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其实是一起影响深远的兵变，它对国民党的离心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破坏力大致相当于袁世凯+陈炯明+北洋军阀。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努力向现代政党靠拢的团体，重要决定必须由中央执委集体决定，党内武装都受主席节制指挥，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决策系统，不会任由军人胡作非为。经过蒋介石和共产国际的一番折腾，汪精卫被逼离职，实力派蒋介石大权在握，从此高层的发言权由枪杆子多少决定，而国民革命军也很快由职业军人蜕变为军阀的利益集团。
为了建立三民主义的现代政党，孙中山忙乎了大半辈子，结果蒋介石在两天时间里就把它扫进了垃圾堆，理由居然是拯救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汪精卫走了，蒋介石也不好意思直接上任，于是国民党主席位置空了出来，由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继任。
这是蒋介石人生的极小一步，却是他政治生涯的最一大步。
对张静江，蒋介石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因为当年他和许崇智八拜为交，全靠旁边有位老大哥撮合，三个人相互约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位大哥就是张静江。
几年来国民党在广州打了又打，闹了又闹，号称要北伐统一中国，可是强大的北洋军阀们却是毫无反应，任由他们把一个军扩到八九个军，任由苏联军火武装的革命军磨刀霍霍，似乎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北洋军阀毫无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忙，忙着相互洗牌，抽不出时间来理会边远省份。】

不正常的事情，总会有不正常的原因。

【要说北洋军阀时期，还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时期，至少在言论自由上。 】
【教育独立，言论自由，北洋不愧为大时代。】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二届二中全会。在这场已经不团结、似乎也说不上和谐的大会上，蒋介石宣布，为了避免“党内纠纷”，必须搞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现有担任的要撤职换人。
拿出提案的时候，蒋介石心里还有一些紧张，毕竟他的要价太狠。】
【和蒋介石的预想完全一样，开会的中共代表团领导是张国焘、彭述之，两个人跟蒋介石都没有交情，听到他的霸王提案立刻火上心头，大骂蒋介石存心不良，国民党的左派也纷纷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在搞分裂。一场二中全会开了七天，吵得热火朝天，就是出不了结果。
张国焘很生气，陈独秀也很生气，但是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而在共产国际。
鲍罗廷等人认为，蒋介石的条款完全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的凝聚力，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事，所以共产党应该接受。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如此缺心眼，是因为他们缺底气。】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号，毛泽东交卸完差使，重新成为一名下岗职工。国民党做事既差劲又缺德，看到毛代部长这杯茶已经发凉，居然拖欠他几个月的工资不肯发，毛泽东也无力吐槽，只能重新脱掉皮鞋、换上草鞋，回农村搞他的农民运动。

对毛泽东的做法，陈独秀和蒋介石都不大看在眼里。陈独秀始终相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先进理论，而蒋校长在大陆的日子里压根没正眼瞧过农民：泥腿子们没教育、不识数、不念书，政治上落后，思想上愚昧，缺点数得出一箩筐，当兵都升不上排长，哪里配搞伟大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观点，但他还是要去农村。他始终相信，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要改变中国就得改变农民，而不改变农民，中国也等于没啥改变。】

【说到罢工，这里不得不提一句。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希望罢工，通常来讲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罢工的话要么最后复工，要么资方加工资，最多不过是大家一拍两散，工厂关门拉倒。而在社会主义的地盘里，是没有罢工这回事的，因为无产阶级掌权的时候，凡是敢找无产阶级要待遇通通属于敌对行径，一律按反革命处理。工人们不敢为几块钱待遇掉脑袋（通常还要连累家属），所以只能忍气吞声老实上班。】

【蒋介石很有紧迫感，是因为早在三月二十二号，共产党人经过前后三次工人暴动，已经先行占领了上海，新的临时市政府拥有独立武装，正在同他的北伐军对峙。
本来工人武装同北伐军算一家人，可是蒋介石派去联络的总指挥实在有问题，他的名字叫白崇禧。
作为桂系骨干、民国杰出的军事专家，白崇禧的一辈子都跟共产党过不去，甚至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后来回归大陆，他的立场也没有丝毫改变。派这个人去和共产党打交道，蒋司令的用意那是相当不良。
蒋介石对上海反应如此过敏是有原因的。一直以来，共产党不过是地下组织，定期搞个流行示威之类小活动，并不能算独立的力量。但上海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开始掌握军队和武装，而且一次能占领一个大城市，普通军阀都不是对手。
上海有国际港口，只要共产国际愿意，马上苏援军火就会象潮水一样涌进来，训练有素的共军同全体秘密党员一道，可以在瞬间把他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没有估计错，共产国际已经把枪炮打包装上了船，正在去上海的路上，自已正面临着两线夹击的危险，覆灭只是早晚的事情。
必须夺回上海，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在最危急的关头，蒋介石派出了白崇禧任总指挥，前往上海收拾局面。】

【汪精卫去武汉，蒋介石很失落。

他说自已服从汪主席领导的时候，前提是汪精卫要留在上海、南京一带跟他在一起，如果汪主席跑到武汉，肯定会跟反对派一齐反对他。没想到汪精卫实在精明，看到他跟陈独秀立场相差太大，竟然悄悄开溜了，先前的种种计划也就成了泡影。

一旦汪精卫站稳脚跟，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发号施令，肯定会对他有严重的不利影响，蒋介石相信，他同武汉、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余地，除了翻脸无情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四月九日清晨，蒋介石正式入驻南京城，大批暴徒随即捣毁国民党（没错，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迅速控制了整座城市；同一天上海的国民党总政治部也被捣毁，理由十分离奇，叫做“丧失本军信用，阻碍北伐大计”。

对蒋介石的嚣张，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都很镇定，因为他们相信，绝大多数工农分子是拥护共产党的，各地政权组织及党部也是拥护共产党或武汉左派的，蒋介石不过是一帮丘八的临时代言人而已。即使大军在的时候横行一时，只要离开驻地，基层组织很快又会转向自已一边，反动右派的进攻不过是一时之勇，无法在当地扎下根来，因此无需太过担心。

从表面数字上看，共产国际的考虑是正确的，而从实际效果上看，却是完全错误的。

虽然广大群众十分拥护工农运动，但蒋介石也早就发现，只要他的北伐军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就能得到中间阶层的拥护，在地主和资本家、帮会支持下，一样可以组建所谓党部工会。普通工农人数确实多，可是他们没有枪，只要用“适当”的手段，成立自已的基层政权并不难，也不需要共产党插手。】

虽然是革命年代的故事，但联系到现在的粉丝文化，地盘的抢夺仍然是一场军事混战。
有意思。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大批流氓突然骚扰上海的工人纠察队，很快发生武装冲突，早有准备的戒严司令部立即下令，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宣告决裂，正式清共。
训练有素的北伐军开始大开杀戒了。武装纠察队很快被打散，枪支被收缴，失去保护的共产党和工人立刻成为屠杀目标，草草审讯甚至不经审讯就枪毙。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屠杀大潮很快传开，从上海到广州、广西四处是密探和警察，一车车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被抓走刑讯，监狱里传来惨绝人寰的哀号，有的死了还有机会收尸，有的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凡是蒋司令控制的地方全是血雨腥风，城头挂满示众的死尸和人头，一贯和蔼的蒋司令红着眼睛，指挥各路手下不要手软：共产党都是秘密党员，凡是嫌疑分子尽管错杀，不能放过！
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蒋司令常常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孙中山总觉得他碰到困难就想跑，汪精卫也说他老闹小孩子脾气。谁也想不到，面对无上的权力，蒋介石突然变成了一个比谁都凶狠的魔鬼。
从一九零八年加入同盟会起，蒋介石就在枪林弹雨里面讨生活，还亲自参加过暗杀与暴动，深知乱世中的丛林法则。既然自己主动撕毁了国共合作条约，那就只有把对手彻底消灭掉才能安生，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蒋介石是非常明白的。】

【四月十八号，中华民国新一任国民政府在南京自行成立，伴随着一阵又一阵刑场传来的枪声，蒋介石宣布武汉国民政府自即日起非法，并自我任命为合法的国民党主席。同新政府一齐诞生的，是蒋司令签发的一份长长的通缉令，名单上一共一百九十七人，从陈独秀、汪精卫算起，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武汉中央全部包在里面，一个都不能少！
比起蒋介石的杀伐决断，汪精卫就迟钝多了。】

【从占领湖南湖北时起，共产党就大力推行工会、农会，组织工农团体维权，这本来是好事，国民党也没有太多干涉。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求实在太高，工会农会也就随之迅速变味，工会很快成了法外之地，不仅拥有自已的武装，还可以随意抓人甚至杀人，相关要求也由适当上涨工资（这个是国民党也赞同的）变成了天价工资，甚至把老板抓起来杀掉；农会更是离谱，由于农民的运动积极性不高，农会大量吸纳流氓加入，这些人先是反对所谓“土豪劣绅”，接着随意把地主都划为土豪劣绅反革命，大批有名望的乡绅没有必杀的死罪，却糊里糊徒地做了刀下鬼。
农会无法无天，是因为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好到了可以实施土地革命的地步。减租减息一类活动已经不再适应现有模式，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象苏联一样大开杀戒，闹得越激烈越好，凡是剥削农民的都要“用刺刀刺死”（鲍罗廷原话），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基础。
反革命的基础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不过共产党的基础很快被消灭却是真的，因为此时保护共产党、对抗蒋介石的正是湖南湖北的军队。那些军官大部分家里有几亩田地（没钱也读不起书），听说共产党乱打乱杀地主全都炸开了锅，纷纷要求上级采取措施，保护家小不受侵犯，整个左派顿时吵成一团。】

工会农会。

【对没有枪、没有兵马也没有钱的人来说，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都是很罪恶的，袁世凯还出卖光绪、讨好西太后呢。不能拿这种标准评价政治人物，否则就成了历史虚无主义了。 】

同意对原始积累阶段的看法。

【现在的人很少体会到什么叫“救亡图存”，或者“民族生死关头”的含义。
数一数孙中山给开的价码，的确有点惊人，例如东北可以割给日本，例如全国工矿可以同日本“合作开发”。但要看看当年的实际情况，或许你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年仅河南一省，一年正式税收就有一千一百万元，而北洋军阀平添各种税赋之后，所得已经超过一亿。就这样还天天闹不足，把山东典当出去找日本借款，而且签的是秘密协定。
不少人都喜欢说北洋军阀们搞议会民主、厚待文人的风度。但是治理国家靠风度是没有用的，国家主权被当成筹码一样押来押去，大家都打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有能力的人就会认为，凭什么让你左右我的命运？！中国就那么大，你卖完了全国依然受苦，我只卖一卖，却能打出个中华大同、五族共和，所以孙中山义无反顾地造反，义无反顾地被人戳脊梁，义无反顾地被国父。】

【共产国际的指示乱七八糟，一直搞农民工作的毛泽东却很高兴。因为他发现农民运动实在是好搞，只要在农村发动流氓痞子乱打乱杀，造成一段时间的“恐怖现象”（这是他的原话），就可以树立农会的权威，并在最短时间里武装出一支农民自卫军，不必受国民党的节制。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制造恐怖现象是共产国际推行的方法，毛泽东的“先进经验”虽然看上去不大厚道，却属于革命探索的一部分。要到后来开辟了苏区根据地后，毛泽东才能因地制宜，自主研究出土地改革的合适手段。】

做细致的实际工作。

【党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主义路线错误。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说，共产国际认定出事的原因是陈独秀不够强硬、对国民党右派坚持不住原则，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跟共产国际没关系，主要由陈独秀负责，而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共产国际一起，给陈独秀强扣这些罪名。
一直以来，陈独秀都是以路人甲或小兵乙的形象出现的，他的身份只是配角，形象也不大光辉。因为从本质上讲，他只算共产国际下属分支的一个办事员，正所谓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时候，他是全能的总书记，一言九鼎；但被共产国际抛弃的时候，哪怕他文武双全、高风亮节，哪怕他忠于共产主义、两个儿子都在挑革命大梁，都不过是一个弃掉的棋子，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同志抬起腿来，往他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作为对共产国际表白的心迹。
从二三年到现在，陈独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共产国际说应该早点注意的事，他当年全都提出来过；现在对方居然倒打一耙，把脏水全泼到他头上，最坑爹的是其他人全都接受共产国际的说法，把他当成了咩咩叫的替罪羊。
陈独秀没有党性，因为他的觉悟不够高，或者说风格不够下作。
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骨子里还是当年编《新青年》的那个热血愤青，他算文人也算政治家，唯独不算搞党务的政客，自然也不能接受官僚政治的潜规则。
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绝不指鹿为马，绝不曲意逢迎，绝不替斯大林背黑锅！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陈独秀的两句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好的总书记，也不是符合组织要求的党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守良心的中国人，是守着数千年气节的文人，一个讲真话、办实事，不肯冤枉人，也不让人冤枉的有骨气的中国人。】

【既然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那么为了领袖的形象，找个替罪羊、换个人上马，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在开会以前，他们早就跟瞿秋白等人碰过头，并且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瞿秋白本来是一个对俄国文学感兴趣的小青年，去俄国采访后改信共产主义，后来成为鲍罗廷的中文翻译。在广州的小小办公室里，矍翻译曾经和一位鼎鼎有名的越南青年共事过，那位越南青年叫胡志明。
因为跟共产国际走得太近，不能很好衔接共产党中央的指导思想，瞿秋白也碰到了两头不讨好的情况，被召回上海做陈独秀的俄语翻译；由于经常接触马列著作，此时他已经混到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几年来一直同陈独秀亲切合作的鲍罗廷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的一切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会影响到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总而言之一句话：领导丢面子，后果很严重！

为了使共产国际能顺利领导世界革命，为了使全世界劳苦大众早日得到解放，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背起这个黑锅。当然，这一切不是没有回报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国际愿意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搞革命，直到最终的胜利。

鲍罗廷口水横飞，几个政治局委员连连点头，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勇敢地承担下了替罪羊的光荣任务。在和鲍罗廷商量的时候，瞿翻译干脆赤祼祼地表示，如果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到整个政治局身上，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就会集体破产，损失实在太大；既然陈独秀有重大过失，现在态度又不够端正，不妨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对瞿翻译的觉悟，鲍罗廷十分赞赏，完全赞成。于是陈独秀的命运就此决定下来。

这些密室里见不得人的话，原本是死也不能让外人知晓的，但政治局的听众里有个人后来到了国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并坦然地承认自已也在里面扮过不光彩的角色，这才使真相大白，那个做事认帐的人叫张国焘。】

【共产党的五大很容易地给陈独秀下了定论，解释并解决了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根据几个人的密室决议，陈独秀被扣上右倾主义的罪名，承担断送革命的责任，活着被人唾骂，死了也不能解脱。他死后六十多年，全中国（台湾地区除外）的教科书仍然教导下一代说：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作为一个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文人，个人认为，陈独秀无愧中华民族“新青年”的称号。】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宋子文是大当家，所以他知道柴米油盐很贵。湖北省的税收已经跌到每月不足三百万的地步，可是武汉政府的开销却是一千两百万元，宋子文顿时头大如斗，不得不提出约束政策，希望能稳定财政收入。

应该说宋部长的出发点绝对是好意，也没有欺负工人的意思。但是各级工会却不买帐，甚至下级工会对总工会也是阳奉阴违，都只管扩大自已的势力，听说宋子文提了他们的意见，顿时恨之入骨。宋部长见势不妙，工人们做事又野蛮不讲理，只好卷起铺盖离开武汉，到蒋介石那里研究财政。

讨厌的宋子文走了，工会仍是继续要求涨工资，政府收不上税，只好拚命印钞票发债劵，物价马上随着上涨；于是又提出要涨工资补贴生活，最后陷进恶性循环里。武汉政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没有钱已经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国民党还有更加大的麻烦要应付。】

【所以要搞农会，光减租分田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死心塌地明白，不紧跟自已就没有出路，连先前的农民都当不回去。具体办法也简单，主要来讲是让流氓带头，组织农民搞运动，想办法折腾地主，斗得越狠、两边仇恨越深，农民们就越会跟自已走，一开始是分财、给地主们戴高帽游街，到后来大家斗起性子，索性一杀了事。

应该说有的地主确实罪大恶极，毙了也不冤枉，毕竟为富不仁的事情有不少；但也有不少地主并没犯死罪。当然革命领袖是不会关心罪不罪一类小事的，只要能让农民斗出劲头就行，大家爽起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等杀过人了再去告诉他杀得对，革命支持你杀反对阶级，下一步自然是坚决革命、抵抗敌人的反攻倒算，想回去当农民也真的不行了。】

如果要干事，首先要断了研究对象的退路。
反之，为自身保留退路就等于保留了极大优势。

【当时一举一动都由共产国际确定方针，然后派驻代表监督落实，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严格保证运动的纯正性。问题是苏联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可以挺着刺刀进行相关活动，没有政权的地方就只能无语问苍天了。
一直到三十年代，苏联才发现世界很复杂，把方针改为总部出政策、各地灵活掌握执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斯大林可以胡乱下命令，共产党却不敢不严格执行，于是汪精卫只能怒气冲天。由于农会胡乱杀人分田，朱培德、唐生智等人纷纷抗议，对自已为何帮着共产党搞分裂提出严重质疑。在重重压力下，共产党内部终于乱作一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试着制订一些缓和政策，斯大林却在五月十三号直接下令，要马上成立八到十个工农武装师保卫革命，不得拖延！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大伙心中有一万头草泥马呼啸而过。
没有兵，没有枪，没有饷，也没有地盘，苏联援助还送不到手上，凡事都只能重在掺和，居然要凭空成立师级部队。斯大叔实在是豪情可嘉，不知所云。】

【在先前的讨论里，斯大林曾经发过密电，要求共产党继续所谓土地革命，组建军队去惩 办反动军官，甚至全面消灭剥削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拿到指示的时候，共产党人都是哭笑不得，因为大家才开完五大，刚要求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现在又要消灭他们，实在有点神经错乱；何况军队不在共产党手上，真的要动手的话，谁消灭谁是很明白的事情。

所谓密电，当然是私下里的话，不能随便给外人看。可是罗易兄实在是个不见外的人，为了激发国民党的革命热情，他居然偷偷地把电报交给了汪精卫，然后告诉他：领袖都是这样讲的，跟着我们革命吧！
看过罗易偷偷给他的电报，汪精卫终于明白了。原来斯大林从来也没信任过他，只不过把他当成幌子，利用他来掩护共产党夺权；形势已经危机四伏的时候，莫斯科想的不是怎样同心协力渡过难关，而是加紧扩充自已的势力，把他连蒋介石一同打成反动派消灭掉。

罗易泄露消息的时候，连陈独秀都还没来得及看到电报，而汪精卫的反应也很简单，他很快去了一趟郑州，同冯玉祥商量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