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囚中囚
囚中囚
子曰
一
假如我与“良种”不在同一个小组，也许我现在还活着。而现在我已经死了。
八个月前的一天下午收工时，民警带着牛高马大、气宇昂扬的同犯到我们小组，介绍道：“这位是孔庆谷，以后是你们的组长。” 民警走后，孔庆谷就拿出一包“玉溪”烟，逐个给我们递烟，对我们每个人点点头，一边说：“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要知道，这可是监狱里的高档烟，很少有人有的。我们都笑着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香烟。而“军师”刚开始推辞着没接孔庆谷的烟，孔庆谷一直坚持伸手递烟给“军师”，“军师”拗不过孔庆谷，就接受了孔庆谷的烟。
孔庆谷下楼拿行李的时候，“军师”说：“良种来这里，以后有得好看了！”有人便问“军师”，“良种”是谁？ “军师”回答：“良种”就是孔庆谷。有人再追问为什么有得好看？“军师”诡秘地笑了笑，不作回答。“军师”真名叫秦才宝，也是我们组的组员，他是城里人，过早秃头，头亮亮的，才40多岁呢，比我大几岁而已，因为他点子多，我们都叫他“军师”。
后来我们知道“军师”与“良种”曾在过同一个小组，两人关系不怎么样，属于互不搭理那一类。孔庆谷被叫作“良种”，是因为他说他父亲是随林彪南下的老干部，他祖籍是山东的，长得肥肥大大，喜欢自吹自擂，说自己出身高干，是良种，而且名字中有个“谷”字，谷子是可以做种子的，原来的组员便给他起外号叫“良种”。他很乐意这样称呼，也愉快地接受这个外号。我平常不爱讲话，不喜欢叫别人的外号，从没这样称呼过他。
我们小组原来的组长姓李，农民出身，很憨厚。民警批评我们小组存在这样问题那样毛病，他总是笑着自己承担责任。我们中谁不搞卫生，他从不作声，自己拿起扫把，扫扫两下，就帮搞了卫生。晚上睡觉前，是小组组员的欢乐时光，大家都开着玩笑，有时甚至拿李组长开玩笑。李组长不但不生气，那笑声比谁都大。往往要民警催促两三次，我们小组才安静下来。然而，我们小组却从来没发生什么大事，更别说有人打架。
李组长准备释放那天，我们开他的玩笑，说他回去不要心急，慢慢对待嫂子，别把“枪”弄断了。李组长又是笑笑了之。他老婆也真好，等了他8年。每年都来会见一、两次。我见过他老婆，很朴实，说话很小声。那次，我父亲来看我，我在会见室见过他老婆。他老婆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李组长却依然朗声说话。后来我看到他老婆也跟着他说笑了。他老婆的笑容还很可爱呢。真是羡煞我也！
李组长临走前，对我们说：“希望大家一直都开心快乐！”却没曾想，“良种”到我们小组后，我们小组再没有那种开心的氛围了。
“良种”来的当天晚上睡觉前，大家又在议论李组长，有的甚至说李组长现在已经骑在老婆身上了。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是最感兴趣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说笑笑个不停。“良种”默不作声，也许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说笑的趣味。
熄灯铃一响，“良种”跟着铃声喊了一声：“别吵了！睡觉了！”尽管他的声音不是很大，却犹如惊雷一样，小组顿时肃静下来。这样的现象，李组长在的时候绝不存在的，铃声过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在带头说笑呢！
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声一响，“良种”又是像跟屁虫一样，嚷着“起床了，搞好内务卫生！”
我们感觉，小组不是来了一名组长，而是来了一名监工。
二
我们的劳动项目是将一个个小灯珠焊接到一根根线上，形成一串串灯，再让其他人套进套筒里，形成灯管。进入市场后，有的挂在树上，有的用来折成字，镶在门面前，做门面的招牌，都是城里人用的。我是听“军师”说的，回想平常到城里，看到五颜六色的灯，我相信 “军师”所说的是真的。只是，那时候进城没留意而已。这种小灯珠真小，像粒米一样，所以，我们叫它“米灯”，它的主要部件是灯珠，灯珠连着两条1CM左右的小铜线，我们叫它“灯脚”。刚焊接米灯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电络铁蘸上一些焊锡后，把米灯脚与连线焊接起来，一颗一颗地焊接，连成一条灯，有时一条灯是50头，有时是一条灯100头。后来，“军师”发明了一种办法，使我们的产量提高了一倍，他的方法是将电络铁的焊嘴磨成瓢状，把焊锡溶化在“瓢”里，之后，我们一手拿灯脚，一手拿线头，将灯脚与线头同时放进“瓢”里，“瓢”里的焊锡便蘸到灯脚和线头上，灯脚和线头就连接好了。 “军师”因此得到了奖励。
自从“良种”到我们小组以后，我们小组改变了，变得完全按照监狱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小组经常得到了民警的表扬。当然，我们小组的笑声少了，更没有人在熄灯铃响后还说话。
在“良种”不在场的时候，我们也私下开开玩笑。 “良种”一到场，我们便立即停止开玩笑，装着去洗衣服或去看电视。
后来，“良种”再发烟，接受他的香烟的人越来越少。我仍然接受“良种”递给的烟，有时我也递烟给“良种”。
有一天“军师”传老崔的话给我，要我提防“良种”。我问“军师”老崔为什么这样说，“军师”说，老崔只说了这句话，没说其他话。“军师”还不耐烦地说：信你就听，不信你就不听，全由你。我便不好再说什么。我从此对“良种”有了戒备心，
老崔是我老乡，近50岁，比我先进监狱几天，我进监狱的时候，与他同在入监队，我们是那时候认识的。他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刑15年，然而，从他对我讲的案情看，他的罪应该判故意伤害罪。他的案情很简单，他儿子与另一个村的一名青年追求同一位女孩，双方互不服气，就结伙斗殴，互有伤亡。他被定为主犯，就被判刑了。
我知道老崔不是随便乱说话的人，他叫我提防“良种”，一定有他的道理。自从“军师”传话给我之后，我就一直想着老崔的话。可是，表面上，我与“良种”还是很和气。
几天后，我在医务室见到了老崔。老崔告诉我，“良种”敲诈过他的钱。老崔被“良种”敲诈，是在老崔刚进入监狱不久的时侯。那时候“良种”是入监队的组长，老崔进监时与“良种”同在一个小组，监狱要求每名刚进监狱的罪犯都要进行队列训练和背诵监规纪律，这样的时间一般要持续三个月，监狱称之为入监教育。这其实无可厚非，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进到监狱，先要知道监狱的规矩，这是常理。可是，没想到“良种”就是利用监狱的这一要求，敲诈老崔的钱财。当然，也怪老崔的不争气。在社会上的时候，老崔以杀猪卖肉为生，人称“杀猪佬”。早上起床，天刚蒙蒙亮，他就要赶到500多米处的屠宰场杀猪，刮毛、开膛、洗下水，之后用三轮车把猪肉拉到市场。到了市场，他一边忙着将猪肉与骨头分离，一边割下半把斤猪肝、粉肠丢给隔壁摊位的米粉店。不需要他说话，过几分钟，米粉店的老板娘就为他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当然米粉里有猪肝粉肠。他便从装钱的篮子拿出他那两斤装的酒瓶，一边夹吃米粉里的猪肝、粉肠一边喝酒。有客人来买猪肉，他便暂停喝酒，用手抹一下嘴，动手按照客人的要求割猪肉。中午时分，猪肉卖完了，他便与几个“杀猪佬”在墟场的小摊前一同喝酒。有时是他负责酒菜，有时是别人负责酒菜。由于他爽快，往往是他做东的时候多。在他们喝酒的时候，卖猪的主人便走到他们面前，说出自己有卖肉猪的意向，靠近卖猪主人的“杀猪佬”便与卖猪主人谈论价钱。而其他“杀猪佬”只能装着专心喝酒的样子，不能抢生意。若卖猪的主人直接喊某个“杀猪佬”，生意便属于被唤名的“杀猪佬”了。老崔“工龄”最长，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直来直去，人又爽快，许多卖猪的主人直接呼唤老崔的名字，要把猪卖给老崔。有时老崔忙不过来，便把生意转给其他“杀猪佬”。老崔因此很得人心。当儿子为抢女人要与对方开架时，他想都没想，一下就召集了两百多人，与对方大打出手。日复一日，尽管老崔日子过得很滋润，却把原来初中学到的东西都丢了，进到监狱，他看到文字就觉得头疼，更别说背诵监规纪律。“良种”看到老崔的短处，便到民警面前说老崔的坏话，说老崔不认真，老崔便被民警批评，还罚跑步。老崔有苦难言。“良种”便有意无意暗示老崔，要想日子好过，拿钱来。老崔是好强的人，他知道“良种”搞鬼，可他又不想象民警教育的那样揭露“良种”。他想，新鸡进鸡笼，总会被叮。花钱消灾吧！于是便打电话给家里，叫家人将一千元钱汇到“良种”指定的账号。之后，老崔真的不再被处罚，“良种”对他也和善多了。
老崔对我说“良种”敲诈他这件事，是在“良种”调到我们小组之后的几天，那时候，我的麻雀鸟还没被民警没收。老崔在医务室搞卫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良种”在我们小组当组长，他先是托人传话过来，要我对“良种”提防一些。那几个晚上，我一直想着老崔的话，睡眠也不好。民警以为我病了，建议我去医务室看病，我便去了，在医务室，我与老崔见面，老崔便把“良种”的这一劣迹告诉了我。当时，我一再劝老崔将“良种”的劣迹报告民警，但是，老崔说，钱是身外之物，就当是把钱弄丢算了，在监狱里，少惹事为上策。后来，民警提醒我注意纪律，我与老崔还没说完话，便分开了。
当天，回到宿舍，我曾想向民警举报“良种”的敲诈行为。但想到老崔的态度，我便想等与老崔再次见面的时候再劝他举报“良种”。为了见老崔，我装病几次到医务室，可是，我一直没再见到老崔。期间，我表面应付“良种”，内心对“良种”已没什么好感。我渐渐疏远“良种”。
子曰
一
假如我与“良种”不在同一个小组，也许我现在还活着。而现在我已经死了。
八个月前的一天下午收工时，民警带着牛高马大、气宇昂扬的同犯到我们小组，介绍道：“这位是孔庆谷，以后是你们的组长。” 民警走后，孔庆谷就拿出一包“玉溪”烟，逐个给我们递烟，对我们每个人点点头，一边说：“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要知道，这可是监狱里的高档烟，很少有人有的。我们都笑着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香烟。而“军师”刚开始推辞着没接孔庆谷的烟，孔庆谷一直坚持伸手递烟给“军师”，“军师”拗不过孔庆谷，就接受了孔庆谷的烟。
孔庆谷下楼拿行李的时候，“军师”说：“良种来这里，以后有得好看了！”有人便问“军师”，“良种”是谁？ “军师”回答：“良种”就是孔庆谷。有人再追问为什么有得好看？“军师”诡秘地笑了笑，不作回答。“军师”真名叫秦才宝，也是我们组的组员，他是城里人，过早秃头，头亮亮的，才40多岁呢，比我大几岁而已，因为他点子多，我们都叫他“军师”。
后来我们知道“军师”与“良种”曾在过同一个小组，两人关系不怎么样，属于互不搭理那一类。孔庆谷被叫作“良种”，是因为他说他父亲是随林彪南下的老干部，他祖籍是山东的，长得肥肥大大，喜欢自吹自擂，说自己出身高干，是良种，而且名字中有个“谷”字，谷子是可以做种子的，原来的组员便给他起外号叫“良种”。他很乐意这样称呼，也愉快地接受这个外号。我平常不爱讲话，不喜欢叫别人的外号，从没这样称呼过他。
我们小组原来的组长姓李，农民出身，很憨厚。民警批评我们小组存在这样问题那样毛病，他总是笑着自己承担责任。我们中谁不搞卫生，他从不作声，自己拿起扫把，扫扫两下，就帮搞了卫生。晚上睡觉前，是小组组员的欢乐时光，大家都开着玩笑，有时甚至拿李组长开玩笑。李组长不但不生气，那笑声比谁都大。往往要民警催促两三次，我们小组才安静下来。然而，我们小组却从来没发生什么大事，更别说有人打架。
李组长准备释放那天，我们开他的玩笑，说他回去不要心急，慢慢对待嫂子，别把“枪”弄断了。李组长又是笑笑了之。他老婆也真好，等了他8年。每年都来会见一、两次。我见过他老婆，很朴实，说话很小声。那次，我父亲来看我，我在会见室见过他老婆。他老婆看起来心情很沉重，李组长却依然朗声说话。后来我看到他老婆也跟着他说笑了。他老婆的笑容还很可爱呢。真是羡煞我也！
李组长临走前，对我们说：“希望大家一直都开心快乐！”却没曾想，“良种”到我们小组后，我们小组再没有那种开心的氛围了。
“良种”来的当天晚上睡觉前，大家又在议论李组长，有的甚至说李组长现在已经骑在老婆身上了。对于这样的话题，大家是最感兴趣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说笑笑个不停。“良种”默不作声，也许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说笑的趣味。
熄灯铃一响，“良种”跟着铃声喊了一声：“别吵了！睡觉了！”尽管他的声音不是很大，却犹如惊雷一样，小组顿时肃静下来。这样的现象，李组长在的时候绝不存在的，铃声过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在带头说笑呢！
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声一响，“良种”又是像跟屁虫一样，嚷着“起床了，搞好内务卫生！”
我们感觉，小组不是来了一名组长，而是来了一名监工。
二
我们的劳动项目是将一个个小灯珠焊接到一根根线上，形成一串串灯，再让其他人套进套筒里，形成灯管。进入市场后，有的挂在树上，有的用来折成字，镶在门面前，做门面的招牌，都是城里人用的。我是听“军师”说的，回想平常到城里，看到五颜六色的灯，我相信 “军师”所说的是真的。只是，那时候进城没留意而已。这种小灯珠真小，像粒米一样，所以，我们叫它“米灯”，它的主要部件是灯珠，灯珠连着两条1CM左右的小铜线，我们叫它“灯脚”。刚焊接米灯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电络铁蘸上一些焊锡后，把米灯脚与连线焊接起来，一颗一颗地焊接，连成一条灯，有时一条灯是50头，有时是一条灯100头。后来，“军师”发明了一种办法，使我们的产量提高了一倍，他的方法是将电络铁的焊嘴磨成瓢状，把焊锡溶化在“瓢”里，之后，我们一手拿灯脚，一手拿线头，将灯脚与线头同时放进“瓢”里，“瓢”里的焊锡便蘸到灯脚和线头上，灯脚和线头就连接好了。 “军师”因此得到了奖励。
自从“良种”到我们小组以后，我们小组改变了，变得完全按照监狱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小组经常得到了民警的表扬。当然，我们小组的笑声少了，更没有人在熄灯铃响后还说话。
在“良种”不在场的时候，我们也私下开开玩笑。 “良种”一到场，我们便立即停止开玩笑，装着去洗衣服或去看电视。
后来，“良种”再发烟，接受他的香烟的人越来越少。我仍然接受“良种”递给的烟，有时我也递烟给“良种”。
有一天“军师”传老崔的话给我，要我提防“良种”。我问“军师”老崔为什么这样说，“军师”说，老崔只说了这句话，没说其他话。“军师”还不耐烦地说：信你就听，不信你就不听，全由你。我便不好再说什么。我从此对“良种”有了戒备心，
老崔是我老乡，近50岁，比我先进监狱几天，我进监狱的时候，与他同在入监队，我们是那时候认识的。他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刑15年，然而，从他对我讲的案情看，他的罪应该判故意伤害罪。他的案情很简单，他儿子与另一个村的一名青年追求同一位女孩，双方互不服气，就结伙斗殴，互有伤亡。他被定为主犯，就被判刑了。
我知道老崔不是随便乱说话的人，他叫我提防“良种”，一定有他的道理。自从“军师”传话给我之后，我就一直想着老崔的话。可是，表面上，我与“良种”还是很和气。
几天后，我在医务室见到了老崔。老崔告诉我，“良种”敲诈过他的钱。老崔被“良种”敲诈，是在老崔刚进入监狱不久的时侯。那时候“良种”是入监队的组长，老崔进监时与“良种”同在一个小组，监狱要求每名刚进监狱的罪犯都要进行队列训练和背诵监规纪律，这样的时间一般要持续三个月，监狱称之为入监教育。这其实无可厚非，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进到监狱，先要知道监狱的规矩，这是常理。可是，没想到“良种”就是利用监狱的这一要求，敲诈老崔的钱财。当然，也怪老崔的不争气。在社会上的时候，老崔以杀猪卖肉为生，人称“杀猪佬”。早上起床，天刚蒙蒙亮，他就要赶到500多米处的屠宰场杀猪，刮毛、开膛、洗下水，之后用三轮车把猪肉拉到市场。到了市场，他一边忙着将猪肉与骨头分离，一边割下半把斤猪肝、粉肠丢给隔壁摊位的米粉店。不需要他说话，过几分钟，米粉店的老板娘就为他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当然米粉里有猪肝粉肠。他便从装钱的篮子拿出他那两斤装的酒瓶，一边夹吃米粉里的猪肝、粉肠一边喝酒。有客人来买猪肉，他便暂停喝酒，用手抹一下嘴，动手按照客人的要求割猪肉。中午时分，猪肉卖完了，他便与几个“杀猪佬”在墟场的小摊前一同喝酒。有时是他负责酒菜，有时是别人负责酒菜。由于他爽快，往往是他做东的时候多。在他们喝酒的时候，卖猪的主人便走到他们面前，说出自己有卖肉猪的意向，靠近卖猪主人的“杀猪佬”便与卖猪主人谈论价钱。而其他“杀猪佬”只能装着专心喝酒的样子，不能抢生意。若卖猪的主人直接喊某个“杀猪佬”，生意便属于被唤名的“杀猪佬”了。老崔“工龄”最长，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直来直去，人又爽快，许多卖猪的主人直接呼唤老崔的名字，要把猪卖给老崔。有时老崔忙不过来，便把生意转给其他“杀猪佬”。老崔因此很得人心。当儿子为抢女人要与对方开架时，他想都没想，一下就召集了两百多人，与对方大打出手。日复一日，尽管老崔日子过得很滋润，却把原来初中学到的东西都丢了，进到监狱，他看到文字就觉得头疼，更别说背诵监规纪律。“良种”看到老崔的短处，便到民警面前说老崔的坏话，说老崔不认真，老崔便被民警批评，还罚跑步。老崔有苦难言。“良种”便有意无意暗示老崔，要想日子好过，拿钱来。老崔是好强的人，他知道“良种”搞鬼，可他又不想象民警教育的那样揭露“良种”。他想，新鸡进鸡笼，总会被叮。花钱消灾吧！于是便打电话给家里，叫家人将一千元钱汇到“良种”指定的账号。之后，老崔真的不再被处罚，“良种”对他也和善多了。
老崔对我说“良种”敲诈他这件事，是在“良种”调到我们小组之后的几天，那时候，我的麻雀鸟还没被民警没收。老崔在医务室搞卫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良种”在我们小组当组长，他先是托人传话过来，要我对“良种”提防一些。那几个晚上，我一直想着老崔的话，睡眠也不好。民警以为我病了，建议我去医务室看病，我便去了，在医务室，我与老崔见面，老崔便把“良种”的这一劣迹告诉了我。当时，我一再劝老崔将“良种”的劣迹报告民警，但是，老崔说，钱是身外之物，就当是把钱弄丢算了，在监狱里，少惹事为上策。后来，民警提醒我注意纪律，我与老崔还没说完话，便分开了。
当天，回到宿舍，我曾想向民警举报“良种”的敲诈行为。但想到老崔的态度，我便想等与老崔再次见面的时候再劝他举报“良种”。为了见老崔，我装病几次到医务室，可是，我一直没再见到老崔。期间，我表面应付“良种”，内心对“良种”已没什么好感。我渐渐疏远“良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