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做了1600多年的“桃花源”美梦。但直到当前，还是没有人知道 “真”桃花源究竟在哪里。这不但是一件怪事，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神秘未解的谜。
疑问在哪里呢？有六大悬念：一、陶渊明是不是当时受歧视的“少数民族”溪峒蛮人的后代？二、陶渊明的创作、生活与思想，对写作《桃花源诗并记》有什么影响？三、较早记载入史册的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四、陶渊明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的启发？五、“发现”桃花源的渔人黄道真是南方的“少数民族”溪峒蛮人吗？六、武陵在陶渊明时代有没有桃花源？
现代史学家陈寅恪，率先捅了这个“马蜂窝”。1936年，陈寅恪发表《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公认的南方武陵说，认为“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洛水上游一带。这篇论文传播开来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许多人争先恐后地抢着拜读。在当今的文化界，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不休。
也许人们会好奇地问： 桃花源不是在武陵吗？难道另外还有地方叫桃花源的？一般人看来，桃花源在武陵已是“定论”，这个质疑竟然引发这么大的争议，简直不可想象。这是为什么？都是那些疑问惹的“祸”。读完本文，就会知道其中为何如此神秘的。
先从第一个疑问谈起，讲讲陶渊明是不是当时受歧视的“少数民族”溪峒蛮人的后代？
许多人都不了解，陶渊明有“少数民族” 溪峒蛮人嫌疑的身世。陶渊明的家族可能是当时受歧视的溪峒蛮人，还被人抓着了“把柄”，属地位低下的寒门庶族。他的祖先原居住在鄱阳郡（今江西波阳），西晋灭掉吴国后迁到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那里都属鄱阳湖地区，杂居着汉族和溪峒蛮等少数民族。陶渊明的曾祖叫陶侃，早年是一个穷光蛋，靠捕鱼为生。来到洛阳“跑官”，因“府望不显”，没有人把他带进“圈子”，甚至认为同他打交道都是耻辱。虽然后来成为一个大军阀，官拜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还是被士人鄙视为“溪狗” 。可见，他们的家族为主流社会所歧视，根本没有什么门望，极有可能是溪峒蛮人，不然的话，别人也不会骂他是“溪狗”。
当时的户籍档案的记载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东晋时期的户籍档案有“黄籍”、“白籍”之分。江南本土户口，编入“黄籍”；南渡侨民，类似于“流动人口”，于是侨置郡县，编入“白籍” ，相当于办“暂住证”。当时的士族豪强享受特权，“百役不及，高卧私门”，所以不少寒门庶族，冒充士族，逃避赋役。一旦在它上面造假改动一下，写上一笔辉煌的“神话”，偷偷填下原本没有官爵之类，那么一生不仅能享受特权，还可能趁此显赫的资历做官，如鱼得水，平步青云。
陶渊明家族有可能偷改户籍档案，以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冒充华夏族，但被人抓到了“把柄”， 盖子没捂得住，“负面”消息传播开后，于是人人都认为他家是“溪峒蛮”，所以即使陶侃身为大军阀，还是被骂作“溪狗”。
因此，陶渊明一生坎坷，到处碰钉子，不是偶然的。更不幸的事情，到陶渊明长大成人的时候，有数代人做大官的他们家已经衰败没落了。四十一岁的那年，他做了彭泽县的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的官，想起多年来的辛酸，好没面子，在官场中混了这么久，还要向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上司哈腰敬礼，何必“为五斗米折腰”？不如提前“退休”算了，于是陶渊明把县令印信一丢，主动离职，回家种地去了。
既没有显赫一时的官爵，又不是士族豪强，还有少数民族溪峒蛮人的嫌疑，更被主流社会歧视，所以，在当时的世人心目中，陶渊明只是一位人格高洁的隐士，他的诗文没有什么大名气。
陶渊明死了百余年后，被崇拜者们追捧为大诗人。南朝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为之编集和作序，还举办了《陶渊明集》首发式的“新闻发布会”。一时，陶渊明的身价飞涨，蔚然为一代大诗人。于是，他被推尊作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家。譬如唐代的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正是这位“先进”“标兵” 陶渊明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遗风。

现在再谈第二个疑问，看看陶渊明的创作、生活与思想对写作《桃花源诗并记》有什么影响。根据文献材料，可以断定，其中必有紧密联系。
陶渊明隐居山林，一生从事田园诗歌创作。作为民间文艺家，他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歌，内容包括为对田园自然风光的描绘、对自己劳动生产的体验和闲居交游、读书饮酒等多个方面。陶渊明热爱自然风光，厌恶现实社会，把它称作“俗”，认为官场是“樊笼”、“尘网”。他怕“坐牢”，要“逃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作为一个农民，陶渊明非常贫困。在一首怀念古田舍的诗中，他说，“转欲志常勤”、“聊为陇亩民” ，表示要勤劳和安心种地。还有一首诗，写了他为豆除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在一首收获早稻的诗中，写他早起收割，夜晚负耒而归，“田家岂不苦” ？陶渊明这样勤勉，却不免“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甚至于无米下锅，被迫乞食。
陶渊明改创新自然说，鼓吹“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一位大思想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推其造诣所极，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依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旧自然说公然对抗“吃人”的“名教”，甚至搞宗教起义，而陶渊明的新自然说虽反对 “名教”，但仅只是搞“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即不和政治势力合作，外学儒家，内修道家，将生命精神融入宇宙造化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类似于道教吸收禅宗学说改进教义的方法，也是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范例。
正是如此，在生命融入宇宙造化之中后，田园生活无处不有“真意”。在“心在两端”的陶渊明看来，生命的“真意”只有从田园风光的游赏、劳动生产的体验、读书饮酒中才能获得，有他的诗为证：“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诗中提到的“真意”究竟是什么？应当是真朴无伪，纯粹天然。庄子早就说了：“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桃花源是陶渊明幻想出来的安慰剂，有点像吃现代人摇头丸。他想通过它彻底否定当时的既成社会，以寄托他一生对田园山水的诗意理想。这些理想全部体现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桃花源里风光恬静和谐，自然与人融为一体；没有世俗政权，不收农业税，没有杂役，无剥削与掠夺，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劳动，家家富裕，人们生活愉快。
也许有人会问：桃花源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理想世界呢？
许多人认为，桃花源是带有道教色彩的神仙境地。大约是《桃花源诗并记》中有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一句，于是诗人们都认为桃花源是仙境，如韩愈《桃源图》有“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诗句；刘禹锡《桃源行》有“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 诗句；王维《桃源行》有“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与“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诗句。据说，最早认为桃花源是仙境，还是陶渊明的《搜神后记》一书。
对于真桃花源在武陵（今常德），几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自从陶渊明以后，历代文人骚客还争相咏题 “桃花源”，譬如南北朝时期有庾信、徐陵等人，唐代有王昌龄、李白、刘禹锡、杜牧等几十个人，宋代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第一个怀疑者。因此，他撰写《桃花源记旁证》后，引起学术界争议，先后有唐长孺先生的《读桃花源旁证质疑》、劳榦先生的《桃花源偶记》，逯耀东先生的《何处是桃源？》的对他的质疑。
最近几年，中国旅游业发达，不少地方乘机大肆炒作，在某些学者索隐文献的配合下，牵强附会，自称“真” 桃花源。于是乎，“真”桃花源如雨后的春笋，一夜之间冒遍全国各地。

现在我们谈谈第三、第四个疑问，看看较早记载入史册的 “桃花源”究竟在哪里？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的启发？同时看看陈寅恪先生那篇文章是怎么论述这两个问题的。
较早记载入史册的 “桃花源”，即古桃林，在古代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一带，相传还是周武王攻打殷商养牛的地方。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山经》里就记载“桃林”，晋人郭璞作注时说它在“今弘农湖县阌乡南谷中”。
陈寅恪先生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既深藏有特别的寓意，又涵有纪实的成分。文中的寓意，基本上人人都知道了。但其中纪实的成分，古人和近人讲来讲去，都不得要领。事实真相是这么的：陶渊明的纪实部分来源于北方弘农或洛水上游一带——“桃源”的坞堡。
陈寅恪先生的论证的主要在纪实部分。他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从避难入山推到坞堡组织；又从坞堡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 “皇天原”附近有阌乡的古“桃林”，再由此推论出桃花源。
陈寅恪先生论证有五大要点：（甲）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不在南方的武陵；（乙）人们逃入真桃花源，是因为躲避符秦之乱，不是躲避秦始皇的秦朝之乱；（丙）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春夏之际，刘裕曾率军队攻入函谷关。《桃花源记》纪实成分是依据随军的戴延之等所看到的材料而写成的；（丁）《桃花源记》寓意的成分是牵连混合刘子骥进入衡山采药故事，还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的；（戊）陶渊明《拟古诗》的第二首可以和《桃花源记》互相验证引申。
陈寅恪先生首先从避难入山推到坞堡组织论证起。
西晋末年，“戎狄”、“盗贼”等“恐怖组织”到处流窜，光天化日之下，烧杀抢掠，绑架人质，索要赎金。一时，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于是，当时世居中原的人民纷纷逃难，迁徙他乡，投靠不同的社会割据势力。如果逃亡到东北的，则依靠慕容政权；逃亡到西北的，则归顺张轨的领域，逃亡到南方的，则侨寄江南孙吴故壤。
当然，总有一些不能远离故土迁至他乡的人，那么这些人怎么办？他们大多纠合宗族乡党，修筑堡坞，占据险要的地势，“正当防卫”，躲避“戎狄”、“寇盗” 等“恐怖组织”带来的劫难。陈寅恪先生援引十多种典籍，从中找出了西晋末年在不少地方的民众修筑堡坞来据险自守的事例。
据相关典籍记载，当时的坞堡多由“堆石布土”依险而筑，并且很早就存在。据目前的资料，早期以西北地区为多，如董卓的郿坞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坞堡的修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山顶平原，二是溪谷水源之地。地理位置险要，人迹难通，既须可阻胡马的突击侵扰，能防盗贼的包抄偷袭，还要保障日常生活的物质供给。
接下来，陈寅恪先生又从坞堡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 “皇天原”附近有阌乡的“桃林”，再由此推论出桃花源。
晋义熙年间刘裕带兵攻入长安的时候，曾经派戴延之占据“檀山坞”。在“檀山坞”附近，有一个地方叫皇天原。在郦道元《水经注》一书的《河水篇》、《洛水篇》中，就有依山险水源建筑而成的“檀山坞”的记载。
皇天原一带不远的地方叫“桃源”，本是周武王攻打殷商养牛的古“桃林”。 “桃林”面积很大，从灵宝县以西到潼关，都属于“桃林”。 那里的地理位置也符合修筑坞堡的特征。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灵宝县还在那里修建了“桃源宫”。
以上，陈寅恪论证的要点是（甲），即“真”桃花源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而不在南方的武陵。
第四个悬念是：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诗并记》究竟受到了哪些“传闻”启发呢？
陈寅恪先生怀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了戴延之等进入函谷关途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记》的纪实成分可能取材于这里。因为，在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曾领兵西伐符秦。陶渊明与参与这一次征西的将领早有交往，且在战前，他还写一首诗赠送给随军出行的羊长史（即松龄）。
《桃花源记》和征西将领的见闻相类似。征西将领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走在前面，他们在晋义熙十三年（417）春二、三月间抵达潼关。这一年的四月，刘裕达到洛阳，他马上就派戴延之等逆洛水而上，占据檀山坞而返回。因皇天原附近山势太高，温度低，所以节候较晚。《桃花源记》里所说的“落英缤纷”，实有可能。而桃林、桃原等地既以桃为名，那里即使没有桃花，也可以牵强附会。何况晋军前锋抵达崤山和函谷关的时间，在春天的二、三月间，正是桃花开放的季节，皇天原的下面，玉涧水的旁边，桃树成林，更是清理之中的事情。《桃花源记》所说的“山有小口”的记载，当然与郗鉴的“峄孔”差不多。所讲的“土地平旷”的事情，应当和皇天原的“平博方可里馀”相类似。刘裕派戴延之等逆洛水而上占据檀山坞而返，与《桃花源记》中武陵太守遣人寻桃花源最终找不到地方一事，悬殊不大。
以上，陈寅恪论证的要点是 “丙”，即桃花源记实的成分是依据东晋义熙十三年（417）春夏间，戴延之等进入函谷关时所见的材料而写成的。
陈寅恪先生说，今天见到的《搜神后记》，应该是陶渊明的作品。他对陶渊明的家世信仰和个人思想都有研究，怀疑《搜神后记》确实与陶渊明有关联。该书因杂有南朝宋元嘉四年（427）陶渊明逝世后的事情，所以被学者们断定为后人的学术造假的。但该书为随笔杂记之体，没有固定的系统。书中有后人增窜的文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大不必据此就断定全书为学术造假。即使全书是学术造假，也必是六朝人写的，由抄录、编辑前人旧稿而成。
《搜神后记》里有刘子骥进入衡山采药的事情。在《搜神后记》卷一第五条，就是《桃花源记》，该文章中，武陵太守名叫刘歆，却没有“刘子骥欣然规往”等语句。该卷第六条记刘子骥进入衡山采药，看见涧水南面有两个石囷，因为迷失道路，迫不得已回家。另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子骥想继续寻觅，但再也找不到那个地方了。这件事情，在唐代编修的《晋书·隐逸传》也有记载。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因为取桃花源与刘子骥二事牵连混合，所以桃花源一地不得不移植到南方的武陵。桃花源虽然原来在北方的弘农或洛水上游一带，但因牵连混合刘子骥进入衡山采药的事情，不得不把地点移植到南方的武陵。陈寅恪先生更怀疑，《搜神后记》中渔人黄道真的姓名的涵义，与刘裕所派遣的逆溯洛水而上的虞道元颇相对应。刘子骥隐居南郡的阳岐山，离武陵不远，而东晋隆安五年（401）分南郡设置武宁郡，武、武字同，陵、宁音近（来泥互混），可能是故意影射时政，类似于江湖黑话，其中藏有玄机，所以不嫌牵连混合。
《桃花源记》中所谓的“避秦之乱”，是避符生符坚的符秦而说的，而不是秦始皇、秦二世之嬴秦。《晋书》里说，符生的符秦政权统治残暴，民不聊生，所以最终亡国。从符生的暴政或符坚的亡国到刘裕的攻入函谷关，中间相距六十年到三十年之久。所以，当时避乱的人们虽然不知外界的情况，但是他们的服饰和外人一样。而如“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语，则是陶渊明特加的一笔。
陈寅恪说，在陶渊明的心目中，商洛、崤函一带本是真桃花源的所在地。曹魏时期的田子泰报仇绝望之后，逃入徐无山里面，亲自种地养育父母亲，“百姓”听说他的“先进”事迹后，仰慕他的高风亮节，不断地逃来徐无山，几年之内就聚集了五千多户人家。田子泰的“先进”远超过了桃花源里避秦的人们，物极必反，所以陶渊明《拟古诗》第二首对此略有微词。《拟古诗》第二首诗中“非商非戎”句，“商”是指秦汉之际四皓逃入商山避秦的事情，“戎”是指老子出函谷关去西戎化胡的事情。
以上，陈寅恪论证的要点是（乙）、（丁）、（戊），即人们逃入真桃花源，是躲避符秦之乱；《桃花源记》寓意的成分是牵连混合刘子骥进入衡山采药故事，还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的；陶渊明《拟古诗》的第二首可以和《桃花源记》互相验证引申。
宋代的苏东破说，传说中的桃花源一事言过其实，它不是神仙世界。假如桃花源真在武陵，早成了人们生死争夺的场地了。陈寅恪先生非常称赞苏东坡，说他是古今论桃花源中最有通识的，而洪兴祖解释韩愈《桃源图》诗，讲桃源不仙境的说法，远在苏东坡的后面。
陈寅恪先生最后说：“近人撰著或袭苏洪之意，而取譬不切，或认桃源实在武陵，以致结论多误。故不揣鄙陋，别拟新解。要在分别寓意与纪实二者，使之不相混淆。然后钩索旧籍，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穿凿附会之讥固难免，然于考史论文之业不无一助，或较古今论辨此记之诸家专向桃源地志中讨生活者聊胜一筹乎？”陈先生的意思是，研究桃花源问题，只有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总比那些读死书的好。
陈寅恪先生对《桃花源记旁证》一文颇为满意。《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完成十年后，他详细阅读了居延汉简，又找到《后汉书·西羌》相参证，发现坞堡来源与西北的关系更加明了。
笔者案，《桃花源记旁证》的论证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在一般人认为毫无关联、无迹可寻的史料之间，陈寅恪先生却能从中发现“线索”。如汪荣祖先生赞颂陈先生说：“陈寅恪之发现‘真’桃源，其妙处在揭露晋末北方坞堡之存在，而坞堡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为旧史家所忽略。”这是一般人少有的识见。大凡史学大家做学问，多在无字处读书，常从无疑处发疑。应当说，陈寅恪就属于这类人之一。虽然陈寅恪先生列举出的许多证据大多只是孤证，并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但是要完全驳倒他，一一找出反证，则又几乎不可能。因此，那些反驳他的人，只能作为他观点的材料“补充”。
下面，我们谈谈陈寅恪先生的反对者们的意见，恰好可以顺便谈起第五个疑问，看看发现桃花源的渔人黄道真是否为南方“少数民族”溪峒蛮人？ 甚至于还要重新回答第四个疑问，陶渊明是否南方的溪峒蛮族的传闻的影响？
当然，对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持否定态度的人，也有好几个。1969年，劳榦发表《桃花源偶记》一文，反对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北方干枯的黄土峡谷，与《桃花源记》“良田、美池、桑竹之胜”不相宜， “总觉得放在长江流域，心里才比较合适”。汪荣祖先生据科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气候变化情况，可能影响到植物生长问题。此外，人力破坏生态系统，也造成了北方“桃林”的消逝。因此，在汪荣祖先生看来，劳榦对崤函一带黄土的印象，是靠不住的。
也是在1969年，逯耀东发表《何处是桃源？》一文说：“以他（陈寅恪）的功力应是百无一失的，但偶然也会稍有偏差。” 汪荣祖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固然会有偏差的时候。但就《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来看，到底有没有偏差，还值得进一步的研讨。
有许多人认为，《桃花源记》中的纪实成分有可能取材于南方的溪峒蛮族。不少没有被中央政权“王化”的南方溪峒蛮，直到唐宋时期记载入史书，被很多史家所忽略。
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就持这种观点。唐长孺先生认为桃花源不可能在北方。按照汪荣祖先生的说法，唐长孺确有进一步的发现，比如陶渊明根据武陵蛮族人入山的传说，所谓“避乱”不全部是指避兵，也可能指逃避徭役，并且桃花源中所述的理想社会与实际的坞堡生活很不相同，都颇有识见。这些识见都是从陈寅恪先生的观念上衍发而来，所不同意于陈寅恪先生的，只是桃源在何处一点。唐氏相信桃花源在武陵一带。
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长孺搜索到了陶渊明时代的多种版本的相关民间传说，及饱受世俗政权剥削、社会动乱的乡民逃入溪峒蛮族的山泽中的史料。唐长孺先生说：“我们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但闻而记之者不止渊明一人。” 于是，他引述与陶同时而略晚的刘敬叔《异苑》（卷一）来论证他的观点：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唐长孺先生发现这类型故事还有不少版本。比如蜀氏进入石穴，发现有白鹿山小成都，比如有蛮人进入武陵西（酉）阳南的石穴，得知有类似于桃花源的世界等。因此当时没有广播、报纸、电视之类的媒体，所以这类型的故事在流传中多少走一些了样。陶渊明和刘子骥都有可能听到过这类型的传说故事。
唐长孺还认为，陶渊明从小在鄱阳湖附近长大，耳闻目睹，可能十分熟悉当地的人们逃入山泽躲避“农业税”和杂役的史实。事实上，陶渊明可能是“少数民族”溪峒蛮人的后代，又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溪峒蛮人杂居在一起，确有可能了解当地的历史与民间传说 。因此，唐长孺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立。
唐长孺先生又说，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叫黄道真可能是蛮人。因为史书上记载的蛮人很多都姓黄，而武陵又曾经是五溪蛮人的聚居地，所以《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姓黄的传说并不偶然。笔者案，唐先生这一推论难以确证，好比现今社会的开理发店的多姓李，但并是所有姓李的就一定是开理发店的。
老百姓躲入山泽中逃避赋役，这类事情屡见于史书。大约是溪峒蛮隐居山泽，独立于 “文明”的边界，不受“王化”，根本没有农业税和杂役等事。老百姓逃入山泽，即使被发现了，地方政权也鞭长莫及。
古代有很多的南方蛮族，避居山泽险要，是中央政府统治“盲区”。不仅只有武陵地区的五溪蛮人，譬如直到唐宋时期才被“发现”的梅山蛮，所处具体地理位置在今湖南中部雪峰麓之中北部、资水中下游，东起长沙、南至邵阳、西至沅陵、北至常德的广大地区。北宋熙宁五年（1072），章惇“开发”梅山，设置新化和安化两县。据《宋史》说，“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这些地区不为外界所发现，是真正的“桃源”。世俗政权也无法在该地区行使统治权。类似于像梅山蛮区的山泽区，当时的南方存在很多。所以唐先生的推断也还有些疑问。

第六个疑问是：武陵在陶渊明时代有没有桃花源？
即使在被后人公认的武陵（今常德）桃花源，也找不到最早的确凿证据。因为桃花源是“虚构”的，我们不要拘泥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每一词句，以此按图索骥。
在晋代，武陵还没有桃花源。明《嘉靖常德府志》中说：“桃川宫，晋人建。” 虽然它是目前最早又完整的常德地方志，但晋、明之间年代久远，又不能打个电话去验证，这种说法极不可靠，根本不能确信。因为北朝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沅水流经沅南县（今桃源县）时，根本没有提及桃花源，可见晋代还没有桃花源。
在陶渊明《桃花源记》问世之后，人们通过这篇文章“发现”了桃花源。清人蒋维光《游桃花源》就点明其中的奥秘：“此境何人辟？渊明记一篇。”黄闵是南朝萧齐武陵人，伍安贫是萧梁时的武陵人，两人均生活在陶渊明之后。他们都曾写有不同的《武陵记》，也各自记载有捕鱼人黄道真发现桃花源一事。“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年号，时间为西元376—396。西元1986年，有人以此推算而举办“武陵渔郎发现桃花源1600周年纪念会”，把传说当成信史，太不严谨了，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南朝梁、陈时期的桃花源还处于草创初期，萧条荒凉，人迹罕至。南朝梁、陈间诗人徐陵和北周诗人庾信游咏桃花源的两首诗歌，可以作证。
武陵桃花源成为声振天下的名胜，并成为道教圣地的“第三十五洞天” ，则是唐代的事情了。当地的居民已办起了“农家乐”创收，不少著名的诗人慕名而纷至沓来游赏、题咏它，据文献所录，有王昌龄、李白、刘禹锡等数十人。在唐初，桃花源内已建成主体建筑“桃源观”，并形成“桃花溪”、“桃源洞”、“佳致碑”等胜迹和黄炼师及瞿童在桃花源修道升仙的传说。据说，刘禹锡还曾做过桃源的广告形象代言人。在他担任朗州（今常德）司马期间，数次游历桃源，创作《桃源一百韵》和《桃源行》等诗，四处宣传桃源。
宋代以后，桃花源的道教的规模越来越大。宋乾德元年（963），常德设置了“桃源县”。在宋代淳化元年（990），桃源观修成“五百仙人阁”，取名叫望仙阁。当时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陆游等人，前来游赏、题咏桃花源。自唐宋至今，千余年来，不少文人骚客前来游赏、题咏桃花源的诗文、楹联与碑刻则不计其数。

陶渊明根据民间传说、朋友见闻和他的道家思想信仰，信手拈来一写，竟然累苦了我们后世的学者，好像是小胡同里赶，考证来考证去，却无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自从武陵桃花源被人们“找到”以来，那里几乎历代都是道教胜地。看来，人们对这种自由自在的桃花源生活惟有藉望求道修仙了，而千万不要奢望那个子虚乌有的黄道真。





注释：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8—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陶渊明集》，岳麓书社；沈文凡主编《汉魏六朝诗三百首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也见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第33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80—2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归田园居》其一，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饮酒》其五，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庄子·渔父》，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归田园居》其三，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乞食》，见陶渊明《陶渊明集》。
宋吴子良《荆溪林偶谈》卷二
旧题陶渊明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云：“自梁已然，远在《隋志》之前。”可能是假托陶所作，而陈寅恪认为原为陶作，可能有后人增窜。
见唐开韶的统计，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3—17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40—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劳榦，《桃花源偶记》，载《中央日报》《副刊》（台北，1969年11月13日、14日），转引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41页。
竺可桢，《五千年来中国气候之变迁》，载《中国建设》，1973年，第22卷9期， 第14—17页。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42页。
逯耀东，《何处是桃源？》，《中央日报》《副刊》（1969年12月18日）。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43页。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第141页。
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4页。
唐长儒援引了《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二《神仙感遇传》、《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等文献材料。
《晋书》六六《陶侃传》载陶侃本鄱阳人，后迁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早年捕鱼为生一事，又《世说新语·容止》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条记庾亮畏见陶侃，而温峤劝庾亮前往之言云：“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又《后汉书》一一六《南蛮传》章怀注引干宝《晋纪》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也。”
《三国吴志·诸葛恪传》记载有“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譬如《宋书·夷蛮传》有荆州“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入蛮，蛮无徭役”的记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郦道元《水经注·沅水》：“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谓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朗州》条引黄闵《武陵记》：“武陵山中，有避秦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八《朗州》条引黄闵《武陵记》：“昔有临沅黄道真在此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 《方舆胜览》卷三十《常德府·山川》引伍安贫《武陵记》云：“晋太康中，武陵渔人黄道真泛舟自沅溯流而入。道真既出，白太守刘歆，与俱往，则已迷路。”
徐陵《山斋》诗有“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宾。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句；庾信《咏画屏风》诗有“逍遥游佳苑，寂绝到桃源。狭石分花径，长桥映水门”句。见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见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王应麟《玉海》，南宋类书，见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蒋维光《游桃花源》，见清唐开韶《桃花源志略》，藏湖南图书馆；又见《桃花源志》，桃花源文物管理所1986年编，藏湖南图书馆。




补充说明：本文是在3年前的一个暑假完成，仍犹待补充修订。藏之箱底，纳于书柜，早已遗忘还有此文。上周清理旧书与笔记本，发现了此文，为尊重当年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历史原貌，也就暂时没有修订，以作为对过去的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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