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中古双方讨论着一些经济问题，在取得相当满意的结果后，大家都从严肃的话题中放松下来。周X来的秘书笑着拿出一张照片，那是早年周X来在延安还留着大胡子时候照的，大家惊讶的发现他照片中的形象跟眼前的格瓦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那种真挚的眼神，简直一模一样！
客人也都被这种巧合感染了，格瓦拉真诚的用法语向周X来提出，他一直想见一见自己心目中的游击战大师------毛XX，希望主人能安排一下见面时间。
周X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他很快就向客人提出一个很好奇的问题，那就是: 格瓦拉这个对于金融一无所知的青年，是怎么当上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
关于这个问题，格瓦拉腼腆地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答案。原来，在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以后，格瓦拉这个阿根廷人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资格，当时刚刚独立的古巴推行的国有化进程，得罪了美国和其它拉美统治者，他们都对古巴施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明确地指出：
“不，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chan主义者…..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再做得努力一点，那么，就会把他彻底变成共chan主义者…..”
在这种紧要关头，国家的财政问题毫无疑问就成了古巴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古巴国家银行行长这个关键位置必须由一位可靠的革命者、革命的银行家来担任，可是当时卡斯特罗他们这些年轻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这些年轻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位是精通金融领域的行家。
于是，卡斯特罗把年轻的战友召集到一起，当他无奈地以开玩笑的口吻问道：“我们当中哪一位是经济学家？”的时候，看到大家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于是格瓦拉高举起他的手。
谁都知道在格瓦拉的心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既然他举手了就表明他已经下定决心来承担这个陌生的重任。
卡斯特罗严肃地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
格瓦拉继续以玩笑的口吻回答：“我刚才好象听你问我们哪位是共chan党员？”
“这也不错嘛！”显然作为总司令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没有其他更好的人选了，他宣布：“那我们就任命你这位共chan党员经济学家为古巴首席银行家！”
听到这个有趣的故事，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显然所有人都被来自古巴朝气蓬勃的青年感染了，他们都愉快的交谈起来，一直到很晚当天的会谈才结束。
回到宾馆，大家还兴致不减，纷纷讨论着今天的所见所闻，没有一个人想去睡觉。
凌萧趁机询问起格瓦拉的身世，“佩雷多，你可真是够孤陋寡闻的！切的故事，在咱们古巴几乎每个人都是倒背如流！”同伴都摇头不解地看着他。
“你真的叫切？好奇怪的名字！” 凌萧还兀自在嘟嘟囔囔。
“哈哈，不是！” 格瓦拉脸上露出典型的亲切笑容：
“小时侯大家都叫我泰泰或者猪崽儿，因为我老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到处乱跑。至于‘切’，那是我们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的一个感叹词，随讲话的语调而改变。因为我说话老用这个词，所以古巴战友们干脆后来都用这个绰号来称呼我‘切’。”
说完他忽然剧烈的咳嗽起来，一个助手赶紧给他端来了一杯热咖啡，但是格瓦拉皱着眉头摆手说：“不必了，这是该死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跟中国人讨论蔗糖买卖呢。”
原来在格瓦拉3岁的时候，他父亲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带他们母子去露天游泳，结果小泰泰受寒咳嗽起来，后来经医生检查小家伙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以后经常在晚上发作。
因此他们全家后来不得不搬到较为暖和的科尔多瓦市，但是这还是于事无补，严重的哮喘病伴随了格瓦拉一生，始终在不停地折磨着这位跟猫一样顽强，号称有七条命的泰泰。（阿根廷民间传说跟中国不同，他们认为猫有七条命）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人的混血后裔，他的祖父曾经在阿根廷政府担任过要职，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格瓦拉的妈妈对他成长的影响最大，塞莉亚•德•拉•塞尔娜非常喜欢读书，而且也很关心政治，他们家有一个藏有几千册图书的大图书馆。母亲在小泰泰患病的两年中负责教育他，所以格瓦拉后来一上学就是从四年纪开始。
母亲旗帜鲜明地反对庇隆将军在阿根廷的独cai统治，她的进步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格瓦拉的世界观，使得他从小就藐视权贵，对于一切不平等和压迫现象都深恶痛绝。尽管有哮喘病，格瓦拉从小就喜欢运动，足球、橄榄球、马术、滑翔伞、国际象棋…..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骑摩托车旅行。
1945年，格瓦拉跟父母一起迁居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他考取了国立大学医学系，在皮萨尼博士的麻风病研究所实习过，也在市立图书馆打过工，每逢假期格瓦拉必定回到科尔多瓦，去那里的麻风病医院看望自己的朋友米阿尔。

第二百六十章 超越时代

1951年2月到1952年8月，格瓦拉和好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骑上一辆老旧摩托车，游历了拉丁美洲以下国家：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从委内瑞拉乘飞机经过美国迈阿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他们一路上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在野地里露过营，在饭馆刷过盘子，当过搬运工和水手，给农民看过病也给牲口看过病，他们跟印地安人一起猎杀过猴子吃，也喝过用印地安老妇女嚼烂的丝兰根发酵成的酒，他们也曾被警察拘留过……总之，这次漫游不仅增长了格瓦拉的见识，也使他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拉丁美洲人民贫穷落后的真实生活状况。
1953年3月，在完成了有关治疗麻风病的论文以后，格瓦拉顺利地拿到了渴望已久的外科医生、皮肤病专家证书。但是他的喜悦很快被一张入伍通知书所打断，不过格瓦拉只洗了一个冷水澡就引起哮喘，轻松地避免了去他称之为“大猩猩的军队”里边去服役的下场。
格瓦拉拒绝了在老师皮萨尼博士的住院部充当一名生活舒适的研究员，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拉丁美洲之行，在两年的时间里格瓦拉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萨尔瓦多，还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总统府，抗击美国扶持的阿马斯雇佣军的战斗。
此时，格瓦拉的革命思想已经初具雏形，他认为：“将美洲分成假设的、虚构的几个民族完全是不真实的，我们同属一个整体的混血儿肤色，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都表现出明显的共同的民族特点…..因此我为统一的美洲歌唱….. 危地马拉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成为一个革命医生，首先要革命。孤立的个人的努力、纯洁的理想、甘愿牺牲自己……单枪匹马地在美洲某个偏僻角落进行反对阻碍前进的敌对政府和社会环境的斗争分文不值……”
1954年，格瓦拉以政治侨民的身份来到墨西哥行医居住，他和秘鲁女友伊尔达1956年在墨西哥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随后他们举行了婚礼。1955年7月，格瓦拉和未来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见面了，他们两个交谈了10个小时之久。
比他大两岁的卡斯特罗后来回忆起来当年的见面，他这样评价格瓦拉：“在那个时期，切有着比我更加成熟的革命思想，在意识形态和理论研究方面的造诣也更高一筹，他是一位比我更激进的革命者！”
格瓦拉是这样说的：“我与菲德尔倾谈了整整一夜，清晨时分，我已经作为一名医生被编入即将远征古巴的队伍当中。在经历了拉丁美洲四处漂泊和危地马拉的悲惨结局之后，我已经没有过多奢望，只要能让我投身反对任何暴君的革命都可以……”
凑巧的是卡斯特罗也并非生长在贫困家庭，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说不定比格瓦拉家还有钱呢。他父亲是西班牙人后裔，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一样都是天生的叛逆者，他们对社会缺乏公正表示不满，加入了古巴共chan党的前身人民党，后来他们致力于推翻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独cai专制。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原来那些教科书上教导我们的所谓农民起义的故事，其实基本都不存在，古今中外大多数造反起义几乎都不是由农民发起的，难怪某位伟人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因为没有文化的底层愚昧劳动者往往已经被彻底奴化了，他们如同蚂蚁和蜜蜂一样，受贯了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这些农民只会低头默默辛苦劳作，他们从思想上已经完全麻痹了，不懂得去发起有组织的反抗。
而真正领导广大贫民暴动的往往都是一些文化人，中gong的领导人咱们就不说了，古巴的解放者咱们也不说，就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水浒为例吧。
那么被逼上梁山造反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宣传中一向所谓的农民起义吗？
请看梁山主要的头领天罡星的36个人，再加上创始人晁盖共37人：
地主、富户及其家属出身的7人：托塔天王晁盖（地主），玉麒麟卢俊义（地主），小旋风柴进（地主兼贵族），九纹龙史进（地主），扑天雕李应（地主），浪子燕青（地主养子），没遮拦穆弘（富户）
大宋军官出身11人：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小李广花荣，花和尚鲁智深，双枪将董平，没羽箭张清，青面兽杨志，金枪手徐宁，急先锋索超
大宋警察或者其他小官吏出身7人：呼保义宋江（小官吏），美髯公朱仝（地方警察），行者武松（地方警察），插翅虎雷横（地方警察），神行太保戴宗（小官吏－法院），病关索杨雄（小官吏－狱警），黑旋风李逵（小官吏－狱警）
小知识分子或者宗教人士出身2人：智多星吴用（乡村教师），入云龙公孙胜（云游的道士）
职业强盗出身3人：赤发鬼刘唐（强盗），混江龙李俊（jiang贼），船火儿张横（jiang贼）
猎户、渔民、小商贩出身7人：立地太岁阮小二（渔民），短命二郎阮小五（渔民），活阎罗阮小七（渔民），浪里白跳张顺（小商贩－卖鱼的），拚命三郎石秀（小商贩－卖猪肉的），两头蛇解珍（猎户），双尾蝎解宝（猎户）
37个人中，竟然没有一个是农民！而他们上梁山的初衷也是五花八门，其中大多数绝不是正义的、被强逼的：有的是自己杀人、抢劫、违反法律，畏罪上山的；有的是作战失败被迫投敌；有的是结交、包庇黑社会被官府通缉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一下，遭到陷害的无辜者没有几个！

每到王朝末年这种现象就会频频出现，一方面朝廷壅塞着无能昏聩的官员，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体制外却有大量的才智之士, 象宋江那样“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伙人若能善加利用完全可以成为国之栋梁，但若这伙人走到了政权的反面，往往会有极大的破坏能量。
但到王朝末世，整个官僚系统常常如吴思先生所说的腐败僵化、逆向淘汰，这样就会逼得更多的才智之士到体制外。若逢机缘巧合，这些体制外有才干的人同社会最底层以及社会最不安定的阶层结合起来，那么他们对政权的打击则会是致命的。
清末假如洪秀全能够在科举上得个功名，而不是屡试不第，未必会有太平天国。同样，但凡有一个机会能让宋江做个官，哪怕是个县长那么的小官，恐怕宋江未必会有兴趣上梁山。可见，根本是黑暗的政治体制把人逼上了梁山，而不是什么农民受了压迫而引起自发的反抗！
翻看中国历史，那些打着以贫苦农民为幌子的野心家攫取权力的例子还少吗？他们上台之后又有几个真正为劳苦大众谋了福利呢？他们不但利用农民的愚昧把他们当做战争工具和炮灰奴役，而且掌权之后马上暴露出其真正的凶残嘴脸大肆搜刮、奴役、剥削贫苦百姓，他们惊人的个人财产积聚，数量庞大的房产，子女亲属都把持着重要部门、高官显赫，而各种五花八门、沉重的税赋被他们发明出来进一步残酷地压榨劳苦大众以满足他们日渐膨胀的贪婪欲望！
切•格瓦拉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跟那个时代所有的枭雄不同，他坚定纯洁的思想促使他革命成功之后抛弃高官厚禄，继续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而奋战到底，直至奉献自己出宝贵的生命！
格瓦拉所体现出来超越时代、超越种族和一切偏见的精神，是其他任何自我标榜为伟人、国父之流的家伙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国际范围内“格瓦拉热”几十年不衰，比格瓦拉本人的胜利和悲剧更值得人们思考。
如今，在我们这个喧闹的世界上虽然物欲横流，人们需要物质利益，然而对美好精神境界的追求却没有泯灭。
只要社会还存在着压迫和不公，切•格瓦拉那种为解放苦难者不惜献身的精神便永远会受尊崇，众多青年人仍会高呼着：“切！切！”
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1997年是他牺牲30周年，恰好其遗骨在玻利维亚被发现，南美许多国家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阿根廷还专门为他拍摄了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前举行诗歌朗诵会。更有成千上万各国青年聚集到格瓦拉牺牲的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昔日冷寂的失败之地召开了欢声鼎沸的大会，古巴的悼念活动更是盛况空前……
随后，在北京话剧舞台上出现的格瓦拉，也造成过轰动效应。剧中主人公谴责种种社会不公后大声说：“不革命行吗？”
观众（多是年轻人）立即报以一阵掌声和呼喊。当然，剧场内同时也有笑声和叹息，表现出中国新时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情感的多样性。

第二百六十一章 两名游击战大师见面

第二天，古巴经济代表团继续跟中方进行会谈，他们不仅见到了外交部长陈毅，还跟中国签下了一个购买蔗糖的大单，这可是6000万美元的大生意啊！
切•格瓦拉和随行的人员都笑逐言开，因为刚刚获得独立的年轻古巴在经济上还很脆弱，尤其是在被美国制裁封锁以后，古巴唯一的大宗出口商品-----蔗糖就面临着销售的困难，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从大跃进的阴影里走出来，但是依然慷慨解囊给予古巴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这笔巨款让所有古巴的来宾都感到很受欢欣鼓舞。
1960年11月19日，格瓦拉一行在中南海见到了毛XX。格瓦拉像一位谦虚的学生紧握住毛XX主席主动伸出来的手，毛XX一见面就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湖南话问候道：“切，你好年轻啊！我现在大概可以断定，你是全世界最年轻的银行行长了。”
当时格瓦拉才32岁，卡斯特罗34岁，毛XX的年纪比切大整整一倍，估计在中gong这些第一代领导人眼里，古巴这些来访的革命者都是小弟弟。不过也难怪毛XX要惊诧于格瓦拉的年轻，如果他刮去满脸落腮胡子，露出他那张年轻英俊、略带羞涩的脸，那么毛XX就该怀疑这个毛头小子是否就是古巴革命的第三号重要人物了！
不过当二人开始大谈游击战之后，毛XX立刻就被眼前这个青年人的热情所吸引，两个人立刻开始热烈的攀谈起来。说来也巧，就在美国媒体评论《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前两天，刚刚成功不久的古巴革命的第二号领袖人物切•格瓦拉在《绿橄榄》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毛XX不久便读到了这个笔记的中文摘要。
毛XX向格瓦拉表示：“很赞成你的意见。你这篇文章可能在拉丁美洲发生影响。”接着，还重复了格瓦拉在文章中讲的三个原则：第一，人民可以战胜反动派；第二，进行革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完全成熟；第三，拉丁美洲的革命工作主要在农村。其中第一点和第三点，同毛XX的“纸老虎”观点和游击战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言自明。
格瓦拉也真心崇拜毛XX，这不仅仅因为毛XX同样是“游击大师”，更是因为“革命”，格瓦拉在战斗间隙还孜孜不倦地阅读毛XX的《论游击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之初，他就萌生了要去中国看看的强烈愿望，争取能当面请教毛XX有关游击战争的若干疑问。
所以，当这两位游击战的崇尚者相遇，那话题一展开可就收不住了，在场的人都微笑着看着这一老一少热烈的讨论着游击战术问题。
中国领导人都很好奇这群古巴青年人是怎么闹革命、夺取政权的，于是格瓦拉就讲起了他们当年起义的经过。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克斯潘出发，驶向古巴，这艘小船原来核定乘员是8-----12人。
计划开始就很不顺利，内部出了叛徒，他们行动的情报被卖给了墨西哥城内的巴蒂斯塔的奸细，但是小船还是冒着蒙蒙细雨，顶着狂风出发了。临走之前，他们还在墨西哥城埋藏下了10支步枪，预备一旦起义失败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回来把革命战斗继续进行下去。巴蒂斯塔的侦察机已经悄悄跟踪了起义者的行踪，但是格瓦拉他们并不知道敌人早已经埋伏在前边, 等着他们进入伏击圈呢。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格拉玛号在岸边触礁搁浅，他们不得不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涉水登陆。在艰难上岸的过程中，起义者遭到埋伏的巴蒂斯塔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大多数战友都牺牲了。
格瓦拉，本来身份是作为起义军的医生，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在突围的过程中，格瓦拉的哮喘病复发，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忍住疾病和伤痛的折磨，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
7月，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少校，此后，他亲自指挥了布埃西托和翁布里托等多次战斗，与卡斯特罗密切配合，将政府军逐出了马埃斯特腊根据地。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人民。
1958年5月，游击队转入fan攻。格瓦拉率“西罗•雷东多”第8纵队攻打拉斯维利亚斯省会、战略重镇圣克拉腊市，经数日血战，于1959年1月1日，解放了这个重兵守卫的拥有15万人口的。此战，震惊了古巴全国，独cai政府如鸟兽散，格瓦拉也因此而名声大振。

随后，格瓦拉乘胜挥师西进，于1959年1月4日，革命军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独cai统治宣告结束了，古巴人民得到了久违的自由。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被誉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
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
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cai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
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美国立刻对于古巴展开经济封锁, 并开始培养雇佣军企图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
在不知不觉中，主人和客人已经在中南海勤政殿谈了两个多小时，周X来看了看表，提醒大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于是大家一起愉快接受了毛XX的邀请的共进晚餐。
当然了，席间格瓦拉和毛XX还在继续讨论着他们关切的游击战问题，旁边的人几乎插不进话。
谈话中，格瓦拉说：“我们在斗争中对毛主席一直很敬仰。”
毛XX对他则称许有加：“你是阿根廷人，你们很坚决，这就有希望，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影响了拉丁美洲。”
格瓦拉说：“打游击的时候，吃得不好，也缺乏精神粮食，看不到材料。”
周X来从旁介绍：“毛主席打游击的时候，常常派人出去找报纸。”
毛XX说：“把报纸当作情报，敌人的报纸往往透露敌人的动态。”毛XX又问道：“你们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时间，同农min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照这样的做法，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
格瓦拉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个人看法，古巴的革命环境比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困难，但有一个有利的方面。我们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了胜利，如果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就有遭到危地马拉那样的危险，美国会派海军陆战队来干涉。”
举杯的时候，格瓦拉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共同经验，他说：“有两点相似：你们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向你们进攻，说是‘围剿’，我们那里的反动派对我们也用这两个字，甚至在策略上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开始的时候，你们的革命在城市，有的人不愿意到农村。我们也是一些人在打游击，在山区，另一部分人在城市搞罢工，但结果搞罢工的失败了。”格瓦拉的这个总结得到毛XX的肯定。
最后，双方依依不舍地告别，格瓦拉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毛XX赠送了一本他写的关于游击战的书，毛XX也回赠了一本他签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很显然，主人的热情招待让古巴经济代表团成员都感到很高兴，大家在回宾馆的路上还不停地谈论者那些丰盛美味的中国菜肴。
凌萧看见格瓦拉又恢复了沉默的常态，眼睛凝望着车窗外的夜空，也不知道这个古巴的头号愤青此刻心里究竟在想着什么。
接下来, 中国方面安排格瓦拉一行访问古城西安，古老的城墙、大雁塔、钟楼、碑林等文化古迹让这些来自美洲的客人大开眼界，他们第一次对古老中华文明有了切身的体会。
接下来，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成都进行访问。他们乘坐火车在两天后，于11月21日上午10点28分抵达成都。格瓦拉不顾旅途劳顿，立刻要求去参观当地的人民公社和工厂。
此时，他又一本正经地戴上了那顶缀着红星的黑色贝雷帽，在当地农民的一片黄草帽中间分外显眼，再加上他健壮的体格，虽然在西方人里身材不算怎么高大，但是站一群中国人里却是鹤立鸡群。
当周围的人们得知眼前这个外国大胡子大官才三十出头的时候，大家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但是当格瓦拉笑嘻嘻地跟农民一起下地参与劳作的时候，很明显大家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很多，不再有什么种族和身份的隔阂。

第二百六十二章 没有特权的官

22日下午3点，喜欢诗歌的格瓦拉走进城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专注地倾听管理员的解说，不时提出一些问题。
当给他介绍和解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时，他被诗人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深深地打动了，拿出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要求中方翻译用中文和英文为他写下这些诗句。
离开草堂之前，他久久伫立在杜甫铜像面前，凝望着诗人形销骨立、悲天悯人、济世悬壶的沧桑容颜不愿离开。
当天晚上，中方招待他品尝成都小吃。小吃的名称让他特别感兴趣：“龙抄手为何不像一条龙呢？”
格瓦拉心有疑虑的问：“夫妻肺片是夫妻的内脏？这个也能吃？”他的问题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人们看到了这位革命者天真直率的一面。
尤其是遇到洁白滑溜的赖汤圆，对他而言技术难度实在太大，格瓦拉好不容易才夹到口中，咬破润滑软糯的外皮，滚烫香甜的黑芝麻馅心一涌而出，被烫得吐舌的他十分吃惊，低头仔细端详碗中浑圆的汤圆，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馅心是怎么弄进去的呀？”
当看到店师傅亲自示范如何将馅心包进汤圆，他开心得像孩子一样地大笑起来：“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格瓦拉及其随行人员在成都只停留了短短两天时间，尽管不太适应成都冬天阴沉多雾的天气，因为这让他怕冷的肺部很难适应，但是他喜欢成都舒缓温情的诗意环境，他微笑地对中方陪同人员说：“成都的美女多哟！”
23日上午，格瓦拉率领的古巴经济代表团离开成都，在重庆乘船顺江而下，继续访问武汉、上海等地……
格瓦拉带领古巴经济代表团离开中国之后，又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zhu共和国。
他们还访问了朝鲜民zhu主义人民共和国，见到了朝鲜共chan党总书记金日成，凌萧望着眼前这个笑眯眯、白白胖胖的中年人，很难想象这个原名金成柱、被苏联当年一手扶植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小小营长, 就是悍然反动朝鲜战争，造成数百万人伤亡的始作俑者。
古巴经济代表团回国以后，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凌萧则完全陶醉在古巴热带岛国的自然风光里，趁机恢复神识, 虽然这看来于事无补。
格瓦拉却拿起甘蔗刀下田，宣布这是仿照人民公社的榜样，并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 只讲奉献的精神。
格瓦拉做体力活并不是装样子给群众看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真干，业余时间特别是星期六下午，他的时间主要用于义务劳动。他公私分明，年幼的孩子生了急病，他也绝不许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在当时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给每个高级领导人一张特殊供应卡，位居国家第二把手的格瓦拉马上退回，而且始终要求家人到商店同普通百姓一样排队买东西。
至于他那些同战士一样站岗，治疗被视为瘟神的麻风病人从不戴手套一类的故事，更是广为传扬。正是这种毫无利己动机的献身榜样，使格瓦拉能够超越时空，被贫困国度的民众和许多富足的西方人同时接受和称赞。
卡斯特罗对这位战友的评价则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
早在青年格瓦拉于1952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他就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
后来他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
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

自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
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
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 “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
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格瓦拉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当西方记者惊讶的问起格瓦拉这样作的动机的时候，格瓦拉笑着要求记者们去好好看看他在青年时期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的记录，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
他曾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
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
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
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而格瓦拉毕生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也越来越坚定，不可动摇。
然而凌萧在古巴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被无情地打破了，由于被古巴政府收归国有的美国糖果公司等美国财产超过了10亿美元，美国终于忍不住要对弱小的古巴动手了。
先是1961年3月，一艘美国jun舰闯入圣地亚哥湾向古巴的炼油厂开炮，接着，在4月15日凌晨，美国出动B-26轰炸机对哈瓦那及其附近的居民区进行了野蛮的轰炸。
最后在4月16日，在美国秘密基地接受训练的1500多名雇佣军在美国飞机掩护下，乘坐美军登陆艇在吉隆滩地区强行登陆，入侵者配备了美制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大量弹药。在附近巡逻的古巴警察部队率先发现了敌人，他们一边向首都报告，一边英勇地同装备和人数都占绝对的敌人拼死搏斗。
凌萧也被接到警报的格瓦拉招回，随同他一起进入比那尔德里奥的指挥所，组织军队向西部入侵的雇佣军发起反击。由于此时古巴已经拥有了一批苏联提供的坦克和火炮，古巴军队可以迅速抵达前线增援警察部队，但他们接受的苏联飞机仅仅是躺在仓库里的一堆零件, 无法参战。
很显然，古巴军队的高昂士气和爱国精神是美国雇佣军远远不能比拟的，经过72小时激烈的战斗，入侵的雇佣军彻底就被打垮了，大部分雇佣军当了俘虏，古巴战士还缴获了大量美式装备。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亲自坐在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战斗，他的坦克还在战斗中击沉了敌人一艘登陆艇。

第二百六十三章 导弹危机

当时满载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上百架战机的美国jun舰群，一直在古巴附近海域监视着登陆行动。他们并不是不想出手支援无能的雇佣军，而是苏联事先已经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迫使华盛顿不敢冒险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
吉隆滩的胜利稳固了年轻的古巴政权，也沉重打击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此后古巴局势进入了一段相应的平静期。身兼数职的格瓦拉仍旧是一身军服，腰间也没有变化地别着一只柯尔特式手枪，他每天忙忙碌碌地处理着各种国家大事，还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
凌萧更愿意陪同格瓦拉在空闲时间去甘蔗地里干活，在一望无边的茂密甘蔗地里，他们使用一种叫做萨夫拉的苏联机器，每天一干就是12小时，格瓦拉主要是想体验这种苏联甘蔗自动收割机的实际效果。
1962年10月，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了，这场危机差一点引发了真正的核战争，使全世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来，在美苏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中，没有任何一次危机达到如此惊心动魄的程度。
10月中旬，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官员在进行例行情报资料分析时，从飞临古巴上空的U-2飞机所拍摄照片中发现苏联正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西南的圣克利斯托瓦尔修建基地，部署中短程导弹和运载核武器的伊尔-28重型轰炸机，从这些基地发射的导弹，可以击中从秘鲁利马到加拿大哈得逊湾的大多数美洲重要城市。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打算是，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并且力争在美国发现之前做完这项工作。这样即使美国发现并采取措施摧毁它们也不怕，因为只要有1/10导弹留下来，就能给美国以致命打击。
苏联人想以此达到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包围；在全球恢复美苏战略上平衡的布局；保护古巴不受侵略，从而在西半球保留一个苏联的卫星国，对于苏联将来在全球的扩张和发展极有价值的。
美国顿时感到如芒刺在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美国立刻以激烈的态度反击苏联人的咄咄逼人挑衅，10月22日晚上6时，腊斯克把封锁的决定通告了苏联驻美大使，6时15分，西方国家驻华盛顿大使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有关封锁的通报。
7时和7时30分，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肯尼迪指出，古巴建设的导弹基地可以击中西半球的大多数城市，构成了“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苏联在古巴这种“秘密、迅速和不同寻常的集结”是“出于预谋的挑衅性地、不正当地改变现状的行动”，这对美国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肯尼迪强烈呼吁赫鲁晓夫“停止和取消对世界和平和我们两国稳定关系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气味的威胁”，要求苏联放弃世界霸权的计划，结束危险的军备竞赛，从古巴撤走导弹并保持克制。
同时在10月24日，美军派出执行任务的庞大舰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封锁海域。美国还集结了战后以来最庞大的登陆部队，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摆出了一副应付突然事变，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架势。美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争取盟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10月23日，美洲国家组织召开会议，美国的封锁政策得到了赞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请求安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威胁”。
古巴国内气氛也空前紧张，所有部队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领导人都24小时监守在指挥部，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古巴国内百姓也精神高度紧张，虽然他们随时准备斗志昂扬地投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去，但是他们也知道一旦大规模核战爆发，像古巴这么一丁点大的小岛国，恐怕什么活物也别想留下。
在美国强大攻势的压力下，苏联方面开始出现软化迹象，但又提出一些条件进行讨价还价。24日美国被告知，苏联12艘驶往古巴的船只停止了前进。26日，有几艘经过美国海军检查的苏联船只和它所借用的船通过了封锁线。同一天，苏联方面发出信息，如果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苏联可以将导弹撤出。
27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件中，重申苏联向古巴提供武器“只是加强防御能力，因为古巴不拥有任何武器”。赫鲁晓夫说美国在苏联的周边国家部署导弹着实使自己感到不安，赫鲁晓夫建议：“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同意实现这点并在联合国宣布这个保证。”
美国代表需要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 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广播讲话中公开答复肯尼迪，苏联政府下令“拆除您称为进攻性武器，并加以包装运回苏联”。在这封公开信中，赫鲁晓夫重申“苏联政府曾为古巴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武器。因为古巴及其人民曾经常受到入侵古巴的不断威胁”。

赫鲁晓夫对美国飞机入侵苏联和古巴领空进行了谴责，但表示愿意同肯尼迪交换意见共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肯尼迪政府认为在古巴导弹问题的主要目标即迫使苏联撤走导弹，消除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已经达到。
苏美双方都采取措施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全世界人民悬着的心终于塌实下来，古巴导弹危机终于宣告彻底和平解决了。
凌萧心里也总算长出了一口气，眼看着自己的量天尺一天天就要积蓄满了能量，他可不想不明不白地死于核爆中，曾经亲眼看到过地球最后毁于核武器的场景，他深深地知道热核武器的可怕之处。但是他很快就目睹了善于克制，一贯情绪稳定平衡，乐观豁达的格瓦拉的情绪爆发。
1962年10月28日，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赫鲁晓夫下令从古巴撤回全部导弹的消息时，极少当着部下表现出愤怒情绪的格瓦拉一脚将指挥部地上的一截木棍踢飞，他愤怒地大喊：“胆小鬼！骗子！”经过导弹危机之后，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格瓦拉多次表达他对苏联在导弹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的不满，甚至将这种不满节制而技巧地表现在接待苏联来访官员的态度上。1962年底，他陪同中苏两国的外交官参观糖厂。
在休息室里，他拿出一支钢笔赠送给中国客人，侧头意味深长地对苏联人说：“你们有导弹，不需要笔。”风趣幽默、具有讽刺意味的话引暴满屋笑声，尴尬的苏联人只好跟着众人嘿嘿地傻笑。
从1960年开始，格瓦拉一直在关注愈演愈烈的中苏论战。论战的主要武器当然是笔，而非机关枪、大炮和导弹。当着苏联人的面送给中国客人钢笔，实际上是巧妙地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支持中国用笔讨伐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当局。
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游行队伍里都能见到的切• 格瓦拉那最著名的形像：他扬起眉毛向斜上方凝视的愤怒的眼光和五角星贝雷帽下乱蓬蓬的头发，已经成了二十世纪不屈反抗的象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的来历。
那是在1960年3月5号，摄影师阿尔贝托•柯达用他用手上宝贝似的徕卡相机将戴着贝蕾帽的格瓦拉定格在胶片上。
柯达那时身为“解放报”的记者，在一次前往“上校公墓”执行拍摄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阿根廷自由战士切•格瓦拉，那天他正在公墓为80名古巴人默哀，在法国开往古巴的军需品货船被美国袭击的过程中，这80个人不幸遇难。柯达被格瓦拉当时悲哀的神情打动，于是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之后一直默默躺在柯达的工作室里，无人问津，直到1967年的十月，也就是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士兵杀害不久以后，一个叫费里尼的意大利编辑偶尔来到柯达的工作室，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被照片里切既刚烈，又敏感沉思的表情所打动，于是，从柯达手里买走了这张肖像。
之后的故事和太多小说里的情节并无多大差别，意大利人费里尼成了百万富翁，而作为作者的柯达直到自己去世，只因为这张图片的作者权获得过一次报酬。
尽管如此，柯达对此从来没有任何遗憾，他说：“之所以会打那场官司是因为图片被以一种‘不光彩’的手段利用了。我早就忘记该用这张图片挣多少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格瓦拉这个榜样永远不应该被忘记。”
柯达经常说：“切与我同在，直到我死去。” 2001年5月25日，柯达在法国参加自己一个摄影展时，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个72岁的老摄影师死的时候，胸口果然还别着切的头像------那个戴着贝蕾帽的理想主义者！

第二百六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接下来相处的日子里，凌萧感觉到格瓦拉除了每天忙忙碌碌，一旦闲暇下来却是情绪一天比一天低沉，似乎有什么事情在困扰着这个一向朝气蓬勃的青年。格瓦拉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只有他身边几个最亲近的人才能够发觉他身上的这些变化。
一次，在私下的谈论中，凌萧他们几个听到格瓦拉无意中吐露出的心声：首先, 格瓦拉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感觉迷茫，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苏联论战势同水火，几乎已经快到决裂的地步，让格瓦拉感到两面为难，他主张中国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此外，在对苏联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他跟卡斯特罗的分歧也日趋严重。格瓦拉说起他在访问苏联期间看到的现象，使得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
格瓦拉坚决抵制官僚主义，自己生活非常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同时, 他又看到当时明显北美人的富裕是建立在拉美人的贫穷的基础上的社会现实，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北美与拉美的贫富矛盾也可以在墨西哥城得有最直观的体会，那里是美洲贫富悬殊最大的城市，国内特权阶层保持自己地位的方式有三条：被毁坏的土地、有秩序的国家和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格瓦拉对于当时革命和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已经非常不满了，他急切地需要投入到新的、火热的革命理想当中去。但是凌萧已经不可能等到那一天了，量天尺已经蓄积满了能量，他在一个月圆之夜再次启动了跨越时空的旅程。
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凡人，他必定将轰动那个时代，他的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他孱弱的身体，假如他能降生在太古星系，格瓦拉必定是一位不世出的伟大英雄！
果不出凌萧所料，在他穿越时空离开之后，切•格瓦拉续写下他凤凰涅盘的光辉事迹，照耀了那个混乱纷争的年代。
切•格瓦拉在1965年2月再次访华，他主张同苏联停止论战，但他的建议不但没有被接受，也没再见到毛XX，不过他见到了刘x奇、周X来、邓x平、李x念、彭真，相传周X来曾劝格瓦拉留在中国不要回去，因为当时的环境太危险，但格瓦拉明知凶险依然要去继续他的革命事业。
带着忧郁离华后，格瓦拉便在公开场合消失，他辞去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籍和军衔。为了避免连累古巴，他还宣布放弃古巴国籍，１０月３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共chan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格瓦拉的告别信。
切•格瓦拉在那段时间的神秘失踪曾经让外界作出种种猜测，后来人们才知道，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现在的扎伊尔)金沙萨地区，化名“塔图司令员”，指挥培训那里的左派起义军，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
然而，格瓦拉领导的起义军屡遭挫折，格瓦拉认为这里不适宜建立游击中心，便撤回了古巴游击队，因为他感到当地人不愿认真打仗，所以失败是无法挽回的，与他一同前往非洲的不少古巴同伴也长眠于那片土地，这让格瓦拉的内心感到痛苦不已。
格瓦拉也许不知道，因为非洲兄弟而痛苦的后世远不止他一个，后来凡是支持培训过非洲军队的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黑人兄弟的散漫懒惰、无组织无纪律已经深入骨髓，一直到当代那些在中国jun事院校毕业的黑人兄弟回国也是丝毫不见任何起色。
在非洲大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伙对立的武装份子站在相距仅有50多米的地方，互相持冲锋枪疯狂扫射，“激烈”的交火长达一个小时，最后战果竟然是无一伤亡的惨剧！
隐蔽回古巴休整几个月后，格瓦拉决定在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建立游击中心。尼阿卡瓦苏位于圣克鲁斯省一个被峻峭的丛山所包围的峡谷之中，格瓦拉准备以此为中心。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化名“拉蒙”，并化装成一位秃顶、圈眼镜的乌拉圭商人，从蒙得维的亚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然后，格瓦拉带领游击队进入玻利维亚丛林中展开游击战。
抛弃古巴优裕且安宁的城市生活，再进入毒蛇蚊虫出没的南美丛林，对从小便患哮喘病的格瓦拉绝非易事，但是为了理想他义无反顾。在近一年艰难的山区游击跋涉中，格瓦拉只靠一匹骡子驮行李，忍受了诸多困苦，面对追剿和陷入绝境也毫不动摇，并宣布绝不让敌人活捉自己。
在1967年10月8日的最后战斗中，格瓦拉的小队遭伏击覆没，他因负伤并犯了哮喘病，才当了俘虏。次日黎明，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亲自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确认被俘者就是格瓦拉，并对其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 审讯一无所获。
最后，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
格瓦拉坚定地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也同他谈了话，出于敬佩, 曾主张送到关塔那摩关押，玻利维亚政府却坚持处决。
因该国已取消死刑，9日下午他便在双手被绑在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中签的玻利维亚中士枪杀，由于十分害怕，据说刽子手提前喝了几口酒，然后刽子手迎面用冲锋枪向切扫射，拍照后公布说格瓦拉是阵亡。
面对枪口，格瓦拉昂首挺胸，无愧于一个战士的形象！然而负责处死切•格瓦拉的刽子手于2007年接受古巴医生提供的免费医疗而治好白内障重见光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免费医疗正是由切•格瓦拉生前所推广的。
这名叫玛利欧•塔兰的玻利维亚陆军中士透露他枪杀切•格瓦拉时先打的腿部和腹部，然后本身也是医师的切•格瓦拉仍忍痛自己指着自己胸口要他射击，十分英勇。
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ji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
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本来以为能依靠消灭切•格瓦拉的肉体，就可以把他从人民心中彻底抹去的敌人完全失算了！
格瓦拉的死不仅没有让他陷于籍籍无名，反而使切的崇高精神发扬光大，使格瓦拉的大名在后来名扬天下，成为无数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大众崇拜的偶像！成为这个星球上能够超越时代而长存的为数不多的圣人！
“在革命中，一个人或者赢得胜利，或者死去。”想想这句著名的切语录，格瓦拉真是死得其所。
就在切•格瓦拉被美国支持的玻利维亚军人政权枪决之后，本来那些当地的玻利维亚农民在格瓦拉领导游击队战斗时，对他表现得冷漠，甚至惧怕，此刻他们但却纷纷拿着蜡烛和《圣经》来瞻仰他的遗体。
这当然不是玻利维亚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期望看到的场面，他们惊恐万分，甚至砍下了切的双手，并秘密掩埋格瓦拉遗体企图销毁罪证。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1968年5月，巴黎的学生们举起格瓦拉的巨幅照片，走上街头冲着防暴警察高呼：切，切，切……
从此以后，西方青年动辄在游行集会上高举格瓦拉头像和标语。他的头像开始漂洋过海，不约而同地跨越种族、地域的差异成为世界各地革命者或者是叛逆人群高扬的旗帜，不同国家是谁在第一时间有意识地普及宣传了它？有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它？这些故事可能和他的前半生一样令人惊心动魄。

第二百六十五章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1966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17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4名古共中央委员，这17人中没有一个年满35岁！
而且他们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17人中有14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1967年九月，在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切的挎包里有4块手表。
谁都有自己的人生心愿，都想成为不平凡的人。如果格瓦拉一生只是作为医生行事，那么他的心愿就应该像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医生的誓言一样，只会对病人有好处。可是他生来不喜欢条条框框，不断地漫游，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实生活让他感到沉闷，也增强了他实现历史宏图的信念。
就是说，他想给社会治病。可是当政治家跟当医生不一样，政治家的取舍好恶，会直接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如果他不能做到对症下药，他又有什么权利左右别人的命运，安排别人的未来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家是最没有权利犯错误的人。政治家能为所有社会成员负责的伟大气质，其伟大就在于他深知责任重大、能忍耐、小心，而不是随心所欲。
切的一位也叫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
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
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格瓦拉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
由偶然事件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必然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
多少年以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历数格瓦拉的一生，他从不能安稳地生活，权力和荣誉无法给予他活着的意义，爱情和亲人也不能赋予他生命的价值，他为革命而生，因革命而死。
他在战斗中勇猛无畏，卡斯特罗曾说，“如果对他的大胆和鲁莽品性不予以约束，切•格瓦拉就不能在那场战争中活下来。” 问题在于，人民并非任何时候都需要革命，正如他们不是时时刻刻都渴望能拯救一切的英雄。
格瓦拉一生的悲剧，或许就在这里。对这个现实世界而言，他浪漫气息浓重的革命理想主义，像堂吉诃德刺向虚空的长矛。孙中山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格瓦拉一定对此表示异议。因此，格瓦拉并不为其中国同行们所看重，也属必然。
格瓦拉最后一年在山区到处游动，他想“解放”的当地农民对其却非常冷淡，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甚至向政府军告密。这支队伍成了无水之鱼，人越打越少，能坚持那么久全靠顽强的毅力和信念支持。
很显然，格瓦拉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玻利维亚85%以上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并非佃农，如果革命成功也许他们的私人土地份额反而会减少，所以当地农民不可能有热情支持革命，而古巴只有10%的农民有自己的田地，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在玻利维亚完全照搬古巴革命的那一套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 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

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
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
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1967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格瓦拉谜一样的号召力,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他那悲壮的死，他最后的出走犹如哲学家的深邃，而他的死就更是犹如神明了。
格瓦拉牺牲后，比生前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非拉国家有了众多崇拜者。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看到他的画像和毛XX像并列。那幅穿作战服留胡子的照片，成了为摆脱苦难而奋斗的许多人的精神偶像。
苏联解体之后，全球虽出现了意识形态趋向淡漠的情形，众多人却仍有“格瓦拉情结”。1997年适逢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牺牲30周年。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
这绝不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
10月8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
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
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ren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
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格瓦拉不仅在他的理想实现之前就死掉了，他的死法还特别容易激发一些迷信的想法。他骑着一头驴行进在高原上。他多次预见到他死去时的环境。他要去解放的人背叛了他。他的遗体的照片，衣衫不整、遍体鳞伤，不免令人联想起耶稣的画像。
古巴从来没有展示过格瓦拉遗体的照片，在古巴人们会告诉你说：“我们古巴人一直习惯于认为格瓦拉还活着！”
多年之前，切•格瓦拉------个神话般的自我流放的赤色战士，他那时被视为所有帝国主义者的不共戴天之敌——被枪杀了。
然而，他的灵魂却得到宗教般的祭奠，与所有参加暴力革命的工们主义者不同，切死后被一切怀揣着纯真理想的青年奉为偶像。他成为一个介于神话和童话之间的英雄，他甚至被奇妙的艺术化了。成为二十世纪象征着某种纯粹力量的波普符号，一个性感的圣徒。
销毁所有格瓦拉的画像和影片资料，是否能让世界忘记他？答案是否定的，切的画像有如自有而永有的上帝，不管正义还是邪恶，都需要他。这个现代闻名于世的叛逆者中，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崇拜者俱乐部。
即使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为每次反对运动尽力责，没有哪个反战会议上没有印有格瓦拉头像的T恤，没有那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会议上没有切的旗帜，甚至一个左派人士在公园演讲时的标准装束也成为一件格瓦拉比基尼。
围绕切•格瓦拉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但真正让世界青年为之疯狂的还是：革命！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
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
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如果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切又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在这个被秩序统治的世界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在有着这样思绪飞扬的时刻，我们的心会在格瓦拉的身上停留，我们的心会在他的脸庞和精神之鹰曾经翱翔过的历史天空上久久徘徊。
这是一个圣徒般的人物，这是一个本可荣华富贵终身却偏选择了受苦受难一世的人物，这是一个以站立在天堂跃向地狱拯救人类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他为自己的理想刻苦实践了一生，永不言弃。他是平民的精神偶像。
格瓦拉的一生在精神世界的黑暗温暖处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火焰永不熄灭！

第二百六十六章 坦克前进中

当凌萧再次完成穿越时空之旅， 严重受损的神识令他感觉眼前发黑, 一阵晕眩。 直到神智逐渐恢复清醒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仍旧身处在闷热潮湿的天气中，周围草木葱茏, 道路崎岖, 自己正站在一辆马达轰鸣作响的T-54坦克炮塔上。
1979年1月6日，量天尺上清楚的显示出当前的日期，凌萧摇摇头，近乎绝望而又麻木地把量天尺小心的收藏起来，他现在要求不高, 只求量天尺不要破碎掉........ “轰”突然一发炮弹在坦克附近炸开，破碎的树叶枝干混合着泥土四处飞溅，凌萧下意识地缩紧了身子。
“维雄，快回到车子里，关上车盖！外边危险，有流弹！”坦克里一名军官用奇怪的语调大声冲凌萧喊叫。凌萧赶紧下到坦克车舱中，反手合上盖子，此刻他才看清楚，坦克内还有其他两位乘员。
“射击！射击！向右边那片树林开火，你还愣着干什么啊？”那个军官向凌萧厉声催促着。凌萧胡乱坐下，摸到右侧一挺机枪之后，“哒哒……”他扣下扳机向车外胡乱扫射起来。
“阮维雄、陈友福你们俩给我好好听着，以后没有我允许，谁也不准把头探出车外！你们难道忘了昨天黄文欢就是因为中了敌人的流弹牺牲了吗？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了，再有伤亡, 还怎么驾驶坦克战斗！” 那个军官严厉的训斥着凌萧和坦克车内另外一个士兵。
“是！黎武成排长！我们一定遵守你的指挥！”那个叫做陈友福的小个子悄悄在下边拽了一下凌萧的衣襟，暗示他不要顶撞上级。
“好吧，我也不在探头出去了…..” 凌萧随口含糊地敷衍道，他发现自己现在说的是一种古怪的语言，稍微用神识一探察所依附的这具瘦小身体，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说的是一口越南话，现在他的身份是越南第306师的一名坦克兵。
“快跟上前边的汽车，咱们师这么快就拿下贡呸，估计要不了两天，咱们就能冲进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了！哈哈，柬埔寨的军队太不堪一击了，就凭他们那点本事也敢跟咱们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对抗，这不是明摆着找死吗？” 黎武成排长龇牙狂笑起来。
“哼，法国佬和美国鬼子那么厉害都被咱们打败了，一个小小柬埔寨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我看这次战役用不了几天就会结束了，可惜，小黄太不小心，牺牲了，不然咱们这次非立功受奖不可！”
陈友福一边惋惜着一边加大马力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大群的越军步兵一边躲闪着，一边在后边对他们的坦克破口大骂，黎武成根本不管步兵的咒骂，哈哈大笑着只顾催促坦克加速前进。
越南之所以铤而走险，在1979年对柬埔寨实施大规模入侵，谋求地区霸权，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民族mao盾和深厚的历史积怨。
公元11世纪，越南建立了稳定的封建国家 “大越国”。那时“大越国”的地盘仅仅相当于现在越南版图的四分之一。其疆域仅限于今北部红河中下游一带以及中部广平以北地区，北与中国宋朝相邻，南与占婆国接壤，西部和西北是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在长山山脉以西则是南掌国(老挝)的领土，南部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则为真腊国(柬埔寨)的领土。
大越国这个封建小国具有疯狂的扩张性和掠夺性，不断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大越国屡次南侵，至17世纪末，终于吞并了占婆国。担当缓冲地带的占婆国的消亡，使柬埔寨成为大越国下一个蚕食的目标。
至19世纪初，柬埔寨已变成了越南王朝军事占领下的“保护国”，国王也成了越南的阶下囚。越南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掠夺，激起了柬埔寨人民的顽强抵抗。 1820年和1840年间，柬埔寨人民掀起了两次抗越民族大起义，给予越南占领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越南侵略军不得不撤出柬埔寨。
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与柬埔寨，并开始对越南和柬埔寨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法国对越南实行“分而治之”、奴化和掠夺等殖民政策，把越南分割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东京)三个部分：并把南圻作为“直辖领地”，东京为“半保护地”，中圻为“保护地”。并将这三个地区(其中包括老挝)与柬埔寨一起组成所谓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
为了进一步控制印度支那，法国殖民zhu义者实施了“以越治柬”的政策，把大批的越南人安插在柬埔寨的政府与军队中，并随意将大片的柬埔寨领土划给越南，法国殖民者在这一地区的殖民政策，为日后该地区的战争和冲突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取代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又卷土重来，以图重新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共同的反殖民斗争的需要，把三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1939年，在越南共chan党的领导下，印支共chan党(包括越南共chan党以及在老挝、柬埔寨设立的共chan党支部)中央六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印度支那民zhu共和国联邦政府”的设想。当时建立“印支联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三国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携手把法国殖民统治者赶回老家去。1954年反法殖民斗争胜利后，原印度支那共chan党柬埔寨支部停止活动。
1960年波尔布特等人在金边建立高棉劳动党(后改称共chan党)，当时越方需要西哈努克国王的帮助，由于西哈努克国王与波尔布特领导的共chan党的对立，因而越共对新建的波尔布特柬埔寨共chan党很不“感冒”，进而关系闹僵。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与苏联咄咄逼人的南下势力相抗衡，利用占领的南越作为基地，出兵侵略北越、柬埔寨和老挝。1970年美军侵柬后，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chan党联合西哈努克国王一起开展抗美斗争。
以老大自居的越方在援柬抗美的同时，逐渐滋长了控制柬埔寨共chan党的野心，但却遭到柬共的坚决抵制，这使越南碰了一鼻子灰，越南从此恼恨在心，总想找借口控制柬共。
1975年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又旧事重提，拿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说事，但“此鸭头非彼丫头”，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永久占领老挝与柬埔寨，将其合并到越南的版图中，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因此，理所当然地又一次遭到波尔布特柬共的拒绝。
越南当局已是忍无可忍。 由于当时中国是支持波尔布特柬埔寨共chan党的，而苏联又与中国交恶，因此，投入苏联人怀抱的越南，在有苏联人撑腰的情况下，便不惜与中国翻脸，决定用武力征服柬共。
越南如意算盘是，通过此战，一可实现其“印支联邦”的美梦，建立地区霸权，二可打击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而讨好苏联。
于是从1977 年起，越南当局在越柬边境地区不断进行军事挑衅和入侵行动。1977年9月，越军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攻势，在有的地区深入柬领土达数十千米。1977年12 月，发动了第二次攻势，动用了14个师，入侵柬埔寨东部和西南地区。但遭到柬埔寨波尔布特军队的英勇抗击，被迫撤回。
1978年11月，越南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胆子便大了起来，加快了对柬埔寨侵略的步伐。1978年12月25日拂晓4时30分，随着侵柬越军总指挥黎德英一声令下，20多万越军主力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全面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略柬埔寨战争。
战前，柬埔寨军队总兵力为10～12万人，编成24个不满员的师(每师2000－4000人)，拥有坦克装甲辆100多辆、飞机50余架。其中19个师部署在柬越边境地区，基本成一线配置。 越军事先对柬军的部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决定兵分五路，以闪电式的突然袭击方式各个击破柬军的防御，第一步集中兵力夺占柬埔寨湄公河以东地区；第二步伺机攻占柬埔寨西部地区，最终达到攻占整个柬埔寨的目的。 其作战部署是：
第一路，以第5军区的第2、307师及4个团沿 19号公路首先进攻柬东北腊塔纳基里省，尔后分两路向上以及蒙多基里进攻；
第二路，以第7军区的第5、302师及2个团，沿13号公路进攻桔井；
第三路， 以第3军的第10、31、320师和第7军的第3师及1个团，沿7号公路进攻磅湛和波罗勉，尔后，分三路向金边、磅清扬、菩萨进攻，
第四路，为主攻方向， 以第4军的第1、7、9师及第5军区的第309师又2个地方团、1个战船队，首先攻占柴桢，并沿1号公路直逼金边；
第五路，以第2军的304、306、 325师和第9军区的第4、8、330师及5个团，首先攻占茶胶，尔后向金边西侧迂回，与第三路协同，向磅清扬发展进攻。
越军是共chan主义意识形态统率下的军队，信仰坚定、政治深入、纪律严明、斗志顽强，而且历经抗法战争、抗美战争几十不停的战火锤炼，越军基层官兵战斗经验丰富，战斗技术娴熟，堪称是百战之师，在当时东南亚确实军事实力第一，柬埔寨军队根本无法与其正面对抗。
越南陆军已发展到60多个师，兵力达100余万人，装备有各型坦克、装甲车2000多辆，8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近3000门。越南海军兵力约3万人，装备驱逐舰、护卫舰、护航舰、坦克登陆舰、鱼雷艇、导弹艇、猎潜艇等各型舰艇200多艘，排水量4万多吨；越南空军兵力约4万人， 拥有米格17、米格19、米格21、F-5、A-37等各型飞机500余架；越南防空兵约5万人，编有5个防空师、2个雷达师，装备各型高炮2100余 门，萨姆型防空导弹1000余枚。

第二百六十七章 占领金边

为了迷惑柬军，越军担任助攻的几路部队先于主攻部队发起了进攻。越军第一路部队首先对柬军设防薄弱的东北地区实施了突破，由于这一地区只有柬军1个师防守，且疏于防范，越军很快就攻占了隆发，继而分两路向柬纵深推进，一路南下迅速占领了戈涅，另一路也于1979年1月3日占领了湄公河沿岸城镇上。
在越军第一路部队入侵不久，第二路部队在坦克配合下，分三路突破柬军斯努防线，并继续沿13号公路北犯，柬第117、280师进行了顽强阻击，但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迅速向西撤退。
越军于12月30日占领了湄公河沿岸城市桔井市。之后，越军乘胜追击，沿6号公路向纵深发展进攻，于1979年1月9、11 日，相继攻占了磅同、诗梳风等城镇。
与此同时，越军第三路从克列向西进犯。由于越军策动原柬军第3军区第4师师长韩桑林倒戈，所以越军兵不血刃于1979年1月2日顺利进至湄公河重要渡口洞里贝，并渡河围攻磅湛。
之后，越军一部分兵力南下，配合第四路部队攻打金边，主力全速沿5号公路向西 推进，于1979年1月11、12日，相继占领了磅清扬和马德望等重镇。
越军第四路主攻部队两天之后，即12月27日才发起进攻，目的是待成功转移柬军注意力后，一战便攻下金边。进攻部队兵分两路，一路沿1号公路进攻，由于这个方向柬军部署了重兵(共有5个师的兵力)，所以越军发展并不是很顺利，直到1979年1月3日才攻占柬军前沿重镇柴桢。
越军另一路沿湄公河北上，攻入波罗勉和干丹省，于1月4日进至乃良，随后迅速推进至金边以东约 40千米的三隆通地区。
越军第五路在空军支援下，沿2、3号公路向北推进。柬军在这一地区也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但由于其防守的正面过宽，很快被越军突破。
之后越军气如斗牛，全力展开向北、向西杀来，于1979年1月5日先后占领茶胶、贡呸等地，并以一部兵力突入金边西南地区，切断4号公路，断绝了金边至西哈努克港的外援通道。至此，越军已基本上占领了湄公河以东地区。
1979年1月5、6日，越军各路部队在继续巩固所占地区和追歼民柬部队的同时，从东、西、南三个方向逼近金边，切断了除5号公路以外的所有通往金边的通道，对金边形成了一个半弧形包围圈。
金边是柬埔寨首都，位于洞里萨湖和湄公河汇合处，是柬埔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的目的，就是占领金边，扶植一个亲越的伪政权。越军志在必得，因此发起一轮又一轮疯狂的进攻。
1978年12月31日，民zhu柬埔寨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打电报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强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 1979年1月2日，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在电台发表声明，谴责越南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卑鄙行径。声明呼吁说，“请我们的远近朋友在各方面以各种方式，支持我们抵抗越南……对民zhu柬埔寨侵略的正义斗争。”
5日，波尔布特总理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柬埔寨军队正在柬境内的五个主要战区同越军作战，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越南的入侵。但他又指出，抵抗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
7日之前的早些时候，民柬中央政府机关、工人以及一个警卫师共5万人放弃了抵抗，撤离了首都。波尔布特等主要领导人乘直升飞机，其他人乘车，向西北方向撤退。1月7日2l时30分，越军占领金边。
凌萧所属的装甲部队是越南第306师的主力，在7日稍后的时间也冲入了柬埔寨首都金边，由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全都放松下来。
凌萧也掀开车盖钻出来看风景，他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师的很多步兵早已经纷纷爬上了附近的装甲车辆，搭乘前进，一路趾高气扬的驶进金边的市区，在滚滚车流中不少越军士兵还乘坐着美式的吉普车，大多数车头上都插着红色的越共旗帜。

凌萧举目望去，只见金边街道周围破败低矮的楼房几乎空无一人，整个市区显得死气沉沉、荒凉空旷，不象一个国家首都应该有的繁华景象。他哪里知道这都是因为当时红色高棉的残酷大清洗，整个金边的市民不是被残酷杀害，就是被强迫迁离到农村去了，剩下的居民仅有几万人。
正当越军挺进到金边市区中心地带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让凌萧他们目瞪口呆的情况，一大群金边市民忽然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人人手里挥舞着小红旗热烈欢迎越军，还有些柬埔寨人向装甲车上的越南士兵献上鲜花！
凌萧简直被搞糊涂了，他们到底算是侵略者呢？还是解放者？为什么当地柬埔寨人反而来欢迎他们这些来自异国的军队呢？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当时残暴的红色高棉统治，翻开柬埔寨历史，红色高棉（又称赤柬、民柬、或柬共）始终贯穿着柬埔寨近代史。以至于直到现在，当事的中国、美国、泰国等与其有着深深瓜葛的国家都对于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不愿意再提及。
现任柬埔寨首相兼柬埔寨人民党领导人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他早年也是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还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
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每年的1月7日还被柬埔寨官方定为“胜利纪念日”，用来表达当年对越南军队推翻红色高棉行为的感谢，越南电视台也经常在这个节日来临的时候播放相关的节目，其中有当年越军进攻柬埔寨推翻波尔布特政权的画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柬埔寨人民对于当年红色高棉恐怖血腥统治的深深恐惧和对这一段历史的纪念和反思。
现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除了王宫可供参观外，另外一个景点就是金边南部的波尔布特罪恶馆（也叫S21杀戮场），把红色高棉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行展示在世界各国游客面前，参观的游客可以听听导游讲述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的历史：
大家都关心的红色高棉的几个首脑人物，红色高棉第二号人物英萨利如日子今过不错，富足，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因为英萨利于1996年率领士兵投降，得到了洪森政府的赦免。洪森政府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不赦免英萨利，英萨利就不会投降，政府还要派军队围剿英萨利旗下的红色高棉武装，就还要死人。赦免英萨利可以避免更多的人死去。
至于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受到了英萨利被赦免的影响，1997年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也想投降，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了宋成夫妇及8个子女......
愤怒的波尔布特下属起来反叛，波尔布特在逃亡途中被下属擒获，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一年后的1998年，波尔布特在悲哀中心脏病发作死去。
至于红色高棉独腿总司令塔莫，他杀的人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回归人类社会了，塔莫于1999年被政府军擒获，标志着红色高棉历史的结束，柬埔寨内战的结束。柬政府打算把被擒获的红色高棉高层领导人塔莫、乔森潘等送进国际法庭来审判，柬政府已经跟国际法庭达成协议，需要支付6000多万美元，但柬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虽然数个国家答应提供援助，但资金还没有到位，审判还没有进行。把政zhi犯交由国际法庭 来审判，而不是“以牙还牙”处决对方，这是每个开明国家的做法。
S21杀戮场原本是一所中学，后被红色高棉改造为监狱和杀戮场，这是在中国都很常见、很普通的教学楼，楼下是学生们活动的操场。
凌萧他们的坦克也曾经路过这里，从外表看上去普通的灰色三层楼房毫无特别之处，但在当时教学楼和操场被红色高棉改造为关押，虐待和处决犯人的地方，被关进这所监狱的人基本上都没能活下来，活着出来的人仅仅7个人，就是在越南军队解放S21集中营时还活着的7个人。
在这里被处决的人有14000多人，在柬埔寨，这样的杀戮场有400多个，这个是最大和杀人最多的。红色高棉时期，被红色高棉直接处决的人有100多万，而被苦重劳役等至死的人有200多万，而柬埔寨当时只有700多万人！

第二百六十八章 红色高棉的暴行

在波尔布特罪恶馆里，后人们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活生生展品：
坟墓：越南军队攻入S21集中营时，现场发现还有10多具被折磨致死尸体，其中有些还被捆绑在刑具上，于是就越南人就地为每人建造了一座坟墓，以示纪念。
在洪森的要求下，越南1978年进军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洪森曾经是个文人，后来加入红色高棉，成为师长，他因拒绝屠杀人民，反被红色高棉追杀，逃入丛林中。不到两年，洪森就联合越南军队，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
架子和水缸：猜都猜得出是干什么用的，这个高架，原本是学生们用来练体操的，被红色高棉用来吊人折磨；水缸是用来给人倒浸水的。
折磨人用的铁床： 导游会给游客示范床上的铁架是怎样用的。
天花板和地板上喷溅的血迹：几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犯人流下血迹还清晰可见。
照片陈列：房子里的照片有两种人，一种是红色高棉分子，另一种是被红色高棉杀害的人，左边和中间戴帽子没胸牌的是红色高棉分子，右边戴胸牌的是被 红色高棉杀害的人。左边的红色高棉分子都是当年在这里参与屠杀的人士，他们年纪大多只有十四五岁，都被红色高棉洗脑了，越南军人攻入这里时，审问其中一个人，问其杀了多少个人，他说已经杀了400多个了。
殉难者照片：照片上长头发的女子都是越南裔，越南裔在当时的特征是留长发。红色高棉时期还进行了种族屠杀，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 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单间牢房：这里关押的都是有些头面的人士，晚上睡觉时就把每个人的脚都用铁棍锁起来。
固定犯人的机器：犯人坐在这张椅子上被固定拍照，如果犯人坐姿不正，脑袋会被人往后拽，脑袋后面就是根铁柱。 注意，这只是固定犯人用来拍照的机器，而不是某些文章说的用来钻脑吸脑浆人后, 经中国专家加工成补品供红色高棉领导人服用的。有张 照片上怀抱婴儿的母亲是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手下的一位将军的妻子，这位将军因拒绝屠杀人民，妻儿也被关进这里折磨致死。
柬埔寨画家所画的照片：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越南人攻入这里时，只有7人还活着，其中有一位柬埔寨画家。
据说，这位画家在街上被抓到这里来，开始红色高棉折磨他要他承认是教授，他说自己是画家，后来红色高棉拿纸笔要他画画，他画出来了，红色高棉觉得他有利用的价值，就让他活了下来。这位画家所画的全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活摔婴儿：抓住婴儿的腿往树干猛摔至死。将婴儿抛向空中刺死。据说，这招是向日本人学来的，这些红色高棉人每天吃饱饭就想着怎样变换法子杀人。
割喉放血：
剪掉女士的胸部：然后用毒蜈蚣毒伤口把人毒死
刑具：红色高棉为了省子弹，杀人往往采用重棒斧头等击人致死，这就是当时杀人用的东西。从挖掘出来的头骨看，上面往往有被重物击碎的痕迹。
楼下就是虐待犯人的地方：楼上很多人看不下去了，干脆跳楼，一了百了，后来，红色高棉就用铁丝网把搂围了起来，不让人自杀。
挖掘出来的“万人坑”照片：红色高棉每天都用卡车拉满一车车的尸体，到郊外掩埋起来。就是这种地方，红色高棉时期，共掩埋了几百万具尸体。
当年参与屠杀的人：现在过得怎样呢？展厅里有成组的对照相片，下面的照片是当年参与屠杀时的照片，上面怀抱孩子的照片是他们最近的生活照片，笑得多开心，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
有游人问导游，为什么不惩处他们？导游说：“他们已经回归社会了，再说，死去的生命怎么样也不可能回来了。何况，他们当时也是被逼着杀人的。”
柬埔寨旅游区的街头书摊：到处都在向各国游人诉说着红色高棉这段黑暗历史，柬埔寨并不隐瞒这段最黑暗的历史，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好像在中国，也曾经有人建议修建一个wen革博物馆，后来据说由于某人的反对不了了之了........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
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 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
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kong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在经历了民zhu柬埔寨政权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 止，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
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hai， 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zhu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
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几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
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 (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
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 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3天后，２００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这就是当凌萧所在的越南第306师进入金边市区的时候，为什么看不到几个市民，所经沿途城市街道一片荒凉的原因！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 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 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在1969年内战前，拥有“东方巴黎”之称的柬埔寨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如今，她却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
自称是“毛XX学生”的波尔布特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X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
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