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载泽：“奴才们此次奉命考察各国政治，实见各国所以富强，我大清所以贫弱，全在立宪与否。……
“奴才以为，立宪有三大利：
“一曰：皇权永固。我国立宪当效法日本，保证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不负行政责任，而由内阁代之。即使偶然行政失宜，或有议会反对政府之事，甚至政府被议院弹劾，最多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另立一新政府而已。故尔所谓立宪，乃宰相之位旦夕可迁，君主之位万世不移。”
老佛爷：“嗯，这条不错。”
大臣载泽：“二曰：外患渐轻。当今外国，常欺侮我大清，故乃我大清长期积弱而然，但我国在列强眼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专制政体，也使列国认定我乃半开化之国，故不以同等这国相待。一旦改行宪丵政，则鄙视我者，转而敬视于我，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
老佛爷：“嗯…..这条也不错。”
大臣载泽“三曰：内乱可弭。境外海滨、境内租界，会党纵横，革丵命之说甚炽。革丵命党之所以能够蛊惑人心，无非因我大清是专制主义。而今改行宪丵政，则那些先进国家所说的，公正、文明、民丵主、法治，咱大清一应俱全，那些革丵命党再蛊惑人心，已无词可借，再要倡导动乱，人人不肯从之。革丵命之说，自然冰消瓦解。”
老佛爷：“很好。载泽，你这三大利很不错嘛，不枉到外面去转了一圈。”

这段子水平不高

别再鼓吹“陈寅恪、沈从文破格当上教授” | 短史记




网络上流传着很多“民国大学聘任教授不问学历”的鸡汤故事。“梁启超向清华校长举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西南联大聘任小学学历的沈从文引起刘文典不满”，是其中最著名的两则。


这两则鸡汤，与真实情况不符。


无学位的陈寅恪

非常费劲才当上清华教授


流传说法：梁启超举荐陈寅恪，“我全部著作，不如他数百字有价值”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陈哲三所著《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按照书中说法，1926年春，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希望他到国学研究院任教：


“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土，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于是，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


不实之处：梁启超不了解陈寅恪的学术能力，不可能如此鼎力推荐


首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导师是在1925年，而非故事中说的1926年。


其次，梁启超对陈寅恪的研究能力并不了解，如学者桑兵所言，“梁与陈家可谓故交，但陈寅恪是晚辈，又长期求学于欧美，对其学问人品，似无从了解；所谓德、法等国名教授推崇之语，没有旁证。梁与陈所结识的欧洲学者，并非同一类型，前者多为思想哲人，后者则为东方学者或汉学家，担任过陈氏课程者，与梁并不相识；除几封信函外，当时陈尚无只字面世”，因此“在此情况下，梁不会大拍胸脯，极力举荐”。①


第三，梁启超受聘尚晚于陈寅恪。吴宓时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他到天津请梁启超是在1924年2月22日，而曹云祥同意聘请陈寅恪是当月16日。


真实情况：吴宓费尽气力，以辞职力争，才让清华答应聘请陈寅恪


1925年，清华学校在曹云祥的主持下，刚刚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部，尚未对教授资格做出明确规定。参考1932年校评议会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可知要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必须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及有在大学授课二年或在研究机关研究二年，或执行专门职业二年之经验者；（乙）于其所任之学科，有学术创作或发明者；（丙）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或讲师，或在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六年，具有特殊成绩者。”②

以上条件，显示清华当日在聘任教授一事上，要求相当严格。具体到国学研究院，聘任标准也是三条：


“(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对于1925年的陈寅恪来说，后来清华大学有关教授聘任的条件，他一个都不满足。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在很多名校听过课，但没有拿一个学位；那时他还没有任何著作问世，更未在大学或研究院教过书。好在国学研究院的标准相对笼统，没有对学历、著作做出什么细致规定。即便如此，曾和陈寅恪在哈佛同学，深知其学术水平的吴宓，还是费了很大劲，才让曹云祥同意聘任陈寅恪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成为所谓“四大导师”之一。


吴宓后来回忆，他向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后，“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吴宓辩称，“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③


此事一度僵持，直至吴宓“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聘事乃决。”吴宓在日记中也说，“介绍陈来，费尽气力”。可见破格聘任陈寅恪之艰难。




图：陈寅恪《与妹书》（部分）


沈从文所获教职

在地位较低的联大师范学院


流传说法：沈从文被评为教授后，刘文典怒骂其不够格，只配拿四块钱工资


有关刘文典、沈从文之间恩怨的故事，版本很多。


比如，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中说，刘文典“轻视作家，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


另据许渊冲《学林散叶》，在西南联大评沈从文为教授的会上，刘文典反对：“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作教授，我岂不是要作太上教授了吗？”


不实之处：沈从文当教授时，刘文典已不在西南联大任教


对于刘、沈两人间的故事，刘文典之子刘平章，曾有过一些反驳。他说：


“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你跑什么？我跑是为……’这样的话，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


“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云大（指云南大学）了，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④


对于“跑警报”一事，刘平章的第一点反驳不能成立，因故事中说到的跑警报，不是从各自家中跑，而是一起从学校跑，遇见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如他所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躲避空袭时，恐怕确实不会有嘲讽别人的闲心。限于没有可靠资料，此事只能暂时存疑。

至于刘文典反对沈从文当教授一事，则可证明绝不存在。沈从文被联大聘为教授是在1943年7月，当时刘文典已被西南联大解聘，身在滇南的普洱县，不可能在昆明参加讨论沈从文晋升问题的会议。⑤同年8月，刘文典受聘于云南大学。另外，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的工资是470元，沈从文是360元，故事中刘文典说的400块、40块的比喻，也不合理。


真实情况：为让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朱自清等人费尽心力


西南联大对教授资格的要求，和前文所引清华大学的规定基本一致。按照1941年通过的西南联大《本校教师资格标准》，除教授外，副教授需具具备有以下三项条件之一：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者；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或者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四年，有特殊成绩者。”


讲师也要有下面三项条件之一：


“甲、二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硕士学位者；乙，于所学学科有学术贡献者；丙、于专门职业有特殊经验者。”


教员需要满足的是两项条件之一：


“甲、大学毕业成绩特优，具有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术机关授课或研究二年者；乙、于所任学科有专门知识或授课有特殊成绩者。”


助教也要“具有大学毕业成绩特优之资格”。


以上规则虽是1941年才正式颁布的，但因其内容和1932年清华制定的规则几乎一样，可知西南联大一直是将此为选拔教师的标准的。


沈从文虽只有小学学历，但1939年已有包括《边城》在内的大量小说问世，成为著名作家，且曾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从履历来看，沈从文仅大致满足讲师的丙项要求，因此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和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帮沈从文谋职时，目标只是讲师，甚至助教。即便如此，朱自清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⑥


最终推动了沈从文到联大任教的关键人物是杨振声，他当时是联大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曾聘请沈从文编写国文教科书，了解沈的才华。杨振声在1939年6月27日的常务委员会议上，正式提出希望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是以“作家”，而非“学者”身份被引荐的，“这在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还是很有阻力的”。当时还在联大外文系上学査良铮公开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来的。”⑦可见部分联大师生对于沈从文的到来，是很不满的。

好在经过常委会讨论，联大终于聘请沈从文，而且一下就给了副教授。联大常务委员会发布通知，“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280元，自下学年起聘”。后来由于沈从文的课程受到学生肯定等原因，联大在1943年7月又晋升他为教授，通知说：“改聘沈从文先生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教授，月薪360元”。⑧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教职不是在联大中文系，而是在联大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联大主体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至于师范学院是1939年为帮云南解决中学师资问题，才和云南省教育厅合办的，学制只有一年。抗战胜利后，联大解散时，师范学院被留在昆明，成为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师范学院在1943~1945年仅有毕业生7人，有2/3的学生都转到了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沈从文最终还是因学历所限，不能被三校聘任，只能在地位较低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职。




图：1946年，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生合影


真正的精神遗产

是“破格之难”而非“破格”


陈寅恪、沈从文都是身怀真才实学之人。今人传颂他们昔日被“破格”聘为教授的往事，添油加醋之中，往往集中于“破格”二字，而忽略了当日的清华与西南联大，对程序、规范的坚持——吴宓以“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不得不以辞职为筹码力争，才能让陈寅恪入国学研究院任教；沈从文已写出经典著作，且有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任教的资历，并有朱自清（清华国文系主任）、罗常培（联大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力荐，亦只能在低一层级的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担任教职。——“破格”可以有，它为刚性的制度保留了一点弹性，但这弹性存在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破格之难”；这种“破格之难”，才是民国大学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其实，从陈寅恪到沈从文，恰可管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教授评定标准的逐步完善的大致过程。


北洋时期，各大学聘任教授较为随意，除前文说到的陈寅恪没有任何学历、著作，年仅36岁就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外，“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只当过中学教员，也被北大聘为教授。当时，不少没有拿过现代大学学位，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都当上了教授、副教授。⑨如果有海外硕士、博士学历，回国后更容易当上教授，如钱钟书、姜立夫等。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颁布《对于大学教授资格条例之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大学教员名称分一二三四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讲师，四等曰助教”，学历、学术成果、工作经历，都被规定为获得大学教职的必备条件。对于“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校务会议议决, 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不能出任教授或副教授。

这个规定后来被南京国民政府沿用，但实际作用有限，破格情况还是屡屡出现。中学教师钱穆在胡适的推荐上，成为北大副教授；商务印书馆的郑振铎更被清华大学直接聘为教授。以至教育家吴俊升痛心地总结说，“在战前大学教员，尤其教授一职，除少数学校而外，资格漫无标准，涉近冗滥, 国联教育调查团早有批评, 社会亦啧有烦言。”⑩


国民政府1940年颁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后，对大学教授聘任的要求日趋严格，逐步走上正轨——较之1920年代的陈寅恪，1940年代的沈从文，要作品有作品，要资历有资历，要人脉有人脉，但被推荐为西南联大副教授，仍遭遇重重阻力，可见当时大学对于“评教授”一事，已重视遵循章程，非如以往那般随意。


在“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今天，亦应该尊重学术程序、尊重学术规范。“网文10万+可算学术论文”这样的“破格之举”，还是少一些的好。

主题太过沉重？

《见字如面》第一季中读的信，有悲有喜，有苦有甜，诉说着人生无味，给人一种生命的力量；

而第二季第一期，节目探讨了“死亡”，读的信分别是：

1.太平轮生还者周侣云写的家书（读信人周迅）
2.吴三桂写给父亲吴襄的诀别书（读信人赵立新）
3.台湾作家黄春明写给已自杀了的儿子黄国峻的信（读信人李立群）
4.烈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写给美惠子的信（读信人周迅）
5.琼瑶写给儿子儿媳的公开信（读信人归亚蕾）
6.白血病李真写给母亲的信（读信人黄志忠）
虽然在读信时，很多人都泪如雨下——

尤其是周迅，在读信过程中，几次中断泣不成声；


还有白血病李真写给母亲的信，让现场每个嘉宾的眼泪都像打开了的水龙头，已经不是“泪奔”能够形容的了。

这种“感动”，给人一种过度消费悲痛的感觉。

包括节目在谈论“生死”的时候，也有些“负能量”——

琼瑶关于怎么“死”的选择，白血病李真谈论母亲如何艰辛……

每封信都承载着一段最悲伤的往事，似乎都是在哭诉人世间的悲情，并没有给人一种鼓舞的力量。

这种“负能量”，也可能是造成停播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见字如面》第二季第一期中，节目解读了吴三桂父子诀别的信件，完全把吴三桂在人们心中“奸臣”的形象给颠覆了——

他在父亲被李自成俘虏的时候也曾义愤填膺，大呼“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

似乎在努力地为吴三桂“洗白白”。

而专家对他的点评更是重点，他们表示吴三桂的“黑历史”都是被清朝王室诬陷的。


说到动情之处，居然扯上了日本侵华和共产党……

这在中国简直就是一个雷坑……

D关心的不是负能量吧，太平轮和吴三桂太敏感。
还记得之前的黄继光。。。。

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







我在朋友圈转发柴春芽老师雄文《读过卡夫卡的人，怎能忍受鹿鼎记的粗鄙》（注：标题是编辑改的）时，特意把这段令人感慨的文字摘录出来：





我一个师弟评论道：“第一遍读金庸必须是小学初中，大学基本上没有看过就看不进去了。”

这个命题早就有人提出来过。但是我怀疑。早在1998年我就写过：“有人说接受金庸是个阅读时间早迟的问题，要从初中培养，大学就晚了。听来似乎有理，但无法解释四五十岁的学者也有迷金庸的。又有人说理工科学者更容易接受金庸，事实上研究金庸的都是文科学者。”（《京华书札第十》，《羊城晚报》）

那时我在北大读书，听见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戴锦华老师不喜欢金庸！是的，她当面说：读不进去，觉得还不如《儿女英雄传》。之所以用“惊人”来形容这个消息，因为比较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大抵都是一付友邦惊诧的表情：不会吧？戴老师！





比较文学专业有位博士，叫宋伟杰，拿金庸小说作自己博士论文题目，出书的标题是《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是李陀主编的“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中的一本。引用了那么多的西方理论著作和运用了规范化的学院派分析，大概是金学著作中理论性最强的一本。

戴锦华是宋伟杰的副导师。听说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就曾劝告作者：咱们是在写学术论文，不能老是一副“金迷”的架式。这说法很准确，《新周刊》对宋博士这本书有一个评价，说是不必被表面上的术语和名词吓昏了头，透过现象看本质，这还是一本“金迷”看金庸的书。

我们肯定得问戴老师为什么不喜欢金庸呀？她说“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可以一言蔽之曰：成长故事”。可是，这个论点在宋伟杰博士的书里同样存在。持同样的论点，宋博士仍然是“金迷”，戴教授则永远不会是。可见学术是学术，爱好是爱好，两者绝不混同。

金庸小说的接受史，说起来真是跌宕起伏。比如海外学者如夏济安、陈世骧特别欣赏金庸小说，或与流落异邦的家国情怀大有关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的“读金”热潮，又与彼时的意气消沉若符合节。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了金庸，相见甚欢


如果有一篇硕士论文想讨论1990年代的知识界分裂，那么不用做“人文精神大讨论”这样的大题目，“如何评价金庸及武侠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其时的批判者有何满子、孙犁、袁良骏、鄢烈山等；赞赏者则有严家炎、钱理群、王一川、陈平原等。1960之后生人的学者里，喜欢金庸的居多，严厉批评的好像很少。

香港文学界老辈中，也有很不喜欢金庸的，如《香港文学》总编辑刘以鬯。

当时的作家里，王朔当然是大不以为然，还掀起过一场风波。王小波是喜欢的，有他的藏书展为证。还有一年，媒体报道，莫言元旦关在家中，读了四天的古龙武侠《绝代双骄》，对记者说：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大意）。

对了，率先提出为金庸争取诺贝尔奖的，好象一位是在美国率先主办金庸作品研讨会的刘再复先生，一是那时还在办《新语丝》的方舟子。

这样捋下来，我们似乎很难概括出一个答案，来回答：什么人喜欢读金庸？





我在1998的粗浅结论是：“据我观察，凡是欣赏取向靠近现实主义／精英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大多数不喜欢金庸。主张无论何种文艺都必须坚持‘双为’方针的，也不喜欢金庸。”这个结论未必可靠，因为我们本来以为，金庸小说乃是民国武侠小说乃至通俗文艺的升级版，比较年轻的、与体制保持一定距离、乐于在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之外有所开拓的写作者与批评者，应该比较容易接受金庸。然而戴锦华与王朔的态度告诉我们，敌人的敌人也未必是朋友。是否喜欢金庸，还有另外的某些决定因素。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年轻时确实极喜欢金庸，每部作品都读过15遍以上，而且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别人：第一遍读情节，第二遍读描写，第三遍读人物，第四遍读史观……云云，完全是一付自发将之作为经典来探研的架式。





人到中年回头看，金庸小说仍然不能摆脱类型小说的窠臼，大量运用巧合与极限情境，功能性人物也比较多，斧凿痕迹更是比比曾是。如果以通俗文学的眼光看待，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要拔高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引发争议几乎是肯定的。

而且我后来看到了金庸小说的初印版（报纸连载随出随印），不能不说，金大侠花十年工夫来修改作品，绝对是将他小说的文学品格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像《碧血剑》，开头全部重写，也说明金庸心里其实明白文类的差别。

不过，金庸小说是不是像汪国真的诗歌，郭敬明的电影那样，属于用完即弃的青春期补品呢？青春期需要的刺激，如热血，义气，爽，反抗权威，以身为天下先，还有对身体的开放想像，金庸小说里都不缺。然而仅仅是这些，那金庸确实该过时了。

前段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放在现在是不是就是起点文的水平？”我的回答是：如果问题问的是《基督山恩仇记》，也就是《基督山伯爵》的影视版，那么这个问题大概成立。如果将这本书简化成一个故事，那确实没什么新鲜的。

然而为什么《基督山伯爵》还可以作为通俗之经典，一版再版？去年我还又读了一遍。

因为它里面有着丰富的社会细节，小客栈，法庭，贵族院，大剧院，狂欢节……大仲马与其他十九世纪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担当着时代的书记官；

因为它使用了各种的叙述手法。时代在飞跑，但人们在很多方面的进步并不如想象那么大，或者在倒退也不一定。比如哲思，写作，艺术等等。《基督山伯爵》展现出的叙述手法之丰富，现在仍然是虚构或非虚构写作者的老师。

这两点用来评价金庸小说，同样适用。武侠小说的背景基本止步于清，因为实在没办法在热兵器时代还能维持江湖的内在完满。金庸小说中的社会背景虽然基于历史而非现实，但作者通过武侠故事，将史事，地理，风俗，人情，打成一片，让读者不知不觉之间，能获得知识与氛围感受——后者尤其难以通过系统学习获得。

如果拿“小说体贴世道人心”作为一个标尺，那么《红楼梦》之后，确实很难再有长篇小说，与金庸小说可以相提并论。像《白鹿原》《生死疲劳》这样的作品，用于分析农村社会尚可，与都市社会便格格不入。唯有金庸，上至越南国会，下至动漫游戏，随意打开，就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形象世界。

知乎上的热门问答在讨论武松与萧峰谁杀虎杀得好，民俗学者关注的是“杀嫂”为什么成为中国古典英雄的常见动作……作为小说阅读的奇迹指数，新一代的圣经《哈利·波特》也不一定能比得上。





所以，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仍然是一个无法标签化的谜题。

共青团在墙外T上问卷调查问如果打仗，你会当兵吗？33点说会

实际上会也不会有几个，口头爱国我也会

不仅台下台外的人容易受骗，有些时候台上的人也容易受骗，前天中央纪委通报了5起执纪审查中发现的中管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曾经在台上的宁波市长卢子跃。通报称“2014年8月以来，卢子跃多次安排公务用车接送浙江省金华市的理发师，往返500公里，到宁波市专门为其理发。”后来搜了下卢市长的图片看了下他的发型，我觉得卢市长被骗了。你看，在台上时没人敢告诉你说，卢市长，其实这个发型不适合你，或者说，卢市长，这个发型街角的黄奶奶两块二就能理。

在尼克松的欢迎宴会上，其中一道菜需要新鲜的蚕豆，但春播蚕豆一般七八月收获，要在天寒地冻的一二月份找到新鲜蚕豆是非常困难的。寻找新鲜蚕豆的任务落到了浙江省平阳县的同志们身上，当时正值春节放假，可平阳县的同志们并没有像青岛工商局那样说等到上班再处理，而是多次下乡走访，最终找到一块长势良好的蚕豆地，经当地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推算，预测在运输当天蚕豆肉已经可以入菜了，这种服务态度才叫做好客。

中国的好客在著名的西哈努克亲王身上可见一斑。首先参与接待亲王的厨师、点心师要查三代，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才获准下厨房，招待亲王的菜里有道鸡鸭血汤，这原是下里巴人的美食，用它来招待亲王，就得精工细作。如何个精法呢？“师傅们三下南翔，寻找最最正宗的上海本地草鸡，然后杀了108只鸡才找到所需的鸡卵，这个鸡卵并非成形的鸡蛋，而是附着在肠子里没有出生的卵，才黄豆那么大小。黄澄澄、规格一样的卵，配玉白色的鸡肠和深红色的血汤”，据说宴会当天，西哈亲王跟莫尼克公主举办家庭网球赛，打得兴起难以收场，传话出来：明天再吃吧。于是第二天师傅们又杀了108只鸡。当这道汤上桌时，亲王一吃，赞不绝口，一碗不过瘾，又来一碗。要是按照现在的物价看，西哈亲王喝的这碗汤少说也要10.8万吧。

纯属段子

八十年代有张著名的以越战为背景的“新版红嫂”摆拍照，因为领导对艺术的细腻追求，这张照片照了两次，第一回是找了一名妇女给“受伤”的战士喂奶，结果部队领导反应不够丰满，“没有起到军民鱼水情的效果”，后来又找了半天，才物色了一个丰满的女子，可惜人家还没有结婚，“组织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于是有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纯属段子

1730
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是借了多少种？一个警务连都心照不宣。。。
都说有解构解放军和毛泽东的意味，我看未必，无非是拿军队肮脏符号做自己块磊罢了，发现河南作家普遍对军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荒谬荒唐的故事，却天天发生在中国军队
毛式愚蠢生出的麻煩，不砸损领袖必是阳委
为人民服务？哈哈哈哈，鸡X都是老首长的，我发现男主是一点点从惧怕到麻木，反正鸡X爽，管它B脏不脏起点文要是有这点本事多好
他就把头勾下去，默了一会，用虫鸣一样的声音轻轻地说，刘姐，我怕呀。她说，怕谁？他说，怕师长，还怕党组织。她冷冷笑了笑，说就是不怕我，是吧？

夸夸其谈，满口道德思想，还不是政治王x蛋一个

指导员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要流血牺牲。你看全世界的人民还有三分之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看台湾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老百姓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任重而道远。美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猖狂叫嚣，苏联修正主义在边境陈兵百万，我们每个军人，每个士兵都 应该站高望远，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干好本职工作，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可你吴大旺，师长不在家，你连刘莲都侍侯不好。说你侍侯不好刘莲，师长在北京开会、学习就可能不安心；师长不安心，那就影响的是全师的工作和学习，战备和训练；一个师的战备训练上不去，那就影响一个军的作战能力；一个军的作战能力减弱了，会影响全军的战略和布署，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打起来，你看看你吴大旺的一点小事到底影响有多大。那时候枪毙你姓吴的一百次都不够，连我这指导员都被枪毙也不够，连把连长拖出去枪毙也不够。指导员说，刚才是往大里说，现在咱往小里说。说吴大旺，你咋会这么傻儿呱叽呢？你不是想多干些年头把你老婆孩子随军吗？你不是渴望有一天能提干当成军官吗？随军、提干，那对师长都是一句话。一句话解决了你一辈子的事。可谁能让师长吐口说出那句话？刘莲呀。师长的夫人、爱人、妻子、媳妇、老婆呀。回去睡吧，我也不再逼问你怎么得罪师长的老婆了。刘莲要求我明天就把你换掉，我也答应明天就把你换掉了。可我辗转翻侧，思前想后，觉着还是应该本着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的原则，还是应该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明天再去师长家里烧次饭，当一天公务员。明天，师长的老婆怪罪就让她怪罪我吧，可你吴大旺——一切都看你明天到师长家里的表现了。 命运在自己手里，一个优秀的士兵，不能总是让革命的灯塔去照亮自己的前程，还应该以自己的热能，让革命的灯塔更加发光、明亮、照耀千秋和大地。 回去睡吧，天不早了，记住我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是师长家里真不让你烧饭了，不让你兼做师长家的公务员，那你一辈子就完了。

真佩服一口气下来好几百字

他就那么庄重地把手放在脖子里的军扣上。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他就哗哗地解着扣儿，把上衣脱掉了，露出了胸前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汗褂儿。她说，为人民服务，你脱呀。他就又把他的汗褂脱掉了。她说，脱呀，你不是要为人民服务嘛。他就犹豫一下，又把他的军裤脱下了。这时候的他，显出了一个强悍士兵的肌肉来，浑身的健肉一陀一陀地露在她面前，像昨儿夜里她露在他的面前一模样。空气忽然间显得稀薄而紧张，他们彼此对望着的双眼，仇恨而热烈，宛若暴晒着的天空里，有了一片被晒焦了的浓重的乌云，一场强烈热烫的阵雨，立马会在风暴中袭来，卷起他们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彼此痴痴地望着，含着焦渴的爱情和含着仇恨的欲念，在他们的眼睛上如既将燃烧的一堆干柴火苗，而使他们彼此的呼吸都变得有几分困难了的稀缺的空气，则如大火前弥漫的一片浓烟。火苗在明明灭灭，干柴上腾起的浓烟铺天盖地，就这个时候，刘莲说了一句适时而又恰如其份的话。她说，为人民服务，你为呀。

她就忽地从床上坐起，瞟了一眼桌里墙上贴的毛主席的正面像，猛地过去一把把那像从墙上揭了下来，在手里揉成团儿，又撕成碎片，甩在地上，用脚踩着跺着，说信了吧？信了吧？不信你也可以去保卫科告我了，我们两个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我们两个都弄碎了毛主席的像，我们谁告了谁，谁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可你是无意弄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我是故意撕碎了毛主席的像，我是大反革命分子，你是小反革命分子，现在，你吴大旺信了我刘莲一辈子心里有你的话了吧。她极快地说着去看他，却看见他脸上被她的举动惊出的一脸苍白。显然，他不仅信了她的爱情表白，而且还被她自己把自己送上大反革命分子的舞台的举动所震憾和感动。为了向她进一步表白自己爱她更胜过于她爱自己，吴大旺扭身把脸盆后边墙上挂的毛主 撕下来，揉成团，又踏上一只脚，说我是特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枪毙该枪毙我两回呢。她就在屋里四处找着看着，看见了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红皮书《***选集》，上前一步，抓起那神圣的宝书，撕掉封皮，扔在地上，又胡乱地把《***选集》中的内文撕撕揉揉，最后把宝书扉页上的毛主席头像撕下来，揉成一团，踩在脚下，
盯着他说，到底是你反动还是我反动？他没有立马回答她的问话，而是瞟了一眼凌乱的屋里，几步走出卧室的屋门，到楼梯口的墙上，摘下那块上边印着林彪和毛主席的合影、下边写着大海航行舵手的语录的彩色镜框，一下摔碎在地上，又弯腰在地上用指甲狠狠抠掉那两位伟人画像上的眼睛，使那张伟人的合影上，显出了四个黑深的洞穴，然后直起腰来，望着屋门里的她说，刘姐，你能比过我吗？她就从屋里走了出来，说了一个能字，快步走到挂有许多地图的师长的工作室里，气喘嘘嘘地搬出了和真人大小不差多少的一尊镀了金色的毛主席的半身塑像，而且手里还拿着一个精美的小锤，把那金色塑像摆在吴大旺的面前，用锤子一下敲掉了塑像的鼻子，使毛主席那金色的脸上，露出特异的泥色。她不去看那泥色，也不看吴大旺的脸色，自顾自地问到，我比不过你吗？又敲掉了毛主席一只耳朵，说我比不过你吗？他不答话，不知从哪弄来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一颗钉子，到她面前用锤子把那钉子砸到了那像章上的鼻梁里，叮当的声音，像砸着毛主席牙齿一样，砸完了，他抬头望着她，算是对她做了回答。他们就这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青出于蓝胜于蓝，比赛着穷尽自己的智慧在圣物上做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毁灭，以亵渎的程度来表达自己对对方那神圣到怪异的情感和爱情，直至黄昏 又一次悄然到来，彼此都在二楼找不到毛主席的像、书和语录，还有凡是印有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器物儿，两个人就从二楼下到一楼里，她又从墙上摘了三块毛主席的语录牌，在语录牌上抹了锅灰，还在***的三个字上都又打了粗重的红叉。他从哪儿找了四本毛主席的书，把那书纸揉撕以后用小便浇了上去，和便纸一道扔在厕所的纸篓里。她将一把每根上都印有最高指示的筷子全都折断扔在了垃圾斗。他把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味精瓶子找出来，把味精倒在一个小碗里，在那味精袋里装了一袋灰垃圾。她就又开始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去找那些神圣庄严的器物儿

这是重压下。。。表现？

有论者说是情欲故事，有人说政治小说，以作者一贯不好好写书的习惯，只不过没按延安会议好好写罢了

十年浩劫’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也不准确，因为它要通过史实去证明。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我们的工农业产值，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国防水平，都上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目前中国累计对外提供的援助金额超过2500亿元，免债255亿，随着经济实力加强，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所以我真心爱国且哪儿都不想去。除了贵国，哪里还能看到奇迹一咪蒙

这货造谣。。。。

台下的观众越来越不好糊弄了，台上的演技也越来越拙劣了，所以有一种情形是台上台下都是演员，大家对剧本都心知肚明，互为衬托联合做局，表演中饱含真挚的情感，演给台外的人看，这说的不光光是春晚，还有余秋雨老师的演讲。曾含泪劝告灾民不要为豆腐渣建筑上访的余秋雨老师，前几天在兰州市做演讲时说，“兰州市的很多重要领导今天都来到这个会上，整个省会城市为了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我很感动。这不是说明我有多重要，而是说兰州这座城市的高贵。”兰州高不高贵不清楚，反正请余秋雨老师出来做次演讲是挺贵的，余秋雨老师是高价的象征，不然上海夜总会小姐的包里怎么都装着一本文化苦旅呢？作为一个文人，余老师嘴里冒出了“很多重要领导都来了”，讲着“这不是说明我有多重要”这样的话，真真儿透着俗气露着媚骨，“整个省会城市为了一场演讲，几乎停止了工作”，嗯，就连兰州拉面师傅也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来听您的演讲， 他们用您的面皮啪啪啪的拉扯成条，把您吹过的牛逼用高汤卤好，再均匀撒上一把您的泪花，一碗香喷喷的兰州牛逼拉面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