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格医生》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那种阅读感受是读别的小说时所不曾有的，是多年前的感受了，从那以后也没敢再读，每每只是把书拿在手上掂一掂然后又放回原处。《上尉的女儿》也许有着同样的质地，但是事件的深广与残酷是不好比拟的，相同的是一份诗的质地，那样一个美好的历劫不坏的关照，撑得和天穹一样大，一样蓝。
但是小说附录里的诗却让我失望乃至于绝望，我不可能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了，我由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断定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不可能是那样的，我只好拒绝读那些诗。
但是我相信《日瓦格医生》给我的那个感受，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它不可能走样，只是可能有些弱化了，好比灯火的远与近，或者图片分辨度的差异，诗是不能容忍这种差异的，不能直抵上去也就不是诗了，小说要宽容一点，好比看地图，对于整体的把握似乎还必须弱化掉一些细节方才清晰。
我想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尽在《日瓦格医生》这部小说中了，多年以来一直没有想过读读他的其他作品，今年搜了搜，有两部书想读一读，为了证实我多年前读《日瓦格医生》的感受：一是《帕斯捷尔纳克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版，译者王嘎；一是《人与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版，译者乌兰夫。《人与事》三万余字，《帕斯捷尔纳克传》九十余万言。
《人与事》昨天翻了一遍，书很少，值得反复咀嚼。此书另有三联书店1991版和新星出版社2011版，译者也都是乌兰夫，对照了一下新星版的网上试读部分，上海译文版有不少改动，例如开篇：
新星版：“我在二十年代试写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分析了构成我生活的种种情况。遗憾的是那本书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造作——给糟蹋了。本篇随笔难于回避某些赘述，但，我尽力不重复。”
上海译文版：“我在二十年代写就的自传习件《安全保护证》中分析了造就我的种种生活环境。遗憾的是那本书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矫揉造作——给糟蹋了。本篇随笔难于回避某些赘述，但我将尽力不重复。”
这两段译文的明显差异在于“分析了构成我生活的种种情况”变更为“分析了造就我的种种生活环境”，从整部作品而言，后者更为恰当。《人与事》，人大抵为诗人，事大抵为诗事，对这些人与事的抉择即帕斯捷尔纳克，书中对于诗的论述与判断深获我心，可见我当年对于《日瓦格医生》的爱好不是无缘故的。
开篇提到的与《人与事》相隔近三十年的《安全保护证》几乎被作者一言推倒，《帕斯捷尔纳克传》这样描述两本书的关系：“《人与事》——《安全保护证》简化了的、却更为利落的版本” （P316），又如是评价道：“《安全保护证》——文体的集大成者：自传、中篇小说、随笔、文学宣言，但首先是——自撰的悼文。”（P415）
《人与事》是一本直接了当的书，写于人生将尽时，也可说是一本彻底的书，但是《安全保护证》之后的岁月并不曾写，为什么不写下去，结束语这样解说：“要写它，就必须让心脏停止跳动，并让头发全都竖立起来。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去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彼得堡还要更苍白无力——这样做不仅是无意义和无目的的，而且这样写是卑鄙低贱和厚颜无耻的。我们离此理想还差得很远很远。”
这个还差得很远很远的理想应该在此前《日瓦格医生》的写作中实现了，只是当时的现实不允许它与本国的读者见面罢。
《人与事》有一句谈语言的音乐性的话很有意思：“我一直认为，语言的音乐根本就不是声学现象，也不是单独提出来的一些元音和辅音的和谐悦耳，而是话语的意义和话语的声响的相互关系。” 这是上海译文版。
新星版的译文为：“我一向认为语言的音乐——根本不是声学现象，也不在于单独提出来的元音和辅音的谐声悦耳上，而是语句的意义和语句的声响关系。”
“相互”二字加得很好，但是我想还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说法，即：语意本身自带旋律。这可以解释《日瓦格医生》为什么在我读来是一首诗。
四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