆《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传经送宝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以工代干
由偏正结构的谓语性短语名物化而成。它指称的是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现象：工人编制人员未办提干手续承担干部的工作或职务。
这是由于1960年代以来，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出现了“以工代干”人员；随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也相继使用“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有的达到了现有干部总数的10%以上）。
从深层次看，它是由中共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冲动和编制计划管理体制之间相互撕咬、制约的结构性吊诡造成的。是编制合法和运转非法的纠缠、冲突。
在官本位的体制内，干部的政治－社会地位、收入、福利等，一般要明显高于工人。由于干部职位作为稀有资源，提拔干部就做得特别谨慎。以工代干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可以在实践中考察以工代干者是否符合干部条件，相当于见习生，等待成熟后再转正，以减少失误。但对于见习时间的长短、转正的考核，没有制度化的规范。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要揭掉以工代干的帽子，有如唐僧西天取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转了正，就会被看成天大喜事，人人都闹着非请客散糖不可。
文革虽然打倒了走资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以维持体制的运转。官本位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文革时人事系统长期濒于瘫痪，主事者也怕提拔的人像造反派那样打翻天印，以怨报德，便有意地拖延，以培养他们的忠诚；成了人事走私、任人唯亲者方便操作的捷径；加之编制管理本来就先天具有保守性、滞后性特征，就积压了许多类似人员。以致以工代干者严重超过正式编制。
名导演张艺谋当工人时（1974年）自己个儿学摄影，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文革结束后，各级、各地、各单位开始自发解决干部编制的遗留问题。如上海农场系统1979年对以工代干的职工实行定职定薪,建立了农场干部工资制度,提高了职工年限工资水平。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统一、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通知认为，因为“‘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原则上“以工代干”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就成了见人有份、皆大欢喜。权力平衡以编制管理向实际运转的投降、妥协告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8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第三条再次重申：“严格执行不准‘以工代干’、‘转干’的规定”。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勤人员，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内，一律采取社会招聘和合同管理办法”。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擅自增加机构编制和突破编制增加人员；有的录用和选拔干部根本不按规定，甚至‘买官卖官’；有的通过制造‘假档案’、‘假学历’、‘假身份’，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人塞进干部队伍等等”，已成为干部体制腐败的普遍形式。
由偏正结构的谓语性短语名物化而成。它指称的是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现象：工人编制人员未办提干手续承担干部的工作或职务。
这是由于1960年代以来，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出现了“以工代干”人员；随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也相继使用“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有的达到了现有干部总数的10%以上）。
从深层次看，它是由中共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冲动和编制计划管理体制之间相互撕咬、制约的结构性吊诡造成的。是编制合法和运转非法的纠缠、冲突。
在官本位的体制内，干部的政治－社会地位、收入、福利等，一般要明显高于工人。由于干部职位作为稀有资源，提拔干部就做得特别谨慎。以工代干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可以在实践中考察以工代干者是否符合干部条件，相当于见习生，等待成熟后再转正，以减少失误。但对于见习时间的长短、转正的考核，没有制度化的规范。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要揭掉以工代干的帽子，有如唐僧西天取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转了正，就会被看成天大喜事，人人都闹着非请客散糖不可。
文革虽然打倒了走资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以维持体制的运转。官本位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文革时人事系统长期濒于瘫痪，主事者也怕提拔的人像造反派那样打翻天印，以怨报德，便有意地拖延，以培养他们的忠诚；成了人事走私、任人唯亲者方便操作的捷径；加之编制管理本来就先天具有保守性、滞后性特征，就积压了许多类似人员。以致以工代干者严重超过正式编制。
名导演张艺谋当工人时（1974年）自己个儿学摄影，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文革结束后，各级、各地、各单位开始自发解决干部编制的遗留问题。如上海农场系统1979年对以工代干的职工实行定职定薪,建立了农场干部工资制度,提高了职工年限工资水平。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统一、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通知认为，因为“‘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 ，“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原则上“以工代干”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就成了见人有份、皆大欢喜。权力平衡以编制管理向实际运转的投降、妥协告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2001年8月1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第三条再次重申：“严格执行不准‘以工代干’、‘转干’的规定”。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勤人员，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内，一律采取社会招聘和合同管理办法”。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擅自增加机构编制和突破编制增加人员；有的录用和选拔干部根本不按规定，甚至‘买官卖官’；有的通过制造‘假档案’、‘假学历’、‘假身份’，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人塞进干部队伍等等”，已成为干部体制腐败的普遍形式。
停课闹革命
指称1966年停止正常教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当年“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以后，5、6、7月北京一些中学红卫兵从自发组织到扩散；学校里的数学、语文等课程分量已经在减轻，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配合对《海瑞罢官》和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路线的政治批判。
6月以来频频出台了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随后，还暂停了研究生、留学生的招生、派遣。
工作组被派到一些大学、中学，那些地方就停课搞运动，贴大字报出专栏，开批判会。接省市主管部门通知，大、中学全停课，再没有期末考试，没有课堂纪律了。从课业和考试的恐惧里解放出来的学生沉浸到节日般的狂欢中肆意撒欢。老师只能跟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不少平日要求学生严格点的老师还挨了打。
学校领导（“黑帮”、“三反分子”）和教授、教师（“牛鬼蛇神”）受到了揪斗。南京大学匡亚明、西安交大彭康、浙江大学刘丹、重庆大学郑思群等高校党委书记和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先后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名“靠边站”，被撤消党内外职务或停职反省。其间，工作组限制运动范围和方式的种种做法，与学生发生普遍冲突。
8月中共8届11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教职员工不按以往常规放暑假，而是集中起来学习“十六条”，揭发、批判、斗争遍地开花。各校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他们占据学校教室、桌凳和文印用品，自立门户，成天写大写报，印发传单，发表鼓动性讲演。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串连通知，冲破学校管理秩序和运动的区域性限制，从5月开始的局部性停课成为普遍现象。停课成了开展文革的前提条件。学校党政领导全面瘫痪，校印和经济大权已被红卫兵接管。
停课为学生红卫兵提供了巨大的时间资源，串连则提供了空间舞台，媒体和党政系统对红卫兵的肯定歌赞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政策支持。革命就打破一切禁锢，闹腾起来，泛滥开去，吞噬一切…… 在1967年、1968年的武斗中，红卫兵造反组织利用大中小学校作为争夺攻守据点，文物图书、文献资料遭受洗劫，实验室的器具被用作武斗工具的制造，学校的校舍门窗桌椅等有形财产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损失还只是最容易恢复的部分，全国党政运转系统和社会秩序受到的破坏，人们价值观念受到的破坏，却持续了10年乃至更长时间。
指称1966年停止正常教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当年“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以后，5、6、7月北京一些中学红卫兵从自发组织到扩散；学校里的数学、语文等课程分量已经在减轻，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配合对《海瑞罢官》和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路线的政治批判。
6月以来频频出台了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6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随后，还暂停了研究生、留学生的招生、派遣。
工作组被派到一些大学、中学，那些地方就停课搞运动，贴大字报出专栏，开批判会。接省市主管部门通知，大、中学全停课，再没有期末考试，没有课堂纪律了。从课业和考试的恐惧里解放出来的学生沉浸到节日般的狂欢中肆意撒欢。老师只能跟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不少平日要求学生严格点的老师还挨了打。
学校领导（“黑帮”、“三反分子”）和教授、教师（“牛鬼蛇神”）受到了揪斗。南京大学匡亚明、西安交大彭康、浙江大学刘丹、重庆大学郑思群等高校党委书记和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先后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名“靠边站”，被撤消党内外职务或停职反省。其间，工作组限制运动范围和方式的种种做法，与学生发生普遍冲突。
8月中共8届11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教职员工不按以往常规放暑假，而是集中起来学习“十六条”，揭发、批判、斗争遍地开花。各校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他们占据学校教室、桌凳和文印用品，自立门户，成天写大写报，印发传单，发表鼓动性讲演。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串连通知，冲破学校管理秩序和运动的区域性限制，从5月开始的局部性停课成为普遍现象。停课成了开展文革的前提条件。学校党政领导全面瘫痪，校印和经济大权已被红卫兵接管。
停课为学生红卫兵提供了巨大的时间资源，串连则提供了空间舞台，媒体和党政系统对红卫兵的肯定歌赞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政策支持。革命就打破一切禁锢，闹腾起来，泛滥开去，吞噬一切…… 在1967年、1968年的武斗中，红卫兵造反组织利用大中小学校作为争夺攻守据点，文物图书、文献资料遭受洗劫，实验室的器具被用作武斗工具的制造，学校的校舍门窗桌椅等有形财产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损失还只是最容易恢复的部分，全国党政运转系统和社会秩序受到的破坏，人们价值观念受到的破坏，却持续了10年乃至更长时间。
复课闹革命
文革中为了由“乱”而“治”对学校学生、教学回归校园秩序的一种未能如愿的安排部署。[注]1966年下半年各地学校先后“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从学校杀向社会：开始破“四旧”，继而跨地区、跨系统、跨单位、跨组织串连，冲击、批斗各级党政官员，进行夺权斗争和派性斗争，全国范围内的党政运转系统瘫痪，形势急剧动荡。
为稳定形势，1967年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思想和“三七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训。同日，《人民日报》提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是摆在广大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以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北京、上海和一些地方的中小学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恢复教学内容稀薄、持续时间短。据山东省材料，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但全国各地整体性的派性斗争并未停止，围绕大联合权力分配的武斗不断升级，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局势依旧动荡不安。
1967年7月和10月14日，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人民日报》10月25日、11月26日连续就此发表社论。但只有京、津、沪、鲁、蒙、青等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组织中小学的招生、开学工作，部分学校开始复课，仍然有相当多大中学生积极介入派性争斗，散布在社会上。
一直到1969年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学、中专学生分配工作；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次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城镇高、初中毕业生被推向农村以后，红卫兵的人力资源由此瓦解，大面积、持久的复课才成为现实。
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简称贫管组）进驻大、中、小学，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斗、批、改工作，成为学校事实上的领导机构。1970年又集中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不少无辜教师受到伤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由于废除大、中专升学考试，实行推荐选拔制度，新生质量普遍下降。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解放十七年“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严厉批判 “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提倡开门办学，工宣队、贫宣队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向学校“掺沙子”。1974年张铁生的白卷和黄帅日记冲击和其后多次反击教育领域里右倾翻案风，造成学校领导和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课考查，学生纪律松驰，学校秩序混乱，“读书无用”的思想泛滥。
虽然形式上复了课，教学内容和秩序却没有回归科学、正常轨道，“革命”代替了教学。以至后来的评论家说，造成了知识的断裂、人才的断层。1967、1968年该词指称的是迫切的政治治理措施，1970年代以至更晚一些时候则成了指示一个时期、特征显著的时间概念。
工业基础知识课
文革时期课程改革的成果之一，由原物理、化学两科合并而成。简称“工基”。
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并提出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秉承毛泽东指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要删繁就简”，各地从1968年开始，展开以服务生产、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宗旨的中小学自编教材工作。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第二期介绍兰州第五中学实行半工半读的经验，师生每周2天学习，4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把原来中学17门[注]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劳动课。这就成了一个样板，全国不少城市也模仿实行了类似改革。使中学课程出现大混乱，生产知识被抬到极高地位，系统的基础知识受到轻视，课程结构、教学大纲、教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无政府状态。文革前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产物，统遭废弃。培养“普通劳动者”、“反修防修”的教学目标，以政治正确性抛开了追赶现代化目标。
1969年11月上海、北京等地根据中共中央通知自编的中学教材开始试用，后来没有自编教材的省市区都采用这套教材。
课程设置各地情况不一：多数地区是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少数如甘肃省的工业基础知识课由数学和物理合并而成，四川新都则把物理、化学、生物合并为工农业基础知识课，个别地区仍把物理单列改称工业基础知识课。课时也减少了。在具体课程安排上，大量削减原物理课内容,而结合“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水泵)讲物理知识,结合土壤改良、农药化肥使用讲化学知识，严重破坏了知识系统,大大削弱了基础知识。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办学方法上，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农村社队挂钩，在校内办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实行“开门办学”，“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自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各地中小学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甚至聘请工人当专职教师，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请他们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并采取淡化分数、开卷考试的考核办法。
虽然课本内容大幅度删削而普遍变薄，但两科合并的课本还是比其他科目略厚一些。因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与“公鸡”同音，也被学生玩笑地称为“公鸡课”。没把知识学习当成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
2000年代网上有河南省中小学教材编选会议小学组编写的《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工》（河南省新华书店 1969年出版，32开，123 页）出售，8成品相，叫价5元。有投资指导的文章说“这些使用不足十年的教材……已经成为今天众多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一般每册在2—8元不等”。
[注]语文、数学、外国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13门正式课程，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制图、历史文选、逻辑4门选修课。
文革中为了由“乱”而“治”对学校学生、教学回归校园秩序的一种未能如愿的安排部署。[注]1966年下半年各地学校先后“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从学校杀向社会：开始破“四旧”，继而跨地区、跨系统、跨单位、跨组织串连，冲击、批斗各级党政官员，进行夺权斗争和派性斗争，全国范围内的党政运转系统瘫痪，形势急剧动荡。
为稳定形势，1967年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思想和“三七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训。同日，《人民日报》提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是摆在广大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以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北京、上海和一些地方的中小学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恢复教学内容稀薄、持续时间短。据山东省材料，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但全国各地整体性的派性斗争并未停止，围绕大联合权力分配的武斗不断升级，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局势依旧动荡不安。
1967年7月和10月14日，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人民日报》10月25日、11月26日连续就此发表社论。但只有京、津、沪、鲁、蒙、青等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组织中小学的招生、开学工作，部分学校开始复课，仍然有相当多大中学生积极介入派性争斗，散布在社会上。
一直到1969年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学、中专学生分配工作；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次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城镇高、初中毕业生被推向农村以后，红卫兵的人力资源由此瓦解，大面积、持久的复课才成为现实。
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简称贫管组）进驻大、中、小学，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斗、批、改工作，成为学校事实上的领导机构。1970年又集中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不少无辜教师受到伤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由于废除大、中专升学考试，实行推荐选拔制度，新生质量普遍下降。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解放十七年“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严厉批判 “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白专道路”，提倡开门办学，工宣队、贫宣队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向学校“掺沙子”。1974年张铁生的白卷和黄帅日记冲击和其后多次反击教育领域里右倾翻案风，造成学校领导和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课考查，学生纪律松驰，学校秩序混乱，“读书无用”的思想泛滥。
虽然形式上复了课，教学内容和秩序却没有回归科学、正常轨道，“革命”代替了教学。以至后来的评论家说，造成了知识的断裂、人才的断层。1967、1968年该词指称的是迫切的政治治理措施，1970年代以至更晚一些时候则成了指示一个时期、特征显著的时间概念。
工业基础知识课
文革时期课程改革的成果之一，由原物理、化学两科合并而成。简称“工基”。
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并提出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秉承毛泽东指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要删繁就简”，各地从1968年开始，展开以服务生产、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宗旨的中小学自编教材工作。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第二期介绍兰州第五中学实行半工半读的经验，师生每周2天学习，4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把原来中学17门[注]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劳动课。这就成了一个样板，全国不少城市也模仿实行了类似改革。使中学课程出现大混乱，生产知识被抬到极高地位，系统的基础知识受到轻视，课程结构、教学大纲、教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无政府状态。文革前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产物，统遭废弃。培养“普通劳动者”、“反修防修”的教学目标，以政治正确性抛开了追赶现代化目标。
1969年11月上海、北京等地根据中共中央通知自编的中学教材开始试用，后来没有自编教材的省市区都采用这套教材。
课程设置各地情况不一：多数地区是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少数如甘肃省的工业基础知识课由数学和物理合并而成，四川新都则把物理、化学、生物合并为工农业基础知识课，个别地区仍把物理单列改称工业基础知识课。课时也减少了。在具体课程安排上，大量削减原物理课内容,而结合“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水泵)讲物理知识,结合土壤改良、农药化肥使用讲化学知识，严重破坏了知识系统,大大削弱了基础知识。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办学方法上，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农村社队挂钩，在校内办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实行“开门办学”，“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自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各地中小学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甚至聘请工人当专职教师，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请他们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并采取淡化分数、开卷考试的考核办法。
虽然课本内容大幅度删削而普遍变薄，但两科合并的课本还是比其他科目略厚一些。因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与“公鸡”同音，也被学生玩笑地称为“公鸡课”。没把知识学习当成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
2000年代网上有河南省中小学教材编选会议小学组编写的《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工》（河南省新华书店 1969年出版，32开，123 页）出售，8成品相，叫价5元。有投资指导的文章说“这些使用不足十年的教材……已经成为今天众多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一般每册在2—8元不等”。
[注]语文、数学、外国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13门正式课程，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制图、历史文选、逻辑4门选修课。
毛泽东思想课
文革中取代政治课的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民族解放、建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建构，处于日益重要地位。1966年，毛泽东几乎是乾纲独断地发动了文革，为了赋予这场史无前例运动以合法性，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宣传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思想不但成了中共党魂、立国基础、法律准绳、真理本身，还成了教育革命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成为政治课的主题、主体，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教育部党组报告中还规定，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这一文件，为日后毛泽东思想课取代政治课，政治、语文甚至包括历史合并为一门课程，提供了政策根据。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1968年9月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原来的政治课。兰州第五中学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由政治、语文两门课程合并而成。这些样板的示范作用，规范并带动了普遍的课程改革。在山东莘县一中等地还有把政治、语文、历史等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的做法。
这门功课被放到主课的位置，课时安排得最多。课程的主要教材是《毛泽东著作》和《毛主 》，结合政治时事学中央文件、读报纸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教学核心内容。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讲解，让学生形成领袖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高瞻远瞩、化险为夷的胜利保证。常要求运用毛泽东观念，写以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靶子的大批判文章，帽子和口号齐飞，政治上正确得空洞无物。由于课程的性质，对教师的政治身份有特殊要求，成分不好的是不准任课的——不管他是否受过相关教育、具备相称资质。还引进大量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教育，让工人农民来讲课。教材的系统性和知识性无从谈起，课堂教学无从着手。
由于课程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成了应付的官样文章，老师讲得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学生没有兴趣，教室里乱哄哄的象自由市场，根本听不清老师讲什么，胆大的学生干脆溜号逃学。唯一好处是，老师教起来保险，不担心教学内容走偏方向；学生考试可以开卷，没有学习压力。而仍要求闭卷考试的学校，就训练了学生背书能力和记忆力。
高校政治理论课内容之一、1996年开始设置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大学本科段各专业的一门公共课，是从《中国革命史》演变而来的。有时习惯上也被简称为毛泽东思想课。
文革中取代政治课的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民族解放、建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建构，处于日益重要地位。1966年，毛泽东几乎是乾纲独断地发动了文革，为了赋予这场史无前例运动以合法性，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宣传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思想不但成了中共党魂、立国基础、法律准绳、真理本身，还成了教育革命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成为政治课的主题、主体，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教育部党组报告中还规定，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这一文件，为日后毛泽东思想课取代政治课，政治、语文甚至包括历史合并为一门课程，提供了政策根据。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1968年9月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原来的政治课。兰州第五中学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由政治、语文两门课程合并而成。这些样板的示范作用，规范并带动了普遍的课程改革。在山东莘县一中等地还有把政治、语文、历史等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的做法。
这门功课被放到主课的位置，课时安排得最多。课程的主要教材是《毛泽东著作》和《毛主 》，结合政治时事学中央文件、读报纸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教学核心内容。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讲解，让学生形成领袖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高瞻远瞩、化险为夷的胜利保证。常要求运用毛泽东观念，写以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靶子的大批判文章，帽子和口号齐飞，政治上正确得空洞无物。由于课程的性质，对教师的政治身份有特殊要求，成分不好的是不准任课的——不管他是否受过相关教育、具备相称资质。还引进大量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教育，让工人农民来讲课。教材的系统性和知识性无从谈起，课堂教学无从着手。
由于课程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成了应付的官样文章，老师讲得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学生没有兴趣，教室里乱哄哄的象自由市场，根本听不清老师讲什么，胆大的学生干脆溜号逃学。唯一好处是，老师教起来保险，不担心教学内容走偏方向；学生考试可以开卷，没有学习压力。而仍要求闭卷考试的学校，就训练了学生背书能力和记忆力。
高校政治理论课内容之一、1996年开始设置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大学本科段各专业的一门公共课，是从《中国革命史》演变而来的。有时习惯上也被简称为毛泽东思想课。
农业基础知识课
文革中取代生物，或由化学、生物合并而成的中学课程。简称“农基”。
1968年10月19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学学制改为“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知识课中化学和农学合并为农业基础知识课。1969年兰州五中、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都设置了农业基础知识课。权威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作了报道、推荐。也有个别地区把化学课改为农业基础知识课，以土壤、农药、化肥知识为主要内容。反映出教学秩序、课程设置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这门课主要讲解“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和被冠以毛泽东招牌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教材和讲授以作物栽培、化肥等常识介绍、具体操作为主，但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都不熟悉生产实际，始终有隔靴搔痒之感。教材、教学片面强调“联系实际”和“为工农兵服务”，根本不讲学科的基础知识。课本编写多数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枯燥乏味，难以卒读。
个别尽心尽责的教师，仍能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道德，细心讲解水稻、甘蔗的育种、栽培，嫁接果树，白木耳真菌种类的种植方法，结合校园的学农基地进行实际操作；教会学生饲养禽畜和防治疾病。一些县镇、农村学校由农宣队队员或聘请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给学生讲农业基础知识课。上海等城市还开设了兽医、赤脚医生、农机、机电、林果等专业班。
城市学生听到农业知识，也有感到新奇的。但多数学生在漠视知识的大环境下，嘻嘻哈哈，听课并不认真；还模仿称工业基础知识课为“公鸡”的方法，对称地管这门课叫“母鸡”。只是顺手拣到一些名词给同学起绰号：管身材矮的同学叫“矮壮素”（一种农药化肥）[注]。极个别学生下乡插队后用上了课堂知识，大多数人丢下课本就扔到一边去了。
1970年代末教育界在课程、教材方面的拨乱反正，重新把这门课分解为生物课、生理卫生课和自然常识课。
[注]ISO通用名称为Chlormequat Chloride，中文译名为氯化-2-氯乙基三甲铵，也称三西、氯化氯代胆碱、稻麦立。是一种用途很广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激素），可用于小麦、水稻、棉花、烟草、玉米及西红柿等。喷在植物叶面后，经叶片、幼枝、芽、根系和叶子吸收进入植物体内，抑制植物体内赤霉素的合成，控制植株徒长，使植株节间粗壮，根系发达，抗倒伏，叶绿素含量增多，从而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产量。
文革中取代生物，或由化学、生物合并而成的中学课程。简称“农基”。
1968年10月19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学学制改为“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知识课中化学和农学合并为农业基础知识课。1969年兰州五中、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都设置了农业基础知识课。权威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作了报道、推荐。也有个别地区把化学课改为农业基础知识课，以土壤、农药、化肥知识为主要内容。反映出教学秩序、课程设置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这门课主要讲解“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和被冠以毛泽东招牌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教材和讲授以作物栽培、化肥等常识介绍、具体操作为主，但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都不熟悉生产实际，始终有隔靴搔痒之感。教材、教学片面强调“联系实际”和“为工农兵服务”，根本不讲学科的基础知识。课本编写多数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枯燥乏味，难以卒读。
个别尽心尽责的教师，仍能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道德，细心讲解水稻、甘蔗的育种、栽培，嫁接果树，白木耳真菌种类的种植方法，结合校园的学农基地进行实际操作；教会学生饲养禽畜和防治疾病。一些县镇、农村学校由农宣队队员或聘请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给学生讲农业基础知识课。上海等城市还开设了兽医、赤脚医生、农机、机电、林果等专业班。
城市学生听到农业知识，也有感到新奇的。但多数学生在漠视知识的大环境下，嘻嘻哈哈，听课并不认真；还模仿称工业基础知识课为“公鸡”的方法，对称地管这门课叫“母鸡”。只是顺手拣到一些名词给同学起绰号：管身材矮的同学叫“矮壮素”（一种农药化肥）[注]。极个别学生下乡插队后用上了课堂知识，大多数人丢下课本就扔到一边去了。
1970年代末教育界在课程、教材方面的拨乱反正，重新把这门课分解为生物课、生理卫生课和自然常识课。
[注]ISO通用名称为Chlormequat Chloride，中文译名为氯化-2-氯乙基三甲铵，也称三西、氯化氯代胆碱、稻麦立。是一种用途很广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激素），可用于小麦、水稻、棉花、烟草、玉米及西红柿等。喷在植物叶面后，经叶片、幼枝、芽、根系和叶子吸收进入植物体内，抑制植物体内赤霉素的合成，控制植株徒长，使植株节间粗壮，根系发达，抗倒伏，叶绿素含量增多，从而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产量。
戴毛主席像章
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年全国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80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止于毛泽东明达和无奈、狡黠和昏聩兼半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一些人收藏毛泽东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1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一些人收藏毛泽东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1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上海市毛泽东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1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泽东像章系列（5种），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做语录操
“毛主 操”的简称。约在1967年初夏开始全国流行，持续了大约3、4年时间。创作者为北京体育学院（时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师生；同时还创编了《毛主 拳》、《毛主席诗词拳》。同年10月21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参观北京体院时，就观看了集体体操《毛主 操》。
它是跟着语录歌的旋律、节奏，进行跳跃、表演的一种体操。并不是什么广播体操,只是动作极象广播体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是观念图解和模式化动作的混合杂糅。简单易学，便于普及。创编过程进行了3次大改，在十多个单位试行并征求意见。
有人曾描述过其中的一些段落：双手先向外翻掌推出，然后向胸前收拢作捞公物状，这是“贪污”；将收拢的手向后平伸,依波浪式弧线上下抖动作撒东西状,这是“浪费”；最后弯腰90度并将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表示该人在挨斗，这是“极大的犯罪”。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段毛主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猜谜。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其他常见的动作有“表忠心”、“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等，糅进了部分军事动作和中国拳术，动作幅度大而伸展、夸张、雄壮。
“语录操”曾在报纸上刊登过连续动作图解，伴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播送过，学者以百、千、万计。在学校里课间操改为语录操，工厂、商店用作工间操。[注]当时的报道称“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体操设计时是要把向毛泽东表示崇敬、礼拜的内心意向形式化、身体化。其功能，是通过定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让做体操者在完成这样仪式、身体动作的过程中，使崇拜观念内化、锚入人的性格结构。形式、功能皆类似宗教礼神。
[注]也有人认为，文革时政权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课间操、工间操。
“毛主 操”的简称。约在1967年初夏开始全国流行，持续了大约3、4年时间。创作者为北京体育学院（时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师生；同时还创编了《毛主 拳》、《毛主席诗词拳》。同年10月21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参观北京体院时，就观看了集体体操《毛主 操》。
它是跟着语录歌的旋律、节奏，进行跳跃、表演的一种体操。并不是什么广播体操,只是动作极象广播体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是观念图解和模式化动作的混合杂糅。简单易学，便于普及。创编过程进行了3次大改，在十多个单位试行并征求意见。
有人曾描述过其中的一些段落：双手先向外翻掌推出，然后向胸前收拢作捞公物状，这是“贪污”；将收拢的手向后平伸,依波浪式弧线上下抖动作撒东西状,这是“浪费”；最后弯腰90度并将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表示该人在挨斗，这是“极大的犯罪”。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段毛主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猜谜。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其他常见的动作有“表忠心”、“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等，糅进了部分军事动作和中国拳术，动作幅度大而伸展、夸张、雄壮。
“语录操”曾在报纸上刊登过连续动作图解，伴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播送过，学者以百、千、万计。在学校里课间操改为语录操，工厂、商店用作工间操。[注]当时的报道称“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体操设计时是要把向毛泽东表示崇敬、礼拜的内心意向形式化、身体化。其功能，是通过定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让做体操者在完成这样仪式、身体动作的过程中，使崇拜观念内化、锚入人的性格结构。形式、功能皆类似宗教礼神。
[注]也有人认为，文革时政权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课间操、工间操。
跳忠字舞
是一种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功能、形式特征与“语录操”相似（可互为参见）。也有用作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祷仪式的，据说是一日三次。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又为了通俗简易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真是史无前例地恢宏无比、狂热亢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男女老少都可以完成，而且必须参加（牛鬼蛇神、黑五类除外）。因为是政治任务。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发生过不会跳“忠字舞”者被阻拦上火车的事。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文革杂咏》四十五首，载《荒唐居集》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1976年、1980年代后被批评为林彪搞偶像崇拜、 运动的形式主义，荒诞愚昧。甚至与吃了摇头丸疯狂摇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作“当代民俗”，遭到漠视文化专制戕害人们身心的批评。
文革后的反思阶段曾被批判为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 ”的“封建流毒”。2000年代有人为了吸引顾客在餐饮业搞“忠字舞”表演（安徽马鞍山等地），引得个别观众也上台同舞。受到批评（是“历史的倒退”）和工商部门（理由是借猎奇心理炒作“不良文化”牟利）的查处（停业并重新登记）。
[注]据考，唐玄宗李隆基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并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龙颜大悦。有《花蕊宫词》：“舞头皆作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樨。”
是一种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功能、形式特征与“语录操”相似（可互为参见）。也有用作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祷仪式的，据说是一日三次。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又为了通俗简易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也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真是史无前例地恢宏无比、狂热亢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男女老少都可以完成，而且必须参加（牛鬼蛇神、黑五类除外）。因为是政治任务。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发生过不会跳“忠字舞”者被阻拦上火车的事。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已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文革杂咏》四十五首，载《荒唐居集》岳麓书社出版2002年版）1976年、1980年代后被批评为林彪搞偶像崇拜、 运动的形式主义，荒诞愚昧。甚至与吃了摇头丸疯狂摇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作“当代民俗”，遭到漠视文化专制戕害人们身心的批评。
文革后的反思阶段曾被批判为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 ”的“封建流毒”。2000年代有人为了吸引顾客在餐饮业搞“忠字舞”表演（安徽马鞍山等地），引得个别观众也上台同舞。受到批评（是“历史的倒退”）和工商部门（理由是借猎奇心理炒作“不良文化”牟利）的查处（停业并重新登记）。
[注]据考，唐玄宗李隆基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并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龙颜大悦。有《花蕊宫词》：“舞头皆作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