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恒想起在上学期学校歌咏比赛前，同学们用红色皱纹纸自扎胸前佩戴的纸花时，他说这纸怎么象用过的卫生纸，立刻遭来同桌女生一句“下流！恶心！”的斥骂，嫌恶之情难以言表，鄙夷的目光如挟着刻有“流氓”二字的砖头向他砸来。当时他真不知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妥，他确实常见这样的手纸而从未深究它的出处。如今同桌女生那怨毒的双眼又浮现在“女性生殖系统”的字里行间，使他在学习该系统时把她想象成了活体标本，形象而生动。正是这套系统才导致了那样的目光，如果该课早开一年，他也不至于说出那样的蠢话。他当时不会想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女生和他探讨孩子上初中是否住校时，坦然和他谈论女儿因刚来例假不宜于离家自立，并和他深入探讨青春期的教育问题，身体发育及性启蒙等等，就同和他谈论学费太贵、房价上涨、股票低迷等一样随便。但此时王宇恒却更加怀念当年少女的她因极度羞涩而鄙夷的目光。

上高中后，王宇恒觉得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易溜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使学习效率低下，他为此很苦恼。一次去学校阅览室，他看到一本科学刊物中有篇文章，介绍日本人发明的一种训练和提高注意力的方法，叫做“形象控制法”，其做法是先构想出一系列令自己快乐的事情，按固定顺序排好，然后反复不断地按此顺序默想这套美事，就是有意识地重复一串固定的白日梦。这样思路因快乐而被牢牢吸引在内容上，久而久之便强化了注意力，据介绍效果很好。文章中推荐了此法在日本普及推广时最常采用的“美事系列”，即“现在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毕业找到高薪工作——平步青云地升迁——买好车大房子——娶一个漂亮妻子”，当然每一步骤还要具体化、形象化。王宇恒觉得这一系列也是自己所向往的，就基本采纳了，又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改善的过程是愉快的，充实的，连房子的格局和家具的陈设都想得很具体。只是在确定妻子的容貌和身材时很费了些心血，在众多影视明星中徘徊良久，最终确定一个集百家之长于一身的形象。

从此做白日梦就成了王宇恒每天必修的功课。此训练法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象气功入定一样，不能有噪音干扰，不能有强光、气味刺激，甚至眼镜、手表也不能戴，以免分散肢体感觉。王宇恒如同独得了一本绝世武功秘籍，潜心修炼。当时他正迷恋武侠小说，心里这种奇遇获宝、邂逅良缘、偶然成名等侥幸偏得思想很严重。他每天练半个小时，坚持了一个多月，却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一是再快乐的事经过反复不断地咀嚼，也都变得无味，令人麻木。而麻木时还偏要强迫自己产生愉快感，这便种下了他强迫症的种子：明知道门锁了，却因为缺少鲜活的印象而疑虑不已，记忆时仅意识到还不够，必须强迫自己有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当他想到最后一个环节——娶一个漂亮妻子时，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和这个虚拟妻子亲热快活、云雨缠绵的想象之中，被这个更愉快的梦顺路拉走，而不能顺畅地进入下一个循环。也只有性幻想才能令他百想不厌，乐此不疲，因为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心理的，更是生理的，根儿上没有宣泄掉，怎么想都不会疲惫，就如同饿时无论怎样想象大嚼美味都不会顶饱一样。于是这种庄严且神秘的入定仪式往往以手淫而告终。好在此时他的门口总会贴着“请勿打扰”、“谢绝入内”、“禁止喧哗”之类的字样，这是那个年代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手淫环境了。他也曾考虑干脆就把性幻想做为训练内容，可又想它本来就是分心的罪魁，再练熟了，学习时岂不更要轻车熟路地溜号，水到渠成地走神？何况自己已有过多年聚精会神投入性幻想的经历，也没见注意力有什么提高！

“形象控制法”的训练终归失败了。他总是不能控制住形象而反被形象所控制。由此他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了初步了解：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都可以作为目的。王宇恒后来逐渐明白，注意力和想象力是相反的，联想丰富的人注意力往往很差，因为思维太容易随机发散，自由驰骋。注意力更适用于学习，想象力则更适用于创造。他想日本人善于学习却不善创造，虽技术领先，但缺少牛顿、爱因斯坦之类开先河的顶级人物，可能就是因为国民长期习练“形象控制法”所致。其实日本人在机巧方面也挺有想象力，但重大理论的突破仅靠机巧和想象是不够的，还要有哲学思维，日本最缺的是大思想家，术高而道低。

当时普遍认为手淫是有害和羞耻的，令周围同道总是为自己的行为悔愧不已。而王宇恒则用逻辑推理证明出适度手淫无损于健康，坦然地享受着生活。若手淫有害和可耻，那么成年人做爱岂不更是有害和可耻么？你总是羞悔懊丧当然有害健康。
但王宇恒始终不能理解，人类的性羞耻感从何而来？为什么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大多认为性是丑陋的？为什么那么多骂人的脏话都与性有关？做为人类繁衍的必需手段，它应和吃饭、穿衣一样正常、重要甚至更为神圣，同为生育后代所必需的母爱、父爱就被认为是美好和崇高的。王宇恒儿时没有经过任何这方面的灌输，但自然而然地认为性是下流的。造物主也真会恶作剧，把性器官这么诱人的东西竟和排泄口放在了一起，这才使男人有机会并有兴趣去厕所偷窥。但性羞耻感却并不是源于性跟排泄的关系，因为排泄本身也并非那样难以启齿，人们可以很坦然地对别人说：“我去趟卫生间”、“我去方便一下”，却不能说“我去做爱”。

关于性羞耻感的来源，好像只有基督教里稍有解释。在中国，“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已被当做至理公认了很长时间，王宇恒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尽管他感性上也认可这句话，但也要无情地自我批判。而怀疑公理，对司空见惯的东西提出质疑，抛却固有观念和既成标准从纯客观的角度看问题，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有时会带来思想突破。比如牛顿疑问苹果为什么往下而不往上掉，在常人看来这是精神病人才提的问题，却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问“你是谁”很寻常，但若问“我是谁”，就很有哲学意味了。王宇恒想自我美化、自我提升，把过强的性冲动升华到理性高度，就要借助他的另一个兴趣——哲学。

王宇恒最初对哲学的兴趣并不是起源于性欲，而是起源于生存欲。他对生命的有限总是充满忧虑，同时对时间的无限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五岁时曾问妈妈：人能活多长时间？妈妈只是随口答道：一百年。王宇恒听后心情很不好，自己已经五岁了，这五年是怎么过的，他几乎没有印象。一辈子稀里糊涂就少了五年，对于心里已有完美主义萌芽的他来说，人生已经是缺憾的了。而人的最终归宿使他觉得人生不但是缺憾的，更是绝望的、毫无意义的。这使他逐渐变得非常怀旧，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并向往恒久的、能流芳千古的东西，对昙花一现的潮流毫无兴趣，更从不赶时髦，因此他常被认为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好孩子，而没人意识到性欲这个更恒久的东西在驱使着他的行为。

今天王宇恒听到当年在小学时传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时，还会条件反射地涌起当年那股昂扬向上的感觉，人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二十年后刚好步入新世纪，那个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人类已进入理想社会的二十一世纪，美好得让人感到遥不可及。王宇恒常翘首展望，那时自己该已届中年，人生大局已定，在“形象控制法”中为自己设定的蓝图应该都已实现，不知这漫长的二十年里会发生多少波澜壮阔、决定命运的大事！没想到这二十年来的慢，去的快；跋涉时毫无诗意，回首时却如此伤感。这二十年，时代及个人生活的巨变，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很多都超出了当年的想象，但是人的烦恼与痛苦总量却并未因此有丝毫减少。幸福与否不取决于纵向对比，而取决于横向对比，确实要用忆苦思甜来应对人的这一通病。
在大学二年级时，王宇恒偶然读到一篇几乎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文章，是周国平写的《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其片段摘录如下：

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解体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灾难性震荡。西方精神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形而上的冲动，即企图超越生命的暂时性而达于不朽，超越生命 的动物性而达于神性。受这一冲动驱策，始自柏拉图的西方古典哲学致力于寻求某种能够赋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体，终于在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中找到其归 宿。因此，长期以来，“上帝”观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终有一死的个体生命从灵魂不死中获得了安慰，动物性的人从上帝的神性中发现了自身完善的 根据。基督教诚然贬低了人的尘世价值，却在幻想中赋予了人生以某种永恒价值。上帝的灵光使人显得渺小，但同时也给人生罩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基督教世界观 实质上是人类中心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人置于万物之上，为人安排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秩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旦失去上帝，便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其一， 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没有了灵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无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圣性。上帝创造的那个目的论宇宙崩溃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 是宇宙永恒生成变化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总之，人的肉体和灵魂似乎都丧失了根本价值。
正是有感于此，尼采喊出了骇世惊俗的一声：“上帝死了！”并且宣告：“一个时代正在来临，我们要为我们当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价了：我们正在失去 那使我们得以生存的重心，——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知何去何从。”据尼采估计，这个没有信仰的虚无主义时代将笼罩西方社会二百年之久。
当然，在许多人身上，虚无主义并非一种自觉的意识，而只是表现为种种征兆。例如，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 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湎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 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聚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 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丧失信仰引起的内在焦虑和空虚，于是急于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嚣来麻痹内心的不 安，用财产和知识的富裕来填补精神的贫困。
在信仰沦丧的时代，真诚的人如何能生活下去?这是尼采苦苦思索并试图解决的问题。所谓真 诚，首先是在信仰问题上不苟且，不盲从，也不伪饰。尼采对于人们用匆忙的世俗生活或虚假的信仰回避无信仰的事实极其不满，不懈地揭露了时代的颓废倾向。但 是，真诚会使人陷入悖论。一方面，它要求对人生追根究底，把生命的意义看得高于生命本身。另一方面，对根据的无穷追究又必然使任何终极根据都站不住脚，生命意义的丧失使生命本身成了问题。这时候，真诚就要求一个人敢于正视其追根究底的结果,“确信生存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尼采说：“真诚的人——我如此称呼在无神的沙漠上跋涉和虔敬之心破碎的人。”尼采曾绝望地祈求上帝赐他以疯狂，因为只有疯狂才能使他继续信仰上帝。但是， 疯狂没有如期而来，于是他就决心把无信仰的命运承担起来，不靠任何宗教的、形而上的安慰生活下去。在一个有病的时代，尼采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病人，并且以 病人的身分对病因进行了探根溯源的诊察。为人生寻求一种信仰的形而上冲动驱使他走上哲学探索的道路，探索的结果却是否定一切既有信仰连同整个欧洲形而上 学，成了“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应该说，尼采是真诚的……

看了这篇文章，王宇恒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原来大思想家也和自己一样为生死问题所困扰，还困扰出这么多严肃而高深的理论来，按尼采的标准，自己也算一个真诚的人。原来忙碌竟然不是充实的表现而是空虚的表现，这让一向懒惰的王宇恒甚感启发和安慰，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就应该象他这样多空想、少行动。另外文章中还有一段话使他产生共鸣：
荣格曾区分“伪现代人”和“真正的现代人”，前者喜欢以现代人自命，后者则往往自称老古董。事实上，现代思潮的代表绝非那些追求时髦的浅薄之辈，反倒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
原来自己才是现代思潮的真正代表！一直赶不上潮流的王宇恒更加自命不凡了，只是不凡的角度与以往不同，以往是在高处远远地藐视潮流，而现在则仿佛置身于潮头浪尖了。

这一系列的“原来”让他开始崇拜尼采，这一点和希特勒一样。但他却变得务虚不务实，象外语、计算机这些最有用的学科都因人生的虚幻而被荒疏，只是一门心思琢磨起哲学，并把哲学家们当做最高偶像。好在那个年代大学生更看重的是所谓才华而不是能力，即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比赚钱的本事更能博得女生的青睐。谈钱是不够美好和浪漫的，谈生活也显得低俗，而只有谈“生存”才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下探到人类根基。于是“我思故我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存在先于本质”等哲学名言成了他嘴边的装饰物，颇能蒙住一批女生。当然嘴也不是白费力，总希冀会有接吻回报。女人虽然缺乏理性，但年轻女人却有着向往高深的虚荣心；而恰恰因为思想不是女人的强项，才成为男人的性感特征。

在一次学校举办的学术周活动中，一位萨特著作的中文翻译者被请来做讲座。这位翻译家兼学者狠狠贬了一顿唯物主义哲学，他说：有那么一位导师，提出一个自以为很毒辣的问题：在人类产生之前物质世界是否存在？从来没有一个正经哲学家去回答他这个问题，因为这纯属一个哲学的外行提出的问题！擅长革命不等于擅长哲学，但却可以压制哲学、规定哲学，思想家的弱和行动家的强在这里就见了分晓。

台下的学生们虽然来自不同的专业，但都有着扎实的唯物主义功底，当然知道这位外行导师就是列宁。王宇恒也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太肤浅，还总举一些类似“白马非马”、“刻舟求剑”等明显愚蠢的例证做为靶子予以批驳，只是些浮在现实生活表面的，能被大众常规思维所理解的普通道理。而被划归为唯心主义的其他哲学流派却要玄奥得多，更主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比如按唯物的思维方式，性行为就是羞耻的；而按唯心的思维方式，性行为只是一种繁衍的自然手段，无所谓羞耻不羞耻，是因为人有羞耻感才认定它是羞耻的，便同那些诸如“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你的心在动”、“一块石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踢到了它”、“我思故我在”等唯心主义命题一样，所以王宇恒要质疑的不是性行为，而是羞耻感。同样，女人的身体诱人并非其本身多么美好，不过是个臭皮囊，只因为男人被预植了一根趋之若鹜的神经。公鸡也是因为有一根类似的神经才对母鸡感兴趣，尽管你觉得母鸡毫不性感，但若把公鸡那根神经移植给你，你也会渴望骑在母鸡身上的。

这些东西对王宇恒来讲除了能提供思辨的乐趣和炫耀的资本外，并无其他实用价值。最适用于炫耀知识面的是冷门的东西，曲高和寡，别人插不上嘴，显得雅，而热门的东西则显得俗；他不谈论那些尽人皆知的东西，比如影星歌星球星，别人只会认为他不屑于谈论，而不会认为他确实不知道；但他谈论冷门的东西时，比如哲学和交响乐，别人就只能干瞪眼自认寡陋了。
他藐视追星族，其实他也追星，只不过他追的不是流星，而是恒星，所以他的知识永不过时，他也得以一劳永逸地折射着恒星的光辉。其实炫耀知识和炫耀财富一样浅薄，都出于一种自大好强的原始心理。如今知识已很少做为炫耀的内容了，即使有，也都是些用钱换来的知识，比如异域见闻、豪车性能、高尔夫球打法、奢侈品特征等等，说穿了还是变相炫富。

有米有好心的潜水员小伙伴出来冒个泡泡呢？(ˇ-ˇ）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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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宇恒的偶像又逐渐发生了转移。他在碰壁时这些思想家起不到实际指导作用，因为他们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往往很凄惨，更别说鼓舞后人了。象顶级哲学家、艺术家这类思想型或空想型的人物，不是敏感脆弱，就是孤高自赏，不屑入世也不善处世，所以生前往往很不如意，只能身后留名。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强悍的行动型人物，象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丘吉尔、毛泽东等，生前就叱诧风云、尊荣显贵，身后也能留名，这样的人生更令人神往。希特勒崇拜尼采，他搅动了全世界，而尼采连最身边的人都掌控不了；马克思的理论被中国革命奉为宝典，但若真让马克思亲自带兵打天下，他恐怕不能取得毛泽东的成就。他们缺少行动力，这就是才华与能力的区别；对个人而言，“道”也不如“术”实用。而最关键的还是性格，不论是政治家还是军事家，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征服人、搞定人，所以这类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好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善之不如乐之，对付那些心慈面软胆怯畏斗的人们，当然所向披靡。

王宇恒也景仰那种生前苦难死后流芳的高洁境界，鄙视世俗的争权夺利，更不屑于象小市民那样为一点蝇头小利与人纠斗。遵照尼采的指示，自己的使命不是做一只苍蝇拍，而应当象一缕孤独的清烟，把寒冷的天空寻求。但靠孤芳自赏毕竟应付不了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又是他不肯舍弃、无法抵御的，那缕清烟见风就要改变方向，甚至被吹散，飘不了太高。灵魂只能屈居于这个俗不可耐的臭皮囊里，寄人篱下就莫谈清高，还要为这个皮囊的种种欲望出谋划策——皮囊内有胃肠，外有阴茎。当然皮囊也要为灵魂的种种需求而奔波劳碌，甚至头破血流，真不知灵与肉是怎么分的工，谁是主，谁是仆。象动物那样为争夺食物或交配权而战，就是为了满足肉体；但人类要争的东西就太多了，很多目标高远空泛，与生存无关；有时甚至没有实际目标，纯粹为了征服欲而战，那都是灵魂问题了。有些人的征服欲、暴力欲和性欲同样强烈，已从手段独立为目的，上至战争狂人，下至寻衅滋事的地痞恶棍，都是如此。

王宇恒渴望的恒久，也有灵肉两种途径，一是身后留名，二是繁衍后代，前者很难实现，只能靠后者了。为此不但要寻找配偶，还要为后代争夺生存资源，这都不是清高的活儿。不能像尼采那样身后留名，却像尼采那样孤苦一生，孑然离世，这辈子可太亏了！清高只是懒惰者的借口，胆怯者的遮羞布！好在王宇恒的征服欲、暴力欲也不弱，可以战胜胆怯，他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

王宇恒记忆中最早的斗争形式是邻里打架。上学前，他家住在一幢解放前建造的老式楼房里，此楼共三层，每层有一个贯穿东西的大走廊，一侧向马路敞开，另一侧则排布一个一个的居住单元。每个单元里住三家，按面积分为大、中、小号，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联通三家门口的是一个狭窄的小走廊，往往因堆放过多的杂物而变得更加狭窄。另外还有两间三家共用的小仓库。这种格局当初设计时是按一家住一个单元考虑的，如今住三家，每家都拖儿带女，其拥挤和热闹可想而之，自然人们常常要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战。三十年后卖近万元一平米的面积，那时单靠武力就可以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