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
相比之下，公安、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存在内部不一致性。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
特别是，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导致5%的偏差，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8%的偏差。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45，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68。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
翟振武还提到，“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平均生育了1.68个孩子。这就与教育部、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是生于1972年的70后，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2010年区间里，已是35-38岁，早过了生育高峰
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2010年的妇女，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25，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4，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
三、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修正”生育率，有着深刻的教训。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22。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2-1.5，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22的生育率上调47.5%到1.8。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计划生育部门把“修正”后的1.8奉为权威数据，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当年的生育率仅1.35。
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是故伎重演。 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
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在2007-2010年，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45、1.48、1.37，1.19；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平均为1.43。而2011-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4、1.25、1.22、1.26、1.05，平均为1.16，比2007-2009年要低19%，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2009年间的最低值。
不过，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其实，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在2001-2009年，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平均每年多180万。但在2011-2015年，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平均每年要多387万。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 在2001-2009年，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年均少71万；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要多23万到230万，年均多107万。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
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如果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
按该报告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
坦率地说，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此后，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一文中则提到：“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甚至可以明确地说，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低预测）的可能性都是零。”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
四、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 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
因此，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从2001到2007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8，那也意味着20%的妇女将终生无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