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迷宫》：记忆与审判
《缄默的迷宫》：记忆与审判
辛泊平
许多朋友问我，你长时间看关于纳粹的电影，不会觉得单调和无聊吗？我对他们说，一点也不。因为，那些电影视角不同，打开记忆的方式不同，给我的感动或震撼也就各不相同。即使是大致相同的故事和价值取向，也不会影响我的感受。在我看来，对于那段历史，再多的电影叙述都无法洞悉它的全部。除去那些进入公众视野的大事件之外，在时间的皱褶里，一定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和秘密。再小的事件，再小的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在进行历史审判的时候，那些事件都是见证者，那些人物都应该是讲述人。所以，所有的表达都有价值，所有的钩沉都有意义。我担忧的是，人们对这段历史失去研究的热情，对这段记忆失去关注的耐心。因为，每一次打开，都会连带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族的耻辱；每一次打开，都会交织着当下人的良心和人性的拷问。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对于德国来说，那段残酷而又荒诞的历史，几乎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关系。让我感动的是，德国人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直面，作为多伦多电影节的竞赛片，上映于2014年的电影《缄默的迷宫》再一次让我感受到这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态度，和让人尊敬的忏悔精神。
是的，我特别看重电影的拍摄时间与上映时间。在我看来，这个离当下不远的时间别有意味。从1945年算起，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纳粹，犹太人，集中营，这些词汇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更何况，在这之前，已经有太多关于纳粹的电影了，然而，他们还是拍了这部影片，更让人震惊的是，这部题材似乎并不讨巧的电影不仅没有遭到冷遇，反而横扫“德国电影奖”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提名，票房更是大卖。可以这样说，从这部电影的内容和普通观众的反应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也是一种关乎良知、关乎道德的深度反思。
那是在1958年的西德，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安详的街道和生机勃勃的校园，阳光明媚，绿树婆娑，下课铃响起，孩子们从漂亮的大楼里跑出来，在宽敞的操场上一边游戏一边唱歌，歌声是“没有比我们的国家更加美丽，不论远近……”几个教师在一旁抽烟、聊天，说哪个孩子调皮，哪个孩子不服管教，再正常不过的日子。正在这时，一个叫西蒙的画师经过这里，他想抽烟，却找不到打火机。校园里的一名教师看到了西蒙的尴尬，他走到栅栏旁，友善地把打火机递给西蒙。西蒙点香烟的时候看到了一只有疤痕的手，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抬头看时，是一张微笑的脸。然而，西蒙却像看到魔鬼似地打了个冷战，手里的烟掉了，画笔洒落一地，而他却顾不得这些，而是仓皇而逃。那一刻，你会觉得西蒙是一个罪犯，而那名教师是他犯罪的见证者。毕竟，那名教师是那样的稳健和从容，而西蒙，却有一张近乎猥琐的脸。对于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悬念。正如电影中的教师，面对像兔子一样逃走的西蒙，他的脑子里肯定也写满了问号：这个人我见过吗？他为什么要逃跑？我对他做过什么？这是他的问题，同时也是观众的问题。
接下来，镜头转换，是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检察官，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练习法庭辩护，镜子里的他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而实际上，他刚刚入职，还只能负责简单的交通事故，他能接到大案子，还得在两年以后。然而，偏偏是这个叫拉德曼的年轻人，遇到了注定要改变他人生的大案。正在他整理办公室的时候，报社记者格尼卡带着西蒙来到了检察院。在大厅里，格尼卡愤怒地向默不作声的检察官们控诉，他的朋友西蒙刚刚看到了前纳粹党卫军军官舒尔茨，他曾经在集中营杀人无数，按照法律，他犯有谋杀罪，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与惩罚，他现在的身份是教师。他想控告那个刽子手，而警察局却不受理。面对格尼卡的咆哮，拉德曼很震惊，他震惊的不仅仅是这种骇人听闻的荒诞现实，还有他的上司们不以为意的态度。在格尼卡遭到首席检察官讥讽之后，格尼卡把控诉材料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愤然离去。而这份材料被拉德曼偷偷捡了回来。
在这里，你可以认为这是拉德曼的好奇心使然，但这样理解显然是表面化的。因为，如果仅仅是好奇心，那么当他遇到阻力时，会轻易放弃，他不会顶着巨大的压力揭开一个民族的伤疤。在我看来，拉德曼此举是出于一个年轻人的正义感。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儿时和父亲的合影，上面有他父亲的题词——永远做正确的事。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谋害他人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心中的律法。他无法理解一个刽子手竟然能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却欲诉无门的现实。所以，他阅读那份材料，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受理大案的资格，说必然是因为他心中早有这样的正义担当。但不管怎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此打开，一个词语——奥斯维辛集中营——再次出现在这个国家，刺伤了拉德曼，也刺伤了这个国家所有人。
拉德曼找到了格尼卡和西蒙，他想知道更多关于集中营的事情。起初，格尼卡并不看好这个毛头小子，他只是带他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西蒙喝醉了，格尼卡和拉德曼送他回家。在西蒙的家里，拉德曼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证据——奥斯维辛党卫军长长的名单。这一次，拉德曼决心为了正义站出来。在办公会议上，他向检察长请缨，要调查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案件。他的做法在地方法院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席检察官首先站起来反对，他的理由确凿——过去的一切都已有定论，人民需要稳定，国家需要稳定，没有必要再让国家的伤口再一次呈现。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一直沉默的检察长却力排众议，支持拉德曼，并为他专门成立了办公室，配备了助手。因为，检察长也是犹太人，他也曾进过集中营。作为曾经罪恶的见证者及灾难的幸存者，检察长本应该早就开始这项工作。然而，他没有做，那背后将会有怎样的秘密？那么，现在有人要做，他的支持是否会让这项工作进展顺利？
按照检察长的提议，拉德曼开始搜集证据。首先要完成的是，确认西蒙名单上的人现在的职业和住所。这项工作繁杂而又琐碎，但拉德曼却不厌其烦、热情高涨。在格尼卡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许多生活在他们周围的昔日的党卫军。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恶魔与刽子手，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教师、医生、面包师，他们手上的血迹早已荡然无存。死难的犹太人已经死难，而他们，却依然在阳光下，体面或者自足地活着，享受着粮食，也享受着普通而又安宁的日子。正如那个西装革履的教师舒尔茨，他现在依然站在校园里对孩子的品行做出判断；正如那个送运工布兰纳，他现在依然会在工作之时得到人们真诚的祝福……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牵出的人也越来越多，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而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警察局不配合，司法同僚冷嘲热讽，就是美军档案中心的官员，也对拉德曼的执着持有成见。在他们眼中，拉德曼是逆时代而行，是和所有人作对。
然而，此时的拉德曼已经不再单纯，他的心中是对历史的审视，对人性的重估。他无法容忍那些作恶的人逍遥法外，无法容忍他们就生活在自己周围。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送上法庭，让他们接受历史与现实、人性与法律的双重审判。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拉德曼最终还是感动了美国档案中心的官员，他把拉德曼带到了已经尘封多年的档案室。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拉德曼再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残忍与沉重，8000名党卫军曾经在奥斯维辛“服役”，那也就意味着，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对拉德曼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才是这个民族的真相。罪恶不只是希特勒和戈培尔，这8000也许就是普通人的官兵，同样参与了历史的罪恶。所以，当年只审判了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太过敷衍，那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审判，它只划分了战后势力的新格局，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审判与人性清算。正因如此，那段历史才这样被人遗忘，那些曾经的罪犯才能活得这样心安理得。而这，是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拉德曼无法容忍的。他要揭开历史的迷雾，拷问这个民族的良心，让原本的一切都公布于天下。
为此，他四处走访，寻找历史的证人。多少年过去，那些幸存者都已老去，然而，他们的故事依然震撼如初。一个个幸存者面对镜头说出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个故事都仿佛是地狱里的传说，而这些传说，竟然就曾经发生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而那里的恶魔不是想象中的牛头马面，而是有名字、有肉体的人，是拉德曼的同胞们。
在这个情节中，我特别喜欢导演的处理方式。他没有让那些叙述者悲痛欲绝地控诉，而是让那些男男女女克制地叙说，但同时，却是拉德曼以及他的助手或掩面哭泣或不忍再听的战栗。镜头似乎是重复的，但情感的层次却隐含在其中。那些当事人或见证者越是平静，拉德曼他们越是压抑和悲伤，那种历史的反差越是强烈。历史就在那里，不是没有讲述者，而是没有倾听者。在耻辱的历史面前，有人刻意选择了遗忘，不管以什么之名，都是更大的耻辱。这是拉德曼的感受，也是他坚持的理由。
拉德曼的调查在升级，而遇到的阻力也在升级。有人在黑夜往格尼卡的住所扔石头，有人在街头袭击拉德曼。母亲请求他停止调查，因为他失踪多年的父亲也有不光彩的历史。首席检察官甚至说出，如果要审判，那么拉德曼的父辈都需要接受审判，无一人幸免，因为，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党卫军。对于拉德曼而言，那些看得见的威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父亲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高贵。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之所以能以正义之名介入这段历史，遵循的是父亲对他的赠言——永远做正确的事，他现在做的就是；另一方面，如果他继续调查，那他必须直面他的父亲曾经犯下的罪。电影到这里，主人公的形象才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立体。在得知父亲的身份之前，他是以一个完全清白的人面对这段历史；得知父亲身份之后，他的身份也变得暧昧不清。他是清白的，但他的父亲却有罪过，他必须背负起父亲的十字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曾经是和母亲关系不好的拉德曼的精神支柱。而现在，这个精神支柱坍塌了。与此同时，他得知格尼卡也曾经当过党卫军。拉德曼几乎崩溃了。他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谁？历史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哪一群人的历史，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历史的光荣与罪恶，和所有人有关。对此，拉德曼是缺少心理准备的。外界的压力，调查的阻力，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首席检察官对他的拉拢，拉德曼一度动摇，也一度放弃。他向检察长递交了辞呈，走上了常人眼中的正常之路——进了一个报酬丰厚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逃避已无济于事。拉德曼离开了检察院，丢失了刚刚赢得的尊敬，也丢失了爱情和友谊，丢失了那些受害者们对他的信任。这是他能清楚得感受到的。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在律师事务所，他的上司和同僚心中根本没有对法律的敬畏，更没有正义的坚守，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他无法和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不能做他的父亲，在集体无意识的泥淖中丧失理性，丧失对正义的捍卫与追求。
拉德曼再一次回到检察长的办公室，而这一次，他真正是义无反顾。在他的努力与感召下，更多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也加入进来，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兰克福大审判拉开了序幕。那些罪犯“才第一次受到德国法律制裁，集中营的历史才开始拷问德国人的灵魂，奥斯威辛才进入史册，成为德国乃至全人类记忆中永远隐痛的一块伤疤。”（陈凭轩）电影最后的字幕告诉我们，那一场审判，虽然并不彻底，但起码，让这个国家对历史有了新的态度。这个民族对过去的罪恶有了新的认知，也有了广泛的忏悔。这就是拉德曼他们坚持的意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审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有人记得，只要有人关注，只要有人反思，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胜利。拉德曼他们不是最终的审判者，而是盗火者，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无法完成人类终极的正义审判，他们能做的，就是让历史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不要中断，更不能改写。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无愧于这个民族。
面对昔日的灾难，我们总是说，要向前看；面对昔日的罪人，我们总是说，要学会宽容。正如电影中拉德曼面对的集体性说辞。那些人已经老了，没有力量再伤害他人，就让他们平静地度过晚年，不也是一种人道吗？然而，过去发生的一切，后人真的就没有知情权吗？对那些曾伤害过他人的人，难道就一个宽容就可以无原则地赦免吗？审判不只是定罪，审判的更大意义在于，让人们确立关于人性与良知的常识——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善良，什么应该做，什么绝不能做。审判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现象，也是一个个人。那些参与者，那些把罪恶都归于命令的施暴者，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的良心理应不安，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们不能以一个无辜者的形象面对世界，他们应该让下一代人知道他们曾经干过什么，他们不该隐瞒，更不能窜改。这是人性的底线。所以，审判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过场，而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对于个体而言，受到审判可能意味着耻辱，而对于国家而言，审判自己则意味着高贵的自省与尊严。
这是一部根据黑森州总检察长、前犹太逃亡人士弗里茨•鲍尔主导的法兰克福审判的历史改编的电影。它有历史依据，也有电影的叙事策略。就我个人而言，我关注历史本身的沉重与冲突，也在意电影对这种题材的处理方式。我庆幸电影没有拍成传记片，而是让一个对这段历史近乎认知空白的年轻人担任主角。因为，如果是传记片，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会对电影的视角构成限制，电影的表现力也会相应地削弱。而虚构的拉德曼，他的自由度则大得多，他的视野，他的感受，以及他内心的纠葛，都增加了电影的宽度和广度。比如，在拉德曼和格尼卡调查过程中，他们问许多年轻人知不知道奥斯维辛，那些年轻人都是一脸茫然，甚至是漠然。这个情节很小，但张力十足。在1958年，人们对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竟然就这样一无所知，是人们的健忘，还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书写出了问题？还比如，在奥斯维辛实地考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静静的草地，是阳光懒洋洋地照射下来，即使那依然残存的铁丝网，在阳光照耀下也没有了昔日的恐怖，而是多了一分柔和。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让人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你会把这里当成一片风景。昔日的残酷与当下的宁静，竟然那样和谐地存在于那一刻。这些看似闲笔的东西，让荒谬有了准确的表达，让悖论有了细腻的纹理。这样的细节让人难忘，这样的表达让人惊叹。
在观影过程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西蒙的态度。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屠杀的梦魇已经远去，作为受害者，面对昔日的刽子手，他依然是那样害怕，依然是那样的惶恐不安；作为见证者，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他却不敢上法庭做证人。面对记忆，他似乎永远是恐惧，是逃避，是无法直面的悲伤。这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萨拉的钥匙》，也是回顾历史的电影。在被赶往集中营之前，小女孩萨拉让她的弟弟躲进了壁橱里。她不知道他们此去将永远不会回来，她只想保护弟弟，她幻想着她的钥匙很快就能再次打开那扇门。在去集中营的路上，萨拉终于明白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家里，于是，她开始了她的逃跑计划。她要回家，她要打开壁橱，她要把弟弟救出来。这是她唯一的信念。地狱里也有人性之光，这是故事继续下去的前提。在萨拉的故事里，这一点同样有效。在别人的帮助下，她成功地逃出来，并成为一个法国人的孩子。然而，时间不等人，当萨拉终于来到巴黎，回到她的家，打开那扇门，弟弟已经成为腐烂的尸体……
再次打开这段沉痛的记忆，是二战结束许多年之后。一个专栏女作家，因为要写关于纳粹的文章，在近乎巧合的情况下，走进了萨拉的故事。在这条叙事线索中，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对记忆的理解，显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对历史、对记忆，对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着伦理的尴尬，对当下，对记忆，对历史。萨拉在二战结束后选择了离开巴黎，然后在美国隐姓埋名，带着痛苦的记忆死去；萨拉的儿子竟然不知道母亲的往事；女作家的公爹竟然见证了萨拉弟弟的死，他们现在的房子就是萨拉当年的家。于是所有的矛盾都在瞬间尖锐，在瞬间扎疼了所有的当事人。正如《缄默的迷宫》一样，那段虐心的历史，参演的，绝不是某几个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演员，暴君，大臣，刽子手，受害者，看客……所以，要打开那段历史，就必须让所有的参演者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自己的感受，哪怕就是一天的事件，哪怕就是一个人的遭遇。
如何面对那段往事，如何面对真实的记忆，如何用当下的理性与情感处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如何审视我们面对真相的态度与选择，是《萨拉的钥匙》的核心问题，也是《缄默的迷宫》重要的维度。萨拉那把钥匙，不仅仅是打开橱柜的钥匙，更是多年后打开所有人记忆的钥匙。我们理解萨拉无法抹去的愧疚，却无法温暖她那被记忆伤害太深的心灵；我们同样理解女作家公爹在特殊时期对萨拉的帮助，理解他对往事的沉默；我们更理解女作家面对公爹与萨拉儿子时的震惊与不解。因为，所有人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记忆的选择性遗忘，是一个人能继续下去的前提。而对于国家，所有的记忆都不能被遗忘，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保持完整的条件。《萨拉的钥匙》的结尾，是女作家与萨拉的儿子一起，伤感而又坦然地再次打开记忆，重新打量眼前的孩子与阳光。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电影的结束，而是又一个伦理叙事的开始。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个人和一个民族，它是伤害，还是耻辱，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能被改写，更不能被删除。这应该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道德常识，也是良知与尊严的重要体现。
2017年10月10日
——发表于2018年第二期《随笔》
辛泊平
许多朋友问我，你长时间看关于纳粹的电影，不会觉得单调和无聊吗？我对他们说，一点也不。因为，那些电影视角不同，打开记忆的方式不同，给我的感动或震撼也就各不相同。即使是大致相同的故事和价值取向，也不会影响我的感受。在我看来，对于那段历史，再多的电影叙述都无法洞悉它的全部。除去那些进入公众视野的大事件之外，在时间的皱褶里，一定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往事和秘密。再小的事件，再小的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在进行历史审判的时候，那些事件都是见证者，那些人物都应该是讲述人。所以，所有的表达都有价值，所有的钩沉都有意义。我担忧的是，人们对这段历史失去研究的热情，对这段记忆失去关注的耐心。因为，每一次打开，都会连带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族的耻辱；每一次打开，都会交织着当下人的良心和人性的拷问。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比如对于德国来说，那段残酷而又荒诞的历史，几乎和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关系。让我感动的是，德国人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了直面，作为多伦多电影节的竞赛片，上映于2014年的电影《缄默的迷宫》再一次让我感受到这个民族对历史的尊重态度，和让人尊敬的忏悔精神。
是的，我特别看重电影的拍摄时间与上映时间。在我看来，这个离当下不远的时间别有意味。从1945年算起，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纳粹，犹太人，集中营，这些词汇似乎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更何况，在这之前，已经有太多关于纳粹的电影了，然而，他们还是拍了这部影片，更让人震惊的是，这部题材似乎并不讨巧的电影不仅没有遭到冷遇，反而横扫“德国电影奖”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提名，票房更是大卖。可以这样说，从这部电影的内容和普通观众的反应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也是一种关乎良知、关乎道德的深度反思。
那是在1958年的西德，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安详的街道和生机勃勃的校园，阳光明媚，绿树婆娑，下课铃响起，孩子们从漂亮的大楼里跑出来，在宽敞的操场上一边游戏一边唱歌，歌声是“没有比我们的国家更加美丽，不论远近……”几个教师在一旁抽烟、聊天，说哪个孩子调皮，哪个孩子不服管教，再正常不过的日子。正在这时，一个叫西蒙的画师经过这里，他想抽烟，却找不到打火机。校园里的一名教师看到了西蒙的尴尬，他走到栅栏旁，友善地把打火机递给西蒙。西蒙点香烟的时候看到了一只有疤痕的手，他似乎想起了什么，抬头看时，是一张微笑的脸。然而，西蒙却像看到魔鬼似地打了个冷战，手里的烟掉了，画笔洒落一地，而他却顾不得这些，而是仓皇而逃。那一刻，你会觉得西蒙是一个罪犯，而那名教师是他犯罪的见证者。毕竟，那名教师是那样的稳健和从容，而西蒙，却有一张近乎猥琐的脸。对于电影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悬念。正如电影中的教师，面对像兔子一样逃走的西蒙，他的脑子里肯定也写满了问号：这个人我见过吗？他为什么要逃跑？我对他做过什么？这是他的问题，同时也是观众的问题。
接下来，镜头转换，是法兰克福地方法院。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检察官，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练习法庭辩护，镜子里的他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而实际上，他刚刚入职，还只能负责简单的交通事故，他能接到大案子，还得在两年以后。然而，偏偏是这个叫拉德曼的年轻人，遇到了注定要改变他人生的大案。正在他整理办公室的时候，报社记者格尼卡带着西蒙来到了检察院。在大厅里，格尼卡愤怒地向默不作声的检察官们控诉，他的朋友西蒙刚刚看到了前纳粹党卫军军官舒尔茨，他曾经在集中营杀人无数，按照法律，他犯有谋杀罪，可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与惩罚，他现在的身份是教师。他想控告那个刽子手，而警察局却不受理。面对格尼卡的咆哮，拉德曼很震惊，他震惊的不仅仅是这种骇人听闻的荒诞现实，还有他的上司们不以为意的态度。在格尼卡遭到首席检察官讥讽之后，格尼卡把控诉材料扔进了垃圾桶，然后愤然离去。而这份材料被拉德曼偷偷捡了回来。
在这里，你可以认为这是拉德曼的好奇心使然，但这样理解显然是表面化的。因为，如果仅仅是好奇心，那么当他遇到阻力时，会轻易放弃，他不会顶着巨大的压力揭开一个民族的伤疤。在我看来，拉德曼此举是出于一个年轻人的正义感。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儿时和父亲的合影，上面有他父亲的题词——永远做正确的事。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谋害他人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心中的律法。他无法理解一个刽子手竟然能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却欲诉无门的现实。所以，他阅读那份材料，是偶然，也是必然。说偶然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受理大案的资格，说必然是因为他心中早有这样的正义担当。但不管怎样，一个悲惨的故事就此打开，一个词语——奥斯维辛集中营——再次出现在这个国家，刺伤了拉德曼，也刺伤了这个国家所有人。
拉德曼找到了格尼卡和西蒙，他想知道更多关于集中营的事情。起初，格尼卡并不看好这个毛头小子，他只是带他去参加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西蒙喝醉了，格尼卡和拉德曼送他回家。在西蒙的家里，拉德曼看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证据——奥斯维辛党卫军长长的名单。这一次，拉德曼决心为了正义站出来。在办公会议上，他向检察长请缨，要调查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案件。他的做法在地方法院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席检察官首先站起来反对，他的理由确凿——过去的一切都已有定论，人民需要稳定，国家需要稳定，没有必要再让国家的伤口再一次呈现。但让人想不到的是，一直沉默的检察长却力排众议，支持拉德曼，并为他专门成立了办公室，配备了助手。因为，检察长也是犹太人，他也曾进过集中营。作为曾经罪恶的见证者及灾难的幸存者，检察长本应该早就开始这项工作。然而，他没有做，那背后将会有怎样的秘密？那么，现在有人要做，他的支持是否会让这项工作进展顺利？
按照检察长的提议，拉德曼开始搜集证据。首先要完成的是，确认西蒙名单上的人现在的职业和住所。这项工作繁杂而又琐碎，但拉德曼却不厌其烦、热情高涨。在格尼卡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许多生活在他们周围的昔日的党卫军。那些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恶魔与刽子手，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教师、医生、面包师，他们手上的血迹早已荡然无存。死难的犹太人已经死难，而他们，却依然在阳光下，体面或者自足地活着，享受着粮食，也享受着普通而又安宁的日子。正如那个西装革履的教师舒尔茨，他现在依然站在校园里对孩子的品行做出判断；正如那个送运工布兰纳，他现在依然会在工作之时得到人们真诚的祝福……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牵出的人也越来越多，涉及的面也越来越广，而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警察局不配合，司法同僚冷嘲热讽，就是美军档案中心的官员，也对拉德曼的执着持有成见。在他们眼中，拉德曼是逆时代而行，是和所有人作对。
然而，此时的拉德曼已经不再单纯，他的心中是对历史的审视，对人性的重估。他无法容忍那些作恶的人逍遥法外，无法容忍他们就生活在自己周围。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送上法庭，让他们接受历史与现实、人性与法律的双重审判。应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拉德曼最终还是感动了美国档案中心的官员，他把拉德曼带到了已经尘封多年的档案室。面对堆积如山的资料，拉德曼再一次感受到了历史的残忍与沉重，8000名党卫军曾经在奥斯维辛“服役”，那也就意味着，对犹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对拉德曼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才是这个民族的真相。罪恶不只是希特勒和戈培尔，这8000也许就是普通人的官兵，同样参与了历史的罪恶。所以，当年只审判了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太过敷衍，那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审判，它只划分了战后势力的新格局，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审判与人性清算。正因如此，那段历史才这样被人遗忘，那些曾经的罪犯才能活得这样心安理得。而这，是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的拉德曼无法容忍的。他要揭开历史的迷雾，拷问这个民族的良心，让原本的一切都公布于天下。
为此，他四处走访，寻找历史的证人。多少年过去，那些幸存者都已老去，然而，他们的故事依然震撼如初。一个个幸存者面对镜头说出一个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个故事都仿佛是地狱里的传说，而这些传说，竟然就曾经发生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而那里的恶魔不是想象中的牛头马面，而是有名字、有肉体的人，是拉德曼的同胞们。
在这个情节中，我特别喜欢导演的处理方式。他没有让那些叙述者悲痛欲绝地控诉，而是让那些男男女女克制地叙说，但同时，却是拉德曼以及他的助手或掩面哭泣或不忍再听的战栗。镜头似乎是重复的，但情感的层次却隐含在其中。那些当事人或见证者越是平静，拉德曼他们越是压抑和悲伤，那种历史的反差越是强烈。历史就在那里，不是没有讲述者，而是没有倾听者。在耻辱的历史面前，有人刻意选择了遗忘，不管以什么之名，都是更大的耻辱。这是拉德曼的感受，也是他坚持的理由。
拉德曼的调查在升级，而遇到的阻力也在升级。有人在黑夜往格尼卡的住所扔石头，有人在街头袭击拉德曼。母亲请求他停止调查，因为他失踪多年的父亲也有不光彩的历史。首席检察官甚至说出，如果要审判，那么拉德曼的父辈都需要接受审判，无一人幸免，因为，他们都曾经参加过党卫军。对于拉德曼而言，那些看得见的威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父亲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高贵。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之所以能以正义之名介入这段历史，遵循的是父亲对他的赠言——永远做正确的事，他现在做的就是；另一方面，如果他继续调查，那他必须直面他的父亲曾经犯下的罪。电影到这里，主人公的形象才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立体。在得知父亲的身份之前，他是以一个完全清白的人面对这段历史；得知父亲身份之后，他的身份也变得暧昧不清。他是清白的，但他的父亲却有罪过，他必须背负起父亲的十字架。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曾经是和母亲关系不好的拉德曼的精神支柱。而现在，这个精神支柱坍塌了。与此同时，他得知格尼卡也曾经当过党卫军。拉德曼几乎崩溃了。他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谁？历史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哪一群人的历史，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历史的光荣与罪恶，和所有人有关。对此，拉德曼是缺少心理准备的。外界的压力，调查的阻力，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首席检察官对他的拉拢，拉德曼一度动摇，也一度放弃。他向检察长递交了辞呈，走上了常人眼中的正常之路——进了一个报酬丰厚的律师事务所。然而，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逃避已无济于事。拉德曼离开了检察院，丢失了刚刚赢得的尊敬，也丢失了爱情和友谊，丢失了那些受害者们对他的信任。这是他能清楚得感受到的。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在律师事务所，他的上司和同僚心中根本没有对法律的敬畏，更没有正义的坚守，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他无法和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不能做他的父亲，在集体无意识的泥淖中丧失理性，丧失对正义的捍卫与追求。
拉德曼再一次回到检察长的办公室，而这一次，他真正是义无反顾。在他的努力与感召下，更多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也加入进来，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兰克福大审判拉开了序幕。那些罪犯“才第一次受到德国法律制裁，集中营的历史才开始拷问德国人的灵魂，奥斯威辛才进入史册，成为德国乃至全人类记忆中永远隐痛的一块伤疤。”（陈凭轩）电影最后的字幕告诉我们，那一场审判，虽然并不彻底，但起码，让这个国家对历史有了新的态度。这个民族对过去的罪恶有了新的认知，也有了广泛的忏悔。这就是拉德曼他们坚持的意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审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有人记得，只要有人关注，只要有人反思，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胜利。拉德曼他们不是最终的审判者，而是盗火者，在时间的长河里，他们无法完成人类终极的正义审判，他们能做的，就是让历史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不要中断，更不能改写。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无愧于他们的时代，无愧于这个民族。
面对昔日的灾难，我们总是说，要向前看；面对昔日的罪人，我们总是说，要学会宽容。正如电影中拉德曼面对的集体性说辞。那些人已经老了，没有力量再伤害他人，就让他们平静地度过晚年，不也是一种人道吗？然而，过去发生的一切，后人真的就没有知情权吗？对那些曾伤害过他人的人，难道就一个宽容就可以无原则地赦免吗？审判不只是定罪，审判的更大意义在于，让人们确立关于人性与良知的常识——什么是罪恶，什么是善良，什么应该做，什么绝不能做。审判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现象，也是一个个人。那些参与者，那些把罪恶都归于命令的施暴者，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的良心理应不安，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们不能以一个无辜者的形象面对世界，他们应该让下一代人知道他们曾经干过什么，他们不该隐瞒，更不能窜改。这是人性的底线。所以，审判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过场，而是一种庄严的仪式。对于个体而言，受到审判可能意味着耻辱，而对于国家而言，审判自己则意味着高贵的自省与尊严。
这是一部根据黑森州总检察长、前犹太逃亡人士弗里茨•鲍尔主导的法兰克福审判的历史改编的电影。它有历史依据，也有电影的叙事策略。就我个人而言，我关注历史本身的沉重与冲突，也在意电影对这种题材的处理方式。我庆幸电影没有拍成传记片，而是让一个对这段历史近乎认知空白的年轻人担任主角。因为，如果是传记片，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会对电影的视角构成限制，电影的表现力也会相应地削弱。而虚构的拉德曼，他的自由度则大得多，他的视野，他的感受，以及他内心的纠葛，都增加了电影的宽度和广度。比如，在拉德曼和格尼卡调查过程中，他们问许多年轻人知不知道奥斯维辛，那些年轻人都是一脸茫然，甚至是漠然。这个情节很小，但张力十足。在1958年，人们对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竟然就这样一无所知，是人们的健忘，还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书写出了问题？还比如，在奥斯维辛实地考察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静静的草地，是阳光懒洋洋地照射下来，即使那依然残存的铁丝网，在阳光照耀下也没有了昔日的恐怖，而是多了一分柔和。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让人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你会把这里当成一片风景。昔日的残酷与当下的宁静，竟然那样和谐地存在于那一刻。这些看似闲笔的东西，让荒谬有了准确的表达，让悖论有了细腻的纹理。这样的细节让人难忘，这样的表达让人惊叹。
在观影过程中，最让我难忘的是西蒙的态度。战争的硝烟已经消散，屠杀的梦魇已经远去，作为受害者，面对昔日的刽子手，他依然是那样害怕，依然是那样的惶恐不安；作为见证者，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他却不敢上法庭做证人。面对记忆，他似乎永远是恐惧，是逃避，是无法直面的悲伤。这让我想起另一部电影《萨拉的钥匙》，也是回顾历史的电影。在被赶往集中营之前，小女孩萨拉让她的弟弟躲进了壁橱里。她不知道他们此去将永远不会回来，她只想保护弟弟，她幻想着她的钥匙很快就能再次打开那扇门。在去集中营的路上，萨拉终于明白她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家里，于是，她开始了她的逃跑计划。她要回家，她要打开壁橱，她要把弟弟救出来。这是她唯一的信念。地狱里也有人性之光，这是故事继续下去的前提。在萨拉的故事里，这一点同样有效。在别人的帮助下，她成功地逃出来，并成为一个法国人的孩子。然而，时间不等人，当萨拉终于来到巴黎，回到她的家，打开那扇门，弟弟已经成为腐烂的尸体……
再次打开这段沉痛的记忆，是二战结束许多年之后。一个专栏女作家，因为要写关于纳粹的文章，在近乎巧合的情况下，走进了萨拉的故事。在这条叙事线索中，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对记忆的理解，显得格外沉重。所有人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对历史、对记忆，对当下；所有人都面临着伦理的尴尬，对当下，对记忆，对历史。萨拉在二战结束后选择了离开巴黎，然后在美国隐姓埋名，带着痛苦的记忆死去；萨拉的儿子竟然不知道母亲的往事；女作家的公爹竟然见证了萨拉弟弟的死，他们现在的房子就是萨拉当年的家。于是所有的矛盾都在瞬间尖锐，在瞬间扎疼了所有的当事人。正如《缄默的迷宫》一样，那段虐心的历史，参演的，绝不是某几个人，所有的人都曾经是演员，暴君，大臣，刽子手，受害者，看客……所以，要打开那段历史，就必须让所有的参演者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说出自己的感受，哪怕就是一天的事件，哪怕就是一个人的遭遇。
如何面对那段往事，如何面对真实的记忆，如何用当下的理性与情感处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如何审视我们面对真相的态度与选择，是《萨拉的钥匙》的核心问题，也是《缄默的迷宫》重要的维度。萨拉那把钥匙，不仅仅是打开橱柜的钥匙，更是多年后打开所有人记忆的钥匙。我们理解萨拉无法抹去的愧疚，却无法温暖她那被记忆伤害太深的心灵；我们同样理解女作家公爹在特殊时期对萨拉的帮助，理解他对往事的沉默；我们更理解女作家面对公爹与萨拉儿子时的震惊与不解。因为，所有人似乎都有足够的理由。对记忆的选择性遗忘，是一个人能继续下去的前提。而对于国家，所有的记忆都不能被遗忘，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保持完整的条件。《萨拉的钥匙》的结尾，是女作家与萨拉的儿子一起，伤感而又坦然地再次打开记忆，重新打量眼前的孩子与阳光。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电影的结束，而是又一个伦理叙事的开始。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个人和一个民族，它是伤害，还是耻辱，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能被改写，更不能被删除。这应该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道德常识，也是良知与尊严的重要体现。
2017年10月10日
——发表于2018年第二期《随笔》
@关粉儿 2018-03-22 22:51:17
拜读，问好辛兄
说起来这类电影真是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视角，而且都不差
2016年我看的一部《记住 Remember (2015)》，是最新关于纳粹的
-----------------------------
这个我还真没看过，什么时候看一看：）
远握关粉儿兄，春天好！！！
拜读，问好辛兄
说起来这类电影真是非常多，各种各样的视角，而且都不差
2016年我看的一部《记住 Remember (2015)》，是最新关于纳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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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还真没看过，什么时候看一看：）
远握关粉儿兄，春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