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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4．星期日，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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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去何从

邓葆光在圣马利医院已经呆了40多天了，他心急如火：这里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特务再次暗害的可能。
香港是坚决不能再呆了，得赶快离开这险滩孤岛！可是，上海那边到现在还没有回音，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西德汉堡却都来了信，纷纷要他们赴日，去美，到德国！
邓葆光在日本有个叫李文翰的朋友，当时是蒋政权驻日本大使馆的新闻专员。他的岳父是傅经波，即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李文翰的门路很广。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邓葆光的上海寓所住过三年，他们的交往很深。此刻，他写信给邓葆光，说已给邓葆光办好了去日本的手续，建议邓葆光在日本治伤，伤愈后，再与他同去美国——因为他岳父傅经波的全家在美国。
俐娜把李文翰的信念给邓葆光听。邓葆光虽然不能讲话，但是脑筋很清晰。“去不去日本？”几个字在脑海里翻腾。日本，邓葆光是了解的。前半生中，他到日本去过几十次，他曾在日本留学三年之久，日本的十几个大城市他都熟悉。这一次，他离开日本也才几十天！日本朋友的声音笑貌，还清晰地在脑海里显现着呢——但现在，他不能去日本，因为潘汉年市长和杨帆局长还没有回话，他不能随便行动！而且，他更不愿就此长期离开祖国，侨居国外……
于是，邓葆光果断地摇了摇头。
东京的李文翰接到了回信：邓葆光拒绝来日本！他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对这位固执的朋友，他是无可奈何，劝也劝不转的。
后来，李文翰自己由日本来到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现在，他是美国商业部远东计划司负责人。近年来，他又以美籍华人身份赴大连，在中美合办的“科技管理人员培训班”任美方主任职务。
“我的孩子，回到我身边来吧，上帝保佑你……”俐娜的姨父刘意新（音译）从美国纽约来了信。刘意新30年代在北平，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牧师。俐娜的母亲去世前，托她的妹妹和妹婿刘意新两口子照顾俐娜。乖巧的俐娜当即就咕他们“爸爸，妈妈”——刘意新是在纽约《华侨报》上看到邓葆光被谋杀的消息的。
“葆光兄，你到纽约去避难吧，一切手续，我们弟兄负责给你办理！”邓葆光的同事和朋友、军统特务组织在美国的负责人肖渤和他的哥哥一起来到了圣马利医院，并且带来了300CC鲜血。
“回来，回来！你和你的丈夫都回汉堡老家来！”远在西德汉堡的俐娜的父亲和哥哥发出了召唤。
邓葆光的回答是摇头，摇头。摇头！
俐娜明白，丈夫的意思是“不去，不去，不去！！”她同意丈夫的意见，她对丈夫总是百依百顺的——当然，在这关键时刻，她也要慎重考虑。现在，香港是一定要离开的，问题是何去何从？！

2015．06．14．星期日，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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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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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就这么大方，对你的婚姻感情，就这么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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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5．星期一，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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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讨论了若干个日日夜夜，焦点是——内地的形势到底怎么样？共产党究竟能不能容人？啊，啊，怎么了解这些情况呢？得找个了解内情的人打听一下。于是，俐娜跑到了邮局，给在北京工作的老朋友蒋宝祥打了个电报：“立即来港，有要事相商。”
蒋宝祥，是国民党云南省副主席张冲的亲戚，早就是一个亲共反蒋的左派人士，与邓葆光交往很深。前几个月，他还协助俐娜，把邓葆光的两个孩子从香港护送到北京上学。在北京已好几个月了……
几天后，蒋宝祥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圣马利医院，在邓葆光的病床前，三个人开了个“秘密会议”。
“叶落归根，还是回内地好！”蒋宝祥举了举手，快刀斩乱麻地说，“内地现在形势很好，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也开始复兴了。而且是人尽其材，各有所归。我已进国际书店（后改为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在日本科工作，正合我的愿望。张冲先生，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啦！你们回去，也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
“不过，我们不能同你比。你一直是反蒋亲共的，中共当然重用你了，但是我们——”俐娜望着蒋宝祥，怆然叹了一口气。
邓葆光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中拿定主意：我哪儿也不去，还是回内地！我是中国人嘛，就应当为中国做点事。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通情达理的。我虽然是军统总部的要员，但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没杀过一个共产党人，还掩护过很多共产党地下活动分子呢。而且，董必武先生和潘汉年先生是十分了解我的，何况，目前我正在与他们联系……
是的，我上哪儿都不安全。我跑到天涯海角，“他们”也能跟了去暗杀我，我只有回内地，才能使“他们”鞭长莫及！邓葆光下定决心：率领全家，回内地！
几天后，一位姓孙的先生来到了圣马利医院——他是奉潘汉年之命，专程到香港来接邓葆光夫妇回大陆的。
1950年10月20日，是邓葆光永难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他们全家回到了他最熟悉的祖国第一大城——扬子江口的上海市，上海市委立即安排他们住在淮海路上方花园50号三楼的一套洁静宽敞的房间里。面对这优越的待遇，邓葆光夫妻双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祖国母亲的关怀是多么周到啊！
邓葆光一面在上方花园养伤，一面和北京方面联系。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北京没有回音。怎么一回事呢？是董必武先生忘了我吗？是我应该属于“十恶不赦”的人吗？
不久，北京回信了：董必武副主席对你的情况很重视，已将他的批示转告公安部，正待研究解决。
邓葆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是的，应当好好地研究研究，我的历史太复杂了，光怪陆离，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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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愿意把他交给我吗？你可以从此不再对他抱的任何幻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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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6．星期二，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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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必武的得意门生

董必武与邓葆光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他怎么会忘记邓葆光呢？
邓葆光，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现改名为“红安县”）高桥区邓家湾的一个读书人家庭里。父亲叫邓海珊，和董必武一起读书，于光绪未年，二人同登县学红榜，为同科秀才。民国初年，邓海珊又和董必武一起，秘密参加革命党，参加反对军阀袁世凯的斗争，董必武的革命经历，在年幼的邓葆光心里充满了崇敬之情。
有一年，董必武和另一位革命党人张国恩，一起被袁世凯的部下黄安县的军阀头子逮捕了，这件事震动了黄安全县，士绅名流纷纷出来营救。黄安的“四大才子”首当其冲。这四大才子是：“日本留学生实业家刘南松、县府文书科科员冯晓初、黄安小学校长董素怀，和邓葆光的父亲邓海珊”。他们联合黄安十个区的区长和士绅名流，联合向县长担保，又通过湖北省参议院院长汤乡铭，和黄安籍的大资本家杨显卿，找湖北督军讲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把董必武和张国恩保出来了。可见董必武革命初期在群众中的威望之高，更得到了邓葆光的崇敬。
邓葆光少年时代是在董必武的叔叔董素怀创办的黄安高等小学度过的。在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梦终于垮台后，湖北省又归军阀吴佩孚统治。这时期， 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在武昌创办了武汉中学，董必武自己当校监，聘请学者刘树仁为校长。
1923年，邓葆光从黄安高等小学毕业后，即到武汉中学读书。
邓葆光这个班的班主任是陈潭秋。陈潭秋先生是湖北省黄冈县人，较邓葆光年长十二岁，是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潭秋于1920年在武汉参加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任邓葆光这个班的班主任这一年，正是武汉地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一年。次年，他便继董必武之后，担任了中共武汉地委书记。
陈潭秋是邓葆光这个班的班主任，又兼国文教师。他的渊博的知识，精辟的理论和崇高的人格，组成了强大的磁场。使学生们踏上了堂堂正正做人的轨道。学生们从他的介绍里，知道了鲁迅、孙中山、梁启超、马克思、列宁等伟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意识，象涓涓细流流入了青年学生们的心里。邓葆光设想着自己的将来……
这时候，董必武和地下党组织在武昌创办了《武汉中学》校刊，广泛宣传革命道理，邓葆光成为热心的读者和追随者。
当时，地下党的工作很活跃，除以武汉中学为基地外，又掌握了巡道岭附近的启黄中学、武昌共进中学、第一师范学校等。除启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外，还发动学生自己下乡办农民夜校、开展识字运动、妇女放足运动，宣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和民主革命道理，动员农民参加国民革命。
武汉中学的学生邓葆光对他的校监董必武十分崇敬。他对董必武宣传的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向往，经常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那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对邓葆光影响最深的是“驱曾运动”。1925年春天，武汉中华大学的领导权被右派篡夺了，反动青年党武汉分部的头目陈时担任了校长。这一天，陈时邀请他的上司，青年党的党魁曾琦来中华大学演讲。气焰嚣张的曾琦在讲台上居然得意忘形地攻击左派是“危言耸听，把学生引入歧途”。这时，武汉中学的学生也来中华大学听讲，见曾琦斗胆攻击左派，影射董必武，马上一哄而起。邓葆光气愤地和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曾琦！”“曾琦滚出武汉！”结果，曾琦迫于舆论压力，只得离开武汉。
驱曾运动胜利了，左派学生的革命情绪大长，董必武的威信越来越高。邓葆光暗暗下定决心，跟着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老师，闹一辈子“共产”。可是，他的共产主义觉悟太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很模糊，甚而至于，他根本不知道“革命是一场严肃的、艰苦的、随时都会流血牺牲的斗争”，根本不知道“革命和反革命的本质区别”，根本不知道“社会中极其复杂的”。他只有一腔热血、一股热情、一种冲动……当这些“冷却”下来之后，他就茫然不知所向了——好个天真、幼稚的青年人哪！你视慷慨激昂为儿戏，并未真正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所以只好随命运摆布了。
即使叫你去反对从前的那一个“你”，也只好听之任之。当然喽，这一切往往都是在“偶然”的外衣下进行的——因为一件偶然的家事，驱使邓葆光脱离了革命浪潮，坡度向了反革命的罪恶营垒，与特务、间谍们同流合污，并进一步为“军统”张目，不知不觉地成了人民的罪人！
虽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但笔者考虑把这样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物的历史，把他的从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变成了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偶然”和“必然”，告诉读者，也许是有所教益的。

2015．06．16．星期二，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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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董必武的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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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为什么不坦白面对自己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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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7．星期三，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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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钻研经济找出路

“偶然”这个词在玩弄着世界，玩弄着历史，如果没有那种种“偶然”的现象，整个历史都得重写。
举几个例子吧。如果法国的拿破仑是滑铁卢之役的战胜者，那末欧洲的版图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法西斯头子狂想曲特勒不是那么自以为是、屡犯战略错误，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在1945年结束；如果孙中山先生一直活到现在，那么国共合作的历史就将增添许多壮丽的篇章；如果……好吧，让我信言归正传，谈一谈“偶然”的命运之舟，如何把我们的主人公载向别一个世界吧。
邓葆光遇到的“偶然”是父亲之病。
1925年秋，邓海珊重病，在武汉中学只学了一年的邓葆光被生活所迫，辞别了敬爱的董必武先生和陈潭秋先生，辍学前往汉口“集永亨”棉花字号当学徒。“集永亨”的老板叫吴季池，是邓海珊的老朋友，一个很有能耐的实业家。精通经济之道，交际手段很高。他的“集永亨”字号规模很大，总店设在汉口，另外在上海、沙市等地皆有他的分号。

1926年冬，正是北伐战争进入高潮的时刻，九洲大地到处慷慨高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可是，邓葆光却不得不受吴季池之命，到“集永亨”的上海分号去当账房先生去了，住上海郑家木桥金玉西里39号。这位账房先生成天在账册和银元组成的世界里奔波，完全脱离了革命。偶尔一翻报纸，脑子里刚一热乎，马上又被繁杂的事务冲淡了。一天一天，何异虚度年华？可是，又一个“偶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1927年春季的某一天，邓葆光在老板吴季池家——吴老板在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5号还有一座华丽宽敞的洋房——记账，有一位30多岁左右的长衫客人踱了进来，靠近账桌，态度和霭地问：“你成天写些什么东西？”
邓葆光抬头仔细一看，此人中等个儿，戴着副宽边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哦，原来是陶希圣先生——这位陶希圣是吴季池的小舅子，北京大学毕业生，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他曾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在报刊上也经常发表文章，此时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陶希圣与吴季池往来频繁，所以邓葆光认识他。邓葆光对“账房先生”这差使本来就不高兴，听陶希圣这一问，便噘着嘴答道：“我这个小小的账房先生，能写什么？”
“不，不，”陶希圣晃了晃脑袋又摆了摆手说，“你还年轻，前程不可量也！我看你应当写点东西——”
“我写什么呢？”
“呃，要想写东西，我劝你，一要多看报，二要从本行业开始，不能好高骛远。”
一锺定音。陶希圣这随随便便的一席话，引起了邓葆光的反复思考：是的，这是一条路子。于是，他便以陶希圣为师，按陶希圣的话去做。从此，年轻的邓葆光开始自学：订报、看报、剪报，忙里偷闲积累资料。首先研究中国棉花的质量、品种和生产销售情况，再研究国际市场中棉纱产品的动态。同时，又研究了梁启超的《引冰室文集》，明白了工业救国的道理——从此，邓葆光开始注重研究经济。
邓葆光后来的特殊生活道路，确实是受了他的这位右派老师陶狂想曲胜的影响。谈起陶希圣这个人，经历很复杂。三十年代初，上海曾开展一场“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大论战，陶是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之一。确实有点儿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而大出其名。但他的思想说变就变。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汪精卫当了蒋介石政权的行政院长，陶希圣却和汪精卫是一派。他和汪内阁的“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高崇武，以及当过蒋介石亲随秘书的周佛海，汪内阁的经济部长陈公博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组织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他们攻击主张积极抗战的人为“唱高调”，自称是“唱低调的人”）。后来，陶又随蒋介石由南京撤退到武汉。在武汉他又办了个“艺文研究会”。周旋于主战派冯玉祥和主和派汪精卫之间，严然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高人”自居。他主编了一个《民意周刊》，宣传自己的思想。当时有人送一副对联给他，说他“见冯言战，见汪言和，见蒋和战皆言；对国骂共，对共骂日，对日国共都骂”。可见其人。接着，他又随蒋撤到了“陪都重庆”。1938年12月，汪精卫秘密逃出重庆，在河内发“艳电”（“艳”是“二十九日”的代日韵目），公开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声明”，主张“和谈”，后又转到上海，策划降日，见此情况，这陶希圣和周佛海等便相继溜出重庆，到香港，再转上海，与汪会师。此刻汪精卫正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日汪密约”。因分脏不均，陶希圣和一个叫高崇武的，便把这“密约”拿到香港《大公报》公布，于是，又一跃而变成了“弃暗投明”的“爱国志士”了。后来，陶希圣则在上海，得到了大流氓头子杜月笙的帮助，得意洋洋地回到了重庆。又由追随汪精卫“曲线救国”转而变成了追随蒋介石的“直线救国”了。于是，蒋介石便命他当了宣传部副部长，成了蒋介石的心腹文人陈布雷的助手，为蒋氏“智囊团”要人之一。1949年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前夕，去台湾后，更成了“党国”的“第一支笔”，当了伪行政院的副秘书长——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邓葆光，后来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总部的少将，当然就毫不令人奇怪了。
不过，邓葆光却又是一个学无常师的人，除了陶希圣，他还认了两个老师，一个是邹韬奋，另一个是恽铁樵。
对邹韬奋，读者也许很熟悉。他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左派进步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1895年生于江西余江县。他比邓葆光大13岁，当时是上海《生活周刊》的主编，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期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他的住处距邓葆光不远，对邓葆光钻研经济的毅力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发展，有相当的影响。他还多次指导邓葆光等自学，并介绍一位努力自学的叫吕若谦的青年，和邓葆光交朋友，共同研究自学之道。吕若谦1932年终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33年转入清华大学专攻经济，抗战时曾在重庆国民党经济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又任国民党车下部直接税署主任秘书。他一直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是位爱国的民主人士。解放后，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恽铁樵是我国近代医家，1878年生于江苏武进，先事文学，帝任前《小说月报》的主编（我国名作家茅盾、郑振铎等皆编过这份刊物）。据说鲁迅先生的才华就是他第一个发现的。恽铁樵是吴季池的老师，他两耳皆聋，说话时用“笔语”。因邓葆光的小字写得很漂亮，恽很喜欢与邓笔谈。有一次，在吴季池家，问邓：“你喜欢写些什么东西？”邓答：“写点关于经济研究方面的文章。”恽说：“好好写，中国要振兴。首先要富国强兵。富国就靠发展经济。你搞经济研究，很好，祝你成功。”——这些话，使邓葆光很受鼓舞。
年经的邓葆光很尊敬恽铁樵，这不仅因为恽的学问很深，而且因为恽的人格高尚、意志坚强。恽住在上海四马路会乐里，那是个有名的妓女窝，他却天天埋头写文章，从不受女色干扰。恽的文学修养很深。但后来，不幸得了伤寒病，两耳都聋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学生打击，他毫不气馁，实事求是，转而学医。居然又成名医，还曾办过中医函授学校。他著的《铁樵医案》一书，很有医学价值。1930年，邓葆光生了脚气病，恽即嘱邓，跟举人陈微明学杨氏太极拳。1932年——1933年，邓葆光又去上海金神父路圣达里19号杨澄甫家学杨氏太极拳。——可惜，杨在1936年便去世了，邓葆光对他很是怀念。
邓葆光学太极拳，一方面是为了强身（邓此阶段曾患肝炎，腿脚肿涨，练太极拳后才逐步好转。）另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意志。每天早晨来两套太极拳，使邓葆光能日日深省：功夫是积累的，知识也是积累的。只要自己肯下苦功、刻苦学习，就一定能成功。搞什么都不要怕挫折，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坚持到底。对这些，邓葆光体会很深，特别是因为他爱到了人们的一次嘲弄。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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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已经决定，坦诚地面对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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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8．星期四，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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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集永亨”纱庄垮台了，邓葆光又到了纱布交易所“茂记新”字号当账房先生。到这里，更便于他研究市场动态，搞市场预测，与经济界人士往来了，他很高兴。特别使邓葆光高兴的是——“茂记新”的老板古槐青和小老板古耕虞对他的经济研究十分支持。
古耕虞，是我国有名的“猪鬃大王”。早年曾在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古耕虞发迹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那时，我国传统的出口产品猪鬃，一直控制在帝国主义洋行手里。是古耕虞冲破外国洋行的垄断，击败美国实力雄厚的垄断财团“杜邦公司人造猪鬃”的挑战，逐步控制了我国的猪鬃出口。他关于抓产品质量和价格，他的“古氏虎牌猪鬃”，能根据用户需要，每箱配有17种规格，质地精良，几十年不变，故称雄世界经久不衰。他市场调查极细，能随时说出做一把刷子，用天然鬃比尼龙鬃多赚多少钱。人称“经济战略家”。解放后是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之一，后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鼓舞下，邓葆光经济研究初见成效。1930年6月30日，邓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专论文章《论中国的外汇问题》。发表文章本是一件大喜事，可是人们都瞧不起邓葆光。有人讽刺，有人嘲弄，有人则干脆认为是同名字的另一个叫“邓葆光”的人写的。有人对他说：“要真是你的文章上报就好了。”邓葆光听了很气闷，但他没有消沉，也没有只是生气。他更加努力学习，决心在经济研究上搞出一套来，争口气！
就在这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面对着国破家亡的危险，中华民族上上下下热血沸腾。邓葆光怎么办呢？他终于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决定暂时放弃经济研究，投身到抗日第一线去——可是，这回他碰了一鼻子灰……

2015．06．18．星期四，耿家强1《魔窟奇人传》舞文弄墨，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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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你能坦诚地面对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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