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弟弟阿文于2016年12月30日在L市戒毒所突然死亡。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和妻子正在厨房预备庆祝元旦的美食。昨天刚刚把年迈的父母从乡下接过来，打算欢欢喜喜过个团圆阳历年，没想到却发生了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
阿文比我仅仅小一岁，母亲怀他的时候，我才刚满月不久。由于长相十分相似，我们常常被人当作双胞胎。我们从小睡同一张床，吃同样的饭，甚至穿衣服都几乎一模一样。可奇怪的是，我和他并不像别人看起来那样亲密无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之间仿佛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这种自小就有的隔膜，终于使得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年龄相仿的同胞兄弟，却几乎连话也很少说。

在老家埋葬了弟弟之后，衰老的父母再没有精力随我们到城市生活。无奈中，我只好留下足够的生活费，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回到L市。我在那里经营一家不算大的电器店，繁忙的业务使我很快忘记了不久前竟失去了一位同胞弟弟。
直到有一天，我和几个库管员正在库房找一件不常用的货物。这件物品整年没有卖出一个，我打算退回厂家。然而不负责任的库管员却记不起将它扔在哪个不起眼的角落了，我查问的时候，库管员唯唯诺诺，说可能就放在冰箱区间里。我让他立刻找出来，他却满头大汗地回答我：“冰箱太重，挪不动。那东西肯定就藏在最大的那款冰箱后面，前几天我还看见了。”
我有些生气，拉长脸命令他立刻去找。我脱下西服，和库管员一起挪动那款重达95公斤的对开门冰箱，但后面只有几个腐烂的纸壳子，并没有要找的东西。我对员工一向温和，这下也不由生气了，冷冷责问他：“东西呢？难道就是这堆垃圾吗？”
库管员脸涨得通红，汗流得更厉害。他羞愧似地低下头，低声说：“东西肯定没丢，可能混在洗衣机里了。那什么，如果丢了，我照价赔偿就行。”
他明知道就算真丢了，我也不可能让他赔偿。这是我的软肋，无法对别人进行处罚，宁可自己倒霉。可这个在我手底下干了三年之久的小伙子竟然这么回答我。我压了压怒气，温和地说：“我想咱们一定会找到的。你再想想。”
小伙子咬着嘴唇想了想，立刻又肯定地说在洗衣机区间。我们在洗衣机堆里倒腾半天，最后照旧只找到几个压扁的纸箱子。几番三次，我已清楚知道仅靠库管员的记忆，东西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的了，但还是耐心让他搜寻糊涂的记忆，希望能有奇迹。
这时候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号码。
“喂，你好。”我没好气地接通了电话。
“你好，请问您是作家阿文的哥哥徐先生吗？”电话那边是一个很客气的男声。
“是啊。请问您哪位？”我忙着要找那件返货，只好直接发问。
“您好，徐先生，我是西北出版社的事务经理，打扰您几分钟。”电话那头还是十分客气。“事情是这样的，您的弟弟阿文签约我社出版作品，这事您应该有所了解。我很抱歉，阿文先生突然离开人世，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悲痛，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跟您交代一件事：阿文先生曾将新作《地狱的另一边》约定予我社出版，并提前预支版税五万八千元人民币。在阿文先生进国家戒毒所之前，已将前三章交给我方校对，可以抵去一部分版税，我希望……”
自从阿文在高中学会抽烟喝酒后，我就没少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根本没耐心继续听下去，就以惯用的口吻打断了他：“对不起，经理先生，我是阿文的哥哥没错，但不是他的债务人，也不是您的债务人。从法律上讲，我并没有替他还债的义务。”
对方客气地笑了笑，继续说道：“徐先生，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您虽然不是债务人，但我社如果严格按法律程序追究起来，只怕还是要连累您的。请徐先生听我讲完好吗？”
他的口气柔中带刚，我意识到这是个厉害角色，冲突起来，可能不好收场，便耐下性子，冷冷说道：“我并不怕你说的什么连累，不过我是个生意人，万事不想节外生枝。我现在还很忙，但我为了尊重你，可以听你讲完话。希望不会超过五分钟，谢谢！”
“谢谢徐先生的配合，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讲完。是这样的，阿文先生预支的版税，我社并不想追回，但是我希望能得到《地狱的另一边》的完整文稿。这样的话，徐先生不但不必为阿文先生还债，还可以得到余下的所有版税。值得一提的是，阿文先生的作品一直保留版权，如果徐先生配合我社顺利出版阿文先生的遗作，我可以帮助您继承阿文先生的抽税权。您可以考虑一下吗？”
当然，这根本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听起来，这事对我万分有利。现今图书业虽然凋零得十分可怜，新书根本卖不了多少。但全国十三亿人口，总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样大堆的废纸。阿文的书，据说还有固定的读者群，每年卖个千八百本，大约不是问题，更何况，在这笔买卖中，我几乎不必投入一丁点精力。
“听起来不错！但是经理先生，我又怎能知道我的弟弟在那三章之后有没有续写？而且你也知道，阿文在戒毒所呆了大半年，在那里面，我想并不太适合写东西。你以为呢？”
对方又客套地笑了笑，答道：“这就是需要徐先生您费心的地方，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是不是，呵呵。我十分希望咱们能愉快合作，麻烦您费心一下。”最后一语双关地说：“毕竟您是他的亲人，对不对？三天后的这个时间我再打给您。很抱歉打扰您，再见，徐先生！”
挂了电话，我气喘吁吁地坐倒在纸箱上，一时间乱了头绪。这个人的意思，找到阿文的遗稿就皆大欢喜，找不到的话，阿文预支的版税，说不好我又得替他还清。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不像他以前欠下的烟酒钱那么简单了。
库管员走过来，拍着脑门担保说，他记起那件旧货在什么地方了，这次肯定不会错，只要挪开那个大冰柜，就一定能找得到。我笑了笑，“我想也不可能再错，这里除了大冰柜，再没有可挪开的东西了。”
晚上回到家，洗掉一天的辛劳，吃过香喷喷的晚饭，和儿子一块用积木搭起一座高楼。之后，妻子收拾好厨房，抱着儿子去卧室看电视。我舒舒服服躺倒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我开始想起阿文遗稿的事来——他在进戒毒所之前，有没有可能写完新书？如果写完，他会存放在哪里？如果阿文像某些年轻作家那样用电脑写作，那事情就简单了，他的电脑密码永远是简单的“123456”。可是据我所知，阿文从来不用电脑写，有一次他愤怒地说：“电子书他妈就是个臭茅厕！”他十分厌恶电子屏上显示的任何文字；退一步想，阿文如果有一间自己的书房，那怕有一张自己的书桌，那我就可以有范围地搜索，事情也很容易有结果。但是阿文从来连固定住所都没有，有时候住旅馆，有时候住酒吧，有时甚至长时间住在某个女人的家里。他并不缺钱，这些年他住酒店所花的费用，完全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宽敞的大房子，但是他没有。凭这一点，很多人就认定他是个十足的败家子。我实在想不通，小时候腼腆文弱的他，怎么长大竟是这副德性。
我怎么也无法将一个小时候连小水沟都跨不过去的胆小鬼和一个酗酒吸毒的恶鬼联系起来。我们出生在西南边陲的贫穷山村，家里勉强解决了温饱，我和弟弟便被送进学校。每天，我们得翻过两个山头，到邻乡的小学去读书。阿文生性懦弱，胆小腼腆，总是紧紧跟在我的屁股后面。班里的捣蛋鬼朝他尿尿，往他书包里塞泥沙，他一声也不敢吭。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比他小很多的男孩朝他头上撒土，他温顺地低着头，两眼含泪，却不敢哭出来。我跑过去一拳打倒欺负他的淘气鬼，让他把黄土撒回去，他紧紧握着我塞给他的泥沙，全身发抖，却怎么也不敢动手。也许这也是我们之间形成隔膜的重要原由，他太懦弱，我实在有些看不过去。
上了初中之后，我们就很少在一起了。他不大跟人交往，总是一个人思想着什么，走路慢悠悠的，永远那么不慌不忙。那时他还是个三好学生，在教育水平极差的乡村中学，他每门课的成绩基本都在八十分以上。他的钻研好学有时候让代课老师十分难堪。当时在校教师的综合知识水准，大概还比不上阿文。他不知从什么渠道买到大量的学习资料，一个人埋头学习，除此之外，对别的一切不感兴趣。
有时候我试着跟他交谈，他总是我问什么就答什么，中规中矩，绝不肯多说一句废话。我长篇大论说话的时候，他露出腼腆的微笑，也从不出言打断我。我老是怀疑，他在听我说话的同时，是否却想着他自己的事。但奇怪的是，每次我存心反问刚刚说过的话，他却能认认真真回答上来；有时让他帮我记住某件事，他也总会按时提醒我。不得不说，阿文在上高中以前，是个十分恭顺而又极度乏味的人，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和他呆一个上午就会让你疯掉的。
后来我们完全分道扬镳了。他考上了高中，去县里最好的学校读书；而我呢，只能选择去一个普通职业中专学习生活技能。开始我学习汽车美容，很快又转到计算机系学习电脑，三个月后，我已能灵活应用电脑的基本功能，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本事。但我还不满足，我懂得父母供我们读书不容易，而如果毕业之后连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了，我将会无地自容。所以在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之后，我又转到酒店管理系学习烹饪技术，我知道如果掌握了这项技能，就不愁找不到工作，虽然我从小就讨厌厨房里的油烟味，但还是踏踏实实学习煎炸焖煮。

这期间，我只单独见过阿文一面。那年他上高三，而我将要从中专毕业。我必须到他读书的县城登记学籍档案。于是在办完事之后顺便去看他。他租的住所临近一道干枯的河道，由于天气炎热，那里发出一阵阵令人反胃的恶臭。我走进院子，看到一个彪悍的男人正在清洗地面，一个肥胖的妇女手里握着高压龙头，把水柱对准地面的血污扫射。原来阿文的楼下是私人屠宰场，彪悍男人是个专业杀牛人。我敲开阿文的门，他诧异地盯着我，也许万万没料到我会突然到来。我同时发现他的眼神闪闪烁烁，似乎不想让我进门。
当我坚持要进去看看时，他十分无奈地侧开身。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满地狼藉，小小的房间堆满啤酒瓶。我走进去，看到床头书桌上全是乱七八糟的烟嘴，没有发现以前那样码得整整齐齐的学习资料。我在床上坐下来，立刻闻道一股浓浓的脚臭味。墙角的煤气灶头上，密密麻麻全是活苍蝇。在热烘烘的屋子里，看到这样的脏乱景象，我抑制不住地想呕吐。真不敢相信，这竟是从小就十分讲究卫生的阿文住宿的地方。小时候，他连鞋子上都不许出现一丝污迹，而现在却在这样肮脏的环境里生活着。要不是高高瘦瘦的阿文就站在我面前，我一定怀疑找错了地方。
“你是怎么知道我住这里的？”他搓着手，不知所措似地问我。
“爸妈说的很详细，再说，这里并不难找。你，你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终于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没错，如果是星期天，也许更糟一点。”他扬了扬头发，冷淡地说。
我这才发现他腼腆的神色不见了，代之的是一种高傲的表情，但我一眼就看出这份高傲像面具一样虚假，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隐秘的情感。他的头发留得很长，衣服穿得花里胡哨，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我无法掩饰对他这种跟风行为的厌恶，匆匆甩给他两百元钞票，这可是我实习期间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我站起来向他告别，“省着点花，挣钱真的不容易。”我冷笑着说。
“是吗？那要看用什么方式挣！”他用两张钞票扇着风，漫不经心地说。
后来我常常想起他这句话。当时我愤怒地离开了他，但时间一久，我却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倒也没错。刚刚毕业的那几年，我拿着最微薄的工资，给别人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后来我在上海一家电器店当搬运工，渐渐掌握了摆弄新潮电器的秘诀，原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玄奥。第二年回乡，我贷款在县城开了一家维修家电的小店。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秘密宝藏似的，我寻到了挣钱的门径。一个三分钱的电源开关，到我手里，会变成十元大钞。就这样，我逐渐积累了自己的财富，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这时候阿文已经上大学了，而我却我成了他的经济来源。虽然我们形同陌路，但血缘关系是无法斩断的，所以我甘心将一部分血汗钱寄给他去挥霍。
阿文也确实没有为我节省，三年大学，他几乎花掉我一半的收入，而且每次回家，都是身无分文。他的头发烫染得像鸡窝，耳朵上打着明晃晃的耳钉。那些年太多阿文这样瞎赶时髦的青年，像我这样留着小平头的年轻人反而有些刺眼。我看不惯他们，他们背地里肯定也耻笑我。我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她就曾嫌弃我呆板，幸好我当时已有相当一部分财产，她以为至少可以衣食无忧，所以最终选择与我结婚。婚后我习惯性地给阿文寄钱，每个月一号准时寄给他，没耽搁过一天，就算有时我自己的商业资金周转不开，我也会毫不迟疑地向别人借贷。我对阿文的经济支持相当宽率，却从未因此而感到不快。连父母都觉得我对阿文过于溺爱，可他们不了解，对于阿文，我根本谈不上喜爱，又哪里来的溺爱？我始终认为这是由于我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妻子好几次对此表示不满，但我却容不得任何人干预我的事情，尤其不容许干预我与阿文的事。我自己并不喜欢阿文，却不能忍受别人对阿文表示不满。为此我没少跟妻子吵架，最严重的一次，我竟抑制不住地想让她滚出这个家。
上大学期间，我不知道阿文在学校选择的是什么专业，也从不过问。三年之后，他大学毕业，我在餐桌上给了他一个选择：要么继续读研，一切费用由我承担；要么直接就业，我再也不会给他一分钱。按理说，我应该希望他选择后者，妻子甚至明言明语鼓动他出去就业，说读研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事实上她只是想省下阿文的学费。我的脸色虽然平静如常，可内心却多么希望他选择前者，这是连我自己都无可奈何的事，谁又能完全操控自己的心思呢？
阿文飞快扒完一碗米饭，然后一边擦嘴，一边淡淡地说：“放心吧嫂子，我不会去读书，也再不会白拿哥哥的一分钱。我有自己的打算。”
妻子涨红了脸，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惭，忙问阿文有什么打算，说如果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当然义不容辞。
阿文仍旧淡淡地说：“我自己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忙，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后来我才知道，阿文所谓的“打算”不过是和几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子组成一个地下乐队，在几家酒吧驻场演出。当时一个打小工的泥水匠，一天也能挣80元，而他们的乐队，就我所知，一场演出只有三百元，就算每晚邀约不断，也就挣个一千元左右，五六个乐队成员平分下来，每人最多也就拿个一二百元。这点钱要维持一个贫下家庭，倒也是足够的，但阿文一向挥金如土，这点出场费可能还不够他喝啤酒。他从未向家里给过钱，父母的家用补贴，全由我一人承担。

就在我随时准备迎接阿文失魂落魄地回家的时候，却意外得知，他们的乐队竟然在西北地区火起来了。很多盛大场合经常出巨款邀请他们，就连政府的文艺晚会上，也常常可以看见他们的宣传海报。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某个电器集团的年终晚会，在整齐摆满电冰箱、洗衣机的会场里，忽然与阿文不期而遇。他的长发已经披到肩膀上，还留起了浓密的络腮胡子，手里提着一把红色电吉他。我们对望一眼，他像对待陌生人那样对我点了点头，便侧身而过，他的队员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入。会场顿时掌声连连，还伴随着几声尖叫，大厅像是瞬间沸腾了起来。原来到场的不光是电器销售商，还有专程来看演出的年轻学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阿文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我内心产生的骄傲感和崇拜感，使我忍不住想跳上舞台，跟阿文紧紧抱在一起，并当众宣布，这个大胡子歌手，就是我这个不起眼的销售商的亲弟弟，没错，同胞弟弟。我从餐桌上走出来，和学生们一起挤在舞台前，大口喝着红酒，跟着节奏摇摇摆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当众出丑。
阿文演唱的是冲击力巨大的摇滚乐，整个会场一时间全是架子鼓、电吉他的回音，商人之间的客套话完全被淹没。我留意到前排几个西装革履的半老头已微微皱起眉头。我一向和这类人打交道，所以我敢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演唱者是我弟弟，我也会和他们一样皱起眉头的。我平时并不听摇滚乐，我总感觉那过于吵杂，会将我的脑袋震得乱七八糟。仅仅一次觉得摇滚乐不错，还是几年前的事。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我开着廉价汽车，到医院门口接他回家。空调吹得十分暖和，我随手转换汽车音乐，可是每一首似乎都不能满足我当时的心境。我无意识地按着“下一曲”，突然，一个节奏击中了我的耳膜，金玉之声的架子鼓，撕裂一般的电吉他音，我忙去看大屏幕，显示的曲目是“David Bowie 《Heroes》”。一路上我单曲循环好几遍，内心因我的新生儿感到无比激动。但是回家之后，这种激情很快消磨于孩子的哭闹和妻子的抱怨声中，我再也没有记起过那首歌，而且，车里的音响仿佛也再没有响起过那个节奏。
舞台上的阿文已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忧郁冷漠的阿文，他的歌声粗狂高亢，充满野性。他的喉结在浓密胡子底下抖动着，像一个有生命的精灵。手中的红色吉他仿佛在燃烧，热量在他身体里发酵，然后在空气里扩散。我感到阵阵灼热，像迎接新生儿那天一样激动。歌曲演唱到副歌部分，阿文一遍一遍重复着唱：
啊嘿，摘掉你的温柔面具
让我们赤身肉搏
收起你的虚情假意
You know
我是你的仇敌
我当时被摇滚乐灌得如痴如醉，以至于丧失好几个签单时机。当我晚上睡在安静的酒店里，脑子里阿文还在隐隐叫嚣：“我是你的仇敌！没错，仇敌，仇敌……”
演出结束，阿文没有跟我道别，和他的团队退出舞台后就凭空消失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我在繁忙的商务中消耗掉大部分精力。不再为阿文寄钱后，我们之间的连线似乎一下子就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阿文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还在各地演出。逢年过节，家人打算要给他打个电话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根本没有联系方式。有一次，父亲沉重地叹息一声，黯然说：“阿文和我们不是同一种人，这个儿子，我是早当他死掉了的！”
我知道阿文不但没有死，反而在某个神秘庞大的无形力量中重生了一次，父亲说他不是我们的同类人，这话倒没错。我常常在娱乐新闻里看他们乐队的动态，了解到阿文的事业顺风顺水，心里却怪不是滋味。我无助地感到，无论我多努力，也永远无法活得像阿文那样绚烂多姿。在父母面前表现得体贴懂事，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掩饰。连同床共枕了五年的妻子，在一次争吵中怒骂我：“你就是个窝囊废，在人前装模作样、畏畏缩缩，却在家里耍小威风。看看你的弟弟，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吧！”
自从阿文的乐队火起来之后，妻子早忘记了之前她是怎样鄙弃我的那个“浪荡弟弟”的，现在老惦记着阿文一年能挣多少钱。据她保守计算，阿文至少每年能收入一百多万，因为她认识一个三流二人转演员，光商演一年就能挣40万，阿文的乐队起码要比他火得多。我也知道这是实情，有时候忍不住辛酸地想，我辛辛苦苦做一年生意，最多也就挣个20来万，就这一点，我跟阿文已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从未在人前说起过我与阿文的关系。有个眼尖的商友曾发现过我与阿文的相似点，他说：“你和那个摇滚歌手惊人的相像，尤其面貌。”我当时故作幽默地笑了笑，回答道：“你说得没错，此人正是我的偶像。”
乐队如果一直那样发展下去，就算阿文挥金如土，也照样能过上让大多数人羡慕的好日子。万万料不到，阿文在乐队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却悄然退出了团队。我首先留意到此事，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在一场国家级大型晚会上，阿文的乐队到场演出，乐队成员里却不见了阿文，负责唱歌的换成了俊朗的吉他手。我以为他不过是偶然缺席，也没太在意。但此后乐队的每场演出，都不见阿文到场，乐队里没有了那把火红的吉他，总像是缺点什么。我意识到阿文可能发生了不测，立刻上网搜索相关新闻，所得结果五花八门，有的说阿文与乐队成员不和，自动退出；有的说阿文不满乐队分红，已退出乐队准备单飞；当然也有人说阿文的音乐风格与乐队存在差异，不得已选择离开。幸好没有一种说法是阿文遭遇什么不测。
我自己宁愿相信“风格不符”的说法，然而理智地想想，如果阿文离开乐队真有一种常人能猜测到的原因，那一定就是“与乐队成员不和”。我深知阿文自小到大都不能和周围人融洽相处，这是他的死穴。就是在好学生时期，阿文也没有交上那怕一个朋友。仿佛他身上一直长满无形的刺，天生就无法与任何人靠近。他的冷漠，他的忧郁，常常使靠近他的人感到压抑。当然，他在舞台上火一般的热情，会灼伤人，仍然让别人无法靠近。
阿文再次回归众人的视线，已是大家快要将他忘记的时候了。历史的年轮到了我们这一代，仿佛转动得特别快，人们来不及弄清楚匆匆发生的一切，时光已如白驹过隙，将昨日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需要特别好的记忆，才能在某个幽静的下午，蓦然想起不久前生活里发生过的一个细节。这对大众人物无疑是非常残酷的，无论你今天多有名，到了明天大家就可能就不记得你了。名人必须在各种媒体前频频曝光自己，那怕是无聊的丑闻，也能帮助他不被大众遗忘。显然，这对小丑和扮小丑的人非常有利，但对阿文这样忽然一下子石沉大海的人物，它是残酷无情的。阿文的乐队失去了主创灵魂之后，渐渐没了生气。在凭实力赢得掌声的团队里，漂亮的脸蛋似乎并不起作用。乐队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演奏阿文创作的经典歌曲，以至于歌迷的耳朵都起了茧子。伪歌迷们纷纷离开，去追求讨人喜欢的时髦明星；一些资深的纯粹歌迷无奈地摇着头，向乐队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对乐队失望的同时，却都不约而同怀念起曾经辉煌的阿文时代来。有些愤怒的歌迷甚至呼吁乐队解散，他们更愿意听阿文单飞后的作品。可是事实并不尽如歌迷所愿，乐队虽然早已名存实亡，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宣布解散；而阿文呢，一去之后再无音讯，没有任何将发表新作品的迹象。
事实上，阿文的新作此时早已悄然出现很久了，只是并非音乐专辑，而是一本叫作《别样人生》的长篇小说。就是最资深的歌迷，也绝对想不到这本明明白白署名“阿文”的小说，竟然便是摇滚歌手阿文的作品。直到他的第二本小说《燃烧的红色》出版，才引起了歌迷们的注意。这本书的封面赫然就是一把燃烧的红色吉他，并用小字注着“摇滚歌手阿文自传”。可是歌迷将书买到手里的时候，才发现上了个小当，小说内容虽然有涉及阿文与摇滚乐队，但大部分文字，却与摇滚歌手阿文毫不相干。有人甚至怀疑这是出版商非法盗用阿文的名字出书。可是我读了之后一下就认定，除了阿文，再没有别人会写出这样的文字。这本书由于以“阿文自传”的噱头出版，一时间各大娱乐新闻纷纷报道。为了解阿文的近况，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从网上买到一本。书寄到后，我每晚在妻子看电视的时间段里默默读几页。上中学时我就非常喜欢读小说，只是后来的生活过于忙碌，这个爱好便渐渐淡去了。当我重新捧着弟弟阿文的作品读起来的时候，忽然无比怀念小时候的乡村。那时我和阿文同睡一张床，床头点着昏暗的煤油灯盏，他在床尾写作业，我在床头读小说。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清我们小时候用的灯盏是什么模样，却能很清晰地回味起那股淡淡的煤油味。很凑巧，阿文在书里竟然也写到这样一股令人无法忘记的煤油味。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十分肯定，阿文写到这里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他的哥哥也会读它，不然他是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书里每一段都能使我感到阿文是戴着面具写作的。他写的人物虽然尽量像他自己，但我能感到他却在可笑地不断掩饰真实的自己，以至于使歌迷觉得这是一本伪自传。只在写煤油味的时候，阿文才掀起了假面的一角，可惜歌迷们又怎么会读得懂？
读完《燃烧的红色》，我迫不及待地买来了它的姐妹篇《别样人生》。这时我为一些粗心的歌迷感到可惜，相对于妹妹篇《燃烧的红色》来说，《别样人生》才是更纯粹的“阿文自传”，而有些歌迷可能都注意不到阿文还有另一本作品。全书用平静的口吻讲述一个自卑的男孩如何一步步与社会靠近，如何渴望别人的爱却得不到，如何在深夜里一个人恐怖地颤抖，最终又如何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女孩面前，悄然打开了心门。故事里除了那个最后出场的快乐女孩我一点不了解之外，其余的事几乎都是阿文的真实经历。从书中我仿佛看到另一个阿文，比记忆中单薄的他更丰富多彩。阿文的第一本书除了语法修辞不如第二本熟练之外，创作热忱和情感表达以及小说各个层面皆较第二本精彩得多，然而据官方公布的数据，《燃烧的红色》销量突破了十万册，而《别样人生》仅仅售出两千本。
歌迷们没有盼到摇滚歌手阿文，却无奈迎来一位古怪的小说家，这让他们苦笑不得。当阿文趁着《燃烧的红色》热卖之际，迅速出版第三本小说时，连他最忠诚的拥护者都抛弃了他。他们宁可读韩寒郭敬明的作品消遣，也不愿把精力耗在阿文的古怪小说里。的确，阿文的小说越来越趋向迷幻，《燃烧的红色》已是精神病人的梦呓，到第三本《照妖镜》的时候，已经没有纹路可追寻了，人物离奇虚幻，故事支离破碎，就像满地的玻璃渣映出的扭曲世界。
就在歌迷们愤愤以为小说家阿文就要面临失败时，《照妖镜》却奇迹一般在沉闷的文学界擦出了刺眼的火花。一个退休的文学教授不知怎么机缘巧合读了阿文的第三本作品，立刻被小说新奇绚丽的色彩迷住了昏花的老眼。他一改安度晚年的悠然姿态，一连在国家一级文学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文中对阿文的《照妖镜》推崇备至，他甚至偏执地写道：“我的这双高度近视的老眼没有瞎掉，原来就是等着读这位阿文先生的《照妖镜》的！”
老教授在文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对一部作品的褒贬有时直接决定它在学界所处位置的高低。然而老教授的文学批评向来以严厉苛刻闻名，经他口诛笔伐的作家不计其数，有人甚至就此销声匿迹，再与文坛无缘。学界传闻，有一次老教授与曾引发过武侠热的金庸先生同席吃饭，金庸先生的名声其时已如日中天，饭足酒酣之际，金庸先生希望听听老教授的赞赏，于是笑着请他批评自己的小说。老教授悠然抿口红酒，笑答道：“您的大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全靠编。”金庸先生尬尴极了，只好故作优雅地回答：“是的，怪不得别人老说我是个编故事的，而不是写小说的。”还有一次，老教授的某个很富有的学生给老师寄去自己的新作，并附带一张纸条，工工整整写着四个字“请您批评”，——当然，纸条里是一张写着密码的金卡。老教授很快将作品寄了回去，也顺带附上一纸亲笔短笺：“亲爱的同学：对于你的作品，本来我要保持沉默，但既然收了你的钱，就不得不给予中肯的评价——它简直糟透了。”
谁也料不到，这个早已隐退的严苛老人竟然无缘无故自己跑出来为一个半路出家的摇滚歌手积极开路。一时间，阿文的新作虽没有像《燃烧的红色》那样大卖，但在学术界却四处开花。阿文俨然成了文坛最闪亮的天才。学界齐声呼吁阿文再出新作，以为那将会成为中国文学影响世界的开端。知名学府争着想邀请“阿文先生”到校园开讲座，老教授以前任教的大学甚至已写好聘书，想利用老教授对他的赏识之恩请他到校任教。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根本没有人能联系到阿文。直到娱乐媒体爆出一则“天才作家阿文吸毒被捕”的新闻，大家这才有缘看到阿文的一张光头近照。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16年12月30日这一天，阿文又成了娱乐新闻关注的焦点。但这时候的阿文，已温顺躺进了戒毒所特别提供的棺材里，死因是“误吞不明金属致死”。
以上的事情原委，是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探知的，阿文虽然是我的同胞弟弟，但关于他，我并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而且我既与音乐界毫无关系，又与文学界全不相干，阿文的很多事对我来说也是个谜。上述许多重大秘密信息，还是我在接到那位经理先生的电话之后，开始搜寻阿文遗稿的时候意外听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