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

各位男性朋友：这几天开车请勿鸣笛，不要觉得高考与你们无关，只要你混得够好，你老婆此时正在高考……
交警宣

广场大妈这两天不要跳了，也许你未来老公这两天正在高考

毛泽东专用住所可分为各省国宾馆系列、国防战备指挥中心系列、风景区系列及其他四大类。属于各省国宾馆系列的为22处，包括武汉东湖梅岭一号别墅、郑州省委第三招待所八号楼、长沙蓉园一号楼、长沙九所三号楼和六号楼、上海西郊宾馆某楼、杭州刘庄一号楼、杭州汪庄宾一号楼、哈尔滨花园邨宾馆某楼、成都金牛宾馆一号楼、南宁西园饭店、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太原晋祠宾馆、合肥稻香楼宾馆、西宁胜利宾馆、西安丈八沟宾馆、兰州宁卧庄宾馆、长春南湖宾馆、济南南郊宾馆、南昌滨江宾馆、贵阳花溪西舍和东舍、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广州鸡颈坑别墅；属于国防战备指挥中心系列的1处，湖北咸宁特一号别墅一栋；属于风景区系列的7处，包括河北北戴河别墅一号楼、河北北戴河小别墅、江西庐山芦林一号别墅、北京密云水库石骆驼别墅毛泽东住所、辽宁大连棒棰岛宾馆、山东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海南鹿回头宾馆；属于其他性质的14处，包括北京双清别墅、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北京玉泉山一号楼、北京新六所一号楼、北京中南海游泳池、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北京钓鱼台12号楼、湖南韶山宾馆卢家湾一号楼、湖南韶山滴水洞别墅、北京官园、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上海虹桥“一0一”住所、中南海“二O二”住所、南京依村1号别墅，总计44处。按照惯例，毛泽东每到一处住所休息，都要为其随行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安排住宿，或者供毛泽东娱乐、运动的地方。在有的住所里，事先就建好相应的建筑，如武汉梅岭一号的二号、三号楼，滴水洞的二号、三号楼，广州鸡颈坑是“一组房子”，显然除一号楼外，还有其他建筑。有的则要安排周围的其他建筑供随行人员使用，如北戴河一号楼周围的六、七、八号楼。但在各省国宾馆、毛泽东在北京的各住所、各风景胜地的住所，因为已经形成完整成熟的保障制度和相应住所建设，故不再专门围绕着毛泽东的住所为随行人员修房子。所以如果按栋（或四合院）来统计的话，上述44处毛泽东专用住所总共包括毛泽东本人所住（或准备给他住）的52栋房子（或四合院），明确为毛泽东本人（或家庭）娱乐或游泳用的有2栋（不包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明确供毛泽东家属或随行警卫人员居住的有10处（各地国宾馆均拥有供领导人家属、随行警卫人员住宿的配套房间，故不用专门修建房子。但在专门为毛泽东修建的一些住所，如滴水洞、梅岭一号等则需修建这些附属住房，相关情况目前尚不清楚）， 总计为64栋（或四合院）。
应当指出，这些住所中有的毛泽东长期或多次居住，有的只住过短短几天，还有的毛泽东一生中从来没有住过。比如各省会国宾馆中，毛泽东从未住过的有哈尔滨花园邨宾馆、南宁西园饭店、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太原晋祠宾馆、西宁胜利宾馆、西安丈八沟宾馆、长春南湖宾馆、贵阳花溪西舍和东舍（北京密云水库别墅毛泽东住所住宿情况不详，暂时算作未住过）。其他诸如辽宁大连棒棰岛宾馆、山东青岛八大关小礼堂、海南鹿回头宾馆、北京官园、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和松园以及准备用作战时指挥中心的湖北咸宁特一号别墅一栋，他终生没有踏入半步。但这些住所确确实实是按照他的需要修建起来的，计划他来的时候接待使用的。像哈尔滨花园邨宾馆就是按照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欧初送去的广州小岛一号楼的图纸施工的（欧初《毛泽东与小岛》）；南湖别墅是毛泽东让汪东兴告诉广州军区修建的，有关人员还专门赴杭州和武汉两地取经，依照刘庄、汪庄和梅岭一号样式进行建筑设计（《南湖“行宫”修建记》）。毛泽东建国后从未涉足的陕西、甘肃、青海、山西、贵州以及内蒙等省区。照此计算，毛泽东在各省会城市的专用住所数量相当可观，算上在非省会城市或著名风景区准备的住所，更多。
还有一些省会所在地国宾馆或重要城市接待毛泽东用房的情况不明，本文暂未列入。如辽宁友谊宾馆据说始建于1931年，却于1970年开业，不知道这个“开业”是什么意思？该宾馆有10幢别墅，修建时间也不清楚。同样情况不明的还有南京紫金山国宾馆（建于1957年）和以龙云公馆（建于1936年）为基础建立的昆明震庄迎宾馆。尚待知情人予以补充。
如果这些宾馆的情况查明后，可能毛泽东专用住所的数量还会增加。

楼主是镇上派出所的，自宝强出事以来，已经有三个家长来替小孩改名字了，一个叫马蓉，一个叫马榕，一个叫马蓉蓉。估计，这名字就跟潘金莲一样，不会有人再取了。。。。。。

1606
邓小平传.这本书我看的挺早，还信了他的邪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施害者惊心动魄的残暴。如共有敲死、溺死、枪死、捅死、砍死、拖死、活割、砸死、逼人上吊、围捕杀害、破腹割肝等数十种之多。政治迫害中的刑讯逼供的手段，还有拔河、假枪毙、假活埋、剐猪、泡水、灌狗屎、脱裤游街、踩足跟、坐坦克、坐老虎凳、游斗、打活靶、罚跪、手铐、脚镣、木枷锁脚、跪碎石、罚跑步、化妆游街等上百种之多。〔２２〕显然，施害者并不想尽快地结束被害者的生命，而是要充分地享受一种在拷打和处死人中的过程所得到的兽性的快感。要知道这种种刑讯残忍歹毒到了何种震秫人性的地步，环江县中学党支部书记龙孟庄经历的“慈母饮泪劝子服毒”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１９６８年３月，龙的母亲目睹她儿子遭受的种种非人折磨后，竟借送饭之际，给他带来毒药，“声泪俱下地劝子服毒自尽，以免再受煎熬”……〔２３〕

这种施害者感官和心理快感的产生，无疑和长期以来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中把阶级敌人的“非人化”有关，即他们不是人，而是必须予以清除的“臭狗屎”、“臭虫”，因此，杀掉阶级敌人不是杀人而是为人类除害。在这些档案里，被杀的四类分子常常被称为“猪”，而预谋杀戮被称为“完成生猪上调任务”。〔２４〕尤其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前，县里都要发出通知要下面“杀‘猪’向自治区革委成立献礼”。〔２５〕这样，对四类分子妖魔化和非人化符号操作非但能够起到重要的减轻施虐者心理紧张或心理负担的作用，还可以给他们虚假的正义感。

然而，上述的杀人手法虽然残酷，还不算是最丧尽天良的。以韦国清为代表的“红色政权”对黑五类和反对派群众的迫害和杀戮，还大大超越了每一个人作为人类一员的起码伦常底线。例如，凶手们强迫儿子当着他们的面亲手杀害父亲：１９６８年６月２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墓，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２６〕再如，施害者常常以“活命”为诱惑，先强迫一部分四类分子充当凶手杀害另一部分同类，然后又立刻食言把这些人也杀死。如横县峦城区在１９６８年９月的所谓的“斗反共救国团”的会上，施害者们把事先预谋杀害何正督等７人（包括何的３个儿子）捉到大会进行斗争之后，首先打死何王督，令李锡亮（地主）等和被害者的３个儿子（何斌、何武、何威）把死者抬往那督山挖坑埋葬。当何斌、何武把父亲放下坑之后，凶手即开枪将兄弟俩杀死于坑内。三子何威（年仅１３岁）见此惨景，转身边走边哭，也被枪杀于山腰上。后地主李锡亮本人也不能幸免，又被勒死。〔２７〕类似的情况还有，宜山县北牙公社的保良大队农民覃瑞年被枪杀后，头颅被砍下，施害者还强迫其妻拎着丈夫的头颅游街示众……〔２８〕
如果有一天韦尸体被扔出来，我想会不会万人踩踏


第四，屠杀还常常是“斩草除根”、灭门绝户式的，而蕴藏在这一残忍背后的常常是肮脏卑下的谋财害命的动因。

在广西阶级灭绝式的大屠杀中，不少地方还提出“杀哥必杀弟，杀父必杀子”等“斩草除根”式的做法。〔２９〕在１９６７年９月这股杀人风刚刚兴起时，全州县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东山黄瓜冲坑杀惨案”。由民兵营长黄天辉等策划杀害了地富分子及无辜群众、小孩７６人。其中１９５０年以后出生的少年儿童和女孩３１人。在坑杀到大宅村地主唐老金时，唐抱着一个３岁的孙子和一个１岁的孙女向施害者哀求：“你留下我这个孙仔给我的媳妇（媳妇系贫农出身），他没犯法”。黄天辉等凶手坚决不同意，逼着唐抱着孙仔和孙女一起跳下无底的岩洞。在这一血案里，有７户共２９人被全部杀绝。〔３０〕再如，在“七三布告”后，宾阳县曾大开杀戒，“芦墟区南山公社六炭村吴日生一户５人，当吴日生被拉去临打死前，其已怀孕７个多月的妻子带着３个小孩到现场哀求，不要打死她的丈夫，结果连她和两个孩子也被打死，只剩下一个４岁的女孩被打致伤幸存。”〔３１〕

屠杀对被害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悲剧。但对施害者来说，却是一个令他们手舞足蹈的大喜剧的开始。这些档案记载了这样一个循环不已的模式：在灭门绝户式的血迹未干之际，施害者们即刻进入了瓜分被害者财产的高潮，而原被害者家庭所有的鸡鸭猪羊和有限的粮食，在大吃大喝的盛筵中被挥霍一空。例如，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８日，大新县桃城区松洞公社党支书赵福和打手赵健强等在残杀了残杀了梁超文、梁超武、梁超廷一家三兄弟和父亲梁基安后“纠集多人抄抢梁家的鸡６只、鸭５只、鹅２只，当晚会餐。还罚没梁家的稻谷１８０斤，人民币２６元，中猪１头（毛重８０斤）布１２尺，木板４块。把梁基安一家弄得人财两空。”〔３２〕再如，在宾阳县的大屠杀中，武陵区上施公社的凶手在杀害了黄泽先全家以后，“打死人后，已经是次日凌晨４点多钟了。这帮人回家后接着黄树松又带队抄了黄泽先家，将所抄得的财物搬到本村小学，当晚全部瓜分干净。”〔３３〕正因为有这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广西各地才争相把四类分子全家“斩草除根”，以便瓜分他们的财物。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９日，钟山县石龙区松桂小乡寨义头生产队女社员邹清华与儿子潘惠兴因家庭所谓出身不好，亲属中有的去了台湾等，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参加“暗杀团”等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惨遭同坑活埋致死。在策划这一屠杀事件时，贫协主任潘焕益就一再以受害者的财产为诱饵，催促两拨凶手竞争。以下则是档案里对“第二天”发生的事件的描述：

活埋邹清华母子的第二天，潘连照、潘义信带民兵潘义洪、潘火兴、潘培兴、潘聚兴等人又到潘惠兴家中进行抄家，当场挑走谷子一千多斤，抄走起房用的杉木２５根、现金７０元、２０多只鸡、新蚊帐一床、棉衣一件、新棉被一床，……抄来的东西除鸡以外，其他东西马上折价拍卖，把拍卖东西得来的钱，买来一条大猪杀了，在学校平地大摆酒席十多桌，除全村群众外，还邀请小乡干部潘官荣、潘进兴、潘瑞喜和相邻的罗卜江、大岩口、狮子头、松桂、老虎尾５个自然村的代表，共１１０多人会餐，吃所谓的杀人“庆功酒”。〔３４〕

行文至此，“谋财害命”一词应当会自然而然地浮上读者的脑际。人们可能还会联想到五十年代初的暴力土改中，死人最多的也是在所谓的向地主“追逼浮财”的运动中。确实，在中国农村的这些暴力中，施害者大都为中国农村的“农民”或痞子，其文化程度往往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要他们完全理解中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很难的，要他们搞懂毛泽东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一种奢想。和纳粹大屠杀和斯大林大清洗中种族和阶级的理论作为主要动机的情况不同，对这些中国乡村的痞子来说，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幌子和借口而已。在振振有词的革命口号下，掩盖着非常实际的“谋财害命”或“害命为了谋财”的杀人动机。而灭门绝户的杀戮方式则给他们提供了最快、最方便的全部占有他人财产的捷径，他们怎么会不举双手拥护这一革命的盛筵（人肉筵席）呢？

真相是令人发指的，其“中国特色”又是十分鲜明的。

有不少人财产被洗劫一空，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家中男子被杀尽，剩下孤寡老人，生活无着，十分可怜。临桂县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和大儿子３人被杀后，留下３个子女，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年仅１５岁的大女儿曾一度卖淫来养活２个弟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这等惨事，实令人不忍卒闻。而区党委某些人至今还认为这个女孩子“作风不好”。共产党员真是觉悟高了一烽火

在文革中作恶的人，别以为你们恶行已经被历史掩盖！死者冤魂不会放过你们，生者也时时刻刻看的你们

1607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恶心

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上林县“木山惨案”吃人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

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好事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４０〕

从谢锦文的回答中倒是透露了一个秘密：对敌人的“剖腹取肝分而食之”原来是一种革命传统或革命遗风。上文提到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照腾熟门熟路地参与剖腹取肝，并以和谢锦文同样的理由（“他鼓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让群众共食以示“共同专政”，可以推测，他们在以往的革命战争中，完全可能有过和谢锦文同样的杀人食肝的经历，而文革又给了他们制造了另一个机会。郑义遂有如下的感叹：

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４１〕

韦国清对中央“处遗”中把吃人肉者一律开除党籍和干籍非常不满，竟然反问道：“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３１〕由此可见国家机器的上层代表人物对凶手和吃人者的纵容。

研究文革暴力的美国华裔学者乔晞华就人性的变异，介绍过西方心理学的三个著名实验。第一个是１９５０年代的“阿希从众实验”（Ash　Conformity　Experiments），它表明由于社会规范和社会信息的影响，人在多数情况下会自然地选择从众。第二个是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１９６１年的“权力服从实验”（The　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它表明当普通人面对违背良知的命令时，人性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会选择听从命令而不是跟随良知。第三个是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１９７１年进行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它显示恶劣的系统和环境所产生的毒害，能够让好人轻易地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５１〕。这些实验或可反映出复杂的人格世界：善和恶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牢不可破的，邪恶也从来不是暴君和恶棍的专利。

刚看完中国第一恐怖片黑楼孤魂，说实话一点也不恐怖，恐怖是它的背景文革，人性的丧失

这次会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发言。耀邦和余秋里那几年关系很亲密，筹备十二大的时候，胡耀邦要余秋里做人事安排的负责人。当时我在国务院那边，没有过问这些事，不知为什么要余秋里来负责十二大人事安排，总之说明他信任余秋里。那几年耀邦不仅和余秋里一同视察边防，视察部队（因为余那时在部队工作，任总政主任）；还同余秋里一道视察工厂、油田。有一个时期，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经常请余秋里就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并且常常加以肯定。这可能因为耀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往往得不到大家赞同，而余秋里比较赞成他的意见，所以他是不是让余秋里发言，然后借肯定余秋里的意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或得到通过？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但在这次生活会上，余秋里却作了一个极其尖锐的批评责问耀邦的发言。他收集了那个时期耀邦在不同场合有关十三大邓及其他老人们退留的问题的讲话和答记者提问，然后当面责问耀邦：你动机何在？为什么这样说？所以余秋里这个人平时貌似耿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保护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

照常理说，一顿一斤肉应该吃得饱了，但对于牢中饿鬼来说就不是这样，更何况实际上不可能给足量。那个年代外面的日子也艰难，有人从中揩油并非难以想像。不过，真正的问题恐怕还不在此。有一回近两个月不见肉来，我开始不停地追问干部，有点维权的意思。有位干部耐心地给我解释，说钱不够用。他给我算了笔账，国家拨到每个犯人头上是多少钱，饭要多少钱，菜要多少钱，稍不注意就超支，剩不下肉钱。平心而论，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但那一回我还是把他堵了回去。我争辩说:“既然国家规定了每月每人一斤肉，就必定给了这份钱。你的意思是说，国家只给定量不给钱?”那位干部当然无言以对。他说的是事实，我说的是道理。我是有点强词夺理，但我用的是当时盛行的逻辑，管教干部们也经常使用的逻辑。比如：你在牢里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粮食定量和外面居民一样多，你怎么可能挨饿?你是说，国家给居民的定量不够，外面的居民也在挨饿?所以我们感到饥饿的事实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不能摆到桌面上来。摆到桌面上来也很容易把你给噎回去。这是题外话。

4月4日晚，在雲南省邱北縣錦屏鎭，一群狗在農民楊柳元家門口咬架，外出歸來的楊柳元見了，隨手抄起一根棒子朝狗群打去，打死一條狗。當他發現那條死狗的主人是錦屏鎭副鎭長郭麗雲的丈夫的哥哥時，他嚇得頓時魂不附體。他的恐怖得到印證。郭麗雲要楊變成狗，從狗死的地方學狗爬，由城東爬到城西，爬一圈；還要楊每晚蹲在她家的桌下，吃丟下的骨頭，睡在門外看家；要楊到狗的墳上燒香、燒紙， 包上白布叩頭爲狗吊孝。4月9日上午8時許，楊手拿香、紙，頭戴白布，從狗死的地方開始在大街上爬行，邊爬邊哭著說：「世人不要學我，世人不要學我，我把副鎭長家的狗打死了，現在變狗爬……」楊的妻兒在兩側哭成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