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柏拉图


（一） 写在前面的话

一转眼， 2020年最后一个月已掀开了扉页！而冬日也以不可逆转之势强势来袭。忘却的救主也要降临了罢，而在武汉这块土地上，因疫情而迥然逝去的同胞们，他们的不甘、不舍、甚至是不屈却一直洋溢在我周围，早就想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只是，直至今日，防疫从未从我身边挪开过，并且，在谎言与真相之间我只能选择沉默，放任谄媚的喉舌一再作着竭斯底里的咆哮！
功早已庆罢。但时至今日，当疫情又开始有卷土重来之势，我们依然无暇顾及该如何吸取教训，似乎一切又要开始重来一样。一年来，各种莫须有的问责巡查让人艰于呼吸视听，却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
时间永在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数千条生命的突然逝去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归于平淡，顶多在功绩薄上总结得浓墨重彩些。而这场国殇的起因却再也无法深究，哪怕只有一点点的疑惑怕也是轻风掠过。
而当国家媒体以十分固定的一种模式继续渲染着这场人民战争的伟大之外，里边的情节无一例外地进行着浮夸，大量粉饰得不着边际的痕迹充斥其间，除了有目的的煽情还是煽情，甚至过于惺惺作态，没有任何一点反思，看上去另有一种幸灾乐祸。作为从封城之初的亲历者我觉得该有写一些东西的必要了：不一定以正视听，只求还原真实！以此告慰那些在此期间无辜逝去的冤魂。

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场足以载入人类灾难史册的亲身见证者！而这第一次亲历，除了触目惊心外，更多的是刻骨铭心。
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矫情。你可能会说，没有哪次磨难不令人刻骨铭心？是的，2003年“非典”也曾莫名恐慌；2008年汶川地震也有过切肤之痛；近在咫尺的监利沉船和温州动车脱轨，这些天灾“人祸”都曾在我心头刻上过深深的烙印。但都因为未有亲见，感同身受大多来源于有目的的文字语言和图片的渲染，且不免会落入受人引导的窠臼。那些灾难，天灾也罢，人祸也罢，即使当时义愤填膺地或鼓动或鞭斥算是尽了一点小文人的本份之外，恰正如苏州许家女所言，国人的健忘能将所有的苦痛轻易化解，顶多只会在某个纪念日能让人稍许记起曾经有过发生。但是，这次庚子年发生在中国腹地武汉的封城事件，不仅仅是因为它前无古人般的 “首创”，更在于它一年多的从惶恐无助到经历近百天壮士断腕的自救和他救，以牺牲一城保一国平安的无奈选择中一直诠释着大国之爱和大义无疆。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年来无论酷暑暴寒，风霜雪雨，至今仍然保持着不戴口罩不出门的习惯，其高度自律性和朴素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防护意识无时无刻不令人感动！仅此一点，说他们是英雄一点也不为过。
从1月23日封城至4月8日解封，整整76天的“囚居”生活终于换来了国泰民安，这才是最令人欣慰的，至少这臂断得值得。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想要将这段无比沉重的苦难历史沉淀，但愈想淡化伤痕却愈是清晰——这也是我想记录下来的原因之一！
作为英雄人民的一份子，我从未想过要去抹去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对于武汉这座历史名城的无私帮助，相反的，不仅不能忘记，还须时时记起：没有这全国上下的齐心协力，与子同胞同舟共济之恩，武汉疫区中心的伤亡只会比现在更加惨烈。但这些大恩大德早已经被大书特书，已用不着我去添油加醋锦上添花了。接下来，我将用尽量平实的叙述语言，更带着点残存的信念支撑，将那段无法忘却的历史撷取——虽做不到面面俱到，但只求无愧于心。
尽管我知道，这篇文章要写下去，悲愤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现行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丧事也要办成喜事的大环境里，唯有用心提炼的产品才能升华。尽管疫情期间我也曾随波逐流过，但疫情之初的痛心，疫情之中的感动以及疫情之后的思考至今都没有停止过，连借此摆脱一丝悲哀都不能够。好在，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求发表，而在这一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亲人同胞的命运的不可捉摸，特别是那些年青而富有激情的生命呐喊，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只有用这样的笔墨，写几点文字，也算是从灰暗的虚无中争取点微光。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也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

（二）特殊的岁尾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离春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同往年一样，江城武汉并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城市开始“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上的明显不同，即便是在成功举办了一届世界性大型运动会之后，“让武汉走向世界！”的目标自是未来可期。
如果一定要找出点与众不同的明证的话，那就是刚刚从忙碌的军运会安全保障工作中得以全身而退的我，还没有来得及与家人和朋友来分享这场“盛大胜利”喜悦的时候，据说，后来被命名为“新冠”的恶魔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于江城暗流涌动，而我的周末在家时光就被定格于2019年12月8日（周六），直到武汉解封后才得以再续上一次完整的周末。
那期间有一段两周左右的时间，出于生计的考虑亦聊补工资的不足，“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的我每个周末一直往来于省内各大城市，对于武汉已经开始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情况虽略有耳闻但还不足以阻滞我四海奔波的脚步。省内一半以上的火车站都曾留下过我匆匆行走的身影——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对于这个特殊岁尾如此记忆犹新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家人间的发烧感冒突然“前仆后继”，最后连我也是不能幸免。首先是很少在求学期间请过假的上着高三的孩子在教室高烧39度（其时该班级已有流感流行，30余人的班级已有十人以上患上了流感）被学校“遣返回家治疗”。适逢流感季节，社区中心早已人满为患。经过抽血检查排除流感之后，在门诊输液4天症状大为好转；而后，每天在社区服务站照顾孩子输液的孩儿妈又开始了剧烈咳嗽且伴有轻微发热，同样在排除了流感病毒之后给予支气管炎治疗处理。或许是有些劳累过度的缘故，发热虽及时止损，但咳嗽却落下了病根，在随后的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时好时坏，时轻时重，直到农历新年的来临，咳嗽从未断根。
2019年12月8日，“武汉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的官方通报终于第一次见诸报端，但仅只限于通报，并没有附加任何“友情提示”，甚至连戴不戴口罩就医都无特别规定。相反，江城医院其时正在倡行医护人员“摘口罩”行动！或许，在没有证据表明有“人传人”倾向时，那个时候的官方和我一样，在确定家人没有感染病毒的时候，正常化处理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直到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接诊发现四名肺炎异常病例，27日，张继先及时把四人的情况向医院领导进行了汇报，医院也及时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28日、29日，门诊又是陆续收治了3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前后7个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基本一致，短短四天时间集中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且病情都十分严重。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内部通报才得以正式流传。
据事后诸葛亮们的推测以及封城后的日常通报文件中的信息摘取，整整一个月，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幽灵一直都在江城的上空飘荡。如果你再回头看看当时的武汉，从任何人的脸上你都看不出有一点恐慌的迹象——除了车站码头已经开始有了人头攒动造成城市交通更加拥堵之外（其实这些对于江城市民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不错，一年一度的春运此时开始了！武汉的大街小巷那些熟悉的味道又都回来了。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肺炎”就如同茫茫大海上小如尘埃的一朵朵浪花，不仅泛不起一丝涟漪，而且在医学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小小的肺炎岂能奈我何？
封城前的整整二十天的时间里，除了“训诫造谣者”和中途莫名其妙地间断了一周的“不明原因肺炎通报”还能够让人对病毒稍加留意之外，大武汉高层及两路国家专家们轻描淡写的研判以及积极乐观的态度依然在这个春节前热情高涨，在有限的短暂失措后，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科研团体无一例外地全身心投入到各种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庆功酒会和联欢晚会等与民同乐的喜庆氛围里，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过新年的气息。
即如我，在家人先后出现了发热、咳嗽和感冒症状且至今并未痊愈的特殊情境下，对于这个已经有所表现的病毒不也是表现得极其蔑视么？世人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那个岁末，在所有人都不认可这个幽灵的破坏力的情况下，除了相信可控外，你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三） “吹哨人”事件

相比封城日，2019年12月30日是一个更应该铭记的日子！
下午5点43分，一名风华正茂的年轻眼科医生在同学群里提醒：“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一个小时后，他又在群里补充称，“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武汉卫健委也几乎同一时间对外发布了消息：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下午，阳光明媚。医生在圈子里的“小范围提醒”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公告内容除了数据的多寡外并无其他出入，且通过强大的应急网络迅速传递到了顶层。按正常思维，既然已经出现了群体性感染事件，接下来采取提醒预防的积极干预措施应该是无可厚非罢？说实话，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我当时心头的确是涌起了一丝不安，并且也在微信朋友圈中及时通知了亲朋好友们戴着口罩出门。因为要防止车站二手烟伤害，无论是乘坐公交、地铁还是远足高铁动车，我出门时一直坚持着佩戴口罩的这个习惯，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明星款的普通口罩。事后回想起来，从疫情萌芽、爆发到封城，直至今日，其间十数次往返于医院发热门诊，甚至与重症危重病人时有擦肩，但一直未发现被感染当与这个戴口罩的好习惯有着莫大的干系。
而也在当天，我就因身体不适，突然发烧38.1而住进了单位附近的医院，边输液边上班。得到“武汉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消息应是在翌日下午的手机上，当然，眼科医生李文亮的那条预警信息知道的时间就更晚——如果不是因为其被执法机关予以警告训诫且冲上了央视头条的话，他的这段文字应该很难见天日，至少不会像如今这般家喻户晓了。
同样是在这天的下午，武汉市卫健委终于不再沉默似金，硬生生地抢在了下班时间争分夺秒向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下发了《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
随后的几天里，网络消息上的“肺炎”字样明显开始增多了起来，同时，与肺炎“出镜”的频率不相上下的则是武汉市卫健委和相关专家们。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同时，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经过专家们的认真讨论，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一致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中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也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也是第一次在官方的通报中明确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肺炎可防可控”的判断。

率先发出预警的李文亮医生估计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在新年元旦的这一天被叫到长江的另一边中南派出所进行谈话并被出具了警告书，一同被警告的共计8人（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左联五烈士”）。而官媒们极度统一的口径是“《武汉8名散布肺炎疫情谣言者被查处》”，但具体散布了什么样的“谣言”则语焉不详。有道是，字数愈少的新闻可能事件愈大！此消息一出，并非舆论哗然，而是民愤沸腾。广大网民充分发挥了民智，一夜间将造谣者所造谣言全盘扒出，甚至连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也全文推送。
在得知了谣言真相后，网民几乎一边倒地给予李文亮们极大的同情，并推波助澜不断让事件发酵，短短三两天，先是本地网民奔走呼号，竟而波及到全国网民声援，最后演变成“国家事件”，由国家派出调查组进行了事件平反——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李文亮更是被尊为“吹哨人”（尽管后来发现他其实并非是第一个吹哨的人）。
最后的事实证明，李文亮等8人在同学群里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没有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在主观上的恶意程度及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而是单凭政治觉悟一昧蛮干，其造成的危害后果甚至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如果当时决策者们能对这一虚假信息保持适度宽容，或者说能够第一时间研判这种专业性的信息舆情，及时组织调查，也许这场疫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不会有后来的全国“谈鄂色变，鄂汉皆兵”的规模吧。如果社会公众能够尽早听信了这个“谣言”（而不是仅限于朋友圈、同学圈），并且基于对2003年SARS的恐慌而迅速自觉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强有力规避措施，对于缩短新冠肺炎的传播规模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如果派出所当初不是草率地以“谣言”认定并加以处理（作为同为基层的“蚂蚱”，我相信，这个处理一定是会有上面授权的），而是认真核实，提请相关部门做好预防，又何至于千万人口封城？
再如果，一旦将“谣言的界定权”和“谣言的处罚权”交给某一个机构，那么，在缺乏监督和第三方可验证的情形下，极有可能的后果就是，先把所有不利于地方官员的言论界定为“谣言”，予以处罚。一旦如此，“谣言”就变成了地方官员欺上瞒下的工具，对于国家的健康发展更是有害无益。
吹哨不可以不认真，用权，更应该谨慎。

（二） 通报，每天都一样

国家派出到武汉的第一批专家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得出的结论是后来被证明为臭名昭著的“可防可控”，“有限人传人”等滑天下之大稽的网络热词。
不过，在第一国家组到达武汉的第二天，武汉采纳了国家组的另一条建议（这在事后同样也被广为诟病）——2020年1月1日清晨，一纸休业整治通知贴满了位于毗邻汉口火车站的华南海鲜市场的各个出入口：当日决定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
即使如此，在是否存在着人传人的传染病流行标准的“大是大非”面前，直到三天后第一检查组回京复命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只是留给湖北、武汉两级卫健委和疾控部门一道模棱两可试卷“继续监控，层层上报”。于是，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已经追踪到121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此时，仍未发现有“明显的人传人证据”。
2020年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我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无死亡病例。……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最晚发病时间为12月29日；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而在连续通报两日后，1月5日至10日，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武汉市卫健委从新闻报道里莫名“失踪”了。这段时间正是湖北、武汉两会的盛大召开。窃以为，卫健委代表和委员们此时只能先以国事为重，既然连国之重器的专家们都“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就不必庸人自扰了，以专家意见为准应该早就成为共识。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再次重启《情况通报》“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已出院2例、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到重启之日，在长达七天的不间断监控观察诊疗下，疾病名已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已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而这一例死亡病例至今仍不知具体死于哪一天，这对于新冠爆发后推测调查病例流行发展速度造成了误区），而自2020年1月3日以来至今未发现新发病例。报告依然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但发出预警的医生李文亮就在被训诫后一周，也即是2020年1月8日在接诊时遇到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并受到感染；10日，李文亮出现咳嗽发热等明显症状，且随后病情急剧恶化转入了重症病房，从此就再未能踏出病房一步。

我无法揣度当初负责疫情报告的先生们在看到这段文字时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只知道，至今，只要一提起这个名字，我的泪水便会不由自主地从眼睛里流出，心头莫名伤感……
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在治重症7例，死亡1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在治重症6例，死亡1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在治重症6例，死亡1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1月14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在治重症6例，死亡1例，……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
像不像文档的粘贴复制？除了在日期和重症数字上有所变化外，其余雷同真的只是纯属巧合？
1月19 日，当一脸疲惫的钟南山坐着火车奔赴武汉的照片突然就成为了当时的轰动新闻甚至至今仍被各大网络媒体转载得“热火朝天”，《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却没有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议题。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中依然还是“……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
此时，离武汉骤然封城只有不到三天的时间了。

12月30日到1月17日，我一边在医院输着液一边上着下午班，除了每天更新一下最新通报外几无所事事。在这段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我一直身处普通病房，作为病人唯一的防护就是从未弃我而去的口罩。我目睹了七八名基础病人从普通病房转出，其中更有两名90余岁的糖尿病人直接被推进了ICU。他们后来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但医护人员的淡定着实给了我极大的勇气。最令我不解的是，除了我，其他病人没有一个愿意主动戴上口罩，即使在我出院的那一天，医护们其时已接到通知“院内联欢晚会推迟”而外松内紧地给病人们免费发放口罩时，依然没有多少人领情，甚至有的病人当面接过了口罩并说着些感谢的客气话，背后却将还没使用过的口罩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当然，无论湖北省政府还是武汉市政府，在那个本该提倡佩戴口罩的关键时候竟然没有任何动作？要不然，那个时候如果每家每户能提前囤积些口罩，而口罩企业也因为市场需求旺盛提前组织生产，等到疫情爆发时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措手不及呢？

(五）“专家们”

1月21日，也是第二批国家专家组成员到达武汉的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同上）情况通报》似乎才开始恢复正常，“截至1月20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58例，已治愈出院25例，死亡6例。目前仍在院治疗227例，其中重症51例、危重症12例，均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988人，已解除医学观察739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249人”。这则通报不仅仅只是数量上的巨增，仿佛一夜间新冠病人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冲上了名单。而这则通报则更像是通报了，至少做到了如钟院士所说的“我觉得这种时候没必要藏着掖着，目前的病毒是什么情况，那就是什么情况！真实反应出来，大家才会重视，才会自觉地预防。”并且钟南山在到达武汉的第一天夜晚，经过3个多小时的资料审查便得出了与第一批专家检查组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据目前的资料，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有人传人”。
同为医疗专家，做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第一批国家专家组成员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领衔，名气不能说不大，规格不能说不高。但是为什么在传染性疾病病例逐日上升，并且已有明显的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下还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睁眼说瞎话呢？身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的最高长官，他能不知道一旦出现了“人传人”病例将意味着什么吗？在这上面知情不举不仅名誉身败名裂，更有可能带有极为严重的后果——武汉最后不得不封城，900万武汉人不得不困在家中长达76天，第一批以高福为首的专家组绝对难辞其咎。不过，高福本人事后似乎也没有受到任何波及，依然身居高位尸位素餐，只不过，他有生之年可能是再也不敢踏入大武汉一步了吧？！

如果说他不知情，为什么在一月的世界顶级学术期刊“新英格兰通讯”上（注：能在《新英格兰通讯》上发表一篇论文，这曾是很多学者们终其一生梦寐以求的事儿。）一篇署名GeorgeGao（高福）的高水平论文震惊世界。在这篇1月22号投稿的论文的内容，就是“论冠状君”的。根据论文内容，即从1月4日之前的感染病例，就已经判断出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即属于传染病。这篇论文预计：“通过分析12月10日至1月4日期间发病病例的数据，来估算疫情的增长速度，因为我们预计在12月13日武汉疫情正式宣布之后，发现的感染比例将很快增加”。而高福们（论文由包括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论文，更将专家们的专业素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篇论文里，更是直接指明“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此外，1月1日至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同时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应该早在一月份的头几天，就已经掌握了明确的病毒人传人的证据。可这些早就有所收获的证据为什么身处疫情中心的武汉人民直到封城前才被告知？是不是如果提前告知，重量级论文就会胎死腹中？
于是，在“可防可控”的感召下，武汉方面如期盛大召开省、市两级两会，1月17日，武汉文旅局的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启动，武汉派发20万张惠民卷，可免费游黄鹤楼等5A级景区；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4万余家庭参加，10万人参与。而最为恐怖的是，武汉春运如火如荼……
这些都是在专家组言之凿凿“不会人传人”的背景下，“新冠君”得以长驱直入。太恐怖了，这已如同屠城啊！武汉，这座人口一千多万的大都市，就这样在“高福们”的荫庇下以近十万人的感染，死亡数千的代价又一次促成了“武汉走向世界”的壮举！
而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却不知，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沾满着武汉人民的鲜血！

（六）谁在瞒报？

在“不会人传人”专家们呕心沥血为发表重量级论文操碎着心的那些日子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一直往返于辖区内各大酒店宾馆，为“两会”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驾护航。对于刚刚高标准严要求完成了世界军运会安全保障工作的我们来说，在标准不变、要求不变的号召下，也只不过是将程序复制一遍，对于其时早已初现端倪的新冠病毒于人际间传播与否也显得的漠不关心。
特别是在武汉卫健委突然不再上报疫情通报的那一周的时间里（正是两会召开），我们甚至以为那些不明原因的病毒肺炎或许早就给专家们给攻克了哩。
那么，在那个至今或许已成为国家秘密的第一批专家组报告里，4日至11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由于这批人依然健在且毫发无损，在我们有生之年里恐永远都无法得知真相。我也只能从事后见于网络的片言只语里去求证些疑惑。
首先从论文的时间逻辑上推断，4日，第一批专家组就应该是已经得到了人传人的确切证据，而且在1号便匆忙关停了疑似发源地的“华南海鲜市场”，将病毒证据毁灭殆尽。之所以说是毁灭证据，是因为我对华南市场贸然采取封杀措施的程序合理性心存怀疑：如果市场里并不存在病毒，关停消杀依据何在？广大商户的利益又该如何维权？如果确有病毒，关停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关闭市场后只见消杀，而并无采取病毒标本（毒株）以作分析研究之用（难道这不该是常规操作？）行为，也未提醒广大市民注意病毒防范。在这段时间里，第一专家组除了留下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外，余则语焉不详，既未见发出提醒，更无其他防范要求。
而在论文中提到“第一批专家组在7日便已经初步掌握了疫情的基本传染数约为2.2，并将病毒和载体成功分离。”也就是说，11日之前，第一批专家组已经有足够的时间上报卫健委和当地政府了。但只是有网传：云相关报告早就发给市政府了，是政府不够重视，想着先开完“团结胜利的大会”，才导致疫情蔓延的。但说实话，我本人对此依然不敢苟同：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几乎个个都是副省级，他们的报告，武汉市政府敢不重视？
但在第二批专家组到达武汉且及时发现了“人传人证据”的情况下，第一批专家组、卫健委、当地政府三方倒互相踢起了“皮球”，且难分高低，其摔锅之能世所罕见。

之所以至今还要一再追问有没有瞒报，到底谁在瞒报？并非一定就是在落井下石，更谈不上是“秋后算帐”。掌握着话语权的三方虽然不同程度地为瞒报“买了单”——两级政府一把手同时不再担任要职；两级卫健主要官员丢官；一名“专家”感染新冠。但不可否认思想上的麻痹，行动上的拖沓都是造成最初防控“大走麦城”的原因之一。也许当初的决策者们会喊冤：谁也不会想到新冠爆发会“不走寻常路”，又没有任何防治经验可以借鉴。但专家组的前后证据矛盾，政府的大事化小以及专业机构的盲目随从，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恐慌衍生出淡化信息、稀释实情的驼鸟心态，为了不走向一个极端而掉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如此背景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瞒报，施策者们可否扪心自问一下：这个封城代价是否也太大了些？
从2019年12月31日首次发布肺炎疫情情况通报至今，21天时间内，仅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官方各类情况通报就有14次。信息公开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公众望眼欲穿的有没有人传人却一直犹抱琵琶，欲语还休！而在那段白白被挥霍掉的采取措施时间里，媒体上一成不变的被刻意烘托出来的喜气洋洋气氛所占满，公众从权威部门获知的消息实在少得可怜，而“谣言”也得以有了滋生的土壤。作为传染病学的领军专家们，你们在这二十一天里，在已经出现有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下，是谁能让你们视而不见放弃专业技能而屈尊于当地政府的压力的呢？
在瞒报与否上不能仍是一笔糊涂帐——不能让2003年“非典”疫情中出现的瞒报一再重演，不是吗？
谁把政客的面子，看得比人民利益还重，谁就是党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七）封城前奏

在国家第二批专家组抵达武汉之前，武汉波澜不兴。至少我及我的全家包括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均未见有任何状况发生，微信里只是事不关己地谈论着各种“听说”的有关肺炎小道消息，以作为年夜饭的谈资——即使是在华南海鲜关门大吉之后。
事实上，我都已有了一个去南方过春节的计划腹稿。1月18日还与在南方的同学通过电话相谈甚欢，并因同学对武汉的“过分忧虑”曾颇有微词。大街上戴口罩的市民屈指可数，大家都还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轻松地谈论这场几乎是灭顶之灾的疫情。
“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被隔离了，现在只有武汉不知道武汉被隔离了。”20日那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就已被这条网络段子给刷屏了，但武汉人浑然未觉——这个更像是一种调侃的提示被大武汉轻易忽略了，如同梅雨时节的初雨。
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的视频已传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目前处于起始阶段，医护人员也有传染，需要提高警惕，没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此时，武汉的空气才勉强变得有点紧张起来。或许出自于本能，几乎一夜间，武汉市场上的口罩就被一抢而空，顺带着板蓝根、消毒液也全部售罄。更是在一夜间，身边发热咳嗽的人比平时竞多出好了几倍，且不说大医院，即使是一家无证行医的门诊也都已人满为患——我不知道这些“异常”是不是因为那句“ 人传人”暗示的结果。
武汉的“疯狂”也只仅仅停留在抢购防护物资以备不虞上，多如牛毛的商超并未受到任何冲击。超市里到处挂满着火红的灯笼。每到华灯初上时，超市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节日的喜庆气氛依然澎湃。
城市交通则是愈加繁忙和拥堵，武汉三大火车站每日还是播报着创纪录的春运数字。街上戴口罩的人稍显多了起来，而“勤洗手，多消毒”也成了部分有着“资源”的市民每日必须课。
另一个被忽略掉的细节则是：从14号开始，几乎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能看到小区内有老人逝世，不仅车辆停不进小区，祭奠的花圈有时甚至摆满了半条车道，通行略有阻滞。几乎每年的这个时节，一周去世一个老人已属异常，而这个岁尾年头，连续几天里，甚至同一楼栋的三个单元都摆满着花圈。

自12月中旬的一场感冒后，爱人的咳嗽声便一直如影随形，好在除了干咳之外身体并无其他不适。腊月二十五也即是公历2020年1月19日，或许是受寒冷天气的影响，爱人的咳嗽症状有所加重。赶在春节前一定要治好的传统习俗使然，硬催着她去了一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一天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口像打年货一般竟排起了长队，一半以上的人虽然戴着口罩（但戴法五花八门），但咳嗽声却是此起彼伏，不知情的可能还会以为那些咳嗽声是表演出来的。排队挂号的过程中，不时有些病人直接被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接上了停在中心门口的救护车送去大医院发热门诊，直到此时，说不紧张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好不容易看上了医生，却因为拍片和验血的人太多，又怕在等待过程中被流感感染，医生只是对照肺炎的标准初步进行了排除，后开了两盒药回家自行口服。
但并不是所有武汉人都感觉到了危险，虽然办公室里看似大家关注肺炎的信息多了，也在不时讨论着肺炎，但更多的都只是道途听说，并且语气里多少还有一些不屑。一直到封城当日，大家才仿佛从梦中醒来一般，碰上有人打喷嚏和咳嗽，便要求他赶紧去医院检查；觉得自己嗓子有了一点点不舒服，便要去买点药来压压惊，心理上的急剧变化连自己都觉得吃惊。
市民的紧张不仅仅只是缘于医院看病的艰难以及救护车鸣笛的急促，更在于发生在22日卫健委通报的确诊数字跳跃性增长到400例以上，重症病例及死亡病例明显几何式上升，期间已有15名医护人员确诊。另外，北上广及周边近邻国家也开始了新发病例，同时引起了世卫组织的高度关注。
但在22日下班回家的地铁上，除了我带着一副明星款黑色口罩之外，满车厢的乘客竟然没有一个人戴着口罩，突然间我成了另类。在微信朋友圈里我曾这样写下一段话：事实再一次证明武汉人牛叉得不要不要的！配图为车厢即景。
我不知道21、22日这两天国家专家组是怎么度过的，又是如何说服武汉封城的。我只知道，我在那两天两夜里食不甘味寝不安枕，都几乎快忘记了后天就是大年三十。

（七）封城前奏

在国家第二批专家组抵达武汉之前，武汉波澜不兴。至少我及我的全家包括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均未见有任何状况发生，微信里只是事不关己地谈论着各种“听说”的有关肺炎小道消息，以作为年夜饭的谈资——即使是在华南海鲜关门大吉之后。
事实上，我都已有了一个去南方过春节的计划腹稿。1月18日还与在南方的同学通过电话相谈甚欢，并因同学对武汉的“过分忧虑”曾颇有微词。大街上戴口罩的市民屈指可数，大家都还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轻松地谈论这场几乎是灭顶之灾的疫情。
“全世界都知道武汉被隔离了，现在只有武汉不知道武汉被隔离了。”20日那天，武汉市民的朋友圈就已被这条网络段子给刷屏了，但武汉人浑然未觉——这个更像是一种调侃的提示被大武汉轻易忽略了，如同梅雨时节的初雨。
2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时的视频已传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目前处于起始阶段，医护人员也有传染，需要提高警惕，没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此时，武汉的空气才勉强变得有点紧张起来。或许出自于本能，几乎一夜间，武汉市场上的口罩就被一抢而空，顺带着板蓝根、消毒液也全部售罄。更是在一夜间，身边发热咳嗽的人比平时竞多出好了几倍，且不说大医院，即使是一家无证行医的门诊也都已人满为患——我不知道这些“异常”是不是因为那句“ 人传人”暗示的结果。

（九）居家隔离之殇

因为在封城后的一周时间里，太多的人间悲剧就在身边接连着发生，疫情发展之迅疾至今都难以形容：前天晚上还在谈笑风生的一个人可能今天就已经进了重症室；少得可怜的发热门诊连卫生间都叠加着求医患者；更多的则是求医无门，住院不能。由于治疗手段的不确定，重症监护室几乎每天都要多次重复消毒，刚刚停止呼吸的病人被推出直接送往太平间，身边则是逝者家属压抑着的沉痛，连最后一面都有可能见不上，因为重症室外还有众多患者排着队要进监护室，已经没有时间安排整理遗容和告别之类的尊重逝者仪式。而在小区里，每晚都有可能会听到从居民家中传出来的悲号，即使家中病人还有一口气在却因医院早就一床难求而只在家中等待死神……
但那个时候，还有900余万人口的大武汉只是封住了进出口，城内却仅只是提醒“非必要不聚集”，并未及时对小区进行封控管理，人员流动在城里依旧十分频繁。在最初的建议居家隔离的要求下，一半以上的感染者不得不留在家中，结果是家人、楼道单元甚至整个小区开始流行，时不时会有穿着防护报的工作人员进出小区，楼道，人们的恐惧也在逐日上升。“一个人感染，一家人几乎就不能幸免了。从病例的数据增加与信息来看，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单元的，造成很多社区悲剧。”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封城之初的武汉概况却也难以表达出万分之一的哀痛与绝望，对新冠病毒的无知和对死亡数据的加速，即使是无数次面对过死亡的医护人员都能感觉到深深的无助和无力，唯有泪水似乎才可以淡化些骤失亲人的伤痕，更留给生者活下去的希望。
……
……
……

……
……
即使封城，湖北的应急响应依然还是停留在二级。当时草率提出“居家隔离”是源于救助力量不足还是由于病人人数的急剧爆棚，即使将全市所有医疗机构病床放开也只是杯水车薪而作出的无奈之举？——这些都已随着两位要员的“不再担任”而永远没有了答案。
而就在居家隔离的那一周时间里，疫情已全面失控。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半以上的患者都是在这个时间段感染上的，这其中还包括社区人员和一线医护。

（十）武汉加油

在写下这个小标题的时候，我的眼泪又是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这句话最初的来源是出自于市民之心或是国民之口，只是最后被媒体捕获而提炼成为庚子年除“新冠”之外却再也让人难以释怀的“精典”。
“武汉新冠”如今已被重新定义，其中的辛酸委曲对于每一个武汉人来说冷暖自知，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灭我华夏之心不死的“狐朋狗友”间的肆意中伤下，其屈辱感甚至不亚于“东亚病夫”！（尽管附和者中还有我的许多同胞，但如果不是骨子里的奴性作怪而刻意为之的话，我想武汉人民是可以原谅的。）感谢党和祖国不遗余力的证明——即使像当初民怨沸腾的“美国大兵说”，虽然推理几乎快要水到渠成，但由于大兵们的无故失踪而更加变得扑朔迷离，而我们仍以中庸宽和之道未置可否。相比那些人云亦云之附庸们，武汉人的善待又何止他们能够比拟？
但武汉人的遗忘是有条件的！对于那些为武汉为湖北拼过命的人来说，可以不计任何前嫌，由敌视而为朋友。
……
……

@七十老汉 2021-03-10 12:45:59
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场足以载入人类灾难史册的亲身见证者！而这第一次亲历，除了触目惊心外，更多的是刻骨铭心。
-----------------------------
多谢朋友赏读！

（十一）除夕夜惊魂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于2020年1月20日，直至23日发布武汉封城令第1号通告，期间三天的时间里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既没有新冠肺炎的最新消息，也不见有任何防控举措出台。在正式“封城”通告之后，两天的时间里又十分密集地连续发布了七道通告，从疫情防控物资征集、开通爱心捐赠热线、停运网约出租车到关闭过江隧道、实行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等则面面俱到。相比于现在动辄追责，这个部门是否更应该被问责呢？
而恰是这第7号通告让我的除夕之夜变得支离破碎，至今仍心有戚戚焉。
作为日记记录，仅仅只是听说（当然那个时候能够听说到何尝又不是一件幸事！）自然不能与一个亲身经历者来讲述相提并论。尽管那一个敲响新年钟声的夜晚，突然发生在家中疑似病例的故事（我曾不止一次地如祥林嫂般向亲朋们口述过就医的艰难细节），只是因为其时早已乱了分寸的我无意中差点就成了最大的传染源而后怕得无以复加。之所以如此细思极恐地声明绝非一般的博人眼球，而是那段“悬疑事件”完整地还原了封城下的江城市民的最初生活状态及心理轨迹。
如果要写我的传记的话，那一天理应载入（家）史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